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泣5中文版百度网盘:关于元祐党人碑的信件来往

关于元祐党人碑的信件来往

慕羲先生:

来信收悉,知贵恙已康复,很高兴.你真不必化如许精力给玉荣和我写这样一封复信.我一再说过纤毫也没有怀疑什么隐姓埋名之说,也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不敬的想法.至于也推论一些隐姓埋名的原由,只是为打开思路,扩大视野,为帮助贵支寻找连接点而矣.我把玉荣介绍给你,也是本着这个想法,认为凭着他熟悉永州各支秦氏,或能有所帮助.而以玉荣来说,尽管表示从此置身事外,不再管闲事.实际上也还是在关心着.我之所以转发此信,就因为玉荣在这封信里发现了洞庭谱中有庭字辈.然而我们又没有把这线索告诉你,原因是我排了世系,把这线索否定了.

在贵支老谱读到:"而以前世系不传者,盖宋既南渡,辽,金,元相侵于其世,凡学士大夫皆侧身修行,不愿以姓字流传致祸耳".就更加引起我关于而后的现实政治原因的判断.以亡宋国戚之贵,难道不会对元初的残酷统治小心提防么?

" 11世庭寿公"当是个时间概念.可以理解为毗陵11世,也可以理解为迁移过程某个点为起点的11世.

以洞庭支相关者推.孝义公是洞庭4世(毗陵8世).冥秀公是洞庭8世(毗陵12世).供参考.

洞庭书耿 9/29

书耿先生、玉荣先生：

你们好！

李清照词：“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日前降温，偶感风寒数日。今日天气回暖，精神尚可。

这件事得从头说起。

1993年冬，堂弟船宝、代富、堂侄肇忠等，到我三姐（诸葛母）家，商议修家谱之事，并公推我主其事，他们负责收集人员名单。

1947年先君着手第四次修增家谱时，我已知少游公是我们的远祖，也略知“元祐党争”之事。94年接手修谱之后，我到深圳图书馆查找《宋史》中《秦观传》，想查清“元祐党争”的详情。但《秦观传》只有短短的315字，未提及“党人碑”之事，更未提及南宋建炎四年（1130）昭雪及追赠龙图阁直学士之事。 

1988年4月26日，我去桂林月牙山龙隐岩参观“元祐党籍碑”时，在桂海碑林管理处工作的友人何恒光先生赠我一本《元祐党籍碑资料》（以后称为资料）。看了之后才知道“党人碑”不是秦观等人遭贬、流放时就有的，而是少游公故去二年之后的崇宁元年（1102），蔡京为相时，为把持朝政而制造的一个更凶残的冤案，不但对“党人”重新迫害，更扩大打击到他们的父兄子弟。不但在端礼门立“元祐党籍碑”，还镂版颁降天下（我已把本书的第四部分扫描，作为附件传送给先生）。但也到此为止，徽宗并未为“党人”昭雪（平凡）。为此，在我新修谱打印前，我重新改写了部分章节。

2002年新修谱定稿之后，打印了十本分发给各支族人保存。我只是在清明祭祖当天告诉族人：我们的远祖是宋贤少游秦观公，希望族人以少游公为楷模，多读书，为家族和国家作贡献。

因避《党籍碑》之嫌而隐姓埋名，不是我们家谱的原文，而是我看了资料后做的推论（请参看附件）。我的理由是：

一、当初崇宁元年（1102）在端礼门立碑并镂版颁降天下，就是通报全国：“碑上的人都是朝廷定的钦犯。”二十八年之后的建炎四年（1130）昭雪“党人”时，极有可能只发文给“党人”家属和地方政府，并未昭告天下，所以宋史《秦观传》中只提到：“徽宗立，复宣德郎。”把蔡京重新给党人加罪之事一笔抹去，这种写史笔法是史官掩盖了宋徽宗的昏庸和蔡京祸国殃民的罪行。而且，在当时，龙图阁直学士只不过是一个七品官，并非朝廷重臣，“朝廷”是不会昭告天下，广为宣传的。

二、 再说，当时家中人接到昭雪文书时，不一定在全家族中宣读，而即使宣读过“圣旨”，经过七、八代人之后，也不一定每一个后人都清楚事件的全过程，也许不知道有此事，所以迁到外省的后人也不一定对“昭雪”之事有印象。

三、我个人的感受：

何恒光先生带着我参观“元祐党籍碑”后，我决定把这块碑拍照下来。就在我打开三脚架、安装照相机时，一位年约六十的老者带着十多岁的男孩也来参观碑林。男孩听到我们的谈话，就问祖父：“爷爷，碑上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没想到那老者竟然回答说：“他们反对当时的政府，被判为罪人。”在20世纪末的现代文化已经很发达的时代，竟然还有这样种观点，那么在明、清年代，这种观点恐怕更加浓厚，所谓“人言可畏”、“口水会淹死人”就是这个道理。

“元祐党籍碑”虽然在崇宁五年（1106）被毁，但“党人”中官职为宰相的梁焘之曾孙梁律为了不让后世人忘记这一大冤案，与庆元四年（1130）又在桂林龙隐岩重刻了这块碑，宁宗嘉定四年（1211）沈千的曾孙沈暐又在广西的容县重刻了一块“元祐党籍碑”。“元祐党籍碑”在宋以后，只有广西桂林和容县两地有，全国其他城市都没有，而且，只有桂林龙隐岩里的这一块最完整。所以只有外迁到桂林的秦氏，才会对此碑感受到压力。

不知我的推理是否合符逻辑，请二位先生指教。

我们家在桂林市东乡苓头村，距龙隐岩党籍碑五、六里地。如果我国瑞公和之前的先祖不知道南宋建炎四年（1130）昭雪之事，则龙隐岩的“党人碑”极有可能是他们心中的阴影，会感到有压力，也许是这个原因，庭寿公的兄长庭敞公带了儿孙，离开苓头村，至今尚未找到。

我庭寿公的先人可能是书香门第，自定居苓头村后，就成为了读书的农民，所以，定堂名为“耕余堂”，“耕”以谋生，“读”以明礼。因为明礼，所以不敢数典忘祖，代代相传,我们的远祖是宋贤少游秦观公；因为明礼，更不敢攀龙附凤，把历史上的秦姓名人都列为自己的祖先。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2010年的4月16日，在无锡的祭祖后的宗亲会上，秦保余先生在介绍我们桂林秦氏时说：“他们六百年来代代相传是少游公的后人，加以不攀龙附凤，难能可贵。他们的家谱是真实的。时间太长了，往上找不一定有结果，重要的是，这本谱今后要继续修下去，尽量把失考者的后人找回来。”

我们的家族每代都有读书人，（只是到了晚清，帝国主义侵略，农民更加苦难，读书人渐少）应科举者少，举人有几个，仅我十二世祖伯度公是清嘉庆十四年进士，当年外放河南宝丰县任知县，后升任开封府知府，全家随迁到河南后失考。

我的曾祖父建墉公农忙耕作，农闲教书，后进城教书，这样我家才从农村进了城。

几年前，秦伯益先生曾在桂林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寻找秦观后人，我的堂侄看到启事后，也曾写信与之联络，但也许地址写错或其他原因，没有联系上。但他为什么要来广西寻找，一定有他的想法。

所以，我个人认为，凡事都要亲临其境，才会有自己的感受，就如同文革，经历过的人，记忆犹新；没经历过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专此即颂

文祺！

秦慕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