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鬼婚难缠全文阅读免费:如何评价毛泽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5:42:14
说实在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是一两句甚至几本书所能讲完的。在此仅就要点略述一二。中共建政前，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暂且不论，在此仅说说中共建政后，特别是几个重大事件上毛泽东的是非功过。
49年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本着良好的愿望，在中共为夺取政权拼争了28年之久，付出了上千万同志生命的代价，顶着党内“革命的不如不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压力，依然履践自己的民主承诺，与广大民主党派组建联合政府，在首届政府中，各民主党派在政府中所占的比例为：在已经选举产生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党外人士占了3位，占50%；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占了27位，占50%。在政府中，4名副总理中的2名，占50%；15名政务委员中的9名，占60%；4名委员会主任中的2名，占50%；30名部、会、院、署、行正职负责人中的13名，占43%。此外，在63位各部、会、院、署、行副职中，有各界民主人士29位，占46%。由此可见，在政务院各部门中，各界民主人士所占比例最低为43%，最高达60%。特别是最高法院院长也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充分给予了民主党派联合政府下的监督党的地位。这出乎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预料，他们没有想到中共会安排如此众多的党外人士在政务院中担任实职。毛泽东这是何等的气魄和勇气啊，以至为此党内怨声载道。
倡导民主，构建和谐是毛泽东理想化思想的现实体现，他想将中国未来建设成一个联合政府下的执政党与监督党的政体运行架构。然而事情的发展真的如毛泽东所愿吗？随着抗美援朝结束中国步入了和平建设的发展期，在这个和平过渡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滋生出官僚主义作风，为此毛泽东曾多次予以批评，为了更好的对共产党内的官僚作风进行整顿，毛泽东开始要求各民主党派给共产党的各级官员提意见以帮助共产党纠正官僚主义作风，这一本着良好初衷的愿望事实上却被右派们的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的贪欲所粉碎。右派们由初始的反官僚进而发展到反共产党，最后发展到反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差付诸行动颠覆政权了，什么“轮流坐庄”，“共产党占着茅坑不拉屎”，“外行领导内行”等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这一渐进式的性质演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为此他发表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文。我认为毛泽东文章的题目全称应改为《事情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一个良好的初衷彻底的叫右派们给打碎了。难道如此厚待你们的联合政府你们还不满意吗？还要整锅端走？为此，反右的发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右派们的这一反扑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也使其不可避免的受到党内对其理想主义化的幼稚思想的指责，也彻底改变了他今后建构中国政体结构的思路走向，同时也为后来所发生的文革埋下了伏笔。共产党随后的权力集中则是这一右派行为的必然反映，看来由党外监督之路是行不通了，只能是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文革就是这一共产党自己对自己监督的必然结果。
如何看待三年灾害，谁应来为这一灾害负责？三年灾害的发生无论如何都不能全说是“自然”因素的结果，饿死人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饿死多少人没有任何意义，难道饿死一个人就应该了吗？不该死的，饿死一个人都是错误的，但右派们无依据杜撰饿死“5000万”人也是别有用心之举，其目的就是为了尽其所能的妖魔化毛泽东。有些右派恨毛以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逢毛必反。记得有一次我在猫眼看到一篇关于毛泽东打着补丁睡衣的照片，其后的回帖中大多的右右们都说毛是在作秀。看了真是让人生气，只有立场没有是非难道是右右们的处事准则？气愤不过，我就回了一贴：“毛泽东穿了打补丁的睡衣你们说其作秀，若穿了绫罗绸缎你们又会说奢侈，毛泽东岂不要光屁股？若此，你们就又会说淫荡。真不知道毛泽东该如何做你们才能满意”。
扯远了，那么三年灾害的发生到底应有谁负责呢？我们知道，毛泽东54年就退居二线了，具体工作大都是由处于一线的刘担纲，用毛泽东的话说，他去研究哲学去了。有脑子的人只要稍微想一想，一个党的主席连想将文章在北京发表都做不到还要拿到上海去发表，他对一线能有多少掌控力。更何况党内一些宵小看到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已露夕阳之兆，而一线的刘某人正处于朝阳升起之时，故而转投新贵也是自然之事。君不见，一个直接对毛泽东负责的党内大员竟然几年未与党的主席见面，甚至达到阻挠党的主席参加党的会议的程度，逼得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争取参会的权力，可以想见，他的权利有多大？为此，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说，“我过去的最大失误就是大权旁落”。哪有这样的“独裁者”，他能为不是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吗？其原因不值得深思吗？
让我们再看看毛泽东在1959年的一封党内通信是如何说的（由于内容较长，仅简述信中的第一个问题）：“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因此说，三年灾害的责任由毛泽东承担那是不公平的，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右派们为什么不顾事实拼命地妖魔化已经逝去的毛泽东呢？其目的就是为了今天的现实政治需要，妄图使中国再也不能回到过去那个平等的没有剥削压迫、没有毒品娼妓、没有贫富差距、没有腐败堕落的社会里。归其一点，三年灾害，要说有责任，那是整个领导集体的全体责任，退一步讲，那也是在一线的具体负责人的责任。当然，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否认天灾、苏联索债的因素。
最后再来谈谈文革的问题，文革被掌握话语权的主流们定义为十年浩劫，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事实真是这样吗？
首先文革的十年定义我认为就值得商榷，文革的时间长短不能以毛泽东的寿命来决定，难道倘若毛泽东能活10000年，文革岂不也是10000年，岂不荒唐。毛泽东曾说，对党内官僚主义、资产阶级分子用文革的方式七八年再来一次。很明显，毛泽东并不认为他的存在就是文革的延续。我的认为，文革的时间界定应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始，止于复课闹革命。（当然关于此大家还可以商榷）。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则更是无稽之谈。文革期间的具体成就因篇幅原因在此就不予累述，仅大家都知道的两弹一星、激光照排、杂交水稻等就可以说明问题。
文革为什么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毛泽东发现在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的存在，不打倒之，中国就有可能政权改变性质，剥削阶级重新回来，他为此大半生耗尽的心血以及共产党用鲜血完成的事业将赴之东流。这是他绝对不会答应的，他曾说过，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大是大非的事情绝不能妥协。有人曾说，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他于刘争权夺利的结果，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无论是对毛泽东来讲还是刘来说，他们之间的斗争都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两人所代表的路线之争，谁的胜利也就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胜利。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从今天的现实来看更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自上而下的政权改造因各级官僚的阻挠事实已无可能，故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文革运动的展开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是两个意识形态的斗争，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为了防止政权性质发生改变的斗争。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资产阶级当权派胜利了，资本家就回来了，地主就出现了，黄赌毒就泛滥了，贪污腐败就重演了，那和国民党又把共产党推翻了有什么区别？上千万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所以文革就像为保障政权性质不变又打了一次三年解放战争一样重要。所不同的是，文革是确保国家政权性质不变，使其控制在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的手中，三年解放战争是改变国家政权性质，推翻一个腐朽的、没落的、反人民的法西斯政权。为此毛泽东曾说过，“若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上井冈山找红军去”，就是因为毛泽东看到了事情性质的严重性。
有人说文革中武斗死了很多人，毛泽东对此曾专门给周恩来去了一封信：“恩来同志：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知道，改变政权性质，或防止政权性质改变在历朝历代都不是和风细雨的。中国共产党为改变政权性质与国民党打了几十年，那死了多少人，几千万都不止。要知道它比文革为防止政权性质改变所支付的成本大的多。如此可见，文革为防止反人民的“改朝换代”的发生所付出的代价少的多。看任何问题我们都必须看起主流和动机的正确性，我们能因为学生们存在火烧赵家楼痛殴国贼而就否定“五四”运动的进步意义吗？对文革的认识也是一样。特别是看到了今天的现实更显出了它的必要性。
在三年灾害时期，仅毛泽东和周恩来因长期吃野菜而导致全身浮肿，毛泽东听到河南水灾，人民遭难，与卫士相向而泣，这是我所知领袖中的唯一者。总之，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的一切决策的出发点是为普通百姓利益而着想，仅这一点就够了，它足以映射出毛泽东的伟大，它也使任何人都无法否定毛泽东。
49年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本着良好的愿望，在中共为夺取政权拼争了28年之久，付出了上千万同志生命的代价，顶着党内“革命的不如不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压力，依然履践自己的民主承诺，与广大民主党派组建联合政府，在首届政府中，各民主党派在政府中所占的比例为：在已经选举产生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党外人士占了3位，占50%；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占了27位，占50%。在政府中，4名副总理中的2名，占50%；15名政务委员中的9名，占60%；4名委员会主任中的2名，占50%；30名部、会、院、署、行正职负责人中的13名，占43%。此外，在63位各部、会、院、署、行副职中，有各界民主人士29位，占46%。由此可见，在政务院各部门中，各界民主人士所占比例最低为43%，最高达60%。特别是最高法院院长也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充分给予了民主党派联合政府下的监督党的地位。这出乎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预料，他们没有想到中共会安排如此众多的党外人士在政务院中担任实职。毛泽东这是何等的气魄和勇气啊，以至为此党内怨声载道。
倡导民主，构建和谐是毛泽东理想化思想的现实体现，他想将中国未来建设成一个联合政府下的执政党与监督党的政体运行架构。然而事情的发展真的如毛泽东所愿吗？随着抗美援朝结束中国步入了和平建设的发展期，在这个和平过渡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滋生出官僚主义作风，为此毛泽东曾多次予以批评，为了更好的对共产党内的官僚作风进行整顿，毛泽东开始要求各民主党派给共产党的各级官员提意见以帮助共产党纠正官僚主义作风，这一本着良好初衷的愿望事实上却被右派们的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的贪欲所粉碎。右派们由初始的反官僚进而发展到反共产党，最后发展到反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差付诸行动颠覆政权了，什么“轮流坐庄”，“共产党占着茅坑不拉屎”，“外行领导内行”等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这一渐进式的性质演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为此他发表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文。我认为毛泽东文章的题目全称应改为《事情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一个良好的初衷彻底的叫右派们给打碎了。难道如此厚待你们的联合政府你们还不满意吗？还要整锅端走？为此，反右的发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右派们的这一反扑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也使其不可避免的受到党内对其理想主义化的幼稚思想的指责，也彻底改变了他今后建构中国政体结构的思路走向，同时也为后来所发生的文革埋下了伏笔。共产党随后的权力集中则是这一右派行为的必然反映，看来由党外监督之路是行不通了，只能是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文革就是这一共产党自己对自己监督的必然结果。
如何看待三年灾害，谁应来为这一灾害负责？三年灾害的发生无论如何都不能全说是“自然”因素的结果，饿死人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饿死多少人没有任何意义，难道饿死一个人就应该了吗？不该死的，饿死一个人都是错误的，但右派们无依据杜撰饿死“5000万”人也是别有用心之举，其目的就是为了尽其所能的妖魔化毛泽东。有些右派恨毛以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逢毛必反。记得有一次我在猫眼看到一篇关于毛泽东打着补丁睡衣的照片，其后的回帖中大多的右右们都说毛是在作秀。看了真是让人生气，只有立场没有是非难道是右右们的处事准则？气愤不过，我就回了一贴：“毛泽东穿了打补丁的睡衣你们说其作秀，若穿了绫罗绸缎你们又会说奢侈，毛泽东岂不要光屁股？若此，你们就又会说淫荡。真不知道毛泽东该如何做你们才能满意”。
扯远了，那么三年灾害的发生到底应有谁负责呢？我们知道，毛泽东54年就退居二线了，具体工作大都是由处于一线的刘担纲，用毛泽东的话说，他去研究哲学去了。有脑子的人只要稍微想一想，一个党的主席连想将文章在北京发表都做不到还要拿到上海去发表，他对一线能有多少掌控力。更何况党内一些宵小看到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已露夕阳之兆，而一线的刘某人正处于朝阳升起之时，故而转投新贵也是自然之事。君不见，一个直接对毛泽东负责的党内大员竟然几年未与党的主席见面，甚至达到阻挠党的主席参加党的会议的程度，逼得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争取参会的权力，可以想见，他的权利有多大？为此，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说，“我过去的最大失误就是大权旁落”。哪有这样的“独裁者”，他能为不是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吗？其原因不值得深思吗？
让我们再看看毛泽东在1959年的一封党内通信是如何说的（由于内容较长，仅简述信中的第一个问题）：“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因此说，三年灾害的责任由毛泽东承担那是不公平的，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右派们为什么不顾事实拼命地妖魔化已经逝去的毛泽东呢？其目的就是为了今天的现实政治需要，妄图使中国再也不能回到过去那个平等的没有剥削压迫、没有毒品娼妓、没有贫富差距、没有腐败堕落的社会里。归其一点，三年灾害，要说有责任，那是整个领导集体的全体责任，退一步讲，那也是在一线的具体负责人的责任。当然，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否认天灾、苏联索债的因素。
最后再来谈谈文革的问题，文革被掌握话语权的主流们定义为十年浩劫，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事实真是这样吗？
首先文革的十年定义我认为就值得商榷，文革的时间长短不能以毛泽东的寿命来决定，难道倘若毛泽东能活10000年，文革岂不也是10000年，岂不荒唐。毛泽东曾说，对党内官僚主义、资产阶级分子用文革的方式七八年再来一次。很明显，毛泽东并不认为他的存在就是文革的延续。我的认为，文革的时间界定应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始，止于复课闹革命。（当然关于此大家还可以商榷）。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则更是无稽之谈。文革期间的具体成就因篇幅原因在此就不予累述，仅大家都知道的两弹一星、激光照排、杂交水稻等就可以说明问题。
文革为什么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毛泽东发现在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的存在，不打倒之，中国就有可能政权改变性质，剥削阶级重新回来，他为此大半生耗尽的心血以及共产党用鲜血完成的事业将赴之东流。这是他绝对不会答应的，他曾说过，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大是大非的事情绝不能妥协。有人曾说，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他于刘争权夺利的结果，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无论是对毛泽东来讲还是刘来说，他们之间的斗争都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两人所代表的路线之争，谁的胜利也就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胜利。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从今天的现实来看更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自上而下的政权改造因各级官僚的阻挠事实已无可能，故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文革运动的展开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是两个意识形态的斗争，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为了防止政权性质发生改变的斗争。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资产阶级当权派胜利了，资本家就回来了，地主就出现了，黄赌毒就泛滥了，贪污腐败就重演了，那和国民党又把共产党推翻了有什么区别？上千万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所以文革就像为保障政权性质不变又打了一次三年解放战争一样重要。所不同的是，文革是确保国家政权性质不变，使其控制在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的手中，三年解放战争是改变国家政权性质，推翻一个腐朽的、没落的、反人民的法西斯政权。为此毛泽东曾说过，“若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上井冈山找红军去”，就是因为毛泽东看到了事情性质的严重性。
有人说文革中武斗死了很多人，毛泽东对此曾专门给周恩来去了一封信：“恩来同志：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知道，改变政权性质，或防止政权性质改变在历朝历代都不是和风细雨的。中国共产党为改变政权性质与国民党打了几十年，那死了多少人，几千万都不止。要知道它比文革为防止政权性质改变所支付的成本大的多。如此可见，文革为防止反人民的“改朝换代”的发生所付出的代价少的多。看任何问题我们都必须看起主流和动机的正确性，我们能因为学生们存在火烧赵家楼痛殴国贼而就否定“五四”运动的进步意义吗？对文革的认识也是一样。特别是看到了今天的现实更显出了它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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