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海庄吉mv:1975年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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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

李海文

2011年10月12日10:0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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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

  

 

    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

 

 

    本文原载于《世纪》

 

    一、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华国锋决定倒光所有的口袋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指示特赦国民党的战犯。他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①

  华国锋说:毛泽东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了如指掌。解放战争是毛泽东指挥的,哪个战役俘虏了什么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凡是毛泽东问的人,华国锋都派人去查了,有的早已特赦。查清情况后如实汇报。

  建国后从1959年到1966年春共特赦了6批战犯,释放后,头面人物在政协当文史专员,大部分当工人、农民,在街道干杂活,由当地派出所管理,回农村的生活费每月最多15 元,因为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很低,烈士、工伤的遗属在农村抚恤金也就8元。当然比他们在监狱的生活差。“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停止特赦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革”中,否定了17年公安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战犯改造工作概不能免。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挨斗百次以上,原来的经验被批为“投降路线”,“施仁政”。1968年春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被军管。1969年管理所的干部集中下放到农场劳动、办学习班。新来的管理人员怕犯错误,对战犯“要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要高点,离得要远点”。管理水平大为下降。

  最使战犯头疼的是每天接待外调。外调人员硬要战犯按照他们的口径写材料,否则“车轮战”、“疲劳战”,受到训斥,甚至打骂、侮辱。即使这样,因为“文革”规定不准冲击监狱,监狱生活反而比社会上安全。特赦人员陈长捷不堪忍受批斗而自杀,沈醉等主动要求回到监狱。虽然物质待遇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毕竟生活安定,衣食无虞,在押者安心改造,不少人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阅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随着战犯年龄增大,生病者增加。各管理所对有重病者没有急救治疗方法,对其他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有的医生也不敢也不愿给他们看病。

  毛泽东提出特赦战犯,周总理也很重视这个工作,在病中找华国锋谈话,了解情况。华国锋责成公安部收集在押人员的当前思想动态,编成简报上报。建国25年,这些战犯关了25年,大都六七十岁,年老体弱,每年都有自然死亡。12月12日,周总理在简报上批示,要公安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战犯。他同时通知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配合公安部工作。统战部派童小鹏参加,调查部是部长罗青长参加。

  公安部预审组的同志会同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的战犯管理部门日以继夜的工作,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和地址、判刑的时间、改造中的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12月23日,周总理在临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之前,看了公安部所送来的战犯名录后,指示公安部尽快分类进行准备工作,以便在人大讨论后送党中央、毛主席审批。

  四届人代会的召开为释放战犯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这是华国锋任公安部部长做的第一件事。一天晚上,华国锋到公安部各单位办公室和大家见面。李震自杀后,清查中将提意见的同志压下去,部里各个单位领导,多是由军队干部或造反派担任,老公安结合得比较少,结合了也只担任副职,所以这些同志都坐在后面、边上,华国锋主动过去和他们握手,谈话。

  华国锋指示公安部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判刑时间、政治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打印若干份,与会者人手一份,以便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开会研究,他要亲自主持会议。一直到四届人大结束才有时间办这件事。

  华国锋担任副总理后,主管的工作多了,接见外宾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仅1975年一年华国锋接见外宾就有100次左右。他还要参加政治局会议。每天上午9时或10时起床后,在家看文件、处理国内事务,下午到人大会堂或紫光阁会见外宾,晚上出席政治局会议,研究战犯的工作只能放在晚上10 时之后。如果这天下午活动结束早,晚上没有会议,他就来得早,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在中南海的小食堂吃晚饭。四菜一汤,6个人一桌。他和同志们共坐一桌,边吃,边议论。干部不论高低,吃得都是一样,可是交的钱却不一样。当时13级干部以上为高级干部,交得多;13级以下交得少。那时全国工资分成11类地区,湖南的工资级别比较低,华国锋10级199元,北京10级干部是209.9元。

  会议在中南海第四会议室召开,除公安部负责干部施义之等人外,还有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总政负责同志参加。预审局作具体工作的同志坐在后排。

  研究战犯名单,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一问三不知,姚伦从1946年就做审讯工作,对战犯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华国锋将姚伦从后排请到他的旁边坐下。华国锋看着战犯的名单,一个一个地过,议论每个人的各种情况,发现名录所写的情况有错误,当场改过来。会后预审局的同志随时整理,重新打印,再发给与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