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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创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日子里
屈进城 口述 彭名正 谷利名 陈文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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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创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我跟随贺龙同志两年多时间。贺龙同志忠于党、忠于革命、百折不挠、艰苦奋战的崇高精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时时教育和鼓励着我努力工作，不断进步。 大革命失败后的湘西，豺狼当道，匪盗横行。桑植县的县长岳得威和团防局长张东轩竟公然纵容其喽罗狗子：“奸淫掳掠，只要你们有本事。”把这里的山寨搞得乌烟瘴气，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九二八年春，贺龙同志带着党的指示，从上海回到自己的家乡。人民得知喜笑颜开，争相探访。三月上旬，我和刘庆轩、廖汉生等同志找到了他。他和过去一样，对我们亲热极了。当我们向他数述家乡人民的苦难，盼望找到出路时，他坚毅地说：“唯一的出路是把穷苦人组织起来，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跟共产党走，同那些强盗们对着干。”我们听了，都象有了主心骨，精神格外振奋。一会儿，他又激励我们：“搞斗争，困难多，要不怕苦。”他说：“我最讨厌那些势利鬼，我刚到家时，一些势利鬼都来阿谀奉承，以为我当了什么大官，听我说到什么官也没有当，只参加了共产党时，就悄悄地走了。我的那位族叔还说些七七八八的话来规劝我，我气了，训斥了他一顿。”停了一下，他告诉我们：“共产党是领导我们无产阶级和一切受苦人，打土豪劣绅，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的。”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现在虽说赤手空拳，但我们一定会胜利，也一定能够胜利。”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热呼呼的，浑身都添了力量。 不久，我们设立了党部，参加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筹备工作。当时的党部，是串连、组织农民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就是农会。那时党部的威望可高啦，土豪劣绅见了党部的人，都弯腰低头，装出一副可怜相来。 贺龙同志为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红军队伍，经常脚穿草鞋，腰缠青布围巾，和穷苦人促膝谈心，一同劳动，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鼓舞他们的斗志。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给人一种力量，给人们带来希望。 在发动、组织群众的过程中，贺龙同志知道我读过两年古书，认识几个字，也常常要我写点标语、口号。有一次，我写了“工农红军子弟兵，不拉伕来不扰民，打倒土豪和劣绅，改田改土干革命”的墙头诗，贺龙同志看了非常高兴，一手握着竹烟杆，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笑盈盈地说：“到底是喝了一点墨水的人，写得好，有板有韵，好念好记。多写一些吧。” 通过发动，加上贺英、贺满姑等人带领的游击队加入革命，我们很快地就组成了三千多人的大队伍，扛起了“工农革命军”的大旗，贺龙同志担任了军长。三月底，我们进驻桑植县城。 工农群众的觉醒，工农革命军的建立，搅乱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迷梦。桑植团防头目陈策勋慌了手脚，请来国民党第四十三军龙毓仁旅向我进行反扑，由于我军缺乏战斗训练，战斗力不强，队伍中还混入了少数投机分子，枪声刚刚打响，就跑的跑，走的走，部队大部失散或冲散。于是，我们退出县城，转移到红土坪、堰垭一带。在转移中，贺龙同志感慨地对我说：部队一定要纯，也一定要武，要纯才能摔不破、打不烂；要武才能打仗，看出硬功夫。 开始，工农革命军真的是赤手空拳，除了贺英、贺满姑同志带来的几十条枪外，就只有梭镖、马刀了。在穷凶极恶的敌人面前，有些同志认为武器不行不好对付，贺龙同志便告诉我们：“别看敌人有枪，我们只有梭镖，敌人的枪是可以夺过来的嘛!”还诙谐地说：“一粒子弹距离远不一定能打着人，梭镖只要一家伙就能把敌人
了。加劲干，胜利就在前头，革命一定成功。” 贺军长做事，有一股子拚劲，他和我们讲话，也总是鼓励大家加劲搞。五月初，贺龙同志收集了三、四百人枪，坚持在桑、鹤边界进行斗争。六月初，贺龙同志乘龙毓仁旅由桑植向西撤走时，率部在小埠头伏击他的后卫部队，击毙敌旅参谋长张恭，缴获了一部分枪枝弹药，军威复振，重占洪家关，工农革命军又发展到了一千五百多人。不久，贺龙同志率部至桑植乐育进行休整。这时，根据湖南省委指示，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同志任军长，黄鳌同志任参谋长。 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筹集军款、军粮的工作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了。我是分干这一部分工作的，心里自然焦急。贺军长见我束手无策，就告诉我们，要土豪捐款、捐粮。也可以向群众适当借一点。并一再嘱咐我，向群众借钱、粮要讲信用，按期归还，决不可影响红军的威望和农民的生活。 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缩小敌人的攻击目标，减少主力与敌人正面交锋，部队决定化整为零，展开游击战争。从此，贺英同志带一部分人马去四门岩一带开展工作，贺满姑同志留在桑植、永顺边境一带继续活动，贺军长带主力下石门。 抵石门后，我们并没有固定的据点，辗转在石门、澧县、松滋一带，神出鬼没，打了许多漂亮仗，搞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但在仙阳战斗和九月中的宜沙战斗中，我参谋长黄鳌同志和师长贺锦斋同志不幸遭敌袭击光荣牺牲。平素谈笑风生的贺军长，这时沉默寡言，内心十分悲痛。十月，贺军长一声令下，部队迅速向宜沙进军。他要攻克宜沙，捉拿凶手，讨还血债。大家知道贺军长是个说干就干的人，战斗士气高昂。我们预先埋伏镇外，并派一部分人化装进入市区。半夜时分，枪声骤起，部队发起冲锋，很快就拿下了团防局，杀死杀伤伪兵一百多人，惩办了杀害黄鳌同志和贺锦斋同志的刽子手，缴获了几十支枪。十一月，我们返回湖北鹤峰边境。 战斗的频繁，生活的艰苦，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部队除战斗伤亡减员外，也出现了一部分立场动摇的叛逃分子，到达鹤峰边境时，我们只剩下九十多人，七十多条枪了。 鹤峰边境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一段生活极为艰难的时期。那时，天寒地冻，无衣无被，粮尽弹绝，无处供应。几次派去与党联系的同志也不见回来，贺军长对这个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情分外沉重。他为了安定大家情绪，鼓舞士气，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方便别人。他自己烧火取暖，把衣服脱下让给体弱有病的同志穿，亲自给有病的同志熬汤烧水，代替战士站岗放哨；他还爬树采野果，下溪捉鱼虾，和大家一块吃。他教育我们：“吃不得苦中苦，那算工农子弟兵!”他还经常要我讲《三国演义》《唐书》里的故事给同志们听。有一次，我讲到《失街亭》一节，他笑着对我说：“你是‘夫子’哟!可千万不要象马谡一样啊!”我回答他：“我可不会成马谡，你经常爬树摘果子，只怕会成猴子呀!”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贺军长的关怀，使大家深受感动，倍觉革命家庭的无比温暖。不久，派去与党取联系的同志带回了党的指示。贺龙同志的大姐贺英送来了粮食和弹药，解决了我们不少困难，从此部队出现了新局面。这时，我们收编了陈宗瑜同志的农民武装，把队伍扩大到一千多人。一九二九年元月，我们打开鹤峰县城，建立起了鹤峰革命根据地。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贺军长总是颇风趣地说：“艰苦是艰苦，倒也很有意思!” 一九二九年四月，我们离开鹤峰，取道堰垭、五道水、龙潭坪、谷罗山，返回桑植樵子湾。一路上，贫苦农民听说贺军长的队伍回桑植来了，端茶送水，安排住处，帮助巡逻放哨，跑到贺军长的马前问这问那，叙说着久不见亲人的想念之情。贺军长也总是跳下马来，和大家肩并肩地一边行走，一边开怀畅谈。在继续扩大红军队伍时，穷苦农民又给了我们人力、物力上的最大支持，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五月，我们攻打桑植县城，伪县长岳得威闻讯仓惶逃往宁乡老家去了；团防局长张东轩和县城最大的官僚地主何子兰，郁龙章等吓得魂不附体，连夜逃往常德、长沙等地；正在打牌赌博、吸鸦片烟的大队长张恒如和一些伪兵企图负隅顽抗，被我们一阵冲杀，彻底打垮了。就这样，我们第二次解放了桑植县城。 六月初，我们在教场坪举行了桑植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庆祝大会。这天骄阳高照，和风拂拂。教场坪里人山人海，刀戟林立，距县城二、三十里远的洪家关、瑞塔铺、利富塔等四方八面的农民，都带着梭镖、马刀赶来参加祝贺自己政府成立的庆祝大会。教场坪正中搭了军长、士兵、农协三个台。贺军长英姿焕发地站在军长台上，挥动巨手，慷慨陈词，他说：“从今天起，我们自己就是‘老板’了，再没有什么何老板，郁老板了!”“我们都是受苦人，我们最有力量，我们一定要创造出一部新中国的历史来，大家崭劲搞，革命一定成功1”那宏亮的声音响彻山谷，激荡长空，回响在人们的心田里。 县苏维埃政府就设在北门边有几个大塔的砖墙木房子里(今县革委会内)，贺军长任苏维埃主席，陈章厚、陈协平任副主席，还推选了廖汉生、刘静轩、胡天锡和我等十二名执行委员。因为我们大都是红军将士参加地方政权组织，军政很难明确分工。开始，我们都下到区、乡协助筹建区、乡苏维埃和农会。不久，瑞塔铺、洪家关、樵子湾都先后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洪家关就叫洪市区苏维埃政府，设在洪家关场上的小桥边，陈章厚同志任指导员，谷汉元同志任主席，谷保珍同志任军事部长，谷保琴同志任财政部长。此外，洪家关附近的枫坪，杜家山，海龙坪也都先后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并进行了土地改革。 区乡苏维埃和农民协会成立后，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威风，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那时我们出张条子，要哪个地主捐款捐粮，他不敢不在限定时间内交出来。倘若地主土豪把粮食藏起来，我们一经查出，除了派人把粮食挑来，还要抓住他戴高帽子游团，或者发动群众抄他的家。地主土豪怕我们给他戴高帽子，只好乖乖地交款交粮。杜家山、海龙坪和樵子湾有几个地主很不老实，苏维埃和农会就抄了他们的家，给了他们应有的惩罚。接着，我们又开展清乡、划成份、分田地等项工作。因为敌人不断侵犯，这一步工作没有做细，只在一丘一丘的田土里插上了写有受业者姓名的牌子。 桑植县城的解放，区、乡苏维埃政权的普遍建立，使得敌人胆战心惊，坐卧不安。敌人莫可奈何，遂以二万元的重赏捉拿贺龙。七月份，向子云派了伪团长周寒之由永顺疯狂扑向桑植城，企图捉拿贺龙，邀功请赏。贺军长处之泰然，敌人的枪声已经清晰可闻了，贺军长还在信步吸烟，待敌人快进城时，贺军长把卷在手中的旱烟一丢，命令我立即退出县城。敌人误以为我们害怕，便拼命追赶，刚追至南岔渡口我伏击圈内，两边山头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匪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当场击毙周寒之。向子云闻讯后，恼羞成怒，带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亲自督阵出师，结果也被击落水中，葬身鱼腹。这就是我红四军著名的湘西赤溪河大捷。 八月，陈渠珍、吴尚两部共两万多人，以重兵压境之势，又来进犯桑城。鉴于敌强我弱，兵力悬殊过大，且不为一城一池而折损主力，贺军长指挥我们退出县城，转战鹤峰、五丰、长阳等地。 一九三○年七月，红四军根据党中央和鄂西特委决定，东下与红六军会师，在途经湖北鹤峰庄耳坪的战斗中，我因负伤过重，部队党组织决定把我和李连成同志留在地方，一面养伤，一面开展农协工作。自此，我离开了贺龙同志。 （一九七九年六月） 《怀念贺龙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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