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英雄传说txt百度云:陈云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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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11-10  .h1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h2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h3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DIV.union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DIV.union TD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核心提要:1979年2月5日,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时任党中央秘书长、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

 

  胡耀邦与时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商议后,转报中央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批阅。华国锋圈阅了这封信,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来信上作出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摘自:《纵横》 2006年第03期 张曙)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革”中,却被打成“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错误批判。

 

  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目的,罗织罪名,极尽诬陷之能事,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1966年12月,“王光美专案组”成立。1967年5月中旬,“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操纵专案组,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同时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1968年9月,提出了一份所谓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了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会议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刘少奇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资格,甚至失去了任何申辩的机会,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冤屈,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被关进监狱。子女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关押,有的被送往农村劳动。刘少奇一案是党史上的最大冤案。

 

  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错判的案件有22053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有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隔离、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

 

  刘少奇一案牵连人数众多,影响极大,因而其平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能不能为刘少奇一案平反,实质上牵涉到如何看待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牵涉到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问题。

 

  这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无疑是一个禁区。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华国锋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为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

 

  汪东兴、纪登奎等一直坚持刘少奇一案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大案,对平反问题持消极和反对态度;还有一些人抓住刘少奇历史上被捕经历的不实之词大做文章,坚决反对平反。平反工作阻力很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推动下,刘少奇一案复查工作开始启动,并最终得以平反。陈云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鉴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情况很复杂,有些人可能会利用一些案件中的表面现象和细节问题,干扰平反工作的顺利开展,陈云特别指出:除了这三句话,九个字,我们一定要从表面现象看到本质问题,要从细节问题看到根本问题。在陈云领导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特别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陈云的这些思想,指导了中央纪委开展的平反工作,对克服刘少奇一案平反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保证平反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1978年底,在邓小平、陈云等关心下,王光美结束了12年的监狱生活。不久,她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来到陈云家里表示感谢。陈云立即接待了他们。

 

  刘源回忆说:说实在的,我们去的时候只是想向他表示感谢,就是放我母亲出来这个批示,并没有想我父亲案子的平反问题。因为当时那个政治环境还不到时候,而且也不大可能,我们也不愿为难这些中央的领导。特别是陈云叔叔刚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中央纪委当时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们要是说这个事情,就会给他增加很多不必要的负担。

 

  令王光美和孩子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陈云一见面就提出了刘少奇的平反问题。陈云说:少奇同志这个案子是全党最大的冤假错案。如果这个大案子最后能澄清,那么与这个案子牵连的其他案子和所有受冤屈的人自然都平反了。

 

  陈云还说,关于少奇同志“三顶帽子”的事,党史上已多次有过结论,不仅不是罪过,而且是功绩。他特意举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这件事情。

 

  1927年6月,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也逐渐右倾。为了消除国民党制造事端的借口,维护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在执行中央命令时,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些破旧枪支和童子团的木棍集中起来交给武汉国民政府。“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当时的这一举动却被诬为“内奸”。

 

  陈云说,这是当时的中央有了决议以后叫少奇同志去执行的。少奇同志在执行过程中,创造性地做了很多工作,实际上把很多破枪还有红梭镖都交了,而把一些好枪和工人纠察队骨干送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这样明着是交枪,实际上是把我们党的武装力量输送到我党掌握的军队中去了。

www.stnn.cc 陈云还关切地问起刘源的情况。“文革”中,刘源被下放到山西农村劳动。当下放的其他同志陆续回城后,只有他留在农村无处可去。

  绝望中的刘源漫无目的给一些中央领导写信,但都石沉大海。此时见到随王光美同来的刘源,陈云关切地说:这些年你们也吃了不少苦,我知道。这些年你们给我写了很多的信,我一封都没有丢,都放在我的抽屉里。陈云指着办公桌前最下面的抽屉说,每一封都放在这儿。他说,这些年我有时候处境也不一定好,我写也不管用,但是你们的事我都关心着,这些信我都留着。

  陈云深知,“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把刘少奇的所谓“罪行”材料广为散布,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中间,影响很深。加之人民群众对刘少奇历史不大了解,对“文革”中发生的各种事情也难以究明真相,如果轻率给刘少奇平反,势必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

 

  因而他对王光美说,现在平反这件事情还急不得,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要把当事人都找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予以澄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搞扎实,让它证据齐全,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王光美临别时,陈云再次宽慰她:给少奇同志平反,这件事情不是你一家的,这是全党的事情,这事我们要负责到底的。

 

  陈云此番话表明,他对刘少奇案情已有相当了解,为之平反的态度也很坚决,正在等待复查平反的契机。这让劫后余生的王光美和孩子们感到莫大欣慰。

 

  刘源回忆说,当时听完陈云叔叔的话,特别兴奋,特别激动,心快跳到嗓子眼了,到最后眼泪终于止不住流了下来。

 

  在陈云关注刘少奇案件的同时,邓小平也牵挂着这位老战友的平反问题。1978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一封要求为刘少奇平反的来信上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阅,中组部研究。”不久,他又批示中央纪委研究。

 

  据1979年2月22日中央纪委书记办公会议记录记载:“中央纪委办公会议决议:刘少奇问题,群众来信要求予以平反,小平同志要中央纪委研究。这两人的问题(按:另一人指瞿秋白)如何研究,另定。”邓小平的批示,表明刘少奇一案已打破沉寂状态,开始进入最高领导层和有关部门的视野。

 

  1979年2月5日,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时任党中央秘书长、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

 

  胡耀邦与时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商议后,转报中央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批阅。华国锋圈阅了这封信,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来信上作出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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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刘少奇案件平反过程中最为关键性的批示。它明确了案件的复查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是中央行为;明确了负责复查的部门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

  对于陈云的这个批示,当年负责刘少奇一案复查工作的杨攸箴回忆说:“如果没有他(陈云)的批示,那这个案子就启动不了,复查就启动不了。所以当时陈云同志首先非常明确地批示,应该由中央纪委、中组部来联合复查刘少奇同志的案子,这个起了决定作用。”

  3月27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刘少奇的问题经鹤寿同志与任重同志商量,按陈云同志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处理。”

  4月18日,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成立。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直接负责复查工作。复查小组由八人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中央组织部的贾素萍担任组长,中央纪委的杨攸箴担任副组长。贾素萍不久因患病不能工作,复查小组实际上由杨攸箴负责。

  5月22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确定:“对刘少奇案件的有关材料(包括档案和活的材料)应进一步查证核实。弄清关键问题,究竟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在复查、核实的基础上,要取得切实可靠的旁证材料。”

  复查组迅速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取证工作。他们先把刘少奇、王光美等有关的档案资料调来,分头仔细阅看,审查清楚这些档案的来龙去脉。还将当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成员调到北京,督促他们写出当年专案工作的回忆材料。复查组根据调看的案卷和专案人员的交代材料,拟出复查提纲,分成南北两路,按照原专案组当年列出的刘少奇的“罪证”一一复查。南路重点是上海、武汉、长沙、南京;北路重点是北京、天津和东北三省。

  在复查组紧锣密鼓开展工作的同时,陈云也密切关注着复查工作的进展。1979年3月6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专案材料说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后,“组织被破坏,供出一些人,没有那么回事,不是事实”。“当时释放条件很宽,找个保就可以放出来。”“刘少奇出来后,还向中央作过报告,党组织并没有被破坏。”

 

  说刘少奇在东北叛变,又说是主要根据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同刘少奇一起被捕的孟用潜的“口供定的”。但是,三中全会后,“孟用潜已从班房里放出来”。“把他写的证明材料给他看了一下。他说下面的签名是他的笔迹,但上面的内容不是他写的,是别人搞的。这是专案组假造出来的。”陈云还指出:“刘少奇的案还在查,看来靠不住。”“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掌握党政军大量机密。如果他真的是内奸,要出卖是很容易的,但没有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复查组经过10个月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各种材料,用可靠的事实逐条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在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亲自主持下,复查组反复讨论,七易其稿,写出了详尽确切的复查情况报告,经中央纪委书记办公会议讨论通过,送陈云审阅。

  陈云对复查报告看得很仔细,对结论进行了多次的推敲,听了王鹤寿多次的汇报。他把文件的附件,每一件都与以前的那个审查小组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对照。复查报告经他审定后,最后上报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复查报告,据此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草案。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

 

  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就是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审查报告和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名誉;因刘少奇问题受到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1980年5月1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和优秀品德。

 

  追悼会结束后,邓小平走到王光美面前,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为参加刘少奇追悼会,5月16日,陈云专程从杭州赶了回来。5月17日,他出席了追悼会。

 

  在与王光美等刘少奇家属握手时,陈云表情凝重。细心的刘源注意到,一向很少落泪的陈云这一次流泪了。这是看到战友冤案平反后的激动的泪水,这是看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取得胜利的喜悦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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