鸿星科技:芦笛：代苏东坡重写《晁错论》

芦按：

大苏《晁错论》实在没法看下去，再重组删削也只能是篇烂文章，无非是变得更加精练些而已，干脆代他另写一篇算了。本人才气与文字功夫当然不如他万一，不过识见超出他不知凡几。我这当然不是无聊到与古人比高低，而是想打破大众的错觉，告诉大家别听那些国学家的疯话，古人没什么稀罕的，因为他们无缘掌握西式思维方法，因此哪怕绝顶聪明如大苏也白搭。此所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苏东坡是不幸长在传统思维涧底的苍松，而后生芦某则是有幸长在西式思维山顶的小草。

下面的代作，只是指出了东坡不懂“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之别，因而以为只要“无务为自全之计”便能“成大功”，却忽略了晁错与汉景帝对削藩明摆着要引起的大乱毫无准备。最令人骇然的，还是历代评论此事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却竟然没人看到这点，而大苏这篇使用隧道眼写出来的烂文章还成了“观止”！他关心的似乎只是晁错该如何明智自保，为此竟然建议晁错那文人自己率兵出征，丝毫没意识到那只能是速祸之道。这且不论，我觉得该文乃是典型的凤头猪尾，第一段乃是全文精华，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然而文字在展开后便偏离了那极有价值的重心，把焦点完全转移到晁错该怎么做才能最有效地防止奸臣挑拨（其实袁盎也不能算奸臣）、巩固皇帝的恩宠上去了，实在是无聊之至。

尽管如此，东坡此文并非一无是处，愚以为最有价值的还是第一段，也就是当国家表面承平，但内部深藏致命隐患时到底该怎么办？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何况现在朝廷权威之薄弱，根本就对付不了诸侯。即使朝廷想改革，也很可能激起大乱。假定中央确有决心改革（improbable, merely pure hypothesis），那究竟就这么苟安下去，拖延到定时炸弹将来发作好些，还是冒险改革触发大乱更对百姓有利？Only God knows。

下面粗体字部分是我的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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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按：

大苏《晁错论》实在没法看下去，再重组删削也只能是篇烂文章，无非是变得更加精练些而已，干脆代他另写一篇算了。本人才气与文字功夫当然不如他万一，不过识见超出他不知凡几。我这当然不是无聊到与古人比高低，而是想打破大众的错觉，告诉大家别听那些国学家的疯话，古人没什么稀罕的，因为他们无缘掌握西式思维方法，因此哪怕绝顶聪明如大苏也白搭。此所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苏东坡是不幸长在传统思维涧底的苍松，而后生芦某则是有幸长在西式思维山顶的小草。

下面的代作，只是指出了东坡不懂“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之别，因而以为只要“无务为自全之计”便能“成大功”，却忽略了晁错与汉景帝对削藩明摆着要引起的大乱毫无准备。最令人骇然的，还是历代评论此事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却竟然没人看到这点，而大苏这篇使用隧道眼写出来的烂文章还成了“观止”！他关心的似乎只是晁错该如何明智自保，为此竟然建议晁错那文人自己率兵出征，丝毫没意识到那只能是速祸之道。这且不论，我觉得该文乃是典型的凤头猪尾，第一段乃是全文精华，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然而文字在展开后便偏离了那极有价值的重心，把焦点完全转移到晁错该怎么做才能最有效地防止奸臣挑拨（其实袁盎也不能算奸臣）、巩固皇帝的恩宠上去了，实在是无聊之至。

尽管如此，东坡此文并非一无是处，愚以为最有价值的还是第一段，也就是当国家表面承平，但内部深藏致命隐患时到底该怎么办？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何况现在朝廷权威之薄弱，根本就对付不了诸侯。即使朝廷想改革，也很可能激起大乱。假定中央确有决心改革（improbable, merely pure hypothesis），那究竟就这么苟安下去，拖延到定时炸弹将来发作好些，还是冒险改革触发大乱更对百姓有利？Only God knows。

下面粗体字部分是我的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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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患，最难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是故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天下治平，吾能烛照祸患于机先，醒君王于苟安之中，兴利除弊以避祸；大难之来也，吾有以应之，锐身自任以求成大功。使事有终不可为者，则肝脑涂地，继之以死。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既有此谋，当先为之备，选将练兵，扼要冲，守关隘，形格之，势禁之，局定而后次第削之，始可不战而屈人之兵，藩篱除而天下不惊。乱之终不可免也，即捐其身，任其危，为天下当大难之冲，督宿将东向而讨之。功成则社稷安而英名就，不成亦得死所。纵不能了却君王天下事，亦当赢得生前身后名。

讵错于乱作之际，乃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渠为祸首，纵无此议，天子已有罪彼之意，而况令天子代受远征之劳，历战阵之险乎？当是时也，苟能舍区区一错而令天下重归治平，则天子焉待袁盎一言始生去错之心？以朝廷而敌七国，其凶危正不必待事发而后知之。错之可恃者，不在七国不欲反，而在其不敢反焉。乃君臣恬然无所备，事骤至而计无所出，其昏昧诚令人骇笑。后人处局外，仍前懵懵然未察此，惟知怜错之忠而恶盎之谗，其愚尤甚于错也。

东坡作论，乃令错自将而讨吴、楚。使一介文士御万夫，何啻令三尺童子驱虎豹？而曰“未必无功”，甚或大言曰“制吴、楚之命”，亦足可笑者也。使错死于王事，固胜于死市曹，然则此即 “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者耶？“无务为自全之计”乃足安社稷乎？错之误，不在求自全，在乎不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之自全之道也。

孙子曰：“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错无算于事前，无算于事至，自取其祸，良有以也。后人哀之责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之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