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天记手游忘语专服:中国农村调查

中国农村调查--八大突出问题
中南大学
孙锡良

   中央近几年来对农村工作不能说不重视，也不能说投入不足，但是，农村的情况到底是真的出现了逆转性的向上，还是已经走向“虚假繁荣”包装下的沦落之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决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数字来作出判断，也不能简单地用农民收入来衡量，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现实的现象。

本人综合自己及学生对全国各地的调查实事总结了当前农村最突出的八大问题：
一、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


1、农村生育率出现新的高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承受的发展之痛和生存之痒不言而喻，计划生育政策尽管非议甚多，但是，其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城乡之间生育观念的不同，曾经让城里人对于一个家庭只生一胎产生过很多抱怨，最后，城里人基本上还是接受了这个国策，农村一度也出现过一个家庭只生两胎的时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国内外的压力，中国政府有意无意地屈服了，计划生育政策被人为地控制在“明紧暗松”的状态，农村近五年来再度出现疯狂生育的高潮，一个家庭生育三胎、四胎、五胎、六胎的情况比比皆是，有的家庭出现生育九胎的情况，在我了解的一个特例中，一户家庭生了12个小孩（其中11女1男），现在，农村出现谁家不生小孩谁是没本事的怪论，尤其是“儿多光荣，无儿可怜”的封建思潮在农村十分盛行，村干部在向上报告的生育率不足千分之三，而实际生育率高达千分之十到千分十五，有很多农村小孩处于新增无户口状态，只要向计生管理部门交1万至10万不等的超生费，任何部门都不会再提是否合法的问题，综观全国各地情况，中国人口的实际数量已经远远不是官方的统计数据了，到底是多少，我无法统计，但是，问题很严重是明确的。


2、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新的恶化。我今天谈的人口结构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城乡人口比例结构；另一个男女比例结构。由于城市生育政策相对稳定，人口增速较慢，而农村人口增速急剧膨胀，导致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比重新向扩大的方向发展（这与官方统计的中国农村人口比降低的说法是相反的），因为尽管有一部分农民在随着城市化的过程变为城里人，但是，由于农村通过高等教育走出农村定居城市的人占总农村人口的比例很低，而通过打工定居在城里的人更少，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称为真正的定居在城市，准确地说是“流动的人”，最终他们都还是回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农村人口的加速增长与农村教育的相对落后必然会导致中国未来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更多的低教育劳动者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障碍”，必须提前引起警惕。男女比例的失调已经是个老话题了，无须多讲，但有一点需要中央高度重视：县市级公务人员超生男丁的现象很突出，借腹生子的现象很多，离婚换妻生子的丑恶现象已经有所抬头，务必要下重手治理。



3、计生腐败如何面对？现在农村出现的超生现象，在我看来政府是很有责任的，以前的强制结扎可能在西方看来是不尊重人权，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又是必须的，这个问题中国对西方的屈服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有关“人权”争论出现在中国的计生政策方面是没办法有结果的，因为中国的人口问题迟早会变成生存问题和稳定问题，如果中国出现整体倒退，谈人权是很虚伪的。地方基层政府也许正是利用了这一个争论的口子，对计划生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政府可以借机敛财，在农村出现超生现象，不同地方罚款的数额不完全相同，少则超生一个罚一万，多则罚五到十万，这笔钱到了哪里？怎么管理的？用到哪里去了？是否上交给中央或地方财政？有没有审计程序？我想中央有必要进行回答，因为这笔钱已经相当庞大了，有的地方甚至比当地税收总额还大，难道不会出现腐败吗？这些笔的收取没有发票，没有监管，会不会流入到贪官手中呢？


4、健康的生育政策是什么？中国的计划生政策现在基本上只在大城市和带有“国家所有”性质的人员身上适用，其他人员都在违背政策超生，但是，一个家庭只生一胎的城市生育政策是否是健康的呢？我看也未必，不止我一个人这样认为，大多数国人都不认同。当然，一个家庭生三胎、四胎、五胎六胎是否健康呢？我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也不是健康的，国家需要根据国情执定出新的符合人类规律及社会和谐的生育政策。
二、水利建设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时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水患频发的国家，从而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的治水功臣，新中国成立以后达到了有史以来水利建设的最高潮，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水利成就，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水利建设开始陷入停滞和倒退，时至今日，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江、河、湖、泊、港、泽的水利设施情况只接近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水平，对于我的这个说法，也许官方不同意，投了那么多钱，建了那么多典型工程，怎么能说倒退呢？但实事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大中国的水利，决不能用几个眼睛工程来涵盖一切，我们不妨对水利建设的现状作一个分析：



1、当前的水利建设重政绩工程轻系统规划。如果说国家没有纸面上的规划那是不属实的，因为水利部一帮人坐在那里决不是光吃饭的，但是，国家规划也就只限于纸面而已，“大而空”是前面三十年水利建设规划的最大特点。水利建设讲究“疏、通、清、筑、蓄、排”并举，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按照这些思路进行水利建设的，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仅在“筑”一方面作文章，堤坝筑得越来越高了，但是，蓄洪抗旱能力却减弱了，“三天雨就涝灾、半月晴就旱灾”成为中国农村的心头之痛，为什么呢？因为江、河、湖、港等蓄水之处堆积了大量淤泥，几十年未进行过清理，此谓“清、疏之缺”；长期以来经济利益至上的指导思想，让各地方各自为政，到处拦河筑坝建发电厂，破坏了各大水系固有的流通脉络，小地方看似水利更好了，但总体上各水体的通行能力大大减弱了，各地域都存在“死水情况”；“排”是水利的最后一道工序，当内湖内河蓄水能力不足时，只有通过排水减轻水灾，当农村作物缺水时，也只有通过从大江大河或内湖内河排水进行抗旱，过去留下的很多老水库80%基本不具备“雨季蓄水、旱季抗旱”的作用了，一是年久失修能力不足了，二是变成承包商的养鱼池了，谁也不敢动他们的水。国家水利部决不能坐在北京定规划，也不能光靠院士们拿着书本讲水利，要搞好水利建设，还得象毛泽东时代那样，领导干部坐在农村搞水利。堤坝筑到珠峰一样高，不搞清、疏、通、蓄，水利设施仍然是起不到水利作用。


2、农村水利建设资金浪费惊人。如果单纯从花钱的数额来讲，也许国家现在一年投入的钱数超过了以前几十年的钱数，但是，结果是：近三十年的水利建设却比不上以前一年的成就（这话决不夸张）。据说国家每年都有江、河、湖等淤泥清理费用，结果是怎么清的呢？财政拨款到县市里以后，一半钱会到乡镇村，一半钱留在县里等着村镇级干部来进贡，谁表现得好，谁分一碗汤，羊毛出在羊身上，腐败花了多少，建设费用就得抵掉多少，决不会有人肯自掏腰包的，当钱到了村镇级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安心搞建设了呢？还不行，承包商又得开始上场了，套路基本一样，离不开腐败，第一步是先把钱搞到手，第二步是想办法如何做假，第三步是如何动脑筋“隆重迎接”检查验收团，如果要让老百姓私下投票验收，估计当今农村的水利建设项目很难有获得通过的，但是，换作是“官团”就没一个不被通过的，在农村留传着一个潜规则：事情不要做得太好，太坚固不损坏，以后就要不到钱，要不到钱，地方政府就断了财路。我初略估计了一下，中央下拨到县市级的水利建设资金，真正用到工程建设上的不到20%，其它的钱到哪里去了，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有人怀疑这个数字，我可以陪同大家任意抽取几个项目审计一下。近两年中央支持农村的排灌渠道建设资金最多只有30%款项用到工程上，并且豆腐渣工程居多。



3、水利建设必须回到政府计划的轨道上来。水利建设属于基础性工程建设，也属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单纯的用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不了问题，用一个不成熟、不透明、充满自私腐败的市场模式来解决十几亿人的公益事业注定是千苍百孔的，注定是看不到成效的（领导看到的部分面子工程代表不了全国性的失败），当今时代，用“全民搞水利”的模式显然也不合适了，但“政府计划、全民验收”的方式还是通行的，我这里所说的“全民验收”，并不是指每个项目都需要全国人民来验收，而是指验收工程的主体是人民、是媒体、是所有与工程本身息息相关的人。举个例子说：假设在对某个10公里的内河道进行清淤筑堤，那么与该内河相关的、生活在河道两旁的人民群众就是检验该工程的主体，政府首先必须将工程费用、治理标准、招标单位、质量责任以公示牌的形式每隔一公里向人民告知（长期留存），沿河两岸的所有村庄都张帖告示，由沿岸村庄20%的村民作为代表配合专家对各村庄对应的部分工程进行验收，专家出具权威性质检报告，并负法律责任，农民代表行使公众监督权，负道德责任，媒体对所有验收过程全程记录，。如果所有的农村水利建设都依靠专家结合群众监督为主的验收程序，就可算得上是“全民验收”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做会很麻烦，其实一点也不麻烦，因为所有的过程都不需要人民参与，人民要的是结果，建设商要腐败几个官员容易，但是，要把大量的群众和媒体都腐败就不那么好办了，况且，公示牌就立在大堤上，包括地方政府及所有参与方都要为所立承诺负历史责任和法律责任。现在的水利工程为什么不见成效？就是因为暗箱操作，群众不知道搞了什么建设，花了多少钱，是谁主导的，如果将所有事情都置于阳光之下，至少会健康得多。
三、耕地保护制度形同虚设


“18亿亩耕地红钱”是近几年来国土资源部的一句警示语，时刻提醒大家要守住这条红钱，尽管有过许多争论，我个人还是很支持这个红钱的，“18亿亩”到底准不准确不算很重要，重要的是守住耕地的决心，现在，我不得不说，国土资源部的警示不过是一句政治口号，国土政策“明紧暗松”的局面丝毫也没有得到改观，耕地保护制度形同虚设，滥用滥占耕地现象愈发突出了，“18亿亩耕地”已经成了开发商、农民、官员的自留地，是没有围栏的菜园，同时，又是政府刺激经济的万能膏药，不从耕地上挖GDP，就没有快速平稳的发展，保护耕地已经没有可依靠的对象了。


1，工程建设有没有节约耕地的办法？工程建设占用耕地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等公共设施；开发区、工厂、商品住房等经济体。不管是公共设施还是经济体，从法律上来看都应当是一视同仁的，耕地保护的原则不能放弃，铁路建设是否遵循了节约用地的原则，我还不太懂，因为我没有看到先进国家修铁路是如何用地的，我只看到中国修条铁路浪费耕地的可怕，据说中国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光是铁路就要耗费几百万亩耕地，而根据我国目前保护耕地的有关法律“先补后用”的规定，恐怕没有什么项目能开得了工，别说修铁路，你就修个机场，也不可能先补后用，建工厂、开发区、住房就更别提先补后用了，如果有补的地方，他们还用得着占地吗？所以说来说去，靠工程建设本身节约用地其实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唯一起作用的是：控制工程建设，尤其是对经济体，必须将成本控制在他们脑子里不敢打耕地的验头，否则，不占白不占。靠土地吸引外资、靠土地招商的老套路务必早停，很多外商和内商得到土地以后，企业没做好，靠地倒是生了不少财。




2、农民住宅占地不可放任自流。如果回到全国各地农村走一走便会发现几个现象：修一条路，路两边的耕地也不保了，全建了房子；建一个工厂，工厂周围的耕地全被农民盖房了；修一所学校，学校的周围民房也雨后春笋了；农民嫌老村子太乱了，村子周围最好的良田也被用来盖新房子了。总之，农村现在盖房已经缺乏约束了，更可怕的是，农民住宅占地占用的都是肥沃的良田，而一些薄田往往离村庄较远而幸存下来。农民要不要建房，肯定要建，但是，应当有计划地用，原宅基地够用，就不能新占用地，必须有一系列人均用地标准，超过人均规定部分不能审批，如果要重新占地，必须退出原有宅基地，留着村子周转他人使用，农民住宅大约有30-40%处于闲置状态，很多人新建住宅一方面是担心以后用地难（现在太松），另一方面满足虚荣心，封建社会的大家大户思想在农村又陈渣泛起。用村住宅要尽早纳入政府规划之中，否则，住在农村的农民手中的土地会越来越少了，少到子孙会无田可耕。
四、农村环境污染十分严重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放过牛，扯过草，虽然也有饿过肚子的时候，但是，如果一走进青山碧水的野外，心情总是那么的高兴，夏天可以随意跳到河里游泳，冬天没事可以到庄稼地抓抓野兔，以前下河里、湖里、池塘里游泳只怕不小心被淹死，现在，淹死是不用担心了（水浅到都可以露头了），只担心被臭死，几乎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随意跳下去洗个澡的，三十年前，别说洗澡，就是随便喝几口水丝毫也没有关系。小时候，有空的时候带着妹妹去捞鱼很方便的，只要是有水的地方，不管是内湖、内河、池塘、小沟，总能捞到一些鱼回家，哪怕是一个独立的小溪流，也一定有鱼可捞，现在，除非是人工放养的专业鱼池，否则，是很难看到有鱼虫生命迹象的水体，可见，农村环境污染的严重性。



1、工业污染。地方上的一些工厂，不敢直接向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直接排放，又不愿意治理，就只好向内湖内河排放了，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水体被破坏后，一些支流水系必然难以逃脱祸患，工业污染已经由城市污染转化为农村污染了，最终必将转化为农作物的污染，大多数专家只专注于有影响的典型污染案例，其实，粮食、牲畜、鱼类等农产品污染早已经不轻了，只是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隐性的、长期的，中国人的体质恶化也许将是必然的。



2、农药化肥污染。这一点有关专家已经引起了重视，但缺乏应对之策，记得在大集体的时候，我经常被村队长安排去稻场看麻雀，防止它吃谷子，现在不用了，麻雀没了，以前爸爸耕田的时候，我总提着一个袋子在后面捡黄鳝、泥鳅之类的，有时，一天下来要捡十来斤的，现在田里连蛇都不长了，城里人餐桌上的黄鳝泥鳅都是人工养的，没有从田地直接挖的，而人工饲养的黄鳝泥鳅几乎都含有生长激素。有害农药是个大问题。


3、农民生活垃圾污染（包括农民养的牲畜禽垃圾）。这个问题以前只在城里出现，现在农村也已经很严重了，过去，农民的生活垃圾及动物的粪便垃圾都可以通过与泥土焚烧变成很好的农家肥料，可以大大改善土地的成分结绝，如今没有农民愿意费力劳神了，村子里到处垃圾遍地、臭气薰天，“单间式”的厕所也是污染源的重要所在。整个村庄处于“人畜相互污染、人畜共染”的状态。
五、林地的急剧破坏是对国家林业政绩的最大讽刺


从媒体宣传来看，好象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森林面积在年年增长，中国的林业建设仿佛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另一个实事又告诉我们：中国的荒漠化面积在连年增加，沙漠化倾向持续恶化，农村林地渐成荒山野地，树木不见了，灌木荒草增加了，虽然山还是绿的，但是，“此绿非彼绿”了，我们不妨看看农村目前的一些现状：


1、树木掩映中的村庄不见了。过去，农村处在树木掩映的美好环境中，城市处在高楼油路的单调中，现在相反了，城里树多了，农村树没了，只要是人口集居的村庄，别说树林，找几棵象样的大树都难，散居的农民才能奢侈地享受有树的快感，什么野花野草在农村更是绝种了，多少钱也恢复不了曾经的林木了。



2、山林管理骗局重重。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老喜欢把森林破坏的罪过推给那个大炼钢铁的时代，其实只要有点良心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种谎言是多么的站不住脚，且不说大炼钢铁的短暂性和局部性，就算有过砍树炼钢的实事，那也只是缺乏科学的一时冲动，因为当结果不理想以后很快就停下来了，并没有对整个中国林业有过任何整体性损耗，更别谈毁灭性破坏了，将当今的沙漠化和荒山化的实事推给过去，不仅仅是个谎言，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不道德的罪恶行为，我记得在过去，即使是县级领导想要从山上要一棵象样的大树，还得征求村民同意，好象是欠了村子一个很大的人情，没有任何人敢随意动一棵树，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偷一棵树是要犯法的，我不知道三十年前中国有没有森林法，现在肯定有这部法律，但是，即使以前没有专门的法律，法律的威慑力也远远强于现在的“法律森林”（法多了但没有人眼里有法），连“大别山”这样以前大树林立的名山，现在也基本只看到象征性的所谓森林了，山上留下的其实更多的是吃剩的残留物和新生的灌木丛了，村级林地情况就更惨，90%以上的村级林地估计三十年以内是难以看到森林了，林地管理已经完全掌握在林业局的某些个人手上和村官手上，林业局本该是代表政府执行国家法规政策的部门，然而，现在的林业局正是森林破坏的罪魁祸首，大家知道每修一条高速公路就要出一个大贪官，在林业方面，一千亩山林就养着一个林业大贪官。


3、退耕还林政策要及时中止。作为朱镕基政府时期出台的退耕还林政策，本意不能说不好，初期也产生了一点效果，但是，发展到今天，这项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要废除的时候了，因为它除了浪费纳税人的钱养贪官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主要有几种情况：（1）、假退耕不还林。除开一部分中央领导督办的地方可能好一点，全国有80%以上的退耕还林地并没有真正退耕，更没有成林，一般来讲，农民会在所谓的退耕地栽几棵象征的树苗，供检查验收用，该种地的还是种地，地方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地上有树就可算作是“林”，哪怕是一亩地只栽了几棵桔子都完全符合标准，中央也不大可能全国性地大检查，一旦碰到某些上级不好对付要较真，地方政府就聪明地“严肃处理、立刻整改”。（2）骗取还林款。有些地方原本就是山林地，但是村镇政府为了得到退耕还林款，也把它纳入退耕还林的范畴，更为可气的是，全国很多地方大片大片的荒山年年在领取国家的退耕还林款，而这些山地往往是被领导、领导的亲朋好友承包了，大多数村民并没有分得国家的退耕还林款。由于农村有有经济砍伐价值的森林越来越少了，林业官员可以从中捞财的机会也渐渐枯竭了，骗取退耕还林款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林业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对比退耕还林政策的正面效益和负面效益，完全可以下结论：是该让政策寿终正寝了。否则，好的政策换来的将是老百姓的负面评价。


4、为什么现代人总栽不活树？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多次参加过植树造林，栽下去没有长不活的，不说100%，90%的成活率一点也不夸张，现在科技发达了，条件现代化了，可树就是长不活，如果不是做广告需要，也许你很难看到栽下去能正常生长的林地，当然这里面有少数例外，就是那些真正出了真金白银作抵压的老实的林地承包者，他们必须通过未来的大树实现自己的盈利梦想，而在中国能承包到林地的人没几个需要付出亏损代价的，多数是占山为王一类的人，他们大多数都没有造林意识，完全靠政策补帖和做点副业就足以赚得盆满笨满，至于树是否能栽活，他们并没有中央期望的那样强烈，不是树栽不活，而是人的思想太活，国家每年帖补树苗的钱都要养活一大批不劳而获的人，这是中国林业历史上最悲哀的一个时期。
六、农村合作医疗形式大于实际作用


有关农村合作医疗的事情，争论了多年，身居中南海的人也动了不少脑筋，但就是看不到成效，专家有专家的说法，政客有政客的解释，反正就是一个字“难”，难在国家没钱，农民又不富裕，怎么搞都不得人心。在我看来，这只是问题的表像，而不是实质，要回答实质性问题，我们必须请政府向自己问问为什么：三十年前国家穷吗，为什么农民能有医保？实质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等级观念，现在，某些人一个人的医疗费用够得上一个村全体村民的医疗费用，城市无固定职业者同样面临着农民一样的因病致贫的窘境，差距过大的等级制度是当代中国农民病痛缠身的根源，有人说现在农村不是搞了医保吗？的确是搞了，但是，过低的国家投入让农村医机构还是不得不靠从农民身上赚钱度日，庞大的治疗费与限制繁多的报销门槛仍然让老百姓望医生叹，一旦超出了自身的支付能力，很多农民宁愿选择保守等死，所谓的“合作医疗”形式大于实际作用。
七、封建愚昧意识和道德沦丧现象在农村十分严重

随着物质条件有所改善的同时，封建迷信及愚昧意识在农村又再度死灰复燃，这将会导致很多不可预料的后果发生，也很有可能葬送现有的物质上的短暂成就。



1、封建迷信活动十分盛行。近几年来，走到农村（尤其是中南部及长三角地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五花八门的庙宇蓬勃发展，农村传出个谣言就可能产生一个庙宇，出个大人物可能会伴随一个神灵，如果说老百姓真的对某种宗教有特殊信仰，那也无可厚非，也是有可能产生正面作用的，然而，现状并非如此，农村兴起的所谓“神鬼论”大多因谣言而起，因谣言而盛，占用点耕地可能不算大事，影响更大的是人民的心智，不信科学信鬼神在某些县市级领导干部身上也表现得很强烈，有些官员凡事必敬神，当然只有收钱收礼的时候不敬，以前很多年轻人本来不信迷信，现在也出现观念的改变了，尤其是农村近年来出现非常高的年轻人因病死亡的实事（这在以前比较少见），更加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加速了迷信活动的传播过程，当局必须引起重视。



2、重男轻女现象在农村没有得到任何改观。因为近几十年来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人口出生率一度下降很快，小孩子越来越少，让很多农民也慢慢改变了重男轻女的思想，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以后农村计生政策的明紧暗松让农村生育又出现新的高峰，多生育、多生男丁的思想又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不管什么人，不管你什么地位，如果家里没有男丁，在农村也是没有多大的发言权的，即便是你已经离开农村在城里工作，回到家乡还是要受到鄙视，女后不能进祠堂，男丁方可对祖宗，乡镇干部如果没有男孩子做后人，不是离婚就是借腹生子，勾演出一幅幅丑恶的众生相。



3、农村道德沦丧可能已经甚于城镇。以前一提到农民，大家习惯于用“善良纯朴”概括之，作为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我当然也希望有此好名，但是，现在，我不想把这个结论下到农民身上，我也知道我下“农村道德沦丧很严重”这个结论会招致广泛的骂声，但我坚持我的判断：农民的道德观念的确出现了可怕的局面，至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不想推给农民本身，更大的责任在政府。主在表现形式有：（1）、对婚姻的随意性。在农村男人要抛弃女人不需要理由，女人不要家也是想走就走，法律在农村就是个累赘，农民工的长期在外使一切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可随时产生。（2）对腐败的高度崇拜。城里人要么痛恨腐败，要么漠视腐败，不会有多少人崇拜腐败，但在农村却很扭曲，一方面对身边村镇官员的腐败痛恨透顶，另一方面却又对腐败十分崇拜，谁家的子女有能力搞腐败，必定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无能你多有能力，无论你为国家作出多少奉献，只要你手中没有腐败的权力，你一定得不到多少尊重，因为大多数农民不相信什么是价值，只相信钱是万能的、权是万能的，到底是谁让农民走进这个误区，我相信只有执政者自己能够回答。（3）性的扭曲。谈到这个话题，我总是很不好论述，现在在城市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当中，大多数是农村姐妹，本来接受服务的多数是城里男人，道德沦落其实是双方的，单方面归咎于农民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今天论述的是农村问题，所以，只好就事论事了，性从业者的父母有很多也是心知肚明，他们由起初的羞涩渐渐演变为自家小孩合理的谋生手段，谁说又不是呢？她们不能干别的事情，又要赚钱，除了身体又能怎样？即使放在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卖性都是决不能被普遍接受的，而象中国农民那样普遍漠视子女卖性的现实有些伦理缺失的悲哀。农民对卖性的被动接受除了谋生的牵强理由之外，恐怕“金钱超越性尊严”的思想占据重要地位，有很多农民认为：女人其实只是一种工具，嫁出去以后就不归父母了，其今后的人生和幸福由她去吧。另外一种现象是：两地分居的农民工性生活的缺失让双方互相走进错误的短暂性交往，一方在农村的，会在同村寻求性安慰，一又在外面的，也会寻求新的性伴侣，双方都在外面的，如果不在同一地打工，也会出现类似的性越轨，这些现象如果放在全社会来看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但是，对农村我们要格外引起重视，因为受教育相对落后的农村更有可能演变成道德危机，庞大的农村人口要想从道德危机中恢复过来，其付出的代价将远远高于其它地方，占有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村社会决不能被道德危机困扰以后的几代人。（4）、如果单方面观察农民对城里人的态度不足以描述农民的心理现状和道德水平，农民生活的相对落后性决定了他对生活优越者的恭谦与尊重，这也就是为什么“真诚纯朴”成了农民的代名词，但是，如果你真是生活在农村，你会发现：农民太不可思议了。“非道德行为”会充斥于生活的每一天和每一件事每一个人身上，我只能简单地用物质缺乏论和受教育落后论来自我安慰，因为我也是从那里出来的，我也有兄弟姐妹身处其中，我不能指责他们的主观性，只能寄希望社会的进步能带动他们一起前行，国家对农村加大投入是不二的解决之道。
八、基层政权的腐败已经危及国家稳定


如果从腐败的普遍性来看，基层政权也只不过是公权腐败中的一个层级而已，村官腐败也不过是所有腐败者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从对国家稳定的影响上来看，基层政权的腐败可能更甚于上层政权。



1、村级民主是虚假的民主。如果不生活在农村，如果不去农村深入调查，很多人可能对村官的选举非常向往，仿佛有点西方普选的味道，其实这反映不了农村的现实，村官不其说是被选出来的，不如说是闹出来的，选村官99%都是闹剧，在农村只有四类人可以当村官（个别人除外）：一类是有钱人，他可以用钱买村官，当上村官后又更有钱；一类是有后台的人，家庭或者家族在上级有人撑腰，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被“选”上；一类是恶人，地方政府以恶治恶、以黑治黑的思想十分突出，所以这类人在农村当村官的居多数；一类是大族人家，农村现在流行家族房族，在村子里，不同姓氏的村落以大姓占优，同一姓氏的村落以同一支脉的房族为主，所以，村官出在哪里，不选就知道结果了。



2、村镇级官员腐败明目张胆。县市以上级官员腐败大多有点遮遮掩掩，不敢那么公开，而村镇级官员则是不背人，尤其是村级干部，由于中央对村级财务的管理不严（所谓的村务公开早已经名存实亡），村干部花公家的钱如同花自己家的钱一样方便自如，再加上近几年来国家对农村拨款的不断增多（多数村民并不知道国家拨了多少钱给村里，唯有种田补帖实实在在的到了农民手中），村官干一任就富贵一任，别看村官从国家拿的工资不多，大多数村主任或书记真实的收入决不亚于一般的教授级人员的收入，即使是老少边穷地区近年来也是收入不匪，最近，我看到一则消息，国家准备调高村级干部的工资水平，这本是好事，但是，要让这件好事做好，得先将农村干部的治理结构及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做好，否则，无非是让村官富上加富一点，老百姓仇恨更多一点，干群对立更强烈一点。村级财务管理最分由县财政统一归口，最少应当放在镇级管理，村级不具有直接财务决定权，城市效区村镇也可以象城市管理范畴。村级不设财务，由乡镇为各村设立帐户，中央一切转移支付款项专进入各村的专款帐户，只能专款专用，村干部只能凭“招标合同”执行农业专项工程款，村级活动开支只能凭村干部及村民财务监督代表签字按《村务开支条例》（如果没有相关条例可尽快执定）报销，凡涉及到农民个人资金，一律直接进入农民个人帐户，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拨付的支农工程和资金金额由镇级宣传机构到村公示，由村民代表监督执行。



3、基层政权腐败有可能是危及国家安全的导火索。历史上的中国无不以“农民起义”为改朝换代的导火索，当今社会虽然不可能有农民起义的发生，但是，群体性事件是必然会有的，并且随着农民思想的觉醒和维权观念的增强，腐败所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会越来越多，对农村的稳定影响会越来越大，基层政权的权威性也会在一次次事件中得到削弱，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会一年年打折扣，最终的后果必然是基层首先遭到重创甚至是崩溃，如果农村出现混乱，中国必大乱，农村乱象一成规模，治理难度远比城市大，“教化功能”在农村会很弱的，他们与知识分子和工人不同，他们不担心下岗失业，他们不怕降级减薪，没有人能将他们从土地上赶走，只有真正重视最广大农民的感情，才能制定出真正根治农村腐败的法规，也只有对基层腐败动真格的下手，才能真正换回农民兄弟的同心同德。


以上所述，虽不尽能概括农村全貌，但基本可以说明实事，中央的农村政策决不能只坐在中南海里动脑筋，多下乡、常驻村才能真知农村事和农村情，多招一些不拿薪水的民间顾问也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药，希望中央有魄力、有涵量、有智慧拿出符合现实的“三农政策”来。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