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650与430哪个好:妓家风月

　　

　　出版社：珠海出版社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项十分古老的职业，它曾经是那样广泛地存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不曾有过；它是那样的顽固，多少世纪禁而不绝，甚至禁而复炽；许多男子嘴上骂它，心里却十分向往它——这项职业就是卖淫业。

　　对女子来说，卖淫实在是极大的性摧残。卖淫嫖娼是人类的昨天和今天最丑恶的性现象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方面极力提倡女子贞操，为夫守节；另一方面又通过邪狎游使男子得以肆意地蹂躏女子，发泄性欲。这两种水火不相容的性现象居然能统一起来，实在是社会现象中极大的虚伪，而且竟贯穿了人类的整个文明时代，直到现在。

　　

　　春宫画：逗弄

　　一、管仲始创国营妓院

　　在我国，妓女面向社会，正式成立妓院，是从春秋时齐国的宰相管仲设“女闾”开始的。《东周策》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闾”是门的意思，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这就是我国国营妓院的开始。

　　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不是为了淫乐，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其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

　　第一，为国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清人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第二，缓和社会矛盾，即一方面不要使许多男子有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又可以大量安置女奴隶。这是因为，齐桓公当时要称霸（他是春秋时期先后称霸的五个国君之一），在征战中俘获他国女子很多，国内还有些女犯和女奴，把她们放在妓院中，可以发挥她们的“作用”。

　　第三，吸引游士。当时各国诸侯争雄，齐国要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说之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在生活上放荡不羁，喜爱女人和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他们的一种手段。在春秋时期，燕太子丹也有类似的做法，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他挑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馆中，每有宾客经过，就派这些美女招待，侍宿。

　　第四，供齐桓公娱乐。桓公好色，对宫中的妻妾玩腻了，还要出来寻求刺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就说明齐桓公好冶游，管仲创设妓院也有投桓公所好的成分。现代有些学者认为管仲设妓院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桓公的需要，其实这只是目的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目的，否则管仲就只是一个佞臣，而不是大政治家了。

　　管仲创设妓院以后，各国纷纷仿效。有些诸侯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亡其宗社，妓女的力量真比十万雄兵还大。例如秦穆公送西戎女乐二列，使戎王耽于声色，不理政事，贤臣由余多次进谏无效，愤而离戎去秦，使西戎国力大弱。还有那个著名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王勾践，在一个山上秘密地训练军队，把一些犯有过错的寡妇送上山去以劳军，这就是营妓的开始。

　　

　　反映古代男子偷情

　　二、四十多种妓女

　　中国古代的妓女种类极其繁多，在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所著的《黄莺儿》一书中，就列出四十多种，不过他的分法比较繁琐。看来比较符合实际情形的是，如果以服务对象区分，可分为宫妓、官妓、营妓、家妓、市妓等；如果以所属性质区分，可分为公妓与私妓；如果以职业性质区分，可分为歌妓、舞妓、乐妓、优妓等；如果以年龄区分，可分为老妓与雏妓等。

　　中国古代的妓女出现较早的是宫妓、官妓、营妓与家妓，她们可以统称为公妓，为少数特权者服务，多来源于暴力压迫，如掠夺或以罪人的妻女籍没为官妓；而市妓、私妓则多出自金钱的原因，实现“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歌妓、舞妓、乐妓、优妓等是以艺术表演为主，卖身为辅。从这些妓女到以“上床”为主的妓女，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些妓女，代表了中国古代的音乐水平、舞蹈水平、戏剧水平，体现出一种妓女文化，而且体现出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狎妓往往以精神享受辅以肉体享受的特点。

　　至于把妓女分成老妓和雏妓等，有的女性还未成年就要遭受男子的蹂躏，有的女性年老多病还要操此贱业，则体现了妓女生涯的残酷性。

　　中国古代妓女的来源大致有三：战俘、籍没和货卖。总而言之，是男子以强权、暴力或金钱来蹂躏女子。宫妓、官妓、营妓和家妓多是被强权和暴力攫取，并靠强权和暴力维持，这从她们可以被主人任意买卖、赠送、交换、杀害而明显地看出来，当然蓄养大量妓女也少不了花钱。可是市妓和私妓则相对比较“自由”，能够比较“平等”（当然事实上仍是男女不平等）地实现金钱与肉体的交换，这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妓女似乎更能体现卖淫的本质。在奴隶制条件下，奴隶主用赤裸裸的暴力蹂躏妇女；在封建制条件下，封建领主用强权来实现其对农民女儿的“初夜权”；而在商品经济（其高度发展则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富人则凭借金钱来玩弄女子——在中国古代妓女演变史上，这三者兼而有之。

　　在中国历史上，到了汉、唐之际，卖淫业已逐渐从官办转为民营，达到了十分兴盛的程度。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几乎无不嫖妓，更不用说商井市民了。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诗词作品中，有不少都有风花雪月、倚翠偎红的内容。李白、卢照邻、张祜、李商隐等，都是这样。例如大诗人李白，如果不论他的文才，只看他的生活作风，完全是个酒色之徒。他曾写过一首诗：

　　葡萄酒，金叵萝，胡姬十五细马驼。

　　

　　玳瑁宴上怀里醉，芙蓉帐内奈君何!

　　内容写一个15岁的胡族少女，李白一面喝酒一面就把她嫖了。

　　到了宋代中期以后，提倡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社会上逐渐实行性禁锢。其实，宋代的高官，几乎没有不嫖妓的，像苏轼、欧阳修等，都是“大嫖家”，出游都要带一群妓女，更不要说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权臣了。身居宰相高位、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不涉狎邪，在宋代可谓凤毛麟角，当时还被人斥为“诡诈不通”呢!

　　最荒唐的是宋朝的风流皇帝宋徽宗了，他对六宫粉黛玩腻了，竟微服外出嫖市妓。他似乎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偷偷摸摸地溜出宫门嫖妓的皇帝，明、清两代有些皇帝不过是步其后尘。徽宗的风流事情不少，他“累至汴京填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宋礼宗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

　　有这么一件真实的事情：宋徽宗宠爱当时京师名妓李师师，当然李师师还有其他不少情人。有一天李师师正和一个叫周邦彦的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词人）恩爱，忽然听说皇帝来了，周邦彦吓得赶快钻入床下去了。宋徽宗进来后，和李师师的喁喁情话以及云雨之声都被周邦彦听到了，就写进词里去了。宋徽宗知道了以后大怒，下旨把周邦彦逐出京师。周邦彦临走那一天，宋徽宗问李师师：“他走时有什么新作呢？”李师师就把周邦彦的新词给他看，宋徽宗看了大为赞赏，又把周邦彦召回封为大乐正。

　　到了明清，北京、南京、扬州、苏州、大同、杭州这些地方，都是妓院林立、妓风大盛的繁华之地。在元、明、清开国之初，朝廷都曾严令禁娼，但是只过了三四十年，妓风愈炽。在清代也发生过皇帝嫖娼的事，同治帝叫小太监带路微服出宫嫖娼，据说最后是染上梅毒而死的。

　　三、青楼文化

　　中国古代的妓女、尤其是清代以前的妓女，在中国古代的文艺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青楼文化”现象。在现代社会，有成就的女歌唱家、女舞蹈家、女音乐家会得到很高的荣誉，而在中国古代，一些家妓、官妓（也包括极少数市妓）则是所处时代歌舞音乐艺术的代表，对推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她们为了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享乐需要，往往要经受严格的艺术训练，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古人总认为音乐歌舞非良家女子所应为，于是女子要发展这方面的才能，只有在教坊（高级妓院）之中了。

　　例如，唐玄宗是个十分喜爱音乐歌舞的皇帝，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梨园”班子，对几千人施加严格的音乐与歌舞训练。有时他还参加乐队，亲自击鼓，杨贵妃和一些贵族、大臣，有时也来凑热闹。五代时的南唐后主李煜多才多艺，纵情声色，即位后曾“大展教坊，广开第宅”，终日和妃嫔宫妓在一起排练歌舞，填词作乐，甚至在国破家亡之时还写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恋恋不舍。此外，像西晋石崇那样的豪门巨富，舍得下大本钱训练家妓的也为数不少。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实在没有别的行业有这样的训练条件，所以，这些家妓、宫妓的音乐歌舞水平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水平，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文学造诣很好的妓女，唐代的薛涛和鱼玄机是两个代表人物，她们的文学造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封建社会盛世文化的发展。

　　唐代名妓薛涛，字洪度，本来是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游，流落蜀中，遂入乐籍。她的口才、文才都好，诗笔艳荡而工，七绝尤长，著称于世。她15岁时被镇将韦皋召令侍酒赋诗，韦皋十分赏识她，特以校书郎奏请，虽然由于“护军未及应”而罢，但“薛校书”之名已远近流传了。当时的著名文人、士大夫都乐于与她来往唱和。她暮年退居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时称“薛涛笺”，今日尚存她的《洪度集》一卷。她的诗多反映妓女的生活与感情、男女的欢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等。

　　还有一个名妓叫鱼玄机。她是长安女子，字幼微，一字蕙兰，喜读书，有才思，补阙李亿纳为妾，后来失宠了，就入咸宜观为女道士。唐代的女道士在性方面是很自由的，她多与士大夫交往，实际上是一个变相的高级妓女。她的名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为千古传诵。后以笞杀婢女绿翘事，为京兆尹温璋所戮。

　　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个朝代的诗词精华都有妓女占一席之地。例如《全唐诗》收录有21位妓女作家的诗篇136首。同时，还有不少诗词是歌咏妓女生涯的，如在《全唐诗》中收集的49430首诗歌中，有关妓女的就有2000多首，可见，妓女题材已成为一些文人雅士的创作源泉。

　　

　　压箱底

　　四、嫖妓不一定要“上床”

　　中国古代有许多妓女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结交的多为文人雅士，那么在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微妙而特殊的关系，即文人狎妓，往往不是为了发泄肉欲，而主要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生活需要。一些道学先生咒骂妓女是有伤风化的“下贱之人”，而在一些比较开明的文人雅士眼中，她们却是“红粉知己”，志同道合，诗歌唱和，乐而忘返。

　　在中国古代，去嫖娼的大致有三种人：一是没有妻妾或远离妻妾在外，性欲得不到发泄，那么就去妓院发泄一下，他们和妓女的关系主要就是“上床”。二是虽有娇妻美妾，但感到不满足，在性好奇心理的驱使下，要去妓院“尝鲜”，感到“家花哪有野花香”。明人江盈科在《雪涛小说》中所说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拥有三宫六院、万千嫔妃的皇帝，有些也要微服出宫嫖妓，主要也是出自这种心理。三是一些文人雅士具有较高的精神生活需要，他们虽拥有妻妾，满足性欲、生儿育女都没有问题，但由于是包办婚姻或政治婚姻，双方缺乏共同兴趣和共同语言(像宋代的李清照和赵明诚那样的夫妻真是少有)，于是他们就渴望和某些异性建立一种平等的、思想感情交流的关系，而这只有去妓院才能做到。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男子除妓院外，没有和除自己妻妾之外的女子自由交往的机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文人雅士狎妓的主要目的就不是“上床”了。

　　当然，以上情况只发生在高级妓女中间，而多数中、下等妓女遭受着性压迫与性剥削，被人们蹂躏、虐待、贩卖甚至任意杀害，过着非人的生活，充满了血和泪。

　　不过，即使是高级妓女，日子也并不好过。她们总是感到身世飘零，身份低贱，十分自卑。唐代有一首敦煌曲子词《望江南》，十分深刻地描写了妓女内心的苦楚：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因此，妓女们最盼望的就是落籍从良，从而终身有靠。唐代的江淮名妓徐月英写过一首《叙怀》诗，充分地表达了这种心情：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

　　这就是说，她宁可粗茶淡饭地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不愿在妓院中锦衣玉食，日逐笙歌。南宋绍兴年间，全州司户单符郎见官妓杨玉哭泣而问曰：“汝今鲜衣美食，时为爱重，有何不足耶？”杨玉回答说：“妾为女子，愿为有家。若嫁小民，布裙短衾，啜菽饮水，亦是良妇。今在此迎新送故，是何情绪!”

　　中国现代社会也有卖淫现象，而且颇为蔓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取缔卖淫业，并见显著成效，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又死灰复燃了。这是因为，卖淫业的产生有其经济、文化、社会的原因，如果这些根源未予铲除，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解决不了的。

　　中国现代的妓女与历史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都是暗娼，因为政府是严格禁止卖淫的；二是自愿者多，而旧社会的妓女大都是被迫的。

　　卖淫业的存在与发展要具备以下条件：

　　1.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什么都能换钱，道德、良心、权力都可以换钱，青春、身体也可以换钱。

　　2.一些年轻女子相对贫穷，她们想过富裕、舒适的生活，又没有本事去挣钱，就只好出卖身体了。

　　3.西方有个著名的社会学家说过：“传统社会中男子视女子为玩物的观念如果不能消除，强奸现象是不可能消除的。”同理，如果这种观念不消除，嫖妓现象也是不可能消除的。

　　4.社会文明发展程度不够，男性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未能在婚姻范围得到满足。

　　卖淫这种性的丑恶现象是一定要消除的，但是，如果要彻底消除它，应该不断地创造一些良好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条件，它取决于一个社会高度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