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脚蟹 海底怎么抓:文革十年风尚趣谈

文革十年风尚趣谈

尽管刚刚过去了20多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实在不能算是一段漫长的时光——今天的青年一代恐怕已经很难想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父兄辈真实的生存状态了。

　　1966年5月25日，一个名叫聂元梓的人在北京大学张贴了一份名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意见书，措辞激烈地指责以上三人“压制群众革命”“破坏文化革命”，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份后来被称作“大字报”的东西，竟将当代中国拖入一场长达十年的噩梦。

　　后来的人们在描述这场噩梦的时候，通常使用三句话、12个字：

　　十年文革，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那是中国百年史中狂热的政治理念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结合得最为紧密、最为彻底的一段时期，它不仅控制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还渗入了每个个体生命的灵魂深处，浸染着人们生活中每一个最细微的部分。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清洗，则成了那个时代里惟一的主题：大批文化人和老干部被赶往“五·七”干校，接受无休无止的批判和思想改造；一切曾经神圣和庄严的东西都统统成为了必须被打倒、批臭的“毒草”……

　　在一个丧失理智和人性的狂热年代里，愚昧与暴行是没有边界的。从战功赫赫的将军、元帅，到胸怀韬略的国务院副总理甚至堂堂的国家主席，在一片片如森林一样举起的手臂和震天动地的口号面前，都在劫难逃。彭德怀、贺龙、陶铸、刘少奇等人相继被迫害致死；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同样被批、被斗、被贬、被下放……

　　栋梁失而大厦将倾。全国上下乱字当头，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俱成革命战场。工农业生产严重倒退，国民经济一派死气沉沉。

　　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并不能阻止人们盲目的政治激情和不断上升的斗争欲望；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因为营养不良而日渐消瘦，但他们的神经却能够长时间地保持在亢奋状态棗那实在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特异景观。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但中国的局势未有任何改变，因为“四人帮”继续进行着而且是变本加厉地进行着祸国殃民、篡党夺权的罪恶勾当。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被逮捕。而中国也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婚姻——不谈爱情

　　60年代末，有一副结婚的对联是这样写的：

　革命伴侣红花并蒂相映美 /阶级战友海燕双飞试比高

　　据说贴这副对联的新婚夫妻必须双方都是工人或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如果僭越，便会获罪。

　　在整个“文革”十年中，婚姻中男欢女爱的感情成分完全被阶级斗争所淹没。“亲不亲，线上分”——阶级不合，观点、路线有异，夫妻便会反目，便会互相斗争，互相揭发，一个小家庭，也要严格地划清界线。世纪末的人们当然很难理解那样一种奇怪的情形，但那确实曾经是那个时代里的婚姻时尚：革命与斗争。

　　要革命，讲斗争，便不能谈情说爱，不能搞“资产阶级”那一套。

　　文革中创办的《朝霞》丛刊，是江青集团操纵的重要舆论工具。刊址在上海，刊物发行全国，最能传达出典型的“时代精神”。丛刊上刊登的一部中篇小说《战地春秋》中，有一段涉及“爱情”的描述，摘录如下：

　　“大钻机即将开钻的时候，韩珍（注：女共产党员、工程师）和王大成（注：钳工，文革中入党并结合进指挥部当干部）站在一起。方也平（注：革命干部）和梁辉（注：革命干部）边看边商量工作，韩珍对王大成说：'这是一对多么美好的老战友啊！’

　　王大成回答说：'对，我很羡慕这样的战友。’

　　韩珍水晶似的眼睛瞧着王大成，毫不掩饰地说：'大成同志！你看我们能成为好战友吗？如果我能有你这样的战友永远在一起，是会很高兴的。’

　　王大成呆了一呆，心里突地清醒过来，激动地红着脸说：'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会感到很幸福的。’

　　韩珍一听，格格地笑了。

　　在他们周围的人，完全听清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但谁也没有理解他们谈话的真实内容。当然，我们的读者是完全能理解的，这是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建立共同感情的特殊的新方式吧？”

　　在整个文革时代，社会舆论否定“男女情爱”，甚至抹煞两性区别。把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阶级关系”、“铁姑娘队”、“女子采油队”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服饰混淆，试图用政治观念图解两性间的关系。

　　被扼杀的男女情爱后来在知青群落中慢慢苏醒，其标志是爱情歌曲与爱情诗的流行。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西双版纳的孟腊有一首歌被广为传唱：

　　孟腊的山来景洪的水，

大沙河流水清悠悠，

　　我坐拖拉机回连队，

　　小妹在家中等阿哥。

　　长长的辫儿红红的脸，

　　小妹的秋波张过来，

　　可惜阿哥是近视眼，

　　小妹的秋波没看见。

　　这首歌既纯真、质朴，而且也不乏活泼、俏皮。同时由于这些爱情歌曲诞生在特定动荡的生活环境里，人们聚散离合，全不由己，所以，也就带有一种凄婉、曲折与哀愁：

　　“挂着两颗伤心的泪/我独自徘徊/你可知道我在为谁流泪？”——《伤心的泪》

　　“请你忘记我/分别不是我的错/请你不要恨我/恨我你会难过。”——《请你忘记我》

　　从1969年以后，传唱爱情歌曲、传抄爱情诗歌一直都是知青群落中的时尚。当然，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也只能是知青群落中的时尚，而且是秘密的。

　　“文革”时期“情爱”是禁区，却不妨碍男婚女嫁。只是，那个时候人们谈婚论嫁时，首要的标准是看出身，看成份。工人和贫下中农成份是硬杠杠，共产党员是最佳配偶。地、富、反、坏、右分子或他们的子女，即使男子高大英俊，姑娘貌美如花，也常常俊男娶丑妇，靓女嫁恶夫。虽说不合理，但却是那时的“时尚”。

　时尚之一　　革命婚礼

　　那时城里的人们结婚大都在晚上进行，因为白天得用来干革命工作。基本程序是：新郎、新娘共唱《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两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向家长三鞠躬；新郎、新娘互相鞠躬，也是三次；向来宾敬礼；分发喜糖（当时的硬水果糖是9毛6一斤）；婚宴基本上是没有的，大多是请帮忙的人吃碗面条，面条里须放鸡蛋两只。这是城里的婚礼。

　　在农村，情况稍有不同。

　　唱《东方红》、学语录、向主席像三鞠躬这些程序基本上相同，不同的是，农村是讲究“做席”的。那时候的“席”很简单，买点猪头、猪下水，用圆白菜炖，熬白菜、萝卜时加些肥肉和肉皮，这两样菜往桌上一端，再打上2斤散装白酒，就算是一“席”了，这样的“席”在那时被称作“半荤素酒席”。

　　在农村还讲究“随份子”，最少两毛钱，最多2元钱。出到5毛钱，全家就可以一起吃一顿荤素席。

　　除了随份子，还有送贺礼的。贺礼主要是三大件：脸盆、暖瓶、毛巾或被面。当然，除了这三大件，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城市里，人们的贺礼还有毛主席像章和石膏像。石膏像是毛主席去安源的那种。

　　时尚之二　　定情之物也革命

　　未婚夫妻的定情物也带有浓烈的革命色彩：双方互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

　　除此之外，如果条件允许，女方会买一两斤毛线，织成毛衣送给男方。而男方送给女方则大多是素色手绢和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总要写一些“乘风破浪”“共同进步”之类的革命性言语。

　　如果双方对以上定情物均无异议，且欣然接受，那么一对革命战友便可以从此“比翼高飞”了。

衣——军装“绿”满神州

　　这一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西装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布拉吉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旗袍被说成是封建余孽，花哨一点的服装被斥为“奇装异服”，服装款式渐趋一致。色彩单调，不分男女，不分职业的军装盛行。“文革”开始时，红卫兵们以洗得发白的绿军装为时尚。身着军装，头带军帽，臂带红袖章，腰扎皮带，肩挎“为人民服务”的军用书包，胸配毛主席像章，好不神气！

食——勒紧裤带大干社会主义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为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整个国家面临动荡、内乱的严峻局面，国家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饮食文化方面，粮食供应紧张，虽然1964年以后，各地副食品市场的货源逐渐丰富，限量供应的商品也逐渐减少，但主要的副食品如肉蛋、蔬菜等仍按计划限量，各地仍然继续执行计划分配供应。

住——“干打垒”或大杂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建筑工程部被解散，大批建筑设计材料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销毁；宝贵的建筑材料，包括高质量的钢筋水泥、大理石，被用来建造领袖像、“忠字碑”、“万岁馆”，难以再顾及民宅建设，一般的普通民居提倡采取所谓“干打垒”的方式建造。

　　“干打垒”是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精神的体现，表明宁可身居陋室，也要为国家多出石油的志气。但“文革”开始后，全国学大庆，不适当地将它应用于民居的建设，各地建起一批建筑标准很低的的简易住宅楼。其特点是居住面积小，空间局促，屋顶矮，墙壁薄。“文革”时期，住宅建设面积少不说，质量还相当低劣，许多民宅是用“干打垒”的方式建造的。

　　由于十年动乱，加上50～60年代有一段时间对民宅建设不重视，延续到70年代末，解放已经30年，全国3400个城镇新建住宅的建筑面积仅4.93亿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面积仅3.6平方米。大多数家庭，父母与子女住在一间屋子里，三代人、四代人同居一室是常见现象。现在的中年人，如果问他当时的感受，大多数人会有两个回答：婚后无房，与父母同住；或者：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

　　到70年代末，全国城镇住宅面积约40亿平方米，其中解放后新建的仅占百分之十几，就是说，当时全国城市绝大部分人住的是解放前的房子，陈旧不堪，杂乱无章。再加上50年代盲目鼓励生育，70年代进入生育高峰，子女多了住不下，院子里搭出个坯间，或者盖间小厨房，腾出原来的厨房住人，能想的法子都想到了。于是，迫于人口与住房的矛盾，大杂院出现了。大杂院里通常住着10多户甚至更多的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有些是不分男女的，很不方便。华北的四合院、江南水乡的秀丽庭院，能保持原貌的不多了，大部分成了大杂院。其实大杂院在过去就有不少，只是没有这一时期那么普遍。

行——火车“大串联”

　　“文革”十年浩劫，对交通业是极大的摧残，许多在建项目都停止了。但中国毕竟已经步入了20世纪60年代，不可能再倒退到肩挑手提、毛驴马车的时代。交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铁路更是命脉中的命脉，哪怕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也必须保持铁路的畅通。1966～1967年的全国学生“大串联”，就是靠铁路承担主要运输任务的。因此“文革”时期交通业特别是铁路仍在发展。在最繁忙的京沪线上，1968年12月29日，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正式通车。大桥的铁路桥长6700多米，公路桥长4500米。江中正桥下层铺设双轨，两列列车可以同时对开；上层公路桥宽19.5米，可以并列行驶4辆大型卡车。这是横跨长江的桥身最长、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桥。

　　为开发西部地区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战备的考虑，加强了西南、西北的铁路建设。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北起成都，南抵昆明，全长1085公里，共修隧道427座，架桥653座，凿穿和连接了几百座大山。1975年7月1日，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棗宝成铁路建成并全线通车，全长676公里，实行电气化后，运载能力增加一倍，投资仅为建设一条新线的10％。

　　花　絮

　滦河新桥是我国第一座抗高强度地震公路桥，全长9800米，有24桥孔。1976年10月开工，1978年11月建成，总投资1194万元。该桥抗震强度按10度设计，也是我国第一次尝试建造此类桥。

音乐——狂热而真诚的旋律

　　“文革”初期，红卫兵歌曲、大型组歌和语录歌、颂歌构成了狂热的歌潮。虽然“左”得一塌糊涂，但很多作品情感仍然是真诚感人的。最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这一首：“彩灯把蓝色的大海照亮，幸福的喜讯传遍了万里海疆。海军战士见到了毛主席，颗颗红心像葵花向您开放……”

　　林彪集团覆灭，中国获得短暂的生机，歌曲创作虽然没有能够扭转“左”的大方向，但开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最典型的是《北京颂歌》和一首难得的为花腔女高音所作的艺术歌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此外，还有《桥工想念毛主席》《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天安门前留个影》……

　　必须提到的是“样板戏”，一花独放的背景是这些现代京戏中的大量唱段构成了“文革”时期大众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虽然受到了“四人帮”极“左”的控制和影响，但很多作品在艺术上仍然具有很高的水准。传统京剧唱腔曲调向歌曲化方向发展，现在对于京剧的发展也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此外，我们可以提到钢琴协奏曲《黄河》，它已经成为一部很重要的钢琴文献。交响音乐《沙家浜》也是大型声乐作品创作中有意义的探索，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是非常具有演出效果的作品，彭修文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曲《乱云飞》是大型民族乐队作品中的佳作。

　　“文革”中另一个特殊的歌曲现象是知青创作歌曲，其中最著名的有《南京之歌》《从北京到延安》《锁链》等，这些作品是典型的地下作品，带有强烈的亚文化色彩，由这些歌曲和《外国民歌200首》以及朝鲜电影歌曲、阿尔巴尼亚电影歌曲、民歌小调构成了带有“地下”色彩的知青音乐文化和都市青年音乐文化的主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中主人公“居然也弹吉他”，竟然造成了中国大规模的吉他普及，成了日后流行音乐兴起的潜在基础。

美术——画笔涂满政治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美术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世界其他民族的绘画都被批判为“封、资、修”，被捣毁、封存；另一方面，年画、宣传画、漫画等通俗类美术则作为政治宣传工具而风行了十年画坛。

　　“文革”初，红卫兵是运动的主体，也是美术创作的主力军，形成了所谓的“红卫兵美术”。面目严峻、胳膊粗壮、手持巨大的毛笔或钢笔作刀枪，愤怒声讨“资产阶级司令部”是“红卫兵美术”的主要形象和题材。同时，高大、光亮的领袖像也像“圣像”一样被临摹，在群众中广为敬奉。

　　1968年第9期的《人民画报》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在江青同志关怀和支持下，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诞生了！……它受到了我国亿万革命人民的热烈赞扬。”它成为当时的“样板画”。“作者采用了均衡对称的构图，把毛主席的形象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摒弃了琐碎的背景描写，衬以风云滚滚的辽阔天空，有力地表现了天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迎接革命风暴的英雄气概。”这幅画的印刷品传遍了祖国大地，人们被组织起来，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请”进这幅“宝像”。据说，梵蒂冈教堂也将它复制而作为神像悬挂起来。

　　“文革”后期，这场革命运动的主体已由工、农、兵来担当，“工农兵美术”也因此产生。它将所有绘画的风格都根据中国的民间绘画传统而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年画式”的美术样式，这当然是为了更适应工、农、兵的审美习惯。虽然工农兵美术已有别于红卫兵美术的夸张造型，但作为革命文艺，它们又都源于样板戏的程式化。在工农兵美术中的形象，善与恶、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都被极端而截然地划开，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眼就可以看出，正面人物总是“红、光、亮、大、近”，反面人物则“黑、灰、暗、小、远”。这种美术遍布所有角落，用它来教育大众，不仅擦亮了他们的眼睛，也创造了一种审美时尚。狂热的人们已经不会把幽花、野草、朗月、闲云等看作是美的，而红色的、革命的、激昂的、热烈的形象与形式才最能刺激起他们的审美快感。人们已经认可了这样的作品：画领袖像必须要画上红旗、太阳，画学习必须要画上红宝书，画工人必须要画上井架、吊车，画农民必须要画上大寨田，画战士必须要画上风雪哨所。在表现手法上，人物是戏剧化的动作和千人一面的微笑或愤怒，画家与画家重复，作品与作品重复，个性已经消解在革命性之中。户县农民画就是在工农兵美术中涌现出的一个奇特美术现象。

　　“文革”期间最为普遍的大众艺术形式还有漫画。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漫画都伴随着大字报、黑板报而出现，几乎人人都成了漫画的作者。如此众多的专业或业余作者们用漫画参与到一场政治运动中，这可以说是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观。

舞蹈——八亿人民共跳“忠字舞”

　　1966年，中国进入了“文革”。在舞蹈领域里首先就革了中国民间舞蹈之命。所有的民间舞蹈艺术都被打入冷宫，被扣上了“四旧”的大帽子。传统的艺术形式被禁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今天的人很难相信的东西棗“造反舞”和“忠字舞”。

　　“造反舞”是随着当代政治生活中“红卫兵”现象一起出现的。由于那个混乱的年代没有人做过记录，究竟“造反舞”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已经没人知道。有人说它发源于北京的一所中学的文艺爱好者之手。参加了“革命”的学生们为了向大众宣传自己的主张，就采用了“宣传队”的形式在街头巷尾唱歌跳舞。所唱“造反歌”配以“造反舞”，可谓功德圆满。这支舞蹈在“文革”之初的确席卷全国，其中几个基本动作是：挺胸架拳提筋式、托塔顶天立地式、扬臂挥手前进式、握拳曲肘紧跟式、双手高举颂扬式、双手捧心陶醉式、弓步前跨冲锋式、跺脚踢腿登踹式。这八个基本动作，后来被戏称为“八大件”，影响了几乎整整10年的舞蹈表演方式，甚至达到没有“八大件”就不知道该怎么跳舞的程度了。

　　“忠字舞”，是在造反舞之后才流行起来的大众舞蹈，也几乎到了人人必跳的程度。它源自内蒙古的“安代舞”，或许也是内蒙古红卫兵的发明创造。跳的时候，舞者要手牵红色绸巾，唱着“敬爱的……”之类的颂歌，边唱边舞。那个愚昧和荒谬的时代，每天早晨，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学生们到校上课，也首先要跳上一段“忠字舞”，才能开始一天的课程。

　　这场被称作“文化革命”的运动，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摧残是极为严重的。在另一方面，50年代初期被引进的西方芭蕾舞却在这一时期里被行政力量推动着进入一个畸形发展的状态。《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两出芭蕾舞剧，原本是1964年前后创作出来的好作品，这个时候被封为“革命样板戏”。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样板戏的工作展开了。几乎每一所学校，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甚至小学，都有小白毛女、小吴清华、小洪常青们在跳着完全失去了芭蕾舞规范的“芭蕾舞”。这一场出于某种政治主张而发展起来的样板戏普及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人所不太熟悉的芭蕾舞以强大力量推广了。

　　作为一种西方古典宫廷艺术的芭蕾舞，在畸形状态下成为古老中国的最新流行，这是历史的悲剧还是喜剧？

影视——银幕上闪着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人眼里的中国电影，总有一种红彤彤、亮堂堂的感觉。

　　《红灯记》《龙江颂》《沙家浜》《白毛女》《海港》《奇袭白虎团》等几部由“样板戏”改编而成的“样板电影”，《艳阳天》《创业》《杜鹃山》《闪闪的红星》《海霞》《春苗》等几部创作故事片，几乎就是这10年中中国电影产量的全部。几亿人翻来覆去地看着这么不多的几部电影。

　　甚至，这么不多的几部电影，成为“文化大革命”时代许多人惟一的精神食粮。可怜的中国电影观众，把同一部影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能够背诵其中的每一句对白、每一个唱段。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一种可怕的精神贫困。他们不敢追“星”，也无“星”可追：电影中的女性不是像《海港》里的方海珍一样，扮演着“高”“大”“全”的党支部书记角色，就是像《龙江颂》里的江水英一样，不仅是“支书”，还不断批评教育男“大队长”李志田，丝毫找不出一点女性特征。

　　爱情也在中国电影中绝迹。电影里的英雄人物，不是在与敌人或者与错误的思想作斗争，就是在田野里勤奋地劳动，休息的时候再学习毛泽东著作。没有人谈情说爱，谈情说爱是美国电影的事情。

　　阶级斗争，便是此时中国电影的惟一时尚。

戏曲——“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

　　“文革”十年，传统戏曲遭受史无前例的厄运，许多的剧目被当作“毒草”铲除，许多的著名演员被当作“牛鬼蛇神”无情批斗。　　

　　“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是戏曲在此一时期的真实写照。经江青亲自审定的样板戏，早期有京剧《红灯记》《海港》《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沙家浜》，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交响乐《沙家浜》8个，以及后来的京剧《杜鹃山》《龙江颂》《平原作战》《磐石湾》和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被泛指为“八个样板戏”。“文革”中的整整十年，这八个样板戏一直独霸戏曲舞台，而且红遍神州大地。上至中央院团，下至各地县文工团，排演样板戏是十年中不变的任务；或是赶去设计良好的剧场，或是挤在临时搭就的露天舞台下看样榜板戏，则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的共同记忆。

　　在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极度枯竭的情况下，样板戏中的曲调唱词苦中作乐地被全国人民唱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时至今日还被怀旧的人时常唱起，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文学——读者的饥渴与抗争

　　起于1966年而迄乎1976年，长达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文化经历了全面浩劫。在此期间，文学一片荒芜，几乎不存在。

　　此一时期，大批作家遭受批斗，大批作品遭受查禁、销毁，读者们阅读的纯文学作品几近绝迹。惟一活跃在文坛并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作家是浩然，他曾因《艳阳天》成名而深受读者欢迎。“文革”中，他被树为革命样板作家，成为“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中“硕果仅存”的那“一个”，出版《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作品。

　　1976年清明节到来之际，中国人民在十年浩劫中长期积压的怀疑、不满和怨恨情绪，在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总理之机爆发，由人民群众自发创作并传抄的政治诗成为声讨“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锐利武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在写诗、抄诗、朗颂诗，人人在诗的激流中感动、流泪、疾呼、呐喊、思索。人民群众以文学为武器参与政治，其广泛性和影响力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壮丽的景观。

　　花絮

　　《第二次握手》：长篇小说，张扬作，原名《归来》，“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以手抄的方式流行全国。1979年正式出版后，发行430万册之多。

流行语——“革命”的污染

　　十年“文革”给语言造成的冲击可以说是既猛烈又彻底，然而也最短暂。虽然那时的流行词语在当时的生活中和媒体上出现频率之高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多数词语至多也就只有了不到十年的历史。下面这些词语虽然刚刚退出历史舞台20年左右，对当今青年来说却已多数不能辨识了：“忠字舞、支左、站错队、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洋冒进、现反、跳出来、炮打、走资派、捞稻草、文斗、武斗、红代会、揪斗、牛棚、派性、黑后台、黑线人物、横扫、红海洋、红卫兵、红宝书、工宣队、狗崽子、斗私批修、二月逆流、革命小将、大方向、高大全、大树特树、顶峰论、斗批改、大串联、打派仗、打倒一切、雄、样板戏、安亭事件……”。“文革”一方面造成了语言形式的刻板，社会语言学家陈松岑这样描述：“许多文章一开头就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回顾历史就用'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感慨巨大变化就用'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歌颂革命群众就用'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批判敌人则用'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说明任务的艰巨就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文章的结尾则多半是'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或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等”。可惜的是，“文革”带给社会的并不全是这种“文雅”的格式，另一方面，它也极坏地污染了社会语言风气，就连《人民日报》的社论里也为数不少地出现了“牛鬼蛇神”、“一小撮”、“混蛋”、“这简直是放屁”、“砸烂他的狗头”等骂人词语。

　　“文革”时人人都不得不划清自己属于哪个阵营，对敌手可以痛斥为“阶级敌人”、“黑五类”、“小爬虫”、“牛鬼蛇神”，对朋友则是“战友”、“同志”。有趣的是“同志”这个词这时由一个泛尊称变为了一种政治待遇，当你不配再被称作“同志”的时候，就标志着你正当的政治权利已被剥夺，而你也从此没有管别人叫“同志”的资格。随着60年代末期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由工厂习惯带来的“师傅”一词逐渐普及成为被社会广为接受的新的泛尊称，一直延续到80年代。

　　花　絮

　　70年代婚爱流行语：破鞋。野汉子。一帮一，一对红。三转一响。七十六条腿。双眼皮。酒窝。高价姑娘。晚婚晚育。偷情。亲不亲，线上分。家庭妇男。轧马路。秦香莲。陈世美。

休闲——无处不在的奢侈

　　“文革”十年，大批文艺人被赶往“五·七”干校进行思想改造，他们那些曾经倍受欢迎的作品一夜之间成为“毒草”，被禁读、禁演、禁发行；交际舞、民间庙会被视为封资修的玩意坚决取谛；城乡各处的体育娱乐场地变成批斗游行的会所；红卫兵小将到处打烂文物，烧毁经典，破坏古籍和档案……在这样一个颠狂的时代，休闲是无处生存也不可能生存的奢侈。

　　然而渴望愉悦毕竟是生命不可遏制的天性，在阴郁沉重的幕布缝隙间总有点滴春意执拗地绽放：在为数寥寥的几部电影、戏剧中，在破败失修的操场跑道和乡间田埂上，在自制的棋盘，卷边的扑克里，甚至在今日看来滑稽可笑的“忠字舞”，家庭思想碰头会中，都有一些尽管支离破碎但仍然闪烁着温情光芒的记忆永远留在那段特殊历史的深处。

　　记忆之一　　重复中品味难耐的单调

　　在“文革”记忆中最富休闲意味的恐怕就是看样板戏、电影、唱语录歌、跳“忠字舞”。

　　电影与样板戏的情形相似，数量极少，重复放映的次数却惊人，是“文革”年间人们消磨时光的主要方式之一。同一部电影看得次数多了，其中的一些对白就被活学活用到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里：“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黑不溜秋靠边站”、“下吧，下个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马尾巴的功能”……

　　在那个政治统领一切的时代，思想斗争与群众娱乐杂交的另一个怪胎是背语录歌，跳“忠字舞”。在紧张的文件学习、内部批判的间歇，常常会有旋律简洁、节奏明快的歌声在大大小小的会场里响起，这是“文革”年间流行的“语录歌”棗大多是毛主席语录中广为人知的段落谱曲而成。

　　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带着那个时代特殊的火药气息沉积在“文革”年间的记忆里。作为一种变形的娱乐，仍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不少苦涩的欢乐。除了这些被当作“任务”执行的“主流”娱乐，自发零散的体育运动、棋类活动、扑克恐怕就是那个年代人们休闲生活的全部了。

　　记忆之二　　苍白的运动

　　“文革”年间最流行的运动大概要算篮球、乒乓球和单双杠了。乒乓球是50年代盛行起来的群众体育运动，1971年，乒乓球作为外交先锋为中国突破国际政治壁垒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这一运动在群芳凋零的年代得以生存寻到了支撑。专业正规的体育场馆里的球桌虽然被砸烂了，遍布城乡、无以数计的各种土造球台大都还在，大小孩子们的“黄军挎”里也大都有一块已经磨光了胶粒的或者干脆就是木板削成的球拍，在那些无学可上的日子里，土球台旁的捉对厮杀大概是许多人心中难忘的欢畅记忆。

　　除乒乓球外，彼时流行的运动还有篮球和单、双杠。一般单位的空场地上都会有那么一副篮球架和几副单、双杠。尽管篮板上的油漆早已剥落，篮筐上也大都没有了篮网只剩下两只光秃秃的铁圈，乡村里的球架甚至常常只是安在大队部后墙上的一只孤零零的篮筐，却也并不妨碍三五结伙的人聚在这里龙腾虎跃一番。城市里条件好的学校和机关里有些正规的单、双杠。清晨或傍晚，常常有年轻的小伙子们在这些铁家伙上灵巧地翻飞，招引着一群孩子羡慕地模仿，在旁边小号的杠上爬上爬下。

　　另外，留在那个时代的休闲记忆里的还有老少皆宜的下棋、打扑克，孩子们的弹弓、玻璃弹子、香烟盒、抓骨头、沙袋和橡皮筋。象棋、军棋、跳棋是彼时棋类运动的三大件，买棋时带来的那纸棋盘早玩烂了，所以大多数棋主都有一张画在硬纸板或者干脆是薄木板上的坚硬棋盘，傍晚时分，路边灯下静悄悄的厮杀就是那个时代独特的夜生活景观之一。孩子们的游戏要海阔天空得多，自制的弹弓打鸟，用四处收集的香烟盒、玻璃弹子趴在地上斗勇，两三块碎布缝就的沙袋，旧轮胎剪成的橡皮筋能让他们疯得浑身是汗，直到父母在暮色之中再三地喊着“小三!小四!吃饭!”

百年休闲的记忆中，“文革”10年的袋子无疑是最干瘪的，但仍有活力与渴望的跳跃，闪动，尽管它们是那么苍白、稀薄。由此我们不得不再次叹服于生命的坚韧和顽强。除非死亡，恐怕没有什么灾难能将生命的欢乐真正地窒息。

《中国青年》1999年12月号——百年时尚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