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60年代:统战工作的杰出活动家

                   统战工作的杰出活动家
 
范 硕 倪素英 丁家琪
 
  
　　叶剑英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他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活动家之一。几十年来，他竭尽全力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一　　叶剑英同志的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为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胜利进行东征、北伐战争，贡献了力量。　　早在孙中山在广州蒙难期间，在国民党大本营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同志就率部护卫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5月，叶剑英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负责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并亲自讲授兵器学等课程。叶剑英在军校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共产党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的行动是真诚的，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是正确的，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叶剑英在香州设营培训军士骨干期间，还时时应邀回到黄埔军校讲学。他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事业，全力以赴地培养革命军事人才，不辞辛苦，奔走于广州与中山之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4年冬，孙中山为了统一中国，应冯玉祥的邀请，亲赴北京谈判。这时叛军头子陈炯明认为反扑时机已到，遂自任“救粤军总司令”，从东江率部大举进犯广州，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于1925年2月1日开始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叶剑英热烈响应广东革命政府和共产党的号召，全力投入了东征作战。北伐胜利后，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却极力反对，企图在南京另立中央，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叶剑英同志胸怀全局，用锐敏的眼光时刻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越来越担心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的局面遭到破坏，革命的车轮被拉回倒转，想方设法维持和巩固国共合作的局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叶剑英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通电全国反蒋，随后从吉安到武汉设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之后，大举入关，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严重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倒行逆施，激起了一部分爱国将领的强烈反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主张停止内战，国共合作，积极抗日。1936年7月，中央派叶剑英同志作为中央工委代表到安塞领导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做张学良部队的工作。　　叶剑英到安塞后，深入各地工委了解情况，多方接触东北军官兵，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叶剑英还请周恩来副主席派人民剧社到安塞演出，印发了上百本《打回老家去》的小册子，深受东北军官兵的欢迎，当演到《亡国恨》这一类悲剧时，官兵含着热泪要求红军帮助他们打回老家去，不当亡国奴。叶剑英在开展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同时，也着手做十七路军的基层工作。经过叶剑英和东线工委的共同努力，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变成了友军。出现了开始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开始在西安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要求我们党和红军给予支持。党中央考虑到叶剑英不仅对战略战术很有研究，而且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又作过一段东北军的工作，决定派他去西安。　　叶剑英在西安与张学良多次会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经过叶剑英的紧张工作，东北军与红军解除了敌对状态，友好相处。双方电报频繁往来，共同协商抗日大计。双方部队军官也互相来往、联欢。叶剑英在西安，还代表中央与外界保持秘密接触，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随着我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统一战线的建立，张、杨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叶剑英在西安的工作变得更加艰巨复杂起来。10月22日，蒋介石从洛阳到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并向其部下施加压力。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党中央应张学良电邀，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我党代表到西安。在周恩来和张、杨两将军与蒋介石谈判期间，叶剑英认真贯彻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四处奔走，废寝忘食，与各方面人士座谈、讨论，举行报告会、招待会，并进行个别访问、接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主张，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及时报告周恩来，电请中央指示。针对南京亲日派的军事挑衅，叶剑英还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制定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进行军事部署。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在西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继续就国共合作具体问题进行谈判。不久，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留在西安担任联络任务。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叶剑英还经常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保持联系，进行磋商，帮助他们调解矛盾，维护团结，解决经费等各种问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我党在西安七贤庄一号设立了“红军联络处”，由叶剑英领导一些同志继续开展工作。这是在十年内战之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战幕。叶剑英同志继续参加与国民党会谈，为促成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1945年12月16日，叶剑英作为中共出席政协会议代表之一，乘飞机离开延安抵达重庆，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以及美国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就停止军事冲突问题进行商谈。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马歇尔的调停下，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当天，双方代表又签发了《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以及《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1949年春，我党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痛苦，同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4月1日，双方在北平开始谈判。我党参加谈判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作为我党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谈判。在这次正式谈判前，叶剑英就曾在北平多次接待了南京方面的代表及有关人士，磋商和谈的有关事宜，为双方的正式谈判铺平道路。　　1月下旬，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颐和园接见了李宗仁和白崇禧派出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表示，虽然我们完全可以用武力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但我们仍然愿意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或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黄启汉立即返回南京，向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见到叶剑英的情况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李宗仁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　　2月上旬，叶剑英在百忙中接见了“南京人民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以大学教授和国策研究会人员为主组成。南京政府特意派飞机将其送来北平。代表团称其“旨在呼吁和平，要求全面和平，不要局部和平，希望以李宗仁为对手谈判”。叶剑英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进行了谈话，要求其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2月中旬，李宗仁政府又向北平派来一个由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其成员是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叶剑英先同他们进行了集体会见，然后，又分别同他们进行个别谈话。主要内容是和平谈判问题。双方代表经过紧张工作，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这个协定，我军遂遵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开始了向全国进军。　　四　　建国初期，叶剑英同志主持华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五十年代中期，叶剑英同志调回北京，长期担任军队的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叶剑英同志对此极为气愤。“九一三”事件后，他在奉命重新主持军委工作的同时，对统一战线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他大声疾呼：统战政策有些地方执行得不好，应当纠正。他不断会见回国参观访问的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同他们谈话，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工作，希望他们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事业出力。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同志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为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的统一大业，是叶剑英同志的一大心愿，他为此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1978年12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并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发表。　　叶剑英在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中，不仅参与研究、制定党和国家对台湾和港澳的方针政策，而且经常接见回国观光和探亲访问的原国民党高级人士及其家属子女，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并合情合理地解决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原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曾几次从日本回国访问。每次回来，叶剑英都热情接见他并进行交谈。商震逝世后，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和子女继承其遗志，关心中国建设，经常来中国访问。叶剑英同样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亲自督促有关部门腾出了商震原在北京的住房，留给安田作子来北京时居住。安田作子一家十分感激叶剑英对他们的关怀。在叶剑英接见的原国民党高级人士中，还有原国民党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原台湾民社党主席团主席、原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蒋匀田等。这些人士受到叶委员长的接见和关怀，深切地感到祖国的温暖，表示要为统一祖国的事业作贡献。　　
（原载1986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萦思录》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