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pro5发热: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今年是新中国六十华诞。对文艺发展史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我们经历过不懈的探索，艰难的跋涉，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也经受过严重的磨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认真、深入、细致地回顾和总结了60年来我国文化发展所走过的历程。从成就方面来讲，新中国建立之后，在继承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逐步形成的光荣传统的基础上，在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学习借鉴的条件下，新中国文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和政府确立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建立了崭新的文艺管理体制，组建了党领导的文艺队伍，团结了新老文艺工作者一起耕耘。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初建时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充满了革命主义理想的、朝气蓬勃的时期，那个时期也是新中国文艺创作的繁荣时期。仅就文艺创作而言，在“文革”前的17年，就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堪称传世的精品力作。诸如郭沫若、老舍、田汉、茅盾、巴金、艾青、曹禺……那些伟大的名字，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尽管他们的成就各异，艺术门类不同，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隐形墓志铭，那就是“人民的文艺功臣”。只要我们回味一下《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创业史》、《艳阳天》，等等；只要我们再吟诵一次艾青的诗、臧克家的诗、郭小川的诗、贺敬之的诗、闻捷的诗……只要我们再观看一遍《茶馆》、《蔡文姬》、《雷雨》、《霓虹灯下的哨兵》、《十五贯》、《龙须沟》……每当我们读到这些，我们就会感动，就会陶醉，就会不仅为这些精品骄傲而且为这些力作拍案叫绝。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为我们后来改革开放30年文艺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从经历的曲折来讲，自1957年之后，由于党和政府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的发展，“不能不影响到艺术的发展”，在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主旋律，逐渐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对文艺工作者这一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作为无产阶级队伍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教育、改造甚至批判的对象；在文艺创作的风格上，政治标准第一，多样化被取消，被禁止；正常的文艺批评基本上被大批判所替代，动辄“上纲上线”。即便如此，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整个文艺战线仍被认为是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导致在“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在劫难逃，受害最深、损失最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一转折也开启了我国文艺发展的历史新纪元。以邓小平同志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讲话为标志，文艺发展真正迎来春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第四次文代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拨乱反正，结束了过去在文艺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文艺发展真正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上。改革开放30年来，文艺发展最大的变化，是不是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思想观念从过去长期“左”的束缚和禁锢中解放出来，把思想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把思想统一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政策上，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二是在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前提下，改革开放新时期给作家艺术家以充分的创作自由，文学艺术真正出现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的崭新局面，最近云山同志在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三是文学艺术走出象牙塔，真正走进生活、走进百姓，在记录时代发展、见证历史巨变、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现在，我们的文艺生活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而我们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种需求像火山迸发一样具有巨大的能量；四是创作活力更加旺盛，不断进行艺术创新、文化创新，到现在无论是新的艺术门类、新的艺术流派、新的艺术风格、新的艺术形式，层出不穷。这30年，才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宏大景观！

　　60年来的文艺创作，始终与民族振兴联系在一起，始终与祖国的进步息息相关。艺术创作发展的历程，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一）只有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始终自觉地站在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汇到全部文艺创作实践中去，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传播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才能开创文艺创作工作的新局面。（二）只有真正坚持“以人为本”，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牢固树立文艺创作源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观念，始终自觉地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要求放在首位，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观众和读者欢迎不欢迎作为衡量艺术成败的重要尺度，才能真正创作出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艺术作品。（三）只有深入生活，投身火热的当代生活实践，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怀百姓情感，写百姓生活，呐喊时代的强音，把高尚的思想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传递给人民，才能真正塑造出感人至深的鲜活艺术形象。（四）只有尊重艺术规律，真正把作家艺术家作为创作的主体，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在坚持“二为”方向的前提下，给作家艺术家以充分的创作自由，让他们的想象力自由地驰骋，始终自觉地对他们政治上坦诚信任，经济上优惠保障，生活上温暖关怀，极大地焕发广大作家艺术家的旺盛创造热情，极大地解放文艺生产力，才能迎来人才辈出、精品纷呈的文艺春天。

　　经过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经常讲四个深刻变革——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这四个方面的深刻变革究竟是历史的倒退还是历史的进步？现在，在宣传思想战线，在文艺创作领域，常常困惑我们的一些问题、一些争论，都和我们对这样一个深刻的变化的判断有关系，如何做出判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四个深刻的变革当然是历史的进步。这是时代的潮流，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它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一种潮流，也是中国社会走向进步、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既然是历史的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以变革、调整、创新为显著特征的时代。作为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我们要适应、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而相应地进行文化的改革与创新，以适应和推动这种历史的进步，推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不是相反。觉得天下大乱，无所适从，那是一种错误的状态。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在认识规律性上下的功夫是最大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最大的。正是在这种探索中，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才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种探索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实际出发，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党在艰难探索中、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们的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巩固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指导我们的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生活在深刻的变革中尽现文化多样性的新型风貌，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文化新风貌，鲜活生动的伟大实践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情感和新的精神，人民群众的日常文化诉求，也是空前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这种需求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是配给制的，人民群众没有选择的余地。而现在，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可谓千姿百态、多种多样，这样一种状况向我们的文艺创作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挑战。全球化进程加快，后现代文化思潮推波助澜，世界各种思潮、观念在激荡，交流、交融、交锋，世界文化市场整体性增强，我们也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参与世界文化市场竞争，文化消费在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生产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在当下的金融危机中，我们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国应对本次金融危机最有利的条件是我们巨大的国内市场、巨大的内需，在启动内需时我们发现，文化需求、文化消费更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正是这样一种判断，我们才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使我们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逆势上扬。国际文化产业的竞争格局基本形成，新的文艺形态与新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特别是数字技术、互联网的发展，对我们的文化发展、文艺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原动力的创作动机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态势，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受众的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的期待和欣赏，出现多元发展的态势，文学艺术创作发展的机制和管理办法，也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正在冲破过去单一的樊篱，不可避免地出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也是不可阻挡的潮流。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格局，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我们的态度是，积极应对，乘势而上。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体制上，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适应这样一种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相应地必须进行改革，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在新旧观念的撞击和交融中，发展方向、政策方针、管理机制等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讲，我们在大力提升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同时，我们要努力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在确保公共文化利益均等的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实现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与法制秩序；在拓展文化消费空间和文化消费方式的同时，努力开掘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深度与审美高度，从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寻找和发现文艺创作的新的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为时代写史、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言。总而言之，我们要在挑战面前处变不惊，在做出我们的文化政策选择时要有全局意识、大局意识，要有统筹协调、整体发展的意识，辩证发展的意识，也就是说，在文化领域中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来引领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实践，紧跟时代步伐，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主旋律的精品力作。

　　谈到文艺辩证法，谈到文艺创作和文艺实践中统筹协调、辩证发展问题，我想深入一层地谈一谈。世间万事万物，从来都是辩证地生存与发展。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告诫我们，凡事不懂得运用辩证法去思考问题，就容易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错误。改革开放前，我们之所以在文艺指导方面屡受挫折，从认识论和思想方法角度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片面性、绝对化，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作怪。对我们当前所处的文艺生存境遇，我们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全面而不是片面的、动态而不是静态的，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孤立地去看待、去研究、去判断，我们要善于抓住本质，反映主流。一方面，我们要在公共生活领域大力拓展文化消费、文化娱乐和文化休闲，大力提升艺术市场营销水平、艺术策划推介水平和艺术产业创意水平；另一方面，更要在民族文化精神层面大声呼唤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精品、艺术大师，不能只从文化消费、文化休闲的角度来提出文艺创作任务，要从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有利于人民幸福出发，以文艺的形式更好地体现时代潮流，留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我们要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任务。过去我们在极“左”思潮的背景下，犯过错误，甚至犯过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错误之一就是形而上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无限膨胀，并且形成对形而下日常文化空间和日常文化生活方式的极端挤压，所谓创作方法上的“高、大、全”，创作语言上的“假、大、空”，创作风格上的“一刀切”，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使艺术创造走入了死胡同，丧失了生命活力，“文革”时期，“八亿人民八部戏”，那是一片文化的荒漠。但是，现在我们在市场大潮的冲击面前，是否要警惕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形而下消费文化价值无限膨胀，并且形成对形而上文化精神和艺术审美理想的挤压。诚然，我们当代社会并不是到处铺满鲜花，到处充满高尚，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深层次社会矛盾不断凸现，存在着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丑恶现象不是不要在文艺作品中反映，而是应该如何去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对崇高精神价值的消解，对严肃艺术的“玩世不恭”，对外来艺术的良莠不分，在文艺领域出现的低俗、媚俗之风，新兴媒体中片面追求收视率、点击率，“吸引眼球”，而不惜糟践艺术的尊严，文化市场中为追逐利润而放任“黄、赌、毒”等怪现象层出不穷，引起文艺界有识之士的忧虑，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我们值得重视的现象。从文艺辩证法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挤压都会造成对文化和艺术的伤害，任何一个极端都会影响我们的文艺生活和文艺创作走上健康、正规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我们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化辉煌的古老民族，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急剧转型、国家崛起的火热时代，我们在热情呼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热情鼓励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同时，也必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也必须高唱时代的主旋律，要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也必须有这个时代振聋发聩的历史强音和响彻寰宇的时代精神，要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该有这个时代辉煌的文艺抒写和伟大的文艺灵魂。

　　一个民族的挺立，是因为民族拥有不竭的智慧和不屈的灵魂；一个时代的文化辉煌，是因为时代的文化精神激励着民族的抗争和奋起；在民族和时代的旗帜下，文艺精神追求和审美理想是任何时候文艺必须担当的历史宿命。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适逢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必须勇当时代进步的弄潮儿，想象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深邃，眼界更加开阔，理想更加远大；必须善于抵御各种诱惑，坐得了冷板凳，在不懈的文艺创作追求中重塑自己的精神个性和审美表现力；必须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以表达人民的愿望为己任、以创作代表这个伟大时代的精神作品为己任、这是当代作家艺术家神圣的历史使命。

　　要担当起这个历史的重任，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必须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尤其是要提高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思想成果的学习，融会和贯通，完整理解人类普遍精神、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以及中华民族当下诉求的有机统一，自觉站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创作立场，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努力使我们的文艺创作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统一思想的号角、指引行动的旗帜、催人奋进的鼓点。要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上开动脑筋，尤其是要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落实到文艺创作实践的各个环节，努力解决好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怀百姓情感，写百姓生活，把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表现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真实的悲欢离合与健康的喜怒哀乐，使我们的文艺致力于人间真情的呼唤，人心悲悯的抚慰，人世至爱的颂吟。二是认真反思中国现代化运动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对于共和国六十年风雨历程，尤其是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代巨变，对于其中的社会矛盾冲突、历史发展规律和深刻的时代内容，要有作家艺术家独特的观察视角和独到的审美把握。在这里，要特别注意防止文化人最容易犯的片面性、绝对化、情绪化的毛病；从思想方法角度，要防止思想僵化，“九斤老太”式的“今不如昔”的保守观念，现在有些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过去，对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情况有各种不满，总觉得不如过去好，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是我们文艺创作、文艺事业发展最好的时期，社会发展也进入了最好的时期，今天我们的国家充满了勃勃生机。从文艺创作角度而言，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宽松环境，以及能够充分施展才能的天地，这是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和深刻变化。中国在今天能够在世界上不再受人欺侮，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们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改革开放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文艺创作领域，也要防止民族虚无主义、食洋不化、甚至全盘西化的自由化倾向。一段时间以来，在当代艺术的问题上，我们有过深入的讨论。作家艺术家们要把反思的成果转化为凝聚性的厚重文艺作品，转化为富有审美感召力的鲜活艺术形象，转化为“兴、观、群、怨”的强烈艺术激情，转化为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坐标。当代文艺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思和转化，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经典，就不可能塑造文艺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就不可能像巴尔扎克那样洞穿19世纪法国上流社会或者像鲁迅那样直指国民的灵魂。三是真切体验人民群众的现实社会生活，到生活中去，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中去，到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群中去，与他们同甘苦、共命运。只有了解广大人民群众所思所想，观察其所累所困，体会其所爱所恨，共同其所忧所乐，使作家艺术家成为生活经验的集大成者，成为社会阅历丰富的参与者，成为人生感受的切肤之痛或得意尽欢者，才有可能产生文艺作品中艺术符号的感人肺腑、艺术意境的断人魂魄、艺术精神的振聋发聩。真正富有生活底蕴的作品，才有可能产生强烈的社会共鸣。处在我们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个人、社会乃至整个民族都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创建和重塑，情绪的冲动，灵魂的撞击，英雄与懦夫同行，美好与邪恶博弈，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的内在复杂性，都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经风沐雨，有真切的体味才能产生有血有肉的文字，才能产生精神灌注的文艺作品，才能让中国和世界为之一震，才能留给文艺史永远不灭的感动。

　　当然，繁荣文艺创作，提高文艺创作的精神高度和审美力度，涉及的问题很多，要讲的道理也很多，在座的作家艺术家朋友比我理解得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入。我之所以从文艺辩证法出发，在这次全国艺术创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地讲这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因为文艺创作乃一切后续文化生活的基础，创作是文化建设的源头，人类文化符号积累下来的、最重要的载体就是作品。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出现一些现象，值得我们研究。我们的文艺创作呈现的原创性品质比较薄弱，不少文艺作品趋时、摹仿、跟风，题材、样式、风格甚至艺术表现雷同，看不到艺术家独创性的艺术个性，看不到艺术家思想的再提炼，感情的炽热燃烧，心态浮躁，思想浮浅，作品浮肿。如果我们对艺术创作的独创性重视得不够或者解决得不好，如果我们对艺术创作的思想厚重和感情深邃没有要求，如果我们不是旗帜鲜明地号召在尊重差异中要确立主导、在包容多样中要把握主流，将会给我们的文艺发展、给我们民族的文化建设带来无法估量的后遗症。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对文化建设十分重视，做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略部署，这对我们既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的文艺创作苍白无力、平庸复制、扎堆克隆或者在低俗之风中热衷于炒作，如果我们不能站在时代高度奉献出富有厚重精神气象的文艺精品，如果我们不能在创作源头上呈现勃勃生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便无从谈起，我们也没有办法向亿万人民交代、向共和国交代、向历史和未来交代。

　　除了这个根本问题之外，我在这里还想强调一下，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统领艺术事业，我们一定要学会统筹协调，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处理好我们会时时面对的无法回避的，而又时时会困惑我们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也许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你仔细思考，你会发现，如果能在艺术实践中真正把握好这些尺度，处理好这些关系，在我们面前将会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充满活力的无限广阔的艺术创作天地和空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些重大关系是：

　　（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是一个包含了传统基因和现代成分的连续实体。文化是动态的，总是处于连续嬗变、不断发展的进程之中。不同的时代，传统与现代的内涵和外延差异很大。今天的传统文化，可以被看作是古人对于更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而今天的现代文化有可能成为明天的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形成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五四运动以来包括我们党领导的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厚宽广的思想、感情、语言和艺术资源。这些优秀文化传统深深熔铸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之中，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需要我们百倍珍惜和精心呵护。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深厚根基，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要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敬畏，千万不可轻薄对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在物质富足的同时，人们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回归优秀传统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比如，近年来国学不断升温，一些中小学也开设了古代文化经典课程。国学热的出现说明，虽然经过革命和政治运动，经过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人们自觉地在向先人致敬，向传统寻根。前不久，汉字整形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消息一出，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传统文化涉及到每个人，涉及到当代文化建设的大局，千万不能马虎大意。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敬畏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相反，我们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更好地传承民族精神，同时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传统文化是历代先人创新的结晶，现代文化是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发展。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许多艺术品种中间，我们还是习惯地表现传统文化，像传统戏剧最精彩的折子戏是以传统戏居多，这就有一个创新问题，京剧昆曲都有创新的问题，很多的艺术品种，如果不坚持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都会失去生命力。

 　 （二）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前进的根基，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之所以从未中断过，是因为我们的先人从没有间断对文化的传承，也从没有间断闪耀人类智慧的文化创新。正是在传承和创新中，造就了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绵延不断的中华文化。

　　关于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一方面，应当继续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不断汲取优秀的传统文化来丰富中国现代文化体系。既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也不能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是一个生命整体，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糟粕与精华往往是共生的，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企图将其一分为二，将“优”的一面拿到现代文化中来，将“劣”的一面去掉，是很困难的。这就必须寻找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我认为这是在思想方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有一种说法叫做“划界说”，即划清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体系中起作用的界限和范围。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伦关系、诚信守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方面，特别是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文化”这个观念，天人合一、和谐万方，这在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是具有优势的，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是非常地博大精深的，要让它在这里充分发挥作用。而树立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现代化意识、文化多元化意识等，则要借鉴西方自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其中某些方面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所欠缺的，比如我们常讲到“公仆意识”、 “民本意识”。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时候，我关注到中国古代民主意识的发展，发现我国古代最先进的民主思想，是要为民做主，这与西方的民主意识不同，没有把人民作为主体，而是高居于人民之上的。这种古代最先进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不完全相同。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过程中，必须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其他成果，并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新思想、新话语、新理论等，构建新的话语体系，构建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目前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粗略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这个命题提出来了，但是我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任务，从理论上、学术上、实践上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完善。

　　创新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创新意味着超越，需要有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勇气，需要不断焕发创作激情、增强原创能力；需要勇于追赶时代潮流，去接近、研究、借鉴新的文化现象、文艺现象；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推进文艺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创新，推进文艺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发展；需要大力推动文化创新体系建设，在推动文艺与科技的融合中抢占文艺发展的制高点，提高文艺产品的感染力和传播力。

　　（三）高雅与低俗的关系

　　高雅与低俗是非常难以定义的、难以判定的一对概念。自从有文明以来，雅和俗逐渐成为人类行为的定义域，每个人的行为好像就在雅俗之间往返游弋。大雅大俗、脱雅近俗、雅致粗俗、高雅低俗，此类词汇总穿梭在一定阶层的人们中间。在文化上、艺术上，谈论高雅与低俗的关系，我想有特定的指向，那就是在艺术创作上要遵循艺术规律，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既保持生活的鲜活又不拘泥于生活，作品不能仅诉诸于人的感官，而是要给受众以更持久的影响，把高尚的思想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传递给人们，升华他们的思想和境界。说到高雅与低俗的关系，就不能不说如何判定，这也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从个人偏好来看，雅是人的体验，雅的标准在人这儿。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雅与俗是在不停地转化的。比如京剧、昆曲是高雅艺术，但并不意味着从它们诞生的那天起，就是高雅的，也有一个不断提炼、升华的过程。同一种艺术样式，创作出的作品也不一定都是高雅的，比如话剧是大家公认的高雅艺术，但近几年比较火爆的小剧场话剧，有些剧目也出现了某些低俗化的倾向，比如没有突出的思想主题和人物特征，完全是一个个“段子”的串烧，目的是逗大家乐呵一下。近年来，我们宣传文化部门在如何评判雅与俗的问题上，一直在试图确立一个标准，或者说导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要注意把握好“度”。高雅与低俗，说到底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由谁来主导话语权的问题。主张“高雅说”的精英文化试图确立自己的主导权，规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雅的，什么是俗的。随着个体意识的崛起，人们对权威的崇拜越来越淡化，精英的标准已经很难被大众接受。山寨春晚、山寨百家讲坛的出现，各种形式的“恶搞”，就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解构。这是非常独特的文艺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寻找破解它的正确途径。

　　我个人认为，高雅与低俗并存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文化的多元性赋予人民选择的空间，而自主选择恰恰是权利赖以生存的前提。我们不能强迫老百姓必须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这是不现实的。作为文化管理部门，我们要提倡高雅艺术，但我们也不随意干涉。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形成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既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生动局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鼓励文艺创作和演出既要尊重市场规律，更要尊重艺术规律;既要注重文艺产品的商品属性，更要注重其意识形态属性，不能一味地追随市场而忽略文艺自身审美规律的要求。尽最大努力寻求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辩证统一的艺术创作与生产道路，使得文艺创作和文艺市场互相促进，共同繁荣。

　　努力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不向金钱低头，不搞低俗、媚俗，是坚持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契合点。坚持文艺作品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既是党和人民对文艺作品的要求，也是文艺创作的规律性总结。只有通过优秀作品，我们的文艺创作才能真正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审美需求；才能真正服务于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才能真正团结和鼓舞人民，促进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创造良好的道德风尚和民族精神。

 　 （四）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艺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与如何实现艺术的功能、与如何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息息相关。艺术既有教育、引导人民的功能，又有娱乐、审美功能。过去我们过度重视艺术的教育功能，也就是如何“提高”的问题，而忽视了艺术的娱乐、审美功能，即艺术对人民群众“普及”的重要性。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既受到历史、社会、个人因素的制约又具有可塑性。我经常在周末到公园锻炼，每每最感动的就是看到许多退休职工聚在一起唱歌、跳舞，非常开心，这样的文化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有责任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保障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权益而提供更好的条件。我们对于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引导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更要考虑如何创造条件去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对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引导与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仅不矛盾，而且是“满足”的题中应有之义。着眼“提高”，才能真正地“普及”，而摈弃“提高”的“普及”，势必流于迎合与媚俗，抑或热闹一时，但终归“媚久生厌”。同时，提高不是靠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文化艺术的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来实现的。寓教于乐，寓“提高”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之中，文艺才能在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化艺术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发展性、自主选择性的特点，只有满足这种需求特点，我们的文化艺术才能让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也才能实现文化艺术作品的功能。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进入了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期。我们要利用这个契机，发挥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重要作用，创作生产更多体现时代精神、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文化服务。

　　（五）引领与包容的关系

　　文化建设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确立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关系到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与方向，关系到我们党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引领多样化文化的发展，是我们党关于文化建设的一贯思想，有其贯彻始终的连续性。

　　当前，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多样化共存，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用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文化，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有人担心强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会造成文化专制主义，会影响艺术繁荣，会影响我们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文化成果。我想这种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照搬照抄马列的教条，更不是要回到过去，那是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解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指导思想”，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各种艺术实践，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结合中国实际、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指导艺术实践。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求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不断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反对僵化保守。因此，我们提出在文艺创作方面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只会有利于我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包容的胸怀，去学习、去吸收、去借鉴。

　　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提升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品质，有效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几方面的精神，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先进的因素，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中的普遍精神与当下的人民群众的诉求，这些都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汲取养料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单纯对马克思主义逻辑演绎、理论推导的结果，而是要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从把握时代的特点、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概括、提炼、总结，所以它的思想来源也是多样的。要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要从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中汲取养料，寻找到能够统一思想、成为共同思想基础、共同行为规范和民族精神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要以一统多、以一导多、以一带多、以多促一、以多补一，要以主流的价值取向引导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努力造就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价值认同感。处理一元化与多样化的关系，要防止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偏差，既要防止“去意识形态化”，又要防止“唯意识形态化”，更不能“泛意识形态化”；既不能用多样化冲击指导思想一元化，也不能借口一元化来“纯洁文化”。要把主导和多样统一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主导并不是强求一律，多样不等于听之任之、放弃导向。要在包容多样中立主导，在尊重差异中谋共识，在交流交融中一以贯之，形成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生动局面。

　　我国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发展趋势。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发展的标志应该是百花齐放、多姿多彩。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适应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规律，提倡什么，赞成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引导什么，反对什么，抵制什么，都要十分谨慎认真地对待，切不可简单化，非此即彼，非白即黑。文化发展必须适应社会多样化的客观现实，不断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创造不同品种、样式、载体和风格的文化，满足社会各类群体、各个层次的文化需求，给有益的、健康的、流行的、时尚的文化以发展的空间。在丰富多彩的题材中贯穿主旋律、弘扬主旋律，以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的多样化和广泛性来表现主旋律、弘扬主旋律，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六）开放与防范的关系

　　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不可能单独发展和独立存在，不同文化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向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学习，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大。世界文化“西强我弱”的整体格局没有改变，西方有些强国仍然在推行文化霸权，力图迫使我们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洋节”也在中国流行起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面貌和特征。因此，如何处理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引进来与走出去、守得住的关系，如何在扩大开放中防范外来腐朽文化入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处理开放与防范的关系时，我们要对中华文化充满自信。既要摒弃民族虚无主义，摒弃那种妄自菲薄、食洋不化，甚至全盘西化、仰洋人鼻息、挟洋以自重的错误文化观念，有一些艺术品在国外被炒成“天价”，然后就自以为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这是极不科学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西方的某些势力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人为炒作的结果，我们的标准是在社会实践中广大人民群众对它的判定和评价。同时，又要防止坐井观天、盲目自大、孤芳自赏、排外惧外、封闭保守的狭隘民族主义文化观念。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必须继承弘扬民族文化，必须保持和突出我们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特性。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目的也是为我们中华文化的创新汲取养料，更好地保持和弘扬我们文化的中国特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百花园中成为盛开的奇葩，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多样性是世界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坚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努力保持民族文化自身的独特性，也是我们在国际文化领域中进行竞争和交锋的有力武器。一旦我们民族的文化特性被同化掉了，那就没有民族的独立自主可言了。

　　我们的文化建设又必须顺应全球化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时代潮流，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和眼界“引进来”，勇于和善于吸收、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要认真处理好“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定律和“适应受众的思维方式、欣赏习惯、接受能力和语言特点”这一跨文化传播规律的辩证关系，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亲和力、说服力和导向力。传播中华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都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两者不可偏废。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才能够构筑强有力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搭建与世界各国人民沟通、理解、信任的桥梁，让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经济发展需要文化来支撑。在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既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道德基础，同时本身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能产生社会效益，也能产生经济效益，而如何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二者既有谁先谁后的问题，也就是冲突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一面。

　　文学艺术创作和生产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精神产品创作与生产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产品又有一般商品的属性，要遵循价值规律。两个效益如何统一？质量是必要前提，市场是基本途径。人们通过市场满足文化需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购买的人越多，社会效益就越广泛，经济效益也就越好。没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就是空的。比如，我们一些作品把领导当成基本观众，把评奖当成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这样的作品没有观众，经济效益无从谈起，更别说社会效益。我们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不是否认经济效益，而是要通过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努力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如果不讲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最终也无从谈起。过去一些同志常认为主旋律的艺术作品不可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最近的实践也打破了这种观念，《建国大业》这样的主旋律影片上映3周就创造了3亿多元的票房。事实证明，好的主旋律作品既能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同样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生产中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准则。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文艺创作的队伍建设问题。任何一项事业都要靠人、靠队伍来做，文艺创作更是如此，一支充满活力的、才华横溢的创作队伍是繁荣文艺创作的主力军。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文艺创作队伍的建设。我们现在文艺创作队伍有些青黄不接的现象，当然我们也看到不断涌现出一大批新锐。毛主席说过，思想观念变化了，人才就在眼前。我们有时候担心年轻人比如“80后”、“90后”与我们差异很大，担心他们能不能继承传统、扛起旗帜、继续前辈开辟的道路。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总比一代强。这是历史的规律，后来人比我们拥有更优越的条件和环境。对于年轻人我们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对于艺术创作队伍建设，我们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现有的艺术人才要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来激发他们的创作活力、创作热情，包括老艺术家和几代文艺创作队伍，要使“老树发新芽”。创造更好的条件、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创造更加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这是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首先要做好的事情。二是要重视青年人才队伍培养，要充分地信任青年人，要给他们创造深入生活的条件、提高综合素养的条件和深入艺术实践的条件，要给他们提供平台和舞台，让他们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中间成才。三是要大胆地引进人才，充实创作队伍。我们不仅要重视文艺创作的专业队伍的建设，同时也要加强群众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文艺作品服务的主体，同时也是文艺创作本体的主体。我们要面向基层、重心下移，搞好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在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中会涌现出大量的真正来自于人民、来自于民间的、有浓厚生活气息、充满时代气息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量艺术作品和艺术人才。要善于发现这些人才，培养出一支宏大的群众性的创作队伍。专群结合，这样我们的艺术创作队伍才会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且人才队伍建设不仅仅是指作家艺术家，对于各种门类、艺术创作和生产各个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培养都要高度重视。

　　同志们，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正在演绎的当代中国历史为我们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丰厚土壤。旌旗猎猎、鼓角争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呼唤一切有作为的作家艺术家无怨无悔地为我们的崇高事业而献身，就像恩格斯论及文艺复兴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的的确确产生了许多巨人的时代。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握时势，珍惜机遇，迎难而上，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创作动力，创作出一大批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