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大事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8 20:35:20

文革十年大事记

 

1966

 

毛泽东于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现在被广泛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它导致工业全面瘫痪,刚有起色的中国经济陷入混乱。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多为饿死。这一事件使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受到极大打击,并被迫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作出检讨。

  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认为彭德怀的意见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中国共产党进攻。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其支持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并被列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官员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63年2月四清运动开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歧见逐步公开化。

1959年至1961年间,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大跃进运动等政策失误,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中国官方称非正常死亡一千五百万人,四千余万人口减少。但很多海外学者认为则非正常死亡数字可能超过五千万。毛泽东随后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党总书记邓小平开始执掌经济。

1963年2月,农村开展“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四清运动。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应整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即“地富反坏右”,毛刘矛盾逐步公开化。随后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

1965年11月,在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抨击它影射彭德怀事件,是为庐山会议中被撤职的彭德怀抱不平,但其矛头真正指向的是北京市长彭真及其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1966

 

1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的神化。

1月28日,中共中央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

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4月5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了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6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3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2月4日,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由刘志坚、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参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江青首次系统地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以此为基础整理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3次修改后,于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发出以前,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

2月19日,毛泽东指出,中国要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2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

3月4日,贵昆铁路比原计划提前9个月接轨。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但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在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很快战胜了困难,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又反映了林彪和江青的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早在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林彪就大肆吹捧江青,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而江青则说,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5月3日,我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了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了。

5月18日,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在寓所服药自尽。

5月23日,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中南海一间书房内含冤自尽。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于6月1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

6月3日,中共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同日,北京市委亦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6月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7月2日,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23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25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月,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16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8月2日,中央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顾问,排名在康生之前。

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此文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代表,8月17日又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县、团级。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文件内容共分为十六条,因此又简称为“十六条”。文件充分肯定了已在全国全面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明确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18日,北京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

8月24日,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含冤去逝。

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

8月31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50多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林彪在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颂词。

9月3日,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在其上海寓所内双双自缢身亡。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9月15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毛主席的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说,老三篇最容易懂,但最不容易作到。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自此,学习、背诵老三篇风靡全国。

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17周年大游行,毛泽东检阅了包括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在内的150万游行大军。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10月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五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多万名进京串联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10月8日,我国制成第一批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从12月开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0月15日,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11月3号,毛泽东和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第六次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11月9日,上海工人造反派召开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被推举为5人主席团成员。为争取得到上海市委的承认,王洪文鼓动群众卧轨拦火车,制造了安亭事件。

11月10日至11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七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刘振忠、张立才以伊林"涤西为笔名,在清华大学贴出了一张名为《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对林彪当时的一些言论提出质疑。二人随后遭到造反派的批斗,12月20日被公安机关逮捕,1968年9月被释放。

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一致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10条》。

11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在北京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250多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

12月5日,北京市十几所中学的老红卫兵(即最早的红卫兵)宣布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成员多数是父母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子女。1967年初,公安部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有130多人被投入监狱。后被毛泽东亲令释放。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12月18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指挥、控制下,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

12月23日,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2月25日,北京清华大学五千余人在蒯大富等人的带领下,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首次在社会上公开宣称要打倒刘少奇。

12月26日,曾任毛泽东秘书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在广州服药自尽。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1967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1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1月5日,我国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自给自足,勘、采、炼技术登上世界高峰。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16日,我国第一台载重150吨中型平板车造成。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样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4月15日,春季广交会开幕。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7月7日,全国夏粮丰收,比去年增长一成。

7月20日,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7月26日,我国第一台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8月7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致使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同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所谓“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所谓“走资派”。

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的党羽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4人组成,吴法宪负责。

10月5日,我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10月15日,我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讲话中着重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的谈话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50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的党的建设的要求。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11月15日,广交会开幕。

11月29日,我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968

 

1月8号,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

1月11号,《人民日报》发表《“自由市场”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

2月23日,我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4月15日,根治淮北平原涝灾的大型水利工程——新汴河工程开工。

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整错了一大批人。

6月20日,我国夏粮丰收。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24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止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8月18日,我国早稻丰收。

8月23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37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27日,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经康生修改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9月3日,我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经历了20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1967年比上年下降9.9%,1968年比上年再降4.7%。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3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

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到总数的71%。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场“革命大批判”的许多文章是林彪、江青等人授意写成的。他们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办法,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1月20日,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下水。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12月25日,富春江大型水电站建成发电。

12月28日,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米。这是目前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很多党和非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