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步舞比赛冠军视频:以天子为核心的古代六大“文化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7:41:57
以天子为核心的古代六大“性文化圈”
在中国传统上,可以说存在六大“性文化圈”:即皇族“性文化圈”、仕者“性文化圈”、乡绅“性文化圈”、军阀“性文化圈”、江湖“性文化圈”以及平民“性文化圈”。这六大“性文化圈”在男权本位化中, 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造成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
一、皇族“性文化圈”
每年一到选妃子、挑宫娥的时候,便闹得民间鸡犬不宁、怨声载道。
以天子为核心的古代六大“性文化圈”
有一出戏叫《拉郎配》,说的是,朝廷命官府征集宫娥,条件是18岁以下的未婚女子,结果有此类闺女人家,赶紧找婆家完婚,也顾不上什么门当户对。闹到后来,干脆在大街上见到一个人模狗样的男子就拉。在老百姓看来,就是让闺女胡乱配一个瞎子拐子,也比在深宫里最后成为“白头老宫女”为上策。
“聪明”的中国皇帝们为了保障血统的纯洁性,不让后妃宫娥们被外人插一腿子,同时又不耽误享受奴仆的服侍,又订立了残无人性的太监制,把民间征来的小男子们雅称“去势”,俗称“骟割”,弄得男不男、女不女。这也好,为中国增添了特有的“太监文化”,也为历史大闹剧的舞台上,增添了几个像高力士、魏忠贤、安德海、李莲英之类的丑角。
皇帝们自身可以为所欲为,实行“纵欲主义”,而对老百姓却制定了数不尽的清规戒律、礼教伦纲,逼他们遵奉“禁欲主义”。
二、仕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士大夫为首的为皇朝统治服务的整个官宦集团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中国封建的科举制度的确比欧洲中世纪的世袭制度要先进得多。它以开科取仕的办法极大地扩大了统治的阶级基础。它不讲门第贫富,使普通人有机会参与政治。但绝大多数的中选之士,最终不过是在功名利益的引诱下,充当统治者的鹰犬帮凶。中国文人满脑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中国的士大夫都称自己为儒者,然而儒者可分“君子儒”或“小人儒”。每朝每代“君子儒”寥寥无几,而“小人儒”却如过江之鲫。士大夫们常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都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国人都知道“官本位”的效应,权与钱可以转化,有权就有钱。就连好官,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不用说那些一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贪官污吏了。
中国历史上确乎有一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将,然而可惜的是,历代大多数文臣都爱钱,武将都怕死,闹得政治腐败,以致民众造反,外族入侵,藩镇叛逆,中国大半历史都不太平。
对文人来说,人生有两大幸事,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前者保障传宗香火,后者提供功名仕途,从而使财产和权力世代延续不断。
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青楼”乃妓院,“薄幸”为薄情之意;可以说,此诗为杜牧在奢华梦醒后而感悔艳游之作。据《杜牧别传》载,杜牧在扬州每天晚上宿妓,“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者数年”,于是对所遇妓女的美艳十分留恋,便写了传世名作:“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士大夫们大多是一帮具有双重性格和两面嘴脸的矛盾人物。
三、乡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乡绅为主体的某一地方势力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与士大夫阶层不一样,乡绅是旧式私营经济的真正主人,也是这种经济利益的直接获得者。他们知道“钱本位”的效应,最清楚金钱财富的力量,即“越是钱多、越是气粗”为简单而现实的真理。为了钱,他们会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来榨取雇工和佃农,也会用最恶劣狡猾的手段来欺骗顾客和买主,甚至还会以其他各种非经济的法子来牟取暴利。他们也明白钱与权可以转化,有钱也可以有权,如用钱行贿衙门就可换取更大的利益,甚至,可以“捐官”,即花钱买个县太爷的官位来做做,再将权转为钱。
乡绅是中国社会最典型的两面的阶层之一,是道貌岸然与男盗女娼的“完美”结合者。
他们可以动用宗族的权威,以孔孟之道的说教,俨然为地方道德秩序的维护者、判决者和整治者。对他们来说,似乎“万恶淫为首”,有伤风化的两性乱序乃社区第一祸害。为此,他们可以私设公堂,动用私刑,甚至将犯戒者处死。
他们又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幌子下,名正言顺地纳妾娶小,从元配发妻之外的二姨太,可一直排到第几十名姨太太。而所谓正妻的一个最大美德,不仅不能嫉妒,相反还要劝说丈夫以多纳妾为荣。
他们还可以依仗权势,霸占民女,奸淫乡民之妻。
四、军阀“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代表武装割据势力人物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军阀现象是中国有特点的政治文化之一。中国的历史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各朝各代大都以军阀混战开始,又以军阀混战结束。即便是表面江山一统之际,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变相或潜在的军阀。军阀的成分或是分封的皇亲国戚、功臣贵族,或是起义的农民、叛乱的地方乡绅宗族势力、拥兵自重的军头兵酋等等。
除了很少数有雄才大略者,军阀们不用受任何传统规范的约束,其行为方式不像士大夫,也不像通常的乡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像皇帝那般荒淫无度,建立自己的后妃宫娥制度。
古的且不提,就拿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杨森来说,据说此公光“明媒正娶”的姨太太就有数百之多,产下的子嗣当然更高于此数数倍,到底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五、江湖“性文化圈”
江湖是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一。它包括各种“会道门”帮派、地下秘密组织、地痞流氓、游民流寇、犯罪团伙等黑社会势力, 还可能包括以农民起义或革命团体等构成的政治反抗势力。江湖势力有的是正义的,有的是邪恶的,也有的是正义与邪恶相杂,它或因团结互助、或因逃避迫害、或因反抗压迫、或因钱财铤而走险。江湖势力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生意行为。正面一点的可能行侠仗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负面一点的则招摇撞骗、欺小凌弱、打家劫舍、官匪勾结、混迹于黑白两道之间。总起来说,它是一种盲目的破坏力量。
江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服从官方或社会通常认可的既定政治、法律和伦理秩序。它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明显带有犯罪和违法的特点,如拉皮条、仙人跳、调戏奸淫、拐卖妇女、逼良为娼、包办妓业、散播淫乱等等。
六、平民“性文化圈”
平民往往是一个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和既定伦理规范的盲从者和牺牲者。特权阶层在自己当“花和尚”时,却让他们甘当“苦行僧”。他们在性行为和婚姻模式上没有任何特权。在两性关系上,只有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才实行男耕女织、男工女帮的一夫一妻制。他们不像士大夫和乡绅那般伪君子,也不像黑社会分子那般真小人。平民中不安分的一部分,根据社会控制的松紧程度,或许干一些越轨出格的性行为,但受到官府和宗族势力惩罚和迫害的一定首先是他们。
平民不可能成为性观念和性行为方式演变的开路先锋。
三次性偏化
在漫长的封建性文化的禁锢之后,中国现代出现过三次大的所谓性偏化。
第一次“性偏化”主要发生在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期。
当“德先生(Mr.Democracy)”和“赛小姐(Miss Science)”开始闯入中国封闭的社会中时,传统的性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城市的市民尤其是所谓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向往一种个性解放,除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某些诉求外,最重要地表现在两性关系上的自由选择和反封建意识。
在当时,鲁迅的《祝福》和《伤逝》,巴金的《春》、《秋》、《家》以及柔石、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老舍、曹禺、沈雁冰、钱钟书、张恨水、郭沫若、谢冰心等一大批新文豪的作品中可以充分地看到这一点。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和影艺界人士等性观念和性行为开放得惊人,不仅与西方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别的姑且不谈,就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正统经典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出第一次大“性偏化”或“性解放”的端倪。
例如,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好几代人。书中女主人公林道静的心路历程和身世遭遇就明显反映了对传统性文化的强烈叛逆。她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在走投无路决定投海自尽时遇到余永泽的相救,由感激而生情,二人便非婚而同居在一起。后来因志向不同,产生隔阂和冲突,终于分手。林道静在向往抗日救亡中,对学生领袖卢嘉川由崇拜到爱慕,但因后者的牺牲终成遗憾。后来,她又遇上了另一个学生领袖江华,再次堕入爱河。书中专门描写了林道静与江华的“一夜风流”。对这一点,当时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年轻读者们,在崇拜和模仿女主人公的同时,又不禁大为困惑,一个女革命者能像这样“乱搞男女关系”么?
第二次大“性偏化”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和所谓“上山下乡”运动中。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运动使社会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北京
第三次大“性偏化”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十年。
共和国建国以来,“性”乃最大禁区之一。在任何一个单位,若某男某女犯了“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就一辈子甭想翻身了,什么长工资、分房子、职称提升统统泡汤。在“文革”中,要想把一个“走资派”真正斗倒斗臭,最好找出或编出此人男女生活作风问题,简称“搞腐化”。
改革开放使西方文化更加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商业化和搞活经济使人们个人选择和私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空间明显得到松动和扩展。过去一个人所在单位即大家长和终身衣食父母的那种全能性控制逐渐弱化。在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解体,行使个体生产承包制。在城市,许多人转到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或个体买卖。
一位社会学家说得不无道理:一个社会“性开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为在“男权本位主义”的社会里,男性本来相对就是“开放”的。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在上述“性偏化”的重要特征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突出。然而这种地位和作用仍然可以表现正负两个方面:或是真正成为主宰自己“性命运”的主人,或是更丧失自我,比封建时代的“女祖辈前人”更广更深地沦为“性商品”而进入“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