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中原会战技巧:童年记忆像狗一样追着我的灵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8:15:18
朱大可:童年记忆像狗一样追着我的灵魂(2010-07-08)   
 童年记忆

像狗一样追着我的灵魂


东莞时报采访朱大可

  对 话
  童年记忆像狗一样追着我的灵魂

   东莞时报:你生于1957年的上海,风雨苍黄的时代所带来童年那些死亡经历,让您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前的思考立足点是否和这些生活经验有关?   朱大可:童年的经验对整个生命是具有支配性的,这可能是形成悲观主义的源头,童年记忆像狗一样追逐着我的灵魂。但我们这代人同时也是精神分裂的,我一直都试图在书写中建构自己的个人乌托邦。我有我自己的秘密家园。
  
  东莞时报:你说你的阅读史,是“偷窥禁书的历史”,在饥馑的年代里,你是怎么得到最初的启蒙?影响最深的人和书是何者?
   朱大可:偷窥是一种反叛,我能够在这种反叛中获得精神的快感,这是刺激阅读的最大动力。“被启蒙”是在天真的挑战中自动完成的。应该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和我的同学们把它当作生命的教科书,书里主人公是我的少年英雄,我的无与伦比的偶像,这本四卷本的小说,是我少年时代的精神家园。
  
  我不是畅销作家
       东莞时报:“难以自拔的庸碌、鸡零狗碎的痛苦、逆来顺受的生活、长久以往的缄默……”这是1994年时即将成为父亲的您,对我们生活处境的描述,您一直对我们周遭最切近的世界,有着敏锐的体察,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是否有所改变,或者增添了新的喑哑与痛苦?   朱大可:我不认为有什么改善之处,相反,它正在变得更加喧嚣和琐碎。但我似乎比以前能更理性地看待这个尘土飞扬的世界。正如蒂利希所说,这需要一种“存在的勇气”。
  
  东莞时报:20多年前,有人向您发出责难,批评您的文字晦涩难懂,堆砌了大量自造的新词,记得您当时的回应是:我的批评是辨认并还原自己的生命经验,是听取自己灵魂的声音。现在,类似的责难之声,依旧存在,现在的您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朱大可:我不是畅销作家,我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阅读趣味。
  
  东莞时报:你对生活的愿望是什么?你的幸福的标准和尺度是怎样的?
      朱大可: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愿望。时常有些创造性的发现,读到一本好书,以及自由的书写,加上几位精神默契的朋友,就是我的大部分幸福所在。
  
  敢于放弃一些职业利益
   东莞时报: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在这样一个转型年代里,你所特指的“文化复苏”该怎样进行?它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差别在哪里?
      朱大可:文化复苏的捷径,首先在于消除应试教育制度的恶弊,让每一个孩子都获得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被压抑的自由天性及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是建立在良好的人本主义教育体制上的,而现在却还要倒退回去,重新改造已经畸变的教育体制。这种历史性的后退就像一场闹剧。
  
  东莞时报:在当下的教育体制下,你觉得该如何确立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尤其是教师队伍的产生,本身多是体制的受害者,以贫瘠的人文知识背景返身再去诲人不倦,如何摆脱这样的恶性循环?
  朱大可:敢于放弃一些职业利益,就能获取相对的独立和自由。你所说的恶性循环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扭转这种格局,还是需要从体制入手,也就是从文化的外部来进行矫治。
  
  东莞时报:提到放弃既得的职业利益,这几年不断地有大学教授闹出令人乍舌的丑闻,同为大学教授,您对此有怎样的感想?您怎样在现在这个大学体制内为自己定位?
   朱大可:一方面置身于体制之内,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这的确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它不仅是一种存在的勇气,而且也是一种存在的技艺。
  
  坚守文化原创精神
      东莞时报:20世纪的中国文化,在中西碰撞、在传统与现代化的磨合中,经历了哪些关键性转折?
  朱大可:三次文化颠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叙事,表现为儒家文明受伤,白话文造成阅读障碍;毛泽东的革命叙事,具体呈现为四九年后到文革,在这期间,通过对乡绅制度瓦解、简体字、普通话和文字拼音化着手,国家力量瓦解了方言、颠覆了地域文明,这一切在文革抵达高潮;邓小平的财经叙事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旧建筑和传统道德,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随同消褪。
  
  东莞时报:文化选择的主要尺度体现在哪里?
   朱大可:有四点。是否符合主体性精神,也即符合“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基本信念。是否符合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那个与会,民主、自由、博爱以及公正、尊严、教养等等。是否符合资讯诚信的基本原则。是否符合原创精神而非山寨精神。
  朱大可:文忙的盛宴
   朱大可早年钟情于文学,为它的自由以及与现实世界全然不同的优雅而着迷。当他将目光投向自己周遭的文化环境时,文学,却作为一个面目可憎的形象,尴尬地站立着,它垢头垢面,被各种丑陋的意识形态的贴着胡乱贴着,虚渺而鄙俗,让他产生了彻底的失望。   虽然执笔闯荡在批评界,敏感地反抗着一切与人性不符的事物,巨大或是微弱。朱大可拥有的也只是他自己的词语、句子,他用思想之刃,划开伪饰的言说,努力用细致准确的语言使其透露一点人性的光,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光,也无法适应朱大可尖锐透明,却又处处印着隐喻的、嘲讽的语言。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朱大可便与李泽厚一齐赢得盛名,1994年,他去澳洲留学兼做媒体,一度在国内视野中销声匿迹,也就是在《逃亡者档案》出版那年,朱大可亲自体会了一次短暂的逃亡,从自己最切近的生活、文化环境里抽身离去,留下一段言语的空隙。在澳洲八年,朱大可让多种身份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回国时,满载记忆和对更真实的灵魂的倾听之姿,寓意在自己成长起来的文化传统里,增添渗透了自己的努力的那个维度,“文化复苏”。      2001年,朱大可回国后便宣布和文学离婚,2006年推出他的力作《流氓的盛宴》。同时仍对批评者的身份,充满温情和眷恋。当社会和时代充满了不可靠的东西,人能依靠的只是他自己。朱大可不惮于表达自己深思熟虑的东西,并把它们嵌入一个精致独特的话语框架里,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景象和业已失声的记忆图景,变得郁郁葱葱,有新的理解新的生命。他是一个魔法师,《记忆的红皮书》和《流氓的盛宴》,都让我们惊叹他作为词语魔法师的神奇。因为成长在一个错乱的时代,死亡的记忆,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常青植物,在他个人经验里留下一丛一丛的荫翳。他为此痛苦,也从中获得了感知人性最直接的方式。   有传媒在介绍朱大可的个人履历时,多冠之以文化学者,批评家的头衔,并以这样的句子形容: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和视角存在,有不同的观点、立场、利益存在,朱大可一直在关注、思考和警惕无意义的聒噪和沉默。尽管朱大可一语惊人将余秋雨讽喻为“文化口红”,但2006年《凤凰生活》杂志将他和余秋雨一道评选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从宽容包含的角度理解,这是文化多元化带来的结果;从价值观对比的角度讲,这是喜剧年代的狂欢。
  3月27,朱大可教授应邀主讲东莞“文化周末”大讲堂,“转型中国的文化选择”,大可先生于前日晚上抵达东莞,也许是命中巧合,那一天正好是海子的忌日。正如他离开中国的1994年,他失去了诗人朋友胡河清。
   朱大可演讲的开场白一鸣惊人,他说东莞是一座勤劳、性感的城市。因为制造业而勤劳,因为建市年轻而性感。(原载《东莞时报》2010年3月29日) 见习记者 陈祥 陈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