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要塞图纸商人:楚国与鄂国及古越族

楚国与鄂国及古越族

丁堂华  (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馆) 

约公元前11世纪末，鬻熊子熊丽，始封于汉南淮（沮）之间始，至公元前223年（即楚王负刍五年），秦王翦、蒙武破郢，虏楚王负刍。楚人立昌平君为楚王，反秦于淮南，兵败，昌平君死，至楚灭止。楚人立国约八百年，开疆五千里。在春秋时期的南北角逐中，楚是南方各国之雄，在战国时期的东西抗争中，楚是东方各国之长。地处长江之滨及樊湖沿岸一带的古鄂国，自西周中晚期被楚兼并后，至春秋战国时期约六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鄂州，作为楚国的版图和封王之地，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遗迹与遗物，为我们研究古鄂国、楚国、古越族及鄂王这一历史人物，提供了许多文献和实物资料。

一、熊渠灭“鄂”与封中子红于鄂

    熊绎传五世至熊渠。《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其中的地名“庸”，裴骃《集解》引杜预曰：“庸，今上庸县。”《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可知庸为现在的湖北竹山县。“杨粤”，当指杨水一带的粤人。《水注经·沔水》说：“杨水又北迳竟陵县东北，西迳杨水，谓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郧国也。”地在汉水中游以东，邻近郧国。罗香林谓杨粤“非汉水中游一带莫属”与《水注经》所指地望正相符合。熊渠所至之鄂，张守节《正义》引刘伯庄云：“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也。”刘伯庄所指“在楚之西”之地名，位于今河南南阳境内，称“西鄂”并非“鄂”。先秦时南阳一带先后有谢、申、武城、宛之称，无“西鄂”之名。西鄂为西汉置，当时湖北鄂州境内已有鄂县，故加“西”以示区别。《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之子神也。”此武昌县即鄂州市。顾祖禹《读方史舆纪要》卷七十六武昌县“鄂州”条说：“本楚邑。《史记》熊渠当夷王时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又封中子红为鄂王……秦置鄂县，汉因之。”屈原《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洪兴祖补注：“鄂州，武昌县地是也。”从西周时期“安州六器”中的中觯、中甗两青铜器所记载的周王南巡之处，有唐、厉、噩等诸侯方国，事在熊渠“至于鄂”之前。可见西周至战国时期长江中游有名“鄂”之地。“秦置鄂县，汉因之，”当与此有关。《楚世家》明确指出熊渠三子所封“皆在江上楚蛮之地”，鄂地当然不应排斥于“江上”之外。据此看来，熊渠当是由“甚得江汉间民和”的荆山出发，首先西伐庸，后又击汉水中游的杨粤，最后出汉水下游抵近鄂境。

    熊渠虽兵入鄂境，但并未长期占领鄂地或暂未占领鄂地。因为当时的楚国还是处于扩疆灭国的初期阶段，而鄂却是一度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赫赫之邦。据青铜礼器《禹器》铭文记载：“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楚很难在鄂立足久远，当然更不用说征服族大势众的杨粤了。熊渠封中子红于鄂所处的时期，为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熊挚红的封地是否在今鄂州一带？与文献所指之鄂在时代、地域上有何区别？下文将提出讨论。

二、鄂国与古越族的历史渊源

    典籍中的鄂、咢等，金文中写作噩，是南方一个大国的国名。鄂国称侯叔、季，可知其族有侯、叔、季三支。它在商王朝时期是雄踞南方的一个侯国，与商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史记·殷本纪》记有：“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

    西周前期、鄂国的君主具有侯的爵称，其地位在一定的时期内比楚国君主还要高。从青铜礼器《噩侯驭方鼎》的铭文记载得知：周王南征角夷，自征地返回到祛的地方，噩侯驭方献礼并宴享周王，又陪同周王行射礼。周王亲自赏赐给噩侯玉、马、矢。驭方拜谢周王，并作此宝鼎，留给子孙后代。从这篇铭文分析，当时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是很好的，并与周王室保持着宗主关系。因而在周王征伐角夷的返回途中，噩侯驭方亲往祛地恭候迎接，献礼设宴。周王显然也很重视噩国，因而亲赐驭方财物、弓矢、马匹。噩侯驭方也以此为荣，作器以志纪念。

    西周晚期，周王室日渐衰弱，噩国的力量却不断强大。但由于噩侯率南淮夷、东夷叛周，并被周扑灭，噩国就从历史舞台上逐渐消失了。从宋代和1942年陕西扶凤出土的两件形制、铭文基本相同的噩国青铜器《禹鼎》铭文：“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或！亦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伐六或、东或、至于历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从这段文字的内容分析，大约在噩侯驭方所记于祛地恭迎周王并受周王赏赐之事后不久，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出现了逆转。从禹鼎铭文的记载证实，噩侯驭方向周王室发动的这次反叛活动，声势是很大的。他不仅动员了本国力量，而且率领南淮夷、东夷，从东、南两个方向向周的南国、东国进攻，并一度取胜，抵达“历内”。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王室朝野的恐慌，因而铭文出现了“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的惊叹。周王不得不动用他的精锐部队西六师与殷八师前往征讨。这场战争打得相当艰苦，周人虽然派大军压境，却未能很快获胜，故后来又命令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师前往督军助战。禹鼎铭文中两次强调了周王关于“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的命令，足见周王对噩侯驭方与南淮夷、东夷发动的这次叛乱是决意要予以讨平的。这次战争最终以俘获噩侯驭方而结束。这一结果，对周王朝来说，不仅打退了这次大规模进犯，也铲除了它在南方的一个心腹大患；对噩国来说，因周王下令“勿遗寿幼”，噩国公室的老老小小，大概在这次战争中均被斩尽杀绝，噩国从此被灭亡。此后，噩国不再出现于史籍，铜器中也不再见到比噩侯驭方鼎等这一时期年代更晚的铜器了。

    大约与噩的势力从南方消失的同时，强大起来的楚国迅速占领了噩国原来的地域，成了南方大国。

    “鄂”与古越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古越族，又统称为“百越”。“百越”一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敞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次兜之国，多无君。”虽然我们还未能对“百越”进行系统和科学的论证，以确定它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但可将其视为有关亲缘关系的古越族各支的总称。从有关史料的考证中得知，百越分布的地区囊括汉水以南地区，当包括今鄂州、黄石、大冶及鄂东南一带。

    上文曾述及到的楚王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熊渠所至之鄂，应如张守节《正义》引刘伯庄所云，即东鄂。东鄂之疆土，大约包括今鄂州至黄石、大冶一带，这正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所证实的古越族聚居地之一，足见东鄂不外乎越人所建。刘节以《史记·殷本纪》中鄂侯之“鄂”，“就是《噩侯驭方鼎》之噩，正是两栖类的鱷（鳄）。”熊渠伐杨粤所至之“鄂”，可能也是鱷鱼之“鱷”。鳄在古代曾被称为“蛟”，是龙类的一种。《汉书·五帝纪》说：元封五年（公元106年）冬，汉武帝“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颜诗古注曰：“许慎云：‘蛟，龙属也。’郭璞说其状云：似蛇而四脚，细颈，颈有白婴，大者数围，卵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吞人也。”显然，这蛟就是杨子鱷。吴越民族断发文身，象蛟龙之状。它们的龙，正是包括杨子鱷（鳄）在内的。东鄂之所以称“鄂”，或许正因为它为越人所建，而越人则恰是崇拜杨子鱷（鳄）的。

    《说苑·善说篇》记载鄂君子晰游于江上，与榜×越人交欢尽意，这也足以证明东鄂确实有越人。

    从《史记·楚世家》等文献分析，熊渠伐杨越至于鄂，鄂（东鄂）也在杨越范围以内，而不似与杨越骈列。

    如果以上说法成立，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东鄂是古越族中杨越“种姓”所建之方国。黄石大冶铜录山和鄂州的部分古铜矿冶资源，正是那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制作兵器与青铜礼器、生活器皿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历史上曾吸引熊渠领兵攻占东鄂，大概就基于这有着巨大魅力的铜矿。

    春秋早中期，楚自从牢固地占领了古鄂和杨越以后，它就如虎添翼。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周命楚子熊辉镇定夷越。其后吴避越，越避楚，其子孙皆遂蛮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百越包括杨越在内，在向楚王贡纳的百越中，当有杨越在列。近年在鄂州、黄石及大冶的春秋战国楚墓中所出土的文物，如1977年在鄂州市鄂钢M94、M106出土两件陶鼎“扁圆腹，平底，方耳微外撇，盖呈弧形”。又如百子畈M3一件青铜鼎“器壁较薄，三足聚于底部，盖上施有不连续的蟠螭纹和几周弧纹。”反映出了越、楚、鄂文化的渗透现象。

三、鄂王与鄂王故城遗址

    鄂王，系指楚国君熊渠受周王室之命，率兵入侵鄂国以后，为了建立根据地，达到长期占领鄂国地域的目的，而封他的第二个儿子熊挚红为鄂王，并都于鄂，开始筑城、建都。《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谯周在《古史考》中认为：熊延弑而自立，未为可信，只因为熊挚红有恶疾，不能称王，熊延自然而然代立。王国维在《夜雨楚公钟跋》文中认为：熊渠死后，熊挚红虽嗣父位，但仍居所封鄂地，不居丹阳。

    鄂国何在？熊红受封于鄂，建都又在什么地方？鄂王故城与之有何区别、联系？

    西周前期的噩国在那里？郭沫若指出有三处：一即今鄂城；二指在今山西省乡宁县；三在今河南省沁阳县西北。目前。主河南南阳说与湖北鄂城说的相持不下。

    关于鄂国的相关地望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著书立说，认为西周姞姓鄂国，多指故地在河南邓县的西鄂。这种观点是以唐代张守节著《史记正义》中的说法为依据的。《楚世家》《正义》说：“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刘伯庄云：地名在楚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也。’ 《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又说：“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郎熊渠之子神也）”。《正义》先引刘伯庄的东、西鄂之论，又引《括地志》为其佐证。释《楚世家》文。实在是对太史公文章的误解。认真考证这段文献记载，楚人兴兵至于鄂，进而封鄂王，上下文意一贯，当系一事。所谓鄂，即指东鄂（今湖北鄂州市。只不过古今地域概念范围发生了变化）。至于西鄂，实与太史公文中所指无干。鄂本非楚地，楚人恃武力征伐据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说：“《史记》当周夷王时，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又封中子红为鄂王。张氏以为南阳之鄂，误矣。时楚未能逾汉而北也。”即所伐之鄂必非西鄂实乃东鄂。

    鄂王故城遗址，地处咸宁、武昌、鄂州、大冶四县交界之处，原属鄂城县马迹乡，1958年划归大冶县管辖。《武昌县志》（即鄂城县志）云：“鄂王城在县南（按当作西南）一百二十里，周夷王时，熊渠封中子红于鄂。”《舆地纪胜》按《名胜志》引《九州记》曰：“鄂王城在县西南二里马迹乡。考马迹乡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距府治一百八十余里，与寰宇记所称在州百八十里正合。今遗址关门石尚存，土人呼其为鄂王城。其为楚封址无疑。”

    据初步调查与勘探，城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00米，城垣总周长1533米，面积约112,500平方米。城址西南部较高，东北部较低，城垣最高处为4.5米。初步探明东垣北部和北垣有城门二处，宽12——15米，东垣外高河港、西垣外护城河与梁子湖、樊湖水系勾通。城址以东是一片开阔的平畈，西、南、北面为丘陵台地，素有粮仓之称，水陆交通便利，乃军事要冲之地。从城垣的夯筑断面观察，夯层约10厘米，其间包含有陶鬲、豆、盆、罐及板瓦、瓦当等东周时期遗物，据此，其筑城年代应不会早于东周。再从鄂王城城址城垣平面结构来看，其城东北角、西北角、西南角均呈切角形，这种建筑形式与江陵楚都纪南城十分近似，而楚都“现存规模宏大的纪南城城垣形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参见《楚都纪南城考古资料汇编》）。鄂王城形成的年代应与纪南城相当，即春秋末至战国早期。到目前为止，城内尚无西周时期文化遗物发现，因此，可以断定这座城址不是西周时期楚熊渠所封中子红之故城。

    春秋末至战国初年，楚王是否封王于鄂？暂无资料依据，无法考证。战国中期，楚怀王曾封鄂君启于鄂，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颁发给楚国大贵族“启”的。据黄盛璋先生考证：“鄂君封地之鄂只能是东鄂，可无庸疑。”这里说的东鄂，指的便是今鄂州市（古代包括黄石、大冶一带）。鄂君启既封鄂，其故城在何处呢？原鄂城县博物馆在《鄂城楚墓》报告中论述：“楚《屈原·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顾兮。’刘子政《说宛》：‘昔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榜人拥节而歌。’‘鄂渚’即樊城樊湖。”认为鄂君启之故城必在樊湖附近。黄盛璋先生的《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一文指出：“马迹之鄂王城，《土俗编》仅以为故鄂之都邑，未必为国都，如为楚子红始封之都，则后来亦当北徙至江边今鄂城附近（有人依据出土的噩国青铜器及其地望考证，认为熊红之鄂应在随县与鄂城之间，即汉水下游与长江合流之处）。战国之鄂据屈原《涉江》之鄂渚，必沿长江……。”鄂王城濒临长江、樊湖，与上文关于战国之鄂必沿长江或樊湖的论证是相符的。同时，与鄂君启受封的时间、交通路线、地理位置亦相吻合。故此，我们认为：现存的鄂王城是鄂君启受封的故城，也是人们常说的战国之都。

                                                         2002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