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先生:一种消亡了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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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阴阳先生，可能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多数人都非常陌生。毕竟，作为一种传统行业，阴阳先生已消亡多年。由于传世资料的有限与零散，我们已很难对这一行业进行全面而详尽的了解。不过，如若细细爬梳相关史料，多少还是能够还原这一传统行业的部分真相的。在这篇小文中，我们将以老北京为中心，对这一传统行业的从业方式、业务内容、收入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历史变迁等情形进行大略的考察与探究。
　　在传统社会与近代中国，上自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阴阳先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在《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曹禺先生的话剧《北京人》、老舍先生的小说《柳家大院》等传统和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均不乏阴阳先生的身影。成书于清末民初的《清稗类钞》，对老北京的阴阳先生更有着这样的记载：“京师人家有丧，无论男女，必请阴阳生至，令书殃榜。此殃榜，盖为将来尸柩出城时之证也。”(徐珂：《清稗类钞·丧祭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
　　阴阳生，又称阴阳先生，俗称风水先生，一般指的是以丧葬、相宅、星占等为业的人。因其所从事的工作，与生死(阴阳)两个世界相关，故而得名。一般来看，阴阳先生所从事的工作与堪舆家有着部分重合。因此，有学者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相对而言，阴阳先生主要以主持丧葬仪式，特别是批写殃榜为主；而堪舆家在从事地理风水的勘验之余，往往兼而扮演阴阳生的角色。在老北京，便经常会在堪舆家的门首看到“风水阴阳地理”的牌子(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海文艺出版社，据商务出版社1937年本影印)。
　　一般来说，从事阴阳生这一职业的途径主要有这么几种。一种是阴阳生世家，老少几代都从事此业，在这一行业自然威望素著。当然，拜师授徒也是一种重要的途径，一位有名气的阴阳先生身边总会带有一两个徒弟，待学业完满后自立门户。此外，明清以降，伴随着出版印刷业的发达，相关知识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部分儒生或稍具一定知识水平的人，都可以通过研习典籍从事此业。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阴阳先生的构成日益庞杂。
　　如上文所言，阴阳先生最核心的工作是为丧家批写“殃榜”。“殃榜”的得名，归因于国人传统的生命观念。古人认为，生人具有三魂七魄。人死之后，魂魄随之消散。其中七魄被称为“殃”(又称“煞气”)。七魄先后离开人体的过程，被称为“出殃”。“殃”有颜色，离开人体时有高度，也有方向。当然，一般人对此是不得而知的。这需要阴阳先生来推算，推算的结果与逝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死因、禁忌等一齐写在一张黄表纸上，这就是“殃榜”。
　　关于开殃榜的技术与理论，今天大概已没有多少人清楚了。在民间，明人柳鉁编纂的《三元总论》往往被阴阳生作为入门书来研习。说到《三元总论》，其实是一部探讨人们居住、婚姻和安葬的类书。在这部书的下卷《茔元课定》中，便详细地记载着与书写殃榜相关的知识。比如，关于出殃的时刻、方向以及殃高几许等，都根据时令以及年龄、性别、属相的不同有着相应的推算程式。对于想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来说，只要熟练地掌握个中的口诀，一般情况都能够应对裕如。
　　阴阳先生开业后，多数都有自己的堂号。尽管这一行业在外人看来有些阴森恐怖，但其堂号的命名却相对别致。据民俗学家常人春先生记载，在民国初年，北京小有名气的阴阳先生堂号有北城土儿胡同的“一善堂”、西城翠花横街的“伯寿堂”、羊房胡同的“桂林堂”、石碑胡同的“修德堂”，等等。堂主往往将自家的堂号印在一张三寸长、两寸宽的黄纸条上作为标记。有人来请时，即将这个标志带回，按着逝者的性别，分男左女右贴在丧家门首。待阴阳先生来到逝者的门首，根据标志位置的不同，即可对逝者的性别属性预先有所了解(常人春：《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一般情况下，阴阳先生多在丧家来请的几个小时后前往。这样做的用意，用阴阳生的行话说，是怕逝者的“毒气不能尽发”。其实，是担心逝者未曾咽下最后一口气而给对方家中带来晦气。待来到逝者的家中后，阴阳先生往往会先给逝者行礼，然后查看逝者的手相、头脸和四肢，并查验医生开具的药方，询问逝者的死因以及几时故去，最后据此开写殃榜(参见“阴阳生戴鸿泉供状”，北京市档案馆藏：“外右三区表送阴阳生戴鸿泉违背取缔规则一案”，档号：J181－19－47862)。
　　在今人看来，恐怕阴阳生的这一系列行为，不免流于迷信与滑稽。不过，在古人看来，这一切却是不证自明的。在传统国人的眼中，殃榜可是整个丧葬活动的核心所在，容不得半点置疑。因为殃榜不仅决定着逝者何时入殓、几时出殡等一系列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关系着整个家族的前途与子孙的兴盛隆替。如若生者在某个环节上与阴阳生所批示的殃榜相违背，那可面临着“重丧”(再死人)的危险。因此，老北京人对阴阳生万分崇信。
　　也鉴于此，自清代始，政府开始赋予阴阳生以侦察民隐的责任。一般来说，如若阴阳生在开具殃榜前发现尸身有异，往往会拒绝开写殃榜并上报官府得知。不过，相关资料显示，阴阳生的法医学知识往往凭经验获得，难免过于简单。此外，政府要求其对官府与逝者负责的精神也很难得到认真的贯彻。在传统的人情伦理以及钱财的诱惑下，阴阳生有时睁只眼闭只眼，敷衍了事。在北京市档案馆尘封的档案资料中，即有着多则这样的事例。比如，阴阳生段清显为家住在外右四区的姜文佐亡妻许氏开写殃榜，其间发现许氏乃服毒自杀。见事有蹊跷，段清显遂想抽身离去。孰料姜文佐软硬兼施，如若不开写殃榜，休想离开姜宅。最后，段清显百般无奈，只得就范。显然，如果此事不被警员察知，也就不了了之了。(北京市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外右四区分区表送姜文佐之妻许氏身死不明阴阳生段清显知情开写殃书殓埋等情一案卷”，档号：J181－019－41512)
　　有清一代，没有殃榜，逝者是不允许被埋葬的。到了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则规定，殃书写具后要带至卫生局换取抬埋执照。由此可见，殃榜无异于一纸“死亡诊断书”。按老北京的习俗，殃榜写成后大多携至坟地焚化。因此，殃榜究系何等模样，今人已很难一见。在北京市档案馆中，仍然保存着几张民国初年的殃榜。根据材质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制作比较简单，殃榜大小在一尺见方，纸质粗糙，毛笔批示仍清晰可见。还有一种则比较精致，有封皮，上书“殃榜”二字。在殃榜的第二至第四页，清楚地印有阴阳生的职责以及注意事项。在殃榜的最后，还有一张殃联，是用于上报警署换取抬埋执照的。很显然，后一种是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统一发放的。两相比较起来，后者虽然精致雅观，但在收费上却要明显地高于前者。
　　至于开殃榜的费用，每个阴阳先生都有自己的标准，不过在具体操作上也要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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