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评巨人：邓小平如何评价毛泽东？

2011年07月26日 07:31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苏台仁

核心提示：邓小平认为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这是不对的。他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

毛泽东与邓小平（资料图）

文章摘自《邓小平生平全纪录》 作者：苏台仁 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步子进一步加快了。党内外要求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呼声十分强烈。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经验。拨乱就是要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就是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只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功和过，我们党才能真正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因此，对建国三十年来党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关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提出来了。

揭批“四人帮”，我们党从指导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这是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这又是1个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逝世后，全世界都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西方的一些舆论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否定毛”，“非毛化”。

港台的报纸也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国内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也存在着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失误，甚至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也归罪于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

1977年4月，“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即致信党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我们要世世代代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在全会闭幕会上，邓小平有1个讲话，他在第三部分中论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准确”这一提法的含意。他指出，只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完整的(不是零碎的)、准确的(不是随意的)认识，并且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林彪、“四人帮”就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

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展开以后，有人认为这是“砍旗”，邓小平说话了。他在6月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这不是什么“砍旗”，而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即实事求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多同志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问题。党公开地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外国记者谈话，特别指出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人民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更长的时间。他在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他同时指出，“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1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在会上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要对这样1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他提出“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这些问题。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总结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做出不朽的贡献，但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邓小平认为，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拿出1个东西来”，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邓小平说，很显然，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1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1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于6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必须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出总结，必然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1个新的水平。

中共中央对这个讲话十分重视，成立了1个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小组，从6月底开始工作。整个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中央决定这个讲话稿必须提交9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

8月下旬，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讲话的初稿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小组进行了修改，9月1日，修改稿报送中央负责同志。3天后，邓小平再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说，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做的贡献，讲得太弱了。还是要讲在30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报告。小平同志强调：现在要注意，有些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1个新动向。所以，这个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1个总的印象，我们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稿子第二次修改后，小平同志看了很满意，他说，这样讲就好了，就讲够了，讲毛主席的好处，毛主席的贡献这样讲够了。

9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稿。

9月29日，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1个初步的总结，作为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强调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1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对我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讲话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我们建国30年来的成绩，作为历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叶剑英在讲话中宣布了我们党准备对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1个正式的结论来。这就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11月，中央组织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邓力群等20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起草。中央常委由邓小平、胡耀邦来指导这项工作。到1981年6月，整个决议的起草与修改历时两年，邓小平始终充当了《决议》的总设计师的角色，为《决议》的起草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这期间，他同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或者在中央会议上进行过十六七次的谈话，他关注的核心是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1980年3月，胡乔木等人拟出了《决议》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

3月19日，邓小平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还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邓小平最后说：“对历史问题，还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

邓小平要求“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根据邓小平的总的指导思想，起草小组很快将修改后的提纲又拿给邓小平看。

4月1日，邓小平把胡耀邦等人召来，谈了对修改后的提纲的意见：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1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他再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邓小平还对决议稿的整体框架结构做了设计：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然后建国以来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6月，决议草稿出来了。邓小平看后不太满意。感到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1个决议，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设想的要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于6月27日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这个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

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

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表达出来。

邓小平随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要求“都要写到”。“要给人1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他还说，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强调，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1个制度问题。

他认为，“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7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草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并将修改后的稿子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

在经过反复修改，并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10月中共中央又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修改意见，大约进行了20天。

讨论中，大多数同志对这些草稿中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了赞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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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太正确的意见。特别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了不正确的批评。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犯了很多错误，《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 有人提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连古今中外哪1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也比不上这个严重。”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高尚。”

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是极左主义者。”

有人甚至说：“整个建国30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1个人负责。”

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对于一些偏激的意见，邓小平认为必须予以澄清。

10月25日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期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说到这里，邓小平严肃地说：“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邓小平认为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这是不对的。他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讨论过程中，有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邓小平认为，看来，这段势必要写。

决议起草小组再作大的修改。

3月18日，邓力群、吴冷西到邓小平处汇报了胡乔木对决议稿的一些意见，邓小平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邓小平认为，建国头7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文化大革命”前10年，也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他提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要写得概括。

邓小平还表示赞成胡耀邦关于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

3月底，决议草稿又送达中共中央52位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

陈云也对决议的产生做出了贡献。先后作了四次讲话。他提出，在讲到关于建国以来的32年中间的错误时，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把毛主席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就更能说服人了。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无可比拟”的。要把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如实地、适当地写上去”。

陈云关于在决议中增加前28年历史的回顾的意见，邓小平说：“这个意见很好，应该写进《决议》中。”后来，在正式成文的《决议》中就写了“回顾”部分。有了这部分，就可以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陈云还就此事又与邓小平交换了意见。

3月24日，邓小平专门去看望陈云，这两位老人就决议稿交换了意见。陈云对决议修改稿又提出了两条宝贵的意见：第一，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这样，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第二，建议中央提倡学习，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陈云的上述意见，在3月26日，很快由邓小平转达给起草小组。同时，邓小平要求，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4月7日，邓小平和邓力群谈话，谈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意见：第一，要承认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第二，“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决议起草小组根据50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和老同志的意见再修改出一稿，提交5月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人讨论。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明了在决议起草之初就提出的三条基本方针要求，以及坚持这三条方针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心是两个问题，1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历史决议这个文件要尽快拿出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现在的办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70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在党的60周年发表。

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各种好的意见大概有好几十条都吸收进去，决议稿又作了很多的修改，从原先的2.8万字增加到3.2万字。由政治局通过，提交六中全会讨论。 在中央全会开预备会的同时，还请了民主人士和参加政协工作的党的一些老干部来讨论决议稿，并且在北京的1000多名高级干部中征求意见。其中也吸收了他们的一些意见。比如说，原来讲“文化大革命”主要讲打倒所谓“走资派”是错误的，在政协讨论中，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就提出来，对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个意见后来也被采纳了。

6月22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决议稿进行第四轮大的讨论。讨论一共进行了8天，又吸收了实质性的意见差不多将近100条，并且又增加了3000多字。

邓小平再次谈了他对《决议》稿子的看法，指出：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头2年的问题，在决议里面要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这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在不久后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说，我们写这样1个决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拨乱反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面世。

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决议》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28年发展的必然结果。”

《决议》指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经验不足，党的领导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或忽视、否认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在上述组成部分中，贯穿着三个基本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认为，党在建国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在领导上犯了“左”倾错误，除此还因为：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党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准备和经验；二、毛泽东在他的威望达到高峰后，逐渐骄傲，脱离实际和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而我们的领导制度和个人崇拜的传统习惯又使毛泽东的错误难于得到制止，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面世，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是邓小平同志的1个重大的历史贡献，这件事关系到如何看待党和国家几十年来奋斗的历史，也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和党、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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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自己“问心无愧”？

2011-09-11 11: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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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自己“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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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不算小”。对这个“不算小”的错误，他一直主张“讲深讲透讲清楚”。所以，无论是接见外国人，还是在国内发表讲话，他都在不断地讲，反复地讲，一直讲到逝世的那一天！

毛主席到底犯了那些“政治错误”？邓小平是这样阐释的。一是“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二是“搞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他又是如何“讲深讲透讲清楚”的呢？他对法拉奇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在其他场合，他也没有忘记讲毛主席的这些“错误”。什么“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什么“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什么“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等等，反正多得去了，毛主席似乎成了中华民族不可饶恕的罪人。

邓小平对毛主席是这样评价的，又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呢？我们不妨再看看他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是怎么说的：“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在这里，人们看不出邓小平犯了哪些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即使讲有错误，“也是好心犯的错误”，而且还是用所谓“不犯错误的人没有”来粉饰自己。

我就想不通了，讲到“毛泽东思想”，就说“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其中当然就包括邓小平自己；而讲到毛主席的“错误”，就是他负全责了。怎么好的，人人有份；错误的，别人不负责。这公平吗？这公允吗？这实事求是吗？

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在讲到毛主席“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时，对法拉奇是这么说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在这里，他提到了“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的“其他因素”。这就很令人迷惑了，是什么“其他因素”，导致毛主席改正错误的决策“没有贯彻下去”？又是谁没有贯彻毛主席改正错误的决策？对这个问题，邓小平为什么避而不谈？

看来，很有必要简单地阐述一下“其他因素”的本来面目。当时，由于毛主席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寄予了充分的信任，主动退居二线，而让他们居于一线。纵使这样，按组织原则，毛主席毕竟还是党的主席，一线人员任何重大决策在做出前都必须向毛主席汇报，征得同意后才可实施。可实际情形又是咋回事呢？邓小平居然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从未向毛主席汇报过任何工作，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发现了大跃进中的许多问题，并采取各种措施大力补救，还真不知道要搞出多大的乱子！现在，居于一线的邓小平却把大跃进中诸多问题的责任一古脑儿全推给居于二线的毛主席。作为一名天天把“实事求是”挂在口上的政治家，似乎言行就不那么一致嘛！

邓小平这样说，这样做，也许是他不满于毛主席的“家长作风”，但邓小平又表现了什么作风呢？

我不得不想起引发中国改革开放热潮的《南方讲话》。这个讲话发表的时间是1992年1至2月，通过当时一篇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发布出来的。邓小平当时处于什么地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退休老人，对吧？退休老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不用人们说什么吧？可邓小平又是如何表现的呢？虽然没有直接对当时的中央发号施令，但却采用巡游的方式，释放出“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的信号，这意味着什么？与他1989年11月23日向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 “退就要真退，这次就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的表态相符吗？试问，这样的政治生活是正常的？这样的作风是磊落的？

好啦，一切都已经够清楚的了，还用我多说什么吗？看看如今汹涌的民意和严酷的现实，我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真正没有错误、思想健康、胸怀宽广、作风民主、问心无愧的第一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