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之符咒4.8传送权杖:重新评说几位被扭曲和非议的高姓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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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奸不辨 不白之冤
重新评说几位被扭曲和非议的高姓风云人物
编者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一个人的立场、观点决定着人们的思意识。看待任何事物，不同的立场、观点，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们在姓氏文化研究，发掘和调研的过程中，清楚地发现有众多高姓风云人物遭到历史不公正的评说。今天把他们历史事实公布于众，重新评说，以正视听，还其历史公正。
惨遭非议的唐朝忠臣高力士
唐朝大宦官高力士在历史上，甚至一些戏剧中，人们都以丑角示人，在人的心目中都认为他是一位奸臣，与历史上赵高、魏忠贤李莲英等是一路货色。
其实高力士对唐代形成“开元盛世”的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仅是历代太监中出类拔萃的高人，他与赵高、魏忠贤等人有着本质的区别。高力士决非民间认为的猥琐不堪的小丑，而是一个奔行骑射的威武将军，有历史学家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位有着复杂出身、凄苦经历，具备远见卓识和清醒头脑。
《旧唐书》（高力士传）记述：高力士，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生人，千古贤宦第一人。唐潘州人（今广东省高州市城区），是十六国末年北燕高凉冯宝的后裔。为冯盎之曾孙、冯智玳之孙、冯君衡之子。冯宝与岭南俚人首领冼夫人联姻，子孙定居岭南。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高力士送入宫中做太监。后被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逐改为高姓，叫高力士。后来高力士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官至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加封渤海郡公，后晋升为齐国公。权威显赫，就连唐玄宗的公子李亨（后继位为唐肃宗）都与他称兄道弟，各位王公公子都尊称他为“阿翁”。
景龙中期（公元708年），临淄王李隆基引为知己，景龙四年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杀韦皇后、安乐公主和武氏党羽，唐睿宗复位，立隆基为皇太子，力士参与谋划有功，擢升朝散大夫、内给事。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力士协助玄宗又发动一次宫廷政变平乱，迁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正员。开元初（714年）加封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玄宗宠信宦官，尤以力士为心腹。而考古发掘证实高力士身高
据《唐故开封仪同三司兼内侍兼赠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高公神道碑并序》记叙：由于唐玄宗“恩遇特崇，功卿宰臣，因以决事”，但高力士则“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进）王言而有度，持国柄而无权。近无闲言，远无横议。君子曰：此所谓事君之美也”这一段话对高力士的评价虽有过誉之词，但记述也清楚地说明玄宗对高力士非常器重，朝廷内外的公卿大臣很尊重他的意见，力士因之常常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并能直接向皇帝提议。
高力士最为闪耀的功德，就是辅佐唐玄宗，为“开元盛世”举荐一些人才。而在一些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为唐玄宗屡献奇谋。也设法保护一些忠臣良将。从而稳定了唐室江山。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春，宰相张说被李林甫等人弹劾而下狱。唐玄宗令高力士到狱中复查，打算依律治罪。高力士身兼重任，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不带任何观点，一丝不苟，三次狱中探访。并向唐玄宗陈诉自己的观点,最后以动声情地讲到“宰相张说蒙冤在狱中，蓬头垢面，以瓦具当餐具，以泪洗面，正凄惨地等待判罪呢。”唐玄宗听了，十分激情，触情生情，怜念之情油然而生。高力士全面陈述宰相张说一生全面功绩。唐玄宗听了高力士意见，对宰相张说做了从轻处理。唐玄宗又授予他集贤殿学士的职衔，张说鞠躬尽醉，辛勤励志。每当唐玄宗回忆这件事情时，都称赞高力士大公无私。
天宝初（公元742年），加封力士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七年，加封力士骠骑大将军，其家产富有非王侯能比。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陷两京，力士兵随玄宗入蜀，行至马嵬坡，将士哗变，杀杨国忠，并胁迫玄宗杀杨贵妃，玄宗犹豫不决，力士力劝玄宗而缢杀之。（一说设计帮助贵妃逃亡海外）至成都后，力士因有功受封齐国公。天宝十五年（756年）肃宗称帝，改为至德元年。后力士随玄宗还京，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赏五百户。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已经退位的唐玄宗，被逼“迁宫”。执差的李辅国步步紧逼，这时，高力士挺身而出，指点李辅国大骂：“大胆的李辅国，休得无礼！太上皇乃50年太平天子，今驾幸西门，你戎服领兵而来，你用心何意？”虽已得势的李辅国恼羞成怒，说话之间，李辅国手起刀落，斩杀了高力士一个侍从，唐玄宗和一班侍从都吓得浑身发抖，束手无策，只有高力士大气悍然，毫不畏惧，面对挡道的士兵喊道：“太上皇起驾，还不放下手中兵器，高呼万岁！”李辅国及一团士兵被高力士悍然正气所震慑，赶忙刀剑入鞘，跳下马来，叩拜太上皇，山呼万岁。就连李辅国也只好下马，赶快为皇上牵马护驾护送唐玄宗到西内太极宫。
事后，唐玄宗悲啼地对高力士感慨地说：“今天要不是将军的胆识非凡，孤家恐怕早已做了兵士的刀下之鬼了。”
所以，高力士与唐玄宗是个不离不弃、终生不渝的关系，更是超越了君臣，超越了主仆，那是一种生死与共的兄弟、知己情谊。
高力士，在历史上也曾有滥用职权的过错。但他的功，远远大于他的过，况且，就冲着他对李隆基的一片忠心，就足以推翻太监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面具化形象。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指出高力士真忠臣也，谁谓阉宦无人！是摒弃了传统偏见的中允不二的傥论。
唐玄宗时期，著名宦官高力士，驸马爷都直接称呼高力士为“爷”。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高力士伴驾唐玄宗逃到成都。不久唐肃宗即位，高力士失宠，被流放到黔中（今贵州）。在途中病故。并赠封扬州大都督，陪葬唐玄宗泰陵。
北宋太尉高俅恶贯满盈是作者的艺术加工
人们一提到《水浒传》中的重要人物，堂堂太尉高俅，不禁臭骂高俅是个“坑国害民大奸臣” 。
其实在正史中，高俅的记载并不算多，这很奇怪，因为一个太尉这么大的官职却没有本纪。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含糊不清的，也就是说他说不上是个大奸臣。因为这种人物，况且《水浒传》又是个演义作品。之所谓演义，作者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为了取得人们的喜爱，不免虚构众多故事情节。而这些情节，并不是依历史为背景的。
所以《水浒传》就将他与童贯、蔡京和杨戬四人并称为四大奸臣。但这个结论是缺乏历史依据的。
以北宋晚期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水浒传》里，朝廷中有一个殿前都太尉（掌管军事的高官）高俅，这是个令人讨厌的反派人物，他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背井离乡，把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弄得家破人亡。他时时出奸计与梁山好汉作对，最后还陷害宋江等人，恶贯满盈。今天在正史是没有记载的。
高俅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是史书上对这个人记载不详。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由此可见，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送给曾布，虽然苏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二人在元祐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有着一定的交情。据一些学者考证，《挥麈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乃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他所记载的曾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铣（即王晋卿），于是高俅又回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
出身寒微的高俅何以后来会青云直上？他发迹的原因是什么呢？《水浒传》中说他后来遇上了贵人，小王都太尉和内侄端王交好，小王都太尉派高俅到端王府送物，由此结识了端王（后来的徽宗），被端王看上，从此留在端王身边。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三年（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挥麈后录》中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更为凑巧的是，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
宋王朝在仕进制度上采用“扬文抑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但既然文臣的地位占先，对其的要求也就比武臣高得多。在宋朝，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文官圈子是不现实的。而武臣体系相对望低权小但用人的资格方面比较低，升迁的伸缩性也大。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显然是步入仕途的捷径。 不过宋朝的武官任用也有制度，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徽宗为提拔高俅可谓煞费苦心，先让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 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高俅立过何种边功？带过兵，打过仗？历史无记载的。 但是刘仲武在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有学者认为可能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表现来看，他是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其役，《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而刘仲武深知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做个顺水人情。这从高俅以后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 赵怀德叛宋事件实际上是西夏联合青唐当地势力对北宋占领青唐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反扑，时间是崇宁四年初。刘仲武在这一事件中既不是指挥，也没有功劳，反倒有罪！他作为副将随高永年出兵救援宣威城，在高永年被帐下亲兵叛变送给了多罗巴被杀之后，刘仲武作为军中仅次于高永年的副将，不但没有稳住军心继续完成救援任务，反倒一路逃回西宁，坐看宣威城被围。两个月后才由其他两名将领带兵解去宣威城之围。而刘仲武也被监禁在秦州大狱。根据《十朝长编》的记载，刘仲武本来至少会被判流放，但因为贿赂童贯，所以不但没有流放，反而坐上了前上司高永年的位置。而高俅在崇宁四年的记录则是以客省使的身份随林摅出使辽国。此时高俅和刘仲武应该没搭上线。
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克复积石军活捉臧扑征哥一役，童贯总领全局，军事上的临时总指挥是刘法。本来给刘仲武安排的任务是堵住臧扑征哥的退路，但刘仲武利用其他几路军队的胜利，冒险派自己的大儿子刘锡进入溪哥城劝臧扑征哥投降，获得成功。实际上这是利用自己儿子的性命博老子的富贵啊！事后童贯大概认为刘仲武有抢功之嫌，就没有特别强调刘仲武的功劳。而刘仲武这一功劳得以彰显是在政和年间，徽宗许其荫补一人，享受这一指标的就是老大刘锡。从这个角度看，刘仲武和高俅的关系应该是在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攻打西夏时建立的。政和五年刘仲武率十万大军攻打西夏臧底河城，大败而回。用《宋史·夏国传》的话来说，就是“秦凤第三将万人皆殁”。而宋史大约是为尊者讳的缘故，把王厚拉来陪绑，说王厚贿赂童贯，但据《建昌乡土志》墓志铭部分记载，王厚已经在大观元年下葬。一个死了八年的人怎么可能跟刘仲武一起领兵出战？怎么可能去贿赂童贯？所以真有贿赂行为，那也是刘仲武干的。高俅估计也帮忙说了好话。高俅正是此战的监军。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高俅加至太尉、开封仪同三司，这段历史很有可能是高球带兵打仗的辉煌历史。
太尉高高俅一生无限忠于自己的主子，鞠躬尽醉，死而后已。没有什么不忠不义的历史记载。更没有什么奸诈行为。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时，随徽宗南逃至临淮（今江苏盱眙北），在中途病死。至于安葬在何地，也没有详实记载。但在2008年，山东平邑县蒙山脚下的柏林镇日前发现一处家族墓群，初步推断此处为一高氏家族墓葬群，勘察挖掘工作目前正在紧张进行中。
据了解，此地民间有一传说，北宋高俅可能葬于此。8月8日上午，记者来到平邑县柏林镇的墓葬现场，看到考古人员正在对一处墓葬进行挖掘。记者看到，墓室壁上有八仙桌、凳子、桌子、酒壶、碗盘、筷子、门窗等砖雕，十分精美。12月底，柏林镇富饶村一村民在复垦土地时，发现了此处墓葬，镇政府迅速将这一区域保护起来，以待挖掘。此前，这里曾发现石人、石虎和华表，还有一块高氏人的墓志铭。
考古专家追回这些文物后发现，墓志铭实属于北宋时期从五品官员高复。考古人员初步断定此处为一处高氏家族墓群，从墓地有石人、石虎和华表来看，墓地规格颇高，其中可能葬有三品以上官员。由于此地长久以来有着北宋大官高俅葬在此处的传说，根据历史资料和出土文物得以印证。认定就是高俅之墓。
抗战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杀千古奇冤
历史回顾到1939年6月4日这一天，发生一桩轰动普天下的历史的奇闻：新四军一位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因反对、分裂共产党，在肥东青龙厂被捕。6月24日草率审判后，就地被枪决。
高敬亭这位共产党的优秀儿子，国民党花10万银元买他的人头没买到，却被自己人的子弹夺去了年仅32岁的生命。真是千古奇冤。
高敬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率领2000名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3年里，战败了率领10多万军队“剿共”的国民党3任总指挥。特别是最后一任总指挥卫立煌，除率领10多万正规部队外，又武装30多个县保安团，修筑8万多座碉堡和40多条封锁线，对红军实行所谓“驻剿”、“围剿”、“追剿”，也无济于事。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刚发表战报称“高敬亭被击毙”，第二天其部属国民党一○二师就遭到高敬亭部重创，气得他悬赏十万大洋要买高敬亭的人头。高敬亭虽然不是常胜将军，但他率领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确是个能打、善战的“胜利之师”。
高敬亭不仅在红军时期战功卓著，在抗战时期也名震大江南北。在他辞世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其领导的四支队抗日战绩位于新四军4个支队之首。也就在这个时期，他走向生命的尽头——他被定上“消极抗日”等诸多“罪名”，被借蒋介石之名以共产党人之手，成为权力内耗的牺牲品……
在高敬亭率四支队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由于受错误路线影响，将他秘密逮捕，并押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储家围子。6月24日上午8时，将高敬亭枪杀在青龙场。时年，高敬亭年仅32岁。 高敬亭是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红军主要领导人，也是一位党内很有争议的人物，他曾误杀过不少自己的同志，而他最终又被自己的同志误杀。直到1975年毛泽东亲自批示为他平反，对他的争议才有所平息。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新四军名将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乡（今属河南新县辖区）新县城郊董店人。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红二十八军创始人之一。1907年8月12日出生于新县新集镇董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丧母。因家庭贫困，只读过六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帮父亲种田。在大革命时期，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的共产党员方进贤、梅光荣等人以走亲访友为名在鄂豫边区开展革命活动。高敬亭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随之开始了革命活动。
高敬亭为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红二十八军创始人之一。1927年11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高敬亭参加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当选为光山县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武装委员，不久，任乡苏维埃主席。同年秋，弦东区苏维埃成立，高敬亭调任区苏维埃武装委员。1930年底，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粮食委员、特区主席。1931年5月，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省委组织部长，同时兼任光山县委书记。1931年7月，当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光山县委书记。先后创建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他在大别山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屡立战功。
1932年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高敬亭奉命调往赤城，任豫东南道委书记。为了统一领导留在鄂豫皖地区的武装力量，坚持根据地斗争，同年11月，省委在黄安檀树岗重建红二十五军，高敬亭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参加领导了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4月，红八十二师在皖西重建，高敬亭任师长。同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高敬亭兼任皖西北道委书记，率部分红军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1月，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金家大屋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第三次重建红二十八军，任军政治委员。同时，发展地方武装，成立了四路游击师，进一步加强了便衣队建设。他领导红二十八军和苏区人民在鄂豫皖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的一面坚持战斗的红旗。抗日战争爆发后，高敬亭坚决响应党中央合作抗日号召，亲自出面与国民党鄂豫皖地方当局进行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赴抗日前线。他领导四支队在巢县、相城地区打击日本侵略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为而后我军开辟华东抗日战场，打下了基础。
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主力先后离开大别山苏区后，面对10多万敌人的疯狂“围剿”，他临危受命，将苏区零星的游击武装组织起来，于1934年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保卫大别山苏区的武装斗争，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不断给国民党军以重创，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时期，他依然以游击战术，不断重创日军。
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曾遭到过损失和伤亡，但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始终保持一千多人的主力部队，英勇地打击了敌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坚持战斗的旗帜。他以超人的胆略，领导和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奇迹般地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强敌，在多次反围剿中，他无比忠贞地捍卫了大别山的革命红旗。
1934年11月16日，大别山最后一支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留下省委常委、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重新组建大别山红军，开展保卫苏区的斗争。当时，在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有10万多人，曾亲自兼任大别山“剿共”总司令的蒋介石命令安徽省省长刘镇华任“剿共”总指挥，限一月之内完全肃清大别山尚存的红军。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高敬亭临危受命，迅速将活动于皖西和鄂东的部分红军游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自任政委（未设军长），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八十二师下辖3个营和1个特务营。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手枪团团长余雄。全军1100余人。红二十八军成立之后，接连在霍邱、潜山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歼灭了安徽保安第三团2个营和敌十一路军九十六旅二一三团1个营。2月9日，又打掉了潜山衙前镇区公所，生俘敌区保安队80余人。此时，蒋介石限刘镇华“一月之内完全剿清大别山小股游击红军”，已经过了期限，刘镇华正在为难，又接蒋介石要他在4月底前“剿清红军”的急电。
刘镇华接电后，立即召集各军长开会，将大别山苏区划为4个“驻剿区”，在指定区域内“清剿”，另外还设立追剿部队，不分剿区，跟踪“追剿”。
高敬亭探知敌人新的“清剿”部署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敌人虽多于我们几十倍，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地域不熟，调度慢，各部行动也不可能一致，特别是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及东北军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互相矛盾重重；我们红军虽然人少，是劣势，但我们地情熟悉，调动灵活，有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支持，能够及时得到敌人的情报，有大别山良好的根据地掩护，便于游击，完全可以坚持下来，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因此，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会议决定：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分散游击为主，时聚时散，分散敌人，调动敌人，疲劳敌人，拖垮敌人，相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1935年2月15日，敌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得悉红二十八军在太湖凉亭坳一带活动，立即调动9个团兵力，四面围来。中共潜山县委很快将这个情报报告了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决定利用敌人“围剿”心切，狠狠地调动、疲劳一下敌人，相机歼敌。他亲率二四四团一营、二营和手枪团，穿过敌人围堵空隙，向鄂东游击。24日，敌九十四、九十五两个旅和六十四师一九一旅向鄂东跟踪而来，高敬亭率部拖了敌人4天后，于28日行至长岭关。他看到两面山林遮天蔽日，中间一条伸向木子店的大道，感到这里正是埋伏歼敌的好地方，便一边将主力隐蔽在两面树林里，准备伏击，一边命手枪团一分队继续引诱敌人。果不出所料，被拖得疲惫不堪的敌一九一旅2个团立即追踪而来。我一分队且战且退，下午3时，敌人进入伏击圈，高敬亭一声令下：“打！”各种火力一齐向敌人射击。敌人猝不及防，仓促应战，由于山沟道路狭窄，敌人人多，互相拥挤，自相践踏，重火力又施展不开；红军勇猛射杀，敌人不知红军虚实，慌忙后退。特务营按事先部署又从背后杀来，打得敌人四处乱窜，激战近半个小时，2个团的敌人被歼近半。高敬亭担心后续敌人增援，立即率领部队向西转移到立煌（今金寨县境）抱儿山。此役缴获机枪6挺，步枪200多支，子弹万余发。
3月3日，高敬亭率领的手枪团两个分队与方永乐率领的二四四团在金家寨汇合。这时，敌一九四旅六二二团跟踪追来。3月7日，高敬亭率部在吴家店樟树坪设伏，将其全歼。
刘镇华得知一九一旅战败和六二二团被歼的消息，气急败坏，他认为红军之所以难以歼灭，主要是各“驻剿区”画地为牢所致，他命令各“驻剿区”各组织2至3个团的“追剿”部队，不分地区界限，跟踪“追剿”红军，务必在4月底前“剿清”红军。为了给各“驻剿区”做出样子，他将其看家精锐部队独立第五旅组成“追剿队”。3月10日，独五旅旅长郑廷珍侦悉高敬亭率手枪团在双河一带活动时，便倾巢出动。高敬亭得悉后，率领手枪团钻进深山老林和独五旅转圈子，一连转了5天。敌独五旅一直没和红军手枪团接上火，加之他们重武器多，山路又不熟，士兵们被拖得十分疲劳。3月18日，手枪团在鸡冠山设伏，将郑廷珍所率六一三团和特务团，歼灭大半，郑廷珍率残部逃回双河。
郑廷珍为报鸡冠山之仇，3月24日又率部向活动在英（山）霍（山）边区的高敬亭部追来。高敬亭率部上大山，带着敌人兜大圈子，前后半个月，郑廷珍率领的独五旅2000多人，被拖得人困马乏。4月9日，高敬亭率部在英霍交界的送子关桃花山设伏，命特务营长林维先率领一连引诱敌人。郑廷珍果然上当，立即派六一二团配一个炮兵连追击而来。林维先且战且退，退至桃花山花心处，登上花心制高点，以火力引诱敌人。敌六一二团以其炮兵连火力开路，向花心攻来。高敬亭命在高处隐蔽的二四四团、手枪团和特务营，冲杀下来。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死伤一大片，林维先率领的一分队也从花心小山上俯冲下来，敌人被包围在一个大田畈里，激战近半个小时，敌六一二团和炮兵连除少数逃遁外，全部被歼，团长张永和被击毙。战后，高敬亭率部向西疾行。郑廷珍忙又率残部跟踪不放，在麻城西南棺材沟，又被消灭一个团，其六一五团团长被击毙，郑廷珍负伤，落荒而逃。刘镇华一气之下，取消了独五旅的番号，从此不可一世的独五旅在大别山销声匿迹了。
刘镇华虽然费尽心机，对红军围追堵截，却屡遭失败，到5月中旬，其10多万军队不但没“剿灭”红军，还被红军消灭了不少。蒋介石一气之下，免去了他的总指挥之职，由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取而代之，限其年底前完全“剿清”红军。
梁冠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召集各部队师团以上领导人开会，重新划定“清剿区”。并严令在哪个“清剿区”发现红军流窜，就拿哪个“清剿区”负责人是问。会后，他到各“清剿区”边界巡视，又在各“清剿区”之间建立联防队，负责各防区之间的联络，以为这样，红军便无处游击了。但无论敌人如何变换花样，红军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游击战总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3个多月来，部队由初建时1100多人，发展到1800多人，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每个连队都建立了机枪班，弹药也较充足。更可喜的是，部队积累了很多游击战的经验，高敬亭将这些经验总结为：在策略上，坚持“三打三不打”原则，即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则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则不打；无大伤亡则打，伤亡大则不打。对待各路强弱敌人的作战原则是：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坚决打击地方保安团；在战术上执行“拖垮敌人，疲劳敌人，扰乱敌人，打击敌人”的“十六字诀”；利用敌人互不相识，保存各自实力的矛盾，化装成敌人，歼灭敌人；在通讯联络方面，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作用，派红军骨干到区、乡、村，组织区、乡、村便衣队，白天为民，劳动生产，晚上为军，宣传红军政策，侦察敌情，镇压地方反动分子，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革命同情者，特别是争取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小头头，建立两面政权，为红军服务。高敬亭总结的这些经验，都是从实战出发的成功经验，易于掌握和运用，对坚持大别山苏区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高敬亭这位农民出身的游击专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5月30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在霍山西界岭活动时，接到由中共鄂东道委书记陈守信送来东北军一一○师参谋长李有光（其家属王芹3月18日携女儿由西安来大别山时，经固始被土匪劫持，是红军手枪团将其解救并安全送到一一○师，从此李有光和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的关于梁冠英接任“剿共”总指挥后新的“围剿”部署的情报，决定利用缴获的敌人军装，进行化装，歼灭敌人。7月12日，高敬亭率化装成敌人的手枪团由皖西向桐城、潜山游击，刚到潜山袁家河，敌九十六旅旅长王修身率3个团就跟踪追来。高敬亭立即率手枪团向桐城方向回返，行到朱屋庙时，被敌三十二师联防队两个哨兵发现，哨兵喝问：“哪一部分的？！”事态紧急，如与敌开火，势必引来周围敌人围堵。高敬亭便命手枪团一面抢占有利地势，以防万一，一面命手枪团一分队队长詹化雨与哨兵接洽，伺机歼灭敌人。佩戴敌少校军衔的詹化雨一个箭步来到敌哨兵面前，劈脸两个耳光，拍着胸前符号骂道：“妈的，老子是二十五路追剿队的！”这时，佩戴敌上校军衔的手枪团团长余雄也来到敌哨兵面前，喝问敌哨兵是哪一部分的。当得知敌人是十一路军三十二师一个营的联防队时，余雄便命令一个哨兵带路到队部找队长说话，同时命詹化雨通知高敬亭率手枪团跟进。到敌队部，敌联防队长听说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便礼貌接待，因当时二十五路军势力较强，其司令梁冠英又是总指挥，所以其他部队对这个军的人都恭而敬之。余雄命联防队长集合联防队训话，联防队长俯首听命。联防队刚集合完毕，手枪团300多支长短枪一齐对准他们。高敬亭大声喝到：“我们是红军，你们谁动一下，就叫你们全部完蛋！”就这样，一个营的联防队乖乖地当了俘虏。当晚，部队顺利地绕过敌人封锁线，到达中共皖西工委所在地店前河。
7月底，红二十八军在店前河整训，交流各自的游击作战经验，一致认为化装战术是打破敌人划区“围剿”、联防堵截的有效方法；特务营营长林维先又介绍了他去平汉铁路沿线，到敌人后方打敌人地方武装的经验，认为敌人后方防御松懈，到敌人后方游击，既可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又可调动敌人出山回援，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一举两得。
1935年秋至1936年初的3个多月里，红二十八军以营为单位，一会儿山里，一会儿山外，时而红军，时而“白军”，3次往返平汉路，打到了武汉边缘的蕲春、黄梅、广济、黄陂和豫南的潢川、信阳，迫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连连向蒋介石告急：大别山总指挥梁冠英“围剿“不力，纵匪出山，危及武汉、开封。
1936年2月12日，高敬亭率手枪团化装成敌二十五路军追剿队去浠水活动，在新洲受到了敌区保安队的热情接待。敌保安队长凌宗常向高敬亭透露敌十一路军有个长官当天由武汉行营押送给养回大别山，中午要在这里吃午饭，他正在布置。高敬亭听罢，立即说有紧要任务，率领手枪团向武汉方向运动，行约10多里，果然有3个骑马的国民党军官和10多名背枪的士兵押着30多副挑子向这边走来。佩戴国民党军中校军衔的詹化雨率一分队抢先来到敌人面前威严地说：“我们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奉命在这里检查来往行人，你们把证件拿出来！”
其中一个骑马的敌军官大声怒吼道：“我是十一路军秘书长，你敢检查我？！”
詹化雨说：“你就是蒋介石也不行，我们梁总指挥命令我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你们怕是给红军送给养的吧！”
敌秘书长破口大骂，挥起马鞭就朝詹化雨打来，詹化雨一闪身，掏手枪骂道：“妈的，你八成是红军的秘书长！”命令战士们：“下了他们的枪！”一分队100多名战士一拥而上，将3个骑马的拉下马来，缴了他们的手枪，后面跟着的10多个敌兵也跟着被缴了械。
敌秘书长还不服气地大骂着。这时，高敬亭走上前去，喝道：“老子是红军，你再骂，老子就敲掉你！”敌人这下全傻了眼。
高敬亭教育释放了敌士兵和两个副官后，将装满银元和将校服装的30多副担子，仍由挑夫挑着，昼伏夜行，于2月底返回大别山。敌秘书长中途逃跑被击毙。
敌十一路军给养被红军截获，使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大为恼火，又向蒋介石告了梁冠英一状，说梁冠英在大别山围而不剿，使得红军到处流窜。蒋介石鉴于他限期年底“剿清”大别山红军的命令又成泡影，一气之下，又下令撤了梁冠英总指挥之职，令其爱将卫立煌重返大别山就任总指挥。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早在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兼任中路军司令，卫立煌是第六纵队司令兼14军军长，在“围剿”大别山红军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蒋介石在金家寨建县，以卫立煌之名，命名为“立煌县”，这实在是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最高奖赏。卫立煌这次再任大别山“剿共”总指挥，深感蒋介石对他的“厚爱”，国民党《中央日报》1936年3月3日报道卫立煌在上海就职时演讲云：“立煌奉蒋委员长之命，督率所部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少数共匪，安定地方，此乃本人天职……。本人奉命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共匪，回忆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驱徐向前、邝继勋两大股（指红四方面军，作者注）；第二次正欲追剿根株徐海东部（指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作者注），因江西剿匪事紧，奉命前往，致未成功。此次又奉命担任清剿任务，已为第三次。三省边区残匪，为数无多，现决定分四个绥靖区，于最短时间内彻底肃清……”
卫立煌离开上海到达金家寨后，部署“围剿”，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不外乎还是围、追、堵、截。他划的4个防区也和原来刘镇华、梁冠英的“驻剿区”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他搞“剿抚兼施”、“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扩建地方保安团。特别是“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的手段是很毒辣的。“军政并进”，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区、乡、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装，逼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条约，一家“通共”，五家俱杀。碉堡设置犹为苛刻，其命令规定：“凡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筑能容营、连碉堡，其余次要地点，则筑排碉。至于一地带内，碉堡数量与密度，能以互相通视火力为要。”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1936年5月12日碉堡统计表所列数字，仅皖西地区即新建碉堡24700余座，整个鄂豫皖苏区，碉堡密如蛛网，很多碉堡为了能“通视火力”，相距仅半里之遥。
此外，各县、区、乡、保还规定了训练壮丁数目，作为区、乡、保的武装组织，以实现“军政并进”的目标。
然而，等待卫立煌的还是失败。
高敬亭根据李有光提供的情报，于4月5日在太湖凉亭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前一段经验，会议作出了3条决定：深入敌后游击；缩小目标，全军以营或连为单位活动；加强地方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在各地区原有便衣队的基础上，补充部分骨干，建成一乡一支便衣队，对付敌人地方乡、保武装，为红军提供情报，安置伤病员，筹集给养。会议还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政策做了修改。对待根据地内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民团，实行“攻心为上，攻击为下”的政策。加强与地方开明人士的联络，建立两面政权。改变过去“对地方民团坚决地打”为“三不打”，即：地方民团不先开枪打红军，红军不打；地方民团愿意和红军联络，红军不打；在红军没有走之前，地方民团不去向国军报告的，红军不打；对地方开明人士的生命财产给予保护，即使是一些思想反动的地方政治人物，只要不与红军为敌，不残害红军家属，红军也不打不杀；对向红军提供钱粮帮助的，或给红军掩护伤病员的，红军给予保护，并为其保密。这些政策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及乡绅与红军的矛盾，方便了红军游击。
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红军信息灵通，在广大农村活动自如，而卫立煌的“军政兼施”却难以实施。1937年4月3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特务营在麻城大畈活动，被驻麻城福田河的敌三十三师发觉，敌师长冯兴贤率3个团三路合围。福田河区公所开明区长李明学立即将敌情报告了高敬亭。高敬亭率部连夜向王通山转移，敌人紧追不舍，被便衣队安放在王通山下的“神仙炮”炸得七零八落，一九七团团长也被炸死。可敌人却谎报军情，说他们打了大胜仗。
国民党中央巡视专员袁德情向蒋介石报告说：“共匪在黄安、麻城一带死伤、被俘无数，特务团团长林维先被击毙，尸体解往黄安示众，所缴枪支已汇报军委会。”可笑的是，早在1936年6月13日，敌一○二师在姚家山战斗详报上已有“在姚家山歼红军200余，匪首林维先被击毙”，这次已是林维先第二次“死”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事隔不到10天，敌一○三师1个营向活动在黄冈白羊山的林维先部追来，林维先率部向西急行30里，在一个小山村隐蔽休息。敌人未寻到林维先，便在白羊山住下来糟蹋老百姓。开明绅士王贵先将此情况报告了林维先。林维先当晚率部返回白羊山，全歼敌一个营！
卫立煌得知林维先并未被“击毙”，反而在白羊山歼其一个营，实感羞愧，便以十万银元悬赏各部捉拿高敬亭和林维先。1937年6月1日《中央日报》一则消息云：“京讯：皖鄂豫边区剿匪总指挥卫立煌，对边区残匪，原则剿抚兼施，冀其就范，惟匪首高敬亭、林维先迄今无悔悟表示，卫为防滋蔓，贻害地方起见，已饬各部严厉围剿，如能将该匪生擒或击毙，或歼击其主力者，给予破格嘉奖，以资激励……”
卫立煌看到《申报》的一则报道：“查高敬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聚时散……国军追剿向前，匪突然在后，大军进剿，则彼云无匪，大军过去，匪众皆是……”卫立煌便把罪过归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他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四处游击，与国民党地方政府避而不战或与敌为友有关。特别是白羊山之战的失败，他认为是国民党地方官员在红军走后才向国军报告的，以致于国军扑空；国军住下又被袭击，也是地方官员向共产党报的信。7月8日，卫立煌与其参谋长郭寄峤亲率其警卫团到白羊山调查，并对白羊山联保主任张一函严厉审训。
卫立煌觉得在白羊山审训，不能杀一儆百，便把张一函带到黄安县城，召集边区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参加听审。张一函原来仅是一私塾先生，从没见过这么大官，这么大阵势，当卫立煌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如何向共匪报信时，张吓得张口结舌，语无伦次，只一个劲地承认他“有罪”。
参谋长郭寄峤以为他真的是共产党，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掼：“你是什么罪？何时加入共产党？不如实招来，我立刻枪毙了你！”
张一函被郭寄峤这么一声喝问，要他招认是共产党，又听说要枪毙他，神智居然清醒起来，说：“我今天死也要死个明白，你说我是共产党，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是表白我的功劳，国军不管哪次经过我们白羊山，我们都杀猪宰羊招待，索要担架、民夫，从没打顿，只要有红军活动的消息，我都立刻报告。就说这次红军过白羊山吧，我当时就向县里报告，你们追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红军跑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红军夜里返回白羊山，你们那么多部队都不知道一点消息，我怎么知道呢？你们这次损失，恕我直言：贵军到白羊山，没找到红军打仗，便一窝蜂地抓鸡捉鸭，搞女人，红军夜袭时，一点戒备也没有，有些弟兄还在女人床上。据说红军不过百人，而国军多红军几倍，结果却兵败如山倒……”
“住嘴！”郭寄峤哪能容他再讲下去，恼羞成怒，说：“我说你不是共产分子，就是通共！你现在还在替共产党说话，诽谤国军！”便命两个警卫：“把他拉出去枪毙！”
张一函对郭寄峤说：“你杀自家人很有本事，你和红军打仗要有这样凶就好了，真是‘煮豆燃豆萁’，亲者痛仇者快！”
张一函被处决，吓得那些县长、区长、联保主任们面如土色，个个都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卫立煌感到处决张一函达到了杀一儆百的目的，便假惺惺地说：“各位同仁，今天郭参谋长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们多数都是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但也保不住有少数像张一函这样的共产党奸细。大家想想，国军10万多人，四处围剿，红军却能到处如入无人之地打我们的游击，如果不是有像张一函这样坐探，红军能生存吗？今天请大家来，无非要大家同心同德，完成蒋委员长交给我们剿清大别山残匪的任务，维护地方治安，保卫民众生存。希望诸位今后要务必小心，一发现红军，立即报告，如发现在哪个地方有红军不及时报告者，定然严惩不贷。”卫立煌正在滔滔不绝地训话，有一位参谋递来一份电报给郭寄峤，郭看后，大为震惊，立即呈卫立煌。卫立煌看后，草草结束训话，率领随从离开会场——原来是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来电，要卫立煌去庐山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七七事变，震惊全国，也引起全世界关注。可是，多年和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八军，却一点消息也不知道。7月13日，高敬亭与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在岳西南田村开会时，看到了姜树堂从西安办事处带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和一些报纸，这才知道抗战爆发，时局发生了大转变。
姜树堂家住西安，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中的一个排长。1936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被红二十八军围困，率全排投诚，此后在红军中任排长，后因身体不好，经批准回家休养。西安事变后，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真正代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到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报告了大别山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上述文件交给他送往红二十八军。
高敬亭根据中央文件内容和中央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经过艰苦的谈判，7月27日，双方达成协议。至此，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大别山红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完成了伟大使命，写下了光辉一页。
在与国民党谈判结束后，整训部队，做抗战准备。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下辖七、八、九3个团，全支队3100人。
3月8日，高敬亭在黄安七里坪召开四支队东进抗日誓师大会，率部东进皖中、皖东。5月12日，首战蒋家河口，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军心、民心大振。蒋介石给新四军发来了通电嘉奖。接着，四支队转战皖中、皖东和江苏的江浦等20余县，到次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与敌作战120余次，歼灭日军1700余人，伤日军400多人，俘日军9人，歼伪、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3700多人，炸毁日军汽车156辆、汽艇两艘，打开了庐江、无为县城，赶走了驻舒城的日军。其作战次数、歼敌人数，在当时新四军4个支队中是最多的。到1939年5月，四支队已发展到近万人，是初建时的3倍，成为新四军中发展较快的一支劲旅。
高敬亭功昭大别山，征战皖中、皖东，功勋卓著。虽不能说高敬亭是常胜将军，但他领导的部队，确是胜利之师。1937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编制会议，周恩来指着高敬亭和林维先，向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介绍说：“这两位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
在国共合作东进抗日期间，1938年3日召开誓师大会，1938年3月8日，高敬亭奉中共中央命令率军抗日。5月12日首战江河口就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军心、民心大振。蒋介石给新四军发来通电嘉奖。接着，新四军第四支队转战皖东、皖中和江苏的江浦等20多个县乡，与日军作战120余次，歼灭日军1700多人、打伤日军多人、俘日军9人，歼敌伪和地方反动派武装3700多人，炸毁日军汽车156辆，汽艇两艘、打开庐江、无为两座县城，赶走驻守舒城、巢县、桐城、庐江的日伪军。作战总结出丰富的经验。1938年3月8日，高敬亭奉中共中央命令，率军抗日。7月在高敬亭的指挥下，先后在皖中连续取得了13次战斗胜利。
到1939年5月，第四支队人数发展到10000余人，是初建支队时期的3倍，成为新四军中发展较快的一支劲旅。
高敬亭领导指挥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在作战次数、歼灭敌人、军队发展几个方面战绩辉煌，列新四军各支队之首，这个战功战绩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充分证明是高敬亭在中央绝对领导、统一指挥之下所取得这些成绩。
高敬亭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但在革命内部斗争中，却被革命的子弹所误伤。高敬亭在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时，由于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错杀过自己的战友，但那是在失去党中央领导，在敌军围困万千重，一时难辨真伪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后来对高敬亭的批判斗争，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条款，如拥兵自重、独立王国、山大王主义、违抗中央指示、不服从军部指挥、消极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等等。最后批判他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完全超出了原则界线。
上述加在高敬亭头上的罪过，多是在高敬亭领导四支队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可前面所列的高敬亭率领四支队东进抗日所取得的战绩，列新四军各支队之首，这本身就证明他是忠于党的，更是积极抗战的，是执行中央命令的，而不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
无须讳言，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远离党中央，缺乏组织监督，独揽一方党政军大权，养成了一些独断专行、一言堂的家长作风，这对其当时和后来正确处理上级和同事之间关系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他错杀了一些同志，积怨很多。他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作战和他领导的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的胜利，也使他产生了居功心理。他创建的以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为中心，背靠大别山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不愿让给国民党，是他“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延宕进军皖中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最终被处决的主要原因。
在高敬亭率四支队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由于受错误路线影响，将他秘密逮捕，并押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储家围子。
国民党曾悬赏重金，买高敬亭的人头，而今项英竟向国民党发出枪决他的请 示电报。叶挺严肃地说：“高敬亭，你还有甚麽要求，时间对你不多了。”新四军 内竟无一人为他说话。我军历史上，每个将军之死，大凡不是气壮山河的血洒疆场 ，就是英勇就义在敌人的刑场，或是为军队建设鞠躬尽瘁直到魂归九天……而且场 面都是那样惊天动地，那样悲壮，那样感人，那样恢弘……
起到了国民党方面所恨而又所不能及的目的。蒋介石恨之入骨，十万大洋悬赏高敬亭的人头，阴谋没成，结果死在共产党的屠刀之下，夺取年仅32岁的政治生命，确实是一个十分悲惨事件。总体来讲，高敬亭的错误尚属革命队伍内部问题，轻率地将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功大于过的高级将领处以极刑，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早在1943年，毛主席几次涉及高敬亭问题，感慨地讲：“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
毛泽东对高敬亭的问题是很关心的，1953年视察安庆时，他曾对安庆市委书记傅大章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作者注：戴季英，高敬亭老乡，时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红军时期，就和高敬亭有矛盾。解放后任开封市委书记，因触犯刑法被关押20余年）。”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高敬亭女儿高凤英要求为其父亲平反的报告上批示，请汪东兴查办，并向他报告结果。12月14日，又在汪东兴的查办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怀疑主要在项英。”
但由于毛泽东的逝世，此案搁置。
开国元勋国家副主席高岗功过评说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从小深受共产党的影响，组织学生自治会。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带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1929年被派往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任学兵队特别党支部副书记。1930年任冯玉祥部骑兵第四师中，特别党支部副书记。1932年任红军陕甘宁游击队交通员。后任第二大队政治委员。1933年，任陕甘宁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红军26军42师政治委员。1935年任陕甘宁第二路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政治委员。1936年被派往内蒙古三边地区，任中共陕甘省委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委。1938年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1939年任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议长。1940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1941年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民族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干部审查委员会委员。1943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代理政委、西北党校校长。1945年4月6日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出席中共中央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兼政治局委员。
解放战争开始，为加强对东北战区的领导，奉命奔赴东北。出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1946年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理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1948年1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1949年4月兼任财政委员会主任。自194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0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953年调中央工作，1954年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结党营私，组织反党集团，搞独立王国，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对抗党中央的领导。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第一次自杀未遂，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恶活动。会后，高岗仍坚持错误立场，并以自杀来表示其反党的最后背叛。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通过决议，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开除出党。
高岗自杀身亡之后，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里高岗坟。
高岗自杀后，李力群和孩子没有受到任何歧视，照常上班上学。后来受到审查和去五七干校，都跟高岗无关，文化大革命中，李力群继续当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今老人将近90岁了。
对于高岗的平反工作，40多年党中央一直没有任何结论。200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在当日首版位置推出由各大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和各省区市新闻媒体联合制作的大型系列专栏《新中国档案》，其中第一篇”开国大典“在”高饶事件“后半世纪以来，首次在公开出版物所载参加开国大典人员名单中提到高岗。有接近高家后人的人士评论，这是中共内部已成共识的”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原则的体现。
2009年国家发行了《六十华诞忆国勋》这本书记录了高岗的业绩。《开国元勋高岗》电视片公开播放，许多画面反映高岗为国家为民族解放为国家经济建设所做的奉献与贡献，高岗子女高毅、高轩、高燕生、高延延、高安安、高滨滨也分别写信给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并常委，高岗妻子李力群也写给胡总书记和诸常委的信。总之中央已经认定高岗案件是内部矛盾，高岗是国家元勋。
2004年6月中组部和中纪委几位领导到李立群家谈高岗问题，称高岗为“同志”，说“高岗同志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工作和许多重要贡献”，但又说“1955年党代会通过的决议，现在还不宜纠正”，恢复高岗的“同志”称呼，肯定其对党和国家的贡献，是迈出为高岗平反的一步。
原载《中华高氏风云人物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