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世界图书日”即将来临。想起不久前参加一个关于儿童阅读的会议，老牌儿童文学作家罗辰生概括如今的儿童阅读为“翻开书就仨字——嘿、哈、啊”，他对孩子们只看日韩漫画书深表担忧，老先生还困惑于自己主编的《东方少年·读书与作文》杂志多年组稿工作中，“作文”方面的稿件多如牛毛，而有关“读书”的稿件则少之又少。他说起早年间书籍的匮乏和自己对于阅读的渴求，感慨恍如隔世。编者邀他写下那些回忆，就当是“忆苦思甜”吧，希望不至招致岁数小的读者的反感。——编者

童年的读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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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在河北省阜城县的一个贫困农家。那时，土地是贫瘠的，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年九旱，村子里的人靠吃政府的救济粮生活，“感谢人民政府”这句话，从小就刻在骨子里。

    在我的记忆里，我小时候是这个样子：上身不穿衣服，袒露着结实的黝黑的胸脯，像牛犊子似的壮实，下身穿着黑色的挽腰的裤子，因为不会挽，常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脚丫子，把篮子扣在头上，手握着一把镰刀，在田埂上奔跑，挖野菜追兔子。

    1951年，我上了小学。

    大约是上学的第二年，老师说要成立“少先队”，只有好孩子才能加入“少先队”。

    我要做好孩子，我要加入“少先队”！

    终于如愿以偿了，我戴上了红领巾。老师又说，加入了少年队，可以订“少年报”，那时可能叫“儿童报”。我跑回家里，跟娘说：“我要订报。”娘说：“什么叫报？”我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村里的人也不知道，只知道订报是要花钱的。

    我母亲没有钱，过日子的油盐酱醋都是靠芦花母鸡下的蛋去换。我不理解大人们的难处，就掉眼泪不吃饭。我娘说：“这样吧，今年麦收你捡的麦穗卖掉后，不给你做新衣服了，用这个钱订报。”我高兴地答应下来。

    麦收，是农民最忙的季节。那时收麦子，要用手拔，一把把的麦子绑成捆，再运到场上。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有漏掉的麦子，孩子们就提着小篮沿田埂拾麦穗。

    收麦时是最炎热的时候，农民们都趁夜里凉快、麦秆潮湿时拔麦子，太阳一出来像喷火一样，农民们就收工了，拾麦穗的孩子就出场了。

    我跑得要比别人快，眼要尖手要快，要多拾些麦穗，因为我要订报。

    脊梁晒脱了一层皮，每天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我捡的麦穗越来越多，麦穗堆儿越来越大。麦穗脱了皮，卖掉麦子，我手攥着钱往学校跑去。“老师，我订报！”两手将攥成一团的钱放在老师跟前，脸上笑着，心里美着，喘的气也是舒舒坦坦的畅快。

    从那天开始，我就盼着报纸来。

    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报纸总不来。农村的孩子胆子也小，不敢去找老师要。这件事简直成了一块心病。

    几个月过去了，“报”仍无影无踪。

    有一天，我到后街大娘家串门，忽然看到她家炕角上堆着七零八落的报纸，再一看，是“中国少年报”。“这是我的报！”我喊着。大娘说：“这几个月，到时候村公所里就有人送来，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又不识字，我就用它剪褂样子啦！”我一看，报纸成了边边角角，一堆一堆的，我的眼泪快掉下来了。

    大娘把用报纸做的褂样子、衣服样子，划拉在一起，用包袱皮一包，给了我。回到家里，我看着一堆杂乱的纸，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一边哭，一边用手一块块拼接，按着日期用浆糊粘起来。

    在农村，那个时候，人们都叫孩子的小名，也就是乳名，大人们不知道孩子的大名，也就是学名。我大爷叫“罗长生”，我叫“罗辰生”，谁也不知道我的学名，于是，村公所就误把报纸送到我大爷家里去了。

    我把报纸拼接在一起，第一次读到一篇完整的故事：《东山少年》。这是写福建省东山地区儿童团的故事。过了二十多年后，我到《北京少年》编辑部工作，在一次评刊会上，我用《东山少年》这篇作品为例，讲述这篇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当时的领导吴芸红社长聚精会神地听着，看得出来，她心里很高兴。后来，她告诉我，她就是那篇文章的责任编辑。

    事情过去六十年了，回首往事，如在昨日。

    “给把柴禾看画画儿”

又一个“世界图书日”即将来临。想起不久前参加一个关于儿童阅读的会议，老牌儿童文学作家罗辰生概括如今的儿童阅读为“翻开书就仨字——嘿、哈、啊”，他对孩子们只看日韩漫画书深表担忧，老先生还困惑于自己主编的《东方少年·读书与作文》杂志多年组稿工作中，“作文”方面的稿件多如牛毛，而有关“读书”的稿件则少之又少。他说起早年间书籍的匮乏和自己对于阅读的渴求，感慨恍如隔世。编者邀他写下那些回忆，就当是“忆苦思甜”吧，希望不至招致岁数小的读者的反感。——编者

    我们家喂了一头小毛驴，灰色的毛，白色的脑门儿，小毛驴的眼睛挺大，最惹人注意的是驴的大眼睛周围长着一个黑圈，就像现在漂亮的女人抹的眼影。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人们形容一个人的眼睛大，就说长着一双“驴眼”，别看它小，家里离不开它，推磨、拉碾子，都是它出力气。每天放学后，我放下书包，立刻背起草筐，到地里拔草，太阳快落的时候，我背着尖尖的一筐青草回来，这就是小毛驴明天一天的口粮。

    有一天傍晚，我背着满满的一筐草，走到村头枣树下，放下筐歇口气儿。就见“大脑袋顺儿”也坐在树下，身边放着空筐，正专心看一本书。“大脑袋顺儿”比我大两岁，因为脑袋长得大，人们都叫他“大脑袋顺儿”。

    我向他走过去，蹲在他身边，探头看着，这是一本发黄的旧书，上边画着一个大胖和尚，穿着宽大的袍子，手里举着月牙铲，还有一位女子一手持剑，一手指着胖和尚……我看直了眼。这时，“大脑袋顺儿”把书合上，用手捂着，不让我看。我央求他：“顺儿哥，顺儿哥……让我再看一眼。”“不行！”大脑袋顺儿紧捂着书。他一下子看见我那一筐子草，又看了看自己的空筐，说：“要看也行，一把草看一页。”我忙答应下来，抓了一大把草，放在他的筐里。

    那时，在我的故乡有句俗话，叫“给把柴禾看画画儿”，所谓“画画儿”，就是有插图的书，要看人家一本书，就要给人家一把柴禾。那时农村没有煤气、天然气，就靠柴禾做饭取暖。所以，人们总要背着筐去打“柴禾”，要看人家书，那好，拿“柴禾”当租金，不能白看。

    一把草看一页书，一本书看完了，我的筐空了，他的筐满了。

    他背着一筐草回家了，我看着空筐犯傻了。天已经快黑了，虽说有月牙儿，往田野里一看，昏暗一片，平时听的那些神啊鬼啊的好像全活起来了，呲牙咧嘴、张牙舞爪地在野地里等着我。我不敢下地，只好背着空筐回家。

    我娘正做晚饭，见我溜着墙根背着空筐回来，站起来问：“草呢？喂驴的草呢？”我不敢言声，低着头站在那儿。我娘手拎着烧火棍儿走了过来，“我问你话呢，草呢？”我抬起头，可怜巴巴地望着她。

    “你不说是不是？”娘扬起了烧火棍。我忙把用草换书看的事说了一遍。娘的烧火棍儿没有落下来，在空中停着，听我说完，她略呆了一会儿，把手里的烧火棍儿往地下一扔，顺手扯过草筐，拿过镰刀，风一样地走了出去，淹没在昏暗的田野里。

    我等着等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见天上的星星都亮了，娘才回来了，背着尖尖的一筐子草。

    她放下草筐，走向我。我知道，这一顿“暴打”是免不了的了。

    娘往前走，我往后退，退到墙根儿，无路可退了，我浑身颤抖着，低着头，闭着眼，等待着那一刻……

    娘的手放在我的头上，轻轻拍了拍。我抬头看着娘，她的凌乱的头发里夹杂着几根青草，一绺黑发让汗水贴在脸颊上，上衣湿透了，紧紧贴着前胸后背……娘说：“驴没有草吃，明天怎么干活？不能让娘抱着磨杠拉磨吧。读书是好事，娘指望你读出出息来，娘也跟着享福。可眼下，要紧的是咱们得活着。”我抬头看着娘，娘那一刻的形象刻在我心里，一辈子不忘，不敢忘……

    娘跟着我过了一辈子苦日子。

    后来，我开始写作了，开始发表作品了，有了稿费，日子渐渐富裕起来。我爱人说，给娘一笔钱，让她过几天宽裕的日子。我当时觉得，娘手里就是拿着钱也舍不得花，不如把娘接来，住在一起，好好孝敬她。没有等到把她老人家接来一起住，她就走了。每当想到这些，我的泪就禁不住流下来，我恨自己……

    现在，我也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

    前些年，我回家给娘上坟，顺便带了些自己已出版的小说集，送给村里那些侄子侄女，甚至是孙子辈的孩子。孩子们听说发书，都跑了来，围着我，让我签字，我一本本的工整地写着我的名字。

    这时，顺儿哥来了，他也老了，拄着棍儿，弯着腰。我忙站起来，搀扶着他，让他坐在椅子上，我从提包里拿出给他准备的两条烟和两瓶酒。他收下烟酒，两眼看着我的书，说：“给我两本吧，写上你的大号，我也到处显摆显摆，我兄弟成作家啦。”“好的，好的。”我忙答应着，拿出几本书，正要签名，不知怎么，一股孩子的淘气劲儿涌出来，我停住笔，说：“咱们交换，一把草一本书。”

    顺儿哥疑惑地看着我，“疯啦！真疯啦！”他显然已经忘记当年的事情了。我继续开玩笑，用手捂着书说：“就得换，不给草不给书。”顺儿哥真的下了地，他也是儿孙满堂的人了，他不让别人动手，亲自去拔青草，专找青草中带着香味的“香草”，一把把地整理好，送给我。

    我捧着沁人心脾的青草，轻轻放在我的提包里，将书递给顺儿哥。

    我到了母亲的坟前，摆好供果，摆好我的作品集子，猛地，我的手摸到提包里的青草，我拿出来，供在母亲的坟前。忽然，我似乎看到母亲站在我跟前，凌乱的头发里夹杂着几根青草，一绺黑发让汗水贴在脸颊上，上衣湿透了，紧紧贴着前胸后背……

    我浑身颤抖着，泪水涌出来，忙跪在母亲坟前，头紧紧磕着黄土，嚎啕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