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域3阶兽魂晶石:马方方：美国是影响中国经济民主进程的最大外部因素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民主建设在探索和实践中取得了飞速发展。这不仅是中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融入世界民主化进程的过程，更是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一种超越。然而，任何实践成果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产物，离不开相应的时代背景。中国经济民主建设进程不仅受制于国内因素，也与国际环境息息相关。其中，美国——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对中国经济民主建设进程影响最直接和最大的外部因素。

　　关键词：经济民主；新自由主义；美国因素

　　所谓经济民主，是民主精神在经济领域的扩展和延伸，民主的一系列原则和程序转化成了经济领域的管理手段或管理方法。从本质上来讲，经济民主是“一种非政治形态的民主，是政治民主概念的外化或简单扩大，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或运行状态的反映，其目标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建立公正、平等的财富分配制度和原则”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提出“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②，并逐步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思想。在其指导下，中国经济民主建设在探索和实践中取得了飞速发展。这不仅是中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融入世界民主化进程的过程，更是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一种超越。然而，任何实践成果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产物，离不开相应的时代背景。中国经济民主进程不仅受制于国内因素，也与国际环境息息相关。其中，美国——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对中国经济民主进程影响最直接和最大的外部因素。

　　一、中国经济民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与实践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首次集中阐述了其经济民主思想，认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③显而易见，邓小平正是针对当时中国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提出建设经济民主的问题的，并将其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实践也已证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民主建设在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一，实现了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民主化变革，日益由“官导经济”向“民主经济”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生产管理的民主化、价格管理的民主化、贸易体制管理的民主化、国有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其二，通过三次修宪和《物权法》、《反垄断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确立了各种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经济民主法律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其三，经济民主所内含的自由、平等和参与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公众民主意识大幅度提升。一方面，企业在经济民主思想的指引下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其经营状况与职工或股东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职工和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日益积极主动地关心企业发展状况，自主地要求参与企业管理或监督企业经营，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市场主体在自由、公平的经济环境中通过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发展，逐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

　　二、美国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民主进程的最大外部因素

　　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相比，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民主进程不仅仅停留在被动的影响层面，而是通过对华进行民主输出和鼓吹新自由主义等手段采取了积极的介入战略，这也恰恰促成了美国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民主进程最大外部因素的地位。

　　从根本上讲，美国对中国经济民主进程的积极介入，与其对华民主输出战略不无相关，即将输出民主作为贯穿对华政策的一条主线，通过接触、交往来影响中国，使中国朝着美国所希望的西方式的民主化方向发展。冷战期间，美国将自己视为“自由民主世界”的领袖，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视为反自由民主的世界，对其来讲，反共与输出民主是一致的，“共产主义已然成为民主的反义词”④。因此，尽管中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即已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程度已大幅度提高并呈现出巨大的优越性，但美国所持有的“共产主义等于反民主”的观念并未消减，中国仍然被其看成是“非民主国家”，是其民主输出的对象。冷战结束之后，在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巨大建设成就的情势下，美国更是将对华进行民主输出作为一项主要战略，这不仅因为“传播美国价值观和促进国外民主在其全球战略中被提到非常高度”⑤，更因为其已经迫不急待地梦想一个统一在美国价值观之下的“民主”世界早日到来。值得注意的是，与1989年前后美国公然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战略相比，当前美对华民主化战略的手法更加柔性和隐蔽。因为美国意识到，对付中国这样一个以和平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与美国有着深度利害关系的大国，依靠传统的经济制裁、政治高压进行民主输出可能无济于事。未来对华的民主输出将主要通过经济、外交、社会手段，敦促中国不仅在政治、文化、价值观上“美国化”，而且在经济和生活方式上也要“美国化”，进而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因此，美国在对中国进行民主输出的过程中，除了诱使中国接受其民主政治体制之外，还总是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即新自由主义。

　　与中国经济民主建设所追求的平等、公正、民主等目标相比，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⑥。其本质不仅是美国国内的一种经济理论，更是一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应用到对外经济关系中，该理论则要求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殊不知，经济实力差距甚大的美国垄断集团和中国的民族企业，是不可能实现平等竞争的，这种“平等”表面上是对经济自由化的极大推崇，本质上恰是中美经济关系不平等的体现。美国对华进行民主输出，宣扬新自由主义，正是要诱使中国也实行它的经济自由化模式，而其则充分发挥竞争与垄断相结合的优势，在国家力量的保护下，逼迫中国向其开放市场，使美国的商品、资本及技术得以自由进入，“通过所谓自由贸易，占领中国的市场，控制中国的经济，把中国经济变成服从美国利益、在美国调节下的经济，使中国经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化，而并不是要把它的这种优势输出到中国，使中国成为其自由竞争对手”⑦。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态差异与主导权之争使美国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民主进程的最大外部因素。

　　三、正面与负面：美国对中国经济民主进程的双重影响

　　作为影响中国经济民主进程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影响来讲，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大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讲，美国要求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压力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了中国经济民主建设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至今，世界贸易自由化取得了飞速进展。借助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在深化发展的基础上，也越来越体现出全新的、更加平等的色彩。同时，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国家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主导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美国也对中国提出了完善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为了减少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并能够与中国企业展开所谓的平等竞争，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施加了一定压力，如“美国政府与企业在中国‘入世’谈判中要求中国最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实行非歧视性待遇，经贸政策最大程度透明化”⑧。在其看来，中国市场的开放及改革可以为其创造更加便利的投资环境，即在中国政府对企业补贴相应减少的情势下，美国企业可以与之开展更为平等的竞争。对于中国来说，美国要求中国完善市场化改革的诉求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经济市场化与经济民主改革的目标之所在。充分利用好美国这一外在“压力”，实现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对于中国的经济民主建设意义重大。

　　从中观层面来讲，借鉴美国企业管理文化有助于推进中国企业民主管理水平的提高。所谓企业管理文化，是指“指导企业自觉形成各自特色的企业人共同遵循的目标、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道德规范等文化现象”⑨。作为西方国家企业管理的“领路人”，美国的企业管理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独具西方色彩的美国企业管理文化渗透着创业者的锐意进取、积极向上和注重实效的精神内涵，但同时也包含着“以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⑩。这里仅就美国企业管理文化中的公平意识和民主理念展开论述，因为这两者也正是中国企业需要积极借鉴之处。一方面，“人人平等与公平竞争”。美国在立国之初即将“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载入宪法，平等可谓是美国的特殊历史产物。这种平等意识在企业里，就首先表现为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企业员工的充分信任。美国的许多知名企业都特别注重平衡环境的塑造，不仅关心企业员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而且关心员工的社会需求及个人需求，尊重员工的尊严、个性及价值。“例如，美国硅谷的坦德公司，没有正规的组织机构，也没有明文的规章制度，工作责任和实践也是灵活机动的。坦德公司的信条是：任何人都在同一个层次上对话，没有人会感到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决策权分享和民主管理。广泛分享决策权是美国企业管理文化的一大特色，尽管企业的决策过程或许并非真正民主和完全民主，但企业员工都深信自己能够而且有必要为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因此从整体上来看，企业决策通常是分权进行的。企业上级主管将决策权授予下级管理人员，进而使员工获得承担责任并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而且上级也不能随意干预其下属的决策。这也意味着企业所有员工都有资格为企业管理效力，不论是白领还是蓝领，都可以对企业的大政方针发表意见。而企业员工参与管理、分享决策权的必然结果是使企业管理走向民主。很显然，美国企业管理文化中的这种公平意识和民主色彩是非常值得中国企业借鉴的，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民主管理水平的提高，更有助于中国经济民主建设的全面推进。

　　最后，从微观层面来讲，新时期中美经济的相互开放和彼此渗透有助于增强中国市场主体的经济民主意识。中美两国自1979年7月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以来，经济关系就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及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需求是双边经济关系迅速发展的基础，中美高层领导的接触和互访则为中美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在此前提下，中美经济在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过程中实现了相互开放和彼此渗透。其中，美国跨国公司的在华经营对于提高中国市场主体的经济民主意识大有裨益。 改革开放以来，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无论在规模、总量上，还是在分布的行业、地区上，均取得了飞速发展。为了极力抢占中国市场，美在华企业不仅制定出各种产业计划，涉及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及几十个银行、保险等行业，而且从其本土带来了公平竞争、员工民主参与管理的企业经营理念。一方面，美在华企业推动和维护了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并以亲身体验有力驳斥了美国反华利益集团如劳联—产联对中国劳工状况的指控。如在国会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许多美国大型在华企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院外活动，要求政府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脱钩，并最终促使政府改变了对华政策。而美中贸易商界联盟更是明确指出：“中国支持所有企业中的‘集体谈判权’和禁止童工，同时也不禁止罢工，在给予工人的法律权利方面比大多数国家都广泛。”另一方面，美在华企业所实行的民主管理体制深刻影响了中国籍员工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后者的经济民主意识在公平竞争、民主参与企业管理的大环境中得以大大提升。正如美中贸易商界联盟针对反对派的游说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华美国公司带来了中国劳工状况的很大改善，劳联—产联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美在华投资公司不仅工资更高，而且实践世界一流的标准，履行美国的价值观，主要表现为尊重职工，强调个人责任和高尚的道德标准以及严密的环境监察，同时倡导企业自由等。”尽管这仅仅是美国工商界游说政府的一种说辞，但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在华企业的管理体制给中国籍员工的民主意识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而这些人经济民主意识的提高及其辐射效应无疑有助于推进中国的经济民主进程。

　　然而，美国在给中国经济民主建设带来一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下述两大方面：

　　第一，美国是当前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最大障碍。中国的市场化程度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中国是否具备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中国经济民主建设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是中国经济民主建设进一步深入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市场经济地位”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内涵，是中国经济是否走向市场化和民主的标志之所在，关系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民主建设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及经济民主程度的逐步提高，在各个方面都给美国带来了挑战，迫使美国急于寻找并长期持有能有效遏制中国的手段，而“非市场经济地位”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可用来打击中国的经济，亦可用来攻击中国的民主制度。由此可见，中美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博弈是一个涉及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利益的政治经济问题，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建设的成功与否。在中国是否拥有市场经济地位这一问题上，美国的基本立场是“不同意用谈判方式解决、不将市场经济地位纳入中美谈判的内容”，并坚持依据美国国内贸易法的有关标准判定中国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美国商务部有关“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主要有六大条：一是货币的可兑换程度；二是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三是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四是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五是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要求产业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决策没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产品投入都是以市场价格支付的；六是美国商务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在美国看来，中国当前仍不符合第一条和第二条标准。显而易见，美方对中国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自由度的否认，亦是变相否认中国劳动者所拥有的经济民主权利，是对中国经济民主现状的错误评判。以此为据，美国至今仍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对中国国内的经济民主建设有害无益。

　　第二，美国是影响中国经济民主进程的最大外部干扰源。在客观认识美国对中国经济民主进程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即使不是直接的对华经济外交，美国也可以干扰或阻碍中国的经济民主进程，其中包括中国努力营造的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友好合作关系。例如，美国对中国经济民主状况的错误认识通过其强大的媒体与舆论宣传传播至全球的各个角落，不仅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民主的客观认知，更影响到中国与各国的正常经贸往来。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对中国经济民主状况的错误宣传亦影响到相关国家对华的投资趋向，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以中欧关系为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与欧洲的经济民主尽管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在市场经济与经济民主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一点上是有共性的。中国的“天人合一”及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思想与欧洲“代代相传的平等、自由、崇尚理性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都希望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实现经济民主的终极目标。而当前的中欧经济交往与合作发展也正使得双方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和相互支持。然而，欧盟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至今未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民主建设的成本，也干扰了中国经济民主建设的进程。

　　四、中国经济民主建设中应对美国影响的基本对策

　　如前文所述，美国对中国经济民主进程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如何构建中国对美战略的基本框架，以充分利用其积极影响，防范消极影响，已成为中国经济民主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要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经济民主之路。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即是对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挑战和威胁。在此前提下，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之一即是通过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由经济上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带动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最终实现中国的“美国化”。面对美国的这一战略，中国需要走出一条独具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之路，以保证自身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从细微之处着手，协调各市场主体的相关利益，通过持续的量的积累，以最终达到经济体系的整体优化。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一些重要的政府决策，常常都是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而不是盲目的冒进。尽管每一步小得让人灰心，但日积月累，也会造成深刻的、也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由于这些渐进的变化是和平的，并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因而能够持续地进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民主建设同样要采取渐进的策略，只有使公平竞争、平等参与的理念真正深入人心，经济民主水平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必须“选择并开创一条独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化道路，而不是完全效仿美国，亦步亦趋”。

　　其次，积极开展对美经济外交，促进中美经济良性互动。从经济民主建设的角度而言，加强同美国的经济外交，一方面可以引进美国先进的企业制度和管理经验以提升中国经济民主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经济外交有效促进中美经济良性互动，以更加积极密切的经贸关系来构筑中美整体关系的坚实基础，防范美国对华经贸战略中的消极因素，进而弱化其给中国经济民主建设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众所周知，美国从来都自诩为市场经济的信徒和民主制度的模范，经常采取“引导市场的方法”和推广西方民主制度的路径来对付竞争对手。以20世纪80年代美苏间的经济战为例，美国通过对苏“实行技术禁运、操纵石油价格、提高苏联贷款利率”等手段，最终导致了苏联经济资金链的断裂，使之在两大阵营最后的较量中归于失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前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及操纵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做法，与当年对付苏联的手段可谓如出一辙。中国必须采取相关对策积极应对，防止被纳入美国的经济轨道，以保护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民主建设成果。

　　第三，利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积极因素，力促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机制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及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长，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合作因素在其自身利益需要的促动下也开始逐步增加。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提升了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中美战略对话特别是经济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中国应该从长远着眼，力促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机制化轨道。所谓机制化，一般包括几个方面的指标，“一是双方处理核心、重大以及各种具体功能性问题的协商合作机制的丰富程度；二是这类机制在处理双方矛盾分歧中的效能和效率；三是为了减少和避免具体领域的纠纷扩散、干扰两国关系的总体发展，两国政府特别是两国领导层领导和总揽双边关系机制建设的能力和投入”。很显然，双边经贸关系的机制化程度越高，其稳定性也就相对越强。 及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共举行了五次战略经济对话，标志着中美经贸关系机制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战略互信的缺失不仅是导致中美之间产生诸多危机的根源，更是使双方对危机的处理复杂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中美经贸关系实现机制化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