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兽哪个地图好玩:高人：我眼中的“两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0:06:10
高人：我眼中的“两会”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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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太军的《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有关政治改革的设想及其步骤和方法,特别是“把政协纳入人大系统，作为两院制中的一院”的观点，引发了我与之不尽相同的共鸣，愿说其详。因我对国家政体素无研究，只是凭直觉看事情想问题，或是无知妄说，或许稍有道理，且请诸位姑妄听之。
首先严正声明：历届的两会及其所有代表委员为国是所做出的努力与成绩，居功至伟。此乃本文前提，在此不赘。 先说政协。 政协来历 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协商，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两项最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这两项制度为全国人民的当家作主和多党的融洽合作，曾经并且将继续发挥重大积极作用。 人大与政协有着本质的不同。简言之，人大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而政协，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机构。中国不是两院制，人大就是人大，政协不是与人大对应的参议院，有些象英国的贵族院却也不是。但与外国的一院制有别的是，政协所做的事情大多又是议会的事情，却与人大之间并没有制衡、监督的关系，只是参政议政，智囊与咨询的色彩浓重。还有能够说明这一点的就是，政协在对外交往中，对应的也大都是外国的议会。 依我说，人大与政协是介于两院制与一院制之间的一种模式。这在一些人看来，政协或许有些不伦不类的尴尬，但这正是我国特殊国情的特色政体，它的优势肯定比一院制要强，比两院制也未必就差，反映出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元勋高度的政治智慧。 政协原本就是个临时和权宜的机构，但它却被保留了下来，说明新中国立国之初就走了一条有别于它国宪政的另路，是特殊国情的特色之举，也是统战的需要。最初的几年，中共与民主党派和睦相处，许多知名的人士，莫说如今的万钢、陈竺做部长在当时并不算什么希奇，就连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人大的副委员长、政务院的副总理也都做了，是民主党派最风光的年月。待到1957年中共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以“大鸣大放”开始，以“反击右派”告终，突如其来的一个巴掌，拍得民主党派哑口无言从此缄默无语，凡事只有唯唯以求自保，沦为政治的花瓶民主的摆设。 政协现状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再严正声明三点：一是我绝没没有贬低民主党派的念头；二是我也绝无否认政协所做大量卓有成效工作的意思；三是更不敢有丝毫离间民主党派与中共关系之用心。我只是希望民主党派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我国的8个政党，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台盟5个名字都冠以了“民主“二字，民革、致公、九三3个，虽然没用民主命名，但立党的宗旨也都是以民主为核心，所以被统称为民主党派。 从历史上看，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经历了从“风雨同舟”共同反蒋再到今天“肝胆相照”共建四化的过程。其间，也有过1957年大批民主人士被打成右派，民盟这个最大的民主党派、《文汇报》《光明日报》这两家民主党派的最大报纸被整肃的不愉快。现在回过头看去，民主党派不是共青团，更不是中共的支部，而是有宗旨有政纲的合法政党，且不说应邀帮助共产党整风，即使是自发主动地提意见做批评，也是名正言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么！再说，倘若真的采纳了他们的一些正确意见，进行政治的设计，改善党的领导，今日之中国可能已是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度。总之，争取民主是民主党派的传统，无论是对国民党的抗争，还是对共产党的建言。 拿这个观点看今天的民主党派，且不说个头体量太小，加在一起不超70万——我们且不说这种局面的“个外”原因，只说其“个中”原因——，不客气地说，他们的人才优势已非当年：一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的民主党派，确实聚集了中国政学工商各界的精英，但如今已远比不上中共的人才济济；二是也同中共一样，民主党派的创始人都已做古，后继者已少了前辈的资历，特别是才华、锋芒以及张扬的个性。 在与中共的关系上，目前的既“和”且“同”固然美妙，但保持适当的距离和一定的超脱更为有利。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尽管不赞同马列的阶级斗争学说更不赞成激进的共产革命，与国民党的关系则是不即不离、或即或离、即大于离，但始终无党无派。他除为抗日做过驻美大使外，还多次谢绝到政府任职而始终不脱学界。他之所以如此，乃是为了更好地做国家之诤臣、政府之诤友。这既是他的聪明之处，更是他民主观的一个理念，值得借鉴。 对中共而言，民主党派既是团结的对象合作的伙伴，更是拾遗补缺的诤友。中共作为执政党，对它的监督主要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在内部，是党的纪检监察部门和广大党员，这都是自己监督自己；在外部，是社会的各界和舆论，除媒体外，民主党派则是当仁不让的主力。我们承认民主党派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也经常看到中共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向民主党派头面人物通报并征求意见的报道。但我们无从知道民主党派建言献策和批评时政的具体情况，我们也无从知道在哪张民主党派的报纸上才能了解到。总之，增加民主党派的公开度透明度，无疑是应当改进的地方。 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畅所欲言固然是民主，一致通过也固然理想，但参政议政就应当是围绕着治国的大政方针、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热点问题，针锋相对地激辩和争执，旗帜鲜明地同意或反对，这才更能体现民主。 我看两会 由政协，再扩展到对两会的看法。 一、据了解，当今世界，美英法德俄日这些发达国家，或参众两院，或上下议院，或国家杜马，其议员大都在五六百人左右，都是饱学的有识之士和治国的能人，是通过竞争得来，为选民所拥戴。尽管中国的人大和政协，与上述国家的议会或有不同，但就性质和职责来说，还是有许多相同相通的地方。 中国国情特殊，人口基数大，民族又多，还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尤其是妇女这“半边天”，所以人大和政协的议员人数多些无可非议。美国人口3个亿，参众两院议员固定为500多人，如果主张依照这一比例来决定我国议员的人数，显然有“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崇洋媚外全盘美化之嫌，但仍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照。这样的话，我仍然要说，我国两会的议员人数大概已经达到了这个数字的大约10倍左右，如果再算上列席两会的省部级官员，人数就更为可观。每年两会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所花纳税人的钱并不是个小数，而且还涉及到首都半个多月的交通、治安、服务等方方面面，影响面也着实不小。这还没有计算地方两会的人数和费用，百姓也无由得知，总之是个庞大的数字。 问题不在人数和花钱的多少，关键在这些人是否具有议政的能力和水平。看看每次会议的发言就可以知道：重复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领导原话的多，有质量的议案少，附议他人意见的多，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的思路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更少。至于提案，尤其是对诸如“国山”、“国服”、“母亲节”、“女人节”，还有被称为“小学生水平的环保提案”，网民们更是忍无可忍地斥之为“鸡毛蒜皮”，说他们“不务正业”，“占着茅坑不拉屎”，甚至干脆直呼其名地要求个别议员“下课”。这种情绪出自于他们对议员避重就轻回避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满，对社会公害这些热点问题议而不决的失望甚至愤怒。比如公款吃喝旅游、出国考察、公车使用和职务消费，老生常谈地提了多少年了，一些议员甚至言之凿凿地拿出几千亿的数字痛陈厉害大声疾呼，但就是改进不大，也不知到底难在哪儿，竟这么难有作为。说实话，这些问题不解决，两会开得再热闹，媒体再怎么使劲，百姓也提不起精神来。 总之，在精简各级政府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上，全社会早已形成共识，但我不知道在各级人大和政协的精简上，政府如何考虑。我的观点是宁精勿滥。 二、一年一度两会忙，不似往年，又似往年，多少总比往年强——已经成为我国“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头等大事。绝没有小看两会的意思，我要说的是，从本质上说，两会与一个单位每年的总结大会没有什么两样：总结一下去年的工作，布置一下当年的任务，还有例行的讨论、建议、举手、通过、鼓掌、闭幕，皆大欢喜地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了事。两会只是参加的人数多，讨论的事情大而已。既然研究的是国家大事，事关人民的福祉，按理就应当由具有专业知识的治国精英参加和讨论。从这个角度说，议会政治，就是精英政治，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概莫能外。 而中国的人大代表，相当数量却是由各行各业做出成绩的此精英却非彼政治精英所组成。这主要来自上下两个方面的理念：一是政府是尽可能多地把方方面面的人士纳入两会以示民主为怀倾听民意，二是社会各阶层、团体、行业、民族以及妇女，也都抱定没有自己的代表就不是民主而且本界别的代表多多益善的想法。两种观点都可以理解，但如此做法能否能如愿以偿和有此必要？2007年的两会，政协委员张贤亮说“超女也应当进政协！”不管这位作家说的是真话还是反语，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涉及了一个实质问题，这就是是否只要社会上有这个群体、议会里就一定要有它的代表？这就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一旦登上人大会堂的台阶，就意味着他是在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参政议政讨论国计民生，而不是在代表他那个界别同政府谈判，更不是与别的界别争利。从这个角度说，绝没有360行行行都得出代表的必要，事实上这也根本做不到。二是怎样才是真正体现民意？绝不在形式上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热热闹闹欢聚一堂，那只是浮华的表象，实质全在会议的内容、质量和效率。“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不错，“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也对，用在议会也言之成理，但前提是与会之人必须是治国的能人。两会的大量工作，如调查研究，了解民情，倾听民意，解决问题，以及讨论立法准备提案等，大多做在会下——他们做了很多，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平时很少报道，只是在两会之前才见诸报端用于宣传——，拿到会上的成文提案只是讨论、修改和表决。但无论是会下的工作，还是会上的讨论，不但需要与会者具备道德和良知，更需要知识。人多多的应该是诸葛亮，议论多多的也应该是真知灼见，这样讨论决定的事情才合国情合民意。 2006年的两会，媒体还报道了一个“花絮”，就是一个女代表抱着还没满月的娃娃来京开会，由她的母亲在宾馆照看。媒体的用意无非是想突出两会对民意的重视和议员对两会的负责任，结果却适得其反地帮了倒忙。我听到的议论五花八门：有的说这纯粹是凑热闹添乱的；有的问她母亲和孩子的费用是不是花纳税人钱的；有的认为孩子在身边她根本踏不下心来专心开会的；有的更邪，说在西方国家这样做法不但要受到舆论的谴责，法院还会因她违反了抚育婴儿的某条法律让她吃官司的。我的看法是，她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代表，但对她和孩子来说确实不必如此。 三、央视的崔永元连着两年配合两会做的专题节目，请一些代表委员出镜接受采访，其中大多是现任的省部级官员甚至更高。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对自己主政地区或部门的情况了如指掌，未来发展的思路也十分清晰。恕我吹毛求疵，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因为了解或判断一个从未谋面的生人，一是看他的仪态，第二，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是听他讲话，这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如思维、知识、表达、机敏、幽默、修养、风度等等，也许他们很能办事，但对于一个议员来说，不但要做得漂亮，还要说得漂亮——当然，他们或许很有口才，只是在那种场合不想多说而已。 不管怎样说，他们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绝对一流，称得上是两会的中坚。两会里还有另一些这样的中坚，那是从党和政府部门退下转到人大和政协继续发挥余热的原官员。很长时间以来，各级官员从党的职位下来，再转到政府任职，最后或到人大或去政协，一圈转下来，大多已过了古稀之年。他们同在职的官员一样，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并且熟悉人大与政协的运作。问题是，太多的政府官员身兼国会议员，一身二任，尽管这在内阁制的国家如英国也是如此，但英国还有一支相对稳定的文官队伍和相对独立的内阁。我国政府官员身兼议员的人数如此之多，是必使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大打折扣。西方的多党政治和议会制度我们不能照搬，但三权分立的机制不能不引进——请注意，我说的是机制——，不能把这看作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而应当视为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立法、司法与行政的相对独立以及相互制衡和监督，这才是国家实现民主与法治的唯一之路。因此，逐步减少政府官员的数量，是人大和政协改革的方向。 四、在每年的两会期间，人们还总会看到那些当红或过了气的演艺明星，他（她）们人数之多随便就可以凑成一台名家荟萃的文艺节目——她们也确实在每年两会期间都为庆祝“三·八”妇女节演出过。还有曾经为祖国争过光的金牌运动员，以及在不同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的其他劳动模范如公交车的售票员。我们不能说他（她）们不配做议员，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他们没有议政能力，但反之亦然。不用与上述的官员相比，就从他们开会或无建言或说些无关紧要不疼不痒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来看，他们的议政能力确实让人怀疑，给人以、或许他们自己也有“赶着鸭子上架”的印象和感觉。这不能全怪他们，他们并不是自己想来就来而是被请来的。当然，他们几乎没有不愿意来的——一个个人事业有成的人，再挂个议员头衔，这种名利双收的好事谁要是不愿意不是傻么！值得尊敬的是，他们当中也有个别人，或因忙于事业实在无法分心于议员的事务因此不想占着位子不做事，或出于缺乏参政议政能力的自知之明，所以自动辞去了议员的名分，还是脚踏实地专心致志地去干他的老本行。还有一个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的理由是，两会的大量工作并不是在会上而是在平时，但他们平时连工作和应酬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和心思去考虑两会的事情去尽议员的义务？更有甚者，他们连人大政协平时的一些重要会议都不参加，指望他们在两会上提出象样的议案确实是勉为其难。这种情况自然使得百姓心中不平，在他们看来，议会里养这些滥竽充数的议员纯属靡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因此要求他们“下课”并不是无稽之谈。 问题的关键在他们不是真正竞选上去而是上面安排赐予的。在西方民主国家，当议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都得通过竞选。希拉里当上参议员肯定是沾了夫君克林顿总统的光，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竞争上去的。 而淘汰和退出机制的缺乏，则是两会的另一弊病。在我国，议员的终身制似乎是不成文的规定，除老病离世或因故被罢免外，没有特殊原因，大多是一当到底。 五、还有，中国与英国不同，英国有上议院，也叫贵族院。培根在《论贵族》中说，“古老的贵族是时间造就，它既是一个阶层，也是一种个人身份。一个强有力的贵族阶层可以增加君主的威严，但同时也会削弱君主的权力。”但中国几乎没有贵族，就是说并不是一个没有，而是极少。因为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世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天下，百姓说的最直白：“富不过三代”，因此难以形成贵族世家。 巴尔札克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时间，此话一点不假。按照这个说法，新中国开国元勋以及其他高级干部的子女只能算是新贵，还够不上贵族。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四旧”的红卫兵，常常是几十上百的青年男女，身着清一色的“军绿”，骑着当时算做高档日用品的自行车，成群结队地在大街小巷狂呼高叫着“打倒”、“揪出”、“砸烂某某的狗头”的“革命”口号呼啸而过，他们承传的主要还是父辈农民造反的冲杀精神。至于个别改革开放后跻身两会的腰缠万贯财大气粗的所谓企业家议员，更是毫无素质可言。 一个贵族的知识、教养和气质，需要家庭的熏陶，学校的教育，更需要积年累代的雕琢和脱胎换骨的嬗变。所以，即使让所有名人之后都进政协，也成不了贵族院，因为素质和能力同出身和地位，并不一定成正比，这要因人而异。他们中的多数十分优秀，大有作为，不论是从政还是经商。这是理当如此，因为天才毕竟是少数，人的智商大致相当，差不到十万八千里，谁的家庭背景优越，所受教育专深，掌握的信息量大，拥有的人际资源多，谁成功的机会自然就多就大，在中国，这些优势非高干子弟莫属。 对于一些从政的高干子弟来说，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中，他们是让人放心的接班人；在百姓心目中，他们也都是见多识广，水平高能力强的政治精英。这也同样是理当如此。因为他们掌管着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他们比常人最先获得前沿信息，手下还有一群智囊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对把握不准的问题，他们一个电话打给专家学者就能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至于经商的高干子弟，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2006年的统计，全国有27,310人拥有5,000万人民币以上的财产，其中资产过亿的3,222人中，2,932人为高干子女，共拥有20,450亿元。他们主要集中在金融、证券、外贸、土地开发和大型基建领域。另有媒体报道：广东的房地产开发商大户中有12家、上海有9家为高干子女；上海15家建筑商大户中有13家为高干子女；江苏省22家房地产开发商和15家建筑商大户，全部为高干子女。他们的财富，固然有个人奋斗的因素，但家庭背景和体制转轨的机遇也是重要原因。 他们中间也不乏平庸之辈，一些名门之后，都是有职有权有头有脸的人物，但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在百姓中留下了倘若没有老子，他们究竟能干点什么的非议。还有一些人，父辈曾经是权力圈子中人但今已风光不在，他们“其貌不扬”——这是先天决定无法选择的事情并不是缺点，但“其人亦俗”则是他们后天文化底子太薄自身修养功夫不够，所以他们就被百姓贬得一文不值，让人产生了即使其父辈的权势仍然如日中天，他们又能怎样的想法。 六、以上三种人，官员、名流和名人之后，在两会的比例似嫌过大，其中的一些人又缺乏参政议政的能力，因此很有精简的必要，这样起码可以少花费些公帑，更有必要严格把关，这样可以提高决策国是的效率和质量，也在世人面前提高些两会的权威。 总之，人大也好，政协也罢，不能把代表和委员当作荣誉用来奖掖做出成绩的人或作为封妻荫子的名分，让他们占着位子或不作为或无力作为。对他们完全可以采用论功行赏一次性授勋奖励的办法，就象英国女王给一些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演艺和体育明星授爵位那样。 反之，代表和委员也千万不要自视太高，把它当作身份和地位。一个星期天，我去银行取钱，人很多，加上自动取款机坏了，所以队排得很长，目睹了下面一幕： 一老者怒斥银行取款机已经坏了三天却依然故我。 这时，走来一对颇显斯文，年过五旬的夫妇。 男慢吞吞对老者说：“老同志，有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态度嘛，不要发火呀。” 老者问：“请问您是……” 妇抢答：“人大代表！” 老者：“这儿是银行，没您的事儿，有话去大会堂说去！” 老人说话也太刻薄，但那妇人也实在是自讨没趣。 这个故事说明，百姓并没把他们太当回事，议员为百姓说话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尊敬。 还有，在商言商，在政言政，当上议员就得有议员的样子，说话行事别忘了议员的身份。据媒体报道，2006年8月，广州一杜姓男子，因车祸致8级伤残，医疗费已花去20万元，现欠债10万元，事故责任人在交警定责后不再露面，杜在多次找政府和交通管理部门不果的情况下，在洛溪大桥上扬言自杀，后经警方劝说走下桥栏被带走，导致交通阻塞四小时。媒体报道说，一姓朱的人大代表称，这是“作秀”，是“劫持大众，应予严惩”。照此逻辑，杜应当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才不是作秀，否则就应当受到惩罚，而且是严格的惩罚！理由呢？就是因为他“劫持大众”！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他劫持谁了，怎么劫持的？导致交通阻塞是事实，但责任不能全算在他的头上。他的行为确实引起了围观，但国人的爱看热闹责任在他么！倘若行人不看，或者交警有效疏导，怎么会阻塞四个小时！在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一个人民的代表，对人民，对百姓中的弱势群体，竟然这样的冷漠，人与生俱有的道德、良知，和最起码的同情心，都跑到哪里去了！既然是人民代表，他真应当走下车来行使一次他的代表职责；退一步说，即使不下车，他也首先应当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能为畅通百姓诉求的渠道做些什么？结果，这位男子真让他说中，被拘留了10天。 七、话说回来，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适当考虑到一些名人之后和社会名流，以及做出突出成绩的各界人物的社会影响，安排一些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进人大或政协当个代表做个委员，这在目前的国情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他们中的极个别人，不惜代价拼命钻营，换取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红顶，为的是官场商界通吃。更有甚者，招摇撞骗，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有的甚至竟是黑社会，每当媒体给予暴光，都引起百姓对政府诚信的非议，影响极坏。 这样的例子太多，举不胜举。辽宁省人大代表、抚顺市兴业机械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建军，于2005年3月28日凌晨3时许，酒后驾车，左侧倒车镜刮碰行人裘吉，镜片被刮掉，侯下车与裘理论发生争执并撕扯。裘跑，侯驾车追赶，将裘撞倒后逃离。裘被撞身亡。当日8时，侯到公安部门投案自首。5月13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侯作案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侯死刑，并赔偿裘妻人民币15.4万元。2006年9月1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被害方损失并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等理由，终审判处侯建军死刑，缓期2年执行。 2006年9月23日中午1时许，在甘肃省嘉峪关市，有五人参加宴会后，在酒店门前拦一出租车回家。因坐不下五人，一人下车。此时，后面开来一奥迪车停下，车中下来一男一女以出租车门剐蹭其车为由连声斥责，双方发生争执。几分钟后，几名手持钢棍等器具的男子前来，不由分说对五人就是一顿乱打，其中一人死亡，一人被伤。该男子——嘉峪关市政协委员、某汽车销售公司老板何锋，见现场有人报警时竟扬言：“公安局的人全来了我都能摆平！”2007年1月23日的《西部商报》报道说，案发后的2006年10月18日，何锋，其妻以及持凶器致人死伤的李波等五人被逮捕，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将公开审理此案。报道又说，何锋、李波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其他同案犯，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网上的一条评论说，招来打手把人打死，再协助公安机关抓打手，这也叫立功表现？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的两届政协委员熊新兴，本是黑社会老大，不但靠开赌场、诈骗银行贷款、强迫非法交易等手段聚敛巨额财产，还象赖长星那样，在抚州市郊区建造一座“红楼”，专门用来拉拢腐蚀干部，编织保护伞。 北京房山区原政协副主席兼区委办公室主任许志远，于2006年春节雇用自己的司机将情人杀害，已被提起公诉。 还有最近被查处的唐山市这个京东重镇的政协委员杨树宽，竟然是拥有装甲车、军车和枪支弹药的黑社会老大！ 这样的报道，不时见诸媒体。 人大和政协让这种人混进来，议员又是上面这种议政水平，中国怎么好得了！ 这些情况当然是少数个别现象，但影响极坏，应当引起各级两会的关注。 还得补充一句，就是我绝没有一点说外国的议会和议员就十全十美的意思。我们比他们文明多了，我们的代表委员还是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还没有象他们那样在议会破口大骂大打出手。2006年11月10日，在台湾立法院，李敖为抗议军购，竟展示了他年轻时的全裸照！这事在大陆也绝不会出现。但反过来说，我们有几个议员是不随声附和旗帜鲜明坚持己见而不怕被免职的？是“舍得一身剐”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直言不讳批评时政的？我当然没有鼓励他们采取不文明手段“犯上作乱”的意思。 几点妄议 作为对人大和政协这两项制度没有任何研究的门外汉，我深知它们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我对它们的设计者心怀敬意。但两会的现状还是引起了我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议会的一些思考，所以就不揣孤陋寡闻不知天高地厚地写在下面以就教于高明。 一、增加政协的事权。勿庸讳言政协是统战的工具，但统战又为了什么？还不是发挥各党派的力量共同治理好国家。为此，就要给它实实在在的职与权，尤其是诘驳和监督的权力，并通过立法予以确认落实，这完全符合“互相监督”的宗旨。所谓诘驳权，是指对人大的立法，不仅有提意见的权力，还有诘问甚至驳回的权力；所谓监督权，则是监督人大立法和政府行政以及党政官员的工作及廉政的权力。 二、建立并强化竞争与淘汰机制。严把选举的两个关口：选什么人和怎样选？ 关于选什么人的问题，必须改变目前的“两多两少”，即照顾界别多，安排退下来的党政干部多；考虑参政素质少，专业人才更少的状况，把真正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选进两会。 怎样选？当然是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好。鉴于直接“海选”成本太大又往往不得其人，故目前议员多为先由上级内定再走投票过场的现实，倒是采取扩大各级候选人差额比例乃最为实际也收效最快。道理再简单不过，就如同买东西，好坏就是这么几种，多少就这么几个，你并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而供选择的对象多了，优胜劣汰才会发生作用。 至于淘汰，两会必须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目标管理和业绩考核办法，把不称职的人淘汰出局，不断吐故纳新，提高整体素质。 三、统筹规划，压缩编制，逐年减少，达到定员。前面已说，没有把所有“界别”的代表都纳入两会的必要；两会更不是养老院作为老干部退休的过渡——天下没有从党到政再到人大政协地把官做够再退休的道理；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也未必就能议政。所以，争取用上最多二、三十年的时间，把两会的议员大力压缩为固定的常数，并实现人员优化，结构科学，并不是多大的难事——这需要的只是远见、决心和智慧。 四、建立专业队伍。借鉴西方经验，不计年龄，通过竞选可以连选连任，建立起一支专业化的议员队伍，以保证和提高议政的质量。 以上所说，各级的两会都应如此。 最后，还要对“把政协纳入人大系统，作为两院中的一院”的建议谈点看法。 我尊重这种意见，我也曾有过类似的设想，但我绝不希望有人把它视为试图以西方国家的多党议会制来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问题。理由有二：一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公民的权力，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二对政治开明与开放所带来的公民议政，不论其是否与“主旋律”同声高唱，都应予以鼓励，起码是允许。 这种把政协改为一院的观点不无道理。从表面上看去，在我国，似乎三权分立的架构早就存在：1954年制订的宪法经过了多次修宪日臻完善，人大负责立法，国务院行政，“两高”掌管司法。有这样的基础，想来把政协变作与人大对应的一个院不是什么难事。但这是在一党执政下的设置，在这一前提或者说条件不可改变的情况下，实行不实行两院制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再说，政协现在做的起码也是半个院子的事情。还有，我上面所指问题不解决，政协即使变了一院又能怎样？更何况此乃是涉及政体的泼天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如先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小步疾行，顺其自然，或许将来会有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日。退而言之，倘若连我所指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还奢望什么协改院？ 我的观点还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考虑，对国家政治起伏的担忧。试想，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在社与资的问题上从争论不休到争斗不止，机会一失再失，被世仇日本远远抛在了后面。多亏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挤上了摆脱贫穷落后的最后一班车。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最后机遇，必须牢牢把握，容不得再有哪怕是半点闪失，我们再也输它不起。因为世界上有限的各种资源已经由上帝“分配”、更是由列强“瓜分”完毕，各国因国力参差不齐而形成的发达、发展和落后的格局很难改变，新版的“龟兔赛跑”是兔子并没有停下来睡觉，而是“龟追兔赶”地把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况且在人类进步的第三次浪潮中，发达国家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全球经济一体化则主要是它们的大餐和盛宴，他人很难从中分到一杯羹。总之，在这些事关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我们都处于劣势，再加上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以及它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更增加了我们发展的难度。直到今天，就在眼下，我国还有近一亿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下，天灾频乃，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台独叫嚣等等，哪个不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再看世界，有谁真把你当朋友，国家间除了利益与利害还有什么？领土争端，经济打压，货币风波，产权纠纷，科技封锁，能源堵截等等，哪个不是挠头棘手的难题？总之，发展乃是第一要务，安定乃是头等大事。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不行，操之过急往往适得其反，必须服从大局，采取渐进改良方式方妥。 本着以上原则，我提出了上述四条建议，供各路精英一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