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7.0近战动作:"民国文林"的婚恋情爱故事.

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或曰："婚了，就圆满了。"婚姻可以说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完整的人生所必经的。 爱情也许是凄美的，然而婚姻却难免会流于平淡，平淡是常态，凄美注定只绽放于瞬间，年华易逝，青春难葆，平平淡淡才是王道。
有诗为证：
一对鸳鸯水上浮，鸳慵鸯懒困何休，
晚来鸥鹭纷纷飞，飞向白萍红蓼洲。

诚然，婚姻难免于平淡，然而婚姻也是美好而神圣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的家庭关系，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和合姻缘是生活甜蜜的要素，充满坚贞、忠诚，以及难以计数的有益和牢靠的帮助及相互间的义务，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之一。正所谓：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善哉！！ 蔡元培(一)

　 蔡元培（1868~1940），男，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汉族，原籍浙江诸暨，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有关他，傅斯年曾这样说，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严格来说是母亲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是由母亲为他选择，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王昭有洁癖，什么都要弄得干干净净，凡坐席、食器、衣巾等都禁止人触摸。每次睡觉前必须要求先脱去外衣，然后脱去衣裙之类，再用毛巾擦拭头发等等，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呆在妻子身边，当一个所谓的丈夫。 就这样一晃过了7个年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蔡元培与王昭维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还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但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也就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894年11月13日，长子阿根出生。在王昭夫人坐月子期间，蔡元培留在绍兴家中悉心照顾。满月后，蔡元培返北平。三个月后，王昭夫人携子乘轮船行程五天到天津，蔡元培赶到天津迎接。王昭夫人初到北平，对天寒地冻的北方气候一时“水土”不服，阿根体弱也时有不适。好在蔡元培早为夫人和儿子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仆承担家务，蔡元培有时亦在工余时间陪阿根到医院就诊。1898年3月30日，次子无忌在北平绳匠胡同出生，家庭更添喜色。
　　
　　中日甲午战争后，蔡元培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上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遂毅然弃职携眷出京返回绍兴，走“教育救国”之路。然而，不知何故，王昭夫人回乡半年多来经常低烧不退，每日午饭后便喜睡，口渴，饮水后即呕吐。一天，蔡元培正在浙江嘉兴商办会馆、义塾时，得到王昭夫人病重的口信，顾不得吃中饭，饿着肚子便赶路急回绍兴，请医生看病、配药。煎了药，王昭夫人仅能喝两三口药汤而已，多喝便呕吐，仍整天嗜睡。1900年6月5日，蔡元培派三弟去请医生，他自己在房门外不时看看王昭夫人是否醒来。傍晚时分，医生尚未请来，蔡元培叫无忌的奶妈进房间去问问王夫人喝不喝开水？奶妈进房后，呼之未应，伸手至鼻已无气息，惊呼：“不好了！不好了！”蔡元培急忙来到床边，抚脉，脉微动。医生赶到时，脉亦停止，已无回天之术。
　　
　　王昭夫人病逝，年仅35岁。蔡元培忍着悲痛，为王昭夫人写了祭文与挽联，沉痛悼念，称颂她有“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赞扬她淡于名利，历尽妻子、母亲之责，不以丈夫中进士、点翰林为喜，不为丈夫辞官回乡而怨。王昭夫人生前曾问：“人死后之幽灵当居何处？”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天足、改嫁、离婚”，这些在当时骇世惊俗的字眼竟出自翰林之手。消息传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他这种离经叛道、混淆纲常的做法无异于在向封建陋俗开战，昔日的媒人们一个个吓得退避三舍。蔡元培的这份“征婚启事”无疑是向社会表示他要为自己做主，求得一个如意自由的婚姻。
　　
　　也许是姻缘天定，1901年，蔡元培只身离开绍兴，到余杭办学，受友人之邀，去叶君府上做客。叶君出身余杭望族，书香之家，藏有许多书画作品。宴毕，叶君力邀蔡元培赏画。蔡元培当年虽在国学领域独步天下，但是对字画古玩却着意不多。叶君原想等这位国学大师说几句赞语，却不想蔡元培独独立于一幅工笔画前流连忘返。见状，叶君将蔡元培拉回桌旁笑问道：
　　“孑民兄，征婚启事贴出已一年有余，不知是否已经找到意中人？”
　　“叶兄难道不清楚那是拒人之辞，何故重提此事？”蔡元培回头望着叶君含笑反问。
　　“君若至今未有意中人，愚弟便要斗胆做媒了。”
　　“天足？识字？敢再嫁？”蔡元培开怀一笑。
　　叶君也知蔡元培一向豪放，玩笑但说无妨，但他偏正色娓娓说道：“我介绍的这个女子虽不一定三绝俱全，但肯定是女中巾帼。此女16岁丧母后卖画抚养其弟可谓贤雅，17岁刲臂和药以治父疾，可谓孝烈。其父黄尔轩是江西名士，可谓出身名门。只是……”

　　未等叶君将话说完，蔡元培便指着墙上那幅工笔画道：“莫不是那幅画的主人？”
　　叶君击掌一笑道：“正是。此事若成，真算一段奇缘！”
　　蔡元培再笑，继而说道：“且慢，你的‘只是’还未说完呢。”
　　叶君看了蔡元培一眼，说：“只是她是不是天足我不敢定论。不过这女子因是我同乡，我倒也见过，她相貌清丽雅致，身材娟秀，虽不能说有倾城之艳，但其温婉谦和、蓝质慧心却殊绝当世。”
　　蔡元培听完收起笑容，肃然起身，再次伫立于那幅工笔画前。此画无题，以花鸟构图，运笔流畅，笔锋轻柔，着色淡雅却也静中有动，花鸟与远天相衬，略见忧伤……凝视良久，他才转身问叶君道：
　　“黄仲玉？仲玉是她的字？”
　　叶君凝视蔡元培良久，笑着点头：“此女确叫黄仲玉。怎样？这杯喜酒我可讨定了。”
　　在叶君的撮合下，蔡元培结识了黄仲玉，并大胆追求，两人你情我愿，结婚的事情自然提上了日程。蔡元培要结婚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下子忙坏了远近的亲朋好友。但蔡元培与黄仲玉商定，不在婚事上铺张，而且一定要免俗。
　　1901年11月22日(一说1902年元旦），蔡元培与黄仲玉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宾朋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演说内容为评论男女平等的见解：有的引经证史，说明男女平等的理论；有的认为就学行而言难以平等，并举例：“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师礼待黄夫人；反之，若黄夫人的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何从平等呢？”于是，蔡元培折衷两端，说道：“就学行言，固然有先睛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大家鼓掌赞同，最后尽兴而散。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莱比锡大学的兰普来西教授，是史学界的革新者，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有很多学生。蔡元培极其憧憬兰普莱西，还称赞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型美术，如雕刻、图画等。蔡元培携黄仲玉夫人一起拜访兰普来西教授，赠以景泰蓝茶杯二具，并由黄夫人赠送一幅亲绘的《岁寒三友图》，图内松、竹、梅“三友”工笔细致精到，布局新颖别致。兰氏见到此画激动万分，赞不绝口。
蔡元培(二)

1920年9月，教育部复准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等事务，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此时，黄仲玉夫人腹部经常胀痛，经医生诊疗，时好时差。蔡元培考虑赴欧美考察需时半年以上，对黄夫人身体状况很不放心。黄仲玉一面请医生诊治，一面整理行装，力促蔡元培按期成行。1920年11月24日，蔡元培率北平教育团自上海吴淞口登法船高尔地埃号赴法。第五天，蔡元培在船行途中发电蒋梦麟，询问夫人病情，复电告知小愈，蔡元培认为这是宽慰话，总是放心不下。船行三十余日，12月27日抵达法国。蔡元培致电李石曾，询问夫人病情。久不得复。1921年1月9日自巴黎至日内瓦，在旅馆得蒋梦麟电，知夫人黄仲玉已于当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怀着万分悲痛心情，作《祭亡妻黄仲玉》一文，称颂黄夫人“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同时，蔡元培为告慰黄仲玉夫人，允诺：“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所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悼亡妻黄仲玉》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北京大学等学校、团体举行了隆重的“蔡黄仲玉夫人追悼会”。蔡元培无法回国参加，强抑悲痛之心情继续完成历时9个月的考察任务。
　　　　
　　在蔡元培55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个名叫周峻（养浩）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2岁。由挚友徐仲可先生及夫人何墨君为介绍人，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与周峻女士在苏州留园举行结婚典礼。
　　
　　婚礼按照苏州地区民俗风情办得简朴、隆重、热烈。身穿西装的蔡元培在婚礼上即席演说，说明征婚条件：一、我年已五十五，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好，故愿娶一位长于英文的女子；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为妻；四、我嗜好美术，尤愿与研究美术者为偶；五、我既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去比利时或瑞士继续求学，有志愿留学欧洲的女子，有所欢迎。再是，希望是原有相应认识者。恰巧，周峻（养浩）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爱国女校毕业，曾改名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学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油画作品有相当水平，有志游学。介绍人徐仲可先生认为周峻是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之闺秀也”。还向大家讲述了他和周峻的恋爱经过。
　　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
　　鲽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
　　蔡元培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记下了他的第三次新婚。
　　
　　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蔡元培偕夫人新婚不到半月，7月20日携次子无忌、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内侄黄纪霆及黄纪兴在上海黄浦码头乘波楚斯号船赴欧洲考察。故蔡元培与周峻夫人是在赴欧游船上度过新婚蜜月的，正如蔡元培后来为周夫人46岁生日所作贺诗中写到的：“遂于蜜月里，海上听涛声”，别有情趣。期间，北洋政府授权，蔡元培偕夫人游说英伦，力促英国退出“庚款”，卓有成效。
　　
　　蔡元培与周夫人都喜吟诗，时常联句、唱和，生日必互赠贺诗，表达爱慕之情。如贺夫人周养浩50岁生日七律一首：“蛩驱相依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每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诩心田,一樽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夫人周养浩擅长油画，曾为蔡先生描摹全身，‘惟妙惟肖，确系神来之笔。蔡元培十分喜爱，专为此题诗：
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
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周夫人亦有和作，其中有“天荒地老总不磨”一句，表达自己的心愿。

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陈寅恪


说到博学，如果陈寅恪自认第二，大概没有人敢称第一。他游学欧美，没有拿一个学位，却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他号称教授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被中外学人一致推崇；狂狷如刘文典，对他“十二万分的敬佩”；霸气如傅斯年，对他尊崇有加；斯大林向毛泽东谈及他，英国女王访华专门去拜访他；他洁身自好，虚怀若谷，潜心治学，提携后进；晚年他眼盲、膑足，但依旧一心向学，只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唐筼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夫妻。他们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筼，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嵩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人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吗，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筼一见钟情，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等琐碎事务。家中生活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筼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筼倾力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广州而坚拒不去台湾。
　　
　　 唐筼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筼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护理和清洁重任全落在唐筼一人身上。最后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并干杂活，因陈寅恪和唐筼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所以，他们已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让人不忍卒读。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读“xī”，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这个世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他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担任yóuxíng总指挥，风云一时；他曾被人称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孔子以后的第一人”；他炮轰要人，导致孔祥熙、宋子文倒台；他敢在蒋介石面前很从容地跷起二郎腿；他倒在演讲台上，长眠于他热爱的台大校园中。
　　
　　他就是“大炮”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初字梦簪，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

　　
　　傅斯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傅斯年父亲早逝，16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与山东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成亲。
　　
　　丁蘸萃略通文墨，号称聊城第一美女，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随着年龄增长和西学的影响，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不满意。
　　
　　傅斯年与丁蘸萃长期分居，没有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傅斯年苦恼之极，愤然道：“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
　　
　　傅斯年留学欧洲归来后，下定决心要与丁蘸萃离婚。1934年，傅斯年终于与丁蘸萃在济南协议离婚。
　　
　　同年8月5日，在同学俞大维的撮合下,傅斯年与俞大维最小的妹妹、陈寅恪的表妹、比自己年轻10岁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俞大綵出身名门，幼年即受新式教育，后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文，且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
　　
　　俞大綵这样说自己的婚姻：“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傅斯年）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傅斯年爱吃肉包子，他的夫人俞大綵女士出身名门，又是南方人，对他这种习惯印象极深。傅先生讨厌狗，恰有朋友送给他儿子仁轨一条狗，一天午睡时，那狗舐他的手，醒而怒打，狗逃掉了，却打碎了自己的眼镜。夫人与之辩，三天不与交一言。然而三天之后，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对夫人说：“我无条件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吧，闷煞我也。”夫人取笑说：“用配眼镜片的钱，买几个肉包子吃，岂不更好？”
　　
　　俞大綵一生追随傅斯年。在李庄时，由于没有小学，俞大綵就在家中教导傅仁轨和李方桂的女儿。
　　
　　1947年，傅斯年赴美国治病，后傅斯年夫妇回国，把13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托付友人和门生照顾。岱峻曾向人打听傅斯年先生的这一血脉的下落。知情者说，傅仁轨在美国再也没有回来过。与台湾和大陆都没有任何联系。他在美国缺少教管，书也没好好念，学嬉皮士，穷愁潦倒，荒芜一生。他的母亲台湾大学教员俞大綵为此终生后悔。
　　
　　后来傅仁轨先生读了岱峻的《发现李庄》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不足百字：“尊敬的岱峻先生：我幸运地读到了《发现李庄》，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它仿佛把我带回了过去的时光。愿好运赐给你。”信是英语写的，只有签名是用的中文。“傅仁轨”3个大字，歪歪扭扭，实在不敢恭维。岱峻始信了人们的传言，傅斯年先生之子已不会使用中文。  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祖籍福建。辜鸿铭的一生便是一个传奇，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概括辜鸿铭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一生有两大情结，一是保皇情结，二是中国文化情结，懂得了辜鸿铭的情结，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留着辫子，戏弄洋人，抱着中国文化中被人诟病的裹小脚、纳妾、狎妓等陋习了。
辜鸿铭的元配夫人叫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与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他就把她的小脚视为珍宝。每当无聊时，辜就让她脱掉鞋子，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一层地解开，低下头，贴近鼻子，如闻花香，感到无限舒坦。作文时总把淑姑唤到身边，让她把瘦如羊蹄的小脚放到他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他右手执笔，左手抚弄妻子的脚丫子，时捏时掐，像玩佛手一样，自得其乐。据说此时，他顿觉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的妾吉田贞子是日本鹿儿岛的士族，出生于大阪，长在心斋桥附近。吉田贞子的父母便是在华经商的日本商人，他们一直在汉口经营一间干货铺，但因战争的影响，难以维持生计了，他们便离开了汉口，在中国四处谋生。贞子后只身一人来中国寻找自己父母，在汉口没有寻到双亲的她被拐卖到一家青楼暂做了端茶的侍女。因她坚持不做妓女，因而经常遭到鸨母的打骂，日子非常艰辛。
　　
　　 辜鸿铭有逛青楼的嗜好，回国后在张之洞幕府做洋文案时常与一干友人到青楼寻花问柳。有一天闲来无事，辜鸿铭和一帮朋友又去青楼消困解乏，遇到了清新可人的贞子。
　　
　　 辜鸿铭与贞子攀谈，精通日语的他很快听出了那位姑娘的日本语调，由此断定她一定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姑娘，生性爱开玩笑的辜鸿铭用日语笑嘻嘻地问道：“你是日本人？”那女子听到日语，被感动得流下泪来。辜鸿铭见状，顿时起了恻隐之心，拉她细聊。贞子向辜鸿铭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辜鸿铭便许诺要为贞子寻找父母。辜鸿铭花了200两银子为贞子赎了身，并给贞子五十两银子作寻找父母的路费。
　　辜鸿铭和贞子的缘分并没有就此而结束，一次辜鸿铭和贞子在街上的巧遇成就了他们日后美满的婚姻。那天辜鸿铭上街买纸墨，正好碰到了在街上漫无目的走着的贞子。贞子告诉辜鸿铭她已经在武昌街头流浪了一个多月，父母还是了无音讯，银子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才好。辜鸿铭觉得她十分可怜，就让她到自己家中暂时住下。
　　来到辜府，辜鸿铭就把贞子的事情全盘告诉了正在等自己的夫人淑姑。淑姑也是个极为贤淑大度的人，见丈夫肯用200两纹银替这位姑娘赎身，又把她带回了家，而且见这位姑娘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也就欣然同意了，还亲自为这位日本姑娘准备了一个房间。和贞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淑姑觉得她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对自己也颇为尊敬，在淑姑的一手撮合下，辜鸿铭迎娶了这位异国的小妾。
　　
　　 贞子在辜鸿铭的帮助下找到了父母。她经过一段时间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留在中国陪辜鸿铭。辜鸿铭发现和贞子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地幸福，他几乎夜夜要求贞子陪伴，以至于养成了无她相伴无法入睡的习惯。用辜鸿铭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而过于依赖“安眠药”的辜鸿铭也有为这位姨太太黯然神伤的时候。有一次，辜鸿铭不知因何惹怒了一向温顺的贞子，贞子故意连续几天早早地关了房门，辜鸿铭连续几天从书房写完东西想在贞子屋里就寝，都碰了钉子。没有了“安眠药”的日子，辜鸿铭真是觉得度日如年，每天白天虽有“兴奋剂”的照顾，但没有“安眠药”的夜晚却是怎么也无法入睡。平时文思时刻都如泉涌的辜鸿铭十几天都无法安然入睡。妻子淑姑看在眼里，于是策划了一场由辜鸿铭作主角、以恢复感情为目的的大戏开演了。
　　
　　 一天早晨还没等贞子起床，辜鸿铭就早早地等在了贞子屋门口，此时的辜鸿铭俨然一副仆人的架势，打好洗脸水，端着贞子最爱吃的早点，恭敬地在旁候着。贞子也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准备打水洗脸的，忽然瞥见在旁毕恭毕敬站着的辜鸿铭，不禁大吃一惊：这么早，老爷站在这里做什么？辜鸿铭抬头一看，贞子正吃惊地望着自己，赶忙按照淑姑的吩咐，满脸笑容地端着洗脸水走上前去，说道：“夫人，早晨好。我为你准备了洗脸水还有你最喜欢吃的早点，希望夫人原谅我以前的过错，以前都是我的错……”贞子的脸慢慢露出了笑容，辜鸿铭见状，趁热打铁，递上洗脸巾，作半揖状说道：“夫人要是不肯原谅我，我就每天都为夫人准备洗脸水，还这样半揖地等到你原谅我的那天为止！”贞子见状，忙扶起辜鸿铭，两人相视开怀一笑，又和好如初了。
　　
　　 在兴奋剂和安眠药的照顾下，辜鸿铭觉得非常地开心，有时兴致所致，也会丢下家中的两位宝贝，留踪于青楼妓院，不管外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风流倜傥”，“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佗。”
　　
　　 吉田贞子在陪伴了辜鸿铭18年之后，因病去世，她给辜鸿铭留下了一儿一女。失去了“安眠药”的辜鸿铭哀伤不已，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思念之中。他特地在上海的万国公墓为她选了一块墓地并亲手立碑纪念，上书五个大字：日本之孝女，把这五个字作为他给这位爱妾一生的评价，并为贞子深情地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这首悼亡诗这样写道：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两年后，辜鸿铭均在出版的英文书籍的扉页动情地写道“特以此书献给亡妻吉田贞子。”贞子死后，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由贞子做伴的辜鸿铭自然忍受不了突然失去贞子后孤枕的夜晚，每晚必然把那缕头发置于枕下。在辜鸿铭的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并在日本引起了轰动。辜鸿铭到了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也就是吉田贞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
　　
　　 1928年3月，辜鸿铭突然发高烧，各种治疗均告无效，身体日渐衰微，4月30日病逝于北京家中，终年72岁。儿女将生前一直相伴着他的那缕吉田贞子的头发与他一起下葬。
 他和陈寅恪先生有很多不同，他们在观点上精神上治学上性情上相去甚远，甚至有些人觉得他是陈先生的一个反面，他激情充沛，才情饱满，曾位极文臣，也曾黯然失落，他就是名满天下，但也谤满天下的郭沫若先生。


1912年，20岁的郭沫若与比他大两岁的张琼华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风华正茂的郭沫若对张琼华平凡的外貌不甚满意，洞房之夜又发现她三寸金莲，被戏弄之感油然而生，愤愤地走出洞房……五天后，郭沫若离开了家。郭沫若与张琼华并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
　　
　　 郭沫若遵循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在失去“童贞”之后却又选择了反叛。后来，郭沫若在《黑猫》中一边把张琼华戏谑为“黑猫”，他说：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一边又自我反省道：“我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
　　
　　 1923年，在日本已与佐藤富子（1893年－1974年）同居的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1939年，离开故乡26年的郭沫若带着新婚妻子于立群衣锦还乡时，他的另一位妻子张琼华已经人老色衰，长年的苦守使张琼华满头乌发变成了白发。其实就在她和郭沫若结婚那天起，她就永远告别了青春。家乡人围着郭沫若，热情交谈、握手。唯独张琼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注视着，而郭沫若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
　　
　　 当时，郭沫若的老父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他老泪横流地向郭沫若诉说着多年来张琼华对郭家的贡献，却没有半句怨言。郭沫若顿时对张琼华肃然起敬，于是当着众人的面鞠躬致谢，骇得张琼华不知如何是好，多年来压在心头的苦闷与辛酸一扫而光，她满足了。
　　
　　 郭沫若在家中住了几天，张琼华还把自己的卧室，亦即当年自己与郭沫若的洞房让给郭沫若和于立群，并买鸡买鱼尽心相待。郭沫若看到自己的一帧相片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他看到当年同张琼华结婚时用过的家具，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他看到过去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以及陆续寄回来的家信……总之，凡是他的东西，都保存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四个字。并逗趣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啊呀呀，”张琼华惊愕了。“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郭沫若的任何一样东西，对她来说仍视为圣物。因为这是“夫君”的东西。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张琼华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
　　
　　 郭父丧事办完，郭沫若与于立群从大佛坝乘飞机返回重庆，张琼华与家人一起去送行。知道丈夫已不属于自己，张琼华的心情可想而知。郭沫若在其父死后写了一篇长达七八千字的《家祭文》，张琼华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还常常泪水盈眶。
　　
　　 1963年，张琼华去西安看望自己的姨侄女，在别人的鼓动下去了一趟北京。据说，她与郭沫若见了两次面，摆了摆家常，就回去了。临走时郭沫若送她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身体好一点就到街上走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子前，看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越来越老，不能上街转了，就坐在竹椅上静静地望着街上。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出泪水。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曾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的乐山，她依然是农妇的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
　　
1916年8月初的一天，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班的郭沫若遇到了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佐藤是日本贵族的后裔，郭沫若一见到她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令他肃然起敬，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郭沫若如实地讲述了家中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痛苦，佐藤富子回信说希望郭沫若把苦恼都忘去，他们共同分担苦和乐，郭沫若为佐藤富子又起了个名字叫“安娜”。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从此，佐藤富子的婚缘便笼罩在不幸的悲哀之中……
　　
　　 佐藤富子与郭沫若同居，为此她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因为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的。他们第一个儿子出世以后，她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当时郭沫若还是学生，经济条件是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瑀，四儿志鸿。
　　
　　 安娜和郭沫若生活了21年，不仅要忍受清贫，还要接受他和不同女人之间发生的关系，包括于立忱、安琳等。也包括他传染给她的性病，悲夫。
　　
　　 1927年12月8日的晚上，当时正在上海的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高烧达40℃。因为他正在受着通辑，只好偷偷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私人医院。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爱来照料着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地赶到医院里来。早上来伺侯郭沫若到中午，午后来又要伺侯到晚上，而每次来都带鲜花和果品。
　　
　　 郭沫若的病情却在日益恶化。有时，他大声叫骂安娜，给她加上无数污秽的罪名，有时又要自杀。石井勇医师无可奈何地让安娜准备后事。安娜苦苦地哀求他一定要治好丈夫的病，不料两天之后奇迹出现了，郭沫若病情开始有了转机，两个星期后便出院了。郭沫若带着虚弱的身子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温暖的、永远整洁的家。安娜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郭沫若非常感动。他久久的注视着安娜那慈祥而安静的脸，又看到那圣洁的光辉，如他当年所看到的一样。郭沫若感激道：这是我的妻，她的爱情！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怀着对安娜的感激和挚爱，他在两天的时间里一连写了《恢复》、《归来》、《得了安息》这些表达对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的诗。
　　　　
　　 从1916年到1937年，安娜与郭沫若共同生活了21年，1923年曾随郭沫若和三个孩子回过中国。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富子是日本人，于是，郭沫若不辞而别，从此，他们中断了一切联系。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日本当局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安娜先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定地熬了过来。郭沫若在当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安娜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着孩子。
　　
　　 郭沫若回到中国后，与于立群结好，在漫长岁月中，他未给安娜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文钱。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在东京见到安娜，当时安娜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安娜悲极哽咽，痛诉郭沫若的无情与冷酷：“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能，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蒋介石……”
　　
　　 但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在《郭沫若和安娜的情感纠葛》写道，1946年，一位叫青木和夫的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郭沫若托他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青木和夫向安娜详细介绍了郭沐若的情况，包括他已组织了新的家庭并已有了四个孩子的事。
　　
　　 抗战胜利后，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从1947年3月起，安娜失去了日本国籍，成了一名中国人。
　　
　　 安娜知道郭已另有家庭，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通过多次交涉，她选择了与郭沫若解除夫妻关系，安娜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1、要负责供给郭淑瑀和郭志鸿读完大学；2、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避而不见，让跟安娜很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
　　
　　 后来，安娜等人来到北平，这时，安娜觉得她和郭沫若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要当面谈个清楚，同时提出要见周恩来。这年七八月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她。
　　
　　 1975年夏天，安娜由郭淑瑀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当时郭沫若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到京第二天就提出要到医院看望郭老。郭老同意了。当安娜和淑瑀走进病房时，坐在沙发中的郭沫若吃力地要站起来迎接她们。安娜快步向前将郭扶回沙发，幽默地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
　　
　　 郭沫若晚年多次谈到安娜，说她十分能干，善于理家。但她自尊心特别强，看准了的事，别人是很难说服和改变的。
　　
　　 安娜解放后由政府安置，享受副部长级待遇。1983年曾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荣获第一届亚非和平奖。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
　　
　　 安娜与于立群的儿女之间不相往来。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安娜在谈论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据说郭沫若临去世前，见到安娜最后一面时,留下的一句话是:“都怨日本军国主义。”
　　
　　 郭沫若的第三任妻子是于立群，她是郭沫若早期恋人于立忱（于立忱后来自杀）的胞妹。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于立群是一个女演员，但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郭沫若说：“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1939年的春末夏初，郭沫若和于立群正式举行了结婚仪式，时年郭沫若47岁，于立群23岁。当时以郭沫若的身份和威望，婚礼自然是隆重而热烈的，当时的来宾有80多人，大多是郭沫若三厅的同事和熟人，双方的亲戚也参加了婚礼，周恩来是婚礼主持人，阳翰笙的夫人是介绍人。据说周恩来祝酒前对郭沫若说：“希望这是我参加的你的最后一次婚礼。”郭沫若听了，老脸一红，连说：“那是那是。”
　　
　　 这次婚礼，使于立群成为郭沫若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近40年，抚育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建英，女儿庶英、平英。1967年，郭民英自杀。1968年，郭世英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
　　
　　 于立群是伴随着郭沫若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1978年6月，郭沫若病逝，次年2月，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
 胡适(一)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
　　


　　
　　据说胡适怕老婆，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胡适属兔子，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　　
　　胡适经常讲：“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　　
　　胡适的新三从四德大家估计是耳熟能详的，现在的女人总是拿来教育自己的老公或男朋友：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常买书，对旧书商很客气，但家中的财权掌握在夫人手中，先生爱买书，太太不爱给钱，书账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出手还账，还账时嘴里还牢骚埋怨不断。书商佩服胡适，但做他的买卖要和把钱抠得紧的胡太太打交道，大多感到麻烦不痛快。
　　
　　对于爱书、购书有癖好的人来说，最痛苦、最无奈的事莫过于面对梦寐以求的书，而囊中羞涩。琉璃厂的书商给胡适送他想要的书时，他面对的不是无钱买书之虞，而是如何动员太太痛快地付钱此等问题。胡适真是好修养，任凭他的太太怎样发牢骚、如何抱怨他买书，胡适也不会冲她发脾气。他的所为真是“PTT”俱乐部成员的楷模。
　　
　　1931年春天，胡适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杨振声、梁实秋邀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当晚，青大设宴，有酒如渑。胡适以遵夫人之命为借口，作劝酒的挡箭牌，好在朋友明白他的处境，也不勉为其难。除非身体情况不允许，事实上，“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
　　
　　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有“PTT”三个宇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胡适是P．T．T（怕太太）的楷模。有些人在写文章时，难免添油加醋，胡适即使读到挖苦、嘲讽他P．T．T，他也是一笑而过。1961年5月6日，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胡适之伪装惧内》，胡适看到文章“留着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这几句话，不禁哈哈大笑。胡适对胡颂平说：“这个作者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像他引的第一首诗‘先生几日魂颠倒’，明明是我给朱经农写的诗，这个人说是我给冬秀的，这不是胡闹吗？或者这个人记错了，或者故意这样写吧。”
　　

　　
　　胡适的发妻江冬秀是母亲为他选择的。胡适虽早年丧父，人品相貌、资质才气均高人一等，上门订婚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对于胡适的身价，村子里曾有一个“值百金”的说法，意思是胡适若为女身，就可得到最高的聘金了。
　　
　　有一回，胡适随母亲冯太夫人去旌德县旺川村的姑婆家做客，恰巧一位吕姓的亲戚也来串门，看上了刚十多岁的胡适，认准这孩子将来要成她家的女婿。这位女戚的夫家姓江，称得上是旌德县的巨族，膝下有一女，名叫江冬秀，年逾胡适1岁，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年”来说，这是忌讳的。另外江冬秀肖虎，胡适属兔，旧法上也犯冲。为此，这门亲事就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女方要成，男方不依。
　　
　　后来女方请出了江冬秀的老师——胡适的本家叔叔胡祥鉴前来说项。这人巧舌如簧，东三西四地扯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地把胡适的母亲冯太夫人说得动了心。于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冯太夫人正儿八经地要来了江姑娘的生辰八字，请先生开课算过，结果出人意料地好。冯太夫人还不放心，又将江姑娘的八字与其他几个候选媳妇的八字一起放到竹升里，往灶司老爷座前供好。几天后，才虔诚地用竹筷从竹升内夹出一个写着姑娘八字的纸条，打开一看，仍是江姑娘。于是，胡适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胡适一直不喜母亲为他选择的发妻江冬秀，他十八岁在上海求学时，母亲让他回家完婚，他以求学要紧为由回绝了。1916年1月，在美国的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倍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却也感动了胡适。
　　
　　胡适从美国回安徽老家探亲时，曾提出要见江冬秀一面。江家拗不过他，总算勉强答应了。那天胡适来江家，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陪同前往闺房。胡适跨进绣阁，只见江冬秀已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只有隔帘花影之感。舅母一步抢上，伸手要去撩床帐，胡适这时已开始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胡适未见到未婚妻，但是江冬秀却见到了未来郎君，心中很是欢喜。回到家里，大家问他见了新人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胡适事母至孝，最终还是奉母命成婚，迎娶了母亲选择的儿媳妇。二十七岁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北大教授时，才奉命完婚。婚礼那天，江冬秀穿花袄、花裙，胡适穿西装礼服、戴礼帽、穿黑皮鞋，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胡适还发表了一通演讲。胡适为自己的那次婚礼写过一首诗：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办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
　　越陈便越响。
　　
　　新婚后，胡适写了几首白话诗，记闺房之趣，其中有一首这样写：“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把一桩桩的伤心旧事，从头细说，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对不住你——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胡适婚后有过几次婚外情，但均被厉害的江冬秀所扼杀。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请胡适当证婚人，江冬秀就拒绝去喝喜酒，说是看不惯这种孟浪习气，胡适只好自己去了。胡适的好友梁实秋想和老婆离婚，另娶新人，江冬秀就把梁实秋的老婆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这一切都等于是间接地向胡适做“河东狮吼”，敲山震虎，唬得胡适不得不做出种种妥协的举动来。
　　
　　江冬秀特别看不惯胡适交往圈子中的孟浪习气，对所谓“浪漫机会”坚决不予迁就。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陆小曼才转而许身徐志摩的，后来胡适又尽力促成其事，江冬秀怒不可遏，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天叶公超等人在胡家，胡太太又当着这些人的面骂胡适，骂他这批朋友：“你们都会写文章，我要是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说到这儿，胡适从楼上走下来，对太太说：“你又在乱说了。”胡太太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
　　
　　对于江冬秀，李敖曾有一段他个人的理解和评价：“你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适的伟大”，“像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把原来那个乡下婆子，那个老婆丢掉了，像傅斯年把原来老婆都丢掉了，可是胡适没有把他这个缠小脚的乡下老婆丢掉，乡下老婆就反客为主，就欺负起胡适来，欺负到什么程度啊？胡适跟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老婆可以进来，当众骂街，讲脏话，讲粗话，讲撒泼的话”
　　
　　1961年5月，台湾一份报纸刊登一篇《胡适之伪装惧内》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留着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据说，胡适读罢不禁哈哈大笑：“这个人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
　　
　　但无论如何，最后胡适和江冬秀携手走完了一生，蒋介石评价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和这个不无关系。
　胡适(二)

胡适一生中有好几段恋情，其中最有名的是韦莲司。韦莲司是1914年胡适在美国时所识,但是随着1917年胡适回国，两个人被迫分离。二人再度见面是十余年后的1927年，当再相见时，他们已经分别10年，都已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事业上达到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还有了曹佩声。曹是胡适在杭州养病时，结下的情缘，当时两人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胡适的《尝试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
　　
　　韦莲司爱的炙热，周质平的《胡适的情缘与晚境》中，有韦莲司写给胡适的情书，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但事实上他们只有精神之恋，没有肌肤之亲。
　　
　　韦莲司甚至在知道胡适和曹佩声的恋情的情况下，还答应胡适照顾去康奈尔大学深造的曹佩声。1962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曹珮声（曹诚英）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后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珮声比胡适大约小10岁。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当时婚礼上的“小伴娘”曹珮声就已经吸引了胡适的目光。曹佩声喜欢种花草，胡适夫妇到北京后，常写信给胡适，要他寄花籽给她，也不时作些小诗请胡适评阅，两人通信往返，互有好感。
　　
　　1918年的冬天，在家里的安排下，曹珮声嫁给了从小就已订婚的同乡胡冠英，1920年曹珮声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丈夫胡冠英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由于婚后四年，曹珮声一直在外求学而没有生育孩子，引起了婆婆的不满，为此婆婆以曹珮声四年不生孩子为由，给胡冠英在家乡娶了一房小妾。此事惹恼了曹珮声，已经开始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曹珮声决定与丈夫离婚。1922年底，曹珮声与丈夫胡冠英解除了婚姻关系。
　　
　　1923年，胡适来到南方养病，经常栖息于沪杭两地，再一次见到了曹珮声。离婚后的曹珮声继续在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这一变故让饱受包办婚姻之苦的胡适又看到了爱情的希望之火。曹珮声离婚后第二年的4月29日，正是杭州城春光最明媚的时候，胡适出现在了西湖边上。胡适的乡邻好友，曹珮声的亲戚，著名诗人汪静之曾说：“胡适来杭州的目的是为探视独居的'小伴娘'”。


　　
　　再见时，曹珮声已不是胡适印象中当年的小伴娘，而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学生，虽然离婚后独居，却依旧开朗，且又带几分伤感。汪静之曾这样形容过曹珮声：“她不算漂亮，但很迷人。先是令我着迷，后又使胡适着迷，她就是属于那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
　　
　　略带伤感的曹珮声更让胡适着迷。在杭州一同游玩了4天后，5月3日，临别之时，胡适为曹珮声写下了一首题为《西湖》的白话小诗：“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 1923年5月25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上粘贴了曹珮声随信寄来的八张与西湖有关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曹珮声自己的单身像。
　　
　　到了1923年的5月底，胡适再一次坐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出现在了烟雨朦朦的西湖边上。6月下旬，各个学校放假后，胡适终于在杭州南山的烟霞洞边等来了心中的爱人曹珮声。
　　
　　杭州西湖南山，有三处名洞，为水乐、石屋和烟霞，其中烟霞洞风景最佳，以朦胧中的烟霞为美，清修寺在烟霞洞的南边，十分安静，寺里的僧人仰慕胡适大名，便把大殿东边的两间小斋房出租给了胡适。在这里胡适与曹珮声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在杭州烟霞洞，两人安静地享受着爱情所带来的幸福，每日寄情于烟霞，或两人对弈，或闲坐品茗，或游山观佛。杭州多雨，雨后的西湖和四周的山峦更是清秀可爱，胡适在日记中多处记录了他和曹珮声一同漫步于山水之间。 今天晴了，天气非常好。下午我同珮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胡适日记》）
　　
　　天气不好的时候，两人则在檐下同读一卷书，胡适在日记中又曾这样写到：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可演一首记事诗……（《胡适日记》）
　　
　　两人同居时刚好是曹珮声放暑假，但很快就到了开学的时候，曹珮声又请了一个月的假，继续陪伴胡适，此后胡适一直在南方逗留到1923年的12月中旬才回北京。
　　
　　在烟霞洞与曹珮声一起生活的时光让胡适铭刻一生。胡适曾在1923年10月3日的日记中写到：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胡适日记》。
　　
　　两人虽然同居，但这并不为太多的外人知晓，1923年的中秋节，胡适邀请好友徐志摩来杭州游玩，自命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徐志摩一眼就看出胡适与曹珮声非同一般的关系。
　　
　　胡适虽然是中国现代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人，但他又深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在面对自由的爱情和旧式的婚姻这个问题上，他始终表现出一种矛盾。
　　
　　徐志摩看出好友在杭州有了情人，便鼓励胡适要“革命”，但是与曹珮声相爱的胡适想要冲破礼教的束缚，却又缺乏勇气。因此胡适曾自我安慰：“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秋去冬来，离别的日子快到了，相见时难别亦难啊，天气也渐渐转凉，带着一片凄凉之意，胡适在日记中写到：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胡适日记》）
　　
　　新历的1923年即将结束时，胡适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间天堂——杭州，离开了已经怀孕的曹珮声，回到北京。
胡适(三)

　　在微微的寒风吹拂下，胡适回到了北京。徐志摩已经把胡适与曹珮声相爱的事情传开了。回到家中，妻子江冬秀手持剪刀逼问胡适，胡适承认了自己与曹珮声的恋情，由于此时母亲冯顺弟早已去世，不用再遵母命尽孝道的胡适终于向江冬秀提出了离婚。
　　
　　江冬秀以杀死他们的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只好作罢。但他心中依旧念念不忘曹珮声。与妻子争吵后，胡适离家出走，住在北京西山的朋友家中，心中的苦闷、感伤和凄凉无处排遣，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胡适写道：“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
　　
　　之后，曹佩声由胡适推荐于1934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是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
　　
　　1939年，曹佩声结识了一位归国留学生，俩人产生了恋情，岂料江冬秀在男方亲戚中败坏她的名声，致使男方单独解除婚约，直气得曹佩声要上峨嵋山当尼姑。后在其兄曹诚克力劝之下方改变了主意，又兼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来信安慰，还捎来300美金资助生活，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曹佩声对胡适，一直是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鸿雁不断，相互都品尝着苦涩的婚外恋情。
　　
　　1949年，胡适不听曹佩声的劝阻流亡到美国，从此两人鸿雁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1958年，她退休后于1969年落户绩溪山城，原想找一处房前屋后能够耕作的住所，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但这些设想都一一落空。生活上十分清苦孑寂，她写有一首《临江仙》：“老病孤身难寄，南迁北驻迟疑，安排谁为决难题？哥哥长病废，质仰死无知。徒夸平生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于今除却党支持，亲朋休望靠，音信且疏稀。”
　　
　　曹珮声终身未再嫁人，她至死都把对胡适的爱珍藏在心底。杨林桥，位于胡适家乡安徽绩溪上庄村的村口，1965年6月25日，杨林桥被山洪冲毁，曹珮声捐献了自己的积蓄，重修杨林桥。
　　
　　1973年，曹佩声病逝于故乡安徽绩溪。临终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杨林桥边的那条小路旁，因为那是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她曾经委托好友汪静之，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资料，在她死后焚化。这段刻骨铭心的相思，她珍藏了一辈子，死后也随她带去了天堂。
　　
　　对于这段婚外恋，胡适有诗记之：“隐外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
　　

　　
　　胡适曾爱慕陈衡哲，他虽至死不承认，却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素斐”。素斐即Sophia，也即“莎菲”，正是陈衡哲的英文名和笔名。
　　
　　陈衡哲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不是她的本行，但胡适赞誉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她是新文学史上颇有贡献的女作家。
　　
　　胡适和陈衡哲认识于留学美国期间。陈衡哲在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留学，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胡适留学日记》中记载了胡适和陈衡哲见面的情形：“（1917年）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这是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与陈衡哲的第一次见面，他们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在五个月之内，胡适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差不多每月十件，为数颇不算少。留意那些“游戏酬答之片”，双方的感情还是很亲密、很谐趣的。1914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寄陈衡哲女士”云：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915年9月，梅光迪（觐庄）等人和胡适的“文学革命”笔战中，陈衡哲也支持胡适的主张。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陈衡哲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胡适序）
　　
　　留美期间，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三个好朋友。任鸿隽1919年与陈衡哲订婚，1920年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回国担任教授，和任鸿隽同在北大任教。1920年9月16日陈、任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戏赠他俩的贺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他还在诗末加注说：“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素斐夭折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送他们的女儿给胡适做干女儿。由此可见，两家交情很深。
　　
　　1927年，素斐夭折后一年半，远在美国的胡适给妻子江冬秀写信说：“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梦中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场……”并在信后附上诗《素斐》一首，有研究者认为，哭女儿是真情迸发，诗素斐，可到底是为哪个Sophia？
　　
　　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他们的友谊。但有人散布流言蜚语，他们三个人的友谊被人误解和中伤。1934年《十日谈》第二十六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文章说陈衡哲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鸿隽；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此文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反击胡乱猜测和无中生有的诬蔑，胡适写信（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过目并同意）给《十日谈》编辑部用事实来加以批驳，并要求杂志向他们三人公开道歉。
　　
　　为辟谣胡适曾写道：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拿胡适的女儿“素斐”来做文章的，不是别人，是胡适的高足唐德刚。唐德刚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后胡适写的那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
　　
　　美籍学者夏志清说：“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在胡适身边，还有一位单恋胡适的女性，她就是胡适的好友朱经农的胞妹朱毅农。民国时期，朱经农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夫人朱其慧，是朱经农和朱毅农的姑姑。
　　
　　在胡适的朋友圈子里，最有资格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要数朱经农和任鸿隽。借着哥哥和胡适的亲密关系，朱毅农很自然地走到胡适的个人和家庭生活。1923年，从江冬秀给胡适写家书中得知，有一段时间，朱毅农主动承担家庭教师职责，教导胡适长子胡祖望，每天教他两个小时的功课。
　　
　　不知道朱毅农何时爱上了胡适，只知道结局：单恋胡适多年而发疯，最后染病身亡。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和绝望的结局。这个秘密只限于跟胡适最要好的朋友知道，胡适的日记和家书中半遮半掩地记录了几笔，我们借以管窥这位薄命的红颜。
　　
　　江冬秀写于1923年8月18日的家书提到了朱毅农的病情：“我今天去看朱小姐，他的病好点了。……他说明后天朱经农要到了。医生劝他先在家住一个月，把病养好点，再到西山去住住去。他说这一次一听到西山去住半年，他等朱经农来，把他母亲安顿一下，他狠（很）不放心他的老母亲没有人照顾。”从这封信来看，朱毅农已经发病了，病情严重到去西山住半年。江冬秀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让朱小姐的母亲搬到家里住可好？
　　
　　朱毅农对胡适的单恋持续了多年，1930年间，她的家人甚至为了她而另租了一间房子，请了看护，把她隔离，胡适在他的日记里把她住的屋子称为“她的疯狂院”。十月下旬，胡适去探望朱毅农的时候，她自己告诉胡适：“我是为了想你发风疯的。”并且说她别无指望，只希望能常见到胡适。两天以后胡适又去了一次，看她奄奄一息在床，不由得黯然地作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叹。更凄惨的是，朱毅农还是胡适中国公学的学生饶毓泰的妻子。不但如此，他们1924年结婚的时候，胡适和江冬秀还是他们的证婚人呢！
　　
　　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1333）里，提到过“一位女朋友”毁稿的憾事：
　　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千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是中国妇女的自传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愿，不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夏志清在《小论陈衡哲》一文中推测焚稿的自传作者是陈女士陈衡哲。有人认为，这个焚烧自传稿件的“女朋友”不是陈衡哲，陈衡哲没有出现过“精神病态”，显然是朱毅农。
　　
　　朱毅农写好了自传只给胡适一人看，也很符合她单恋胡适的心理特点和行为动机。还有一个原因，胡适大力提倡传记文学，他不仅身体力行写作人物传记和自传，不厌其烦地劝导督促他的朋友们写自传，朱毅农写自传是单恋胡适的一种回应。
胡适与发妻江冬秀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

黄侃
黄侃个性轻狂，一生结婚九次，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他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就这样日久生情，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黄侃何时怕过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他填了一阙《采桑子》的词给黄句英，可谓十二分深情：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菊英反复默诵这阕词，泪眼朦胧，大受感动。她认定嫁为名士妻，修到才子妇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便毅然脱离家庭，与黄侃结为夫妻。　
黄侃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再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黄绍兰是黄侃的同乡、同族，黄侃当过她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酷似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曾作一首七律《闺情》，诗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双、两等数词，一气呵成，颇为有趣。诗云：

一丈红蔷荫碧溪，柳丝千尺六阑西。
二情难学双巢燕，半枕常憎五夜鸡。
九日身心百梦杳，万重云水四边齐。
十中七八成虚象，赢得三春两泪啼。


黄侃与夫人黄菊英及子女、女婿在量守庐故居合影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身任北大校长十五年，北大经费困难时一力支撑北大而使北大没有解散，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组建者之一，自谦北大“功狗”。
　　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蒋梦麟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做证婚人。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谷遗弃原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原来，蒋梦麟为继娶陶曾谷而与原配离异，在江冬秀看来，蒋梦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蒋陶联姻最大的压力还不在蒋梦麟与原配离异，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但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蒋梦麟在晚年时迎来了他的最后一次婚姻，这次的妻子是徐贤乐。徐贤乐（1908-2006），是江苏无锡人，系出名门。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父亲徐家保曾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徐贤乐是徐家幺女，长得非常漂亮，在家中备受宠爱。据她晚年的忘年之友钟幼筠的回忆说：“记得有一次我陪她去公保看病，那里的护士小姐们都认识她，并逗她开心说：‘奶奶，当年您一定是一位美女。’这时她会露出得意的笑容，客气的回答：‘哪里，哪里。’但私底下她感叹地告诉我，确实当年读大学时候同学都叫她校花，大学毕业到外交部上班，变成部花，来到台湾在中央信托局上班成了局花，现在人老了，什么都不是了。”也因为如此，她从大学毕业后追求者就相当多。
　　
　　 徐贤乐的前夫是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官至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著名的军事家，后来因公然反蒋，于1949年被蒋介石暗杀于香港）。1938年，杨杰被派担任驻苏大使。到了1940年初，杨杰就被免职了。回国后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闲差，也就在此期间，他与徐贤乐在重庆结婚。但在结婚七个月后，两人就因银钱问题而以离婚收场。
　　
　　 一九五八年，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陶曾谷卧床时，陶曾谷的一位表亲，常去照应病人。陶女士曾经对她说：“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由于陶女士临终前的嘱咐，使蒋博士的续弦问题，变成了那位太太无时或忘的“责任”。
　　
　　 因夫人去世后，蒋梦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亲的安排。据报道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后，就开始为蒋梦麟提亲说媒，但都没有使他动心。直到1960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透过这个媒人介绍，他认识了徐贤乐，情形就不一样了。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对于徐贤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而在一开始时，徐贤乐觉得蒋梦麟年纪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蒋梦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达自己意思：他觉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双全，一切太理想了。蒋博士在写给徐女士的第一封情书里面就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难舍难分了，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两人数日不见，蒋梦麟寝食难安，于是用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绉纹水色纸，以中小楷写了一首艳词相赠。两情不可不谓绸缪，因此不久就互相论及婚嫁。
　　
　　 这事在他们亲友中有“赞成”与“反对”两派，而在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中，几乎都是不赞成，就连胡适也持反对意见。当时胡适在因病住院，还在调养身体之际，提笔给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絮絮叨叨，说徐贤乐爱财，她向你要二十万，你虽给了八万，也最好悬崖勒马。又以五十年的友谊和蒋与陶证婚人的身份对其进行劝说，要他与陈诚（当时陈诚也是持反对意见者）郑重的谈一谈。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中说，陈诚曾告诉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胡适将信交给蒋梦麟时，蒋梦麟直接问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胡适说反对，蒋梦麟直接告诉他：“那我就不看了。” 遂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后蒋梦麟秘书拾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并得以保存。
　　
　　 蒋梦麟不顾各方反对，坚持要与徐贤乐再婚。他在七月间给陈诚写了一封长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结婚不可”的理由外，还极力为徐贤乐辩护。
　　
　　 因反对的人多，蒋梦麟不便举行公开婚礼，而改为家庭式秘密婚礼，于是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礼就算完成了。时年蒋梦麟七十五岁，而徐贤乐也已五十四岁了。由于婚礼仓促，以致于很多人来不及准备礼物。
　　
　　 次日各报争相报导，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的访问时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报纸并引用了徐贤乐的“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他们“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
　　
　　 而在蒋、徐结婚之后没几天 （7月26日），蒋梦麟就专程去看望胡适，胡适也向他道贺。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她带来看望胡适，他还对胡适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
　　
　　 在二人结婚一年多后，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1962年12月，蒋梦麟不慎失足骨折入院。徐贤乐趁蒋住院之际，将蒋之财物悄悄归之自己名下……待蒋发现，盛怒之下，修书一封，欲与离婚。徐女士当然不从，公开撰文，说他们爱情尚存，不过是蒋先生受了别人的蛊惑才一时糊涂。从此蒋梦麟避不见面，一切透过律师打笔仗、打官司。蒋梦麟的起诉状中称，徐贤乐“貌善心险、凌辱女儿、需索敛聚、嫌老恶贫、咆哮辱骂、饱受虐待”不堪同居。他也首度证实了当初胡适的质疑，指徐贤乐在蜜月期间就不断追问他个人财产，还作成笔记；他的保险受益人与美国财产也都改登记徐贤乐为受益人；以及趁他在病榻上，徐贤乐迅速过户财产等种种作法，都让人无法接受。他还说徐贤乐经常大惊小怪、借故吵闹，不准他吊唁亡妻，还要求女儿搬离；而且竟以费用难筹为由，要求他尽快出院；她曾私自向农复会官员借支，同时为配住宿舍问题，在农复会与幕僚争吵，让他无地自容。凡此种种让他决定诉请离婚，并索回五十三万元存款。面对蒋梦麟的诉状，徐贤乐气愤地表示，诉状内容都是扭曲的。调解过程中，徐贤乐一度直闯农复会办公室找蒋梦麟，吓得蒋梦麟连忙从后门楼梯避开；徐贤乐见状高呼，见丈夫是合法的权利，她已受到蒋梦麟的侮辱与痛苦，这是"仰仗官职、欺凌弱女"。蒋梦麟自认实在惹不起徐贤乐，随后避居石门水库；徐贤乐一度又以送冬衣为由，要求碰面，蒋梦麟还是躲起来。
　　
　　 就这样吵吵闹闹约一年后，双方在1964年1月24日协议离婚，陶希圣当证人，赡养费为徐贤乐主张的五十万元，农复会房舍、股票均需交还，但徐贤乐已经提走的二十多万现金则不予计较。尽管已身无长物，由于蒋梦麟只求签字止讼，还是由友人代签支票偿还赡养费，前后总计花费七十七万元(1960年台湾平均每位国民年所得仅新台币5666元，有存款百万即被喻为富翁)，终于结束两年六个月的夫妻关系。
　　
　　 蒋梦麟对记者说：“(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同时，蒋梦麟竟不怕难堪，把胡适1961年6月18日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开发表。
　　
　　 面对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蒋梦麟十分坦然：“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发现错误便应该改正，所谓‘人作孽，不可赦 ’，我愿面对事实，接受不幸的后果。”解除婚约后，蒋梦麟又精神焕发，专心投入到石门水库的建设中去。





附：胡适致蒋梦麟的长信部分：
　　
　　 ……这十天里，我听到许多爱护你，关切你的朋友的话，我才知道你的续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满城风雨……这些话大致是这样：某女士(按：指徐贤乐)已开口向你要二十万元，你只给了八万：其中六万是买订婚戒指，两万是做衣裳。这是某女士自己告诉人的，她觉得很委屈，很不满意。关心你幸福的朋友来向我说，要我出大力劝你 “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否则你的余年绝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
　　
　　 昨今两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听到五六位真心关切你的人的报告。……这些朋友说：这位小姐在对待孟邻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从前对待前夫某将军(按：指杨杰将军)的手法，也是她在这十七八年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孟邻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决不是能够应付她的人。将来孟邻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必至于日夜吵闹，使孟邻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办！
　　
　　 她的前夫某将军是何等厉害的人！他结婚只七个月之后，只好出绝大代价取得离婚！这些朋友说：适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说话，是对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细想过，今天又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谷（按：陶曾谷，蒋梦麟的第二任夫人）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围城》里的褚慎明，那个戴着眼镜，满腹迂腐，但是尊重女子的哲学家，这个人，和我们印象中的金岳霖先生极其相似，戴着帽子，怕光，爱喝牛奶，也是个哲学家，呵呵，大概钱钟书先生笔下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金岳霖先生了。但是现实中的金先生却远远比褚慎明可爱多了，他的痴，他的傻气，他的天真率直，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金岳霖先生有稽康的天真烂漫，确没有稽康的狂傲。金岳霖终生未娶，因为他一生爱恋林徽因。金岳霖和梁思成夫妇交情很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偶尔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说，一次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与梁思成是世交，二人从小一起长大，故对他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他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 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凡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 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喜好养鸡，原因是因为林徽因曾送给他几只小鸡。
　　 金先生对林徽因的仰慕，磊落坦荡到众人皆知。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坦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过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梁上君子”偷走了我的“林下美人”。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支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金岳霖回忆到林徽因的追悼会时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 一生。在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题写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九十岁的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林徽因传》的作者想请当时已经86高龄的金老给林徽因写一段话，金老思考很久后，缓缓地回答：“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据晚年采访金老的陈宇说，金岳霖看到林徽因的照片时很激动：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陈等答应为他翻拍一张，金老生怕别人忘了，还拱手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当拿到照片时，据陈说：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神经又兴奋了起来。
　　后来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再一次从侧面了解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所以，金先生大概是享受着他爱恋林徽因的过程吧，他的心中应该觉得幸福！
　　
　　 金岳霖终身未娶。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透露解放后金岳霖有与名记者浦熙修结婚的打算。60年代，民盟中央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作为中央常务委员，积极参加，并因此认识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二人过从甚密，金常约她到家用餐。不久，他们相爱，准备结婚。不巧的是，此时金岳霖因病住院，浦熙修也被确诊患了癌症，结婚的事就耽搁下来了。出院后，他马上去看望浦熙修，这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她已卧床不起了。金岳霖终于没有结婚。

他二十文章惊海内，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明倡佛法，潜挽世风，被佛门弟子奉为中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弘一法师要登场了。

李叔同（1880－1942年），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著名的佛教僧侶，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


　　
　　李叔同十八岁时，由母亲做主与俞氏结婚。李叔同的发妻姓俞，在关于李叔同的资料中，并无她的真实姓名的记载，只知道小名蓉儿，是天津卫一位茶商的女儿。她相夫教子，克己持家，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李叔同，却始终未能获得丈夫的爱。
　　
　　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据他的长子李端回忆，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就没有在家中度过春节。当时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当时他可能陪同这位妻子一起过春节了。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以后，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的老家中生活。
　　
　　李叔同出家对元配妻子俞氏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俞氏是一个完全旧式的妇女，她没有那位日本妻子所受过的足够的教育以便能不依赖任何的人而独立于世上。根据李叔同的儿子李端先生的回忆，在李叔同出家之后，俞氏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就到一家刺绣学校里起学绣花，后来又在家中找了几个女伴教他们绣花，但没多久就散班了。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被天津的家人得知后，李叔同的二哥认为，结发夫人俞氏应当前往杭州劝说李叔同还俗。俞氏知道李叔同的个性，一旦决定的事就是九牛二虎也难挽回，当时没有前往。到1921年，俞夫人自感将不久于人世，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劝说丈夫还俗。俞氏来到上海，找到了李叔同的老同学黄炎培和杨白民，苦求他俩。于是，黄杨二人请出了各自的夫人相助。
　　
　　三位女眷在杭州走访了好多寺庙，终于在玉泉寺找到了李叔同。三人要求李叔同到岳庙前临湖一家素食店一起用餐说话。吃饭时，三人问一句，李叔同答一句，一顿饭吃完，李始终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抬头看一下女眷。吃完饭，李叔同就告辞归山。俞氏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放声大哭，李叔同也没有回一下头。俞氏于1926年病逝，享年四十五岁。
　　注：俞氏到杭州寻找弘一法师的记录来源于黄炎培，但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定了此事。
　　


　　
　　李叔同有过一段寄情声色的生活，时间应该不长，到了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他已经自觉到脱离这种生活的必要性。大约1902年秋，李叔同对这种公子哥的生活有了担心。时年秋，李叔同有一封写给许幻园的信，其中写道：“……小楼兄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这封信里写到了在南京颇为得意的“小楼兄”（即“天涯五友”之一的张小楼），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这段话说明李叔同已决心放弃“花丛征逐”的生活。
　　
　　李叔同与上海名妓李苹香有过一段诗缘、情缘。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郎（章士钊）著的人物传记《李苹香》写了序言。李叔同以笔名惜霜为《李苹香》一书作序，多少是在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李苹香有才女之称，李叔同还有数首书赠李苹香的诗，而李苹香也有诗作赠与李叔同。
　　
　　李苹香的真名叫黄碧漪，入乐籍后曾先后化名李金莲、李苹香、谢文漪等。李苹香是著名的才女，写得一手好诗词。李的居室名叫“天韵阁”，她的好几部诗文集就是以居室名命名出版的，如《天韵阁诗选》、《天韵阁尺牍选》等。李苹香自幼聪颖，爱好学习，她小时就整日手持诗书吟咏不止，并且显示出了非凡的诗才。她八岁时就开始作诗，据说，当地一位名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她的诗作，读后拍案叫绝地说：“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
　　
　　据章士钊的《李苹香》一书，记载：1897年，李苹香十八岁时，与母亲以及异母兄弟三人，到上海去看赛马会。母子三人贪玩了几天，一下子用光了盘缠。当时，他们隔壁正好住着一位潘姓客人，三十来岁，长得丑陋，自称是嘉善县人，与李苹香老家嘉兴是邻县。当他发现李苹香一家三口困于旅馆无法归家时，就热情地以老乡的名义，表示愿意资助。他让李苹香母女在上海继续玩几天，玩个尽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几天一过，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潘某提出要娶李苹香为妻。无奈，李苹香只好委屈地听从了母兄之命，跟这个潘某住到了一起。
　　
　　潘某是个无赖，家中早有妻子儿女。原配妻子见他另结新欢，根本不许他进门。于是，潘某只好带着李苹香来到了苏州。为解决生计，潘某竟然要李苹香去做妓女，他自己当起了掮客。李苹香就此沦落风尘。不久，潘某带着李苹香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来到上海后，由于李苹香才艺出众，很快被文人们授以“诗妓”之誉，成为海上名花，声名日盛。
　　
　　1901年夏，李叔同与母亲、妻子由天津迁往上海。那时，他因赞同康为有、梁启超变法而成了当局眼中的敌人，无奈避祸沪上。由此，李叔同和李苹香相识，两人一见倾心，均有相见恨晚之感，互相引为知己。
　　
　　李叔同第一次来到李苹香的天韵阁，就以“惜霜仙史”之名赠李苹香七绝三首：
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
　　最高楼上月初斜，惨绿愁红掩映遮。我欲当筵拼一哭，那堪重听《后庭花》。
　　残山剩水说南朝，黄浦东风夜卷潮。《河满》一声惊掩面，可怜肠断玉人箫。
　　
　　后来，李叔同进入南洋公学学习，他与李苹香的交往更加频繁了。除了上课，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苹香待在一起。才子佳人，诗酒唱和，风花雪月，情深意长。
　　
　　数年之后，李叔同由于母亲病故，深受刺激，决意告别诗酒风流的上海洋场，远赴日本留学。李叔同与李苹香以诗相识，当然仍是以诗告别，他又写下《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四首。李苹香也写了不少诗回赠李叔同。
　　
　　1918年，李叔同遁入空门后，将自己的存书、书画作品以及印章全部捐赠了出去，其中将名妓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送给了好友夏丏尊。

　　
　　1906年，到日本留学的李叔同，在东京结识了他的日本妻子（关于这位女性的名字，相关资料都记录不详，一曰诚子、一曰福基,暂取后者）。两人最初的相识是因为学习西洋绘画的李叔同急需一位女模特。
　　
　　当时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他开始接触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西洋绘画学习。西洋绘画注重写实，进行人体写实练习是一项必修的课程，然而寻找裸体绘画模特，成了李叔同在刚开始学习西洋绘画时最棘手的问题。
　　
　　1906年的11月，带着浓浓凉意的秋风开始吹遍了日本东京的各个角落，这一天，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刹那间，李叔同发现了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李叔同请福基作自己裸体模特的要求让她觉得十分突然，但福基竟然很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理由是她觉得李叔同是一个有才华的、诚实的中国青年。福基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她评价一番。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由于相同的爱好，又彼此真诚相待，两人开始跨越画家和模特的界限。
　　
　　1911年3月，李叔同即将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回国，福基正式提出了与李叔同结婚的要求，并决定同他一起回中国。回到中国后，李叔同把福基安排在上海居住，自己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老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在杭州任教时，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伦路家中的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
　　
　　1918年正月十五，来到杭州六年后的李叔同，立志舍弃小我普渡众生，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佛教，和福基的这段12年情缘凄美落幕，从此佛俗异途，各奔前程，永不相叙。
　　
　　李叔同出家并没有预先告诉在天津的俞氏和上海的福基。对于日籍夫人福基，李叔同请好友杨白民转告，并委托杨将她送回日本。福基得到消息，悲伤之极。她认为李叔同出家已经成为事实，但日本的和尚允许拥有妻室，不一定非把她送回国。她坚决要求再见李叔同一面。
　　
　　李叔同出家几天后，在上海的福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杨白民的陪同下，从上海赶到杭州，李叔同得知后，不好回避，于是同意在西湖边会面。福基恳求李叔同不要弃她而遁入空门，但是李叔同去意已定，说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等重要物品，请她处理后作为回国的路费，在送给她一块手表后说道：“你有技术（福基原本学过医），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福基见丈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
　　
　　福基与李叔同未育有儿女，在李叔同出家后由杨白民按李叔同的委托，将其送回了日本，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得中第八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爱其才，将堂妹李蕙仙（据夏晓虹教授考证，李蕙仙本名应为李端蕙，此处暂用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李蕙仙长梁启超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夏，梁启超偕夫人荣归故里。
　　
　　李蕙仙出身显贵家庭，但她恪守孝道，操持家务，深得梁家上下喜爱，在乡间博得贤良之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李蕙仙及家人留在广东。慈禧太后下令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举家避居澳门，才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梁启超到日本后，给李蕙仙写信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他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给李蕙仙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后李蕙仙来到日本，二人才得以重聚。
　　
　　李蕙仙不仅照料梁启超的生活，还对梁启超的事业有过不少帮助。学者考证最早的夫妻报人应该是梁启超和李蕙仙夫妇。梁启超说不好官话，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动京城，光绪帝久闻其名，但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只是赏他六品衔。这使得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蕙仙自幼长在京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她到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自己学习官话。不久，梁启超的官话说的便极为流畅，在社交场合就得心应手了。
　　
　　1915年，张勋复辟时，梁启超参加护国军，讨伐张勋，对一家老小放心不下。李蕙仙深明大义，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
　　

　　
　　梁启超对李蕙仙敬爱有加，有时也有些怕她，所以亦有惧内之名。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曾写“梁任公之情史”，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回忆外祖母时也说：“李蕙仙婆是个较严肃的人，性情有点乖戾”，“所以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
　　
　　梁启超与李蕙仙相敬如宾，一生只吵过一次架。李蕙仙弥留之际，梁启超追悔莫及，对长女梁思顺说：“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患乳腺癌去逝，梁启超写下《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而梁启超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亦饱含深情，这篇文章梁启超“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自许为“一生好文章之一”，并让梁思顺、梁思成等子女与媳妇林徽因“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
　　
　　
　　1899年，康有为命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何姓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遇到了令梁动心的女子何蕙珍。
　　
　　何蕙珍是何姓侨商的女儿，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英文极好。当日侨商亦宴请西洋人，故令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在认识梁启超前，何便对梁极为仰慕，曾匿名撰文为梁启超争辩，梁得知后，极为感激。在檀香山期间，梁向何学习英文，二人暗生情愫。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地道：“我万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梁启超不忍拒绝，答应馈赠。数日后，梁启超依约将照片赠与何蕙珍，何亦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分别后，梁启超思念何蕙珍，情感澎湃。他自陈：“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不久，有人劝梁启超娶一位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助其事业发展。梁启超沉思片刻后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梁启超坦然面对自己的感情，他在家书中将与何蕙珍的一段情和盘托出，并告诉李蕙仙自己对何蕙珍的态度，说自己忍痛做出了“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读罢后回信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梁启超接到妻子的来信后，急忙复信，让妻子不要告诉梁父此事，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也有说法称梁启超原本想娶何蕙珍为妾，但奈何任公使君有妇，文明国不许重婚为由，婉言拒绝。
　　
　　梁启超对何蕙珍，完全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但即使如此，梁启超也曾被其师康有为斥责为“荒淫无道”。
　　
　　梁启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时，何蕙珍曾来到北京，向他表示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设宴招待了何蕙珍，对于何的告白，婉转拒绝。何蕙珍失望而返。李蕙仙病逝后，何蕙珍再次到北京看望梁，但梁启超仍然婉拒。对于梁的做法，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很是气恼，恨梁薄情，说梁“连一顿饭也不留她”。
　　
　　梁启超曾想将何蕙珍介绍给中年丧偶的同门师弟麦孟华，但何蕙珍以恪守独身主义终生不嫁为由，婉言谢绝。
　　
　　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李蕙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两名陪嫁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她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王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梁启超从不张扬自己有妾一事，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第一次用“小妾”称呼王桂荃。
　　
　　王桂荃对孩子们很是疼爱，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在王桂荃朴实无华的教育下，梁启超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均于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王桂荃。

 他与闻一多先生是几载同窗好友，曾被冰心誉为最象花一样的男子，但又被鲁迅痛斥为一条乏走狗，作为反动文人多年躺在语文教科书上，三十年翻译了完整的萨翁全集，一生反对“工具文学”、“武器文学”、“宣传文学”,提倡自由主义文学，晚年谱写了轰轰烈烈的黄昏恋曲，他是梁实秋。


梁实秋（一）


　　 梁实秋与程季淑是包办婚姻。1921年秋的一个周末，正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回到家中，在父亲书房桌上发现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1901年2月17日寅时生”，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父母为自己选的未婚妻。
　　
　　 当时的新潮青年是闻“包办”色变，但梁实秋对此却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他去问大姐，大姐告诉他已陪母亲过去看过程小姐。“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好一头乌发”，大姐还告诉他，程季淑的头发覆盖着前额，她怕下面遮掩着疤痕什么的，就假装夸奖“你的头发梳得真好”，一面掀起头发偷看。梁实秋赶紧问：“有什么没有？”大姐答：“什么也没有。”
　　
　　 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梁实秋直接打电话找程季淑，要求见面。程季淑声音柔和清脆，一下子就震住了他。
　　
　　 程季淑出身名门，但遭际坎坷。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父亲是家中长子，在北京经营笔墨店。
　　
　　 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初次约会。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是朴素的学生样子，互相都很满意。于是开始了定期约会，中央公园、太庙、北海、电影院。当时青年男女自由交往还未成风气，在公园里人们大都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不三不四吹口哨的也大有人在。第二年程季淑换到一所小学工作，梁实秋常去等她，女学生们就聚集在会客室窗外窥视。后来抗战时期梁实秋到天津，住在同学罗隆基及其妻王右家家里。王右家以美貌著称，一聊才知道，程季淑当年是王右家的老师，这群偷看的学生里就有王右家。1923年梁实秋清华毕业，要到美国留学，而这时由于两人经常约会，程季淑所在学校有人看不顺眼，结果害她丢了这份工作。
　　
　　 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要求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这一去对两人将意味着几年的离别。程季淑是一个温柔、贤惠、识大体的女性，在他们一生相守的每一道坎上，她总能理智地掂出轻重缓急，总能在关键时刻帮梁实秋做出正确的选择。她的这种美好品质，使梁实秋终生受益，也是他始终对她敬爱有加的重要原因。当时她与梁实秋立下了三年后结婚的誓言。清华的官费留学期限是五年，但满三年也可回国。在美国留学时，梁实秋对好友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这个女朋友就是程季淑。
　　
　　 梁实秋留学期间，北京这边还发生了一点儿风波，程季淑的叔父们向她的寡母下通牒，要把她嫁给某部一个科员，梁实秋赶紧让父母央人出面正式提亲，这样两人的事情才算公开。
　　
　　 1927年2月11日，学成回国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婚后十几天，两人仓促赴南京。等他们来到南京，时局已很乱，只好抛掉煞费苦心经营的新居，跑到上海。在上海梁实秋编《青光》副刊，每晚发稿后匆匆登楼，恨不得一步跨回家。程季淑问他：“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听着你“咚咚”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级数大体相符。”
　　
　　 程季淑这时已怀孕，梁实秋便不让她出去工作。从此，程季淑从一个新式的职业女性退回家庭，开始了一生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他们的小家庭模式，是过去的才子佳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丈夫在外谋生养家，妻子在家掌管家事，夜晚在灯影里，或红袖添香夜读书，或互相依偎喁喁细谈，共同分享各自的乐趣与苦恼。
　　
　　 在青岛大学待了四年之后，梁实秋应胡适之请，于1934年回到北平，任北大外文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这时一家三代大小十几口住在一起，男女佣工就有六七个，程季淑成了全职的“管家婆”，而梁实秋则安心做他的工作和翻译。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实秋觉得自己早先的政论很可能招致灾祸，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上上之策是逃离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权衡几日，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一别竟长达六年。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当她和孩子们带着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两人均泪流不止。程季淑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实秋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忱为国事奔走，又不忘著译耕耘，眉宇间也露沧桑。正因为这一次的分别，自那以后的三十余年，无论天涯海角，两人始终相偕相行。1949年到台湾，程季淑一直默默地跟随丈夫，支持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与梁实秋同甘共苦。
　　
　　 1973年，梁实秋与程季淑卖掉台湾的房子，迁居美国西雅图，与女儿梁文蔷一起生活，准备幸福地安度晚年。他们私下里商量再过两年多50周年金婚庆祝的计划，然而1974年4月30日，程季淑不幸突然去世，上午10时多两人手拉手到附近市场去买一些午餐的食品，市场门前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程季淑，送医院急救，手术后未能醒来。在进入手术室前，她对梁实秋反复说：“华，你不要着急！华，你不要着急！”
　　
　　 妻子去世后，梁实秋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
　　
　　 《槐园梦忆》最后写的那首诗这样写道：“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梁实秋（二）


梁实秋曾经有过一位红颜知己龚业雅，她是梁实秋三妹梁亚紫在北平女师大的同学，湖南人。梁实秋认识龚业雅是在妻子程季淑之前，根据梁实秋的说法，龚业雅在北平念书时曾和三妹到梁家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他还形容“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
　　
　　 重庆大轰炸后，梁实秋与龚业雅一家合资买了间平房，因为没有门牌，朋友不好找，邮差也不方便，就以龚业雅的“雅”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用的是龚业雅的名字。因此先有“雅舍”，才有后来的《雅舍小品》。抗战后，梁实秋与龚业雅先后回北平。
　　
　　 梁实秋只身赴重庆，妻儿一别六年余，他曾经有过一个“四川女朋友”。梁实秋生前曾证实“四川的女朋友确是业雅”，“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因国共内战，梁实秋未及道别而匆匆离开北平，到了广东才写信给龚业雅，龚业雅则回信埋怨他不该离开。梁实秋初抵台湾后，两人仍鱼雁往返，直到两岸断绝邮电才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后，梁实秋托在美友人打听，得到的却是龚业雅的死讯，过世时六十九岁。梁实秋曾说，“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女人，一个是龚业雅，一个就是我太太程季淑”。据梁在晚年对这些情史时的解释是，程季淑不仅原谅他与龚业雅的事，在美国发生意外去世前，程即常常因为高血压突然晕倒，某天，她对梁实秋说，“我知道我不行了，我死后你要马上结婚，这么多年，最懂你的就是我。”
　　
　　 但是，另据记载，梁实秋曾想和老婆离婚，另娶龚业雅，江冬秀就把梁实秋的夫人程季淑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此后，梁、龚才分手了。

因为《槐园梦忆》这本书，梁实秋遇到了他的第二位妻子，韩菁清。
　　
　　 梁实秋将《槐园梦忆》一书交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该公司邀梁实秋到台湾小住。可能连梁实秋自己也不曾想到，这次的台湾之行，竟让他在71岁时再次萌动爱火。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道：老年人谈恋爱，就像老房子着了火，没得救。梁实秋先生就是如此。
　　
　　 韩菁清比梁实秋小28岁，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进入演艺圈。她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我的爱人就是你》使她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30岁退出影坛。
　　
　　 1974年11月27日，韩菁清和义父谢仁钊找到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老板当即奉送一本崭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并带着二人见到了该辞典的主编梁实秋，二人互生爱慕。但是，二人的差距太大，韩菁清犹豫了。
　　
　　 与她相比，梁实秋却丝毫没有退缩。自相识的第六天开始，像做功课一样，梁实秋每天一封信。他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著跳下去。”梁实秋炽热的爱情火焰，终让韩菁清接受了他。
　　
　　 1975年1月7日，梁实秋飞回美国时说：“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仁，残酷乃尔！”而韩菁清则写道：“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着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
　　
　　 但是，梁韩之恋却引起了巨大的风波。报纸首先发难，矛头首先指向韩菁清。《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类似的新闻标题在大小报纸上频频出现。多数文章都认为让韩菁清这样一个演艺圈中的人嫁给一个“国宝级”大师，是对梁实秋的亵渎。有人认为她和那些专门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并等不长时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遗产的人是一样的。这种污辱几乎让她崩溃。
　　
　　 与此同时，梁实秋的阻力也相当大。一些朋友开始为他撮合婚事，代他物色了老伴。而他的一大批已经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竟然打著“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
　　
　　 但是，这些却使两人更加亲爱。韩菁清叫他“我最最宝贝的小秋秋”，并告诉他：亲人，我不需要什麼，我只要你在我的爱情中愉快而满足地生存许多许多年，我要你亲眼看到我的脸上慢慢地添了一条条的皱纹，我的牙一颗颗地慢慢地在摇，你仍然如初见我时一样用好奇的目光虎视眈眈。那才是爱的真谛，对麼？
　　
　　 梁实秋则说：“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麼？你知道麼？……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烂色彩。”
　　
　　 梁实秋甚至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娃”办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读报得来的时事趣事，抄写下来专为他的小娃一人阅览消遣。
　　
　　 1975年，梁韩之恋修成正果。婚礼那天，梁实秋自兼司仪，站在大红喜字前宣布婚礼开始，然後又自读结婚证书，随後在宾客们的欢笑声中，献上新郎致词。 这天晚上，两个人先是大笑大闹，後来却在床上相拥而泣。
　　
　　 与韩菁清的结合，反而让梁实秋找回远离的青春：恋爱时，两人一块儿吃宵夜，梁实秋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深更半夜在外面吃清粥；婚后，七十四岁的他开始学跳舞，在家里的饭厅翩翩起舞；尽管饮食习惯不同，但因韩菁清烧了一手好菜，梁实秋婚后心宽体胖，八个月体重上升五公斤；外界也注意到，原本搁笔已久的梁实秋又开始了创作。他重新投入搁置好一阵子的另一项巨大工程─撰写《英国文学史》，每天上午专心读书、写作，一天写个五千字。1979年6月梁实秋写完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历时七年，虽然写作完成当年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就决定购买二稿，但校稿耗费好一段时间，两本书出版则在六年后，期间获得"国家文艺贡献奖"肯定。
　　
　　 梁实秋和韩菁清携手走过12年，直至梁实秋辞世。面对死亡，梁实秋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说：“我只是一个凡人——我有的是感情，除了感情以外我一无所有。我不想成佛！我不想成圣贤！我只想能永久永久和我的小娃相爱。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被很多人尊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曾与毛泽东窑洞里彻夜长谈，但后在政协会议上被毛批为用笔杀人。在批林批孔运动时，他倔强的拒绝批孔，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一直倾慕佛家出世思想，长年吃斋茹素，年近三十仍不娶妻。梁父屡屡催逼，梁漱溟一口拒绝毫无商量余地。
　　
　　 1918年11月9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一个清新宁静的早晨穿戴整齐、带着对世道的无奈跳进了北京的净业湖（即今积水潭）。父亲的自杀，极大地刺激了决心从佛以求避世的梁漱溟。加上曾路过湖南时看到军阀烧杀掳掠、荼毒生灵的悲惨现状，梁漱溟在北京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慷慨之叹，并于1921年5月，宣布要献身于儒学，走进世俗的生活里。于是便有了梁漱溟的第一次婚姻。不过，梁漱溟认为，对他来说，寻求婚姻之乐乃是出于一种严格的道德责任。梁漱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之娶妻实出于好德而非好色。
　　
　　 有一次梁漱溟与朋友伍伯庸谈及此事，伍伯庸问他的择妻条件，梁漱溟说：“在年龄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之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伍伯庸不禁面露喜色：“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可意的。”原来伍伯庸夫人的妹妹黄靖贤年届二十八岁，尚未婚配，梁漱溟要求先见一面，伍伯庸说黄家守旧，得设法进行。在那次决定性的会面上，黄靖贤小组的衣着非常不合时样，气度又像个男人，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反而显得要比姐姐大。梁漱溟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
　　
　　 但是，婚还是马上订下来了。如此容易的订婚，梁家都感到十分诧异。当然，依梁漱溟的修养，对待如此大事断不至于没有一番考虑。他后来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中直白：“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关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订婚当年，两人便成亲了。由于文化差异，梁漱溟、黄靖贤两人感情平淡，少精神上交流。梁漱溟说她，虽没有读过书，但识得字。梁、黄二人婚后起先几年磨合欠顺，越往后越生出爱意来，属于那种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因为梁漱溟在得二子后，还想要个女儿，因此黄靖贤在两度小产后再次妊娠，最后死于“前置胎盘”的难产，梁漱溟痛苦不已。
　　
　　 梁漱溟说起黄靖贤时说：“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因此，在婚后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磨合的加深，有了认同与了解后，梁漱溟开始认识到自己妻子的优点，“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不仅看到自己妻子身上正直、忠信的性格品质，而且从妻子默默为自己操劳家务的奉献精神，更感受到了那份夫妻情分。“婚后１４年间，使我藉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尤其在黄氏去世前４年间，夫妻间感情弥笃。梁漱溟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中是这样充满深情厚意回忆这段生活的：“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对于妻子的去世，梁漱溟感到非常哀痛：“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为了哀悼亡妻，梁漱溟还写了一首诗，以示纪念。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妻子去世后，梁漱溟决定，以后不再续娶。“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踏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
　　
　　 “中年丧偶大不幸。”晚年梁漱溟对美国的学者艾恺谈起他的原配夫人去世时说，她人很好，她的去世，是很伤心的一件事。
梁漱溟中年丧偶，以后有人给他介绍太太，遭到他的拒绝，他矢志不娶。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到了1943年他会续弦。1943年，梁漱溟从日军侵占的香港避难桂林，由曾作忠夫妇为介，与一老小姐结婚。这一年，梁漱溟50岁。桂林满城风传梁正留胡子，他爱上了老处女陈淑芬，以便能在爱人面前更有男子汉的气概，胡子即便不能增添男人味，也能给哲学家增添风采。很有意思的是，陈淑芬女士当时已经47岁，但月老牵线时，隐瞒了陈女士的真实年龄，说是40岁。梁爱上陈，成为抗战期间轰动广西的新闻。于是在1944年，梁漱溟有了第二次婚姻。在婚礼上梁又刮了胡子，梁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的朋友们对梁再婚表示祝贺，说梁“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誉。”
　　
　　 1944年1月23日，梁漱溟与陈淑芬女士在桂林友人家中举行了传统的婚礼，梁、陈的婚礼场面颇大，桂林各界名流欢聚一堂，据说梁漱溟的礼金就收了5万多元。夫妇两人的年龄合计起来，大约正当百岁。有人以“百年好合”祝贺，好像有嘲笑的意味。陈小姐是北大毕业，新娘的一位北大的同学送给他们一副结婚的贺联，上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师傅改称姐夫”，下联的最后六个字是“同学变为师娘”。陈小姐是师范大学毕业，一直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
　　
　　 梁漱溟首先在庆祝仪式上发言：“婚姻是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请教有着丰富生活经验、年高望重的龙积之先生。”于是，龙积之老先生捋着花白的胡子就婚姻的意义引经据典地做了一番高论。梁漱溟的旧友李济深先生也作了道贺式的讲话。来宾中的作家白鹏飞的讲话声音宏亮又不乏幽默。他说：“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话一说完，大家就大笑起来。
　　
　　 在来宾们的要求下，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们的恋爱经过。“现在，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是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我也曾给她写过信，约她在天气好时一起去经山村的河边散步。但那天却恰逢阴天小雨。她是否会应约前来呢？我犹豫了一会儿，拿把伞就出门了。如我所料，在半路上遇见了她。因为还在下雨，我们仍然无法去散步。于是我们终于只是在路边的小亭子里坐了一会儿”恋爱的故事讲得细致动人，惹来宾朋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讲完了恋爱故事，梁漱溟还破天荒地唱了一段京剧《落马湖》的窦尔顿：“黄天霸，好大胆，他焉敢单人独骑来探山……”
　　
　　 有文章说，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一时无法结束，可是让大家扫兴又不好，于是梁漱溟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他借剧中人台词，起身说“告辞了”——（拖长声），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6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梁漱溟自与陈淑芬女士结婚后，一改过去严肃显得有点古板的性格，从此竟然也谈笑风生，幽默了许多。但也有说陈小姐，个性强烈，脾气暴躁，成为梁漱溟的太太后，有时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梁漱溟尴尬。两人一直在不甚和谐中过日子。1966年“暴风骤雨”降临，梁漱溟说，她因个性太强，被红卫兵打，打得很厉害。于是梁漱溟晚年将两任太太进行比较，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笔者认为，陈女士性格暴躁应当是正确的说法。梁漱溟在某晚辈的婚礼上致辞，大意是夫妇应当相敬如宾云云，他便拿自己来做例证，手指着太太说：“像我结婚的时候，我对她是非常恭敬，她对我也十分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沏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会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这时她的太太高声打断了她：“什么话！瞎扯乱说！不管什么到你嘴里都变成哲学了！……”梁十分窘迫，只好打住归座了。
　　陈淑芬女士晚年患歇斯底里症，于1979年去世。
　　
　　 梁漱溟的弟子胡应汉结婚，梁书条幅赠之：“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这可看作梁漱溟的婚姻观。“敬”是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的概念，“敬”里有夫妻平等、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内涵吧。

林语堂（一）

看赵雅芝出演的《京华烟云》，很是为那个姚木兰倾倒，她怀真情、持深情、涌激情、凝柔情、抒豪情、聚慈情、捧哲情，胸怀儒释道交融的精神风范，堪称中国女子的完美典范。
创作这个完美形象的人叫林语堂，是他在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用英文写就的。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就是他发明的。他把太太允许他在床上抽烟看成是婚姻美满的标准，也可以算是天下“瘾君子”中之佼佼者了。

林语堂的初恋是青梅竹马，一个叫“橄榄”的女孩。“橄榄”本名赖柏英，是山里的女子，她的母亲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初次见面，赖柏英的母亲按照传统辈份的观点，让她叫语堂“五舅”。林语堂那时候又小又瘦，个头和柏英差不多。小赖柏英不高兴了，撅起嘴来，坚决不肯叫。林语堂本想板起脸，装装“五舅”的大人样，可瞅见柏英委屈的模样，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因为赖柏英的脸偏瘦，活脱脱一个刚成熟散发着甜香的橄榄，林语堂便叫她“橄榄”。
　　
　　 儿时他们常在山间一起玩，林语堂曾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形容过赖柏英赤足的样子：“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
　　
　　 但是由于林语堂想出国留学，而赖柏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分手了。
　　
　　 林语堂从未忘记他的初恋，而柏英赤着足奔跑在草地上的情景成了林语堂永不能割舍的“情结”，赞美赤足之美成了他的偏好。他专门写了篇《论赤足之美》，他说：“要是问我赤足好，革履好，我无疑地说，在热地，赤足好。……赤足是天所赋予的，革履是人工的，人工何可与造物媲美？赤足之快活灵便，童年时快乐自由，大家忘记了吧！步伐轻快，跳动自如，怎样好的轻软皮鞋都办不到，比不上。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
　　
在圣约翰大学上学时，林语堂和厦门的陈希佐、陈希庆兄弟交好。也由此认识了他心仪的第二位女子，陈氏兄弟的妹妹陈锦端。锦端的父亲陈天恩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讨袁战争失败后，一度逃往菲律宾。回国后，陈天恩大兴实业，创办了造纸厂、电力厂、汽车公司等，是厦门数一数二的巨富。陈家笃信基督教，陈天恩还是基督教竹树堂会长老。
　　
　　 林语堂对陈锦端一见钟情，而陈锦端也心仪林语堂，二人很快坠入爱河。放暑假时，二人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林语堂一刻也离不开心上人，几次三番跑到厦门，说是要探望希佐兄弟，其实就是为了看看锦端。在学校，陈锦端总是和他有说有笑，回家后，她却躲进房间，怎么也不肯出来。林语堂还以为少女怀春，多半是羞于见人的，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
　　
　　 林语堂经常造访陈家，经验丰富的陈天恩早就看出来，语堂不是来看陈氏兄弟的，而是要追求他的长女。他想起别人说过的荒唐布道，好像就是林语堂。陈天恩那时已经为锦端物色了一个名门大户的子弟，就要谈成了。他认为林语堂虽然聪明，但不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家庭出身也不好，他的宝贝女儿可不能托付给这种人。陈天恩对陈锦端表明态度，最后迫使她同意，再也不见林语堂。另一方面，陈天恩把语堂叫过来，说，隔壁廖家的二小姐（就是林语堂后来的夫人廖翠凤）贤惠漂亮，他愿意做媒，保准成。
　　
　　 林语堂马上明白了陈天恩的意思。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垂头丧气地回到坂仔。大姐林瑞珠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大骂语堂：“你怎么这么笨，偏偏爱上陈天恩的女儿？你打算怎么养她？陈天恩是厦门的巨富，你难道想吃天鹅肉？”大姐的话把林语堂从梦幻中拉回了现实。就这样，林语堂的第二次恋爱还没有步入高潮就戛然而止了。
　　
　　 陈锦端一直占据林语堂心里的某个角落，历久而弥新。据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回忆：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有时锦端姨来我们家玩。她要来，好像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有这个印象。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不厌其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母亲说着就哈哈大笑。父亲则不自在的微笑，脸色有点涨红。我在上海长大时，这一幕演过很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位置。
　　
　　 80岁的林语堂口述《八十自述》，草草提了几句：“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林语堂每次画少女，总是长长的头发，用一个宽大的发夹别着。林太乙问他，为什么总是这副打扮？林语堂回答，这是他第一次见锦端时她的打扮。
　　
　　 林语堂说：“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情。此所谓爱情。”到晚年，林语堂腿脚不便，常年坐在轮椅上。有一回，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语堂又问起了陈锦端，陈夫人告诉他，锦端还住在厦门。语堂激动地站起来，推着轮椅要出门，“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他的妻子廖翠凤急了，“堂，你在说什么瞎话！你不能走路，怎么去厦门！”数月后，林语堂就溘然长逝了。
　　
陈天恩 “棒打鸳鸯”后为了安抚年轻气傲的林语堂，他安排了语堂和邻居廖悦发家的会面。廖家也是大富之家，虽然比不上陈天恩，可在厦门也有自己的钱庄和房产。廖悦发是个十分传统的旧式家长，脾气很坏，重男轻女，对女儿的教育十分严厉。廖家的女儿从小就要干活，烹饪、洗衣裳、缝纫等都是家常的功课。廖悦发说，这是为了将来到丈夫家能好好过日子。他动辄向妻女大吼大叫，对儿子却百依百顺。廖翠凤是烈性子，看不惯父兄欺负母亲，偶尔也顶上几句，可哥哥们都学会了爸爸的坏习惯，对这个妹妹从不看在眼里，打骂相加。只有二哥暗地里还帮帮她。廖翠凤一心想离开家，结婚是惟一的出路。
　　
　　 林语堂不能拂了陈天恩的面子，于是到了廖家。林语堂并没有见到廖翠凤，因为根据规矩，他们不能相见，只能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他。由于林语堂与廖翠凤的二哥较好，所以林语堂的大名，廖翠凤早就听说过了。她觉得语堂是年轻俊朗，说起话来神采飞扬，一副“舍我其谁”的豪气。二哥又对她说，语堂是个有大好前途的人，嫁给他，一定会幸福的。
　　
　　 林语堂的大姐瑞珠曾经和翠凤同过学，她对父母说，翠凤虽然是在大家庭长大的，可一点娇纵之气都没有，是个朴实端庄的好姑娘；长得也很有福相，高高的鼻梁，圆润的脸庞，人中很长，肯定会成为极其贤惠的妻子。林至诚夫妇听了，也很高兴。他们劝语堂，“娶妻求贤”，才能好好过日子。林语堂没了陈锦端，觉得天都快塌了，父母的决定他没有意见，林至诚就向廖家提亲了。
　　
　　 而廖悦发一向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要不要娘家养着，嫁给谁都没什么关系。订婚前，廖翠凤的母亲跑到她的房间。母亲担心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语堂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可是他是牧师的儿子，家里穷，这可是“呷饭的人家嫁给呷糜的人家”，你要想好了！最后一句是厦门俗语，意思是说吃饭的人家嫁给吃粥的人家，会受穷的。廖翠凤有自己的想法：自家还算殷实，可父亲对母亲有哪点好了，这和受穷不是一样难熬吗？她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没有钱不要紧！”
　　
　　 于是林语堂和廖翠凤就这样订婚了。林语堂（二）

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之前，他的父亲林至诚很是高兴，因为林语堂娶了个钱庄家的女儿，还要到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留洋。林父常捋着胡子，笑眯眯的，逢人就说：要大顶的花轿，新娘子是胖胖的哟！不知哪个好事之徒把这话传到了廖翠凤的耳朵里，气得她立刻吃了好几片泻药减肥。
　　
　　 结婚当日，当着众宾客的面，林语堂拿出婚书，对新婚的妻子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举座哗然。这纸婚书果然没有用到。林语堂和廖翠凤相亲相爱，白头偕老，造就了一段半个多世纪的金玉良缘。
　　
　　 林语堂是读书人，有着读书人的多愁善感，有时情绪激动，见残月感怀，见落花伤心。廖翠凤对除林语堂以外的一切艺术家都抱着钱庄女儿的怀疑。邋遢的画家、长发的诗人、街头卖唱的流浪艺人，她一概觉得是精神病的同义语。两人到雅典卫城参观。庄严肃穆的古城墙，深蓝幽静的爱琴海，林语堂对人类的巧夺天工和大自然的奇妙高唱颂歌，而廖翠凤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要住在这里！买一块肥皂还要下山，多不方便！”语堂哑然失笑。
　　
　　 林语堂对此有感而发：“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林语堂讨厌一切形式上的束缚，如领带、裤腰带、鞋带儿。廖翠凤每次出门却非得打扮齐整，胸针、手表、耳环，连衣服边脚的皱褶也得熨平，一个端庄而有教养的太太所需的东西，她都一丝不苟地完成。她还要求林语堂这样做。她常常盯着林语堂看，林语堂不等她开口，就学她的口吻说：“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齿给香烟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发了……”廖翠凤不仅不生气，反而得意地说：“我有什么不对？面子是要顾的嘛。”林语堂从这样的对话中发掘了无限的乐趣。
　　
　　 廖翠凤以中国传统女性的温良恭俭容纳了语堂所有的放肆和不安分。林语堂的自由天性也只有在这样的妻子面前才能舒展。他还是像坂仔那个调皮的山乡孩子，时时出怪主意，作弄老实的廖翠凤。林语堂把烟斗藏起来，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说，堂啊，慢慢找，别着急。翠凤满屋子地找，林语堂则燃起烟斗，欣赏妻子忙乱的神情。
　　
　　 有女儿后，林语堂就随着女儿管廖翠凤叫“妈”。他从书房出来，总是像小孩子般地问：“妈在哪里？”有时腻烦廖翠凤的管教，林语堂也会说：“我以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廖翠凤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林语堂，林语堂就乖乖地做廖翠凤交代的事。
　　
　　 林太乙（林语堂次女）儿时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廖：语堂，你的头发要剪了。林：不！还好哩。我从未见过有人像我这样的整洁。廖：但是太长了。你去照镜子看。林：现在你看？并不长。我是太整洁不像作家了。廖：语堂，你应自己明白头发是太长了。林：但是我刚在两星期前剪过发。我不去，除非自己觉到太长了。我已43岁。廖：43岁是43岁，但你的头发是太长了。林：我要使我的头发像先生的一样长，但不像他一样的用头发油，不需天天去梳它。廖：请你听我的话。你明晚要去演讲。我见你有这样长的头发站在讲台上，我要觉得惭愧的。林：假使让听众见到林语堂的头发这样的整洁，我也要觉到惭愧的。廖：穿上大衣吧。第84街上有一所理发店。很近的。林：我知道。但我不要给他们做生意。
　　 （第二天）廖：你到理发店去吗？林：不，我要预备演讲。廖：不，请你吃过中饭去吧。廖：那末在下午散步的时候去吧。林：请你不要烦，我不是你的儿子。廖：但你也许是的。林：我不是。廖：现在，语堂，不要生气。去吧。林：为了避免淘气，我就去吧。廖：啊，是的，你应当去。不要忘记叫他们洗洗头。那是太脏了。还告诉他们剪去半寸长。林：对的，香！廖：谢谢你。
　　
　　 还有一次，廖翠凤说，她的一个朋友生了“两个双胞胎”。语堂是攻语言学的，立刻发现这句话有语病。他纠正翠凤：“你不应该说‘两个’双胞胎。双胞胎就意思两个。”
　　 “当然，双胞胎就是两个，有什么错？”
　　 “你可以说一对双胞胎。”
　　 “一对不是两个是什么？”
　　 林语堂无话可说。
　　
　　 廖女士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
　　
　　 廖翠凤是家中的总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挥所有人的行动。不爱做家务的林语堂也必须负责饭后的洗碗碟工作。不过，林语堂每次洗碗都是大阵势，打碎碗碟的声浪不绝于耳。廖翠凤算算账，发现让林语堂洗碗实在不合算，就免了他的任务。林语堂高兴地去捏廖翠凤的鼻子。廖翠凤也笑起来，她向来自信她的鼻子又尖又挺直，最喜欢人家赞美。可看见林语堂那么高兴，廖翠凤又不禁怀疑，语堂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廖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林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发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翠凤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廖翠凤带着语堂去算命，算命的人说她是吉人天相，命中有贵人，凡事能逢凶化吉。翠凤很高兴，不无得意地对林语堂说：“你这些年来顺顺利利的，也许就是因为我带来的福气呢。”
　　
　　 两人的争执都像相声一样有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教书？不要管闲事了！”她厉声说。
　　 “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他答道，“凡是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骂人”。
　　 “你在‘邋遢讲’！”她骂道。这句厦门话，意思是胡言乱语。
　　 （后来）
　　 “堂啊，你还在邋遢讲，来睡觉吧。”
　　 “我邋遢讲可以赚钱呀。”
　　 “你这本书可以赚多少钱？”
　　 “不知道。你要多少？”
　　 “多少都要。”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旧家庭的发妻，另找了时髦的知识女性。林语堂成名以后，廖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语堂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讨厌矫揉造作、故作娇弱的女性。有一次看见当时的红明星林黛，林语堂很不喜欢。他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
　　
　　 林语堂和一般懂得体贴太太的丈夫一样，对女人爱穿着打扮的方面，表现得毫不吝啬；他知道太太讲究穿鞋，每次经过鞋店，总是鼓励太太进去选购，自己则带着孩子打发时间。
　　
　　 林语堂曾经说过：“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俩人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不改。所以大师亦说，穷并不等于“苦”，他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世俗所谓的“贫穷夫妻百事哀”的逻辑，完全被他推翻了。
　　
　　 有杂志采访他们，问多年婚姻的秘诀，夫妻俩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廖翠凤实在地总结了几条：“不要在朋友的面前诉说自己丈夫的不是；不要养成当面骂丈夫的坏习惯；不要自己以为聪明；不要平时说大话，临到困难时又袖手旁观。”林语堂则饱含深情地说：“婚姻生活，如渡大海，风波是一定有的。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去过同一种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心灵上。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是真正美的。你看她教养督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在语堂的授意下，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语堂送给翠凤一个手镯，他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廖翠凤想起结婚伊始，林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手镯上刻着若艾利（James Whitcomb Riley）那首著名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同心如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曾化名金少甫。江苏仪征人。经学大师、国学大师。清末民初，刘师培是个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断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刘师培身材瘦弱，其貌不扬，妻子却非常漂亮。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原名何班，是能写诗作画的才人美女，父亲何承霖，曾任武进县学教谕。何、刘两家为世交，何班的长兄娶刘师培叔叔的女儿为妻，因此刘师培和何班的婚姻属于亲上亲。何班容貌秀美，家教严格，待字闺中时是一位教养极好的大家闺秀。
　　
　　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刘师培回乡探亲期间，与何班完婚。婚后，刘师培携妻子返回上海。何班到上海后，进蔡元培等人开办的爱国女社就读，这时的何班从一位旧式的大家闺秀变成了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运动的狂人”。为了显示男女平等，她先是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
　　
　　何震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她倡导女性解放，宣称：“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因对“男女阶级”与社会革命等现存问题“目击心伤，故创为女子复权会，讨论斯旨,以冀实行其目的”，1907年6月10日，何震等人在日本创办《天义报》，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
　　
　　何震在长文《女子复仇论》中全面而详细地阐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种种限制和压抑，她说“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同时，她在文中鼓吹男女一切平等，认为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要复仇，不仅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还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中“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
　　
　　刘师培和何震夫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成立“混帐讲习会”，创办《衡报》，宣传“混帐理论”，提倡无政府主义。
　　
　　何震还撰有《女子解放问题》，认为西方社会的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和男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参政权也还不是“真平等”，必须实行“根本改革”，女子才能真正解放，这就是要走所有人均等、废除私产和政府之路。“故谓职业独立，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得解放也。”又“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
　　　　
　　这一时期，何震将女子解放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混杂糅合在一起，写了一系列文章：《女子宣布书》、《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共产党宣言>“论妇女问题”按语》、《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等。
　　
　　何震成为女权主义者后，自然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也要寻求女性解放。在婚后的生活中，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 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因畏妻如虎，刘师培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
　　
　　张继曾回忆刘师培的惧内：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但刘师培认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何震曾向苏曼殊学画。到日本后，苏曼殊寄居在刘家，何震要求刘师培必须对苏优礼有加。得知苏曼殊的母亲生计艰难，何震立刻勒令刘师培拿出钱支助苏曼殊，但是刘家的钱财由刘母掌管，刘师培表示为难，何震就训斥刘师培为“没有丈夫气魄的小气鬼”。
　　
　　据说，何震还给刘师培戴上一顶“绿帽子”。何震的“情人”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907年，章太炎和刘师培夫妇同住时，曾经向刘师培提过此事。刘师培非但不信，还认为章挑拨二人夫妻关系，与章反目。
　　
　　关于汪、何二人关系，据当时也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张鸣对此事评论说：“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蔡元培也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
　　
　　朱维铮说：“平情而论，刘师培与何震，名为夫妇，情如狮羊。就现有材料看，何震在婚后宣称与刘师培‘男女平等’是假，以传统的‘河东狮吼’方式对付刘师培是真。”
　　
　　何震也影响了刘师培的政治生涯，刘师培此后叛变革命，投靠端方，出卖章太炎等人，也是受了何震的影响。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何震也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写文章宣扬女性解放。1910年，何震曾产下一女，但几个月后就不幸夭折。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入川，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杀，刘师培被捕。当时在武汉的何震曾辗转千里入川寻夫。刘师培被保释后，两人一起到友人南桂馨家中任家庭教师。
　　
　　1919年，年仅36岁的刘师培因病逝世，何震因受刺激精神失常，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不知所终。也有说法说何震因刘师培的去世也发狂而死。

世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梁实秋
“五四”运动的清华学生领袖，大骂国民党独裁统治，建国后的第二大右派，被闻一多称为“才高于学，学高于品”的罗隆基。

罗隆基的发妻张舜琴是英国留学生，是新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张舜琴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罗隆基留学美国期间，因为要著博士论文，远赴英伦搜集材料时结识了张小姐。他的岳父张永福是一位同盟会会员，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汕头市长等职。后任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他少年失学但勤学自修，尚能作诗写文，晚年还自费印过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张永福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迹"晚晴园"的主人。张舜琴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这部书作课本的。
　　
　　 潘大逵曾回忆罗隆基和张舜琴：“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家结了婚。”
　　
　　 关于罗张夫妇的不睦，罗的学生沈云龙介绍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罗的朋友李璜，则把罗张夫妇的不睦，单纯地归结为个人原因：“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
在王右家之前，罗隆基还爱上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罗隆基为了接近张幼仪，刻意伪装成张幼仪大哥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不料张幼仪早已心如死灰，对他毫不寓目。
　　
王右家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而曹禺的好友章靳以曾追求王而不得，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也说过“靳以人大气，老实，在女中教书，后被王背弃，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骂女人，发誓决不再娶妻子，曹禺还劝靳以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曹禺名作《日出》中的陈白露即以王为原型。 对于罗隆基和王右家的风流韵事，田本相《曹禺传》里的说法是：“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没有多么高的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她和《益世报》的罗某某同居了，罗某某去南开大学讲课，王小姐也跟着他坐汽车去，她的风流艳事在文化界流传着，她的打扮、风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却不是交际花。”把王右家当作陈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的曹禺，对于王右家的描述更具权威性：“这个女人，长得漂亮极了，跟我的一个朋友很要好。后来这女的上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之后，跟一个有妻子的报社总编辑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物，使我想起社会上许多这一类的人，觉得非把她写出来不可。但是真的坐下来写之后，陈白露又不是原来那个女人了，许多情节都不一样”。
　　
　　 关于罗隆基与王右家的结合与离异，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中曾有所交待：“1936年春季，清华大学举行廿五周年校庆，予正在母校执教，邀请回校之辛酉级同学，有高长庚兄偕其长女、罗努生（罗隆基）偕其女友王右家参加，是晚予妻佩玉与蔡旭岚（可选）之夫人张镇巽女士，在大礼堂各项游艺节目中，彩排梅龙镇，……此次是予与佩玉初次遇见右家。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未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经过，系梅师母（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亲口面告笔者与（王）化成。盖梅师母受努生之恳求，亲由昆明飞到重庆代向右家劝解，预期电知吾俩，故同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嘉陵江对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馆。便事实已到无可挽回地步。嗣后，努生亦到重庆，不时聚餐晤谈”。于是抗战间王右家与罗隆基离婚，抗战后与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结婚，后来去了美国。
　　　
罗隆基则转而与彭德怀的内姊浦熙修恋爱，浦熙修当时四十二岁，和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的袁子英结婚十多年了，有两女一子。她和罗隆基的接近，还是在重庆作《新民报》采访主任时。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袁子英早就知道罗和浦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要员开始远走高飞。但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那时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他约了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开内室，盛怒的袁子英上前就给罗浦二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闹剧，还是附近的警察调解而平息。这桩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袁子英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受礼教束缚。”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与罗隆基同居十载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来揭发罗隆基，她的发言稿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揭发的内容中不乏她和罗的床第之语。罗隆基对此很是伤心，在和章伯钧的谈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
　　
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到一个美貌少妇，被她的姿色迷住了。他紧追不舍，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唯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名声大噪，每个游公园、看电影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罗隆基花生米”。
　　　　　
　　 罗隆基的女朋友还有刘王立明。罗隆基和史良约会，忘了老相好刘王立明的生日，赶紧跑到她家。看见刘王立明坐在地板上拿剪刀在剪一块衣料，“我走近细看，才发现她在流眼泪，而那块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罗隆基想把她扶起来，但她不肯起来。罗隆基只好也坐在地板上陪刘王立明，看她把衣料全部剪成一绺绺细条。
　　　
　　 对能做罗隆基女友而感到光荣的，只有一个杨薇。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次聚会，《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的作者章诒和与杨薇见面时，问她是否介意自己在写罗隆基的文章中提到她，杨薇这样回答：“不，我很高兴。”夕阳下，春风里，她的优雅从容，让章诒和异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爱上过罗隆基的还有康有为的外孙女罗凤仪。罗凤仪一生未婚，会六国语言，但罗隆基对罗凤仪却并不爱恋。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给章伯钧，只说了句：“伯钧，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电话弄得章伯钧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前一天是罗隆基的生日。他上午接到罗仪凤的电话，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罗隆基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支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也不敢给罗仪凤回话，于是赶紧向章伯钧讨计策来了。
　　
　　 在与罗仪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她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约会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这位兄长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条子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右派往来。她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 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仪凤听说后，伤心落泪至黄昏。后来，罗仪凤对章诒和说：“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章诒和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嫌他脏，肮脏。”
1957年时，史良第一个站出来炮轰章罗。1965年，罗隆基逝世，他的日记和情书都被收走，里面也有史良的。1966年冬天，红卫兵拉章诒和去批斗。章去后发现自己是陪斗，史良才是主要批斗对象。红卫兵们将史良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当面宣读，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说：“我爱他。”
 马一浮（1883-1967年），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理学大师。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绍兴县试中马一浮以名列榜首的成绩名声大噪，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榜。少年英才，自然为众人瞩目。浙江名士汤寿潜，民国时期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读过马一浮的文章后，大为赞赏之下，便把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给他。
　　
　　这时，马一浮的父亲正患病卧床，需要冲喜，经双方家长同意，就提前办了喜事。于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16岁的马一浮娶汤孝愍为妻，开始度过他生命中温馨却短暂的美好时光。
　　
　　婚后，夫妻感情甚笃。这位汤小姐，比马一浮大一岁，虽不识字，但深懂闺训，她服侍有病的公公至孝，对丈夫体贴入微。但素有爱国抱负的青年马一浮，在当时“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渴望追求新知。他耐心教妻子识字读诗，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
　　
　　不久，马一浮就辞别瘫痪在床的老父和新婚燕尔的妻子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直到1900年底，因父病日益沉重，才匆匆回家探望。翌年三月，老父与世长辞。
　　
　　1901年11月，料理完后事，马一浮再次告别妻子，到上海游学。在此期间，他广交朋友，结识了广西的马君武，也结识了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如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洪允祥、林同庄等人，尤其和外语基础特别好的马君武、谢无量志同道合，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社，译介了斯宾塞等西方名人名著，内容涵盖文学、哲学、政治、社会学、教育史等等，试图借西学新知，唤起民众。
　　
　　就在此时，马一浮突然接到家乡电报，得悉妻子病危，于是夤夜动身赶回家乡。由于交通不便，经过两天两夜才回到家乡长塘。谁知幽明永隔，亡妻已经停棺在堂。
　　
　　马一浮当时肝肠俱碎，他真的不敢相信妻子就这样飘然的离诀了人间。他在妻子灵柩合棺前的整整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不吃也不喝，不哭也不闹。他只是轻轻握住了妻子的手。家人都生怕马一浮是因为悲愤过度而变得痴呆了。后来，在妻子下葬入土的数日之后，马一浮坐在自己物是人非的清冷的屋子里，方灵魂回窍般地嚎啕大哭起来。
　　
　　妻子汤氏的病逝，马一浮哀痛之余，还有更多愧疚。他曾作《哀亡妻汤孝愍辞》来寄托自己的深切哀思：“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卿既死，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此后数十年，马一浮一直未娶，孑然一身地漂泊在乱世之中。对于这一点，马一浮说：“吾见室人临终后之惨象，惊心触目，不忍人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
　　
　　马一浮此后与岳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岳父汤蛰先先生逝世之后，妻子的哥哥汤孝佶先生诚恳地向马一浮先生表示了父亲的遗愿：亡女缘悭福浅，希望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不要再孤灯独对的苦待自己了。
　　
　　当时，一些世伐大户人家的女子，对于声名如日中天的马一浮存了一份幽微的爱慕之情，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给马一浮。可是，马一浮坚决表示不再续娶。他毅然在报刊上登出了婉拒友人为他作伐续弦的一封信。云：“浮德非虞鳏，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姻，私亦讶其不伦。”马先生此信一经刊登，喧嚣而上的议论立即就雨晏风清了。  马寅初（1882—1982）， 回族， 出生在浙江省嵊县浦口镇。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五四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曾因抨击官僚资产阶级大发国难财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监禁， 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而遭到错误批判。
马寅初一妻一妾。1901年，正在上海教会学校育美书馆读中学的马寅初回家乡度假，由父母作主，迎娶了一位叫张团妹的姑娘。张团妹虽目不识丁，但生性忠厚、善良，会做一手口味醇正的家乡菜。她为自己能嫁给会读书的丈夫而心满意足。婚后，张团妹孝敬公婆，善待马家兄妹，马寅初见妻子贤惠体贴，颇觉满意，小夫妻很是和谐。婚后一年，马家双喜临门，张团妹生了个胖儿子，马寅初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天津北洋大学。
　　
　　1903年，家乡传来噩耗：马寅初不满周岁的儿子因意外伤害不幸夭折。他强忍悲痛、坚持学习。1904年，马寅初的妻子又生一女，他景仰东汉史学家班超，故为女儿取名马仰班。
　　
　　1907年，马寅初以优异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并被清政府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出国留学前，马寅初特意赶回家乡与父母妻儿告别。张团妹虽与丈夫两地分居多年，但每年总有团聚的时候。想到丈夫就要远涉重洋，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不禁暗暗抹泪。临别前的夜晚，张团妹悄悄告诉马寅初，自己又怀上了孩子。马寅初很高兴，嘱咐妻子多多保重。妻子对他说：“孩子出生时，你又不在家，你给孩子取个名吧？”马寅初略思片刻答道：“若生女孩，就叫马仰曹，若生男孩就叫马仰峰。”马寅初这次话别，一去竟是十年。第二年，张团妹生下一女孩，于是取名马仰曹。
　　
　　1917年，留学归来的马寅初又回嵊县老家迎娶了与女儿马仰班同岁的王仲贞。王仲贞生于1904年，比马寅初小22岁，当时年仅13岁，有小学文化程度。此后，马寅初将王仲贞、张团妹先后接到北平。从此，马寅初的家里就有两个妻子。
　　
　　马寅初对两位妻子都很好，他外出度假总是让两位妻子同往，在家闲暇时，也常是由两位妻子陪他在庭院小路花丛中散步。张团妹和王仲贞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彼此互相关心、体贴照顾，这在当时类似家庭中，实属少见。
　　
　　胡适也曾记载马寅初的一妻一妾。1922年8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饭后与马寅初同到公园，……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
　　
　　马寅初一生有八个子女。张团妹与马寅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样他们婚后除了一个儿子夭折外，共有三个女儿。王仲贞和马寅初婚后，生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马寅初和他的两位妻子共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拥有七个孩子的多子家庭，是一个典型的妻妾子女成群的中国大家庭。  他高中没有毕业，却成一代史学大家；1949年，他离开大陆，与妻儿离散30多年，最终魂归故土；他一生著书立说，作《中国通史》，一生著述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他崇尚中国文化，相信只有儒学才可以救中国，他的学生余英时评价他“一生为故国招魂”。
　　
　　他就是钱穆先生。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曾任新亚书院院长。
　　

钱穆先生一生结了三次婚。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1917年秋，在长兄钱声一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钱穆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夏秋之际，原配夫人邹氏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钱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四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十六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
　　
　　连失三位亲人，对钱穆的打击也是极为重大，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钱穆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众，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与张一贯结婚，婚后有三子一女。张一贯曾在小学当过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与继配生有三子一女。钱穆1949年离开大陆后，几个子女都是由张一贯带大。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由于没有人照顾，生活缺乏规律，致使经常胃病大发。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桦邀请，到台湾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聚集四百余人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重伤当场死亡。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八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意外却开启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因为与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他到公园散步，并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1954年师范大学毕业后，胡美琦重回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钱穆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
　　
　　1956年春，62岁的钱穆与比他小35岁的胡美琦在香港结婚，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的婚礼，婚礼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新婚洞房是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偕手散步。
　　
　　钱穆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美琦对钱穆的起居饮食也是照料得体贴入微。伉俪情深，老而弥坚，令人赞叹。乃至武侠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最新修订版的后记中，专门提到了钱胡的这段“师生恋”，指出他们的结合当时曾经受到某些香港文人的批判，但是他却亲眼见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深为敬佩。
　　
　　胡美琦曾回忆她与钱穆的婚姻生活：“我们钻石山的那个家，仅有20余平米，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迁到台湾后，他的牙齿全部拔光，装上了假牙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钱穆先生晚年著述甚多，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宋代理学三书随劄》、《晚学盲言》等。钱穆先生晚年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成果，与这次婚姻有极大的关系。
　　
　　钱穆弟子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钱穆自己在写给幼女钱辉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夫人襄助照料之功的感激：“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后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73岁大病后，他更加快了写书的计划，到1971年花了7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了该书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后来完全目盲，夫人就帮他查阅旧籍，引述成语。文章写成后，又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而钱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个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这正印证了刚结婚时，钱穆对胡美琦所说：“不希望她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她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
　　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
　　
　　钱穆为江苏无锡人，他逝后，骨灰被送回家乡安葬，实现了他回归故土的遗愿。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说起沈从文，人们联想起来的首先是《边城》和凤凰。沈从文的一生，都与这座城紧密相连。沈从文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是民国众多文人中没有留洋经历的人。但是这个“乡下人”，向全世界描画了湖南那个美丽的小城。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爱过的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就是他携手一生的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的父亲苏州富商张吉友，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应该感谢两个，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在网上，一般把男性称为“青蛙”，这个创意来自于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18岁的张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张兆和收到情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 　　
　　 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由于胡适的纵容，沈从文的情书轰炸得以继续。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张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张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张兆和回来后，张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张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张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　　
　　 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张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张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张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媒人是张允和，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　　
　　 沈从文和张兆和相伴一生，直至1988年沈从文辞世。

王国维
静安先生一生研究博且精，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方面都作出卓越的贡献，但想必大家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人间词话》吧。静安先生也是一个诗人、词人，看这首采桑子：
　　 高城鼓动兰釭灺。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坐连江点点萍。

王国维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当时他20岁，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学。可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现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于求学，那是十年后的事情。王国维只好谨遵父命“成家立业”——他结了婚，并且到本城沈家去当塾师。
　　
　　 王国维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经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两家早就定了亲，当王国维十四岁便以“海宁四才子”之首名震乡里的时候，他的岳父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简直是赞不绝口。老泰山当然不会想到，女儿出嫁之后，女婿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并且两年后就去上海《时务报》馆打工，从此与他的妻子当了十年的“牛郎织女”。
　　
　　 王国维与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尽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我们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还是不难看到这位身在他乡的牛郎对家中织女的殷切思念：
　　
　　《清平乐》：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
　　
　　 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书时经常“填词自娱”，也常在词中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如三迭的《西河》：
　　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台，声声啼鸩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自从王国维22岁离开家乡，此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呆的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天以后，妻子就去世了。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徘徊在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却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虞美人》：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王国维为妻子写过许多悼亡词：
　　《浣溪纱》：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蝶恋花》：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遗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
　　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谒金门》：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人间无气力，绿窗寒恻恻。落叶瑶阶狼藉，高树露华凝碧。**声疏人语密，旧欢无处觅。
　　
　　《苏幕遮》：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胡适曾说，读了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罗仲安谈到王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解释“金人”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潘氏对前妻生的三个儿子如同己出。王国维50岁自杀时，他的第三子贞明还不到娶亲的年龄，后来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办的。老二高明曾告诫他的妻子：“吾辈弟兄，赖继母抚育成长，费尽心思。汝须尽子妇之德，毋得相慢!”
　　
　　 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妇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支撑着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国维多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据陈鸿祥《王国维传》：“潘夫人名丽正，1975年病卒于台北医院。”  闻一多(一)

他是一个浪漫的人，他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期间，为了让讲课更加充满诗意，会特意将下午的课换到晚上亮灯的时候。
　　 身穿长衫的他抱着讲义进了门，坐下并不马上开讲，慢条斯里地掏出纸烟匣，打开对学生和蔼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谁也不会真正去接纸烟。于是，他自己点燃一支，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平缓的声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
　　 想必大家都已知晓，他就是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
闻一多是革命烈士，但他亦是诗人，著名的《七子之歌》就出自他的笔下。但是，闻一多并不只是革命家、诗人，他还致力于中国国学研究，著作颇丰。同时，因为有诗人浪漫气质，他热爱艺术，擅绘画，篆刻，是一位艺术家。

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他和夫人高真本是亲戚。闻一多称高真的母亲为十姨妈，称高真的舅舅为九舅，幼时还常到九舅家去玩耍。高真原名高孝贞，在家里排行第七，闻一多称她七妹。闻一多行十一，高真叫他十一哥。
　　
　　 高家也是一个大族，高家的先祖在明朝时立有战功，曾受到皇帝的召见和奖赏。高家的后代一直保存着一面秦朝铜镜，据说就是当年皇帝赐予的宝物之一。这个家族内，每逢过年都要张灯结彩，挂上祖先的业绩以激励子孙。高真的祖父做过知州、同知等，据说还做过道台。高真的父亲高承烈(字敬伯)早年就学于京师法政学堂，曾任广东饶平县知县，绥远恳务局坐办，安徽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职。他为官清正廉明，办案时别人送来的金首饰和衣料等，他都退了回去，只留下万民伞。在官场多年，自己却一点积蓄没有。因此，当他四十多岁就不幸患上肺结核，不得不告老时，家境也就随之败落了。高承烈常年在外，见识较广，思想也比较开明。他主张女孩子进学堂，不缠足；还亲自出资送胞弟去日本留学。
　　
　　 闻家和高家是门当户对，但高真的母亲最初是不愿意将爱女嫁过去的，她说堂姐严厉，怕女儿将来受不了。高承烈喜欢闻一多，在和闻家的交往中，早就看上了这个孩子的聪明才智，回家来总夸奖他，特别是夸他文章和字写得好。他对外祖母说：“我就是喜爱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将来还是跟丈夫的时间长！”就这样，由高承烈夫人的一位表弟——闻一多夫妇的五舅做媒人，两家定下了这门姨表亲。那时闻一多才八九岁，高真比他小四岁。
　　
　　 按照封建习俗，定了亲的男女孩子在结婚以前是不能见面的。然而闻一多和高真却有过一面之缘。这次见面给他们俩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真曾对女儿闻铭谈及此事：“那天，我正在九舅家的堂屋里，同几个姐妹围着桌子玩。忽然进来了一个男孩，舅妈一见，赶快过来拉着我就跑。那孩子就是你爸爸！在旧社会，女孩子过门以前是不让和未婚夫见面的。我那时只有六、七岁大，哪里懂得这些？”闻铭问母亲，还记得父亲那时穿的什么吗？她说：“棉袍马褂，戴一顶瓜皮帽。”过了一会儿，她笑道：“后来结婚时，你爸还和我开玩笑：‘你那时为什么事要跑走啊？’”
　　
　　 1922年，闻一多清华毕业出国前夕，接到了父亲要求他寒假返乡去完婚的信，他极其苦恼。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一个激情满怀、热情浪漫的诗人，闻一多向往的是自由恋爱，憧憬的是那“最高、最真”的情感。他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曾写道：“严格说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对于父母给自己订下的这门娃娃亲，他一直不愿意去想，也没有时间去多想。于是他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但闻父担心儿子出洋后会变心，执意要在行前给他完婚。为了说服儿子，他让当时同在清华读书的侄子闻亦传——闻一多的八哥来开导弟弟。最后闻一多禁不住家人们的苦口婆心，答应了婚事。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礼，不叩头；第三，不闹新房。对此，闻家做出了妥协，说：三条全可以答应。你不祭祖，我们祭；跪拜礼可以不行，改为鞠躬；对新娘要闹一下，但不过火。
　　
　　 婚期订下后，闻一多却又为此痛苦不已，夜难成眠。寒假前，他怀着沉重阴郁的心情回到了家乡。望天湖旁的闻家大院喜气洋洋，上上下下一片忙碌，亲人们正热切地等待着他归来。闻一多愈发感到窒闷，满腔的苦楚只能在诗中倾吐。婚前一周，他写下了那首满载愁苦的《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本是为滋养些嬉笑的花儿的，如今却长满了愁苦的荆棘——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
　　
　　 闻一多本是一个执着的艺术追寻者，“相信艺术能提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的质料”。在现在他也要借艺术“魔力”的作用给自己的生活注入“快乐与同情”，化解愁苦与忧烦。于是，在婚期之前好些天，他开始和十四弟(闻一多的堂弟)闻钧天一起动手装饰自己的新房。闻钧天也是个绘画迷。两个年轻的“美术家”在新打的红漆家具上精心绘制了金色的图案。高真曾听家里人说，两人下了好大工夫，房里的橱、柜和新床床架上的图案，全是他们亲手画的。闻一多在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把小侄子们全都叫来，大家在“艺术宫”里，盘腿坐在床上聊天，说说笑笑，兴致勃勃。当晚，就都横七竖八地在新床上睡了一宿。
　　
　　 他在准备婚礼的过程里不肯理发不肯洗澡不肯接新娘，躲在书房里给梁实秋写信：“我此生只肯以诗为妻以画为子”。 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结完婚，他也像很多人一样迅速地逃离了令自己沮丧和绝望的婚姻生活，回到了清华大学。
　　
　　 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他对婚姻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从老家回清华以后，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痛说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闻一多对于这门亲事极其不满，但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她早日回来读书。信中说：“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请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在他的恳求下，闻的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能这样呢?”闻一多(二)

刚过一个月，1923年1月21日，闻一多在读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写信给好友梁实秋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后来，高真来到北平，她对丈夫的照顾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他们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铭、闻惠羽)。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卢沟桥事变时，高真回乡探亲，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真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 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足见他对妻子的深情。

　　 后来，高真带着孩子随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一家从武汉到昆明，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高真跟随闻一多历经苦难。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真，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真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真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真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真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真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此，妻子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亲信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真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真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很多学生都住进闻家。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闻一多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作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真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李公朴被暗杀后，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真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真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真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真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真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1948年3月，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吴宓(一)

他小时候有爱骡子的癖好，曾负芨哈佛，属哈佛三杰之一，归国后曾在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的国学院担任院长。他是中西比较文学的开创者，博雅贯通，大度谦和；与同辈学人惺惺相惜，与晚辈学生提携后进；带出很多佳话，也引出一些恩怨；他于情感坦荡真诚，又执拗矛盾，他的命运让人唏嘘长叹，竟惹伪书欺世盗名，叹哉。
　　 他肯定就是吴宓了。
吴宓(1894-1978)，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著名西洋文学家。
吴宓是钱钟书的老师，据说钱钟书曾骂他笨，他一笑了之；他一生苦恋毛彦文，不惜与发妻仳离，却最终孤苦一人；他自号怡红公子，认为一牛肉馆起名“潇湘馆”亵渎林妹妹，而前去砸馆；他认为愧对朋友吴芳吉，在吴去世后，他照顾朋友遗属，几十年如一日；他与陈寅恪的一世情谊为世人所称颂；他晚景凄凉，躺在床上喊：“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

对于吴宓，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从吴宓的日记看，自他早年开始，每逢遇到女人，必然评头品足。他表示过爱心的女人有燕京大学的华侨女学生陈仰贤，有欧阳采薇，黎宪初，张敬（张清常之姐，名清徽），在法国遇到的美国女学生H，代号为K的清华女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毛彦文。他曾经幻想在他不离婚情况之下仿效大舜的娥皇女英以及安公子的何玉凤和张金凤的故事，当时就被陈寅恪先生一口否决。
　　
　　 清华大学女毕业生K，频频出现在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频频电话传情达意，其亲密程度和情谊远远超出师生的范围，俨然一对恋人，吴宓比K年长十几岁，这成为他们结婚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记中提到的绛珠。绛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贫寒。恒喜艳装，着红衣，遂自字曰绛珠。1935年秋，绛珠从吴宓授课。抗战爆发之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
　　
　　 然而，影响吴宓一生至深的女子，却是毛彦文，这要先从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婚姻说起。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赶回了国内。
　　
　　 1921年8月，吴宓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此时，影响吴宓一生的女子——毛彦文翩然出场。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她当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来与闺中密友告别，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二人私订终身。毛彦文9岁时，其父将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方家退婚后，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当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便暗生情愫，碍于同学之谊，只能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收到陈烈勋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考察后回信道：“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此次不期而遇，毛彦文的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让本就对毛彦文怀有好感的吴宓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懊恼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并在陈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不久，朱君毅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苦等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极力说和无济于事，朱、毛终致解除婚约。
　　
　　 然而吴宓却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吴宓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在经历了离婚与不离婚的挣扎和徘徊之后，最终与结婚7年，并育有三个女儿的陈心一仳离。吴宓此举遭到“学衡派”同仁一致谴责，吴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1929年，为了筹集一笔可观的离婚费用，吴宓八方求援，还向好友、白屋诗人吴芳吉索债。吴芳吉认为吴宓以追求真爱为由，冷酷无情地遗弃陈心一和三个年幼的女儿，纯属不负责任的胡来，他劝解无效，便故意拖欠债款不还，就为这件事，一向重友谊如泰山的吴宓竟差点与吴芳吉翻脸绝交。其后，吴宓作出振振有词的表白：“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在当时痛诋余离婚（使余极端痛苦，几于殒身）及事后屡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余尝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余力主真诚，极恶虚伪，自能负责，不恤人言。……”
　　　　
　　 对于吴宓的离婚，毛彦文说：“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
　　
　　 离婚后，吴宓并未真正与夫人分离，只是一居西郊，一居城内，每月领到薪水后，亲自回家把生活费交与夫人，然后立即回校。姚文青中《挚友吴宓先生轶事》中写道：“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毛彦文也有类似的回忆：“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他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但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二人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拍电报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说，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毛彦文来了巴黎。 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她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吴宓(二)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吴宓又是两头落空，此时的毛彦文觉得他太花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33岁的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66岁的熊希龄。毛与熊结婚时曾邀请吴宓参加婚礼，吴宓以编诗话为由谢绝了，赋诗道：“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自己心爱的人另嫁对吴宓是个沉重打击，但有“情痴诗僧”之称的吴宓却把浓烈的情感化为诗篇，大写《忏情诗》，一连写了38首。这些忏情诗发表后，有人嘲笑他是自作自受，更让人议论的是他还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讲给学生听，成为学生的笑料。钱钟书在写给吴学昭的信中也提到此事：“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但作为老师得意弟子，钱钟书也写了首诗送给失恋的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情酸泪倩谁偿。”
　　
　　 熊希龄病逝后，吴宓在震惊之余为自己深爱的毛彦文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吴宓在枕上写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吴宓点小灯，写下这首诗，然后再寝。思感缠绵，一夜无眠，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吴宓又开始追求毛彦文，毛彦文经历了这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心如磐石。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痴情，热烈，执著，绵长，痛苦而绝望，好比宗教般的情感，持续了一生。吴与毛彦文的恋情，他从不回避，甚至在课堂上与学生公开谈论，并写进自己的诗中。吴宓的《诗集》中题下不少未注姓名的情诗，都是为毛彦文而写的。吴宓曾在诗中写道：“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毛彦文是吴宓心中永久的痛，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是一种柏拉图的爱情。在《吴宓日记》1936年8月1日中，吴宓对自己的爱情进行了反省，他说：“盖中国一般人，其视爱皆为肉体之满足及争夺之技术，不知宓则以宗教之情感而言爱。……真正之爱者，皆情智超卓，道行高尚，上帝之宠儿，而人类之俊杰也。爱乃极纯洁、仁厚、明智、真诚之行事，故宓不但爱彦牺牲一切，终身不能摆脱，且视此为我一生道德最高、情感最真、奋斗最力、兴趣最浓之表现。他人视为可耻可笑之错误行为，我则自视为可歌可泣之光荣历史，回思恒有余味，而诗文之出产亦丰。我生若无此一段，则我生更平淡，而更郁郁愁烦，早丧其生矣。今年老情衰，并此而不能再，故益不胜其系恋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悬挂在墙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
　　
　　 然而，六十年代末，毛彦文遵从胡适先生的劝导，曾撰成《往事》一书，在这本自传体回忆录中，她给吴宓露脸出镜的机会很有限，就连那件大事——1931年她与吴宓一道从欧洲回国——也只字未提。看来，她不仅不爱吴宓教授，而且还有些反感他。
　　
　　 毛彦文在《往事》一书中仅用千余字的篇幅回忆了吴宓与陈心一由合而离的经过，也谈到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吴宓求婚的因由：“自海伦（毛彦文）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她想尽方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脱的情绪。吴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据有幸拜访了毛彦文女士的沈卫威先生撰文介绍，当他重提当年吴宓对她的深情厚爱时，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女士语气平淡地表示：“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再问下去，她便连说“无聊，无聊”。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解放后，已近暮年的吴宓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吴宓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邹兰芳出生于地主家庭，她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但由于她出身不好，而且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这可能也是邹兰芳嫁他的原因。
　　
　　 谈到这次婚姻，吴宓曾对好友姚文青说：“非宓负初衷（他曾发誓：为爱毛彦文，终身不复娶），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不过如此。”
　　
　　 婚后，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还是很伤心的，饭桌上必多摆一副碗筷，不让亡妻邹兰芳在冥界当馁鬼，他饭前必做默祷。更奇的是，吴宓看电影，也必买两张票，空出身边的座位，意中犹有亡妻相伴。
　　
　　 但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邹兰芳其中的一个侄儿，在她去世后，长期以照料吴宓为由，和吴宓住在一起。每天游手好闲，好吃好喝，并没有给吴宓以实际生活上的照顾，惹得一位正直的教授实在看不惯了，冒着有得罪吴宓的可能，劝他辞掉这个食客。“文革”开始后，这个“食客”才自己走掉。
　　

附一则轶事：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宓不禁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一下也感觉自己话不大对，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站着听吴先生骂了半天。末了金岳霖说：“我并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郁达夫(一)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在他三岁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亲。未婚妻孙蓝坡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郁达夫原本对包办婚姻反感，但当他读过未婚妻托人捎给他的手书密信，称赞孙蓝坡“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辈老秀才矣。”当他第一次接触孙时，惊喜万分，他后来给长兄郁华的信中说，孙蓝坡虽“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郁达夫惊诧于孙蓝坡的文采，孙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孙蓝坡后由郁达夫为其改名孙荃。
　　
　　见面之后，郁达夫与孙荃之间书信往来密切，在信中二人诗词唱和，互诉衷肠。郁达夫对孙荃的诗作颇为欣赏，曾把自己的诗和孙荃的诗混在一起，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在《之江日报》上，竟使读者真假难辩。郁达夫还把孙荃的诗作编成集子，命名为《夕阳楼诗稿》，夸示同人。为了将来生活和谐美满，郁达夫也开始要求孙荃学习书法，孙荃都照办了。
　　
　　1920年暑假，因祖母患病，郁达夫回国省亲，在双方家长的坚持下，郁达夫和孙荃完了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甚至没有点燃喜庆的蜡烛和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悄然乘上轿子，就算过了郁达夫的家门。简单的晚饭后，新郎、新娘即独自到楼上上床就寝。
　　
　　婚后的生活是愉快的。郁达夫做诗曰：“梦来啼笑醒来羞，红似相思绿是愁。中酒情怀春作恶，落花庭院月如钩。妙手碧玉瓜初破，子夜铜壶影欲流。懒卷珠帘听燕语，泥他风度太温柔。”
　　
　　正当他们沉浸在新婚燕尔的欢快之中时，不幸郁达夫患了严重的疟疾，虽经孙荃悉心照料，但病好之后，郁达夫的假期已到，即将别离的两人难分难舍。这一情况，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茑箩行》中有详细的描写。试看下面一段：“将行的前夜，你也不说什么，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对你说。我从朋友家里喝醉了酒回来，睡在床上，只见你呆呆的坐在灰黄的灯下。可怜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将要上船的时候止，终没有横到我床边上来睡一忽儿，也没有讲一句话……”
　　
　　1921年，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回上海负责《创造季刊》的出版工作，他和孙荃又得以相聚。但时隔不久，郁达夫须赶回日本，参加帝大的毕业考试，夫妻再一次别离，依依难舍，洒泪联句作别。联句云：“梦里哭君行，疑已到天明。（孙）醒来却喜夜沉沉（郁）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1922年7月，郁达夫结束了他十多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与了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的论战。后为生活所迫，又去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这时，他一面教书一面创作，劳累成疾。后来在安庆卸职后，贫穷又跟随着他。他回家养病，以后又带孙荃到了上海。但各处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能使他满意，他想到了自杀，又想到去俄国做劳工，都为亲人所劝止。关于这一段的生活，他亦在自传体的小说《茑箩行》中有较为细致的叙述。1923年秋，他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1924年初，他又赴武昌，担任武昌师大文科教授，同年十一月他离开武昌，回到上海，不久肺病复发，只好回富阳、杭州疗养。
　　
　　1926年3月，郁达夫受广州中山大学的邀请，与郭沫若结伴同往。孙荃暂时住在北京郁达夫长兄郁曼陀家中，这时又添了第二个儿子熊儿，生活更加困苦。孙荃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备述了生活的艰难窘况，郁达夫看后热泪盈眶，日记中记道：“我真不晓得荃君如何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他立刻寄钱过去，但因为钱少，这又使他不得安心。他的大儿子龙儿又在这饥寒交迫中突患脑膜炎，郁达夫闻讯日夜兼程地赶到北京时，龙儿已经埋葬四天了。由于爱子的夭折，郁达夫便在北京滞留了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返回中大上课，但心中一直在惦念着北京的妻儿，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孙荃的来信，便焦急难耐。若有人去北京，他不是带钱回去，就是捎一些燕窝去，尽心尽力地体恤着在孤寂中抚养着孩子的妻子。
　　
　　后来由于创造社工作的需要，郁达夫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回到上海来。他本想到接回住在北京的妻子来上海共同生活，无奈拮据的经济状况使他不能这样。在北京的孙荃也担心郁达夫的孤寂生活。当大雪纷飞，北京已是隆冬季节的时候，孙荃想到郁达夫尚无棉衣御寒，便冒了大雪到邮局给他寄去一件皮袍子。当郁达夫取回皮袍时，心里真是万分地感谢孙荃，只一个心眼地想到如何想法子去报答孙荃。


　　
　　孙荃以为能和丈夫团聚之时，却不曾料到郁达夫此时遇见了王映霞，并于1928年2月与王映霞结婚。孙荃从此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
　　
　　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回忆母亲：“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郁黎民还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往往能听到隔壁小佛堂传来母亲喃喃的诵经声，和着一下一下轻敲的木鱼声。
　　
　　孙荃对儿女管教严厉。孩子放学回家，先要去她那里报到，做完了作业就在家看儿童画报。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四处奔波逃难，孙荃也随身携带《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她还指导孩子们办了一个叫《零碎》的刊物，三个小孩子轮流当责任编辑，每期每人要写几篇文章，不管是日记、故事、小小说还是散文，甚至还可以画一张画。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了久别的妻儿。他对儿子天民最是喜爱：“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
　　
　　尽管郁达夫请来岳母规劝，但孙荃不肯原谅他，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
　　
　　不过，在饮食上，孙荃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喜好和口味细心烹制。“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郁黎民说，离清明还有一些时日，孙荃就让人到娘家的竹园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刚吐出新芽的绿茶，都是为了让郁达夫尝尝鲜。
　　
　　在郁黎民看来，起初母亲对父亲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后来三婶（孙荃）慢慢抛弃了对三叔（郁达夫）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郁黎民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的解释是“韭”的谐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是她又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解放初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书记就问：“这也能吃?”孙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总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耀。
　　
　　更让孙荃感到荣耀的，是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她领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晚年的精神寄托。
　　
　　孙荃去世前，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1978年3年29日孙荃逝世，享年82岁。
郁达夫(二)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当天，郁达夫就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饭，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周到细致，可谓备极殷勤。在当晚的日记中他写道：“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王映霞比郁达夫小11岁，原名金宝琴，杭州人，因过继给外祖父王南为孙女，改名王旭，字映霞。王映霞为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一个性格活泼的知识女性。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就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1927年，郁达夫在写下许多革命性很强的政论的同时，也写下了许多情书和日记。郁达夫还将自己的日记集于当年9月交北新书局出版，名曰《日记九种》。此书的出版事前并未经过王映霞同意。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详细地描述了他和王映霞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全过程。他语无伦次地将他迟到的爱情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两个被神箭射中的情侣，偷偷地躲在西湖边神魂颠倒地诉说情话：一个把自己比作玉皇，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快乐的生物；一个把自己比着皇后，已经快乐得说一句话都很困难。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连与王映霞接吻的次数都有详细的记载，哪一次亲吻得最长都有明确的记录。
　　
　　这场恋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包括孙百刚、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甚至于是当时创造社的潘汉年、叶灵凤。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成功最主要得力于王映霞的祖父王南的支持。王南，字二南，清末贡生，当时为杭州著名文化人。王南很爱惜郁达夫的才华，因此并不忌讳郁达夫已有妻室和3个孩子，并且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郁达夫在与王映霞拥抱和狂吻之时，“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得到了。”此时，郁达夫在信中对王映霞的称呼也是最亲热的，在名字前加上“最亲爱的”字样。
　　
　　郁达夫认识王映霞两个月，有一日在见过王映霞后，在日记中记到：“在马路上也看见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组建了小家庭。
　　
　　王映霞在自传中到她与郁达夫的婚礼：“1928年的春天，郁达夫和我准备结婚。地点问题，倒着实经过考虑，最后才决定去日本东京。既然已决定下来了，我们就印发请帖，请帖上是2月21日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通知了中外亲友。后来临时由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郁达夫说不去东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亲不同意，然后和我商量决定。在2月初，我们就到北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去租住了一个多月，到了3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不久就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原址在现南京东路浙江路的服装公司）请了两桌客人，请的是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这一次的请客，就算作是我们的喜筵。”
　　

　　
　　郁达夫一直没有与孙荃离婚。郁达夫表示过“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就是一定要与王映霞结婚的决心。但是他却受到了来自郁家的压力，特别是兄长郁曼陀对他的压力。郁曼陀凭借的是法律，曾多次写信告诫他“这是要犯重婚罪的”，在弟弟的婚姻问题上毫不让步。郁达夫无奈之下，只能让自己与孙荃的婚姻继续存在下去。
　　
　　而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选择了低调的婚礼。据学者研究，郁达夫取消东京的婚礼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郁达夫“为了达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已经结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没有再婚’这样一种目的”。
　　
　　王映霞的同学顾鹤寿夫妇就接到了请帖，而且他们夫妇当时也正在东京，2月21日这天他们到精养轩参加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婚礼，却“扑了个空”，然后再写信问王映霞。郁达夫和王映霞说孙百刚为介绍人，可孙百刚本人却不出席，只有他夫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而且孙百刚在当时自称反对此事，几十年后写《郁达夫与王映霞》（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对郁、王结合也仍持反对态度。所以，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算是同居。
　　
　　郁、王同居次年即发生郁达夫因一言不合而突然出走宁波的事，此事最后由郁达夫向王映霞之母写“保证书”了结。此后郁达夫发脾气，又多次出走，王映霞说：“郁达夫在外祖父面前是经常写悔过书的，多写后就不起作用了。”1932年1月在上海，王映霞“叫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一份。”原来，面对郁达夫原配未弃的实况，王二南先生出于对外孙女未来的忧虑，督促郁将其所有著作的版权，签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赠与王映霞。面对王映霞的要求，郁达夫虽答应并照办，但却感到椎心之痛，情爱的馨香居然泛出钱财的铜臭。
　　
　　1933年春，郁达夫迁往杭州，并拟定居于彼时，鲁迅等朋友就劝阻过，鲁迅还专门写过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从许多历史典故说明杭州险恶。但郁达夫还是把爱巢建在王映霞的故乡——杭州，可谓爱屋及乌。
　　
　　1936年初，郁达夫在杭州横河桥场官弄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为“风雨茅庐”（现为横河派出所），共有3间住屋2间书房，占地一亩一分四厘，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四千元。然郁达夫一生在此屋内仅居住3次，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这座房屋的房契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后被王映霞出售。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为谋生计，他到福建投奔陈仪。一个人在异乡，郁达夫一直思念王映霞，他于1936年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
　　
　　郁、王二人的关系不久便走到了濒临劈裂的边缘。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公然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原来此处“某君”即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在福建时，郁达夫在庙里抽得了一支怪签云：“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鸠鸣已占凤凰巢”，使他对早先听说的王氏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的绯闻，由怀疑渐近乎相信。后来，郁达夫返回杭州，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怒，夫妻争吵。郁达夫将这些信批量影印赠送友朋，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过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大登侮辱性的启事，且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

　　
　　据说，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映霞正在书房读信，王一见郁来，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给王的情书。二人闹翻。郁达夫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
　　
　　后经友人调解，1938年，7月9日，郁达夫与王映霞签订《协议书》：“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周象贤、胡建中为见证人，双方“和解”。7月10日，郁达夫在《大公报》又登出《道歉启事》。
　　
　　德国马汉茂辑《给郁达夫的信》中第二封，本为王映霞“致郁达夫夫君收存”的“字据”：
　　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现经友人调解及自己之反省，觉此等情事，实与夫妻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
　　此致
　　郁达夫君收存
　　
　　有人认为是王映霞先写了这张字据交郁达夫收执，郁达夫才肯在《大公报》刊登有“神经失常”字样的《道歉启事》的。但王映霞在《自传》中坚决否认这张字据。
　　
　　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终至最后在南洋恶脸相向。郁达夫把上面提到的签诗和他所写的词，连同36年到38年间作的十八首律诗与绝句集为一编，加以注解，名曰《毁家诗纪》，在香港《大风》杂志上公开发表，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并声言不要稿费，轰动一时，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郁达夫在诗词中将王映霞比作妾。情变后王氏出走，郁指其为“逃妾”，并在其丢下的一袭纱衫上题“下堂妾王氏衣物”。
　　
　　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对应，在文中他否认与许绍棣的关系，并极力对郁达夫攻击，甚至有“蒙了人皮的兽心”等语，也是辩诬过头，几近谩骂。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终于覆水难收，以“协议离婚”分道扬镳。王映霞从新加坡孤身回国，郁达夫则携带儿子郁飞继续在南洋飘泊，直到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王映霞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据传当时婚礼极尽铺张奢华。郁达夫失踪后，郁达夫与王映霞所生的两个儿子（郁飞除外）也被送到孙荃处抚养。2000年12月，王映霞去世。
郁达夫(三)


　　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揭露，王映霞的外遇对象并不是许绍棣，而是戴笠，因为害怕戴笠对郁达夫包括自己不利，所以他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还写道：“1946年夏我回到上海，我的妻子的一位同学钱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学）说：‘王映霞从南洋回到重庆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结了婚，就要戴笠帮忙，戴笠给她丈夫做运输汽车队队长，在滇缅路直到重庆做运输工作，汽车运私货，大发财。抗战胜利后，1945年戴笠给王映霞的丈夫做运输方面的宜昌站站长，也是发财的职务。上海接收时戴笠给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来的洋房，成了王映霞所有的房产。’这位同学又说：‘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头，我有可靠证据。’”
　　
　　对于汪静之的暴料，王映霞之女认为纯属谣言，“此人到了老年，整个心态不正常，爱骂谁就骂谁。”郁达夫之子郁飞的妻子则说，这是把许绍棣以讹传讹当成了戴笠。但是，许多研究者认为此并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郁达夫投奔陈仪，以及此后远走南洋，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躲避戴笠。郁达夫没有征得王映霞的同意就带王映霞出国来到新加坡，以至于王映霞后来说自己是“被骗到了星洲”。
　　
　　对于郁王的婚变，身为郁达夫好友的郭沫若与曹聚仁则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曹聚仁则转引易君左的话说，“但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仿佛达夫之做‘乌龟’，乃是命定了的呢！”
　　
　　
　　而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说有一位马来西亚槟榔屿歌女玉娇小姐最后促成了郁王婚变。1939年元旦，郁达夫担任《星洲日报》编辑的同时，又前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参加该报的姊妹报《星槟日报》的创办典礼，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歌女玉娇。据说那玉娇仿佛是王映霞年轻时的化身，而此时的王映霞，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颠沛流离，忧患余生，兼之婚姻触礁，哪里比得上玉娇的绮形玉貌，艳丽多姿。郁达夫在玉娇身上，找到了王映霞年轻时的影子，燃起了他即将熄灭的爱情火焰。王映霞知情后，对他们本已触礁的婚姻，无异于绝望至跌落冰底……
　　
　　王映霞将自己与郁达夫关系破裂的原因归结于郁达夫，她在《王映霞自传》中说：
　　我曾看见一篇文章里说：“……发妻荃君，既遭遗弃，又藕断丝连，怜念有加，暗中往来如故。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说要与孙荃离婚，但实际上只是分居，而且他在诗中几次把我当作妾姬看待，如他写的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就有：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题诗报与朝云道（后改霞君），玉局参禅兴正赊。
　　另一首《偶感寄映霞》：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沿途都是灵官殿（我姓王，杭州省嘲王灵官者），合共君来隐此间。
　　很明显，这是把我比作苏东坡侍姬朝云。以后在《毁家诗纪》中，又把我比作白乐天的侍姬樊素，还称为“下堂妾”。说实话，我也是有文化教养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岂能无动于衷?
　　
　　王映霞在自己的自传中列举的郁达夫劣迹：夫妻一吵架，就离家出走，丝毫不管妻儿的生活；日本侵略军到来前，仓皇逃亡，丢下老母在大后方，活活饿死；在报纸上登广告抹黑妻子（即王映霞），让妻子脸面丢尽，无地自容……最重要的是，无端怀疑妻子和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有染，写下凄惨哀婉的《毁家诗纪》组诗，把王映霞描述成红杏出墙的荡妇，而此时，夫妻二人还睡在同一张床上……
　　
　　1998年5月，汪静之之女汪晴在泰国的《亚洲日报》发表了《汪静之为郁达夫鸣冤》一文。汪晴在文章中说：大概是在八十年代里，有一天父亲拿两张香港报纸的剪报给我看，上面是王映霞写的自传性的文章，一篇很长，另一篇较短，我看了一遍，文章里说郁达夫多疑，心理变态，神经有病等等。最近我看到一九九一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映霞自传》中王致陆丹林的信和王的文章《一封长信的开始》，王在其中竟称郁达夫为“无赖”、“包了人皮的走兽”、“魔鬼”，说他“无耻”、“下贱”、“阴险刻薄”、“自知：别人会把他当作一只疯狗看待”，这些狗血喷头的恶骂，我回忆起来，父亲在八十年代给我看的两篇文章里好像没有，不知他后来是否看见过王致陆的信和《一封长信的开始》，如果看到，更不知他会气成怎样?当时我看完父亲拿给我的两篇文章后，父亲气愤而且沉痛地说：“郁达夫冤枉啊!王映霞把他说得那么坏，宣传得那么广，其实郁达夫是好人，他的神经正常得很!是王映霞自己有问题，却反诬郁达夫。王映霞当戴笠的姘头和在武汉堕胎的事，达夫至死都不知道，达夫死后却还受到这样的侮辱，至今没有洗清，太冤枉了!我一定要为郁达夫伸冤!”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决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在中国抗战正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认为郁达夫是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挽救他即将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某要员的迫害，无奈出走；还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
　　
　　郁达夫自己在《毁家诗记》中也说到了南渡的原因：“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所谓“奇羞”，据郁达夫注释，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机在一次饭后，和王映霞发生了关系。郁达夫因此感到“奇羞难洗”，于是决定投奔南洋，在远离是非中心的祖国重新培养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机。
　　
　　1940年，郁达夫在与王映霞离婚前夕曾有《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晚凉生。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而随父亲去新加坡的11岁的郁飞在30多年后回忆此事也说：“父亲于此时应聘去国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和家庭变故的创伤难以平复。”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印尼华侨。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Pajakoem Bceh）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在印尼，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9月经朋友介绍，与何丽有结婚。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给她取名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何丽有与郁达夫有两个孩子，儿子取名郁大雅（亚），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意；郁达夫失踪离家后几个小时，他们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人间。

张恨水(一)


下一位出场人物，他主业是报人，但凭写作这个副业养活了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他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一生创作了120多部小说和大量散文、诗词、游记等，共近4000万字，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他的笔名背后有现代中国著名的一则公案。
　　
　　在民国，唯一能真正做到妇孺皆知的作家，除了张恨水，还有别人吗？

张恨水（1989-1967年），原名张心远，恨水是笔名。安徽潜山人。著名报人、章回体小说家。

张恨水与第一个妻子徐文淑的婚姻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是一段典型的包办婚姻。1912年秋，张恨水的父亲去世。张恨水随母亲戴氏从江西回到老家潜山。当时张恨水已经18岁了，母亲戴氏对张恨水寄寓了太大的希望，她不放心儿子在乱世中到外面瞎闯，要给张恨水找个媳妇，拴住儿子的心　　
　　据媒婆说，姑娘家也是书香之家，门户相当。父亲徐海山，就是教书馆的私塾先生。徐家有个女儿叫徐大毛，待字闺阁，娴熟知礼，心灵手巧。戴氏一听，非常高兴，亲自出马，替儿相亲。　　
　　这日，徐家牌楼戏台唱戏，相亲就选择在这天。因媒婆说要“暗相”，就是先不惊动对方，但是双方都知道。相中了，再明媒过礼；相不中，外界也不知，双方也不失面子。所以，戴氏在媒婆的陪同下，来到徐家楼，对人便说是“看戏”。只见台前人山人海，甚是热闹。两个姑娘并肩而坐，又说又笑。媒婆指着其中一个说：“就是这一个。”戴氏一看，那姑娘眉清目秀，细皮白肉，模样可爱，神态大方。戴氏很是满意，于是两家很快定下亲事。　　
　　可是，戴氏和徐府双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奸刁滑坏的职业媒婆，为了贪得媒礼，在暗中又使用了“连环调包计”。她给戴氏指的是徐家姑娘的表妹，坐在身边的才是相貌平常的大姑娘。就这样，媒婆设计导演，一手操作，终于成就了一个“门户相对”的“美满姻缘”。随即，下了聘礼，定了婚期。　　
　　张恨水本不想这么早结婚，他一门心思要干大事业，但是他不忍拒绝母亲，也只能同意。转眼到了腊月初八。张府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迎亲队伍吹吹拍拍，热闹非凡。张恨水像木偶一样穿上了新衣，戴上了瓜皮帽，对着祖宗的画像，对着高堂，对着新媳妇，施了九叩大礼，此时他还不知道姑娘的模样。　　
　　在众人的簇拥下，张恨水与新娘拜堂成亲，牵入洞房。谁知，秤杆子挑开红头盖，新娘不好意思的一笑之中，张恨水却呆若木鸡，眼前的新娘翘嘴唇，踏鼻梁，眉目平平，村姑肤色，不显山水。他再定睛一看，身材矮胖。这哪里是身材窈窕？顿时，张恨水的心头大有蒙骗成婚的屈辱之感。这时候的张恨水已经读了不少中外小说，浓词艳章才子佳人使他产生过很多向往，可眼前的新娘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他心里不由得一阵抽搐。他不由自主地走出了洞房，默默无语地走着，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后山天明寨，一个人号哭起来。　　
　　家人送鸳鸯蛋时，才发现只有新娘一人独坐，而不见了新郎，方知张恨水逃了。顿时，张府一片混乱，族人打着松明火把，四处寻找。找到下半夜，方在后山找到了张恨水，将其挟持而归。　　
　　戴氏流着泪劝说张恨水，张恨水只能顺从母亲，认命了。婚后，徐大毛更名徐文淑。戴氏与徐文淑相处，觉得徐文淑长的不漂亮，但是人心地善良，于是劝说张恨水与文淑圆了房。徐文淑曾产下一女，但不幸夭折了。　　
　　张恨水与徐文淑的同居生活仅仅维持了五六个月，他便出外谋事。1926年，徐氏随全家迁居北平。这个时候张恨水已经娶了胡秋霞，并有了一个女儿。徐文淑没有怨言，和胡秋霞相处的极好。　　
　　张恨水的母亲心疼儿媳，总希望徐文淑能有个孩子，能老来有依靠，于是劝说儿子到徐文淑房子。1927年，徐氏又生下一子，不幸夭折。从此，徐文淑产生了苦命的心理，基本过着单身生活。1928年，胡秋霞为张恨水生下儿子张晓水，下地不哭，是徐文淑抱在怀里救活的。从此，视张晓水如同己出，而张恨水的孩子们叫徐氏“大妈”。　　
　　徐文淑在北京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快乐的十年。抗战时，张恨水与周南去了重庆，将徐与胡秋霞安顿在安徽老家。1946年，徐文淑曾居安庆，张恨水每月给她汇寄50元生活费。徐常对人说：“我嫁了个摇钱树呢。”　　
　　解放前夕，徐文淑因为有小块田地，被划成地主。她只能离开潜山县，在安庆市里的一座小楼中生活，深居简出。1955年，张恨水曾去看望她。　　
　　徐氏晚年开始信佛，研读佛经。每逢初一、十五，就到安庆迎江寺叩头烧香。1958年10月的一天，徐氏上街去给张晓水寄信时，跌倒在地。路人过来搀她，她指指腰兜。人们从兜里掏出一封未发出的信，即按寄信人地址找到她家，送往医院，患了中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她示意亲属说，楼上木箱中有两枚金戒指，分别送给胡秋霞和周南，以作纪念。　　
　　张恨水在京闻讯，因当时周南在病中，无法分身，便拿出700元，派长子张晓水千里奔丧。张小水日夜兼程赶回安庆，办好了“大妈”的后事。　　
　　1989年，张家后人为徐氏立碑，碑上刻有“张母徐老孺人文淑之墓”，后人处落款是“男晓水”。


张恨水对他与徐氏的包办的婚姻不满意。来到北京后，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那时他30岁，一个外乡人客居北京，举目无亲，没有经济实力，没有殷实的家庭背景，在似有若无的爱情中遇到过挫折，内心非常的苦闷，惟有一盏孤灯陪伴他写诗填词。
　　　　
　　一次，张恨水到“贫民习艺所”（一个救济院性质的慈善机构）去采访，那里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女孩子大了，院方负责介绍婆家，对男人还要上上下下审查一番。院方把女孩们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里，在许多照片里，张恨水选中了一个女孩，交了一笔押金，交了照片，等着院方的通知。当时看上这个女孩的还有一个胖胖的商人，拿着两张照片，这个女孩选择了张恨水。　　
　　
　　女孩的身世很苦，她出生在重庆的一个江边小镇，父亲是一个靠挑水过活的穷人，四五岁的时候被骗子拐走，卖到了上海一个姓杨的人家当丫头，杨家后来全家搬到了北京，女孩也就跟到了北京，一次她不堪忍受毒打从杨家逃了出来，在巡警的指点下来到贫民习艺所……
　　　　
　　张恨水从贫民习艺所接出女孩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她起名字为胡秋霞。秋霞出自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张恨水先将胡秋霞寄养在一对老夫妇家中，两人培养出感情后，才办了婚礼。
　　　
　　胡秋霞对张恨水悉心照料，使得张恨水可以安心工作。而张恨水也手把手地教胡秋霞读书识字。到《春明外史》连载时，胡秋霞已经可以看小说了。张恨水这一时期的小说，胡秋霞就是最早的读者。
　　　　
　　张恨水与胡秋霞结合后，他的创作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而随后，张恨水将老家的一大家子人接到北京，胡秋霞对婆母悉心照料，与徐文淑及张恨水的弟妹相处融洽，赢得了一大家人的好感。
　　　　
　　1924年，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开始连载，而红极文坛，名躁京都，她们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使小家庭更有了温暖。而那姓杨的人家，又想方设法来慕名攀亲。又是认胡秋霞做养女，说这样可以提高她的出身门第，不辱没大作家张恨水；又是带着金银首饰，给他俩新生的女儿；又是接胡秋霞回家，说是回娘家走走亲戚。
　　　　
　　后来，张恨水根据胡秋霞的生活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落霞孤鹜》。小说出版后，立即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看中，于1931年又拍成了电影，由著名影后胡蝶主演。有关杨家人认胡秋霞做女儿的情节，张恨水又将其写进了另一部小说《金粉世家》，如第九十八回“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但是，胡秋霞毕竟只是粗通文墨，她与张恨水之间还是有差距。他们之间缺少张恨水向往的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浪漫。张恨水(二)


　　1928年，张恨水遇到了一位留学归来的才女，二人互生爱慕。才女提出，如果张恨水想和她结婚，必须先和胡秋霞、徐文淑离婚。张恨水觉得一旦离婚，胡、徐将失去生活的依靠，于是他毅然挥剑斩情丝。
　　　　
　　但是，接下来，周南出现了。胡秋霞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她愤怒，她闹过，想过离婚，撕碎了所有以前的照片。据说有一天胡秋霞她就趁张恨水不在家的时候，闹上了周南家的门，把玻璃都砸掉了。但是，在婆母和家人的劝说下，为了三个幼小的儿女，她最终还是妥协了。于是她常常借酒浇愁。
　　　　
　　夫妻失和，对孩子疏于照顾是必然的。1932年，佣人带孩子们上街玩耍，不幸染上了猩红热，不到两个月，胡秋霞的女儿大宝和康儿先后去世。当时张恨水在写《金粉世家》，他将悲痛写在了书的序言中。
　　　　
　　胡秋霞对钱看的很淡，张恨水给她的私房钱她从不会自己享受，张恨水在办《南京人报》的时候，她居然能够拿出首饰和现金2000元大洋帮助张购买印刷设备。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重庆，胡秋霞和家里人被留在了安徽老家。张恨水惦念着老家，从他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寄给老家，由于战争，钱只能寄到金寨，胡秋霞爬山越岭两百多里山路冒着危险把一家人的活命钱取回来。老家人对胡秋霞的评价是，很像一个侠女，“爱劳动，胆子大，心眼好。”
　　　　
　　抗战中，在重庆的张恨水帮胡秋霞找到了她的哥哥，以后两家互有往来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将胡秋霞母子接到北平，刚开始她住在丈夫单位的宿舍里。1948年，她生下儿子张正后，为了更好地照顾胡秋霞，她被张恨水接回了家，和周南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1949年，张恨水脑溢血，还在哺乳中的胡秋霞与家人轮流照顾丈夫。等张恨水病好一些，她就搬到别处居住。张恨水每月来看他们，来了便乐呵呵地带着他们上小馆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胡秋霞剩下粮食给儿孙吃，自己却常常饿的浮肿。她去张恨水和周南的住处串门，总是带上一些吃的，生怕自己去吃了饭他们不够吃而为难。　　
　　周南病逝后，胡秋霞和张恨水没有一起生活。她常常去探望张恨水，到张恨水离世前，次数明显增多。　　
　　晚年的胡秋霞虽然有儿孙相伴，但却依旧寂寞，苦酒伴随了她整个后半生。她指着袅袅的檀香清烟对女儿说：“那就是我的伴……”　　
　　1983年，胡秋霞也告别人间。
　1931年，张恨水与北平春明女中学生周淑云结婚，婚后，他根据《诗经·国风》第一章周南二字，为周淑云改名“周南”。　　
　　据张恨水的孙子张纪说，他听叔叔张伍说过，张恨水与周淑云由京剧结缘，而张伍则说是经人介绍认识。张恨水和周淑云的结识有好几种版本，而张家后人对于二人的事也三缄其口，故目前没有定论。　　
　　据相关材料说，张、周二人相遇是在春明女中的一次赈灾游园会上，组织者在这次游园会中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演出的剧目是传统名剧《玉堂春》中的《女起解》一折，张恨水被邀请出演押差崇公道这一角色。而扮演苏三的就是周淑云。　　
　　周淑云祖籍云南，出身于一个破落官僚家庭。父亲早故，只有母亲和一个弱智弟弟。因此，她成了母亲唯一的希望。这身世与张恨水《啼笑因缘》中沈凤喜较相似。而她就是看了《啼笑因缘》，转而倾慕张恨水的才华的。　　
　　两人两情相悦，心心相印。张恨水坦诚相告，已有两房妻室。周淑云追求的则是彼此相爱，终身相守，根本不在乎什么名份和地位。原先，周淑云的母亲并不同意二人的婚事，但周淑云坚持，母亲无奈，只好同意了。于是，17岁的周淑云以“外室”的身份同36岁的张恨水闪电式的结合了。　　
　　婚后，二人到苏杭一带旅行，度过了蜜月。回京后，张恨水便教周南读唐诗、学绘画、练书法，不时来段京腔对唱，其乐融融。无疑，周南的到来，给张恨水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张恨水享受到了追慕已久的琴瑟相和、红袖添香的家庭温馨。当年，周南生下了一个白胖小子，取名张二水。1934年又生了儿子张全。　　
　　张恨水和周南终于让张恨水有了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周南不敢独自过马路，张恨水于是雇人力车拉她横穿马路；周南偶尔贪小便宜买布，却怎么也看不出是占了便宜；周南错将公鸡当成母鸡买回家……这些偶尔出现的小插曲，在张恨水的眼中都成了周南的娇憨可爱。　　
　　张恨水与周南结合后，他的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才子佳人习气消失了，原先的思想化色彩褪去了，思想感情更接近现实生活。张恨水的研究者们认为张恨水获得了爱情，无需再为天下儿女说相思了。　　
　　1935年，张恨水到上海创办《立报》。周南怀抱张全相伴其右，在上海，张恨水除编《立报》副刊外，尚有报刊约稿多达十篇。每天必定写作到深夜。周南却有早睡的习惯。不时将孩子送到张恨水怀抱，自管休息。张恨水只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笔写作。孩子哭时，还得哄逗。有时，周南还打招呼说：“里弄中有叫卖火腿粽子的，给我卖两只来。”张恨水点头听从。周南虽然爱使点大小姐的娇憨脾气，张恨水倒反觉得生活中增添了玩赏的乐趣。　　
　　抗战之初，全家迁居安徽潜山故居。张恨水只身入川，创办重庆《新民报》。周南却怎么也按耐不住单居山乡的寂寞。她带着张全和不满周岁的张伍，奔往重庆与张恨水团聚，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上演了一幕千里寻夫的悲喜剧。一路上，冒着兵荒马乱，枪林弹雨，甚至连续两天没有吃饭。有关这入蜀之难的情节，张恨水后来写进了小说《蜀道难》。　　
　　在重庆，一家人度过了艰苦的八年生活。“入蜀三年未做衣，破衫已不像东西。袜子跟通嘲鸭蛋，布鞋帮断像鸡皮。”是其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住的是“文协”的三间茅屋，下雨时，锅碗瓢盆全用上接漏，恨水戏称“待漏斋”。“瓦盘又唱食无鱼，近还牛肉不登厨。”为改善生活，周南学会了种菜、养猪。为不影响恨水写作，天不亮就叫孩子把猪赶上山，天黑后才赶回后院。　　
　　有一次日机轰炸重庆，周南闻讯奔到码头准备过江去看张恨水，到了江边，小轮已离开数尺，她不顾一切跨向小轮，一只脚在船上，一只脚还在船外，幸亏轮上的乘客相扶，才免意外。　　
　　周南又先后生下两个女儿明明和蓉蓉。生活的艰辛，孩子的料理，使她不曾开口一亮歌喉，张恨水在旧货摊上买来京胡，按图索音的拉起来。周南嫌其艺差，不肯露艺。但又禁不住弦索的诱惑，常常随着琴声唱上一曲。往往引来隔溪过路行人驻足而听。张恨水调笑说：“你不请自来，我吹箫引凤。”周南则说：“你的技艺不敢恭维，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　　
　　1946年，周南全家定居北平。1949年又生了第六个孩子张同。建国后，周南与恨水共同生活，精心护理着大病之后的张恨水。她身体一向单薄，积劳成疾，于1956年患乳腺癌做了手术。后来病情恶化，做了第二次手术。她默默承受着病魔的折磨，仍以笑脸迎人，直至卧床不起。张恨水才意识到她已经病入膏肓，向中央文史馆负责人讲述了周南的病情。文史馆派来名医，但已无济于事了。1959年10月14日，周南离开人世，其年仅四十又五。　　
　　1959年10月14日，周南因癌症病逝，临死前她最牵挂的是七岁的儿子张同。张恨水老泪纵横地在周南的额头深情地吻了一下，说了一句：“你放心去吧……”　　
　　张恨水沉浸在悲痛之中，先后数次把笔写作《悼亡吟》。“深山日永绿松阴，聊发豪音我佐琴。只是一场春梦破，画像双瞳出泪痕。”“影尽床前壁上悬，夜来恰是梦相连。今宵若有魂能会，只在垂杨夕照边。”张恨水给周南写了许多悼亡诗，这是他诗词的绝唱，从此再不写诗。　　
　　张恨水晚年，将周南的一张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下，文革时，儿女怕照片被当成四旧，藏了起来，张恨水却重新找出来，挂在床头，日夜相对。

章太炎
　　
　　 很多人大概并不了解章太炎，但提起章的学生，大家都不会陌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黄侃、刘文典、曹聚仁、吴承仕、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
　　
　　 章太炎一生都在“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其中伴随他一生最久的就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

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
　　
　　 章太炎的夫人是汤国梨，之前只娶一妾王氏。从他的自订年谱，可以看出，他在汤国梨之前并未娶正妻。他的自订年谱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章太炎的门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癜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
　　
　　 章太炎是最早的登报征婚的人，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过世，章太炎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公开征婚。是日本人武田熙有过一篇 “章炳麟的结婚”，又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写的《章炳麟传》中，都提及章师征婚条件的详情。
　　
　　 这两段文字，大致是说：章太炎征婚广告，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所以他的广告虽只登《顺天时报》一家，而各地报纸改写新闻，成为义务广告，遍及全国。当然有许多迂腐的士大夫阶级，认为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当时是否有人应征，不得而知。据日本发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八月的《中国文学日报》载云：“吴淑卿女士，十九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被拒后，吴淑卿一时激动，写了一篇《吴淑卿投军文》登载在《民立报》，时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阳历10月31日），也曾有日本文的记载，现意译如下：“……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上，章又闹出了不少笑话。章太炎一生习惯了穿布底鞋，而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则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哈同花园，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装革履。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办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指导他穿皮鞋，结果他穿出来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让一众来宾狂笑不已。他穿衣着袜不讲究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家里人看到他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叫他脱鞋下来一看，却是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原来当时以机器织就的袜子袜底特厚，以保耐穿，而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章太炎一概不理会这些，不止鞋子可以不分左右，连袜子也难辨里外底面。
　　
　　 关于章太炎与汤国梨女士结婚的年月日和当时的情况，有几种记载：
　　
　　 一、《岑村笔记》上的一段记载，题为“章太炎婚事”，内云：“朴学大师章炳麟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和汤国梨在上海爱俪园举行结婚礼，介绍人张伯纯，证婚人蔡孑民。章生平论文，盛推魏晋而薄唐宋，故其所作诗文，多古色古香。” 《岑村笔记》的按语中说：章师在爱俪园结婚之前，大闹笑话，当然一位国学大师，不喜欢俗礼的束缚，他最不讲究这一套，时人就说他大闹笑话，其实这些笑话，根本微不足道，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常事。
　　
　　 二、陈大络的一段记载：据《艺文志》陈大络云：六月十五日章炳麟在上海爱俪园（哈同花园）与吴兴汤国梨女士结婚，时炳麟年四十六岁，汤女士二十八岁。那一天观礼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陈其美，介绍人是蔡元培。炳麟又不知从何处借得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礼毕在一品香宴客时，即席赋一绝句：“吾生虽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谢媒一绝句：“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以上情况，有两点记载不同，一说介绍人是张伯纯，一说介绍人是蔡元培。在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中，记录介绍人是张继，还有一个介绍人是沈和甫。沈氏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意。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上海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都到场，门禁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对他以为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入，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福一些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章师的婚礼延耽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三、日本人高田淳著的《章炳麟传》。他写出章太炎结婚时，是在章太炎四十六岁，汤国梨是三十二岁，介绍人是张伯纯。章太炎放弃以湖北省女性为限的条件。
　　
　　 汤国梨女士是上海务本女塾第三班师范毕业生，曾经在神州女学执教鞭，结婚那天，孙文、黄兴、胡瑛都穿礼服入席，陈其美则穿常服，来宾二百多人，男女双方介绍人为张伯纯及沈和甫二人，蔡元培（孑民）做证婚人，下午三时婚礼，哈同夫人罗迦陵在场照料一切，仪式进行中，章师与汤国梨女士交换金指环。由礼乐队奏乐，相对行三鞠躬礼。而且自撰结婚证书的文辞，请证婚人宣读。
　　
　　 四 、《民立报》六月十六日登载，题目是“唱随新诗”：
　　
　　 文前又以“名园微雨燕双飞”为次题，当时结婚宴会上新郎新娘即席赋诗，六月二十日北京《顺天时报》详细记载，题为“章太炎君结婚记盛”，述及当日六时之后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情况，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按：足见那时还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两方举行余兴，请新郎即席赋诗。否则罚酒十觥，章太炎在二十分钟内即席成诗四首，而且亲自朗诵。新娘只写了一首旧作《隐居》，新郎章太炎也抢来朗诵，可惜章氏是近视眼，看错了八个字，那八个字是“章童汤妇，国圆炳柄”，章太炎读时，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八个字，章师看错了。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氏罚酒八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举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了。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个女生唱歌助兴云云。我自知对日本文并无根底，能看不能读，也不会译。所以译出来的文字，不但不够信、达、雅，而且错误难免，所以将原文影印如下，请识者指正。
　　
　　 五 、许福的口述：陈存仁曾问及许福关于章太炎结婚的情况，洽借场地是否姬觉弥所介绍?他说那时姬觉弥尚未当权，是由一个叫做乌目山僧和园主洽商的（按：后来查出乌目山僧又称乌目山人，原名黄宗仰，一名中央。民国成立之后，他不愿为官，改称山僧，云游四方，他和黎元洪总统熟得很，有一个时候黎元洪大总统的玉玺，就由他作主寄在爱俪园中。还有一个时期南北议和，借爱俪园“戬寿堂”为会场，也是乌目山僧说合的。）
　　
　　 许福说：新娘子不穿礼服，着的就是便装。而章太炎穿的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按：乃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大总统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许福说还有一件事，园主哈同先生，本来要用他的又高又大的汽车送章氏夫妇到“一品香”去摆喜筵，答谢亲友，章氏期期以为不可，跳上了不知哪一位朋友的一辆马车，直趋“一品香”，他根本不知道“一品香”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旅业部，一个是大餐厅，落车之后，四顾茫茫，不知从哪一个门走进去，幸亏“一品香”徐老板在门口等候，这才把他们夫妇俩接了进去，一个安排在新娘房，一个迎入餐厅中，当时那个马车夫，一个红封包都没有拿到，还是由姓徐的老板掏出腰包了事云云。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后夫妇唱和之乐，为章太炎一生最欢乐的时期，从后来发表的八十四封家书看来，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称章师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时革命的热情比了夫妇的热情禁还高一些，婚后一月匆匆告别，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为了劝阻袁世凯身败名裂起见，就在新婚后约一个月的短时期，从上海动身，黎元洪特地设宴款待。章太炎被困的时间极长，屡次求速死，其女自缢身死，章太炎又长期绝食，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上海的师母汤国梨女士的心境，当然是坏到极点，她为章师的生命担忧，那是可想而知的。
　　
　　 汤国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说：“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很穷。”章太炎又穷，又丑，还老，汤国梨则被时人誉为务本女学（汤国梨就读的学校）的“皇后”，她之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说是“下嫁”，不过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华和民国元老的身份，一则也是负气。因为嫁的时候就有些怨望，婚后大概不免时时数落章太炎的穷蔽。  要说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民国时期的文坛学界，如果有人堪称天才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赵元任。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
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个民国时期最博学的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可看懂却听不懂的单音故事《施氏食狮史》便是出自他的手笔。

1921年，32岁的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二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然后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他们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然后，赵元任和杨步伟将一张照片和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他们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在结婚书上定的结婚时间，他们其实是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赵元任问罗素先生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刚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言行却具男性的雄风，“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其慷慨正直、热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胡适（1891—1962）是赵元任夫妇的证婚人，这天却因故没能亲临祝贺，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1971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胡适《贺银婚》原来的韵。杨步伟女士写：“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意思说：为了老公，我今生没有完成医学的行业；到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该我做男人，你做女人，再团圆还我的事业！）
　　赵元任的答词是：“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赵元任号称怕老婆，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20年代旅欧的同学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仑故意开玩笑：“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时，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自传里面谈到一个重要问题 —— 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她很谦虚：“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后面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　　
　　 杨步伟的自传用英文出版，请赵大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写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赵元任以自豪、愉悦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结论”拱手让给老婆。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追杨步伟后尘到天国。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书籍以及产业全部捐给了加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