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雀鳝的天敌:从清廷倒台百年看历史大走向

从清廷倒台百年看历史大走向

　　清廷倒台已近百年，今天来看晚清的一段历史颇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并且进而引出了几点思考。　　
　　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了下去，天下似乎又一时太平，出于对时局的隐忧，湘军主帅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在1867年曾有过一段对清廷前途的私谈。赵的后人生活潦倒，约在上世纪30年代把赵的日记资料出售，从而流传出了以下这段很有意义的对话。从中可见赵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幕僚，而曾也是一个相当豁达的主帅。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是很有远见的预测，曾国藩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事实上两人达到了共识，只不过曾出于自己的地位，无法挑明而已。可叹的是，面对神州陆沉，无论曾赵都无可奈何，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这样史无前例的险恶形势、这样顽固腐朽的朝廷、这样愚昧无知的人民，还有同样局限的试图明哲保身的他们自己。　　
　　事实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远比赵所预见的还要复杂得多，险恶得多，而且可以说这个又复杂又险恶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即如何有效面对外部西方列强和如何彻底进行内部改革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晚清所面对的问题不单是国内的，首先是国际的，西方列强当时已经打遍了天下无敌手，殖民了一切可以殖民的地方，而清廷还在雾里云里，甚至还处在天朝大国的白日梦里。甚至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1850年太平天国金田举事之后，在1858年英法联军为进京换约陷大沽炮台之后，咸丰皇帝还在对外国公使觐见磕头不磕头大为不悦，后来他见到美国总统的国书以平等相称，竟在上面批道：“夜郎自大，不觉可笑。”不言而喻，真正的夜郎不是别人，正是咸丰和他所代表的清廷。当时，甚至当清廷收到驻藏大臣的报告时，还搞不清印度方面的英酋同香港方面的英酋是否一国之人。于是就有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及火烧圆明园，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及其战败，就有了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以及辛丑条约，以及随后1911年的清朝的结束。　　
　　如果慈禧太后早点搞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可以搞定西方列强的话，那就不至于在同西方的关系上不断闹僵，从而清廷还可以在专注镇压内部反对派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下去，因而赵的预言也会落空。当然这个维持在没有深度改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是无限的。西方列强在打遍全世界的时候，可以直接殖民的地方就直接殖民，不适当直接殖民的地方就通过代理间接利用，而中国廉价而驯服的膨大劳动力，当时就是西方为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而垂涎三尺的东东。如果清廷当初就果断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政策的话，中国岂非早就成了世界的廉价的加工厂？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产品销售和原料利用（包括廉价劳动力）一直是西方列强在华的重要目的。　　
　　其实晚清同西方的巨大差距远超出了许多先行者的思想，包括孙中山。中外的差距，不仅仅在器物武器方面，而且在社会制度方面，更加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就是说，西方的领先是全方位的领先，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虚心学习西方，不可能缩短差距，更不可能迎头赶上。看西方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能单看器物，因为器物层出不穷，花样百变，而要看过程。西方走到19世纪全球殖民化的时候，已经走过了约5百年，从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产生诸如达芬奇式的人物，到16世纪宗教改革，产生马丁• 路德式的人物，到18世纪启蒙运动，产生伏尔泰式的人物：类似的重要人物在英、德、法等国数以百计。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政治、宗教、社会、科技等重大的改革，并且导致了地理大发现，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工业革命，国际贸易和全球殖民化等。第二不能把西方国家割裂开来看，英、法、德、美等，乃至包括俄国，他们互相之间有矛盾，甚至有争斗，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影响，这些国家是属于一个板块的，在思想文化上都是基督教，同时处于相近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过全球殖民的过程。因此，晚清这个落后国家试图实行所谓的“以夷制夷”不啻梦想，因为只有具有实力的“先进”国家才能对落后国家实现“分而治之，以夷治夷”，而不可能相反。　　
　　至今为止，日本是西方以外唯一通过全面学习西方独立地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可以说日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接近，但仍然没有实现原创性的质的超越，仍旧是西方文明的学生，哪怕是最好的学生，而且日本是一个国家，而西方是一个板块。福泽谕吉对西方文明具有压倒优势当时就有清醒的认识，所谓“其势遒劲，所向披靡，虽草木清风竟不免”，所以阻之无益，甚至简直就是螳臂当车。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旗舰队来向日本扣关的时候，普通的日本人都能看出美国舰队的吨位和炮火的强大，不是日本的小战船可以匹敌的。而福泽谕吉在写《脱亚论》（1885年）的 时候，离开黑旗舰队事件又过了30 多年，并且他已经在1860年随批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使团亲自去过美国，目睹了西方文明的总体强大。尽管福泽谕吉也认为“西洋文明恰如疹疫之蔓延也”，但 “当此时也， 虽恨其之毒，然防御之策安在？”其结论只能是“断然废旧制，立新政， 朝野一心，革除旧弊，举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强，以图傲视亚洲诸国。其核心者，唯‘脱亚’二字而已。” 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缩短同西方的巨大差距，首先是因为实现了全方位的总体改革，这就是明治维新（1868年）给人们的启示。　　
　　反观中国，至今还没有实现至少像明治维新式的全方位的大刀阔斧式的总体改革，因此所谓的开放，也就变成了外国的代理。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开放的历史性战略决策，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是一大败笔，最好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中日两国100多年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差距和强烈反差，不仅仅是由对西方文明认知和接受上的不同所造就的。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指出：“幸我朝有识之士，秉‘国为重’、‘肉食者为轻’之大义，更赖帝室尊严，断然废旧制，立新政，……”，这才是真正的脱胎换骨，并且一开始就有同西洋诸国并驾齐驱、逐鹿世界的雄心，那是以当买办为荣、以家为重、以家族为重、以“肉食者为重”、以一党之私为重，而视民众为垫脚石和牺牲品的本朝所谓改革开放所不能比拟的。
　　
　　通过回顾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而产生的的几点进一步思考如下：　　
　　1. 在西方兴起以后，西方文明确实是现代世界文明的主流，在完成了政治、社会、科技和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以军事扩张和国际贸易为手段，迅速地走向了全球化的殖民主义的道路。从殖民全球化到经济全球化，今日的全球化同昨日的全球化不是割断的，西方按照他们的意图和面貌改变了整个世界和人类，单独的一国或本国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这不会以个人和单个民族的好恶为转移。一方面，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另方面，压迫、剥削和掠夺的强度也更上层楼，因此新的矛盾也层出不穷，而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日甚一日。　　
　　2.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摆平了西方内部的关系，西方国家从工业化的时代走向了信息化的时代，全球化又更深入了。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西方这个领先的地位不可动摇。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牢牢地控制着几乎全世界的战略要地和重要资源，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并且是几乎所有的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3. 在上述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基本实现了他们所有的目的：直接殖民开发了可以占领的地方，间接利用了资源丰富的国家，其中包括阿拉伯的石油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令人惊讶的是，仅仅在一百几十年以前还同西方几乎毫无关系的东亚，现在已经完全成为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东亚新秩序中，日本是受到控制的，韩国和台湾是得到扶植的，大陆作为世界工业链中最低的一环是被利用也是被遏制的。因此，一厢情愿地想通过做世界的廉价加工厂进而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逐步爬到工业世界的顶点，那是白日做梦。有一点需要澄清，西方确实有他们的普世价值，而且那也是一种好的值得提倡的价值，但西方对此内外有别，那种价值主要面对他们的国内，而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永远是国家利益。　　
　　4. 如同今天的西方是历史的西方的延续，今天的中国也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面对千古未有之奇变，中国仍然以不变应万变，历史的惰性在中国的顽固超出想象。尽管有时候中国的变化披上了激进或爱国的大旗，这一切还停留在表面上，高楼大厦和GDP并没有能掩盖这样的事实：万变不离其宗，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夫妻老婆店，肥水不流外人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有枪就有权，强权即真理，外事无小事，内事无大事。再上推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已经几乎殖民化了全世界，并且用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即使面临亡国灭种，而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满清还是无法一致起来，清妖同发逆的内斗、 后党同帝党的内斗、保皇党同革命党的内斗，内部还是要斗到死。到了民国以后，嘴巴上大家都讲得天花乱坠，实际上每一种势力都要找外国老板，英美也好、苏俄也好、日本也好。　　
　　5. 现在西方对这个世界秩序总的来说很满意，东亚的秩序也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而且西方从这个秩序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任何人或者国家只要不企图改变，不以武力来挑战这个以西方为主导和主动的世界秩序，你说奇迹也好，你要和平也好，你吹崛起也好，甚至和平再加上崛起再加上奇迹也好，他们都无所谓，甚至还会来点儿捧场。毕竟，廉价的是你的劳动力，污染的是你的环境（但过度污染到大气层不行），每年死5000多的是你的煤矿工人，如此等等，在以上这些问题上，西方也采取另一种形式的“打酱油”，关我屁事。　　
　　6. 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的一个只不过改朝换代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悖论和尴尬。在同世界隔离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一套还可以维持两三百年，因为一方面固然有君臣父子那一套，另方面也有礼义廉耻那一套，现在变成了跛子和独手。而且廉价加工厂所积累的外汇又无法成为启动内需的资源和真正发展自己的工业及科技的手段。没有思想自由的地方，又怎么可能产生所谓第一生产力的科技呢？先进的科技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能够脱离第一流的教育呢？而脱离自由思想的教育又会是第几流的教育呢？　　
　　总而言之，“盛世”危言，从晚清到现在，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本质上仍然没有缩小，而且在目前的格局和态势下也无望得到缩小。对于权贵集团，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婊子也好、牌坊也好，和谐也好、斗争也好，只要有利万世一系都好。然而和谐是需要精神和物质的，在既没有精神支柱又没有物质保障的情况下，空谈和谐，很可能而且往往必然沦为笑柄。　　
　　简单地预测一下今后几十年的历史大走向：第一，中国作为世界的廉价加工厂在国际原材料不断涨价的情况下难以为继，而且，作为世界的血汗加工厂也必然导致内部矛盾的不断加剧，虽然本朝利益集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处，但那点好处在西方的眼里不值一顾，西方掌握的是大历史和世界格局，何况贪官偷到的那些资产归根结底又伴随他们的子女通过留学移民转移到了西方，肉仍旧烂在西方的锅里。权贵的世袭，官僚的特权，平民的无奈和民工的被奴役将无限延续，不过，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第二，西方在大量积累和优势的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随着本朝内部矛盾的加剧，控制力的下降，西方还会不断深入进来。一方面，执政之要是不得罪洋人，友邦惊诧是头等大事；另方面，一切潜在的势力也会重复民国的历史，寻求外国的支持。挟洋自重，本朝开过这个头。第三，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今后也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关系，没有孤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所谓现代化，这包括政治和科技等等，在保留自己好的传统的基础上，中国要全方位彻底向西方学习，但这个学习并不是为了成为西方的附庸和永远的廉价加工厂。这个学习过程将是痛苦而漫长的，但也是无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理性对待残酷的现实。　　
　　对于历史的大走向，对中国而言正不容乐观，但愿不要再出现豪杰扼腕，贤士寒心，“抽心一烂，土崩瓦解”。哪怕大观园再花团锦簇，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些事情不单当时的曾赵无可奈何，就连当今之人也毫无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法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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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知网上也不是能够深谈的地方，天涯编辑也有诸多顾虑。但欲言又止，隔靴搔痒，不是为文之道，所以，很少写贴，与其“吟罢低眉无写处”，还不如省点儿心算了。但是，积习难改，而且，去日苦多，有些想法无意形成了文字。本想这个文字应该基于理性、客观和思考，尽量减少主观感情的干扰。然而，人非草木，焉能无情？心外无物，易懂难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具有人格的写者，不会也不应该屈从外物。主贴谈到的一些看法，只是个人的观察和思考，见仁见智，悉听尊便。只有一点想辩解一下，笔者只是想从观察到思考，即使文中暗含所谓“革命”或“分裂”也不是笔者主观的产物，而只是一种分析或者预测。哪里的“革命”或者“分裂”能够单靠“用心险恶”搞出来？不要高估写者的主观性，更不要低估历史的残酷性。　　
　　清人龚自珍（1792——1841）在“世运”正开始潜移之际，也曾“用心险恶”地言人所未能言或未敢言，他有力地指出当时的清王朝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盛世”，“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社会的不公到了极点，那也就是天朝的末日了。　　
　　己亥杂诗19（道光19年，1839年作）　　
　　卿筹烂熟我筹之，我有忠言责幻师。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累到十枚时。（道旁见鬻戏者，因赠。）　　
　　这首诗表面上在同耍弄弹丸的魔幻师进行商榷：意思说你对于耍弄弹丸的问题已经考虑烂熟，如今让我来考虑一下吧，我有一句逆耳的忠言来问责你，这个累弹丸的把戏你已经玩过头了，所谓“危如累卵”，再加一枚就要倒下，把戏拆穿。　　
　　实际上作者当然在借题发挥，他的意思是说有些事情光凭道理去看是困难的，但假如看它的势，那就并不难了，正如叠起十枚弹丸会造成极危险的形势，这就是当时清王朝的“盛世”写照。事实上在这首诗写后一年，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还有太平天国等等接踵而来。　　
　　古人曰：“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信乎？　　
　　有一点笔者还想强调一下，在西方兴起之后，单独的一国历史已经不可能存在，目前西方掌握了这个大势，并且是在全世界。如果看过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美国国会对9/11的全面调查，2004年出版，写得非常好，不知道中文版出了吗？值得一读）。那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令人吃惊的是本拉登那么一点本钱，居然要在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搏历史的大走向，而即使当时的塔里班也并不同意本拉登的做法，因为塔里班想先解决阿富汗的内部问题。　　
　　现在，西方作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后工业文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而且，作为一个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板块，这个优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长久保持下去，难以争锋。主要的矛盾和冲突都将发生在第三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未来的任何分析都不能离开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大势。固步自封、盲目乐观、非理性的自我膨胀和义和团式的排外，都会被历史无情地证明是一种无济于事的自欺欺人。　　
　　如同主贴所提，看西方要看一个历史过程，欧洲文艺复兴涉及各国，从14世纪到17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达芬奇（1452——1519）等，而宗教改革也在16世纪开始至少维持了一百多年，如马丁•路德 （1483——1546）等，造成了欧洲思想板块的松动和今日的区别，并在历史上因新教信徒促使了美国殖民地的形成和开发，而18世纪启蒙运动如伏尔泰（1694——1778）等则直接解放了思想，打击了王权，第一次大规模地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离开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和理解，不把西方兴起看成一个思想解放和制度形成的过程，单看西方的物质和产品的发达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机械模仿，那永远也抓不住事物的本质。不提希腊的影响和遗产，由此再推溯到罗马帝国，那时候已经有了罗马法，Senate，Citizenship 和基督教会。欧洲的几十所主要大学，早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初步形成，那是独立的大学（虽然在教廷的严重影响下），是不受王权控制的，即使师生犯法，警察不能进入大学抓人，而由大学当局和教会独立处理。　　
　　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的意义上，中国的未来不容乐观，因为，现在不难看到，明清式的社会结构还在延续，权贵的世袭、官僚的特权、官商的勾结、平民的无奈和民工的被奴役在一个不变的框架内将无限维持下去。今天，谁还会设想一个黑奴般的煤矿工人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大元帅呢？而一个朝代式的国家能跟早已完成了民族国家转型的西方竞争乃至实现超越吗？以下有几个粗糙的想法提出来请教诸位。　　
　　1. 清廷倒台已近百年，中国现在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公民社会吗？或者在今后50年左右能自然发展到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并形成一个公民社会吗？或者现在仍然是一个带有传统特色的朝代式的国家（尽管具有现代化的表征，如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等），而且，权贵集团也如满洲贵胄似的绝不肯在根本上让步，而要维持万世一系的一统局面。　　
　　2. 总设计师只是设计到21世纪中叶，含糊其词地说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笔者的理解，这是在维持政治格局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又引出了三个问题（1）这个中等发达水平到底指什么？GDP，国防，还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还是国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还是政治社会结构，还是包括以上所有的一切。上一世纪58年提出超英赶美，70年代提出到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同“中等发达”不是异曲同工吗？今天，GDP可以直冲云霄，可美国会在乎你这种GDP吗？权贵特权集团和官僚集团得到的利益已经超发达了，可这会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大众的命运吗？先富起来会带动后富起来吗？（2）西方的科技仍在不断进步，一切最先进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中，武器、资源、他们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战略要地，而且他们的教育和研发都是最好最具有潜力的。中国在发展，西方更在发展，而且他们掌握了大势和主动。如果维持这个差距不变，那么再过50年又能改变什么本质呢？（3）按照这个设想，即到21世纪即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言下之意是再进行下去，再过多少年后也会如何如何，像一个国际的“待富者”。如果总设计师其实并没有这种多少年之后会如何如何的想法，设计的只是“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这种战略，或者更糟，“我死了以后，哪管洪水滔天”。那么这个设计同不设计有什么区别呢？当一个政权沦为只是为了权力而权力，这跟一个艺术家沦为为了艺术而艺术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当一个国家丧失了政治意志和战略思想以后，这个民族的前景会是辉煌的吗？　　
　　3. 中国能够像日本那样改革吗？还是由于自己的国情和目前的国际形势，无法重复日本。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样的吗，或者比后者更好？中日能在遥远的未来，由于地缘政治的需要，相互理解、尊重和合作，真正打开东亚同西方平起平坐的新局面吗？从而在恢复了东亚尊严的基础上，建立欧盟式的东亚，提高人民的生活，促使科技的发展，推动形成新的世界格局。西方对这样的格局会自动接受吗？因为那样一种格局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世界的结束。　　
　　4. 中国在维持传统的大一统的形式下，能够改变传统的高度等级特权的社会结构吗，并且依靠内部的力量实现史无前例的巨大转型吗？中国内部具有这种动力吗？中国现在的统一是真正的统一吗？还是形式上的统一大于事实上的统一。中国的统一同美国的统一和欧盟的统一是一回事吗？中国有这个力量和可能去利用美国同欧盟同俄罗斯的矛盾吗？美国同欧盟，还有俄罗斯之间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吗？还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俄罗斯会同中国结盟吗？还是自作多情。　　
　　5. 舍不得孩子逮不到狼，中国内部会不会分成几个板块，从而打破高度等级特权的僵化体制，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并且在今后再以类似欧盟的形式联合起来呢？（当然，这个分板块并不是笔者乐见的，但有些事情的发生又何尝是人们所乐见的呢？）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些板块也不可能毫无关系。少数民族的地区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分离出去，待你搞好之后，还怕他们不回来，强扭的瓜能甜吗？捆绑能成夫妻吗？分成几个板块有利于西方，还是反而不利于西方？另外，历史会成为翻版吗？造反有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千条万理，还是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在不走向新的格局，只是不断重复改朝换代，有枪就是草头王，在今日西方坐大的国际格局下，能够把大饼越做越大，并且形成基本公平合理的社会新结构吗？西方单是靠枪杆子吗？而且今日的枪杆子还是昨日的吗？强大的国防同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内部的相对公平正义能够分开来吗？　　
　　以上的问题，还有许多，笔者自己都没有找到答案，能不能透过历史的迷雾，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呢？人能否洞察历史以致预测将来的大致走向呢？我愿意直面万丈深渊，哪怕这意味着自己的完蛋，而不愿意死在不明不白之中，甚至在自我欺骗之中。啰啰嗦嗦，一下子写了这么多，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