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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四）
第十六章　在西南军区
 
 　　改造起义部队，团结民主人士　　在解放西南过程中，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达90 万人。其中起义的就有56万余人，是解放战争中历次战役人数最多的。这些部队，许多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或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的，情况十分复杂。起义后，他们有的虚报人数，以增加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隐藏特务，包庇坏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粮，骚扰地方，抢劫百姓；还有的散布谣言，进行反动宣传，甚至故意开枪打炮，制造混乱；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级将领，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对立情绪；更有甚者，有少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挑拨煽动下，与当地的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发动了叛乱。　　怎样对待这么多情况复杂的起义部队呢？贺龙认为，必须抓紧时机，认真处理，否则将危及西南地区的安定。他提出：必须将这些人养起来，如果全部遣散，会造成社会动乱，那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进行彻底改造和妥善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成都战役结束后，1950年1月5日，贺龙和周士第、李井泉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上报了对国民党起义部队处理意见的报告。他们认为，应将国民党起义部队分为四类：一是地方系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领导的部队，他们实力不大；二是国民党嫡系正规军，人数多，而且大部分是被迫起义的；三是地方游杂武装，成分复杂；四是在解放军包围下放下武器的其他部队。对不同情况的起义部队应当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对第一类部队，保持原番号，按其实有人数进行整编。对刘、邓、潘等将领给以适当安排；对第二类部队，授予适当番号，指定地点，分散就粮，逐步改造，并派得力干部前去联络，了解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稳定情绪。贺龙等认为，这样做可以稳定一切起义和投诚部队，影响散匪，利于剿抚；对尚待消灭的国民党军残部，也有分化瓦解作用。1950年1月29日，贺龙签发了成立工作团的命令。随后，便挑选了一批干部，首先向在川西的原国民党军第七、第十六兵团，第二十、第二十四和第九十四军派出了工作团，对这些起义部队进行教育改造，以取得经验。　　2月8日，贺龙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对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等作了阐述。他说：对国民党军队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首先，要向他们讲清楚，他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共产党同他们没有个人恩怨。我们的方针是：从组织上、思想上按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他们。在部队中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改编要选好突破口。第一步，改编王瓒绪的部队；第二步改编川鄂绥靖公署的部队；第三步改编国民党其他正规部队。为了便于解决粮食问题，有利于改编工作的进行，应把各改编部队调开，使起义部队的几个主要集团隔离开来。要召开大会、小会对起义官兵进行宣传教育，讲明我党的方针政策。向起义部队派工作团，必须明确军代表在起义部队中的职权。在起义部队中要取消反动特务组织，割断各起义部队电台和政工机关间的横向联系，建立战士委员会等一套新的制度。　　贺龙认为，要顺利改造起义部队，关键是要做好起义的高级将领的工作。在这方面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0年1月11日，十八兵团在成都市蓉光电影院召开欢迎国民党军起义军官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裴昌会、罗广文、陈克非、董宋珩、王瓒绪等高级将领，以及他们部下的团以上军官。贺龙登上讲台，向大家问候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在座的各位同志，从今日起，我和诸位共事了。”　　短短的几句话，特别是“同志”和“共事”这两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词汇，一下子使贺龙与起义军官的距离缩短了，台下爆发了一阵充满感激之情的掌声。贺龙接着说：“人民解放军对待坚决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官兵，一向是热诚欢迎的。起义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造，完成整编以后，也就是人民解放军了，应该和解放军紧密地团结起来。但是，大家首先要做到推诚相见，然后才能由组织上的一致达到思想上的一致，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座的诸位中，可能有人有顾虑，怕过去是解放军的对头，现在得不到宽大。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重，是改造人、改造社会的，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论过去是高级将领，还是下级军官，只要起义或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宽大处理。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力量。”接着他谈到了“改造”的艰巨性。指出：“改造是痛苦的。进步慢则痛苦的时间就长，进步快则可以缩短痛苦的时间。但是，如果在头脑中取消了‘名’和‘利’，就会大大减少痛苦。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的过去。那时候我带的部队，就是我私人的本钱，把一排人拉过来就当连长，把一连人拉过来就当营长。今天就不是这样了，部队是国家的、人民的，不是私人的了。你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过去养成的恶习，必须彻底改掉，迅速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给人民当个老老实实的勤务员。”　　贺龙针对起义军官的思想状况，语重心长地讲了3个小时，然后同起义将领们一握手。许多起义将领为他坦率而真诚的话语所打动。郭勋祺刚一散会便说：“贸司令员这一讲，我就放心了，好象吃了定心的汤元。”　　在四川一些有影响的起义将领中，有的曾和贺龙共过事，有的则是打过仗的老对手。贺龙根据自己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区别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团结争取工作。　　贺龙进入成都的第二天，便收到了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人的请柬，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贺龙认为这是联络感情、开展工作的绝好机会，欣然前往，同起义将领们亲切交谈。他说：我过去也带过地方军，并且在你们四川驻过防；曾同在座的有些先生打过仗，这叫不打不相识嘛!今天，我们终于走到起来了。贺龙豪放的性格，挥洒风趣的谈吐，赢得了大家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最后贺龙向大家宣布：“过两天，军管会将清各位先生开座谈会，共同商讨大政方针”。起义将领听到这个关系到他们前途的消息，都很激动。几天后，军管会便召开了各界代表座谈会。刘文辉等起义将领应邀出席。贺龙在会上毫无拘束地同大家交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他这种谦虚和蔼的作风，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贺龙了解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卢汉等四川、西康、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知道他们同蒋介石早有矛盾，被蒋视为异己，受到排斥和打击。在解放军进军西南之际，他们率先起义，对加速西南的解放进程起了作用。贺龙对他们的功绩给予充分评价，主动团结他们，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他同刘伯承、邓小平一起，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文辉和从香港归来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锡候、潘文华、卢汉、裴昌会、陈铁等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裴昌会要求到地方工作，贺龙便推荐他担任了川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贺龙曾亲自同许多国民党起义将领个别交谈，做思想工作。以平等的态度，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交代党的政策，指明前途。原国民党军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和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在起义之后，不知怎样才能稳定部队。贺龙诚恳地给予具体指导。他说：“你们要赶快整理部队，撤销空番号，把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学习，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逮捕起来，这样你们的部队才能稳定。”有一位起义将领对改造他的部队抵触情绪很大，他头发不理，胡子不刮，成天戴着钢盔，穿得破破烂烂。贺龙知道后，马上找他谈话，谈一次不行，谈二次、三次……共谈了五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终于被贺龙宽广的胸怀、热忱的态度所打动，思想转变了过来。　　贺龙很注意做好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成都住着一位早年追随过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熊克武，他曾是贺龙的上司。后来他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何职务，一直闲居成都。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前，曾派人拉他去台湾，他拒绝了。这是一位在西南和国民党上层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一天，贺龙和李井泉在四川地方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熊克武寓所。熊克武开门出迎，发现来客是阔别了20多年的部下、当今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贺龙，惊喜交加，赶快邀请进屋。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顿生钦佩之情，便邀他出来参加工作。开始，熊克武婉言推辞：“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不上形势。”贺龙希望他能“为建设新中国、新四川带头做贡献，做个继续前进的革命老人”。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态度所感动，接受了他的邀请。1月10日，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举荐熊克武，称赞他“一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产”，“是较正派的人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尽自己一份力量”。建议给以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建议。　　贺龙除了自己积极做工作之外，还动员其他干部去做起义将领的工作。成都市军管会委员马识途是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同乡。有一天，马识途收到罗广文请他赴宴的请帖，不知该不该去？便去请示贺龙。贺龙说：“去，为什么不去？你有这个关系，为什么不很好利用!你去对罗广文说，要他老老实实接受改编，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抓起来，只要他把部队完整地交出来接受改编，不但我们对他既往不咎，他还可以立功受奖，有光明前途。”马识途如约赴宴，向罗广文转达了贺龙的口信。罗广文听后，感动地说：“有贺司令员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请你回去报告贺司令员，我们愿意接受改编。”后来，他果然清除了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把部队开到华东进行改编。罗广文本人当了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为了便于更好地做起义军官的工作，西南军区在军政大学举办了由上校到中将级军官参加的“高级研究班”和“教导总队”，由贺龙直接领导。高研班第一期于1950年3月正式开课。贺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区别对待。对确有真才实学的，结业后绝大多数分配了适当工作。原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祯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毕业生，被输送到南京军事学院，成为那里的第一批教官。对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则严惩不贷。有一个少将政工处长，拒绝改造，叛变逃跑，又被抓回。贺龙指示召开有高研班和教导总队全体学员与其家属参加的公审大会，按照政策法规予以严惩。　　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军区下属各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工作团，携带电台，分赴各起义部队去领导和帮助改造工作。工作团到各部队后，即同所在兵团或独立军的主管人员，组成军政委员会，并向师以下单位派出军代表，统一领导部队的改造工作。贺龙和邓小平规定，军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在起义部队中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政治工作，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起义部队中行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委员职权，凡部队对上对下的报告、命令、正式公文函件，军代表签字后方能生效；负责沟通与就近解放军、人民政府、人民团体的联系，解决部队的困难。工作团应将各起义部队的电台集中保管，不再使用，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应予严格取缔。　　在工作团出发之前，贺龙接见了部分成员。他说：国民党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好事。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地来。第一步可以将已经公开了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成都来由军区处理；对暗藏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解决。　　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后，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动士兵诉苦，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然而，也有极少数军官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甚至发动叛乱。从1950年1月到6月的半年之内，起义部队中共有27个单位、39万余人叛乱，杀害军代表等100余人。其中仅云南暂十三军叛变的1个团，就杀害了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80余人；贵州起义部队叛变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驻川西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军杨汉烈部、第十六兵团三○二师等部分别于1月至3月叛变，逃入深山。贺龙接到报告以后，立即派部队平定，并指示平叛部队“要狠狠地打，坚决镇压，不准漏网。首先要消灭其中的顽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动摇分化。”　　在处理起义部队叛变的问题上，贺龙非常注意党的政策。他把起义将领同少数反动军官，广大官兵和个别坏人严格区分开来。原国民党第三○二师叛乱后，他派人去看望正在病中的董宋珩，重申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希望他劝说叛乱者返回。董宋珩深为感动，抱病驱车至什邡，派人上山说服第三○二师叛部。但有几个首恶分子拒不听从劝告，妄图顽抗到底。于是，贺龙命令部队予以全歼，很快就平息了川西这次规模最大的叛乱。除对3名首恶分子依法严惩外，对绝大多数官兵仍采取了宽大政策。　　第七兵团也有数百人携枪叛逃。裴昌会甚为不安，打电话请示贺龙：“贺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队的枪都下了？”贺龙答道：“不能下。”裴昌会又说：“现在有些部队思想不稳定。不下枪，他们拖枪跑了怎么办？”贺龙明确地告诉他：“起义部队怎么能下枪呢？要按中央的政策办。如果有人要跑，跑了以后再想法子解决。”　　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有数百人在雅安叛乱。刘文辉心里不安，主动找贺龙当面报告此事。贺龙安慰他说：“你不要慌，等把情况查清楚再处理。”几天后，贺龙来到刘文辉家中，对他说：“事情已经查明，哪一级出事哪一级负责，你放心，我们决不会因为下级出事而牵连到上级。”　　贺龙这种是非分明，胸怀博大，坦诚相待的态度，使起义将领十分钦佩。他们说：贺司令员对我们信任谅解，平等相待，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交往。　　贺龙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成功地做了起义部队将领的工作，及时地向起义部队派出了工作团，妥善地处理了叛乱事件，从而保证了改造起义部队工作的顺利进行。除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起义部队中的3个兵团调往外区外，留下的2个兵团和5个军，在4个月以后，都顺利地编入了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序列。这些部队在剿匪、进藏、正规化训练和文化学习，以及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都作出了贡献。　　“土匪一定要剿灭”　　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反动残余势力还相当大。他们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妄想把这块地盘作为反攻复辟的基地，因此，成都战役刚结束，土匪暴乱也就开始了，而且蔓延迅速。西南军区的部队未及休整，便立即投入了剿匪作战。贺龙把它当作当时的中心任务，亲自领导这场斗争。　　贺龙对四川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甚为了解。他指出：四川的土匪暴乱不是偶然的。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四川有军队30万、土匪30万、“袍哥”30万，这叫“三三制”。国民党的蓝衣社有十三太保，四川就占了两个，康泽和曾扩清。被称为袍哥的四川青红帮势力很大，情况复杂。他们渗透到城乡的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之中，领导权大多数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他们熟悉本地情况，是些地头蛇，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蒋介石在逃往台湾之前，对在大陆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作了布置。1949年4月，国民党在成都和贵阳办了“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特务土匪的领导骨干。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办了5期，培训了3000多人；在贵阳培训了1700多人。他们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区建立“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等反革命武装，还按行政区划成立了各级指挥部，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了总司令。“军统”也在西南地区作了布置。10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重庆多次开会研究布置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游击指导委员会”。11月初，在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主持召开了“特干紧急会议”，布置开展游击战争。12月，重庆的特务机构撤到成都以后，又成立了由徐远举领导的办事处，专门负责联络各地的“反共救国军”。胡宗南逃跑前，也搞了一个“反共救国会”，吸收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所谓“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和“别动队”，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所以，西南地区的土匪，是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一定要下决心将其消灭，否则其他一切事情都做不好。　　为了适应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生产建设等任务的需要，1950年1月17日，在贺龙主持下，召开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十八兵团部队地方化问题。决定建立川北、川西、西康等军区及其下属的各军分区。当天，贺龙把讨论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军委及中共中央西南局。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西南军区管辖的地区，相继成立了贵州、川东、川南、川北、川西、西康、云南等军区。①　　为了迅速平息匪患，保卫胜利果实，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集中13个军共37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从1950年2月初开始，采用合围、驻剿、奔袭与穷追、搜剿相结合的战法，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2月3日，贺龙同周士第、王维舟和胡耀邦由成都去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带1个班外出执行任务，在成都近郊的龙潭寺和石板滩遭到了名为“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的1000多名土匪的袭击，朱向篱等全部被害。土匪还抢劫了1支解放军的运粮队，包围了赶去救援的1个连，围攻解放军驻石板滩的军事代表，杀害了军代表等26人。贺龙得到报告，极为愤怒，立即命令第六十军前往清剿。到2月7日，这股土匪即被消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剿匪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西南军区和各地政权机构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严格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2月11日，会议刚结束，贺龙即和王维舟、周士第、胡耀邦冒雨从重庆赶回成都去处理川西土匪暴乱事件。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为了贺龙一行的安全，派1个加强连护送。　　车队从重庆出发时，贺龙的吉普车一直跑在最前边。大家担心他的安全，纷纷劝说。午饭之后，他才答应走在警卫部队后边。天近黄昏，他们遇到一股土匪的突然袭击。贺龙说：“不要理他们，继续前进。”警卫连在汽车上用轻机枪向土匪还击，匪徒们慌乱地撤走了。　　入夜时分，贺龙一行到达资阳。这里是起义部队第十五兵团罗广文部的驻地。因情况比较复杂，从安全方面考虑，有人主张不在此停留，连夜继续赶路；有人主张即使在这里住下，也不要通知罗广文，免生意外。贺龙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就住在这儿了。我们不但要住下，还要大摇大摆地进城。罗广文是按我们指定的位置驻扎在这儿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人家已经起义，我们就不能轻易怀疑。”他们住下以后，贺龙会见了罗广文，对他有所鼓励。第二天，贺龙一行安全抵达成都。　　此时，成都周围几个县都有土匪公开活动。有的甚至跑到了成都市郊，白天拦路抢劫，袭扰人民解放军，夜间用机枪朝成都城内射击，扰乱民心。市内暗藏的土匪、特务也与之相呼应，抢商店，打黑枪，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他们煽动数千人到市军管会闹事，甚至公然撕掉军管会人员的臂章，烧毁停在军管会门口的卡车。国民党特务还打算暗杀贺龙和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成都市内商店不敢开门，居民不敢上街，人心惶惶。贺龙气愤地说：“我不相信这几个毛贼就闹翻了天!”他立即同川西军区党委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剿匪方案，决定由第六十军先集中8个团的兵力，围剿成都市周围和岷江两岸温江、郫县、灌县等地的股匪。　　贺龙对军管会和川西军区的领导人说：“你们都是经过南征北战的，现在不能住在城里不出去，让土匪横行霸道。我们解放军什么时候遭到袭击不还手？我们的主力部队必须全部拉出去剿匪。对土匪要坚决打击，不要手软。”　　有的干部反映：“土匪多数穿老百姓的衣服，分不清哪些是土匪，哪些是老百姓？部队怕打错了。”　　贺龙说：“今后凡是拿枪打解放军的，都是敌人，一律消灭。但是对经过喊话，放下武器的，就不要打他们了；对被土匪裹胁的群众，也不能打。”　　贺龙对剿匪部队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进剿大股土匪时，首先要打掉他们的指挥部，把土匪搞得惊慌失措，阵脚大乱，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他同剿匪部队的指挥员一起根据掌握的情况，认真分析匪情，认为此番成都附近暴乱的中心点是灌县巨源场。他命令十八兵团副司令员王新亭坐上装甲车，率领精锐部队直捣土匪的巢穴，一下子就将其指挥部摧毁了。土匪失去指挥部，如鸟兽散。解放军乘胜扩大战果，很快打通了成都到灌县的公路。成都附近的土匪见势不妙，纷纷向远处逃窜。成都附近的匪患基本解除。　　四川各地的剿匪斗争不断告捷，到1950年2月底，川东、川西、川南3个地区已歼匪4.5万多人。但是，尚未打更多的歼灭战，大股土匪多数未被全歼。那时，西昌还未解放，许多股匪同逃到西昌的胡宗南、贺国光取得了联系。在他们支持下，匪患仍在蔓延。贺龙等在向中共中央作的《西南军区3月份综合报告》中说，这些匪徒“为害甚巨”。“蓉雅、川湘两路线上的桥梁全被其破毁，成渝、渝筑两路之运输时遭袭劫”，“邛崃县城曾遭匪万人围攻”，“我地方干部、征粮人员和小部队因受袭而伤亡者，已在3000人以上。粮食损失1亿余斤。十八军进军(西藏)时间，则因匪势严重而推迟了1个月。”因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布了《关于开展一元化剿匪的指示》，确定从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各级都组织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的统一领导机关，由各级党委书记任主任或副主任，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并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和少数民族中上层进步人士参加，以便孤立匪特，广泛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剿匪斗争。　　贺龙认识到，剿匪是同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涉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需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3月16日，他在成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当前情况，就剿匪问题发表了气度非凡的长篇讲话。他说：从“缴获土匪的《游击根据地地理图》，《游击战术》和伪国防部‘委任状’等等文件和宣传品，以及俘虏的口供都证明，土匪组织的暴乱，乃是以国民党特务分子和王陵基创办的‘游击干部研究班’，以及少数封建恶霸，勾结惯匪流氓、散兵游勇所发动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四川是国民党反动派据以顽抗的最后的中心地区，特务分子在这里特别多，因而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当我们大军挺进四川的时候，打乱了他们的组织，打昏了他们的头脑，可是，当他们稍事喘息之后，便重整反动力量，乘我们人民政权尚未巩固，扰乱社会秩序和破坏人民政权，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所提的口号是：‘拥护蒋总裁’，‘繁殖游击战争，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打穿旧军衣、戴八一帽徽的(即解放军)，不打穿新军衣、不戴八一帽徽的(即起义、投诚部队)’，并且假借起义部队的番号印发传单，号召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在座的一些人中，对减租减息不满意。你们长期吃农民的，穿农民的，现在拿出点来给农民，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些人在暗中支持土匪闹事。有人说，土匪暴乱，就是因为人民政府实行合理负担，禁用银元，因此提出要修改人民政府的政策。这显然是替土匪、特务和封建势力说话。刘伯承主席在重庆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有一段讲话，很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说封建势力在此次剿匪中要来点手法，做点脸色给我们看。脸色是吓不倒人的’!我们大家见过土匪袒着臂膀，拍着胸脯，装腔作势，运用敲诈伎俩的脸色吧？但最厉害的脸色也无非是美式的、现代化的飞机、大炮、坦克了吧？这又算得了什么？蒋介石的儿百万军队还不是被解放军打败了吗？土匪有什么了不起？有些特务、土匪扬言要跟我们打游击。可以正告他们，我们共产党是打游击的祖师爷，我看他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土匪一定要剿灭，特务一定要肃清，这个方针是不会有丝毫动摇的。”　　贺龙这一番话，对于那些企图在暗中支持土匪，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同人民争权力的某些人，起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促使他们老老实实下定决心接受改造。有位过去从未见过贺龙的民主人士，听了他的演讲，敬佩之意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说：“贺龙这个人真不简单啊!”　　3月23日，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签发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暨西南军区剿匪布告》，明令“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惜任何疲劳艰苦，以不根绝匪类决不休止的决心，坚决遂行剿匪”任务，还宣布了五项剿匪政策和十条《人民剿匪自卫公约》，号召全体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卫。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剿匪斗争不断深入。到4月初，各省腹地的大股土匪已基本肃清。4月4日，贺龙在欢迎西南军区前指迁到重庆的大会上说：“目前大规模的战斗虽已宣告结束，但散伏在各地的小股土匪、特务武装却亟待我们去肃清。最近土匪特务武装在各地区肆无忌惮地破坏工厂、机关，抢夺公粮，袭击我分散的部队及人民政府，到处骚扰、捣乱，梦想着‘打游击战’，苟延残喘。我们是打游击出身的，只要重新捡起游击战术来，胜利是稳有把握的。”怎样消灭分散成众多小股的土匪呢？5月上旬，贺龙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详细说明：对于剿匪，“也要树立打歼灭战的思想。有些同志说匪民不分，不能打歼灭战，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作战指挥要灵活，部队的装备要轻便，要避免用打正规战的战术去打土匪，也反对打散和赶跑了事。应该发挥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疲劳，穷追猛打。总之，剿匪的战术应该是：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付敌人的办法。剿匪也是反封建的斗争，因而也是长期复杂的斗争。尚未建立剿匪委员会的地区应尽快建立，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便组织各界人士，组织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全力剿匪。要正确掌握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斗争方针，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各县都要建立点线联络站，进行瓦解土匪的工作。政治瓦解，必须在军事打击见效的条件下，才能展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但要教育批评)，有功者赏’的原则，一定要正确执行。杀掉几个首恶者是完全应该的。前一段，群众对我们不杀匪首是有埋怨情绪的。我们不杀那些骑在群众头上作恶的匪首，群众就发动不起来，但是对某些地区的乱杀现象，也是应该制止的。”　　由于西南军区正确地执行了武装进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4个月的时间内，就歼灭了土匪19万余人。6月份，贺龙向重庆各界人士作关于西南地区剿匪情况的报告时，满怀信心地说：“这些成绩表明，人民解放军剿灭土匪是有足够的力量与把握的，现在各主要交通线上的股匪已基本肃清，各地的土匪遭到了致命打击，残匪被彻底消灭的时间为期不远了!”　　经过半年的努力，到7月止，剿灭土匪已达34万多人，比较富庶的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两侧已基本净化，征粮任务如期完成，城乡工商业已正常运行。　　但是，由于西南地区土匪数量多、分布广，加上地理条件复杂，各地剿匪工作进展不平衡，因而，当解放军集中兵力在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的平川富庶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两侧进剿的时候，有一部分土匪逃窜到了各省交界或各省边沿地形险要的深山地区。其中贵州境内的五六万土匪，控制了边陲21个县城。他们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下，公然建立“政府”，开办工厂、学校，架设电台，发行纸币……准备长期顽抗。　　7月下旬，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主持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在西南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运动。邓小平提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地区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贺龙十分赞同这个提法。在8月下旬召开的中共西南军区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建议把邓小平的这一提法写进《关于下半年部队工作任务的决定》和《西南军区剿匪指示第十一号》两个文件中去。贺龙主持写的这两个文件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的‘淮海战役’，也是全军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与战略任务”，在继续深入腹地清剿的同时，必须抽调足够的兵力，大力组织对边沿匪特控制区，特别是贵州边沿区的围剿和会剿。为此，西南军区从四川抽调4个师入黔会剿。　　西南地区剿匪反霸全面展开以后，防止扩大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稳、准、狠地打击土匪。贺龙等及时发出了《严防清匪中误捕乱捕现象》的指示，并主持制定了《捕捉处决土匪的权限规定》，指示各部队和公安机关：“必须严格将目前仍手持武器杀人抢劫、组织暴乱之土匪特务与社会上一般之反革命罪犯加以区别。上述手持武器之反革命匪类，均应以反革命之现行罪犯，严格处理”。“对捕获之罪大恶极之匪首须即处决者，可由地委、军分区报请省、区党委、二级军区批准处决，报大军区备查”。　　1950年，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些反革命分子与土匪暴乱紧密配合，除在城市从事破坏活动外，还在农村利用封建会道门，组织伪农会，帮助地主恶霸夺田、逼租、索债、暗杀，以打击新生的农村基层组织。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省会，公安机关多次召开公审大会，公开枪决了一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特。据1月至10月的统计，全西南地区捕获国民党特务分子6000余名，自首登记的1.23万名，破获阴谋暴动案1391起，缴获电台113部。　　西南剿匪的“淮海战役”，在1950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年歼匪近85万人，缴获各种炮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其他各种枪40余万支。在剿匪过程中，建立了10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和80多万人的人民武装自卫队。在剿匪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总共牺牲了4230余人。　　1951年1月6日，贺龙和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了《西南军区一九五○年剿匪情况总结》，汇报一年来的战果和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毛泽东于1月18日致电贺、邓、张、李：“你们1月6日送来的1950年1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4万人而奋斗。”中共中央军委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了华东、中南、西北军区和福建、广东、广西军区参考。　　毛泽东电文中说的“残存匪众近4万人”，是西南军区当时了解的情况，后来查实的数量(包括新出现的)远比此数为多。这些土匪主要分布在川康滇边、黔湘桂边、黔桂滇边、滇西南和川西北等地。其中一些重要股匪是由长期未被抓获的大匪首傅秉勋、何本初、周迅予等率领的。他们窜入川西北的阿坝、懋功、黑水和大小凉山的藏族、彝族聚居区，欺骗、勾结土司头人，掩护他们向川康富庶地区和川、青、甘边界扩张。他们人数虽不很多，却是土匪中最凶残的，破坏能量很大。贺龙决心彻底肃清这些残匪。1951年1月，西南军区发出指示，强调紧密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肃清残匪的斗争。2月初至4月中旬，川西军区先后投入10个连的兵力，平息了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的土匪暴乱，歼灭“反共联盟军”3000多人。川西军区在剿匪中采取了一些好的办法。毛泽东在2月15日批转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时指出：西南的经验，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剿匪委员会，保有清剿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结合进行，必须杀掉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出指示，要求全区认真学习和推广川西军区经验。此后，各地普遍组织了清剿小组和便衣捕捉队。1951年，西南地区又歼灭残匪20万人以上。被土匪盘踞1年多的贵州省册亨、望谟、罗甸、荔波4座县城全部收复。　　1952年和1953年，西南军区在继续清剿残散土匪的同时，在川西北发起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进剿作战。一次是1952年7月，集中7个团又6个营近2.1万人，进剿盘踞在黑水地区的土匪。战前，贺龙对参战部队说：“这次去黑水清剿，要特别注意少数民族政策。这一带的人为什么容易受国民党匪特的欺骗宣传来反对我们？这是因为长征时，有的红军部队路过此地时，群众纪律不好，把这里的老百姓搞怕了。你们这次去，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更重要的是救济当地群众。过去欠了‘债’，这次我们要还。你们要准备好足够的粮食和其他各种物资，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运去粮食，无偿救济当地群众。”根据贺龙的意见，人民政府派民族工作团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即召集头人、土司开会，宣布黑水暴乱主要由傅秉勋负责。解放军进剿的目的是消灭傅匪为首的匪特，对苏永和等黑水地区上中层分子，则作团结争取工作，以分化与孤立敌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苏永和等少数民族上中层份子都归降了解放军。但是，受台湾国民党指挥并得到他们空投补给的傅匪残部拒不投降。贺龙命令将其彻底消灭，并派飞机助战。这次作战从7月20日开始，到9月20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除少数匪首逃跑外，共歼匪3635人，缴获各种枪3935支(挺)，匪首傅秉勋投河自杀。50多万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　　另一次是1953年3月，集中4个团又2个营的兵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下，围歼川北草地的股匪。草地土司华尔功成烈在剿匪政策的感召下，改变了两面态度，交出了重要匪首何本初、周迅予等人。后来凉山地区的头人也交出了匪特40多人。　　至1953年底，西南地区共歼灭土匪116万多人，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在领导剿匪的同时，贺龙还与隐藏在工商业和金融系统中的敌特与奸商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川西土匪最猖獗的时候，成都市工商、金融系统内暗藏的敌人和奸商乘机兴风作浪，与城外土匪相呼应。他们垄断了粮食、棉纱和金融市场。粮食、棉纱价格暴涨，其他东西跟着涨价，几乎一天一个样，人民币贬值，人心更加浮动。　　贺龙认识到，稳定金融、物价，安定民心，是同剿匪斗争相辅相成的。土匪和暗藏的敌人勾结奸商，企图通过搞乱物价和金融，搅乱人心，扩大暴乱。所以，稳定金融、物价，对于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保障剿匪斗争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贺龙与川西区党委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对策。他指出：对土匪和暗藏的敌人，不仅要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予坚决打击，而且还要把他们在经济上的猖狂进攻打下去。他决心从棉纱和粮食着手，同敌人与奸商斗一斗法。　　当时成都的棉纱市场被少数奸商控制着。他们对市场上有多少棉纱，在谁的手中，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军管会拥有的棉纱不多，所以任意抬价，一支纱由120万元猛涨到4000万元。②　　有一天，贺龙把市军管会工商处处长王廷弼找到办公室问道：“现在我们有多少粮食？”“4000万斤”。“多少棉纱？”“120万支。”“布匹呢？”“还有4万匹。”　　贺龙决定首先控制棉纱市场。他除了利用成都现有的棉纱外，还调动部队车辆，从重庆把大批棉纱秘密运来成都，又从上海、武汉和西北调进了一批棉纱。大批棉纱调到成都以后，便逐步往外抛售。奸商们不知底细，大量吃进，每支纱由400余万元涨到了1700余万元，人民政府还在大量抛出。奸商们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棉纱，便向银行借贷，继续一个劲地吃进。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人民政府的棉纱售完，就可以抬价出售，操纵市场，结果把大量资金陷了进去。这时银行抽紧银根，使奸商们借不到钱，不得不把吃进去的棉纱吐出来。棉纱充斥市场，价格猛跌。每支纱由1700多万元，跌到400多万元。银行又逼他们还本付息。两头一挤，那些捣乱市场的奸商，有的破了产，没有破产的也大赔血本。这样，人民政府就牢牢地控制了棉纱市场。　　粮食问题也很严重。由于人民政府控制的粮食很少，奸商们乘机哄抬粮价，几天就翻了1番。为解决粮食问题，贺龙决定派征粮工作队下乡征购公粮。地主、富农们就到处叫嚷“负担过重”。国民党特务土匪利用这一点大肆煽动，提出“打倒解放军，3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等口号，煽动抗粮；还不断袭击解放军征粮队，使川西的征粮工作一度很难进行。为了打开局面，贺龙把余秋里(后来担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找来，对他说：“现在征粮工作很难开展。派你带工作队到新都搞个试点，怎么样？”余秋里说：“好，我马上就出发。”余秋里到新都后，参照根据地搞土改的经验，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筹集了大批粮食和柴草，不仅解决了应急之需，而且通过征粮，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贺龙详细地向余秋里了解了川西农民的生活、收成和对征粮的态度，并将他的征粮工作报告刊登在《川西日报》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土匪暴乱是征粮引起民变的谎言，使征粮工作逐步顺利展开。大批粮食从农村源源运进城里，把城里控制粮食的奸商斗垮了。由于稳定了棉纱和粮食的价格，其他物价和金融市场也逐渐趋于稳定。　　1950年春节，成都周围的土匪叫嚣要“大闹成都市”。当时，成都市内商品紧缺。国营商店东西少，难于支撑门面，一些商店又怕遭到土匪抢劫，因此，市工商处决定，商店春节关门，并延长假期1天。年初二深夜，贺龙把王廷弼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道：“你们的商店为什么不敢开门营业？”王廷弼说：“我们年三十开了1天门。”贺龙指出：“只开1天门怎么行？商店不开门，群众的思想就不稳定。”王廷弼说：“我们也想开门，可是东西太少。万一……”贺龙听了王廷弼的这个解释很不满意。说道：“就是你们几个搞经济工作的胆小怕事。明天就要开门营业!不然的话，我要以‘捣乱市场’治你们的罪!”王廷弼立即表示：“我们明天就到工商会宣布政策、定价，后天就开门营业。”“对嘛!”贺龙这才露出了微笑。他看到王廷弼紧张地站着，就挥挥手说：“你坐下嘛，站在那里干什么？”并对警卫员说：“做点抄手(即馄饨)端来!”他见王廷弼紧张的情绪还没缓和下来，便和蔼地对他说：“批评得重了吧!不要那么紧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看你们的哩!”按照贺龙的指示，王廷弼于2月21日召集成都22个行业的代表开座谈会，要求各行业提前开门，并适当掌握价格，以稳定市场。会后，各私营商店均响应军管会号召，于2月22日相继开门营业。　　同时，贺龙指示成都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扑灭反革命破坏活动。布告指出：凡造谣惑众、抢劫财物、捣乱金融、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者，“一经查获，一律从严论处，坚决镇压”。　　在贺龙的领导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特务、土匪勾结奸商妄图扰乱成都市场的阴谋。经济战线上也打了个胜仗。　　指挥进军西藏　　成都战役刚刚结束，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进藏部队到西藏之后，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　　接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后，贺龙就加紧筹划解放西藏的工作。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几所院校，借来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认真阅读与研究；又请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任乃强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龙于1月10日向毛泽东、彭德怀和刘伯承、邓小平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汇报初步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对进藏路线提出了意见。他说：经康进藏，通常走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萨。此为满清时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陟险，昌都至嘉黎间有东西两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每高1000公尺，温度(摄氏)降低4度，终年积雪，最难走。二是由昌都至恩达西北行，经类乌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萨。三是由甘孜至玉树西行，经布母拉，沿格尔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路线的选定，还需进一步的研究。但无论走哪条路，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站。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我们已着手编3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贺龙还就西藏气候、教派情况作了详细报告。他特别强调：“对宗教问题处理得适当与否，是决策的一个关键。”　　与此同时，贺龙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迅速绘出了中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　　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语言不通，居民与汉民族的隔阂比较深，所以，向西藏进军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进藏部队的给养，几乎全部要由内地筹措，随军前送。补给，成了重于作战的首要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进藏部队，在物资供应上，取之内地，“不吃地方”；在兵力和装备上，务求精干、适用。据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斗争方针。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备，特别是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问题。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统辖7个工兵团，10个辎重团和1个空军运输机大队，担任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　　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胥光义抵达成都，向贺龙报到。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在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靠牲口、靠牛车运输。有些山道，牲口、牛也过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贺龙对进藏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对进藏部队的被服、装具、饮食卫生等都考虑得很仔细、很具体。贺龙签发的《西南军区关于支援入藏工作向军委和西南局的报告》中写道：“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并根据康藏地形、气候、交通、经济及敌情与我军人马装备具体条件定出计划，实施补给。如：一，康定以西气候寒冷，人烟村落稀少，宿营困难，特制发人用帐篷、马用头罩、汽车暖罩与解冻剂。服装每人一件皮大衣、皮上衣、皮裤、高腰毛里皮鞋、毡子裹腿、皮帽、皮手套、毛袜、包足布、绒衣、线棉背心、棉被、风镜。为防湿防雨，每人发给雨衣、斗笠、防湿垫布各一件。中高级干部每人一个行军床。二，为了保持战士身体健康，力求食品中养分充足。特以黄豆、小麦、花生、奶油等原料制成饭粉，以面粉、白糖、食盐、猪油、奶油、鸡蛋、酵母等原料制成饼干，并以卵片、白糖、精盐、淀粉、蟹黄、味精等原料制成佐食品蛋黄腊和酱油粉等物，内含大量维生素B、C，并发给维他命C药片70万片，以补助营养，防止色盲，……。派卫生检查队了解康藏地区发病特点，予以补助药品，特多发防冻药品，以防减员或减弱战士体力。”　　贺龙向李达反复交代：要给进藏部队最好的装备，最好的骡马。他们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贺龙是以爱马著称的。他为支持进藏部队，把他的几匹心爱的战马，全部送给了进藏部队。他对后勤部门说：“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的需要。多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荷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服装的样式一定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后勤部门把新设计的军装样品送给他看时，他逐件作了检查，还亲自试穿。帽子样式好看不好看，挡风不挡风；衣服口袋怎么设计，甚至连军装各部位应缝多少针，他都有所考虑。　　3月14日，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25日，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藏动员誓师大会，4月28日到达甘孜。由于修路进展迟缓和空投试飞1个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队有耗无补，发生了粮荒。据有关记载，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能吃1斤粮。直到6日和7日，空军向康定、甘孜试投成功，先遣部队的粮荒才得以缓和。　　由于只有两架飞机可以到甘孜空投，无法保证到甘孜部队的全部粮食供应。因此，贺龙和邓小平于7月24日向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为了保证9月份在甘孜屯积150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来空运进藏物资。然而空运能力毕竟有限，仍无法保证大部队的全部供给。4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那里，路修到那里，物资亦运到那里。为此，西南军区调集6个工兵团、3个步兵团组成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也组织部队和民工1.7万余人，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　　在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的领导下，到10月份，公路已修筑750公里，用飞机、汽车和马车向前方运输了上万吨物资。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进藏部队陆续向前开进。至10月初，十八军的部队由四川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一线；云南军区的部队进至贡山；青海军区骑兵支队进至玉树，从东、南、北3个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是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但西藏地方当局故意拖延，并加紧军事准备，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③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1950年5月初，他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愿亲自到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④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研究了当时的情况，于5月10日向中共中央建议说：“争取和平解决西藏的可能较前增大”。“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系，才能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可能。”“格达亦可考虑入藏”。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格达活佛的请求，委派他去拉萨劝说西藏地方当局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然而，格达活佛行至昌都，即被驻昌都的西藏边使噶伦拉鲁鲁桑旺勒软禁起来，不许他离开昌都。格达表示：“我死亦不悔，但求能去拉萨一见达赖活佛”，被拉鲁拒绝。后来，格达活佛被英国特务毒死，随员被押送拉萨。西藏地方当局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同时，西藏地方当局调整了军事部署：将藏军一部置于阿里、黑河(今那曲)地区，阻挠解放军南下；指使窜入康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甘孜、竹庆地区阻止解放军西进；将用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7个代本⑤全部和3个代本的一部，部署在昌都周围和金沙江西岸，企图阻止解放军从康西、青南和滇西北进藏。　　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顽固势力，促使其内部分化，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西南军区决心以十八军、云南军区各一部和青海骑兵支队等共约6个团的兵力，发起昌都战役，歼藏军主力于昌都地区。　　贺龙和邓小平在《昌都战役基本命令》中规定：十八军主力应于9月上旬在甘孜、玉隆、邓柯之线集结完毕，9月中旬由该线发起进攻，争取于10月10日前后占领昌都。另以该军五十三师1个团，同时由巴安(即巴塘)出动，歼灭宁静之藏军，尔后向昌都攻击前进，配合五十二师钳击昌都。以十四军一部，同时歼灭盐井和竹瓦根之敌。西北军区之玉树部队归五十二师指挥，加强昌都作战。　　贺龙分析了藏军善于骑马，行动较快的特点，对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讲：要从侧翼作深远的迂回。他说：“抓住敌人就有办法，包围住了就是胜利，而走得快，才能抓住敌人。”这一作战原则，对于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军各部队于10月6日向昌都地区藏军发起进攻，12日进占芒康，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为表彰九代本的义举，贺龙接见了格桑旺堆等人，代表西南军区向他们赠送了礼品和物资。　　解放军迅速逼近昌都，并且截断了藏军的逃路。20日晨，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命令第二、三、四、七等4个代本及总署机关和沙王(总督)卫队等共1700余名官兵停止抵抗。　　21日，贺龙和邓小平电示十八军：“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这次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粉碎了西藏地方当局用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企图，使其上层顽固势力发生动摇、爱国进步力量更加坚定，从而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八军进驻昌都以后，查清了格达活佛遇害的情况。消息传开后，激起了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11月25日在重庆为格达活佛召开追悼大会。贺龙以悲愤之情，著悼文说：“中华人民的优秀儿女、藏族同胞引以为荣的模范人物格达，在为争取西藏人民和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的事业中牺牲了。他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他的血没有白流。格达委员遇害地昌都，现在已经飘扬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国旗，它骄傲地向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说：一切侵略阴谋和暗害阻挠，都阻挡不住藏族同胞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意志!这个灿烂的红旗，不久的将来，就将要飘扬在拉萨，直到喜马拉雅山祖国的边疆!”　　昌都战役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写信给达赖喇嘛，劝说达赖喇嘛速派代表团到北京谈判。经中央人民政府再三敦促，1951 年2月12日，西藏地方当局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北京谈判。经过23天的商谈，于5月21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在朱德副主席的主持下，双方代表于23日举行了签字仪式。　　根据《协议》规定，毛泽东于5月25日指示进藏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西藏腹地进军，以保证协议的实行和国防的巩固。据此，贺龙和邓小平命令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干部的先遣支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7月25日由昌都前往拉萨；十八军主力1.07万余人，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第一梯队，10月26日抵达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向全世界宣告：西藏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为了巩固国防，经中央军委批准，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成立。⑥　　西藏的解放，为西藏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光明的前景。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西南军区调集了大量部队和民工，从1950年夏开始修筑由康定到拉萨段的康藏公路。　　1951年夏，贺龙在重庆主持筑路会议，对到会的工程技术人员、筑路部队指挥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的负责人说：“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筑路史上，而且在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我们解放西藏，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而要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会后，根据贺龙指示，成立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由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兼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穰明德兼政治委员。　　为了找出一条从昌都到拉萨的合理的公路线，从1951年起，先后派出了6支踏勘队。他们翻雪山，过沼泽，在深山大川和原始森林中跋涉5000多公里，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基本查明了康藏公路预选线路及其两侧的地质、地貌，并于1952年秋写出了勘察报告。报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走北线，从昌都经丁青、索县等地到拉萨；二是走南线，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太昭至拉萨。究竟走那条线？陈明义和穰明德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到重庆，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汇报请示。　　他们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下午，贺龙就接见了他们。陈明义、穰明德等走进客厅，贺龙同大家亲切握手，然后端出一盘香蕉说：“你们在康藏高原修路很辛苦，不容易吃到水果，快来打个牙祭吧!”几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大家一面吃着香蕉，一面向贺龙汇报。陈明义说：“由于运输困难，有时主、副食品供应不上，战士们就挖地老鼠和野菜吃。”贺龙感慨地说：“这和我们长征时一样啊!”陈明义说：“战士们白天在雨里雪里修路，夜里住在用雨布搭的帐篷里，漏雨飘雪，衣服和被子都湿透了。”贺龙皱起眉头，对秘书说：“记下来。叫后勤部给筑路部队特制帆布帐篷，补发雨衣!”陈明义说：“西藏是个高寒地带，常年吃不上蔬菜。战士们由于缺乏维生素C，手指甲盖都陷下去了。”贺龙听到这里，不安地站起来，在客厅里踱着步子，思索着，然后，他果断地说：“立刻派人去上海买维生素C。必须让战士们每人每天吃4片维生素C.少了不行!”陈明义继续说：“我们筑路部队得到了藏族同胞的支持。他们赶着牦牛，冒着雨雪，为部队运送粮食。”　　贺龙十分感激地说：“真要感谢藏族同胞呀!”并严肃地指出：“藏族同胞越是支援我们，我们越应该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遵守民族政策，严格群众纪律。”　　穰明德打开地图，把踏勘队预选的南北两线沿途的地貌、地质、气候、物产、资源、工程难易利弊比较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不同意见等作了详细汇报。最后他说：“究竟走南线还是北线？请贺司令员考虑决定。”　　贺龙仔细地看着地图，边听、边问，边思考。经过反复掂量，他拿过一支红铅笔，指着地图果断地说：“走南线。第一，南线气候温和，海拔高度低。在西藏高原，这是用黄金也买不到的优点。第二，南线经过的森林、农业区、草原、湖泊、山地、物产都比北线丰富，不仅修路用的木材、石料等可以就地取材，还有青稞、牛羊、水果、燃料等，生活也方便。更重要的是，南线有丰富的资源和极大的经济价值，将来开发建设，有着广阔的前途。公路走南线，符合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这就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贺龙望望神色有些迟疑的陈明义，猜到了他的心思，便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当然，怒江天险、冰川、流沙，会给施工带来麻烦，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艰难。但是怒江也好，冰川也好，流沙、塌方也好，能挡得住中国人民解放军吗？我相信，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办法让激流、冰川、流沙、塌方通通让路。至于北线，将来仍然要修。在祖国的西藏高原上，将来要修很多很多公路，要修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咧!”贺龙的远见卓识和气魄胆略，使大家信心倍增。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会心地笑了。这时穰明德把地图一卷说：“贺总，等着我们通车拉萨的捷报吧!”　　贺龙放下铅笔，点上1支雪茄，微笑着问：“什么时候能通到拉萨？”“1954年底!”穰明德挽起袖子，用力一挥手说：“贺老总，1954年年底汽车开不到拉萨，我把头拿下来见你!”　　贺龙哈哈大笑，爽朗地说：“那好，我等着为你们通车拉萨庆功!确定这条公路的走向，事关重大。我要写报告给毛主席，请他批准。你们先把康定到昌都段修好。为了解决你们筑路部队的物资保障问题，我派余秋里同志到康藏公路走一趟。”　　筑路部队全体指战员经过两年的艰苦施工，比计划提前50余天，完成了康藏公路康定到昌都段的通车任务。1952年11月22日，贺龙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报告筑路问题，对昌都到拉萨段的线路选定，提出了建议。他说，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以采用南线为好”。　　1953年1月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此项意见。”并将报告批转周恩来、邓小平：“采取南线为适宜。”　　贺龙在报告中还详细汇报了筑路部队艰苦奋斗的情况。他说：3年来，筑路部队在3200米以上高原环境施工，自然条件极恶劣，生活艰苦，任务繁重，劳动强度大，供应不及时，很少吃到新鲜蔬菜和鲜肉，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关节炎和心脏、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口腔疾病，体重普遍下降。接着，他提出了改善筑路部队生活的具体意见：“为保持筑路部队的营养量，按每人每日4两猪肉、1两猪油、5钱蛋粉、1斤青菜、7钱盐、生姜、辣椒各7分、茶叶2钱5、粮食26两⑦，供给实物，保证定量定质，使部队能够真正吃到。为此，拟多从后方输送肉类罐头和发动部队在可能条件下多种菜，另从后方输送一部分干菜。”(毛泽东阅后旁注‘增营养’)。“在不妨碍筑路与就地取材的原则下，修建一部分营房，供部队休整时居住。”　　贺龙几次要求去西藏看望部队、检查施工情况，中共中央考虑到他患有高血压等症，没有同意。贺龙只好派李达代表他和西南军区党委，到筑路工地进行检查，并先后派出了几批慰问团进藏慰问。贺龙要求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深入筑路部队，进行慰问，收集歌颂他们的创作素材。文工团员们深入部队以后，创作了《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藏胞歌唱解放军》、《歌唱二郎山》等大量反映和平解放西藏和筑路英雄事迹的音乐舞蹈等文艺节目，其中流行全国的优秀歌曲《歌唱二郎山》，就是贺龙建议推广的。西南军区京剧院也遵照贺龙指示，带了一批精彩的节目，到雀儿山等最艰苦的工地演出。　　1954年12月25日上午10时40分，康藏公路全线通车仪式在拉萨河大桥桥头举行。它标志着西藏经济文化建设开始了新的纪元。　　贺龙为修筑康藏公路，倾注了大量心血。在通车之际，他撰写了《帮助藏族人民长期建设西藏》的文章，称赞在世界屋脊上修建康藏公路是中国历史上亘古以来未有的创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奇绩。他赞扬筑路部队、民工和技术人员的忘我劳动和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指出：“公路通车到拉萨，仅仅是长期建设西藏的第一步”，希望进藏部队和全体工作人员，戒骄戒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热忱而切实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长期帮助藏族人民，稳步地发展西藏的建设事业。　　兢兢业业建设国防军　　全国大陆解放以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为，人民解放军已从战争状态转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发出了“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需要大量减少常备军。中央军委决定在1950年裁减150万武装人员，要求西南军区裁减37万人。要妥善安置这么多人，任务相当艰巨。　　1950年5月上旬，贺龙和邓小平召开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专门对裁军作了动员和部署。邓小平着重阐述了精简整编的重要意义。贺龙传达了西南军区精简整编方案和对复员军人的安置办法。他强调指出：总的原则是既要保存部队骨干，以适应国防建设需要，又要使复员人员有家可归，不致流离失所。因此，要反对推出门了事的不负责任态度。他指示，要专门成立处理复员军人的机构，根据复员军人不同的情况，作妥善处理。由于各级领导重视，组织教育工作做得好，整个复员工作，于1950年底顺利完成。　　部队在精简整编以后，很快掀起了学习文化的运动。贺龙指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必须掌握文化工具，突破文化关。不过这一关，就学不好现代军事知识和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也不能很好地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就难以完成。5月4日，他在西南军区高干会议上就说过：部队精简整编后，主要是教育，要把每个连队都变成一个学校。3年之内把全军战士普遍提高到高小文化程度，干部不够初中文化水平的都要提高到初中程度。　　8月1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从1951年1月全面展开了。西南军区机关、部队的学文化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1952 年夏季，形成了高潮。　　在学习上，贺龙身体力行。《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两卷出版后⑧，贺龙一面号召大家“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定要领会其精神实质，首先钻进去，然后考虑如何运用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求其融会贯通”；一面带头制定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计划。他说，我自己虽然快60岁了，但还要努力地学，不断地学，一直学到老。　　毛泽东曾建议贺龙学习文化，周恩来也让他学习写作和书法。这次，他便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文化、练习写作结合了起来。他让秘书买来了魏碑体的字帖和毛边纸，每天早晨先练习几页书法，然后读书。他虽然患有高血压病，但仍坚持学习不辍。在规定时间认真读书，晚上还要挤时间多学一些。在他的书柜中，除《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还有《东周列国志》、《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古籍。据薛明回忆：“贺龙读的书中有些文言文我看不懂，他读起来却很快。我开始不相信他都能看懂，拿过书来，问他看过的那几页的内容，他回答的基本不差。”　　开展学文化运动之前，以贺龙的名义上报下发的文件、电报，大都是他向秘书或有关负责人交代意图，由他们起草，然后由贺龙审阅后签发。学文化运动开始后，他时常亲自动笔。有一次，裴昌会到重庆开会时去拜望贺龙，见他正伏案写作，便很奇怪地问：“贺司令员，怎么现在你还亲自写东西？”贺龙说：“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写，不要秘书代笔。我要响应号召啊。”　　对于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贺龙也十分关心。在党小组会上，他对秘书、警卫员、公务员、司机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作为共产党员，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干部必读》。干革命离了这个是不行的”。每逢学习日，他路过工作人员的房间时，总要推门看看他们是否在读书。司机何建成以前不识字，在贺龙的鼓励下，学习非常刻苦，在学文化运动中立了二等功。　　1952年5月28日，西南军区直属队举行了隆重的1952年度文化学习开学典礼。贺龙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提高文化科学水平，培养大批工人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必要条件。所以，普遍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也是全党全军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拿出最大的决心，付出最大的努力，加强对文化教育的组织领导；文化教员要热爱和安心本职工作，争取在文化教育中为人民立功。他号召广大指战员拿出冲锋陷阵的精神来攻克文化碉堡。在贺龙领导下，西南军区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的干部战士投入了文化学习运动，掀起了群众性的“文化练兵”高潮，取得了很大成绩。西南军区部队干部、战士大都出身贫苦，许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到1952年底，第一期文化教育计划完成后，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摘掉了文盲帽子，部队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有1万多人在文化学习中立了功。身经250次战斗、立过8次战功、5次获得英雄模范奖章的刘子林，原来只有相当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经过短短8个月的文化学习，学完了初小、高小的全部课程，以优秀成绩升入初中班，立了一等功，受到贺龙的接见和表彰。　　1953年1月6日，贺龙在西南军区党代表会议上说：文化教育是我军今后长期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仅在文化教育为中心的时期，不准有丝毫的忽视或放松，就是在军事训练为主的时期，也要按规定继续进行文化教育，大力办好学校，以求在原有基础上巩固、提高。　　贺龙不仅重视普遍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文化水平，也十分重视专业文艺工作队伍的建设，使他们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服务。他曾亲自找一些文艺工作者谈心，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文化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文化队伍是一支必不可少的军队。随着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的军队也必须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文化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这就大大加重了文化艺术干部的任务。为了发挥文化工作的力量，你们必须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头。你们现在不应当不安心，而是需要考虑如何去努力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贺龙号召文化工作者努力“面向连队”、“为兵服务”。1953年底，西南军区召开文艺检阅大会，贺龙向与会全体人员说：我们的军队“正向着现代化强大国防军迈进，我们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要响亮地吹起这个伟大时代的战斗号角，光荣地担当起我们队伍行进中号兵的作用，教育部队，鼓舞部队，使整个部队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和乐观情绪，发挥高度战斗意志”。　　培养大批能掌握现代武器装备与指挥诸兵种合同作战的干部，是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中心环节。贺龙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50年5月5日，西南军区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贺龙专门给该校送去了“加强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学习，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的题词。7月，贺龙和邓小平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建设，大量培养干部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和建军要求，需要办两种学校：一种是战略性的正规的高级与初级学校，专训国防军的基本干部。目前应集中人力、物力办好这种学校。这些学校的编制、教育计划、设备、制度以及对干部、教员和学员的各项要求，应按中共中央军委规定，达到全国一致的水准。另一种是速成性或轮训性的干部教导团、队，轮训各级各类干部，着重提高其本职业务能力。各军区、军、师和军分区都应组织教导团或教导队轮训各类干部。对炮兵工兵和其他专业性学校，亦应调整充实，分头轮训在职各种专业干部。指示强调：大量培养干部，是适应我军战略性要求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要以宁可少养若干兵的决心，把学校办好。在贺龙、邓小平领导下，西南军区先后组建了第五(云南)，第六(川东)，第七(贵州)，第八(川西)4个初级步兵学校和1个航空预备学校。他们要求各步兵学校的干部“应选部队中有作战经验者充任，不可滥竽充数”，学员的“每一课程之结束和毕业时，均按规定考试，不合格者退回或留级。”　　在筹建西南军区第七军医大学时，贺龙数次审查校舍图纸，到重庆高滩崖、新桥等地勘察地形、选定校址，还亲自登门，聘请了一批在美、英、德、法等国留过学，又在国民党军队或地方医院担任过副院长、科主任具有国内第一流专业水平的专家、教授到军医大学任教。贺龙经常去看望他们，向他们征求意见。他向第七军医大学的校长、政委交代：要给这批专家最好的生活待遇。开会、看戏、看电影，都要请他们坐最好的位子，工资由他们自己报，报多少给多少。贺龙又指示后勤部门抽出几辆吉普车和轿车，作为接送教授的专车。要使他们无后顾之忧，便于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在贺龙和邓小平领导下，经过精简整编、学文化运动和军政训练，以及开展“三反”运动，使西南军区部队的编制更加精干合理，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和军政素质明显提高，在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西南军区的辖区与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等国接壤，边境线长达6000余公里。当时，逃往邻国的第八、第二十六军等国民党军残部勾结特务、土匪，在边境地区频繁进行骚扰破坏。他们挑拨邻国与新中国的关系，制造事端，使西南的边防斗争异常尖锐复杂。贺龙根据云南省与越、老、缅3国接壤，有3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地区辽阔，人口较少，自然条件复杂，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以及绝大部分边防部队生活、训练、执勤条件十分艰苦的实际情况，于1952年9月14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写了关于加强云南边防建设的报告，提出了若干措施：　　第一，迅速解决边防部队住房。“云南边防的营房建设，是国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云南军区就地取材、在技术可行的条件下，争取及早施工。先建筑第一线的哨所、住房及第二线必要的宿舍，尔后再逐步加强。　　第二，结合经济建设需要，大力增修公路，架设通信线路，解决运输补给和通信的困难。除修建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的昆洛、南大、箇奎等长达1500余公里干线外，加修连接干线的支线。　　第三，健全边防军分区。将丽江、保山、普洱、蒙自、文山等边境军分区改为警备区，适当扩大领导机构，配备较强的干部，以适应边防斗争的需要。　　第四，搞好民族团结，与少数民族共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西南的边防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边防斗争的复杂性与艰苦性主要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少数民族工作那天做不好，边防问题那天就得不到解决。只要把兄弟民族团结起来，我们的边防就会胜过钢筋水泥工事。　　1953年10月21日至12月14 日，贺龙作为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团长，率领8个分团共5448人赴朝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长达45天的慰问活动。在朝鲜期间，除进行慰问活动以外，贺龙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考察。贺龙认为，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许多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人民解放军今后建设的参考。他到夏季攻势作战地域和上甘岭、老秃山等处亲自了解作战经验、工事构筑和部队士气等等。为了多考察些部队，他特地向毛泽东请示，要求批准他晚几天回国。　　回国后，根据朝鲜战争中的新鲜经验，贺龙对人民解放军在建设现代化国防军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于1954 年1月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阐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首先必须培养大批能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的干部。我认为培养干部，今后应注意培养经过斗争考验并有战斗经验的工农干部和部队中的英雄模范。这是我们建军的骨干。但是这些同志文化程度低，学习科学技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并进步使之能够掌握科学技术，这在今后培养干部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贺龙认为，人民解放军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建设白己的国防工业。他说：“现代化军队的装备，必须依靠国家的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建设。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从国外定货只能解决临时问题，不能解决长久的问题。因此，向国外定货必须是急需的东西。那些可以少定或缓定的，就要少定或缓定，把钱省下来建设我们自己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关于学习苏联问题，他说：“我认为学习苏联首先应该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要根据中国实际可能的条件与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循序渐进地学。这就是说，学习苏联不仅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同时还要预见到我国将来的发展。第二，是在我们解放军传统的基础上学习，不能割断历史，要照顾历史，要照顾我军的历史传统……要实事求是，而不是追求形式。”　　关于政治工作，贺龙强调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我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政治工作。任何削弱政治工作的思想和现象都是错误的。政治工作必须与业务技术相结合，保证战备训练及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为此必须注意加强政治机关的建设，提高政治干部的质量。部队在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不能放松政治素质的提高。　　贺龙的发言，给到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①贵州军区于1949年11月15日成立，由第五兵团兼，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川东军区于1950年1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团兼，王近山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川南军区于1950年2月1日成立，由第三兵团第十军兼，杜义德为司令员、李大章为政治委员，川西、川北、西康军区于1950年2月8日同时成立，川西军区司令员为张祖谅、李井泉兼政治委员：川北军区司令员为韦杰、政治委员胡耀邦；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云南军区于1950年4月1日成立，由第四兵团兼，陈赓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　　②旧币，1万元旧人民币折合新发行的人民币1元。　　③即格达呼图克图，1903年生于西康省甘孜县白利乡贫苦藏族家庭，7岁为白利寺活佛。17岁入西藏学佛经8年，得格西学位。1936年，担任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副主席。全国解放以后，被聘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特邀代表。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④朱德、刘伯承于6月1日复电格达：“来电敬悉，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嘉，无限欣慰。谈判条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　　⑤藏语，旧译“戴本”、“戴绷”或“代奔”，原西藏地方政府军职名。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政府规定西藏额设藏军3000名，代本6名，每一代本，率兵500名，沿为定制。例由贵族出身的俗官担任。1913年西藏地方政府大量扩军，代本数目也随之增加。　　⑥西藏军区司令员为张国华，政治委员为谭冠三(第十八军政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朵噶·彭错饶杰为第二副司令员，昌炳桂为第三副司令员；范明、王其梅为副政治委员；李觉为参谋长，刘振国为政治部主任。　　⑦旧市制，16两为1斤。　　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11日发行；第二卷于1952年4月10日发行。  
 
第十七章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五湖四海揽人才　　1952年8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写了《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团中央希望贺龙主持国家体委，是因为他们知道，贺龙一贯重视体育事业，在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队中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全国解放后，他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专业的男女篮、排球队，并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优秀的体育工作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体育界人士仰慕贺龙。　　一天，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给贺龙打电话，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并说：“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说：“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很痛快地答应了。　　11月1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周恩来正式提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　　这时，贺龙还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但他一接受国家体委主任的任命，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方面的工作。　　旧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极低，直到1948年，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过一枚奖牌，全国没有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场馆，体育人才更为缺乏。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把体育运动搞上去，任务艰巨。对此，贺龙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说：“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搞体育工作，不能享现成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他第一次会见体委机关干部时，就勉励大家要正视现实，克服困难，把体育当作毕生的事业，不要小看体育工作，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他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体育运动也会大大地发展起来。”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需要干部，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都不把体育当作正式职业，体育干部更不易解决。虽然政务院给体委核定的编制是239人，但却很难配齐。没有相当数量合适的干部，体委的工作便很难开展。　　1953年4月，贺龙到北京主持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之后，一回到重庆，就为充实体委物色人才。贺龙点的第一个将是张之槐。他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篮球队队长，解放后担任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处长。张之槐对去体委工作毫无思想准备。那时部队已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他不愿意在授衔之前转业。贺龙理解这种心情，对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我上次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东长安街体育场，每天晚上灯光球场里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行的专家。你不干，谁干？不要光想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当。不光去，还得干好。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考虑，想通了，来找我。”张之槐整整想了一个通宵，深深感到贺龙的批评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终于下了决心。第二天一早就去找贺龙，对他说：“老总，想通了，我去。”贺龙高兴地说：“想通了就好!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过去洋人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说实话，能把体育工作搞好，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不那么简单。快去北京报到。去了以后和体委的同志们一起尽快把工作开展起来。”　　同张之槐一起到体委报到的，还有张联华和朱德宝。他们也是贺龙点的将。张联华也曾是一二○师“战斗”篮球队的队员，这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的政治委员。朱德宝曾是“东干队”①的队员，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担任军械处处长。1953年8月，他们3人分别被任命为体委3个司的副司长。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1月，他和薛明带着子女鹏飞、晓明、黎明乘轮船离开重庆，辞别了战斗工作了5年的西南，到北京赴任。与他同行的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等。他们也是因为西南大行政区撤销，奉调去北京工作的。一上船，贺龙就打上了他们的主意。　　贺龙先做蔡树藩的工作。蔡树藩是奉命到内务部工作的。他在西南与贺龙共事多年，对贺龙的为人十分敬佩，很乐意在他领导下工作，所以当贺龙动员他去体委工作时，便欣然同意。贺龙一到北京就去找邓小平，让蔡树藩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王凌原是调往地质部的，她被贺龙说服，到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武岳松曾是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贺龙动员他到体委后，担任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是到外文出版社当社长的。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几个秀才，便动员他也去体委工作，张非垢不仅自己同意，而且动员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张彩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我也是文人进武庙。”这样，张彩珍也进了体委。贺龙还邀请起义将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到体委共事。此后，贺龙又乘各大行政区机构撤销之机，多方设法从原西南、中南、华北、西北各行政区调来了李梦华、陈先、曹建纯、董念黎等人，又陆续选调了一批青年干部到体委机关，使新中国的体育领导机构很快健全起来。　　贺龙叮嘱体委的干部说：体育是全国人民的事业，不是体委一家的事。要与有关方面，特别是教育部门、工会和共青团一齐动手。没有各方面的支持，体委是无能为力的。大家动起手来还怕10年赶不上世界水平!　　有了机构就要有办公室和宿舍。早在贺龙到北京之前，他就请北京市政府帮助解决体委机关的办公用房。北京市市长彭真大力支持，把位于宣武门东侧未央胡同33号的10几间平房给了体委。后来体委人员按编制逐渐配齐，容纳不下，贺龙再次请彭真设法解决。彭真又批准把王府井八面槽9号的135间房子给了体委，并在草厂胡同安排了宿舍用房。彭真给贺龙的信上说：“贺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　　在国家体委初创时期，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屈指可数，一些人流落海外。贺龙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气魄和胆略，力排众议，大胆地选用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很快地将新中国的体育队伍建立了起来。　　当时用人是十分重视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国家游泳队建队时，对涂广斌能否入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技术不错，本人政治表现也好，可以吸收为队员；有人则认为他曾随舅舅去过台湾，不宜当国家队队员。这事被贺龙知道了。他说：“这有啥问题呢？他是个青年，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欢咱们的新中国。这样的运动员，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还应该很好地培养。”这样，涂广斌成了国家游泳队的正式成员。后来他担任教练，培养出了穆祥雄等具有世界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国家女排队员曹其纬的祖父是参与“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谈判、当过袁世凯政府外交部长的曹汝霖，从上海女子排球队选入国家女排。贺龙在一次集会上把她介绍给朱德和陈毅两位元帅说：“她就是演电影《女篮五号》里‘小五号’的，是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的队员。”几天后，贺龙给她写了一封信，希望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作贡献，不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由荣高棠转来的这封信，使曹其纬说不清是感激还是兴奋，不禁泪如泉涌。荣高棠说：“贺老总亲自给运动员写信，这还是头一次。你要珍惜这份珍贵的礼物!”　　游泳运动员吴传玉1951年从印度尼西亚归国后，在1953年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得100米仰泳金奖，1954年，又在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游泳比赛中，获100米仰泳和100米蝶泳亚军。贺龙认为，象这样优秀的运动员应当有权参与新中国的国家大事，经他提议，吴传玉被选为新中国运动员中的第一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贺龙还请荣高棠陪吴传玉到家中作客，亲切地对他说：“你回到祖国来，很不容易，为祖国作出了贡献，更值得欢迎。你要继续努力提高游泳技术，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可惜的是，吴传玉在同年10月到国外学习时，因飞机失事罹难。贺龙深为惋惜，亲自出席追悼会，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他学习。　　贺龙对傅其芳的关怀，在体育界一直被传为美谈。傅其芳在香港因击败过英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李奇和伯格曼而出名。但仍然没有改变他失业的困境。动荡的生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他曾向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代表新中国打球，但又有些顾虑，因为他在香港欠了一笔债，没法偿还，还担心回大陆后生活水平会降低。　　贺龙闻讯后，同国家体委的领导人商量决定，欢迎傅其芳回来。他欠的债由国家替他还清，还特别批准他的月薪为200万元(旧币)。这个数目比当时体委的一些领导干部的薪金都高。1953 年春天，傅其芳回到了祖国大陆。1954年，他在布达佩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获得男子单打第三名，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贺龙对他十分关心，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提高思想觉悟，努力钻研技术。1958年后，他当了教练，探索出了一条近台快攻的新路子，培训出了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庄则栋等一批世界名将，为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团体和男子单打“三连冠”立下了功劳。　　上海乒乓球女选手孙梅英，1952年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有一次，贺龙到国家体委东楼礼堂观看汇报表演，得知孙梅英不安心在北京参加集训，想回上海。表演一结束，他就把孙梅英叫到跟前，问道：“听说你不想在北京打球，想回上海去，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妈妈？”孙梅英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贺龙和蔼地说：“新中国的青年应当志在四方。你要是想念妈妈，那好办，过年过节的时候放你回去探亲。还是安心在北京练球，要服从国家的需要，苦练本领，为国争光!”孙梅英听了十分感动。她母亲知道后，再三叮嘱女儿要听贺老总的话。全家人都支持她出去打球。从此孙梅英下定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乒乓球事业。　　就这样，贺龙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的体育专家，吸引了许多海外赤子纷纷归来报效祖国。优秀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都是五十年代回到祖国大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经过贺龙、国家体委和各省市有关部门的艰苦努力，国家足、篮、排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运动队，在1954年前后相继充实和组建起来。许多优秀运动员被选送到中央体育学院和竞技指导科、体育训练班学习，有些被送到国外进修。全国各大行政区也按国家体委要求集中训练运动员，仅1953年就有854人受训。同年，还在人民解放军中，集训了1210人。　　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虽然指示各省市都要建立体育机构。但直到1953年底，各省市成立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贺龙认为，要广泛吸收体育人才，建立新中国的各级体育机构，重要的问题是，要大张旗鼓地向全国人民宣传体育运动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以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体育工作的重视和热爱；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号召各界支持体育工作。要做到这一点，体育战线应有自己的一张报纸。1958年初，贺龙为此事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我们国家这么大，是需要有一张体育报。你们向中央写报告嘛!”4月1日，贺龙和张非垢、黄中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由贺龙面呈周恩来。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创办《体育报》。贺龙请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报头，请朱德题词。贺龙向体委有关领导人和《体育报》的负责人阐述了办报的宗旨和方针，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体育报》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又要有体育特色；要组织好通讯网，还要有特邀通讯员，也可以请荣高棠和体委各级领导人写文章；《体育报》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　　9月1日，一张套红的《体育报》创刊号送到贺龙面前，他立即欣喜地阅读起来。第二天清晨就给报社打电话表示祝贺。贺龙指示说：报纸是喉舌，要走在前面，鞭策我们的工作，“要大胆地办，把《体育报》办成6亿人民的报纸”。　　从此，《体育报》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他一般都在晚上看《体育报》，一旦发现有了进步或发生了缺点错误，就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及时予以表扬和指导。有时1天要打几个电话。报社现存贺龙1963年至1965年的电话记录和信函，就有54件之多，平均每月一两件。报社整理的这些指示的记录的摘要，达3万字以上。　　1963年8月31日，贺龙参加了《体育报》创刊5周年庆祝会。他在热烈掌声中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接着又谈了办报宗旨。他说：“报社同志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详细调查了解一下，我们在贯彻执行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方针上的实际情况如何？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体育报》现在的发行面还太窄，应当考虑怎么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如何使小学生、大学生、干部、工人、农民都能看懂，外行看得懂，内行也爱看。做好了，几万份报纸就等于几十万分甚至更多万份的力量。”贺龙要求《体育报》虚心学习其他报纸的长处。他赞扬《北京晚报》办得好，他们敢于批评，也敢于表扬鼓励，要向他们学习。为了把《体育报》办得生动活泼，大家爱看，贺龙要求体委领导人、各运动队、教练员和运动员都为《体育报》写文章。其中马约翰在《体育报》第608期上发表的《乒乓球双打的技术和战术》，天津女排写的《骄娇二气使我们摔了跟头》，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徐宝臣写的《千万不能满足》，徐寅生写的《看解放军练兵的感想》，以及戚烈云、陈家全、陈远高、李世华、韩翠青等人的文章，都受到过贺龙的称赞。贺龙还指示《体育报》转载傅其芳为《中国体育》所写的介绍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连载徐寅生的学习笔记并建议其他各报转载。《体育报》在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热爱体育运动，发现和培养体育人才，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建设“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　　贺龙长期带兵，深知一支军队要有坚强的战斗力，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军事技术、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同样，一支优秀的体育队伍，在比赛中，特别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要战胜对手，取得好成绩，争得好名次，也必须思想、技术、作风“三过硬”。因此，在各运动队组建起来之后，贺龙就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精心培育，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国际一流的体育队伍。　　贺龙认为，无论干什么工作，思想总是领先的。因此，他特别注重运动队的思想建设。要求教练员、运动员“又红又专”。他对运动员们说：“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要为革命而搞体育运动；打球不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求一技之长，争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贺龙十分重视各运动队的党团组织建设，关心教练员和运动员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他多次指示，要参照解放军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逐步在运动队中建立党、团支部或小组，培养运动员、教练员成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分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先锋作用。由于一些优秀教练员、运动员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的党组织负责人对吸收他们入党有顾虑。对此，贺龙说：如果对运动员许愿，说成绩好了可以入党，拿入党做交易是不对的。但对作出了贡献，政治表现好的同志，就应当积极发展他们入党。　　傅其芳是为中国乒乓球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迟迟未被吸收。贺龙对此提出了批评：“你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关心不够呀!看人不能看死，要看发展嘛!有人说他的历史复杂，难道还能比我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主要看他的表现。他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有10几年了，多次立功受奖，决心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你们如果不敢介绍，我和荣高棠介绍!”在贺龙的过问下，傅其芳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贺龙还在国家体委一次党组会议上说：“现在的运动员就是将来的干部。如果不是党员、团员，如何通过党、团组织进行教育？军队的新兵，3年内由团员到党员。我们的运动员最少的也有5年历史，但入党的很少。陈镜开9破举重世界纪录，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为什么不能入党？”后来，国家体委党组每年都专门讨论两次发展教练员、运动员入党的问题。在贺龙的关怀下，郑凤荣、陈镜开、徐寅生、李富荣、丘钟惠、林惠卿、姜玉民、陈文彬等优秀运动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多数成了体育战线上的骨干。　　贺龙要求运动员具有敢于拼搏的精神，面对强手，敢打敢拼，胜不骄，败不馁，争取好成绩，但并不一味要求运动员只能赢不能输。他认为，比赛总有赢输，不能以胜败论英雄。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他们的最高水平，但由于技术和实力不如对手而失败了，那是无可非议的；相反，如果打败了对手，但风格不高，也不能称作英雄。这就是贺龙常讲的：“输球不能输人，赢球还要赢人。”　　在迎接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际，女运动员胡克明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自己的打算是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当时，这两句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人还认为这两句话没有明确的求胜目标，是消极的。贺龙从《北京晚报》上读到这两句话，立即从中发现了闪光的内涵，并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他说：“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打出什么风格？中国的风格；打出什么水平？世界水平。”在赛前动员时，他对运动员们说：“只要你们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赢了算你们的，输了算我贺龙的。”周恩来也十分赞赏这一口号。从此，“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很快成了全国各运动队的行动指南，成为中国体育竞赛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　　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样才能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与世界强手相抗衡。他把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三从”(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原则，加上“大运动量训练”，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运用到运动员的基础训练和专项训练中去，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贺龙十分强调反对骄娇二气，要求运动员勤学苦练，不怕流血流汗，不偷懒。要学习解放军，任何苦都能吃，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有一次，贺龙专门给《体育报》推荐《解放军报》刊登的两条报道：一条是《炮七连九扫骄气》，一条是解放军二六一医院艰苦奋斗的事迹。他说：“骄气要不断地扫，才能不断进步。这个问题对体育队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贺龙风趣地比喻说：“运动员都要练成武松，不能成为林黛玉。要敢于和强手比，把世界强队比下去。我们的腰杆要硬，胆子要大，心要细，既要有打虎的功夫，又要有绣花的功夫。”　　贺龙主张把运动员培养成有修养、有知识、有头脑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国家队建队之初，他就指示：运动员除了学习运动技术理论和进行训练之外，还要学习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文化(包括历史、语文、数理化基本知识、运动生理等)。他说：“运动员学习时间有限，更应该抓紧时间读书。”他经常督促运动员认真读书。到运动员宿舍检查时，总要看看他们枕边放着什么书，并向他们推荐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籍。　　贺龙对运动员的生活待遇、家庭婚姻、退役后的安置等问题都非常关心，特别是对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运动员，月薪仅仅几十元，深为不安。他说：“我们的运动员很好啊!作出了成绩，没有多少物质奖励。外国的运动员当了世界冠军，又是洋房，又是汽车。而我们的世界冠军除了工资，其他什么也没有。”有一次，他对一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说：“运动员工资少，伙食标准也不高。出国的服装，回来还要上交，你也抠得太紧了。你给他们多做一套有什么？”他还趁外出视察的机会，对一些省委领导人说：“你们对运动员要重视，不要光说球打得好，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要管一管。”在制定运动员工资标准时，贺龙对经办人说：“运动员把青春时光贡献给国家了，他们的工资要定得高一些。”　　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和其他行业相比，是短暂的。因此，如何安排运动员，尤其是如何安排因为比赛、训练致伤和患病的运动员的工作与生活，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贺龙对国家体委干部司的负责人说：“要把运动员当成我们的兄弟姐妹，使他们‘安家落户’。不好好安置运动员，哪能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有谁还愿意当运动员!运动员的安置，国家要背起来。干部司应该检查一下6个大区对运动员的处理情况。处理不好的要重新处理。过去处理不好，是官僚主义，现在知道了，不重新处理，是死官僚主义。”四川省第一批专业排球运动员中有一名当了教练员，后来却被派到运动系去看门和帮人照顾孩子；江苏省的一名运动员受伤后，被送回原籍务农，所挣工分不能糊口。贺龙知道后，责成当地体委立即妥善安排。他对运动员来信反映的问题，都及时批转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妥善解决。他常对国家体委负责人说：“优秀运动员是国家的宝贝，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争得了荣誉。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对运动员不是管一阵子，而是要管一辈子。”　　培养体育人才，还必须办好学校。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之初，即着手筹建中央体育学院。1953年9月20日，贺龙在重庆对担任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钟师统说：“现在，中央叫我搞体育。要搞，先得抓干部。体委已经决定在北京办个体育学院。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就由你来当吧。”钟师统说：“贺总，我不懂体育，怕干不了啊!”贺龙说：“没有什么干不了的!我还不是跟你一样不懂，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干吧，需要几个帮手，你提出来，我给你调。”于是，钟师统挑起了筹建体育学院的担子。　　1953年1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师生们把先农坛体育场看台底下的空间当作宿舍，搭个席棚作为教室和食堂。共和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中央体育学院改名北京体育学院，并在圆明园北面选定了新院址。贺龙和钟师统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以及校舍设计、学生生活等许多重要问题。他指出：“体育是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等方面搞出一套东西来，为加速提高运动技术和训练工作服务。”“北京体院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办成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　　贺龙还指示各级体委要大办业余体育学校。采取大中小结合的办法，大量训练干部和技术人才，以适应群众体育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　　培训体育人才，离不开完善的体育场馆和各种先进的训练设施。但是，旧中国体育场馆极少。在北京，除1937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尚无一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也没有。贺龙和国家体委负责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荣高棠和黄中跑遍了北京市，终于在天坛的东侧找到了一块空地。他们高兴地对贺龙说：“地皮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　　贺龙想到了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他曾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在重庆组织过城市建设。万里此时正在外地，贺龙立即打长途电话，请他出马筹建北京体育馆。　　万里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荣高棠和黄中问他：“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万里风趣地说：“贺老总的军令如山倒啊!怎能不立即报到？”　　不久，贺龙又调来了参加过修建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　　这样，由万里挂帅，管平、张一粟等负责领导，北京市设计院设计，大通公司承担施工，开始修建总建筑面积为3.3万平方米的体育馆。贺龙给他们1年的工期。设计人员加班加点，3个月就绘制出了体育馆的各种图纸。1954年秋动工兴建。在施工过程中，贺龙经常到工地去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对他们说：“这个工程，是体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体育馆，一定要建好，按时竣工。中央和北京市许多部门都支持你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参加施工的数千名职工努力奋战，节假日也不休息。经过1年多的紧张施工，到1955年4月，一座占地16公顷，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可供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比赛和训练用的多功能体育馆全部竣工。　　五十年代初期，在贺龙为首的国家体委领导下，全国有计划地兴建了中小型体育馆38座。成都、广州、昆明、兰州、南京、西安都建造了有2.5万个以上席位的体育场。在北京又兴建了射击场、摩托车赛车场和陶然亭游泳场，这些场馆的建设为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和培养运动员创造了条件。　　“体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毛泽东给新中国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1953年4月27日，贺龙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把体育运动搞好，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这不仅现在需要，而且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会更加需要……我们的体育运动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贺龙强调指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运动即明确地以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这是我国体育历史上的一个本质的改变。”“体育工作应该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生产和国防。体育为生产，体育为国防，国防也是为了生产。如果体育不是为了生产和国防，那我们搞体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搞体育，把人民的体质搞好，是为了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的手榴弹扔得远些，同敌人拼刺刀时勇气更足一些，使害神经衰弱症的减少一些。因此，各级体委必须善于抓住开展基层体育运动这个中心环节，善于进行组织工作，把我们有限的力量，使用到最主要的地方去。”　　1954年7月13日，应苏联邀请，贺龙率中国体育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体育节”。利用这个机会，他对苏联从中央到基层的体育工作进行1个月的考察。贺龙和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基辅、索契、第比利斯等地，对苏联的体育组织、制度、政策、训练、竞赛、群众体育、业余训练、场地设施等作了全面调查。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馆，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莫斯科航空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科学研究院，以及农村体育运动展览馆。在考察中，给贺龙印象最深的是苏联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和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8月17日回国以后，向中共中央、周恩来和国务院高等教育委员会党组织写了报告，介绍苏联开展“劳卫制”的情况，并且提出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学习苏联经验的建议。1954年，在学校中正式试行“劳卫制”，作为推广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一项具体措施。　　1955年10月，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贺龙积极推动下，这届运动会前后，在全国职工中掀起了体育活动的热潮。到1956年底，已建立起全国性的产业体育协会19个，基层体育协会2.51万个，会员达178万之众。全国总工会领导的职工体育运动，在当时，普及面最广，成绩最为显著。贺龙曾多次赞扬他们。1958年初，贺龙听说全国总工会准备压缩当年的体育经费，便于1月20日亲自致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体育运动的高潮也必然接踵而来。”“据说今年总工会体育规划的数字小(经费也大大缩小了)，望加修改。因这笔钱也是有关工人福利的，仍以占工会会费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为好。另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体育部〔应〕迅速建立起来，以便有领导地开展国防体育活动。”这封信，反映了贺龙对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关注。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普及农村体育运动，对于提高全民族的体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贺龙指出，体育队伍的雄厚力量还是在农村。但因农村的体育水平普遍很低，经费又很有限，所以开展体育活动应该有重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本此精神，国家体委在1953年确定，在农村中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着重试行一些在农村中便于开展的运动项目。另外，也提倡在农民中开展固有的、有利于增进人民健康的各种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1956年6月，国家体委根据贺龙的倡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依靠共青团组织，坚持业余、自愿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开展农村体育运动。经过各级体育组织的工作，到1957年，中国大陆农村中已经建立起了3万多个基层体育协会，会员达90多万人。　　在农村，有些地区长期以来自然形成了“排球之乡”、“武术之乡”、“足球之乡”、“游泳之乡”、“田径之乡”、“摔跤之乡”等等具有某项优势体育项目的地区。其中名扬中外的广东“三乡”(“排球之乡”台山县、“足球之乡”梅县和“游泳之乡”东莞县)的运动队在全国比赛中，曾名列前茅。贺龙十分重视这些体育之乡的经验，要求国家体委作出计划，把他们的经验“普及到广大农村去”。　　武术，是中国民族体育百花丛中的一支奇葩。贺龙认为武术“深深植根于民间”，“不受年龄、性别限制，也没有地区、条件的约束”，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大、能健身防身、利国利民的活动。他号召武术界人士不断发掘、整理、提高、推广这一传统项目，“让武术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物华天宝”。1953年11月8日至12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暨竞赛大会期间，贺龙对武术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说：“民间流传的武术套路是很多的，不仅汉族有，各少数民族也有。这是要花费力气去发掘的。譬如一座宝山，要探明情况之后，才能发掘出宝藏来。这是头一件要做的事；被挖掘出来的是真宝还是假宝，还得花力气去淘洗、整理，剔除其违反科学的东西，打开人们的眼界，恢复它固有的健康的形体，使它符合科学原理，使它更易于掌握，收到增强体质的效验。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件事；要提高拳艺，不外两个方法：一是从现有基础上开拓新境界，一是博采他人的长处。只有经过刻苦认真的揣摩，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习前人之习，也才能在自己手里发扬光大，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效。这是第三件事。”他主张，“民族形式体育中有些封建味道的东西要否定掉，这些对增强人民体质没有益处。我们要的是真功夫，这对人民体质的增强有好处。”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些地方开始组织武术团体时，一些“走江湖”的甚至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也混了进来，搞起烧香拜师、磕头收徒那一套。贺龙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且明确指出：“今后，对于武术的研究、整理工作应该限定在一定的部门，并需要有真正懂武术并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人来领导。”贺龙的意见，对于中国武术的发掘、整理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53年之后，大部分省市建立了武术队和业余体校武术班。各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也培养出了一批武术人才。1962年编写了体育学院通用武术教材，研究、整理出版了《简化太极拳》、长拳以及关于刀、枪、剑、棍技术的一批书籍。辽宁、北京、上海、山东和安徽等省、市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武术运动员。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成绩显著。为了检阅10年来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进一步促进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1959年9月13日至10月2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　　作为运动会的组织者，贺龙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作了认真周到的考虑。仅运动会的开幕词，他就和筹委会的有关人员反复修改了多次，还将文稿送周恩来、彭真等审阅。那时，工人体育场刚刚落成，贺龙怕出席开幕式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台时不方便，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主席台及其附近的通道、台阶上试着走来走去，指点工作人员对一些地方进行铺垫。由于台阶很滑，已经63岁的贺龙在一次试走时不慎跌了一跤，摔坏了左腿。他忍着痛一直看着工作人员将台阶铺垫好才离开。回家后，医生让他卧床养伤。贺龙说：“党中央让我管体育。这次全运会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人都要来参加开幕式，到时候，我还要当向导、引路，我能躺得住吗？”　　9月13日，全运会开幕。贺龙腿伤未愈，仍提前来到工人体育场，又一次检查了通道、台阶和主席台，还在给毛泽东准备的椅子上坐了坐，试试是否安全舒适。　　下午3时，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贺龙致开幕词说：“解放后，我国运动员创造和打破了2800多次全国纪录，出现了1个世界冠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56 年和1957年只有3人6次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而在1958年就有9人8次创造了5项世界纪录，增长了1倍多，1959年，仅1至8月，就有29人在几个项目中12次打破了世界纪录”。“现在全国有成亿的人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广播体操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号召与会全体人员要“千方百计地创造优异成绩，把全运会开好，开得精彩!”　　这届运动会果然开得很好，在36个正式比赛项目、6个表演项目中，7人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664人844次打破和创造了106 项全国纪录。　　1965年9月，贺龙又主持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在这届全运会上，有24人10次破9项世界纪录，331人469次破130项全国纪录。这一年，共有66人41次打破26项世界纪录，是中国历史上破世界纪录最多的一年。　　1954年开始试行的“劳卫制”，在推广过程中，曾出现一些问题，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有的报纸还登了不赞成“劳卫制”的文章。贺龙认为不能因为出了一点事就取消“劳卫制”，应该经过修改项目，加强技术指导来解决。他派荣高棠当面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恩来当即表示：“劳卫制”还是要搞，使“劳卫制”得以在全国推广开来。到1966年全国每年平均有500万人达到“劳卫制”标准，已有等级运动员1000万人以上，其中运动健将3392人，打破世界纪录145次，获得14项世界冠军，210人荣获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在1959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贺龙提出了开展群众性的军事教育和国防体育的问题。他说：开展群众性的军事教育和国防体育；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和少年，不脱离生产和学习，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各种生动的形式学习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锻炼身体，树立起献身国防事业的思想。这不仅等于为义务兵役制创办了一所业余预科学校，而且也为服役期满的退伍青年准备了继续提高军事知识和技能的场所。“1951 年，刘少奇同志曾指示肖华和刘亚楼同志，考虑在我国建立航空科学志愿学会一类的组织，着手培养国防后备力量。周总理也同意我们筹建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重点试办。”我们已经作了一些工作，还须继续加强。　　1952年6月，在贺龙主持下，在北京建立了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3年中，还先后在青岛建立了航海俱乐部，在成都建立了初级滑翔站和重庆跳伞运动站，并以这几个城市为重点，分别试办了航空模型、无线电和军事野营等10项军事活动。参加学习军事技术和国防体育活动的青少年达5万多人。1956年，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改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简称国防体协)，先后由蔡树藩和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兼任主任。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支持下，航海俱乐部、滑翔学校、射击场、航空干部训练班、滑翔机制造厂、摩托俱乐部、航空俱乐部、航海模型俱乐部、潜水俱乐部等相继成立。新中国的国防体育运动逐步开展了起来。　　贺龙认为，在国防体育中，射击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便于普及的项目，他说：“国防体育首先要开展射击运动，要使每个人都学会打枪。”贺龙亲自出任国家射击队筹备委员会主任。他从部队选调来了近百名神枪手，成立了第一支国家射击队。贺龙带领射击教员钱福锦等，跑遍了北京城郊，在西郊翠微山下选定了北京射击场的场址。1955年10月，中国第一个大型射击场——北京射击场建成。11月1日，在新落成的射击场举行了由中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射击友谊赛。参加的有苏联、保加利亚、朝鲜、蒙古、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选手。贺龙两次到场检查比赛的准备情况。观看中国运动员的训练。在同运动员谈心时，有几名运动员说：“苏联选手的射击技术很高，他们是老大哥，我们赢不了人家。”贺龙说：“不管老大哥老二哥，比赛场上我们就是要赢。胜了，我们就是老大哥!”这席话，给中国运动员增添了极大的勇气。　　中国选手牢记贺龙的嘱咐，在比赛中发挥了自己的最好水平，团体总分列第四名。李素萍夺得了女子小口径步枪20发立射的冠军。中国射击队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就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信心大增。在友谊比赛闭幕的庆祝舞会上，贺龙特地把李素萍带到周恩来身边，介绍说：“这是你的老乡。这次比赛得了冠军。”周恩来高兴地说：“咱们国家第一次搞这种比赛，成绩不错。要继续努力，戒骄戒躁啊!”　　1958年8月，在北京龙潭湖举行全国规模的航海模型比赛。贺龙邀请陈毅、叶剑英两位元帅和肖劲光、刘仁等观赛。他们仔细地欣赏了100余艘小巧玲珑的各种舰船模型。在青少年自行设计的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模型前，贺龙异常兴奋地说：“我们要建设一条强大的海上铁路。”他当即指示，比赛后，国防体协要组建一支航海模型队到全国各地巡回表演。赛后，国防体协挑选出各类船模20余艘，加上当时的摩托艇队，共30余人，组成“中央航海模型摩托艇巡回表演队”，先后在武汉、广州、上海等12个大中城市进行了表演，仅长沙市，观众即达20万人。　　贺龙对航空运动也十分重视。1958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他和蔡树藩来到位于良乡的中国第一个航空运动基地——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视察，看望正在集训的跳伞运动员。贺龙看到运动员食堂设在一间又窄又脏的锅炉房里，眉头立刻皱到了一起，很不高兴地说：“食堂怎么能设在这儿？”他指示俱乐部的领导要关心运动员的生活，立即解决食堂房子。贺龙还经常督促国防体协的领导人到第一线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运动员们没有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在各种竞赛中，多次创造世界纪录。当时，31项航空模型比赛的世界纪录中，中国居第一位。　　1960年，贺龙提出了“以滑翔为国防体育的重点”。贺龙认为，开展这项运动，一方面可以培养青少年的勇敢精神，普及航空知识；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向空军输送预备人员。他说：“空军每年需要(招收)多少名飞行人员，只要到航空俱乐部去查查档案即可。”　　1964年8月29日，中国人民航空运动协会在北京成立。贺龙亲临祝贺，并对以后的航空运动如何开展，作了具体指示。从此，中国的航空运动翻开了新的一页。全国各地的航空俱乐部、滑翔学校向空军输送了一批批滑翔员。仅山西省1964年到1966年就输送了120名。　　对军队中的体育运动贺龙尤其重视。他把体育看作是军事训练、思想作风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4月13日，贺龙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在部队中大力提倡体育运动，加强体育锻炼，使每个同志都能够更好地掌握现代作战技术，使每个同志都能够高度地发扬现代作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连续性和艰苦性，以便克敌制胜。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坚强耐劳的体魄，没有机动、敏捷的体能，没有勇敢、坚毅和集体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而体育运动是实现上述条件的重要手段之一”。他要求多多提倡适应军事需要的各种体育活动，把部队中的所有成员都组织到一定的体育活动中来。不久，国防部颁发训令，指示各军兵种建立健全体育机构，在团以上单位配备专职体育干部。1955年，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设立了体育局。贺龙向训练总监部推荐曾担任过东干队篮球队队长的韩复东当局长。　　此时，韩复东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一师师长兼汕头警备区司令员。他觉得自己年纪已大，不想再搞体育工作了。贺龙对他说：“这可不能从兴趣出发呀!我这么大年纪了，党中央、毛主席还叫我当体委主任。我不是从兴趣出发，这是党的事业。让你来又不是让你上场打球，是来当体育局的局长，领导军队的体育工作。你才30多岁，不但要来，而且一定要搞好。”贺龙还对他说：“体育和国防的关系更是密切，陆、海、空军都要有好的体魄。飞行员1小时飞行几百公里，以至上千公里，没有好身体怎么行？所以，搞好体育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项重要物质基础，体育出战斗力。”在中共中央军委和元帅们的关怀下，人民解放军的体育活动开展得蓬蓬勃勃。1959年5月举行第二届全军运动会，有1万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有28人次超过16项世界纪录，16人次、2个队超过2项国际友军运动会纪录，101人次、6个队打破或创造了50 项全国纪录。　　勇攀世界体育高峰　　贺龙在指导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同时，还花了很大精力领导专业体育队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定登山、乒乓球和羽毛球作为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突破口。　　地球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9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中国的登山运动在1955年以前，还是空白。　　1955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了35人的登山队，史占春任队长。这支年轻的登山队，到1958年，先后征服了苏联境内最高峰万厄尔布鲁士峰，号称“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公格乐九别峰和号称“山中之王”的贡嘎山，中国的登山运动开始起步。为了发展这一运动，按贺龙指示，在国家体委设立了登山处。　　1957年攀登贡嘎山时，丁新友①等4名运动员不幸殉难。一时，一些人认为，登山又费钱、又费力、又危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主张撤销登山队。贺龙认为：登山运动不仅是一项有意义的体育运动，而且，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科学考察都有重要意义。“登山队不但不能取消，还要加强!”他指示国家体委，处理这一事件时，一要表彰登山队，二要纪念烈士，“先开庆祝会，再开追悼会。”贺龙的坚定态度，使中国登山运动得以坚持了下来。　　1956年，中苏两国运动员联合登上慕士塔格峰之后，1957年9月，苏方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组成中苏联合探险队，在1959年3月至6月，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贺龙支持这一倡议。1958年春，他交代国家体委就中苏联合攀登珠峰问题，正式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得到了批准。4月8日，贺龙召集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军队体育部门负责人开座谈会，研究攀登珠峰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提出，尽快成立登山协会，扩大登山队伍，进行科学考察和技术准备，以保证明年攀登珠峰成功。　　1958年7月下旬，中苏双方就合作攀登珠峰进行磋商，确定了实施计划。贺龙让黄中向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作了详细汇报，随即成立了登山指挥部，贺龙亲任总指挥，黄中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第二书记谭冠三任副总指挥。1959年3月，西藏发生了武装叛乱，登山活动无法进行。贺龙指示“继续进行准备，改为明年攀登”。西藏叛乱平息后，国家体委及时通知苏方，中苏联合攀登珠峰可于1960年3月进行，邀请苏方代表来华具体协商。但是，苏方一直拖到1959年11月底才派代表来华会谈，而且提出将联合攀登珠峰的时间推迟到1960年以后，但无充分理由。这表明，对方已无意实施原定计划。　　12月20日，贺龙把黄中、史占春和登山队副队长袁扬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说：“其他方面问题不大。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高度的装备。按照原来的协议，这由苏方提供。苏联不参加，我们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可是，目前我国还不能生产。”贺龙说：“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预算。我给刘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说罢，他站起来说：“好，就这样吧。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贺龙将国家体委关于中国单独攀登珠峰的决定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后来，他又约邓小平一起去见周恩来，具体陈述了中国登山队近几年的成绩和攀登珠峰成功的有利条件。邓小平说：“要登珠峰的计划国外已经知道，我们现在要是不登，让外国登上去，就会失去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周恩来同意了中国队单独登山的计划。　　贺龙对攀登珠峰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因此，他决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去西藏担任第一线指挥员。1960年2月，贺龙对韩复东说：“珠峰一定要登上去，我们不光是为登高，还要进行科学考察。英国搞了几十年，没有从北坡登上去。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有这个劲头。”“登山队应该有部队的战斗作风。你是打过仗的人嘛，所以派你去。后方的事有黄中同志。前方就委托给你。你的位置，应该在距离登山队最近的地方。”　　为在攀登珠峰的同时进行多学科的考察工作，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贺龙、李达和黄中在北京组织了力量雄厚的科学考察队伍，制定了详细的科学考察计划。中国科学院、地质部、中央气象局、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都抽出了年富力强的干部、科研人员，参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珠峰科学考察队。参加这次攀登珠峰的总共有214人。　　贺龙审阅了登山队拟定的登山方案，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并亲笔写信给有关部门，让他们帮助购置、调拨登山所需物资。西藏工委组织了有西藏党、政、军和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的“支援委员会”，全力进行保障。贺龙对登山队副队长许竞说：“各方面都下了保证，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登顶就是你们的事了。一定要登上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珠峰拿下来。”　　此时，国际上正出现一股反华逆流，国内又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贺龙深知，在这种时候攀登世界最高峰的重大政治意义。他对史占春说：“现在中国各界都在勇攀高峰，而你们是真正的攀登高峰。”史占春向贺龙立下了“军令状”：我们中国人凭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登上世界最高峰。……非成功不可!贺龙说：“有这个志气就好!你们要注意‘三气一线’，就是天气、氧气、志气和登山路线。这是确保登山成功的主要条件。要么不爬，要爬就要爬上去。我在北京准备开几万人的大会欢迎你们!”　　1960年3月25日，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最高峰挺进!　　4月15日，韩复东在登山队队部传达了贺龙的要求。他说，贺老总非常关心大家，让我给大家捎三句话：第一，争取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把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第二，注意安全，决不打盲动仗，但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也可以打几分冒险仗；第三，如果在顶峰与外国登山队相遇，就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　　贺龙在办公室的墙上挂起了一幅大比例尺的珠峰地形图，上面标示着登山路线和每一个营地的位置。他让秘书守着电话，随时听取登山大本营的报告，并在地图上标明登山队每日到达的位置，便于不断了解登山进展情况。　　由于天气恶劣，登山的第三次适应性行军遇到了困难。后来，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一批在体力和技术上有希望登顶的运动健将如史占春、王凤桐、许竞、陈荣昌、彭淑力等不同程度地冻伤，不能继续攀登。这一严酷的现实，在登山队引起了不安。此时，周恩来访问缅甸后回到昆明，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当他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指示说：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贺龙向登山大本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命令韩复东“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登山突击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经过艰苦拼搏，终于在5月25日黎明4时20分胜利登上了顶峰!　　新华社随队记者郭超人含着喜悦的泪水，立即向北京发出了征服世界最高峰的第一条电讯。贺龙收到了登顶成功的报告，眼里也闪出喜悦的泪花，立即向在外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正在参加一个宴会，接到贺龙的电话，他兴奋地举起酒杯，建议大家为征服世界最高峰干杯。然后，他又斟上满满的一杯酒，端端正正放在桌上，深情地说：“这杯酒留着，等我们的登山英雄回来，请他们喝!”　　贺龙也向登山队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并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建议他们为此发行一张号外。当天，《人民日报》创刊以来的第一份套红“号外”，飞舞在首都街头。人们争相阅读，奔走相告，群情振奋。　　6月26日下午，国家体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联合举行了有7万多人参加的盛大庆祝会。贺龙对大会组织者说：要让登山英雄们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坐在一起。于是，身穿蓝色登山服和藏族服装的史占春、许竞、贡布和刘连满，同董必武副主席、贺龙、罗瑞卿、郭沫若等在京的国家领导人并肩坐在主席台上，接受了少先队员献上的鲜花。贺龙在大会上说：“我国登山队在全国人民热情支援下，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终于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第一高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创举，在世界登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又一次有力地证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他热情赞扬说：“在登山队的英雄当中，有不顾高山缺氧的危险和身体极度疲劳，坚持不渝爬上顶峰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有身先士卒，历尽艰辛破冰前进的登山队长史占春；有让战友踩着双肩越过绝壁，把宝贵的氧气留给同志的刘连满；还有无数往返奔波于冰山险川之间，为了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而贡献一切力量的英雄。这种无比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是我们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　　中国人从北坡登上珠峰，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香港的一家报纸评论道：“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不言而喻的竞赛。中国以3：0获胜。”国际登山界盛赞中国登山队的这一胜利，说它将作为登山探险的一个里程碑永远载入史册。　　攀登珠峰后，登山协会提出：1964年向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的处女峰——希夏帮马峰冲刺。贺龙支持这一计划，他说：“爬希夏帮马峰，要爬就得爬上去。将来再登珠穆朗玛峰时，从北边上，南边下；或从南边上，北边下。”史占春说：“将来我们可以组织两支队伍，同时从南、北两路登，南上北下，北上南下，就是来个双上双下。”　　贺龙听了大为振奋：“对嘛!这个办法比我想的好。这样做是一个壮举，不但影响大，而且是世界第一!”　　希夏帮马峰海拔8012米，是世界上最后一座尚未有人攀登过的8000米以上的高峰。“希夏帮马”是藏族人民给它取的一个并不美妙的名字，意即“青稞枯败，牛羊死光”的地方。许多外国登山家把它称作“神秘的山峰”。　　1964年5月1日，由13名汉、藏族运动员组成的突击队，在队长许竞、副政委王富洲、副队长张俊岩率领下，登上“突击营地”。5月2日，许竞、张俊岩、王富洲、邬宗岳、陈三、索南多吉、成天亮、米马扎西、多吉、云登等10名勇士登上了峰顶。　　贺龙在招待登山队的宴会上说：登希夏帮马峰，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但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国登山队员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自己的一双手、两条腿，从万分险恶的岩石和冰雪上，踏出一条路来，直达顶峰。他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登山队学习，横扫骄娇二气，吃大苦、耐大劳，勤学苦练，掌握过硬本领，迅速地攀登上各项体育运动的世界高峰。　　中国现代登山运动从一开始就同科学考察联系在一起，这应当归功于贺龙。贺龙说：“没有科学考察，登山就没有生命力。登山队员要用科学成果为国家建设服务。”攀登珠峰成功以后，贺龙向登山队员提出了要成为登山家、探险家和科学家的新要求。在攀登希夏帮马峰时，贺龙还决定，攀登成功以后，举办一次高山科学考察展览会。因此，无论是攀登珠峰，还是攀登希夏帮马峰，登山的科学家们都完成了预定的考察计划，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和标本。　　在新中国，乒乓球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水平很低。后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以及乒乓球界有识之士的努力，这个项目的水平提高很快。在1959年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决定，1961年在北京举办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这是国际体育组织第一次委托中国组织的单项世界大赛。贺龙认为，这是促进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特别是推动中国乒乓球运动向世界水平迈进的一个良机。他指示国家体委，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次比赛“办得象个样子”。　　贺龙指派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并派若干“蹲点小组”，进驻国家乒乓球队。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贺龙指挥小小“银球”的份量。有人说，贺老总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来了!　　1961年2月初，贺龙南下视察部队。行前，他请陈毅给乒乓球队作一次动员讲话。3月12日，陈毅陪同周恩来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看望正在紧张训练的运动员。周恩来叮嘱说：“你们要好好练习，好好保养，不要紧张，为国争光。不仅要比赛，还要学习，把别人的长处统统吸收过来。不要争一日之短长。胜了还要再胜，如果不胜，下次再来。不要光看今年一年，要看长远些。”陈毅说：“贺老总南下视察部队，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话。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个态：你们打好了，鼓励你们，你们没打好，没取得特别优胜，也不责备你们。胜利的英雄，我们尊敬；失败的英雄我们更尊敬。我们鼓励你们力争胜利，也鼓励你们失败不泄气。要有泱泱大国的风度，不要斤斤计较，赢得输不得，赢了笑嘻嘻，输了哭啼啼。如果你们全部失败，我回来要请你们吃饭，给你们敬酒献花，鼓励失败的英雄。”　　贺龙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向中国乒乓球队作赛前动员。他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来看看你们，不是来向你们要奖杯，给你们增加包袱的。”运动员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笼罩在会场上的紧张空气一扫而光。贺龙接着说：“我国的乒乓球队从1953年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到现在，不到9岁，还是个‘红领巾’。我当主任的，对你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是满意的。一个9岁的娃娃，经验不多，比日本、瑞典、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队都年轻。他们都是前辈，都是教师。后辈打前辈，学生打先生，应当没有‘包袱’。对什么队——不管是强队还是弱队，都要拼命打，象打老虎一样，打出风格，打出水平。你们很年轻，要放松打。这届不行，还有二十七届、二十八届、二十九届。我再讲一遍，不要背‘包袱’。我看在座的都有‘包袱’。你们都把‘包袱’卸下来。‘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怕输，就不一定输。希望小将们把外国种子队员多打下去几个，为中国种子队员开路。”贺龙讲了两个多小时，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运动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信心倍增。　　4月4日下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战幕，参加比赛的，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32个乒乓球协会选派的220多名男女选手。中国男女队一路“夺关斩将”，“杀”败了许多著名种子选手，双双获得了同日本队的决赛权。　　14日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以急切、紧张的心情观看团体决赛。　　中国男队以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迎战日本队，打得十分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终于夺得了冠军。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获得亚军。贺龙陪同董必武、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等接见中国队的领队、教练员、裁判员和运动员以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兴奋得无法入睡，便叫女儿晓明给荣高棠打电话，再次向运动员、教练员表示慰问和祝贺。　　运动员们一回到住地，职工们把赶制的一只迎春花篮和一盘做成锦标赛会标图案的大蛋糕，抬到他们面前，祝贺胜利。运动员们望着这两件珍贵的礼物，十分感动。看着大蛋糕，谁也舍不得吃一口。大家认为，贺老总花的心血比谁都多，一致决定把这个大蛋糕送给贺老总，当即推选领队张钧汉等为代表，连夜送到贺龙住地。这时已是15日凌晨1点多钟了。　　第二天清晨，薛明向贺龙讲了运动员们送蛋糕的经过，他高兴极了。虽然因患糖尿病，医生一向不让他吃甜食，但他珍惜乒乓球小将们的一片心意，深情地说：“今天我可以破例，一定要尝尝小将们送的蛋糕。”　　单项比赛，庄则栋摘下了男子单打桂冠，赢得了圣·勃莱德杯；丘钟惠夺得女子单打冠军，获吉·盖斯特杯。中国选手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总共获得了3项世界冠军、4项亚军和8个第三名。这一中国体育史上空前的胜利，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震动。　　在授奖仪式结束后，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贺龙却把国家体委和乒乓球队的负责人留在工人体育馆，连夜开会。他说：“二十六届比赛结束了，但继续战斗的思想不能结束。现在我们已成骑虎之势。骑在虎背上，决不能下来!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我们的乒乓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决不能掉以轻心，要立即准备夺取下一届的胜利。‘蹲点小组’不能马上解散。要抓紧时间，认真总结经验，调整队伍，采取措施，提高战斗力。”他还说：“人，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要掌握这个规律，注意培养新人，把班交接好。”　　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取得的胜利与贺龙重视体育科学研究分不开。他认为，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早在1958年9月18日成立的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夕，搜集了世界各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特别是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打弧圈球的许多技术资料，给中国乒乓球队提供了大量信息。比赛以后贺龙对运动员说：“你们不要忘了科研所提供的资料，他们立了一功!”　　1962年，贺龙提出：体育用品，包括乒乓球拍等等都值得研究。他说，这就好比部队手中的武器，需要不断研究、改进。体育科研所经过反复研究乒乓球拍，连续试制了4批68种木板、15 种胶皮、7种海绵样品，通过近200人次的试用，积累了大量数据，又经过认真的科学分析，找到了适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球拍的类型和规格。试制出来的海绵和胶皮，达到了日本著名的蝴蝶牌的水平；木板达到了美国威尔逊牌的水平。为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创造了条件。　　在1963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中国男队蝉联冠军；庄则栋蝉联男子单打冠军。而女队却由亚军跌到了第三名，女子单打比赛只有孙梅英获得了第三名。　　为了帮助女队打好翻身仗，早日登上世界冠军宝座，1964年4月下旬，乒乓球队运动员徐寅生给女队员讲了一次话。他首先坦率地解剖自己，讲了他如何克服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弱点，树立雄心壮志，敢于为国家的荣誉而去拼搏的经验和教训；然后逐条分析了女队存在的主要问题。他的讲话深刻尖锐、亲切中肯，深深地触动了女队员们。　　10月10日，贺龙收到了徐寅生讲话的记录稿。他认真地读着，越读越有兴趣，一口气将它读完，连声叫好，立即给国家体委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徐寅生的讲话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第三，是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更要抛开个人的得失。总之，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训练，比赛敢打敢拼。我看这些都是正确的。徐寅生同志还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自我检讨来说明问题，就更有说服力。”　　贺龙又将徐寅生讲话的记录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于1965年1月12日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件转给贺龙，并说：“这可是千军万马的力量啊!”　　贺龙接到批件，迅即召开国家体委党委会议，学习、座谈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的指示。他对大家说：“毛主席对徐寅生的讲话提得很高。体委要跟上去。”“不要看不起运动员。对小将要重视，要培养、教育，接班人就是他们。徐寅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体育战线的第一个标兵。还要培养第二、第三、第四个标兵。”“我老早就讲过，要树立乒乓球队这个标兵。徐寅生是一个高标准的标兵，有人看不起徐寅生，但毛主席看得起。”他还交代体委，要把几年来运动员写的文章汇集起来，印成小册子，让大家看看，对学习会有很大的推动。　　贺龙又到国家乒乓球队去，向运动员们宣读毛泽东的批示。他对其他项目的运动队说：“你们要跟乒乓球队比赛，首先要在政治上比赛，要学徐寅生，要赶徐寅生，超徐寅生。都要做到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全国要培养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徐寅生，体育事业就搞得更好了。”　　1965年4月，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举行。中国女队第一次夺得团体冠军。连同男子团体、男女双打和男子单打，中国队共获得5项冠军。贺龙正在西南视察，得到喜讯，即致电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热烈祝贺，并转达了毛泽东的祝贺。　　贺龙返京后，5月29日陪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人员。他仔细地看了郑敏之写的《二十八届比赛总结》，批示道：“我很高兴。这个总结的特点，就是敢于暴露自己的思想，敢于批判自己的缺点，有自我改造的勇气，有自我革命的精神。郑敏之同志13岁到运动队来，现在也不满20 岁。”“她有干劲，有志气。在比赛中，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这篇总结，又有力地说明乒乓球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我认为，我们整个体育队伍所有的运动员，如果都能像乒乓球队这样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大有希望，大有可为。”　　国家羽毛球队也是在贺龙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球队刚组建时，第一批队员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王文教、林丰玉和陈福寿等人。后来，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等相继回国，组成了一支以归侨为主力的运动队。1958年，中国羽毛球队提出了“打败世界冠军”的口号。1963年夏，中国邀请已获两届汤姆斯杯的印尼羽毛球队访华。中国国家队与客队比赛5场，4胜1负，实现了1958年的誓言。1964年秋，国家羽毛球队回访印尼。中国队同东道主队比赛，6战全胜，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实力。　　北欧的羽毛球强国丹麦和瑞典闻知中国队屡次战胜世界冠军印尼队，急欲同中国队一比高低，便邀请中国队访问北欧。贺龙接见出访的中国羽毛球队负责人时说：“这次出访，我们自己出钱，就算是交学费，打输了没关系，但是要把他们的技术特点、打法带回来研究。”　　1965年秋，中国羽毛球队在丹麦和瑞典以“快、狠、准、活”的风格，进行了34盘比赛，全部获胜。丹麦选手不服输，在招待中国选手的宴会上说：“10月份不是我们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刻，4月份对我们是最佳时节。希望中国明年春天邀请我们到贵国再进行一次比赛。”　　羽毛球队归国后，贺龙称赞他们“打得不错，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第一条是政治挂了帅，脑子里有祖国、有人民、有党和毛主席。第二条是流了汗水、用了脑子。”羽毛球队负责人向他讲了丹麦选手不服输的事。贺龙说：“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他要求羽毛球队好好训练，准备明年三、四月份邀请丹麦队。他说：“你们要赢球还要赢心，让对方口服心也服。丹麦队来华的费用，我们承担。”　　1966年4月，丹麦羽毛球队男女选手各4名如约来华。他们在比赛中确实发挥出了最佳水平，但仍然输给了中国队。　　“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贺龙出任体委主任以后，对提高足球、篮球和排球这“三大球”的水平一直十分关注，期望能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954 年，国家体委派青年足球队去匈牙利，向曾获奥运会冠军和世界锦标赛亚军的匈牙利足球队学习。出国前，贺龙委托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和荣高棠代表他去饯行。荣高棠对领队柯轮说：“贺老总要我转告你们：你们是新中国第一支出国学习的年青的足球队，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和培养。我国足球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要勤学苦练，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结合自己的特点去发展，为提高我国的足球水平作贡献。”　　1955年春，柯轮回国向贺龙汇报足球队的学习情况。贺龙逐个询问了队员的学习和生活，并给中国驻匈使馆代办郝德青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加强对运动队的领导，经常检查督促和帮助。他把信交给柯轮，再三嘱咐：“向足球队的同志们问好!希望他们安心从事一辈子体育事业，祝他们进步!”　　这支青年足球队学习勤奋，在短期内就掌握了一些先进的足球技术和战术。1955年8月，他们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以“北京足球队”的名义，和华沙队对阵。1952年中国队曾以0：7输给波兰克拉斯科夫部队足球队。这次华沙队扬言，要以8：0胜北京队。这时，贺龙正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他把李梦华和柯轮叫到宾馆，问：“你们听说了吗？华沙队扬言要以8：0打败北京队。你们有什么感想？运动员是怎么想的？”他们表示，运动员的技术已有较大提高，赢虽然没有多大希望，但绝不会输8个球。贺龙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球可以输，但中国人民的志气不可灭。足球队要学习解放军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打出水平来。你们回去告诉运动员们，第二天我要到场助威!”　　8月1日，当贺龙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中国队精神大振，开场不久就踢进一球。贺龙为他们鼓掌。终场时，北京队虽然以“2：3”失利，但北京队的顽强精神和球艺进步之快，受到了球迷们的称赞。回国后，经贺龙提名，优秀守门员张俊秀被补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贺龙对中国足球队寄以很大的期望。对他们的微小进步，都予以热情鼓励。1956年2月，南斯拉夫国家二队来华访问。在上海江湾体育场首战中国青年队。开赛前一天，正在上海的贺龙接见了青年队。对他们说：“南斯拉夫的足球队水平高。但是你们在匈牙利苦练了这么长时间，提高也很快，并不比他们矮一头。你们上场，不是耷拉着脑袋去准备输球的，而是要挺起胸膛，敢于和他们比个高低。”这场比赛，中国青年队虽然以2：4失利，但踢得勇猛顽强，表现相当精彩。第二天，贺龙在上海体育学院接见他们。青年队的小伙子们因为没有赢球，不好意思地坐在同时被接见的上海运动员后头。谁知，贺龙一进会场，就称赞起青年队来：“你们昨天踢得很好，你们是英雄!踢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精神，这就是完成了任务。干什么缩在后头？快坐到前边来”。“输了怕什么？球虽然输了，但下半场是2：2，有后劲，实力相当。你们要牢牢记住这场球，认真总结，不断发扬这种精神。我们的足球运动是大有希望的。”　　在雅加达召开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足球队负于乌拉圭队，没有进入前四名。贺龙没有批评足球队，反引咎自责。他说：“我是体委主任嘛，运动队没搞好，是我的责任，不能怪运动员。”他派国家体委负责人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还亲自同罗瑞卿联系，让足球队员到“硬骨头六连”“当兵”，向解放军学习，磨炼意志。　　贺龙没有批评运动员，但对足球的现状并不满意。他说：“我们足球队有些技术是向匈牙利学的，但我们自己也有好的东西，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不能全都学人家的。老跟在人家后面跑不行。足球除了短传，还可有长传、中传，两条腿要像两只手，左脚不能踢不行。”他决定1964年三、四月间，国家体委举行一次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贺龙向主持会议的黄中交代说：“我对足球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一定要通过这次会议解决问题，足球一定要上去。”　　这次会议，根据贺龙对足球工作的多次指示和建议，研究了中国足球运动的现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确定北京等10个城市和地区重点开展足球运动；要求足球从少年抓起，以中小学为开展群众性足球活动的主要基地；针对中国足球队“风格软，体力不足，射门差”的问题，提出了不怕吃苦、不怕流汗、严格要求，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在技术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狠抓以射门为中心的30米以内硬功夫等等措施。同年6月，贺龙责成国家体委机关会同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男少年中开展小足球活动的通知》。这年年底，几个主要城市已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中小学建立了足球队。同时，国家体委恢复了甲、乙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　　此后，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在第二届全运会后，组建了以年青运动员为主的国家足球队。他们在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取得了亚军。　　篮球运动在中国开展得比较普遍。1951年5月，在第一次全国性篮球比赛之后，组建了国家篮球队。但技术水平并不高。　　贺龙对提高中国篮球运动的水平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经常去看中国篮球队的训练和比赛，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技术、战术上提出一些很有指导性的意见。他在分析中国队在国际比赛中往往先赢后输的原因时指出：“关键问题是有迷信思想，怕洋人，即使赢了，也不相信自己能赢。因此，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他建议国家体委派国家篮球队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去学习和比赛，吸取先进经验，锻炼队伍。　　针对中国和欧洲篮球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贺龙建议：“篮球要提出一个矮个子打败高个子的要求。欧洲人一般都比我们高大。光凭个子，我们总不能取胜。从我们的身体条件出发，一定要学会左右手都会投篮，也要学会投远篮。投远篮也是为了投中篮、近篮。总之，远篮、中篮，左手、右手，什么篮都会投。这样矮个子就能打败高个子，就能把我们的篮球队锻炼成为一个强队。”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邀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他体育代表队来华比赛。其中，保加利亚篮球队曾获奥运会第四名和欧洲冠军，实力最强。　　贺龙看过保、捷两强比赛后，对中国男篮第二天迎战保加利亚队能否取胜，一直不放心。当晚，夜已很深，贺龙约了荣高棠和黄中，前往中国男子篮球队的住地，找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贺龙问：“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打？我看他们的中锋厉害得很，投篮也很准。你们用什么办法对付呢？”　　两位教练没料到他们会深夜造访，不免有些紧张，互相推让了一番之后，张子沛一边在沙盘上摆着模型，一边讲述他们拟定的比赛方案。　　贺龙听完汇报后说：“好，我们就要搞个小个子打大个子战法。对强手要敢打敢拼，不要怕他们。你们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好这场球，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为毛主席争光!”　　第二天，贺龙和国家体委的几位负责人都到场观看。中国男篮的战法果然奏效，以86：77战胜了被称为“巴尔干雄鹰”的保加利亚队。这一下轰动了北京城。贺龙说：“篮球不要照搬欧洲高中锋的打法，要发挥中国人灵巧、速度快、弹跳好的特点，狠抓投篮命中率，保持和发扬篮球‘砸眼’等传统技术。如果我们近投、中投、远投都能得分，还会不赢吗？”　　中国排球运动的水平，起初也比较低。1956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时，女队名列第六，男队名列第九。　　在此之前，中国排球运动员已经创造了“快板球”、“后排插上”、“两次球”、“勾手大力发球”、“上手飘球”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但国内却未予以重视。六十年代初被日本女排“引进”，很快风行世界。那时的中国排球，普遍存在着“快攻强，强攻弱；进攻强，防守弱”以及“一传、拦网、防反”等技术较差的问题，以致在1962年世界排球锦标赛上，中国男女队均只取得第九名的成绩。　　日本女子排球队在1962年登上世界冠军宝座，1964年又摘取了奥运会桂冠，被称为“东洋魔女”。她们是如何快速起飞的？引起了中国排球界的注意。后来发现“东洋魔女”的成功“秘诀”是教练大松博文采用了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这同贺龙提出的“训练的难度应该比比赛时大两倍”的观点是相近的。贺龙指示国家体委邀请日本女排来华作较长时间的访问。　　1964年11月10日至12月2日，应国家体委之邀，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贝冢”队再度来华。在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贺龙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客队训练。一开始，他就被大松博文指导训练的场面吸引住了。　　大松亲手将球扣给女队员，其力度之大、角度之刁、速度之快、频率之高，是前所未见的。姑娘们竭尽全力，不顾伤痛，拼死扑救。有的姑娘精疲力竭，倒地不起，大松竟把球连连向她身上扣去，并大声责骂，直至她挣扎起来接球。　　贺龙看后对有关人员说：召集在京的排球队都来观摩，组织教练员和运动员座谈，学习她们的长处。他还说：“各队都要研究和保持自己的独特打法，不要学了大松的，又丢掉了自己的。”　　贺龙同李达、黄中、李梦华等研究后提出：如大松同意，可以邀请他明年来华指导训练。贺龙将这个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和陈毅，并请他们去看看大松博文的训练。11月25日下午周恩来观看了大松的训练。在接见大松时周恩来说：“你这次带队来，不能久留。欢迎你以后再来中国访问。”　　一国的总理亲自观看一名排球教练员主持训练，还要接见他，这对大松来说，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他为中国总理的赏识所感动，欣然表示明年再来中国。　　贺龙决定借助日本女排这次访华，推动全国的体育训练。经国务院同意，他让国家体委趁“贝冢”队在上海比赛的机会，在沪召开全国排球工作现场会，委托李梦华赴沪主持，并转达他的意见：“大松训练方法有许多是科学的，合乎辩证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打人骂人的作风我们不能学，也决不能丢掉我国‘快板’等优良传统打法。”“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也要以我为主，发扬中国的特点。”12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体委代表包括各主要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共320人，集中上海，边观摩、边讨论，对照日本排球队的训练，找各自的差距。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和在运动队内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强调了基本技术训练要“全面、熟练、准确、实用”的精神。上海会议的召开，不仅在排球界，而且在全中国体育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比较世界最好水平，中国“三大球”的进步幅度，仍不尽如人意，无法同世界强队甚至亚洲强队抗衡。贺龙甚为焦虑。1962年春，贺龙在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郑重表示：“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功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他停顿了一下，以充满希冀的目光，望着在座的人员，语调铿锵地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是死不瞑目的!”1965年12月8日，在国家体委党委会上，荣高棠又转达了贺龙的话：希望我活着的时候把“三大球”搞上去。贺龙气吞山河的宏愿伟志，深深地感染了国家体委的负责人，也感染了中国体育界，成为体育界的共同誓言。　　架设友谊的桥梁　　贺龙常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在国际联系中，体育和文化艺术、贸易一样，往往是打先锋的。我们去搞体育活动，各方面的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左、中、右派都好接触，有助于扩大我国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出于他们的政治偏见，竭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际奥林匹克组织的成员，并企图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给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发展体育交往制造了许多障碍。　　1954年5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四十九届委员会上，以23票对21票通过了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成员的决议。但是，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美国人未经全体委员讨论，把台湾的体育组织也列入了奥委会成员之中，企图在奥委会中制造“两个中国”。1955年6月，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等赴巴黎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各国奥委会代表联席会议，他坚决反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奥委会宣布：反对公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参加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奥委会和有关体育组织在1958年6月至8月相继退出国际奥委会和各联合会，并声明在国际奥委会及其他国际体育组织改正错误之前，中断同他们的一切关系。②　　9月5日，贺龙就这一事件发表讲话说：“体育运动对于沟通国际往来，增进国际友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几年来，我们通过体育来往结交了36个国家、5000多位国际朋友。……冲破了外交限制，和日本，法国、西德等国进行了体育往来。”“我们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国际体育组织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退出了凡有蒋帮代表参加的国际奥林匹克等10个组织。今年，我们更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拿出成绩给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看看。”体育界有些人担心这样做会使中国处于孤立地位。贺龙却充满信心地说：“原则立场必须坚持。我们绝不能做有损祖国荣誉的事。我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谁也孤立不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帝国主义封锁、孤立我们快10年了，我们的国家不是照样兴旺发达了吗？总有一天，他们会请我们回去的。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谁能永远闭着眼睛说不存在？关键是我们要坚持不懈，在体育上搞出成绩来。”　　1962年夏，第四届亚洲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东道国为主持正义，拒绝台湾体育组织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但是，在洛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执委会无理决定：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还要印尼为此承认“错误”，企图压印尼屈服。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毫不示弱，于1963年2月13日庄严宣布印尼退出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倡议召开“新兴力量国家运动会”。他的这一义举，显示了亚洲独立国家的豪迈气概，中国政府坚决支持。　　6月26日，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在北京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贺龙被推选为筹委会主席。他在大会上说：“新兴力量运动会高举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所以我们要大力支持。”他建议筹委会，为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组织选拔赛。他说：“得前七名的就参加，凡是水平低的，就不得参加。我们支持新运会，但是要有水平，不能花了国家的外汇，去当观察队。”1963 年10月初，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组成，共有14个项目的代表队，238名运动员。　　印尼体育部长马拉迪向中国大使姚仲明表示：中国由贺龙元帅亲自主持参加新运会的工作，我们对此极为重视。如果贺龙元帅能亲临新运会，将对新运会增光不少。10月26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首席部长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正式邀请贺龙去印尼参加新运会。11月6日，贺龙应邀飞往雅加达。　　10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当身着蓝色上衣、米黄色下装的中国选手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行至主席台前时，场内10万观众不约而同地高呼“中国!中国!”此时，印尼总统苏加诺情不自禁地与同他坐在一起的贺龙紧紧握手。　　第二天上午，贺龙赴茂物拜会了苏加诺，并代表刘少奇主席向苏加诺赠送礼品。贺龙还先后会见了印尼各位副总理，武装部队参谋长等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为增进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第一届新运会于11月22日胜利闭幕。各国运动员在新运会上创造了5项世界纪录和60多项本国纪录。中国运动员获得66块金牌，56块银牌和46块铜牌。其中，黎纪元打破了最轻量级抓举世界纪录；李淑兰打破了女子射箭双轮30米的世界纪录。　　11月23日贺龙回国。在他的专机上，搭乘了田径队和羽毛球队的十几名运动员。贺龙从前舱来到后舱，点着郑凤荣、倪志钦等人的名字，询问他们参加新运会的感受。倪志钦没有跳出好成绩，心情不好。贺龙安慰他说：“我知道你没跳好，老躲着我。跳不好没关系嘛。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下次就能跳出好成绩。打仗，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常胜将军是没有的。”　　随着国力的增强，体育事业的发展，运动水平的提高，新中国不仅同苏联、东欧和亚洲国家，而且同法国、西德等几十个欧美国家和地区发展了体育往来。国家体委频繁地派出体育代表团出国访问和参加比赛。贺龙大都亲自审定这些代表团和运动员的名单，并对他们耳提面命。每有外国体育代表团(队)来访，只要贺龙在北京，他都要接见，热情地向客人介绍新中国体育运动发展情况，诚恳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不断地相互交往，使世界越来越了解了中国，对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便发生了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　　贺龙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14年间，由于他对发展体育事业有独到见解和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以及重视人才，任人唯贤，使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不仅洗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并且为进入世界体育强国的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贺龙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①丁新友：北京大学助教，作为科学工作者参加攀登贡嘎山时不幸殉难。　　②1979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通过决议，确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中国全国性的奥委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内。同年11月，国际奥委会经通讯表决，批准该决议。1980年2月，中国恢复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  
 
 
 第十八章　广泛的国务活动
 
 　　领导中央机关精简整编　　贺龙到中央工作以后，先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后来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从而，他除了继续以很大精力领导国家体委之外，还不断参与各方面的国务活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执行一些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央一级机关也出现了盲目设置机构，扩大编制，增加人员等倾向。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对中央一级机关进行过一次整编，并确定了各部门的编制。但是，扩大机构，增加人员的趋势并没有刹住。精简整编工作，还需进一步落实。　　贺龙到达北京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将领导中央一级机关精简整编的任务，交给了他。　　1954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任命贺龙为主任。国务院的命令中指出，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继续贯彻精简节约的精神，克服国家机关重叠，编制扩大等现象，以节减行政经费，提高工作效率。”命令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国务院各办公室，各直属机构，均应将本单位之机构编制，报经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　　贺龙上任伊始，有些部门领导人就来找他，希望对他们单位的编制作些照顾。有个别好心人还委婉地劝贺龙不要在精简整编中得罪人。贺龙听后坦然回答：“精简整编是中央的决策。中央让我抓这件事，我不能怕得罪人。”　　贺龙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亲自到一些部门去作调查，基本上掌握了中央一级机关的组织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发现，到1955年2月底，中共中央各部、会，国务院各部、委、办，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机关共121个、10.7万余人，比1954年上半年核定的9.3万人的定额，增加了百分之十四。　　由于机构不断扩大，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助长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在机关人员中，还积压了许多有才能的领导骨干。有的部门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工作的干部占了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造成了人才的积压和浪费。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国家机关实行工资改革，从原来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工资改革，与精简整编有密切关系。因此，国务院决定将编制审查委员会扩大，改称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贺龙仍为主任，习仲勋为副主任。　　中共中央决定，这次中央一级机关的整编，要精简5.3万人。也就是说，现有机关人员要减掉一半。在工资改革之际，人员的去留，机关级别的升降，关系到每个人的职级与工资待遇等切身利益。贺龙深感精简整编这项任务的艰巨。因此，他提出，首先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其中的关键，是要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搞通。　　4月30日，贺龙召开中央直属机关高级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中央一级机构编制的基本情况和整编工作意见》的报告。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当前中央机构在编制体制、工作作风、办事效率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阐明了进行整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指出，如果中央机关不彻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很难适应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任务。贺龙还指出：“此次整编的方针是：整顿机构，减少层次，紧缩编制，调整干部，精减人员。总的原则是只减不增，经过整编达到精干机构，紧缩编制，节约人力财力，克服官僚主义，进一步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之目的。”这次整编“首先从整顿机构着手，划清业务范围，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关系，坚决裁并一切可有可无的和重复的机构，减少组织层次。”然后再“合理调整干部，将中央机关过多的科以上领导骨干及适合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和使用不当的技术人员调整出来”。贺龙认为，妥善处理整编下来的干部是“保证整编工作顺利完成的关键之一”。对编余人员的处理，既要反对简单草率，推出门了事的态度，也要防止处理迟缓，久拖不决。要尽量帮助被精减人员解决一切应该解决的困难，对他们的工作做到合理分配。“处理的原则是：合理使用，妥善安置。处理的办法主要是：一，层层下放；二，学习训练；三，放在编外；四，退职回家。”最后贺龙要求，这次整编是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的重大措施，一定要搞好。各部门首长要亲自动手，层层负责，认真贯彻中央的整编精神，特别是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打通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克服消极抵触情绪。同时，要充分发动群众，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各机关的整编工作在5月份全面展开，月底前提出新的编制方案，报编制工资委员会审批，6月份开始按新方案调整机构和调配人员，7月底基本整编就绪。　　5月20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中央直属机关的整编情况。他说，“减一半人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精简之后，对工作不会削弱，而将进一步加强”。由于这次编余的干部数量很大，如何按党的干部政策将这些干部合理分配，妥善安置，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因而贺龙“建议以中央组织部为主，召集有关部门组织一处理委员会来统一研究，统一处理。”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从6月下旬起，中央机关开展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整编工作一度停顿。7月9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邓小平报告：到6月底，中央机关44个单位，已精简了3万余人，占这些单位2月底实有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二，预计到最后，还可以再精简一批人。贺龙建议9月中旬再召开一次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整编作出安排。9月7日，他将为此次会议准备的报告文稿——《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央精简方针完成整编任务》呈送毛泽东、周恩来审批。在报告稿中，他肯定了4个月来，中央一级机关整编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下一阶段要进一步发动群众，研究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确定编制方案，使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同工作任务相适应，同时做好干部调整和人员处理的工作目标，以及“肃反”告一段落的单位，应抓紧时机，继续进行整编，争取年底结束的要求。　　中共中央11月份批示，同意贺龙上述报告以及他为国务院起草的《国务院关于处理中央一级机关整编出来人员的指示》、《关于精简国家机关改进国家机构的决议》等文件，并批转到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中共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组，要求他们按照上述文件精神，做好精简工作。之后，中央机关的精简整编工作再度展开并顺利完成。　　睦邻、和平、友谊　　贺龙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之一，协助周恩来，贯彻睦邻友好，寻求和平、友谊与合作的外交方针，频繁地参与了外事工作。　　1956年3月，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贺龙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赴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和该国第一任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就职庆典。　　当时，巴基斯坦是中央条约组织①的成员国，而且刚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贺龙此行的目的是宣传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中巴睦邻友好关系。在美国和西方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封锁政策的时刻，这次访问引人注目。贺龙知道，此行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使这个国家了解新中国，了解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睦邻友好的愿望。　　22日，贺龙一行抵达巴基斯坦首都。23日上午参加了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总统的就职典礼；下午到卡拉奇日汉哲公园出席了有10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发表了热情的讲话。24日上午，贺龙拜会米尔扎总统，代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向总统致意。米尔扎是位将军，对中国政府派一位元帅来参加庆典，十分高兴。他对贺龙说：“我为中国派出贺龙元帅这样重要的人物来参加我们共和国成立典礼，而引以为极大的光荣。”他希望贺龙到各地看看。当他得知25日贺龙就要回国时，非常惋惜。贺龙说，中巴两国关系一天天增进，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再来的。米尔扎一再问：“到底什么时候来？”并说，他们的总理不久即将去中国访问，他希望周恩来总理不久也能来巴基斯坦回访，时间最好在今年冬天。这位总统对贺龙说：“我们两个都是军人，说话会肯定确切的。请你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再来？”贺龙说，贵国总理访问中国后，周恩来总理可能要来贵国回访，本人希望能和周总理一起来。米尔扎高兴地说：“这应该是一项军人之间的诺言。”并说：“巴基斯坦对中国怀有极高的敬意。我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十分仰慕。周恩来总理是极正直、极有天才、极有能力的政治家。”他请贺龙带个口信给周恩来：如果周总理对巴基斯坦，特别是它和别的国家的关系能给予任何指导，只要这种指导是符合公正的原则，他将乐意采纳。　　贺龙把新到任的耿飚大使介绍给米尔扎总统，告诉他，耿大使也是一名军人，是一位将军。米尔扎听了，高兴地对耿飚说，大使有任何困难和问题，无论白天或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我都愿接见。最后，贺龙代表毛泽东主席向米尔扎总统赠送了礼品。这次拜会十分成功，给巴基斯坦领导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贺龙又拜会了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和外交部长乔德里，同他们进行了坦率友好的谈话。贺龙坦诚地告诉他们：中国同一些邻国还有未划定的边界，但并不妨碍友好相处。我们要以和解的精神处理边界问题。中国和缅甸在去年10月举行了边界会谈，大家在互相信任的气氛中冷静地研究和解决问题，对双方都有好处。帝国主义总是要挑拨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我们亚洲人民需要团结起来。　　半年以后，贺龙随周恩来访问亚洲和欧洲的11个国家。这是中国政府根据当时国际形势采取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11月18日至1957年元旦，他们依次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5国。　　在访问巴基斯坦时，米尔扎总统对贺龙遵守半年前的诺言，随周恩来再次访巴，尤为高兴。第二天就邀贺龙同他一起去打猎。12月21日，米尔扎同贺龙到达卡拉奇东北90英里的海得拉巴附近的猎场，边打猎，边叙友谊。傍晚时分，才兴致勃勃地带着猎物回到了卡拉奇。　　周恩来、贺龙12月30日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1957年1月3日回到北京，3天后又踏上了旅途。从1月7日至2月6日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6国。　　自从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因此，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贺龙、王稼祥等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就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周恩来、贺龙在同苏联领导人接触中，敏锐地感觉到：赫鲁晓夫等人对国际形势的全局缺乏远见卓识；对中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观点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代表团把这个看法报告了中共中央。　　结束了对苏联和东欧两国的访问，周恩来、贺龙访问了阿富汗和尼泊尔。1月30日，他们到达科伦坡，对锡兰②进行5天友好访问，这是他们访问亚洲和欧洲11国的最后一站。在锡兰，有一件事至今传为佳话。2月4日下午，周恩来、贺龙出席了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庆祝锡兰独立4周年的万人大会。在周恩来讲话时，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参加大会的群众，纷纷离开去避雨。周恩来却站在雨中继续讲话，有人去为他打伞，也被他谢绝了。贺龙坐在主席台上，也没有打伞，雨水顺着头发、脸颊往脖子里流，但他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显示出一种军人的特有风采。见此情景，躲雨的群众非常感动，纷纷跑了回来，冒雨静听周恩来的讲话，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雨中的周恩来、贺龙一直等到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讲话结束，才站起来，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这时，群众争先恐后拥到台前，向中国客人挥手，不断高呼“贾威伐”(百事顺利)。中国领导人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新中国尊重各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态度，赢得了锡兰人民的尊敬。　　3月，缅甸总理吴努、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藻卓昆和昂山夫人等，应中国政府邀请来昆明渡假。19日，贺龙到达昆明负责接待工作。　　3月的春城，春光明媚，鲜花盛开。22日下午，吴努一行乘专机抵昆明，贺龙和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以及手持鲜花的3000 余名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吴努十分感动，再三表示感谢，并说：“这次到昆明，感到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比过去更加亲密了。”　　第二天，贺龙陪同吴努到西山游览。24日，贺龙和夫人在温泉设便宴招待吴努一行。贺龙把这次宴会安排得轻松、热烈、欢快，象亲友间的聚会。吴努十分满意，他对随行的藻卓昆等人说：“今天贺副总理是主人，你们可以自由、随便喝酒。”大家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频频为“胞波”情谊干杯!26日下午，在震庄宾馆，贺龙就发展中缅友好关系、签订中缅边界条约等问题向客人作了说明；云南省领导人介绍了云南少数民族情况、中国的少数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吴努听了说：“现在有的邻近国家害怕中国利用两国民族之间的关系搞‘侵略’，帝国主义分子也就利用这种恐惧心理推行他们的政策。”他提出，为打消邻国的疑虑，中国能否改变某少数民族的名称？　　贺龙认为民族的名称是历史形成的，不好更改，应该说服这位总理。他首先向吴努表示：“中国可以保证不会侵略别人。”接着，诚恳地解释说：一个民族的名称，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是说改就能改的。而且中国这个民族的名称同某邻近国家的那个民族的名称，也并不相同。云南省的领导人接着说：周总理、贺副总理每次到云南来，都教育我们对邻邦要谦虚，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要犯大国主义错误。我们边境上很多少数民族头人到昆明或北京，周总理、贺副总理都亲自找他们谈话，要他们搞好与邻邦的关系。吴努听了，表示满意，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表示赞赏。当天，贺龙把同吴努谈话内容，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29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昆明。下午，在贺龙和云南省领导人陪同下与吴努进行了会谈，并且签署了对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有重大意义的换文。当晚，周恩来、贺龙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缅甸贵宾。应邀参加宴会的中缅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头人，兴奋地不断向周恩来敬酒。周恩来是颇有些酒量的，连饮了3杯。又有人来敬酒了，贺龙担心周恩来喝多了影响健康，急忙上前接过头人的酒说：“这杯酒我替总理喝，很感谢你们。”周恩来知道贺龙有糖尿病，不宜喝酒，便说道：“你别喝，这杯我喝。”贺龙还是抢先喝下了这杯酒。周恩来对敬酒的头人说：“贺副总理有糖尿病，不能多喝啊!”两位领导人互相关怀体贴的情景，使在场的宾客深为感动。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对薛明说：“贺总是不应该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接着又说：“我对贺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些，他是一位功臣，你可要记住啊!要照顾好他的身体……。”　　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使吴努非常开心，他决定将访问的时间延长一天，于4月2日回国。　　1964年11月5日至13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邀请，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　　7日晚，贺龙同周恩来等出席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庆宴会。苏联元帅科涅夫见到贺龙很高兴。他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说：“贺龙元帅是我的老朋友。”罗科索夫斯基和莫斯卡连科元帅也表示了对中国的友好情谊。在勃烈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米高扬③等领导人敬酒后，周恩来同贺龙走到苏联元帅们的席前，向他们祝酒。在场的有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崔可夫、扎哈罗夫、克雷洛夫元帅及克拉索夫斯基空军元帅等。周恩来提议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苏联元帅们高兴地举起酒杯，表示这一杯酒非干不可!　　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了过来。他先同周恩来寒暄了几句，接着挑衅说：我们不希望有任何鬼来搞乱我们两国关系，我们要友好。周恩来说：加强友谊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们人民要幸福，你们人民也要幸福，不要任何毛泽东、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　　周恩来当即严正指出：“你胡说什么!”因为有西方的使节和记者在场，周恩来没有多说，也不再理采马利诺夫斯基。在场的苏联元帅们见此情景，走到一旁商量了一下，崔可夫便走到周恩来身旁说：“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不代表我们。”周恩来说：“我了解你们的意思。”接着苏联元帅们走过来同周恩来、贺龙一一握手。周恩来回到了主宾席。　　马利诺夫斯基碰了钉子，但并不罢休。他别有用心地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他放肆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贺龙听罢，勃然变色，义正词严地指出：“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说罢走到周恩来身边，报告了刚才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周恩来很气愤，立即向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刚才胡说八道。”米高扬说：“这绝对不代表我们的路线。他多喝了几杯酒，才说这样的蠢话，请你不要认真看待这件事。”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这反映了一些人的情绪，并不是一件小事。　　8日上午，苏联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贺龙等。双方寒暄过后，周恩来代表中国代表团向苏领导人指出：昨晚马利诺夫斯基在宴会上的挑衅，是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侮辱，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侮辱。这种事连在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发生过。如果是内部谈话，或在兄弟党宴会上和一般场合，我们早就回击了。但昨天是你们的国庆宴会，而且有西方使节和记者在场，我们不愿意使亲者痛，仇者快，才没有当场争论。勃烈日涅夫辩解说：昨天马利诺夫斯基酒喝多了，是酒后失言。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像这样严重的事，是不能用酒后失言来解释的。中国有句俗话叫“酒后吐真言”。接着，周恩来质问道：“你们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为了当众侮辱我们？你们是不是像马利诺夫斯基所说的，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要知道，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不能损害毛主席在中国党内的崇高威望；你们是不是也像帝国主义所说的那样，以为中苏原则分歧只是个人意气之争？所以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谈其他问题!”　　勃烈日涅夫不得不表示：感谢周恩来、贺龙昨晚所采取的有分寸的做法。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作为中央委员他也没有权利发表(这种)个人意见。他的话同苏共中央和新领导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决不代表主席团的看法。马利诺夫斯基愿意向中方正式道歉。我也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勃烈日涅夫一再表示：这“是我们领导集体的看法，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正式声明”，请求中方信任和作肯定的评价，希望不要因为这事影响了双方已经预定要进行的工作。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　　贺龙从1954年9月到1966年5月，12年中，先后8次参加或率领中国党政军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访问了14个国家，接待了越南胡志明主席、朝鲜金日成首相、印尼苏加诺总统、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马里凯塔总统、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罗马尼亚主席毛雷尔等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24个国家的3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其他政府的、军事的、体育的和党的代表团，为宣传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发展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谊，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经济建设呕心沥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贺龙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对经济建设甚为关心，多次参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经常到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和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提出建议。　　贺龙认为，四川、贵州和云南3省位于祖国战略后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比较落后。开发大西南，不仅对提高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且对改善全国工业和交通的战略布局，巩固国防，加速国家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早在成都解放之初，贺龙就派了1个师参加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随后，他和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修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在重庆建成了西南第一座自动化火力发电厂；建设了重庆人民礼堂、西南博物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等等六大建筑。1952年秋，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贺龙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工作，领导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西南地区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贺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1957年12月28日，受国务院委托，同聂荣臻等去成都参加宝(鸡)成(都)铁路的通车典礼，并对宝成铁路和四川的灌县、新都、自贡、重庆等地进行考察。回到北京以后，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利用会议空隙，于2月7日向周恩来写了《关于视察宝成铁路的报告》，对于这条铁路的作用，贺龙认为：“宝成铁路的建成，使成渝路和全国铁路相连接，使四川与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从此畅通无阻，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意义上说，都有很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对西南丰富资源的开发，促进人民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将起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条铁路也存在着需要改善之处。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定进一步降低钢铁等主要生产指标，缩短经济建设战线，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为了检查这一决定的贯彻落实情况，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5月21日，贺龙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听取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之后，视察了无缝钢管厂和洗煤炼焦厂。随后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省委书记阎红彦等陪同于27日到达重庆，听取重庆市委的汇报。第二天到达綦江铁矿，并在那里给周恩来，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四川钢铁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要让四川省完成年产钢107万吨的指标，必须解决生产技术、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和设备等方面的4个问题。贺龙回到重庆后。31日，接连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他说：“我在成都看了无缝钢管厂。这个厂生产200公厘钢管的厂房已基本建成，只差装房架。由于是下马项目，最近停止施工，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都露天放在那里。国家已经花了绝大部分资金，突然停工，雨季一来，必将造成损失。”建议追加些投资，至少把200公厘钢管厂房建成，暂做设备仓库；如可能，则考虑建成一个车间，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中共中央对贺龙的建议很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调整投资中，增列建设这个车间的追加投资700万元，并要求在1960年第二季度建成。另一封电报是给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贺龙说：由于现在四川炼钢用的镁砂是散装水运，因而混进了煤炭、玻璃等杂质，降低了镁砂的耐火度，使平炉、电炉、转炉都不能正常生产。“请考虑可否将四川每月所需的2600吨镁砂，改为火车直达运输，将来能包装时再改为水运，如认为可行，请通知冶金部。”　　5月底，贺龙出席了由李井泉主持、在重庆召开的四川省冶炼、煤炭、运输工业会议。他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视察了重庆钢铁公司所属的重庆第二、第三钢铁厂。在对成都、重庆等地的钢铁工业作了调查以后，6月8日贺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四川修铁路专用线》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四川省的钢铁生产、市场安排和运输情况，有几条工程不大，但对钢铁生产和整个市场安排大有好处的专用线路，急需在第二季度内完成铺轨任务：一条是资中到威远的39公里支线。目前每天要出动汽车300辆到威远拉煤，还不能保证需要，这条支线修通后，就可保证威远煤炭的外运。另一条是岔滩到石门坎9公里的区间线，修通后松藻煤矿的焦煤可以由岔滩直运重庆。这两条支线的路基大部已经完成，批准后就可以铺轨。另外，白沙沱长江大桥竣工后，如果能提前修通渝赶(水)线和大桥环形线，可以减少在猫儿沱担负装卸工作的工人数千人。建议中央对上述问题予以考虑。7月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贺龙的建议。　　6月16日，贺龙去西昌视察。在西昌听取了省建委负责人杨超关于西昌地区资源情况、西昌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准备时间，以及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远景规划的初步意见的汇报。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在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远景规划中，提出了到1965年要生产钢锭320万吨、钢材200万吨的高指标。贺龙察觉了其中的问题。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这个指标是不是大了？大了要落空。”他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请有关人员深入思考。他问：生产320 万吨钢锭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煤？这些矿石和煤如何拿出来？1965年机械加工能力按计算将达20万吨，这些机械加工设备放在哪里，如何运进来？用火车运需要多少车厢、火车头？这又从哪里来？贺龙指出：做规划要考虑国家和地区的承受能力。武钢有火车、轮船、木船，交通运输便利，但困难仍然很多，何况西昌？他说：“这些问题提请你们考虑，我是给你们‘泼冷水’啊。”接着，又讲了他的想法：“西昌钢厂要一个一个炉子上，一步一步建才比较稳妥。建设钢厂时，对城市如何建设，也要好好规划。这里主要是东西河的水患问题。我常常说包钢的‘三黄五地’，那里也有水患问题，大水一来，把钢架桥像抬滑杆一样硬是抬走了。因此，西昌城市规划要考虑到各个方面，既要考虑如何治理水患，还要考虑城市的下水道、市内交通(汽车、电车)、农牧副业和轻工业生产。因为大规模建设开始以后进来的人，不仅要吃饭，还要吃水果、牛奶，要日用百货。不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啃‘背脊骨’，就不能吸引人进来。要把一切都准备好，就等‘东风来’(指成昆铁路通车)。”“在西昌钢铁厂的准备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钒、钛的分离试验工作，从小到大，反复试验，不要将来厂子建起来了，技术问题还未解决，那可是个大问题，这是准备时期的重要工作。因此，可以从外面搬研究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可以从外面搬些厂进来。但移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工作一定要做细，开始要小搞。”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意见无疑能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地处理各项建设事宜。　　6月22日，贺龙给周恩来写了他在四川调查研究的第六个报告。贺龙认为，西昌地处亚热带，资源丰富，已查明的地下矿藏有20多种，其中初步探明的铁矿石储量有18亿吨，百分之九十七是钛铁矿，含钛百分之十一至十四，所以，把西昌列为国家钢铁和有色金属基地之一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但是，目前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弱，所以，西昌工业基地的建设得花相当长的时间，宜采取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步发展的方针。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可以考虑列为重点。最近两三年内主要是进行准备，修通成昆铁路，并先建设一座生产70万吨生铁的高炉以及相应的煤矿、铁矿、炼焦和辅助项目。贺龙的这些报告，为国家对四川的工业建设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6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对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对可能爆发大战的判断，确定实行生产布局的重大调整，决定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下决心搞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于1965年全面开展。为了检查中央这一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及时了解和解决三线建设中的问题，贺龙于1965 年3月23日至4月22日，再次到四川视察。在成都，他陪同朱德、董必武一起听取了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的汇报。随后，贺龙打电话给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要他关心三线重点项目之一的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他说：“我们不能只顾武钢、包钢、太钢，而把三线建设丢了。”贺龙在重庆听取了军工部门关于三线国防工业建设情况、铁道部关于三线铁路建设情况和余秋里关于整个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以后说：只有把三线建设完成了，经济和国防布局改变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才会有更大的保障!我支持你们，你们好好干吧!我们要抢时间，加快建设。战争什么时间打响，谁也不知道。凡是战争需要的，早些准备就对了。　　回到北京后，贺龙心里仍惦记着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三线建设，林彪提出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结果使有些现代化的大工厂，一个厂子分散在几十公里长的山沟里，各个工序无法施行自动化流水作业，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贺龙给李井泉打电话说：“靠山、分散、隐蔽”，适当强调就可以了，有的厂子，还是要适当集中，不要太分散了。　　在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以后，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仍时刻关心着三线建设。1966年3月9日至4月9日，贺龙再次到四川视察，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到那里。他非常关心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坚持要去看看。当时，那里还不通火车，坐汽车要走两天，沿途有些路段很艰险，随行医生虽极力劝阻，但贺龙坚持要去。　　在去攀钢途中，看到西昌地区农业落后，贺龙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当地的领导人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你们不抓农业，就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不抓生产，不关心人民生活，就会脱离群众，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贺龙自1954 年到中央工作后，曾5次到西南地区视察，对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公司等重点建设项目和国防工业建设作过不少指示，向中央提了不少重要建议，那里经济建设的成就，凝结着贺龙的不少心血。　　新疆之行　　1965年10月1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派贺龙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7个部、委、办，2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65人，是一个规格高、人数多、代表范围广的代表团。随团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的还有北京、内蒙和陕西省的5个文艺团体的数百人。　　贺龙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去新疆的。他认为，这次庆祝活动有重大意义。通过庆祝将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促进自治区生产建设的高涨，进一步贯彻1963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的新疆工作的方针政策。这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有特殊的重要性。代表团此行就是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　　9月下旬，中央代表团离京前，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刚刚结束，王恩茂等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参加会议的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人发出了盛情的邀请。不少大军区的领导人向贺龙要求，让他们一起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这一要求经请示邓小平同意，并且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当时去新疆的有北京、沈阳、济南、武汉、成都、广州、昆明、南京和福州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这些大军区领导人去新疆，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增添了隆重、热烈气氛，表明了人民解放军对新疆建设的支持。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却引起了林彪的猜疑。他的老婆叶群散布流言说：贺龙竟有如此强的号召力，他一声召唤，这么多大军区的领导跟他走。后来，她又诬蔑说，这次活动是贺龙在“拉山头”。　　9月27日，贺龙到达乌鲁木齐后，便进行紧张的工作。他除参加庆祝活动外，连续听取新疆党、政、军和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的汇报，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全面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搞好党、政、军的团结和各民族的团结，把经济抓上去，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把军队和生产兵团建设搞好，巩固西北边防。他通过大会讲话，接见党、政、军干部与各方面代表，深入基层同群众广泛接触等方式热情地宣传了中央的精神。　　30日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干部1000多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和自治区成立10周年，贺龙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他高度赞扬解放以来，特别是自治区成立10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粉碎了外国制造的武装暴乱和颠覆破坏活动以及武装进攻，为保卫祖国边疆，保卫各族人民的革命成果做出了重大贡献；生产建设兵团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既是生产队、又是工作队、战斗队，屯垦戍边，对改变新疆面貌，繁荣新疆经济，巩固国防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贺龙指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不断加强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的自然资源很丰富，发展前途无限光明，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新疆的经济工作做好，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把新疆建设好。最后，贺龙要求新疆各族人民，尤其是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革命的理论和本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做好各项工作；同时，对外国的颠覆破坏和武装入侵，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斗争，保卫好祖国的西北边疆。　　2日和3日，贺龙和中央代表团高克林、陈漫远、张达志、刘春、梁必业5位副团长及部分团员，分别接见了来自天山南北参加庆祝活动的农、牧民代表，自治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民兵代表。贺龙在接见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时，强调指出，党中央对新疆的工作是满意的，评价很高。他要求新疆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要无条件地服从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军队同地方关系搞不好，军队要负责，要做自我批评，对地方有意见，可以向自治区领导反映，不能犯自由主义在下面乱说。要注意谦虚谨慎，同兄弟民族搞好团结。　　4日至11日，贺龙一行在王恩茂、赛福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郭鹏的陪同下，到天山南北慰问新疆各族人民。先后到北疆的伊宁、克拉玛依和奎屯、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垦区，南疆的和田、喀什和阿克苏垦区进行慰问。参观了棉田、麦田、瓜果园、养鹿场、鸡鸭场、学校和职工宿舍；接见工农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内地支边的知识青年代表，同群众促膝谈心，代表中共中央、毛主席向大家表示慰问。贺龙高度赞扬广大军垦战士经过10年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已把原来的茫茫荒漠，建设成了林带整齐、条田成片、瓜果飘香，可与江南媲美的好地方。他勉励大家继续搞好工农业生产，搞好边疆建设，搞好民族团结，建设国家，保卫边疆。贺龙在同生产建设部队某部原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一二○师的老红军、老八路座谈时，同他们一起回忆了革命斗争历史，并要求他们不要忘记过去，要把自己的革命经历讲给年轻人听，对他们进行优良传统教育，培养好革命接班人。贺龙勉励知识青年，当好老军垦战士的接班人，不但要把农场办好，还要支援地方建设。要牢牢记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疆就是要为各族人民服务。”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12日晚举行宴会，欢送中央代表团。贺龙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代表团在各地慰问和访问中，看到由于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实现了各民族真正平等，新疆各族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密团结坚如磐石，深为欣慰。这种团结是任何国内外反动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它是战胜敌人，做好工作的基础。我们还看到，新疆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把一个封建、落后的旧新疆，建设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新新疆。这说明新疆各族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勤劳勇敢、意志坚强的人民，是祖国的好儿女。最后，他号召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往直前，再接再励，克服一切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贺龙此次去新疆，广泛接触群众，直接向各族干部和广大群众宣传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新疆的方针、政策及对各民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搞好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巩固祖国的边防，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贺龙以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进行诸多方面的国务活动，襄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从上面提到的一些事迹，就可以见到他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在处理政务上做出的杰出成就。　　①中央条约组织，是西亚地区性的军事联盟组织，成员有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英国，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1955年11月正式成立。后由于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伊朗先后退出，该组织于1979年9月28日解散。　　②1978年8月16日，锡兰议会通过新宪法，把国名由锡兰改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③苏斯洛夫和米高扬，当时都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第十九章　殚精竭虑建设国防
 
 　　狠抓军工产品质量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11 月7日，中央军委常委在听取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关于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以后，认为应该在军委领导下成立一个国防工业委员会，加强对国防工业的领导。10日，军委常委向中共中央建议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196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任贺龙为主任。从此，贺龙便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了国防工业领域。　　国防工业，是实现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作为主管国防工业的军委副主席，贺龙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他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研究确定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他说：“国防工业委员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协商组织，是研究、发展国防工业并协调解决建设中有关问题的办事机构，是协商委员会。国防工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发展和建设国防工业的建议，经批准后组织和监督执行。委员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务院、中央军委行使行政职权。”为了工作方便，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叫国防工委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随后，贺龙于1月13日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事业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他郑重地对大家说：“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贺龙在工作上重视调查研究。2月下旬，在广州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他便同聂荣臻、罗瑞卿商定，会后一起去视察国防工业。准备用1年时间，对全国的重点军工企业巡视一遍，作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3月1日他们就动身了。先去南宁、贵阳、重庆视察，3月13日到达成都。17日，贺龙、聂荣臻、刘亚楼①等到成都市郊的飞机制造厂视察。　　这个厂是1958年自行设计、自行建设的第二个歼击机制造厂。该厂的口号是“一年建成”，当年生产飞机。贺龙去这个厂视察时，因腿疾未愈，以手杖助行。走进工厂办公室，他见厂领导人夹着厚厚的一叠文件，就问：“你拿那么多资料干什么？是不是要汇报？”厂领导答道：“是的。”贺龙说：“先不用了，我们看看再说。”　　贺龙说罢，便从屋顶到地面，从墙到窗户，看了几眼。这里的墙没有粉刷，露着砖缝。他用手杖轻轻一捅，一块砖竟被捅出了半截，还旋转了90多度！他惊奇地问：“嗯？怎么搞的？”总工程师回答说：“这是建厂时，为了‘多快好省’，用空心砖砌的空心墙，又没有填满土，砂灰粘接不牢，所以……”贺龙生气地说：“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了吗？这么简陋的房子，我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他又转身问刘亚楼：“你是空军司令员，是使用飞机的。你也到外国考察过，人家的飞机制造厂是这个样子吗？”刘亚楼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贺龙又问厂领导人：“你拿那么多材料，是不是想说建成了多少建筑面积，速度如何快？”这位厂领导人连忙解释说：“我们厂是在大跃进中开始建设的。为了省钱，一个钱顶两个钱用。要求一年建成，第二年国庆节飞机上天……”贺龙打断了他的话：“我们就是来看工厂和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的。是好是差，眼见为实。”　　贺龙和聂荣臻等来到飞机总装配车间。这座厂房的设计和施工，都非常粗糙。厂房的跨度有30多米，却用了很细的立柱和横梁，一看就有岌岌可危之感。贺龙问道：“这么大的跨度，柱子和梁又这么细，会不会垮下来？”总工程师说：“设计的人说有安全系数。能不能垮，现在还难说。看来必须加固。”贺龙问：“你能保证不垮吗？”党委书记连忙为他解释：“他是总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贺龙说：“那好。你既然是管生产的，我就问你，这样的厂房能生产飞机吗？”总工程师说：“不能。建厂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有过不少争论。我们也提过意见，但上级没有采纳。”贺龙追问：“哪个上级？”“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和基建设计院，都是我们的上级。”贺龙说：“你们向中央反映过没有？建筑质量这么差，你们有意见，上级不采纳，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嘛。”工厂领导人回答：“没有。”贺龙说：“建设国防工厂，要保证工程质量，这是百年大计。你们厂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生产，这怎么行！”他对工厂领导人说：“你们马上整理一个材料，我拿着‘通天去’。”他把手杖朝天空指了指，又问：“你们去年上天的新飞机在哪里？我要看看。”“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哪！”总工程师说。　　贺龙默然了。　　18日，贺龙、聂荣臻来到成都航空发动机厂。该厂负责人听说有中央领导人要来视察，临时作了准备。　　贺龙一行在厂部办公楼前下了汽车，贺龙对聂荣臻说：“我们不上办公室去了，先到工地看看吧。”聂荣臻点头同意，他们径直朝车间走去。　　党委书记快步赶上，介绍说：“这个厂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10月18日动工的。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钱用’，‘一百天建成工厂’，要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还要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7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还没有安装。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木工车间投产。”　　贺龙、聂荣臻放慢了脚步，认真地听着。　　党委书记继续说：“所有的厂房，设计标准都低，屋架跨度大，横梁小，立柱细，承受重量过大。厂房全部采用木屋面、木望板、木檩条、木框天窗和木制大侧窗，就连铸、锻和热处理高温车间也是木结构，随时都有起火的危险。车间的地坪过薄，而且把原设计的水泥地面改成了沥青地面。机器一开，地面就震动、下陷，不能保证加工精度。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了。”贺龙停住脚步问：“什么‘六边’？”党委书记说：“就是‘边施工、边返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贺龙轻轻地“哦”了一声说：“还是到车间看看去吧。”　　贺龙、聂荣臻来到三号车间，看见有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开着，就问：“天气还凉，为什么不关上？”说着，用手杖把窗子轻轻一推，准备关上。突然，一块近1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贺龙急忙向后退了一步，那块玻璃落地，哗的一声在他脚前摔得粉碎，把在场的人们惊呆了。　　贺龙面带怒容地说：“这样的厂房能生产发动机吗？工人的安全有保障吗？”　　无人回答。因为从厂长、党委书记、总工程师，军代表到每一名工人，谁都不情愿盖这样的厂房。　　在会议室里，由于激动，贺龙不时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连声音也有些颤抖了：“造飞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设备还没有完全搬进来，房子就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说着，他又戳了几下手杖。“有人说你们厂在搞多快好省。我看这是少慢差费！”厂长说：“我们提出过这样盖厂房不行。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争不过来。”贺龙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汇报？”厂长答：“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但只同意我们维修，不准重建。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果。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贺龙说：“你们写个报告，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写清楚。我倾向推倒重建。我回北京请建委派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推不推倒，最后由技术部门定。”　　贺龙在四川视察中，深深感到国防工业基本建设中的问题严重。3月25日返回北京，第二天下午，他就到周恩来那里，详尽地汇报了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两人一直谈到入夜时分，回到办公室，他又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通电话交谈了许久。放下电话，他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家飞机工厂的材料，作为急件送给了李富春。李富春看后，决定向这两个工厂派出专门检查组。　　检查小组在成都进行了两个月的检查，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6月，由贺龙转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示说：“成都两厂工程质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根据这一批示，贺龙委托罗瑞卿去成都，同成都军区、成都市委负责人一起，采取落实措施，并决定从军区抽调两个工兵团、两个运输连，四川省和成都市增派一定数量的施工队伍，快刀斩乱麻，重建成都那两个厂不合格的工程，返修、加固尚能保证生产的工程。在返修、重建的几年里，罗瑞卿每年都要到成都去，督促检查一遍。两厂的基建和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　　国防工业系统中的质量问题，不仅存在于基本建设，而且产品质量也在普遍下降。1960年4月，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到沈阳检查，发现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以致大批飞机无法出厂。他立即给贺龙和军委写了报告。贺龙看到报告，感到问题严重，决定进一步听取一机部领导的汇报。5月10日，军委常委会听取汇报以后认为：“目前国防工业生产中存在的质量不好问题是严重的，需要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并且决定：“在一切国防工业生产中，应当明确提出：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口号；坚决反对单纯追求数量，只计算产值，不顾质量的错误观点。”于是，“质量第一，”作为方针，在国防工业系统第一次被明确提了出来。　　24日，贺龙给中共中央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沈阳飞机厂和沈阳发动机厂产品质量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地叙述了这两个厂极其严重的质量问题，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着重指出“象沈阳飞机厂和沈阳发动机厂这样的质量事故，并不是个别的情况。根据一机部的检查和各军种、兵种的反映，其他一些军工产品，在质量上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问题。”“军工产品是直接使用于战场上的，只有质量好，数量多才有意义。”针对这两个厂严重的质量问题，他提出了四项改进措施：党委书记、厂长亲自抓质量；加强企业管理，迅速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材料不合格，宁可不生产；加强重要国防工厂的干部，首先是加强导弹、航空、造船、无线电等工厂的干部。他建议从全国范围内遴选最优秀的、最认真负责的干部到这些工厂去担任厂长和党委书记，坚决撤换不称职或玩忽职守的干部。　　另一份是《关于国防工业生产和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反映了国防工业生产中新材料、优质材料不足，基本建设中材料、设备、劳动力不足以及干部缺、弱等问题，相应地提了五项改进措施。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报告。　　在处理了成都两个工厂的施工质量和沈阳两个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以后，5月31日，贺龙到株州湘江机器厂视察。他听取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对产品质量的介绍；检查了正在生产中的零部件；分别召开了工厂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军事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研究工厂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视察了厂属生活福利设施，了解了职工的生活情况。贺龙在这个厂住了6天，临行时一再叮嘱党委成员：产品质量不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一定要确保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加快生产和试制的进度。　　6月2日，贺龙到达湘潭，视察江南机器厂。6日到达上海，参加8日至18日在那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在6月14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写了《关于检查湘江机器厂生产情况的报告》，提出了对军工厂发展方向的设想。他首先肯定了湘江厂从生产炮弹发展到生产喷气发动机的成绩，然后，根据军事工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指出：“该厂今后不应再扩建”，而应“充分挖掘潜力，广泛地开展技术革新，充分利用已有的条件，做到在基本上不扩大规模的情况下，建设成为以尖端产品为主的工厂。亦即是说向‘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大’的方向发展。”　　经过贺龙和国防工业战线其他领导人的种种努力，不少军工企业的领导人头脑清醒了，开始采取措施，提高产品质量。但是，也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没完全转过来，甚至有抵触情绪。针对上述情况，在9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电话会上，贺龙再次就军工产品质量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军工产品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质量问题。产品质量不好，不仅影响了国家计划的完成，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而且直接影响了部队装备供应和对敌斗争，还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耽误了掌握新技术的进程。因此，必须明确认识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要下最大决心狠抓质量。他强调，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是思想问题，特别是领导思想问题。有些干部对确保军工产品质量的特殊重要性缺乏明确认识。军工产品都是直接用于战场上的。在战场上，你消灭不了敌人，敌人就消灭你。所以，军工产品的质量必须精良，产品质量不好，在战场上出了故障，实际上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因此，对军工产品质量的态度，是一个党性问题，一个对待革命事业是否忠诚的问题。每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工人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关心产品质量，坚决同一切忽视产品质量的现象作斗争。他对如何提高产品质量，提出了五条措施：一，要把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搞深搞透；二，部、局领导和工厂厂长、党委书记要对产品质量负完全责任；三，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和战争观念；四，认真整顿工艺；五，对每一个质量事故，都要认真严肃处理，找出原因，总结经验教训。这个讲话，在国防工业系统产生了广泛影响。　　11月11日，贺龙和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结束了对朝鲜的访问回国。他们在火车上商定，先不回北京，到哈尔滨和沈阳飞机厂去看看。　　代表团的专列直驶哈尔滨。14日上午，贺龙一行到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视察。这个厂的负责人13日下午接到通知，连夜准备了一本厚厚的汇报材料；在总装车间布置了一个小型实物展览，挂满了各种图表。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入口处的“前言”。　　贺龙走到“前言”处停住了脚步，仔细地看了一遍，没有说什么，就走进展室，听厂党委书记念汇报稿。　　厂党委书记刚读了一段，贺龙便打断了他的话：“请你讲讲目前产品的质量情况。”书记说：“产品质量情况，我还说不清楚。”贺龙问：“这几年来，你们厂交付了多少台合格的发动机？”书记答不上来。工厂的另一位负责人回答说：“我们厂3年来还没有交付过1台合格的发动机。”贺龙问道：“为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贺龙严肃地说：“3年了，投入了那么多材料，合格的发动机还造不出来。你们知道制造发动机的材料是哪里来的吗？这是全国人民省吃俭用，节约外汇买来的，被你们白白糟踏了。要是人民知道你们这样干，是不会饶恕你们的。”他边说边用手杖戳着地坪，发出“咚咚咚”的声响。“帝国主义仇视封锁我们，苏联撤销合同卡我们，都是看我们落后，欺负我们！你们还不争口气！一旦发生战争，怎么办？”　　小小展室，气氛立时紧张起来。贺龙双手一按手杖站了起来，径直走到“前言”下，指着上面写的“在省市委和部、局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这句话，对那位书记说：“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对我们也不讲实话。明明3年没有出过1台合格的发动机，却写什么‘胜利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这套做法不就是浮夸吗？！”　　临出厂时，贺龙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他用和缓的语气和蔼地问那位书记：“你当党委书记几年了？”“6年了。”“在这个厂当了6年的党委书记，汇报时却讲不出生产和质量情况。你要好好学习啊！”　　书记点点头，愧疚地说：“我们马上把‘前言’撤下来”。贺龙用手杖指指工厂大门说：“先不要撤。要有勇气把这个‘前言’放在工厂的大门口，‘示众’3天，让职工们看看。”　　这天下午，贺龙一行来到飞机制造厂。贺龙在总装车间看到有一批飞机正在检修，便问：“飞机的交付情况怎么样？”厂党委书记很诚实地回答：“几年来还没有交付1架合格的飞机，”贺龙、罗瑞卿一听，哪里也不去看了，径直来到厂部会议室。这里已经坐满了哈尔滨几家军工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一进会议室，贺龙便说：“今天把大家找来，主要是谈谈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首先请飞机制造厂的同志谈谈质量情况。”　　制造厂的军代表说：“这个厂制造的架直升机，原来是准备赠送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的。但运到南宁后，因为质量有问题，没有送出去。飞机上的零件也是进口的。”　　他所说的这架飞机，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赠送给胡志明作专机用的。贺龙来厂前，只知道这架飞机因质量不行，没有送出去，却不知飞机零件还是苏联产品。他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快，严肃地批评说：“装的什么零件？又去送给谁？你们也不看看对象？这种没有志气的做法，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有义务支援兄弟国家，但是，必须用力所能及的东西去支援。要实事求是，不要欺骗。本来这种直升机已经是比较落后的型号。你们试制了3年，交付了几架？”制造厂的一位负责人回答说：“还没有交付1架合格的飞机。”　　贺龙听罢，严肃地用手杖指着会议室挂着的领袖像说：“你们要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国防想想，为毛主席、少奇同志想想，要为总理、小平同志想想，你们对得起谁呢？你们是一个大厂，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党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们，可是你们几年出不来合格的飞机，还这样心安理得！”他又看看发动机厂的负责人，接着说：“他们那个厂还在‘前言’里写上‘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3年没出合格的飞机发动机，给谁完成了任务？现在看来，整顿产品质量问题，靠修修补补是不行了，必须下决心同过去那一套错误做法‘一刀两断’，要采取彻底的办法，重新来过。”　　在从飞机制造厂返回哈尔滨市区的途中，贺龙一行顺便视察了铝加工厂。贺龙看到制造飞机能够用上自己加工的各种铝板，很高兴。他与罗瑞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铝冶炼车间，又来到铝板压延车间。当他发现该厂因卫生状况不太好，影响到铝板的质量时，就叮嘱厂长说：“要文明生产，才能保证质量。铝板出厂前要严格检查呀！”　　贺龙和罗瑞卿在离开哈尔滨之前，又把那里的几家军工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召集在一起，再一次强调了质量对于军工产品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军工厂的产品质量一定要好，如果不好，会误国误民；军用产品是用于打敌人的，质量如果不好，不仅会伤害战士的生命，还会影响战斗的胜利。敌人每时每刻都想整我们，我们如果刀子不快，就会被敌人杀害。　　11月18日，贺龙一行到达沈阳。20日，他们来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半年前，军委常委曾听取过一机部领导人关于这个工厂和发动机厂产品质量不合格的汇报；贺龙还给中共中央写过专题报告。所以，贺龙很关心该厂目前飞机的质量。他走进工厂总装车间的大门，指着一排排飞机，问正在检修的工人：“这些飞机的质量怎么样？”工人们回答说：“修来修去，还是出不了厂！”　　贺龙看了看车间的黑板，上边“质量第一”四个字，是刚刚写上去的，墙上也贴着带有“质量第一”四个字的标语，他摸了摸，浆糊还没有干，就转身问总工程师：“飞机的质量究竟怎么样？”总工程师回答说：“飞机的抖动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出厂。”　　贺龙没有再问什么，就直奔停机坪。这里停放着两排银白色的米格19歼击机。由于故障没有完全排除，一直停在那里。因而这个停机坪被工人们谑称为“养鸡(机)场”。贺龙望望“养鸡场”，心情沉重地对该厂负责人说：“关于‘质量第一’的问题，今年1月中央上海会议时毛主席讲过，刘主席、周总理、总书记都讲过；5月军委又作了决定；9月在全国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上，我直接给你们传达了。这样三番五次地讲‘质量第一’，按理说大家应该很好的执行了。这么多飞机摆着出不了厂，还在投料，还在追求产值！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办？全国六亿八千万人民宁可不吃肉，不吃鸡，换回来的材料，你们却把它做成超差品，怎么对得起全国人民？”　　“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也是架不合格的。”驻厂军事代表插了一句。　　“啊？”贺龙吃了一惊，“上次听说那架飞机合格了，我在电话会议上还说‘要发电报表示祝贺。’原来是架不合格的，我们受骗了！”罗瑞卿也气愤地说：“你们敲锣打鼓喊着报捷，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我想，外国专家撤走了，我们自己也可以造飞机嘛！我见了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见了元帅们，都报告了。大家都挺高兴，还给你们发了贺电。没料到你们是搞假动作，瞒上啊！”　　贺龙当即果断地决定：“重新试制！不要采取改良的办法。新的与旧的要一刀两断，不要藕断丝连。从图纸、资料、工艺规程，第一道工序，一直到出飞机，都要严肃认真。”罗瑞卿表示赞成：“对，从头做起。新的、旧的之间划一条线，不要搭界。新的，按正规做法搞，重新投料；旧的，这批不合格的飞机，要考虑补救办、法。”他问厂长和工程师：“你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回答：“我们就照这个指示办。”　　当天，贺龙一行还到了沈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贺龙问厂长：“你们对引进的外文资料消化透了没有？”厂长说：“前几年，引进的资料有一部分还没有开箱，试制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把亚音速飞机发动机的零件装配到超音速飞机发动机上，结果不合格。”　　贺龙对厂长和党委书记说：“已经造出来的，要一件一件地检验，合格的就要，不合格的就不要。要下这个决心。发动机质量不好，空军就不接收。规章制度，不该改的就不改；过去改错了的，要坚决改回来。我们讲改革，是指改那些不合理的，不要把合理的也改掉了。在技术上一定要‘先学楷书后草书’，按原来资料进行改正。未经认真试验的不能随便改。我说的中心意思就这么一句：只许往前爬，不许往后退！相信你们一定能搞出合格的产品来。”离厂前，贺龙、罗瑞卿建议这个厂进行一次质量整风。　　11月22日，贺龙召开沈阳地区军工厂负责人汇报会，详细了解沈阳地区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当他听到这个地区存在的、骇人听闻的巨大浪费时，痛惜地说：“当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卡我们，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该争口气吗？我今年65岁了，只要叫我管事，我还要认认真真地管。何况你们还这样年轻，更应该争口气嘛！”会议结束时，贺龙谈了考虑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抓军工产品的质量，已经整整1年了。到头来飞机还是出不了厂。原因在哪里？我看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要整顿整顿才行。我们回去以后，准备在北京召开一个大一点的会议，整顿一下领导干部的思想。”　　23日，贺龙一行结束了在东北的视察，回到北京。　　一直随同贺龙视察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后来说：“贺总曾经告诉我们，毛主席说过，国内问题决定国际问题。他勉励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争一口气。贺总甚至愤慨地说，我今年65岁了，我还要拼命干它几年，拼死就算了。说老实话，我当时听了这些话曾流了眼泪。”　　尽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三令五申，要求解决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质量第一”的方针也提出半年多了，但贺龙从调查中发现，产品质量不好似乎已经成了国防工业的“顽症”，仅靠过去那种开会、发文件的办法已经不能彻底扭转“大跃进”遗留下来的这种片面追求产值、数量，不顾产品质量的倾向了。他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极端负责精神，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在国防工业部门召开一次整风式的三级干部会议，来一次强烈的“冲击波”，降一场“狂风暴雨”，促使那些至今还不重视产品质量的领导干部猛醒。　　1960年11月25日，贺龙把准备在国防工业系统召开部、司(局)、厂三级干部会议进行质量整风的设想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28日晚，又向毛泽东主席请示。毛泽东同意召开这次会议，并指出：“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30日，贺龙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的预备会议。他说：“当前国防工业的军品质量问题很多，很严重。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以整顿军工产品质量为中心，整顿国防工业各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开会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把以前质量不好的情况都翻出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不是追究谁的个人责任，而是找出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接着，他首先自我批评说：“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不好，已经受到了损失。这个损失由我向中央、军委检讨。因为我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不要你们负责。”“前天，富春同志给我寄来一封信，赞成召开这样一次会，希望好好地整顿一下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并且说，首先要推动国防工业的领导同志作检讨。”“我们要看到战争的危险还存在，要对国家的安全负责，对我国六亿八千万人民负责。我们如果不发奋图强，自力更生，还象个共产党员吗？”他号召与会同志“整顿好思想和作风，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地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好。”　　12月1日，贺龙向周恩来报告了会议准备情况。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嘱咐：“军工产品质量确实要好好整顿。”　　8日，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开幕。根据贺龙的建议，会议在北京工业学院主楼举办了军工劣质产品展览会(共有展品1309项)，以期引起人们对质量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大会发言中，代表们充分肯定了11年来国防工业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揭露出了不少问题，分析了产生的原因，研究了克服的办法。　　贺龙在会议中间，于12月24日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关于国防工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根据三级干部会上揭露出的大量事实指出，目前国防工业问题确实十分严重。主要是：产品质量普遍下降；军品生产任务一再延误；国防工厂基本建设的质量不好；工厂管理紊乱，事故不断，伤亡严重；浮夸、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之风盛行；军工厂在生产民用产品方面也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因而国家在国防工业中的巨额投资，未获得应有的成果。贺龙把这比喻为“铸剑成犁”。　　国防工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几次发言，高姿态地检查了工作中缺点，承担了责任。　　12月27日，贺龙当面向周恩来汇报了会议情况、会议总结的内容以及今后的工作安排，周恩来同意。1961年1月6日，贺龙作了会议总结报告。报告肯定了国防工业11年来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国防工业建设必须遵循的17条准则。准则的主要内容是：必须立足于应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世界战争和原子战争；必须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服务；必须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发展国防工业；必须随着国家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的建立，逐步建成为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做到工业配套、地区配套、产品配套；必须贯彻执行军民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必须贯彻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方针；无论是突击尖端、基本建设，都应当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必须迅速地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必须坚决贯彻勤俭办国防工业的原则；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政治统帅业务；必须树立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浮夸，反对弄虚作假。　　这些准则，是经过与会者集体讨论和研究后拟定的。既是对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也是对建国11年国防工业建设诸问题的科学、系统、全面的总结，是国防工业建设长期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原则。它体现了贺龙对于国防工业建设和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远见卓识。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专门就贺龙的总结发言稿进行了讨论，并由彭真等作了修改；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罗瑞卿也先后审阅并作了修改补充。　　这次会议于1961年1月7日结束，历时40天。聂荣臻当时评价此次会议说：我完全同意贺龙、罗瑞卿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在中共中央、毛主席、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贺总亲自主持，开得很好，是我们国防工业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军工产品的质量低劣，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军当前的对敌斗争和对未来战争的准备，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一定能迅速扭转局面。　　这次会议，以整顿产品质量为中心，总结建国11年来国防工业建设的经验教训，要求深入开展整顿干部思想和整顿产品质量的运动，对全面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国防工业建设和生产的方针政策、纠正军工企业管理混乱、改变浮夸作风、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会议揭问题、查原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有过激、过火现象，伤害了一些干部。贺龙在4年后提到这次会议时说：“质量不好不要整吗？干部思想不对头不要整吗？会议不要开吗？实践证明那次会议开得是及时的，有效的。不过也有缺点。如果把会议领导得好一点，特别是会议的领导方式好一点，会收到更好的效果。那次会我是有缺点的，你们可以批评。”　　1961年2月，贺龙和罗荣桓一起视察部队到达南昌。24日贺龙住进了南昌飞机厂，对该厂进行了3天调查研究。在工厂领导人及有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上，贺龙听取了他们关于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贯彻情况，以及生产、基本建设和职工生活情况的汇报。厂长说：传达了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以后，干部很高兴。　　贺龙说：“也高兴，也失望。失望的是生产任务不饱满，工厂吃不饱。要和干部讲清楚，1961年到1964年，钢材品种不齐，外汇不多。只要国民经济建设起来了，国防工业也就起来了，如果把国民经济压下去，就变成穷国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任务吃不饱，就要搞民用产品。今天做民品，明天还要做民品。要向职工讲清楚，要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只顾军品是不对的。在把军品生产安排好以后，多余的力量搞民用产品，军民结合不只是军工厂和各民用工厂协作的问题。民品生产，也要保证不出废品。”厂长说：“有的干部认为军品难搞，民品好搞。”　　贺龙当即指出：对干部这种松劲情绪要注意，要批评。民品也要保证质量，不能出次品。无论军品和民品都要质量第一。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军火商出的飞机、汽车，寒带、热带、亚热带都能开。我们难道连外国军火商都不如吗？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在寒带、热带、亚热带都能用。因此，要教育广大干部职工，提高信心，严把质量关，做到材料进厂合格就收，不合格就不收、不投产；工具、卡具、样板、工艺装备要检查清楚，合格就用，不合格不用。厂长说，厂党委为贯彻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决定在全厂进行质量整风，开展“七查”工作。　　贺龙听了，语重心长地说：整风要坚持实事求是，有什么就整什么，是什么就整什么，从上而下，一级一级搞。首先把干部思想搞通。厂级干部整风可以开党委扩大会，吸收工程师、军代表参加，要和风细雨，不要把北京开会那一套搬来。　　26日，贺龙给罗瑞卿、孙志远②、方强、赵尔陆4人写了一封长信，通报了他视察南昌飞机厂了解到的情况。他在信中指出：工厂对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抓得紧并进行了初步检查，群众也还满意。但在干部中存在着等挨整，怕负责任，以及对提高产品质量信心不足等问题。在生产方面，存在战线长，技术力量不足；产品种类增加，工人技术等级下降；生产任务不饱满，每天都有2000左右工人停工等问题。为了解决该厂产品积压和飞机出厂问题，贺龙建议三机部派薛少卿副部长来南昌指导帮助工作。　　3月7日，贺龙在杭州又给罗瑞卿等4人写了一封信，根据在南昌、长沙视察发现的问题，对当前国防工业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大抓政治思想教育。除应继续整风，贯彻三级干部会议决定的17条外，还应对中央的12条③进行深入教育；第二，大抓生产安排；第三，大抓技术力量；第四，大抓设备检修。　　同年11月至12月，贺龙在广东省视察期间，组织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军区主管军事工业的负责人，参观了广州地区二机部所属的黄埔造船厂、广州造船厂、无线电工厂和无线电器材厂。12月18日，贺龙再次给罗瑞卿和孙志远写信，指出了这些厂在领导班子、企业管理、物资储备、职工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三机部派出得力工作组到广州检查和帮助工作，解决存在的问题。　　贺龙四处奔波，推动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的贯彻，在国防工业系统起了很好的作用。“质量第一”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国防工业建设和产品质量不好的状况有了不同程度扭转。4年之后，当贺龙再到西南和东北的一些军工厂时，见到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感到十分欣慰。　　1965年4月13日，贺龙、聂荣臻和四川省委书记李进泉走进4年前视察过的成都飞机制造厂。当年陪同他视察的工厂领导人和成都军区政治部钱副主任前来迎接。　　贺龙听了工厂领导的汇报，很高兴。他说：“上次来，我批评了你们，是不是有意见呀？我今天向你们道歉！”厂长马诚斋怀着感激之情说：“批评得对。就是您上次来捅了两棍子，我们厂才得救了。”总工程师晋川诙谐地说：“我们厂那时像婴儿发高烧，得了小儿麻痹症，半身不遂。我们当时提意见也解决不了。全靠贺老总那次视察才解决了问题，工厂翻了身。全厂职工都非常感谢您哪！”党委书记黄明说：“要不是您那次下了‘推倒重来’的决心，我们厂不会有今天。”　　“没有意见就好。有意见就当面提。”贺龙爽快地说，“走，到车间看看去！”　　贺龙一行兴致盎然地参观了厂区主要建筑模型、飞机模型和几项工艺、新产品，以及总装配车间。他问马诚斋：“飞机出来了吧？”马诚斋说：“出来了。但是防弹钢板未过关。”贺龙问“飞机质量怎么样？”“质量问题还不少，基本功不过硬。”贺龙说：“要保证质量啊！质量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因为这是上天的东西，若是在空中出问题就完蛋了。”他问厂领导人：“你们现在劳动不劳动？”晋川说：“每星期劳动一天。”贺龙说：“劳动是应该的。要每天跟班检查质量。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出这个飞机真是费功夫啊！”他转身对钱副主任说：“你也要抓质量啊！”钱副主任笑着说：“我是搞政治工作的。”贺龙笑着说：“我知道。政治工作就是要落实到质量上，否则就是空头政治。”　　贺龙返京后，5月21日约见孙志远，就视察中发现的航空工业质量问题进行研究，再次嘱咐要扎扎实实搞好产品质量，“千万马虎不得”。此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响。贺龙满怀喜悦之情，听取第七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发展航天工业的规划，设宴招待了参加制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专家和全体工作人员。　　7月25日至8月16日，贺龙又到东北视察。26日，他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听厂长陆纲说，今年飞机可以超产，新技术产品也可以按计划交付。贺龙满意地说：“嗯，现在和1960年大不一样了。那次我来时，这儿里里外外都是‘鸡(机)窝’。现在嘛，才象个飞机制造厂。”他走到刚刚组装好的一架飞机旁，抚摸着光滑平整的机身和机翼，称赞道：“你们做得好！”　　他侧身四顾，一幅写有“千万不要忘记歼击机一年生产，三年返修的沉痛教训”的大标语映入眼帘。他连说：“好，好，贴在这里好。这是谁提出来的？”陆纲回答说：“三机部党组的指示。”贺龙赞许地点点头：“提得好啊！”　　8月4日，贺龙再访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和飞机发动机厂。他先到两个厂的总装车间看了一遍，询问了生产和产品质量情况，然后到会议室，点燃一支雪茄，坐在沙发上休息。曾经挨过他批评的工厂负责人静静地坐在一旁。　　贺龙赞许地说：“过去你们3年造不出合格的飞机，也造不出合格的发动机，我批评了你们。如今，你们1个月就可以生产几架优质飞机和若干发动机，该是鼓励、表扬你们的时候了。”　　他表扬了工人们搞的一项可以缩短工时几倍的技术革新。他说：“还是工人聪明。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当工厂领导谈到正在自行研究设计新产品时，他鼓励说：“要发展生产，没有后继机型不行。只仿造外国的，不自行设计不行。飞机工厂要建立自己的设计队伍，要设计新机种，从改进到创新，循序渐进。只是仿制，跟在别人后面跑，永远追不上，还会掉队的。”　　贺龙怀着对国防工业的满腔热忱、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冲破各种阻力，狠抓产品质量，锲而不舍，终于使国防工业系统生产的军品和民品，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了可以信赖的形象。　　建设国防工业要“靠自己”　　早在1954年1月，贺龙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曾明确提出：“现代化军队的装备，必须依靠国家重工业建设，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建设来解决。依靠外国订货只能解决临时问题，而不能解决长久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事工业主要由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兵工厂和各解放区的兵工厂组成。这些工厂设备简陋陈旧，只能生产一些轻武器和检修重装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它在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占百分之二十七。到1959年，建成了一批重点工厂，国防工业初具规模，并陆续仿制了苏式飞机、舰艇、坦克、火炮和各种轻武器。　　贺龙担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以后，根据国际形势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的需要，提出了要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的宏伟蓝图。他强调，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防工业体系，不能光依赖别人，要靠自己，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了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协议。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大批图纸、计划和资料。苏联还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和原材料，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妄图压中国屈服。　　在上述撕毁和废除的协议中，国防工业约占四分之一强，给中国刚起步的国防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8月5日，贺龙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议，和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薄一波、罗瑞卿、谭政以及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建工部、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的负责人一起研究对策。贺龙和与会者都认为：没有外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对此不能估计过低。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我们不但完全可以克服困难，而且完全可以用比过去更快的步伐前进。　　苏联毁约停援，使完全依靠进口的1691种新型材料供应中断。国防工业面临着重大困难。贺龙在会上郑重提出，我们要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打破一切依赖思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材料、设备问题，“应该仔细摸一摸，那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摸个水落石出。”“我们面前有一堆困难，这是前进路上暂时的困难，但必须下大力量加以克服。这是关系到能否建成现代化国防的问题，是关系到6亿8千万人民能否挺起胸膛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完成突破关键、实现自力更生的任务。”会议要求国防工业部门深入、细致、全面、彻底地弄清楚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存在的困难是什么？缺什么条件？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订出全面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优先安排当前最急需的、在本年度内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定要设法把依靠外援或进口的东西，在国内解决。　　根据会议研究的问题，8月14日贺龙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在当前形势下国防工业建设几个问题的报告》。22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批转各部门贯彻执行。　　在中央批转贺龙的报告以后，他开始抓落实工作。贺龙决心使急需的材料、设备逐项落实。他选择了一个僻静地点——北京养蜂夹道号，以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名义，召开新材料、新设备协作定点会议。在1960年9月到1961年9月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他邀请有关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化工、机械、石油、轻工、纺织等工业部的副主任、副部长以及有关司、局长等“各路诸侯”，开了30多次集体办公会议。每次会议都由贺龙主持。他同大家反复协商，逐项落实急需材料和设备的研制和生产。有一天，会议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下午3时，贺龙招待大家，吃罢饭，他放下筷子后说：“今天帝国主义封锁我们，苏联又卡我们，逼着我们非自力更生不可。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可不能慢慢来。一定要疾如星火，日夜兼程，争取早日实现啊！”说罢，他站起来，双手抱拳，极为庄重地对在座的人说：“军工材料，就拜托各位了！”　　为了坚定国防工业战线上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走自力更生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贺龙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他说：自力更生，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方针，在当前形势下，更为重要。我们必须从产品设计、试制和生产，到原材料供应，都立足国内。仿制的目的是锻炼技术力量，积累经验，以便为独立设计和制造创造条件。一切依赖别人，只搞仿制，不积极培养设计力量，不积极支持自己设计的产品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在独立设计和试制过程中，失败和挫折是难免的，我们应该给予积极的帮助和支持，绝不能泼冷水。材料、资金、人力，总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是应该出的学费。在独立设计和试制的时候，要虚心学习一切先进经验，认真考虑现实条件，把敢想敢干和科学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战略上藐视困难和战术上重视困难很好地结合起来。当前要突破材料、技术和设备这三关。突破这三关，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应该大力加强培训工作，迅速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同时要加强各种新型材料、精密设备、测试仪器的研究、试制和生产。特别要抓紧立足于国内资源的各种新材料和代用材料的研究、试制和生产。1962年9月，贺龙在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上又指出：“帝国主义和苏联都欺侮我们。苏联卖给我们几架米格21飞机，给的图纸还把重要部分抽掉几十张，不靠自力更生行吗？我们要争这口气！自力更生就是要靠这些军工厂和各有关部门。原材料工业部门——冶金部、化工部等要共同努力，首先是三机部要努力。原材料、尖端产品、无线电等，都要靠自己的力量过关。”　　在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贺龙认为，应从组织体制上解决工厂、科研机构、学校三结合和研究、生产、使用三结合问题。他专门到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及其所属的研究所作调查研究。科技人员希望把研究所合到厂里去。贺龙说：这个意见很好。我早就提出过几个三结合。听了你们的意见我心中有数了，回去就为你们讲话。　　厂、所合并是个大问题，贺龙觉得还应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在沈阳，他征求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人的意见，他们一致赞成。回到北京，他又同孙志远交换意见，孙也完全同意。随后，贺龙就科研机构和生产单位合并问题，给罗瑞卿写一封信，通报了下去调查的情况，建议“国防工业各部党委认真研究讨论一下，把能够合并、要求合并的厂、所合一批试试。这个方向我认为是不会错的，而且从当前技术发展需要看，这个问题越早解决越有利。”后来，中共中央采纳了贺龙这个建议。　　到1963年，国防工业部门许多过去不能制造的仪器设备、武器装备能够研究制造出来了，贺龙十分高兴。1963年4月9日，他在军工厂的领导干部会上说：“在自力更生方面，这两年成绩很大，应该鼓励。三级干部会议时我批评了你们，今天应该鼓励。使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有两个教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不给八路军发饷，迫使我们各根据地自力更生，大搞生产，搞得丰衣足食；1960年苏联停止援助，逼着我们非自力更生不可。设计、原材料、技术都要自力更生。开始时对怎么搞，自己没有一套，最近两年已经摸到了一套，要在这个基础上巩固、提高、发展，不能满足。我们的武器装备，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还是海上的都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很多年，帝国主义就认为我们搞不出最新武器，我们能不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嘛！”　　在贺龙主持下，1960年1月，国防丁业委员会拟定了《关于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建议》(草稿)。1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审查这一建议时，贺龙着重指出：随着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在尽短时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国防工业建设总的目标。必须大搞尖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积极发展喷气技术和无线电电子技术。在和平时期，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化武器，常规武器只应作小量的制造和储备，还要军工厂腾出力量大力进行民品生产、加强科学研究、建设新厂和培训干部，以便既能支援国民经济建设，又能早日摆脱对国外的依赖。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些，不要舍不得压缩常规武器生产，有了国民经济的高度发展，有了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等新武器的制造工业，我国的国防就有了真正的可靠的基础，而常规武器的制造和储备问题也就好解决了。为了迅速突破尖端技术，在国家经济许可的原则下，建议把国防工业部门的力量和军队的力量汇合起来，拧成一股绳。　　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形势严峻。因此，贺龙反复提醒国防工业战线和军队的干部，要顾全大局。在考虑国防工业和军队建设需要时，应首先想到国家经济条件是否可能办得到，要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　　12月，贺龙在《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再次重申：“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妥善地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极为重要。国防工业是建立在基础工业之中的机械加工、高能化学和电子组装的综合性工业，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基础工业提供原料，国防工业也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因此，就全国来说，在目前和平时期积极发展国民经济，是第一位的，发展国防工业是第二位的，也就是国防工业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④5月21日至6月12日，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进步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城市人口的措施。　　为了贯彻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主持下，7月18日至8月16日在北戴河举行了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贺龙在开幕时说：“我们常讲国防工业必须服从国家的经济建设。这次国防工业实行调整，就是具体的服从。我们原来想把国防工业搞多一点，搞快一点，现在看来不行，多了的这次要退下来。”“要坚决执行全国一盘棋的要求，服从国家计委的统一安排，调整军委提出的国防工业八年规划。”　　8月12日，贺龙请周恩来向参加会议的国防工业企业的负责人讲国防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生产尖端武器和生产常规武器的关系。周恩来对当前的“三大任务”，即“第一，支援农业；第二，支援轻工业和市场；第三，兼顾国防”作了阐述。在贺龙的影响下，国防工业部门从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定的新产品试制项目削减了百分之八十三，基本建设压缩了百分之六十五。　　由于贯彻“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形势日渐好转。国防工业也随之向前发展，到1964年底，形成了既能生产飞机、舰艇、坦克、枪炮和无线电器材等等常规武器装备，又能生产核武器、火箭、导弹和航天器材等尖端武器和技术装备，门类、品种齐全的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贺龙要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美好愿望。　　心中装着群众　　六十年代初，中国处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贺龙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不吃肉，不吃蛋，但却时刻关心着全国人民，特别是国防工业战线上广大职工的生活疾苦，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1960年12月召开的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上，贺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关心职工的生活，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他说：“人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生产的好坏决定于人。因此，各级党委、行政和工会领导人，除了应当经常关心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以外，还必须经常关心他们的生活。”“这在目前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尤为重要。要千方百计搞好食堂，办好各项福利事业，保证职工的身体健康，这是当前各级党委、行政和工会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工厂企业要根据中央的指示，指定一位副书记、副厂长专管安排包括家属在内的职工生活。这是一件大事，工厂党委一定要把它做好。同时，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劳逸结合的指示，严格控制加班加点和过多的业余活动，精简会议，减少职工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对于最近某些工厂发生流行病的现象，必须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措施。”　　1961年2月下旬，贺龙到南昌飞机厂视察，看到不少工人得了浮肿病，脸色腊黄发亮，满面愁容。他立即召集厂长、党委书记了解情况。然后他又到工人宿舍，找工人谈心，到工厂的农场、养猪场等处调查，随后同工厂领导人研究怎样安排好职工生活。　　厂长说：工人粮食不够吃。厂里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最多时曾达到全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贺龙听后心里十分难过，问道：“部队中战士的粮食可以调剂，工厂是不是也可以调剂？你们厂里空地很多，应当多种蔬菜。还要多喂猪，现在喂多少头？”厂长答：“我们现在喂了1000多头猪。”贺龙说：“太少了！你们厂那么多职工，应多养些猪。还要多开点荒地，把机场周围的空地都利用起来。多收点粮食，既可补助职工，也给农民减少些负担。如果能做到职工平均1人1头猪，1个人1个月可以吃到3斤肉就好了。还要想法子喂些鸡，多搞些副食。你们在战争年代搞过农副业生产吗？”厂长说：“我们在太行区搞过，那时搞得挺红火。”　　贺龙说：“你们要一手抓军工生产，另一手抓农副业生产。把农副业生产搞好了，让职工吃饱、吃好了，浮肿病人没有了，工业生产也就好搞了。你们厂在江西，先带个头，敢不敢？”“敢，我们敢！”厂长、书记齐声回答。“你们工厂党委开个会、大家商量一下，作个决定。”贺龙继续说，“关心职工生活，还要把家属工作做好。家属、小孩是职工的后方，人数比职工多3倍，家属、小孩吃饱了，职工情绪也就稳定了。你们要拿很大力量做好家属工作，这是稳定职工很重要的一环。”　　贺龙从南昌到长沙视察了几个军工厂。3月上旬，他在杭州给罗瑞卿写了一封信，建议把“大抓生活安排”列为国防工业系统必须狠抓的4个最重要问题之一。　　回到北京以后，贺龙又建议尽快把关心职工生活的工作在国防工业系统全面展开。贺龙更想到了知识分子。5月4日，他同聂荣臻在听取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领导人汇报工作时，交待说：要好好照顾科技人员的生活，特别是对老知识分子，更要多加注意。不仅要让他们本人住好吃好，对他们的家属、小孩也都要照顾好。他说：“你们去找刘仁同志⑤，专门和他谈一谈，要他搞个定点供应。我们不吃，也要他们吃好。如果不行，可以来找我。工作上出了成绩，要挂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出名。”6月9日国防工业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加强企业职工生活福利工作的指示》，对做好职工生活福利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按照《指示》规定，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迅速行动起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11月份，贺龙看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关于湖南6个工厂大抓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以后，十分高兴。立即给罗瑞卿写信说：“这个报告，我认为很好，可以转发各国防工厂参考。”“湖南的几个军工厂，今年3月才开始抓农副业生产，到现在就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产，解决了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问题。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自力更生，搞农副业生产，改善生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意凡是有条件的工厂，都应该下决心大抓一下农副业生产。”　　由于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方针，解决了职工的生活困难，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既取得了经济效益，又取得了社会效益，因而，这“两手抓”在国防工业系统作为传统，被延续了下来。许多关于贺龙关心群众，爱护人民的生动事例，也给大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国防工业系统传为佳话。　　强化武装力量建设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军事工作中贯彻抓两头、带中间的方针，即既抓解放军建设，又抓民兵建设；既抓机关，又要大力抓好基层建设。据此，贺龙除继续抓好国防工业之外，以更多的精力抓了武装力量建设。1961年初，他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相约，一同去作调查研究，检查、推动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特别是要摸一摸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加强军队基层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保持部队稳定的情况和经验，以及民兵工作落实情况。　　2月4日，贺龙和罗荣桓乘火车南下。5日下午两点多到浦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肖望东、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等在车站迎接。他们利用轮渡过江的时间，向两位元帅简要汇报了南京军区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在部队中进行“两忆三查”⑥和部队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当天下午，贺龙和罗荣桓看望了南京军区警卫部队的1个连队，了解战士们的学习、生活情况。6日到上海，第二天，听取了驻沪陆、海、空三军领导人的汇报。　　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锋汇报时说，在当前经济暂时困难的情况下，有些家在农村的战士，对亲友没有饭吃，干部作风不好等说了一些“怪话”。有些连队干部就认为这是“反对三面红旗”，并根据战士的思想情况，把他们分为三类。有的还被划为“落后分子”。　　贺龙听了马上指出：“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麦登场，北方到7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罗荣桓说：“在战士中不准划类。不要把说‘怪话’的战士说成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贺龙接着说：“帽子不能随便戴，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耐心说服教育，不能压服，逼得太厉害，矛盾会激化，甚至铤而走险，不利于部队稳定。”　　8日，贺龙、罗荣桓到达杭州。贺龙对浙江省军区和驻杭州地区陆军、空军部队领导人说：部队的政治教育与政治思想工作，必须根据当前新形势和部队的新情况，不断改进，不断提高，不能搞老一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天都有许多新问题出现，停顿就等于落后，尤其是特种兵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应区分对象，不要一般化，一般化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没有力量的。比如空军有飞行员，有地勤人员，有雷达兵等，对各类人员的思想工作怎么做，要摸出一套来。要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首先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搞好政治工作的前提。调查研究不但今天要抓，明天要抓，而是一辈子都要抓。　　结束了对浙江驻军的视察，贺龙、罗荣桓于11日南下，13日到达福州。14日是农历除夕，他们不顾旅途劳累，把福州军区的领导人请到宾馆，听取他们关于海防斗争和民兵工作情况的汇报。　　福建省地处海防前线。那时，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军不断派飞机、舰艇进行骚扰，派特务和小股武装登陆渗透，还常常向厦门、闽江口等前沿区域和在近海作业的大陆渔船打枪打炮，斗争十分尖锐。贺龙对福州军区领导人说：“加强海防，就要搞好民兵工作。首先你们大军区的领导干部屁股要坐到人民武装方面来，不能只抓部队那几万条枪。要把主要的力量，比如说百分之六十的力量去抓民兵那几十万条枪。那么长的海岸，只靠那几个正规军防守是不行的，要靠人民武装。不懂得这一条，也就没有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罗荣桓说：“没有人民武装，也就谈不到积极防御。海防主要靠民兵防守，要很好地发挥民兵的作用。这是个战略问题，不是个战术问题。”　　贺龙问：“你们考虑一下，拿十分之六的力量去搞民兵，你们思想搞通搞不通？”军区领导人回答：“搞得通”。贺龙风趣地说：“共产党人是聪明人，但聪明人有时候也会办傻事。民兵有几十万条枪他不去抓，眼睛只看到那几万兵。我要是军区司令员，就亲自抓民兵。我们是鱼，民兵是水，你们想一想，没有水，鱼怎么能游动！因此，首先是你们军区的几个领导人思想上要搞通。”　　罗荣桓说：“不很好抓民兵，万一发生了事情就坏了。现在主要是思想没有转过来，总是把民兵看成小玩艺儿。不要忘了，我们是搞人民武装起来的。”　　贺龙接着说：“你们算算，假如福建一个省有1600万人，起码可以动员160万民兵。如果把民兵搞好，再加上正规军，这有多么大的力量！刚才罗帅提到用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抓民兵，我说应当拿百分之六十的力量抓民兵，都是一个意思：希望你们重视民兵工作，希望下次再到你们这里来，能看到民兵工作比现在搞得好些。司令员、副司令员，一个去抓正规军，一个搞民兵。你们一动，下边也就动起来了。”说到这里，他加重语气提醒军区领导人：“要懂得，不搞人民武装就是忘本，就是没有真正懂得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省军区更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搞人民武装上。民兵训练不要搞那么多，不要搞形式，不要搞会操，把各种姿势的射击和利用地形地物这两项学好就很好了。”　　春节刚过，年初二(16日)贺龙、罗荣桓从福州出发，视察驻莆田、泉州地区的部队。17日，到达与金门隔海相望的厦门，听取当地驻军的汇报。他们冒着金门国民党军炮击的危险，视察了第一线炮兵阵地，了解战士们对武器的使用和生活情况，指示部队领导人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进一步搞好各项战备工作，守卫好祖国的南大门。　　19日，贺龙和罗荣桓离开福建到达南昌。江西省是福州军区的后方。所以，贺龙在听取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省军区司令员邓克明和副司令员倪南山等关于省军区情况汇报时再次强调省军区要以主要力量抓民兵。他说：“你们军区的民兵有6万多条枪、2000多挺机关枪，还有那么多子弹，比红军一、三军团的武器都多，了不起。你们要把屁股坐到这边来——要抓民兵。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么。江西省搞民兵工作比其他省有利条件多，你们有井冈山摆在那里，不要忘了井冈山啊！你们今后主要是搞民兵。省军区有六、七位领导同志，起码经常得有四、五位搞民兵；军区的几千名干部，不要尽在机关里写指示、写文章，要多下去抓民兵落实工作。”　　南昌步兵学校是福州军区培养连、排基层干部的学校。贺龙、罗荣桓在视察该校时，对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领导方法等作了重要指示。贺龙说：“你们是初级学校，主要是搞思想、搞战术、搞技术和传统教育。你们学校的教育应该比地方学校搞得好些。要使学员接触社会实际，看到好的和坏的，有个对比。把学员关在学校里是教不好的，要出去走走，让他们上井冈山看看。没有汽车就走着去，边走边做课目。南昌暴动时有几万人，但失败了；井冈山千把人，却成功了。这两件事是鲜明的对比。江西地区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在江西的部队如果教育搞不好，那要打屁股。”　　罗荣桓很赞成贺龙的意见，他说：“上井冈山是实际教育，比在课堂上讲要好得多，学员的印象就会很深刻。现在讲大抓基层，在学校把连排长教好了，对抓好基层大有益处。”　　这次巡视，贺龙调查了南京、福州两个大军区的陆、海、空军，苏、沪、浙、闽、赣、湘等6个省军区和警备区以及一些军工厂，历时近两个月。通过这次调查，他对部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民兵工作等有了进一步了解，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国防建设主要是抓好三件事：第一，抓好解放军的建设；第二，落实民兵工作；第三，抓紧对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和国防工业建设。在军队建设的“两头”——基层和机关中，贺龙更为关心基层建设，尤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1962年10月，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对入闽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原武汉军区某师的战备情况作了调查，并给贺龙送来了他写的调查报告。这月26日，贺龙给刘培善复信，强调部队工作主要是把基层建设，特别是党的建设搞好。他说：“军队是要打仗的，是要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死活的。所以，军队工作就要过得硬，不过硬是不行的。要军队工作能够过得硬，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没有扎扎实实的支部工作是不行的。”“我们的军队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它不是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也就是党的工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广大党员积极的、模范的工作，很难设想能把我们的军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做到一声令下，大家视死如归。因此，能不能把党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做好，是部队工作能否过硬的一个根本因素。所以在考核一个部队工作时，也要首先看一看他们各级党的领导如何，支部工作如何，党员的情况如何，阶级觉悟如何，因为这是部队领导的核心，团结的核心，是部队的堡垒，对于这一环节必须抓紧。”　　后来，贺龙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在军队建设的系列工作中，重点要放在基层、放在连队。连队是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是战斗中的尖刀，任何高明的战略战术，任何优良的武器装备，都要通过连队在战场上应用，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同机关建设比较起来，连队建设更为重要。领导机关的工作，要为连队服务。把连队建设好，这是军队建设中最普遍、最大量、最起作用的事情。连队基础打好了，就能经得起任何考验，在战时就一定能过硬。　　对于军队各级领导机关的建设，贺龙认为：领导机关“是军队行动的指南”。如果领导机关搞不好，“就要打瞎仗、走瞎路，无指针可依。”因此，也要认真抓好，这是军队建设的另一头。他多次主持军委常委会议研究军兵种和大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亲自到一些军兵种、大军区机关视察，抓思想和作风建设。　　贺龙从1962年12月起，就按当时军委分工亲自抓了海军机关的建设。他找海军主要领导人和海军党委的一些常委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3年1月中旬，他主持军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海军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贺龙在会上对海军领导班子出现的不团结问题，特别是对李作鹏等人打击贬低别人、标榜抬高自己的恶劣行为，作了严肃的批评。刘伯承、徐向前对海军的建设也谈了许多重要意见。会后，军委就海军问题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重要指示。　　海军根据军委指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海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的情况，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教训，使海军的工作在1963年有了明显的转变。　　1964年3至6月，贺龙多次对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等表示他对海军的进步深感欣慰。贺龙指出：海军过去工作中之所以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军委指示没有认真贯彻，过分强调海军特殊。你们海军有特点，其他军兵种也有自己的特点，特点并不是海军特有的。最根本的、共同的是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坚决地、具体地贯彻军委指示。要使中央、毛主席、军委的指示结合实际具体落实，而不是借口特殊，不认真执行上级指示。针对海军机关的实际情况，贺龙要求：“首先要把班子搞好。领导机关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要抓住关键。关键就是要把班子配好，搞好党委团结，这在什么时候都是第一条。大庆油田为什么工作好，就是班子强，团结好。要搞好党委团结，一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自觉地搞好团结，搞好集体领导。但团结是有原则的，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非原则问题应相互谅解。这一点很重要，要向大家讲清楚；二是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起来。这个问题，正、副司令员，正、副政治委员都有责任。政治机关是党的机关，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来斗争。要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对中央委员也可以批评。过去海军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不够，现在要很好地开展起来。对过去批评和处分错了的，领导上应当很好地进行自我批评，向他们道歉，把问题谈清楚，把这些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　　贺龙还向肖劲光、苏振华提出，你们应该下去，蹲到舰上去、岛上去，到连里、班里呆一呆。好好把情况摸一摸。下去不能搞官僚主义，要了解问题，解决问题。下去一趟，怎么都要搞点东西出来，对下面有点帮助。海军机关要为基层服务。要把机关搞精干一点，有些领导干部身体不好，不能做工作的就离职休养，挑选一些年轻力壮的优秀干部上来工作。不是要搞接班人吗？我们要搞子孙万代么！舰队、舰艇和院校也都应该是这样。　　9月中旬，贺龙在听取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汇报时，再次指示要抓好领导机关的建设。他说：首长对司令部要很好地抓，使司令部成为能干的司令部，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司令部要战斗化，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根据东南沿海战备行动的经验，司令部组织上一定要精干，政治上一定要强，业务上一定要精通。不能成为官僚机构，浮在上面。　　在这一年中，贺龙在视察广州军区、空军、工程兵时也都一再强调抓好“两头”的重大意义。“抓两头”，是贺龙在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期间一直努力贯彻的一个重要思想。　　贺龙一向注重干部的培养。他认为军队是人和装备的有机组合，而在“人”的方面，主要的又是干部。因而，他在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对干部培养、军队院校建设，投入了很多精力。　　1964年3月27日，他在听取张宗逊汇报时说：要很好抓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的工作，这两所学院办得好不好，培养出来的干部好不好，关系重大。学校是基本建设，关系军队的建设、国家的安危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你们应该亲自到那里去住，去听课，细致地摸一下。　　9月中旬，贺龙在听取政治学院领导汇报时说：政治学院要研究思想政治工作。毛主席现在一周找政治局同志谈一两次话，就是讲的这方面的内容。你们自己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好、贯彻好。党委一定要在原则的基础上搞好团结。党委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自己上课教书，给学员讲为人民服务，特别要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人生观问题。　　10月12日，贺龙主持第四十九次军委常委会，专门研究院校问题。叶剑英汇报了在长沙政治学校召开的院校工作现场会议的情况以及对院校进行整风的意见。贺龙发言说：“办军事院校，必须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全军所有院校，包括高等军事学院，都应该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以我为主，最根本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建设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建党建军的根本。”“办学数量，应根据需要，抓住重点。需要培训多少干部，就办多少学校，不十分需要的学校，应当合并、取消一些。对全军几所重点院校，要好好抓，领导要亲自抓，要花一些力量把这些学校搞好。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更要抓好。”“领导干部要发扬光荣传统，培养好接班人。我们要把我党我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就需要培养接班人。但是，要下一代接好班，首先要求我们这一代人交好班，你交班都交不好，人家怎么接好班呢？”　　1964年11月22日，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的福州军区副政委廖海光和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秀龙来看贺龙。贺龙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亲切地询问他们学习的情况。对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是系统的东西。学习毛泽东思想，就要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主席不是讲要培养接班人吗？老干部首先要搞好自己，同时要注意培养接班人，苗子要选对选好……　　廖海光、张秀龙向学院领导汇报了贺龙的谈话。学院组织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于30日专门派宣传部的梁唐向贺龙汇报情况。　　贺龙听了汇报后说：培养干部是基本建设，你们的责任就是把全军高等学府办好，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干部。我们这一代斗争经验很丰富，打仗、建党、建军，几十年革命，坚定不移。但帝国主义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得出结论说，到了第三、第四代就不行了。我们的干部好的是多数，但也有极少数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高官厚禄、贪图享受、腐化堕落，所以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因此，高等军事学院要强调我们的光荣传统。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这是真正的优良传统。讲到这里，贺龙十分感慨地说：“过去我们大家在一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有钱就花，无钱不花；官兵一致，军民一家。现在同志间疏远了，和群众也不打成一片了，把过去的老传统丢了。所以，高等军事学院一定要把老传统拣起来，保持发扬下去，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我们交班，就是要交艰苦朴素的班，交为人民服务的班，交做称职的人民勤务员的班”。贺龙还对梁唐说：“你回去和李志民(学院政委)讲，要把学院办好，就必须搞好党委的团结。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靠什么人？靠党员、靠干部。如果执行方针政策变了样，就要受损失。所以，搞好党委团结很重要。党委工作做好了，一切工作就好了。不团结，无原则，思想不统一就无力量。”这时，贺龙伸出手，先分开五指然后握成拳头比划着说：“5个指头分开就无力量，形成拳头才有力量”。对于高等军事学院党委的整风，贺龙说：“我讲两条：第一，要坚持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党章办事。不要讲意气，不要不讲理。思想问题不容易一下子弄清楚，总有个认识过程。所以，党委整风必须多花点时间，要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在党的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某些同志一时转不过来，要等待。第二，在政治理论和军事教学中，要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特别是把毛主席讲的10条军事原则好好地温习一下，这10条在革命战争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干部一定要把《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通、学好。”　　贺龙的这些发言和谈话，反映了他对军队院校建设的基本思想，也反映了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培养优秀军政干部的殷切期望。　　精心备战，保卫边疆　　1962年2月至5月，根据周恩来提出的“整军备战”建议，中央军委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全军编制装备会议，着重讨论了部队的战备方针、编制原则、整编方案和装备保障，并规定了整编的步骤和时间。2月19日至3月6日，贺龙参加了会议在广州举行期间的领导工作。会议之后，林彪因病休养，军委的日常工作落到了贺龙和聂荣臻两位副主席的肩上。　　1962年是很不太平的一年。在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反华，中苏矛盾日趋尖锐；在国内，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经济出现了暂时的困难。从春天开始，国民党军队就从各方面加紧进行窜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准备；中印边境局势也很紧张，印军不断调兵遣将，侵入中国境内，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　　5月上旬，贺龙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分析研究中印边境地区形势。根据印度军队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步步推进的势头，军委常委一致认为，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难以避免。为了防范印军的进攻，会议决定，立即指示西藏和新疆军区的边防部队提高警惕，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为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战备工作，5月下旬，贺龙同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一起，研究分析了美蒋关系和国民党军队的动向。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企图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的指示，命令人民解放军立即加紧备战，调整部署。与此同时，贺龙还召开有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各个国防工业部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部署了保证战备需要的军工生产。　　部署完毕东南沿海的战备，贺龙又着手检查中印边境的战备工作。7月16日上午，他召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领导人和总参谋部有关部的领导人研究中印边境战备问题。贺龙指出：“对部队的战备情况，总部要好好检查一下，看看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已经解决的是不是已经落实。对边防建设要作长期打算。边防部队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很差。他们为人民、为祖国忠心耿耿守卫边疆，我们要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说到这里，贺龙停了一下，对总政副主任甘泗淇说：“要加强边防部队的政治工作，要根据不同特点进行工作。”贺龙又向总后参谋长胥光义交代：“总后要以支援进藏部队的精神来支援他们，搞好对边防部队的供应。要注意保持部队的体力。同时，要认真研究改进用于高原地带的被服、装具、炊事用具和主副食供应办法，做到轻便坚固，经济适用，重量轻、质量高。”　　7月底贺龙再次召开军委常委会，研究东南沿海和中印边境形势。大家认为，由于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加强了战备，使美国与台湾蒋介石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由国民党军队单独搞大、中规模的进犯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至少被推迟了。因此，会议决定，调整东南方向的军事部署；中印边境地区则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在东南沿海，由于中共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军事冒险计划，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但是，中印边境地区的形势却愈发紧张了。6月份，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至8月底，印军在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境内设立了9个据点，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境内设立了43个据点。9月20 日，印军向择绕桥的中国边防哨所射击，制造了流血事件，中印边境形势进一步恶化。贺龙在9月底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再次研究中印边境斗争的最新情况和边防部队的战备工作。　　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同时发起全面进攻。中央军委立即命令西藏和新疆的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三天(23日)，贺龙和聂荣臻召开军委常委会议，讨论中印边境作战问题。大家根据两天的战况和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部署，研究了作战方案，对解决部队的后勤保障(特别是运输补给)，加强战地政治工作和群众纪律等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作了安排。　　自卫反击作战开始后，贺龙的心也飞到了前方。他像过去战争年代一样，在办公室里挂上了中印边境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图，标示出双方的态势及变化情况，以便于根据战局变化，通过总参谋部对作战部队下达指示。　　至28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驱逐了侵入克节朗、达旺地区的印军；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百分之八十六的据点，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的胜利。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三项建议。为了表明中国方面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于28日停止战斗行动。但印度政府再次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并于11月4日宣布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生产部”，扩大军火生产，在全国进行战争动员，中印边境地区印军总兵力由2.2万人增至3万人，准备进一步扩大边境武装冲突。　　根据上述情况，11月上旬军委常委开会，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等对下一步作战的兵力使用、组织指挥、战前准备、后勤保障以及作战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对策，进行研究，作了具体指示，从而保证了边防部队从11月16日至21日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　　国民党军队在1962年进犯大陆的阴谋被粉碎后，不甘心失败，便变换方式，由空中、海上派遣小股武装，对南起广东，北至山东的沿海地区，进行渗透袭扰。为了粉碎这种袭扰破坏，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1963年2月11日至3月12日，解放军三总部在福州召开了岛屿战备工作业务会议。　　这是一次保证中央军委战略方针和全军作战计划落实的重要会议，贺龙十分重视。4月上旬，他主持军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贺龙认为，中国的海岸线很长，岛屿多，海防任务繁重。要做好海防战备工作，党的领导最重要，要突出强调党的领导；要迅速解决守岛部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问题，加强各大岛上的军队干部；各岛都要把民兵工作搞好，进行人民战争，只靠几个军不行。他还提出：要加强对岛屿的建设。岛上的部队应该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要生产粮食，解决水源，修路绿化。大的岛屿如海南岛，还要能造子弹、手榴弹等。只有把岛屿建设好，才能长期坚守，独立作战。船只太少的问题也要解决。船只要轻巧，速度快，能抗风，既能用于交通运输，又能用于作战。　　杨成武汇报时提出，这次会议没有研究1950年解放金门岛失利的战例。贺龙说：“为什么不能研究？那是经验教训。不能因为某些人看法不一致就不研究。不要爱面子，我们要的是‘里子’。应该总结起来研究一下，作为教训来接受，以后还有可能打岛子，应该好好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　　1962年以后，新疆的边境也不安定。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了新疆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　　“兵是练出来的”　　1963年12月下旬，叶剑英到南京军区参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⑦现场会以后，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贺龙同意叶剑英的建议。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此后，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2月5日，南国羊城春意盎然。这天，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4位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等军委领导人，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州军区领导人的陪同下，接见了该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评比现场会议的全体代表。　　在接见时，贺龙说：“兵是练出来的。过去战争时期，我们就很重视练兵。如果发100发子弹给一个新兵，就得用50发训练他打枪。表面上看，这样划不来，用100发子弹去打敌人不是更好吗？可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100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相反，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50发子弹可能打中50个敌人。”　　罗瑞卿问一个叫袁春阳的炮连班长：“表演时，为什么最后一发没有命中？”袁春阳答道：“炮筒打热了，影响命中率。”贺龙说：“恐怕是紧张了吧！如果元帅们、将军们来一看就影响命中率，打起仗来怎么办呀！”“我们不怕敌人。”袁春阳坚定地回答。贺龙赞许地点点头说：“好啊！脑子里要经常装个敌情，任谁来看，心里也不紧张，也不影响成绩。”　　1964年，贺龙以极大的热情同军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全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推动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的开展。他亲自抓北京军区，4至6月间，先后7次到北京军区视察。　　4月7日，贺龙首次观看了北京军区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中涌现出来的“尖子”分队的表演。他说：部队平时不打仗，要训练好才有战斗力。苦练才能出精兵。各部队要认真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要把这些“尖子”的经验普及全军。应该把每个战士都练成这个样子，全团、全师、全军都练成这样，人人过得硬，就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能打胜仗。他还强调：搞好部队训练，先要抓好干部训练，干部训练不好，战士就训练不好。　　为了进一步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4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并成立了全军军训比武筹备委员会。4月下旬，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长向贺龙汇报了“比武”计划及所需经费、器材和弹药等。贺龙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比武”的准备工作在全军展开。　　北京军区为选拔参加全军“比武”的代表队，5月中旬，在天津杨村召开训练现场会，组织各部队“尖子”分队表演。贺龙用了两天时间，观看“尖子”分队白天和夜间的几十个课目的表演。在观看表演期间，他对在场的各级领导人说：训练为了打仗，所以训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不仅军训部门要抓，作战部门、通讯部门也要抓；不仅司令部要抓，政治部、后勤部也要抓。只有这样，训练才能搞好。所以，这种表演，总政、总后也要看看，因为这不光是训练问题，还是一项很大的政治工作。做好政治工作，是各级干部、各级机关的首要任务。行军有行军的政治工作，作战有作战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做好了，其他就好办了。　　在表演时，贺龙看到神枪手、神炮手百发百中，技术能手个个身手不凡，不由得兴奋地鼓起掌来，不住地叫道：“打得好！”“好极了！”他说：“把兵都练得这么好，有这样的本领，不消灭敌人才怪呢！”每个分队表演之后，贺龙都要接见。他亲切地拉着战士们的手，拍拍他们的肩膀，夸奖他们“功夫过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勉励大家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贺龙还对陪同观看表演的军区各级干部讲：“目前，摆在你们各级领导人和司、政、后机关面前的，是要研究怎样普及训练经验。一方面要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另一方面要找出你们自己的郭兴福，把你们自己的东西总结出来。培养典型很重要，运用典型推动工作更重要。如果把‘尖子’经验总结出来，推广出去，把部队都练成这样，还得了啊！”“每个干部，尤其是军、师、团的领导干部，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特别是‘十大军事原则’。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军所以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是因为贯彻了毛主席军事思想，贯彻了‘十大军事原则’。在学习的时候，要钻进去，学深学透，融会贯通，才能灵活运用。”他颇有感慨地说：“现在的兵真好，这样聪明，又有文化，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那一个国家也没有这样好的兵。”　　贺龙觉得这样的表演，应该让中央的领导人也来看看。于是，他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建议中央领导人抽空去看看部队的军事表演。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贺龙的建议。　　5月20日中午，周恩来、彭真、陈毅在贺龙、罗瑞卿、杨勇的陪同下，来到天津杨村靶场，观看轻武器射击、打坦克、汽车过钢轨桥、“夜老虎连”训练、构筑防御工事等等白天和夜间课目的表演。　　周恩来看完表演，兴奋地对杨勇说：“你们的表演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把兵都练成这个样子，把民兵也练好，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　　21日上午，贺龙返回北京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的情况。但是，没有得到回音。然而，毛泽东的态度却迥然不同。当贺龙向他汇报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后掀起的练兵热潮，以及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表演情况以后，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6月初，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份简报很快转到贺龙那里。他立即给正在济南军区看比武的罗瑞卿和张宗逊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毛泽东批示的内容，请他们考虑怎样安排？罗瑞卿同张宗逊商量后，建议调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尖子”分队到北京，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作汇报表演。贺龙同意他们的意见，并让通知这两个军区做好准备。　　6月15日和16日，在贺龙和罗瑞卿等人的周密组织下，北京和济南军区的“尖子”分队和参加表演的民兵，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表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⑧所有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表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对表演分队和参加表演的民兵高超的技术，过硬的功夫，给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在看完射击表演以后，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对贺龙说：“不错么！”贺龙答道：“因为主席来看，有的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毛泽东说：“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贺龙告诉他：“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夜老虎连’的表演。”毛泽东问：“什么叫‘夜老虎连’？”贺龙说：“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他们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在观看表演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军队无非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多想一点，想尽。”“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习文化。”　　表演完毕后，毛泽东在十三陵召开会议。他对前来参观表演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说：“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他要求地方党委注意抓军事工作。　　17日下午，贺龙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决定将毛泽东的指示，由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立即向驻京机关高级干部传达；由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未到会的军委常委传达。　　毛泽东在看过北京和济南军区部队的表演后，对部队的训练“尖子”十分欣赏，亲自找贺龙谈了几次，指示要在全军推广“尖子”的经验。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普及“夜老虎连”。他指出：“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这样，打起仗来，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贺龙向张宗逊布置工作说：“我已向毛主席说了，两三年可以把‘尖子’经验在全军普遍推广。我是根据部队的训练情况和士兵服役年限考虑的。今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出现了一批‘尖子’，我们要抓住‘尖子’不放。各级领导要亲自抓，严格督促，定期检查。普及工作要造成声势，要雷厉风行，要像今年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搞游泳训练一样抓好普及工作，一定要很快搞出成绩来。”　　贺龙特别注意纠正在军事训练和比武中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6月中旬，他看到总参军训部《军训简报》第4号上，一篇题为《练为了战，还是为了看》的文章，揭露有些部队训练中有拼凑“尖子”和种种弄虚作假现象，还指出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好看，不能搞形式主义。贺龙认为这个情况反映得很及时，意见很正确。24日，他对北京军区的领导人说：“从杨村到北京进行了几次大的表演。毛主席、刘主席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看了，这是对大家的鼓舞和鞭策。今后应当把兵练好，从实战需要出发，都练出过硬的本领。训练不能搞形式主义，要培养出更多的自己的郭兴福。”　　8至10月间，贺龙同陈毅、叶剑英、罗瑞卿等在北京、青岛和济南等地，先后观看了工程兵、炮兵、空军、海军的“尖子”分队和山东省民兵的军事训练表演。在观看工程兵表演时，贺龙再次强调：要做好“尖子”经验的推广工作，同时，从上到下都要注意反对弄虚作假。他说：“现在各军区‘尖子’都不少，要注意保持各自的特点，注意总结经验，写出材料来。主席看北京和济南部队的‘尖子’表演时，最欣赏‘夜老虎连’的3000米越野竞走。‘夜老虎连’每个营搞1个，每个团搞3个。就是要搞夜战、近战，200 米过硬……能打，会走。总参谋部一定要抓紧‘尖子’普及工作，要搞个规划，要快搞。普及一定要实事求是，训练是为了打仗的，不能弄虚作假。一些材料说，在‘比武’后选拔‘尖子’中都有调人换枪，冒名顶替，代替操作，熏准星缺口，打不好不算等等作弊情况，名堂多着哩！”“全国都学解放军，可是解放军自己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家学！三总部要带头反这个东西，部队也要反。”　　贺龙在青岛观看北海舰队汇报表演时又强调：要从难、从严、从实战情况出发训练部队。他说：“打仗时敌人就是选坏天气来，我们平时也要选坏天气练。在七、八级的大风浪中练过硬功夫。在训练中要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有些技术要经常用，只有平时用好了，战时才能更熟练。”　　正当贺龙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全军推广“尖子”经验的时候，林彪派他的老婆叶群带了一个10余人的工作组，到广州军区三七九团蹲点，假调查研究之名，搜集大比武的“罪证”。这个工作组在该团蹲了1个来月，先后给总政党委和林彪等军委领导人写了4个调查报告。在一份题为《对三七九团一连3个“尖子”班情况调查》的材料中，夸张而蛊惑人心地列举了移苗并丘，拼凑“尖子”；重军事技术，轻政治思想；追求锦标，弄虚作假；歪风邪气，庸俗下流；管理简单粗暴，影响内外团结等10个问题。在大比武中，出现某些问题并不奇怪，而且贺龙和罗瑞卿在半年前就已发现并着手纠正了。从6月份起，贺龙就三令五申，要求坚决反对拼凑“尖子”和其他种种弄虚作假现象；反复告诫必须是练为战，不是练为看，要练过硬的真功夫。半年来，这些问题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叶群等把它重新提出来，并非是为了改正推广训练“尖子”经验中的缺点，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叶群在另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一、二、三(单双杠)、扣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最后，她危言耸听地说：“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的接班人”。从此以后，便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尖子”表演很多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是欺骗毛主席等等。　　林彪派叶群下去“调查”，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1960年底，林彪推行他那一套极左的“政治思想”，并用所谓的“政治思想”来“冲击其他”，“代替一切”。贺龙、罗瑞卿等军委其他领导人大力倡导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展开“比武”活动，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显然和林彪的那套“政治思想”大相径庭，而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这使林彪十分恼火。他要用所谓的“突出政治”，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下去。所以，当林彪看到叶群搜集来的这些材料，听到种种流言以后，如获至宝。一面把总政一位领导人找去，对他说，去年军事训练时间过多，训练中出现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影响了“四个第一”，要他给张宗逊传话，让张作自我批评，还让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总参打电话，说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一面在《解放军报》1965年元旦社论的讨论稿中，给1964年的军事训练罗织了一大堆罪名。　　林彪的上述做法，矛头显然是对着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人的。然而，贺龙他们认为中央军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光明磊落，坦然处之。　　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1965年1月上旬，召开了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总结1964年的工作，讨论1965年的工作纲要。会议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主持，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会前，将叶群等人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了大家。　　在总结1964年工作，特别是讨论如何评价军事训练时，有个别人指责说，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大多数与会者看了叶群的调查报告，又听了这种言论，都认为，这种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抹杀甚至全盘否定1964年军事训练成绩的观点是不对的。大多数与会人员认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1964年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第一位的，必须肯定。在这一年中，掀起了两个学习高潮：一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一是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大比武，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把部队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有干劲、有办法、有水平、取得了很大成绩。杨得志、杨勇等许多大军区和总部的领导人在发言时特别指出：去年我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军事训练真正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未有的高度，是我军多少年来最突出、成绩最好的1年。有人说去北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三代民兵也是假的。他们打靶时1枪1个，百发百中，凡参观的人都心服口服，怎么是假的？当然，在“比武”中出现了一些缺点，但这是前进中的毛病，不仅军事训练中有，政治工作中同样有。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是指责，泼冷水，还是帮助克服，继续前进？有的当面质问那个讲军事冲击了政治的人：“你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谁向林副主席这样报告，就是别有用心”！　　这次会议原来准备只开1天，结果开了4天，大家还言犹未尽。罗瑞卿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到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对大比武“冲击政治”的说法不满意，虚伪地表示：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　　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之后，关于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的言论虽然暂时停息了，但林彪并没有就此罢休，只是感到发难的时机还不成熟。1年之后，在批判罗瑞卿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贺龙时，林彪便又把“大比武”翻了出来，说：1964年“贺龙搞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林彪向贺龙开刀，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①时任空军司令员。　　②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③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12条，故简称“12条”。　　④即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⑤时为北京市副市长。　　⑥“两忆”是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⑦“郭兴福教学方法”是南京军区某团二连的副连长郭兴福在上级帮助下总结出来的。其主要特点是：1.善于在教学中抓活思想，发扬军事民主；2.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3.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4.把言传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5.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谆谆善诱，耐心说服。　　⑧参加观看表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罗瑞卿、康生、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聂荣臻等，和正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  
 
 第二十章　蒙难
 
   　　当风暴袭来的时候　　1965年12月6日，贺龙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到上海去开会。　　以往通知开会都同时告知会议内容，可是这次没有。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贺龙以为会议可能与此有关，临走前，秘书问他要带什么材料，他说带上作战地图。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贺龙与罗瑞卿，一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两人不仅工作联系密切，相知也很深。贺龙绝不相信罗瑞卿这个铁骨铮铮、对党忠心耿耿的汉子竟然会反党。贺龙联想起了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　　11月初，军委直属机关按照林彪的安排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31日，会议将要结束时，会议主持人跑来对贺龙说：“贺总，现在正在批判肖向荣，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问：“根据是什么？”主持人说：“一次，一位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就是暗指林总，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贺龙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主持人说：“没有了。”贺龙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过了两天，12月2日，那位会议主持人又来了，一坐下来就哭。贺龙不知他为什么要哭，不耐烦地说：“哭什么？有什么事就说嘛!”主持人说：“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马上要出简报了，简报里还是要写上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生气了，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嘛!”主持人说：“那不解决问题。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主持人又问：“你这话能不能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　　此事刚过6天，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这个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贺龙敏锐地感觉到，这次会议非同寻常，有可能牵连到自己。　　在上海，贺龙被安排在兴国路1号的1座平房里，距刘少奇的住处不远。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来访。恰好李井泉也在座。谈到这次会议时，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第二天的会议，主要是叶群，还有林彪安排的几个人发言。开会回来，贺龙对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地插话。”“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你看叶群说的那些，罗瑞卿真的会做得出来？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靠不住。”　　会议开始后的第四天，叶群突然来访。她说林彪很关心贺总，要她来代为问好。过了两天，薛明回访叶群。叶群说：“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是因为怕贺总骂我，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过去你说过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薛明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叫叶瑾。1937年在南京时，曾在国民党电台里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国民党教官关系暖昧，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并向国民党CC系办的壁报投稿。1942年延安整风时，薛明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曾劝叶群把这些事情向组织讲清楚。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应有的态度。但当时已与林彪结了婚的叶群却为此撒起泼来。薛明无奈，只好把她拉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说理。从此，林彪和叶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叶群在这里说的“过去你说过我那么多坏话”，就是指的这件事。　　过了两天，叶群又对薛明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罗荣桓元帅夫人)的弟弟是军统特务①，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说不清。”薛明解释说，这是总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让送给她看的，都是一般文件，但叶群根本不予理会。　　薛明将她与叶群之间的谈话告诉了贺龙。贺龙说：“不能小看叶群来访。叶群说，她对以前的事情不记恨，难道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吗？”停了一会，又说：“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他们是有更大目的的。”　　上海会议从12月8日一直开到15日。在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会议结束后，贺龙与董必武等一起到广州休息。第二年3月，贺龙按照预定计划到成都，并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大西南钢铁基地攀枝花。这是毛泽东不久前交给他的任务。视察中，他翻高山、涉峡谷，深入工地各个角落，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规划，讨论解决各种问题。他还不顾危险到正在施工的隧道深处，了解工程进度，向职工和战士问好，使全体人员受到很大鼓舞。随后，又不顾疲劳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官村坝铁路隧道工程。待他视察完毕回到北京，已经是1966年4月9日了。　　不久，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开始了。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所谓“反党罪行”，制定了指导这场动乱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而后，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同时毛泽东又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动乱局面遂由北京扩展到全国。　　贺龙具有坚强的党性是尽人皆知的。他对党中央、毛泽东坚信不疑，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一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指示，他总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但是他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也不能理解。革命一生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战功赫赫的将军成了“叛徒”、“特务”，这种历史的大颠倒，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贺龙听说后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贺龙要薛明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说：“解决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来意。周恩来问：“这都是谁的意见？”薛明说：“是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周恩来问：“他们是这样说的吗？”薛明说：“是。”　　回来以后，薛明把这一切告诉了贺龙。贺龙说：“好，见到了就好。”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什么人登上天安门成了政治晴雨表。人们一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是否登上天安门和站在什么位置上看出他政治地位的变化。8月18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刘少奇、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上了天安门，尽管他们已在党内受到了批判。贺龙对这样的安排是满意的。回来后，听到有人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的。”他立即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会议越开越不实事求是，上纲越来越高。贺龙对此很不以为然。　　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贺龙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来看望的友人。有人问：“怎么不开了？”贺龙说：“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　　在此期间，贺龙和肖华谈起文化大革命和怎样看待老干部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照现在这种搞法，好象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吗？”　　9月中旬，一个被当作“叛徒”、“走资派”批判的领导干部把他的检查稿拿给贺龙看。检查稿的最后提到要“炮打司令部”。贺龙看后说：“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自始至终都不认为党内存在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那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天，康生碰到贺龙，问他：“你知道杨植霖这个人吗？”贺龙说：“我知道。”康生说：“他到伪军里工作，是叛徒。”贺龙反驳说：“他不是叛徒，是组织上派他去的。”1986年劫后余生的杨植霖在谈起此事时说：“事实上当时贺老总已经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还这样仗义执言，保护我们。这种为他人和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他的特别可尊和可贵。”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后开展了“扫除阻力，搬掉绊脚石”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军队院校也乱起来了，一大批外地军事院校的师生来到北京。他们与地方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一时间，弄得各军事机关无法工作。11月13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请几位元帅出面做工作。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的有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陈毅讲话之后，贺龙讲了话。他特地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连中要做好样子的问题。贺龙说：“应当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在串连途中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应着军装，发扬三八作风，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不个人单独行动。”他特别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和吵架之类的活动”。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这次讲话，贺龙一直不相信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他维护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反对“造反有理”。很显然，贺龙与其他几位老帅关于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是与林彪、江青一伙相对立的，也是对他们乱中夺权阴谋的揭露和批判，因此，自然遭到了他们的忌恨和反对。　　“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林彪要打倒贺龙，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个纸条，后来被贺龙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全国解放以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每到一地都强调驻军应向地方党委汇报工作，要求地方党委认真抓军队；部队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田会议决议，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要练为战，不为看；要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他坚持党的三大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干部问题上搞“五湖四海”。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成为他们阴谋夺权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表露了这一点。他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以后，就在海军、空军等单位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这两个单位的林彪亲信乘机夺权。在海军的李作鹏等搞阴谋活动，制造假材料，要把海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成所谓“罗瑞卿分子”；在空军的吴法宪也要把反对他的干部打成“反党小集团”。1966年7月初，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指示要解决海、空军的问题。　　7月7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贺龙虽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仍然直率地在会上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7月11日，军委常委讨论解决空军问题时，贺龙在发言中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的工作“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都是假的。”李作鹏，吴法宪被批评，当然威胁到了林彪。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林彪在军委常委会后提出：“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贺龙却说：“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林彪对此极为不满。　　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在此之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领导干部参加外事活动。他们的要求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于是他们敲锣打鼓到总参党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干部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被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先是将它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他们也作了同样的布置。　　林彪深知，要搬倒贺龙，还必须在最忌讳的问题上作文章。叶群指使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这样荒唐的诬陷，很快得到了澄清。有一天董必武为此事严肃地询问了他的女儿。他女儿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我玩的。那还是1957年的事。”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她赶紧从箱子里把放了近10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的拉不动，用了很大的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此人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　　然而，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这些人写的诬告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　　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接着两人谈起了关于孙中山闹革命以及护国、护法斗争中的一些往事，谈话时间很长。　　贺龙哪里知道，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大半生都在枪林弹雨中渡过的贺龙，最看不得在背后搞阴谋活动，他气愤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嘀咕咕算什么本事!”又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是，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林彪停了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俩人都无话可说，贺龙坦然起身告别。　　在贺龙和林彪谈话时，叶群与几名警卫埋伏在幕后，企图捉住贺龙暗杀“林副主席”的把柄，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这次谈话，使林彪感到精心策划的诬告并没有达到“控制”贺龙的目的。于是，一个更加阴险毒辣的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接着开始了。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向贺龙打招呼，请他到前面就坐。贺龙坐到了毛泽东身边。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西山的日子里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 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二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贺龙对薛明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去和他们讲理去!”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　　周恩来很忙，每天都是天快亮时才能回家，没有时间与贺龙谈话。但贺龙住在他的家里，他承担着巨大压力。1967年1月19 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的贺龙，骤然离开群众，离开工作，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真是难以忍受。贺龙对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停了片刻，贺龙又说：“洪湖的事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说着，起身穿鞋，但看到门外有警卫走来走去时，又坐了下来。从此，他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坐卧不宁，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　　他经常思考着周恩来与他的谈话，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还说我到处伸手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林彪一伙编造的，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关于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周逸群曾跟我说过，要警惕党内有‘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什么是老鸡婆？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想通过学习来寻求“文化大革命”以来那些使他疑惑问题的答案。　　贺龙上山以前就已掀起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这时刮得更厉害了。全国从上到下差不多所有的党政组织几乎都被砸烂或处于瘫痪状态。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打、砸、抢、抄、抓之风蔓延全国，生产停顿。看到这些，贺龙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最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他沉痛地回忆起1932年到1934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在洪湖地区错误地大搞“肃反”的情形。他说：“那个时候，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掉了……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贺龙反复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这本书上讲的去做，那就好了!”一次，他看着看着猛力把书本一合说：“不对头啊!现在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说：“你看，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怎么也统一不起来。盲目地破坏与有计划地建设，能统一起来吗？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往死里打倒与关心爱护干部，能够统一起来吗？除非他们是另一种动机，追求的是另一种效果。”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在此期间，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只要报纸上报道什么大的政治活动，他都要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说：“怕是又叫他们给关起来了!”不禁感叹地说起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往事。最后又总要加上一句：“又是和我连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这年夏天，天热少雨。一连45天每天只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贺龙、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在上台阶的时候，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下来，十分痛苦。医生不来，薛明急中生智，用那条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什么办法都用了，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薛明还不时紧搓双手，使手心发热，为贺龙热敷，贺龙幽默地说：“薛明的两只手是个小小发电厂。”　　贺龙的头发、胡子长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刀为他理发、修胡子。每次剪理完了，贺龙都幽默地摸摸头发和胡子说：“很好，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他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说：“他们越是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到西山以后，在贺龙和薛明之间，有一个萦绕心头却谁也不愿触及的话题，那就是孩子。贺龙很爱孩子。在离开中南海西华厅来西山以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围捕贺龙等人的子女，贺龙很为此事担心。在西山与警卫副官杨青成握别时他嘱咐说“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他们的儿子、女儿以及那些由他们抚养的孩子们生活得怎么样了？还活着吗？如今在哪里？薛明向有关部门提出：作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们。但是没有得到下文。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贺龙，问他有什么事要办，贺龙说，他想请总理代为寻找孩子。　　周恩来立即派人查找贺龙子女的下落。不久，贺龙、薛明就收到了躲在廖承志家里的小女儿贺黎明的来信。信中说：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又告诉他们：“哥哥(贺鹏飞)、姐姐(贺晓明)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这封短短的信，给贺龙带来了很大欢乐。一连几天，他都非常高兴，不时地念道：“么女哟，我们的么女来信喽!”从此以后，在贺龙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件事情：给孩子写信。这个一生从未给孩子写过信的人，在一封封深情的信里，勉励子女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其实，这些信子女们是连一封也收不到的。　　从天气转凉的那一天起，贺龙就盼望周恩来派人来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树叶黄了，枯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了，也不见有人来。贺龙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这个时候，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体育的“大批判”文章。诬蔑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贺龙看后气愤地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说完，他忧愁地疾步在室内走来走去。　　对党和国家命运的穷思苦虑，隔断与社会联系后的孤寂，使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膊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对贺龙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病”，并且在病历上写上“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在医嘱上写了“请经治军医主宰”几个字。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　　回到西山以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他抄录的毛泽东在延安给王观澜的信：“既来之，则安之……”。他让薛明将这张纸贴在床头上，作为向疾病及当前恶劣环境作斗争的座右铭。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个战士告诉他，又有好几个老干部成了“反革命”。贺龙说：“这些干部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谈起了以前与他多年在一起的一些老同志和几位老帅，愤愤地说：“他们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啊。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　　贺龙住院期间，薛明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报告贺龙在西山的情况，并提出要药和改善生活条件。贺龙说：“目前情况有了变化，看来周总理无能为力了，如果信落到别人手里还以为我们向他们求情。我们会向他们求情？不就是没药吃，身体不好吗？这吓不倒我。”　　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看到这些，贺龙的心情更加沉重，他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四川省的夺权，点了几位老干部的名，贺龙看了之后非常气愤地说：“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又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给清理出党了!”贺龙十分感慨地对薛明说：我几十年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党，从没有二心，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党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薛明看到贺龙吃不好，睡不安，怕这样下去会影响他的健康。一天，她对贺龙说：“咱们两个今天开个夫妻娱乐会吧。我给你唱个歌。”说着，就为贺龙唱起了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一开始贺龙还认真地听着，好像回到了那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身背刺刀的哨兵在窗外走来走去的现实所打破。贺龙挥挥手对薛明说：“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也清楚。”说着，两人都沉默了。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②的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前文已写过的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 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③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给中共中央有过报告，报告就在中央档案馆)，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作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待贺龙的所谓“罪行”。而后将这些逼供出来的、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剪辑，拼凑，拍照或指供重抄，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1968年6月13日，专案组将手伸进了贺龙的西山住地。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整天处于暗淡的灯光下，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把手臂当枕头。伙食本来不好，这时就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饥饿。薛明只好到被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边去搞些野菜给贺龙充饥。有一次，薛明看到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菜，满心欢喜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回来。贺龙拿来一看，是一种不能吃的野菜，他向薛明笑笑说：“不能吃，你白白费了劲。”薛明拿起野菜自嘲地说：“唉，空欢喜了一场。”　　贺龙的医疗，从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沈医生负责。他对贺龙很关心，经常来看望，还不时帮助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969年1月，这位医生突然不见了，换了一个经过6次“政审”，精心选中的所谓“医生”。这个“医生”其实是个护士，而且是个神经科的护士，根本不懂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他按照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先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全部自备药品。接着，又在医疗上进行控制，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1969年1月15日，专案组竟然毫无人道地对“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一天夜里，他们都睡了，突然来人要他们搬到下面去住。这样，贺龙和薛明不论是上厕所或在走廊里散步，都要经过那个“医生”所住的地方。贺龙明白，这是为了便于监视他们夫妇的行动。他对薛明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薛明说：“我找找。”贺龙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能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一天，那个“医生”送来的药胶囊破裂，药末已经漏出来了，胶囊上面还有手印。薛明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于是，退了回去。贺龙说：“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那个“医生”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药片，被薛明发现了。那个“医生”后来解释，说是“送错了”。贺龙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那个“医生”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说：“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是干什么的？!”说完，怒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医生”走了之后，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个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又说：“想当初不该来到这里。你说，全国那么多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呢？连人也见不到一个!”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他还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一天，贺龙向薛明谈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岗山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一天夜里，贺龙听到了雨声，便对薛明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吧，别淋着了。”哨兵到走廊里避雨之后，贺龙连声地说：“好，好，过来了就好。”　　这个时候，贺龙还做了与薛明分开的准备。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备哟，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薛明说：“我不能跟你分开，你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贺龙说：“要做最坏的准备哟!”又说：“你放心，我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几天以后，薛明被叫出去配眼镜，回来时看到，屋里的地已经扫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竹杆上还晾了一件洗好的衬衣。她明白，这是贺龙在告诉她，让她放心，一旦遇到情况，他们分开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1968年下半年，为了阻止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来了：“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9、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说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他写得特别用力，最后的挑，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贺龙以一种投入战斗的心情，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详细的回顾，让薛明记下来，作为对强加给他的罪名的反击。贺龙的回顾，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以为，这些材料或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能够看到。　　贺龙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一伙。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然而，贺龙写的这些材料仍使康生和专案组十分惧怕，先则封锁，继而篡改。这可以从现存的专案组档案中清楚地看出来。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示：“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代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8月12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呈送。他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8月27日，专案组没有将贺龙写的另一份材料原样上送，而是只作了摘要，并在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录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康生看后，先是批：贺龙“极不老实”。后在另一处批示说：贺龙写材料“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贺龙的不屈服态度，使林彪、江青他们十分恼怒，于是更进一步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讲过“对贺龙不保了”，因此贺龙没有能够出席这次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选举时，林彪、江青的不少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了政治局。这使贺龙进一步看清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他用手指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换班。用心狠毒!”“王洪文以前谁知道他是谁，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日子长不了。”在谈到另一个人当了中央委员时，贺龙说：“中央委员轮不上他，他没有本事。”又说：“不过，他可能是因为有所‘贡献’。”　　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整风时揭发了她那么多严重问题，她能饶得了你？”薛明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累了你。”贺龙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妨碍他们篡党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在谈到康生时，贺龙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了坏事。”　　这个时期，贺龙非常想把他的意见、想法和遭遇告诉党和群众。他说：“党是了解我的，群众是了解我的，我愿意见群众，我要跟他们去讲毛主席对我的三条评价，毛主席还说要做我的保皇派呢!”他要薛明给他弄了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随时准备出去时使用。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生命的最后时刻　　贺龙久患糖尿病。医学专家诊断过，认为病情是轻的，只要用一般的药物和注意饮食就能够保持病情平稳。再加上他那强健的体质，坚强的革命毅力，豪放乐观的性格，他的生命之火是能够燃烧得很久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了。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7次。“看守日志”上对此有明确记载。　　这样连续的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人来说，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可是“医生”按照林彪一伙“尽量用现有药维持”，“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的指示，视而不见。薛明多次要求检查血糖和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可是，让贺龙写交待材料的活动却有加无减。　　5月24日23时，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贺龙、薛明很是感动。薛明问哨兵：“同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湖北……阳……”、“阳”前面的字没有听清。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他谈起了洪湖，谈起了他家乡的人民。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早上听完广播以后，贺龙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薛明意识到，这可能是出现了过去那位保健医生讲过的糖尿病酸中毒的严重情况，非常着急，立刻去找医生。但这个“医生”外出了，中午12时回来后，薛明向他讲述了病情。下午3时，“医生”为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并未止住呕吐。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碗黄瓜汤。薛明把碗端到贺龙面前说：“你能吃一点吗？”贺龙看了看汤说：“你看那汤。”薛明拿起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结果，这生前的最后一餐也没有吃成。下午5时，贺龙血压减低，上腹部剧烈疼痛。这时，住地工作人员和“医生”才决定向上级报告。4个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从贺龙当天早上发病到派来的医生到达，中间整整经过了13个小时。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作血糖、尿糖检查，反而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带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于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9日零时5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然使用了这种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于是贺龙的病情急剧恶化。他们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点40分以后，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贺龙，神志仍很清醒，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并坚定地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9日早晨5时半，专案组人员和三○一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先是作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答复说：“可以送来。”　　当宣布要送去住院时，贺龙明确表示不愿意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坚持要送去住院，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看见的却是一张张木然的脸，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贺龙微微睁开眼深情地看了看薛明，也紧紧地握住了薛明的手。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最后一次握手。　　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因此，尽管医护人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没有作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贺龙上午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13时30分进行。会诊时又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不让他们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1个半小时，这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就含恨离开了人间。时间是15时04分。从入院到逝世，仅6个小时零9分钟。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贺龙逝世后，北京卫戍区一个参谋到西山通知薛明，让她到医院“核实材料”。他们也先后通知了贺龙的子女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到三○一医院。到医院后，薛明和子女们才知道贺龙已经去世了。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领他们到第十四病室，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贺龙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家属；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也不让家属知道。骨灰盒上的名字不是贺龙，而是王玉——专案组为贺龙取的化名。1978年，薛明将他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的汇报》送给邓颖超看了。一次在李井泉家，邓颖超对薛明说：“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当时在旁的李井泉、叶飞、谭震林各家都在照像，邓颖超拉着薛明和贺鹏飞说：“来，我们也一起照个像。”　　贺龙逝世后的第二天，6月10日上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集专案组人员开会。授意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这样，专案组在6月11日写的报告中，对收缴药品、拖延抢救时间和进行反治疗等一概不提，只说“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　　贺龙逝世两年以后，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才写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拼凑”的假材料，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由于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这一结论没有做成。但是，对贺龙妻子和子女的迫害并未停止。　　贺龙逝世后的一天下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还有薛明，她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于是，薛明被押送到了贵州的一个大山沟里。无论是走路、吃饭、劳动，还是上厕所、睡觉，都有几个人看管，还让她每天来回步行20多里，到茶田里干重活。林彪摔死以后，又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要薛明半夜里打起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所以要这样折磨薛明，是因为贺龙在西山被害情况只有薛明知道，是为了杀人灭口。当周恩来派齐英武、徐心坦两人从贵阳飞机场附近的磊庄找到薛明并把她接回北京时，她已经被折磨得满头白发，身体虚弱得连飞机都不能乘坐了。薛明回到北京以后，江青的亲信迟群对她说：“你回来了。好嘛!贺龙的问题不谈了，我不感兴趣，说说你自己吧，主要是说说你和叶群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薛明又处在了江青的监视之下。这时，周恩来派刘西尧代表他来向薛明及其子女问好，让他们一家在二里沟的新疆办事处团聚。然而，江青并不放过薛明，她让迟群派了两个女护士，其中一个叫张汝妮的对薛明说，我们名义上是照顾你，实际上是来监视你的，是让我们和迟群配合，要你交待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你是好人。　　历史是不会停顿的，历史还在发展。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但是，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12月21日，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他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催问说：“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了【1974】25号文件，即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在概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之后，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通知宣布：“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但是，由于“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个平反是不彻底的，通知中仍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这种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提法。　　1975年6月9日，即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周恩来一下车即悲痛地边走边喊：“薛明!薛明呢？”薛明赶紧出迎。周恩来握着薛明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说完，彼此泪如雨下，休息室外的人都能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哭声。贺晓明说：“周伯伯，你要保重。”周恩来凄然说：“我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哀乐声起，周恩来起身到贺龙遗像前深深地一连鞠了7个躬，并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儿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但是这次由中共中央批准的骨灰安放仪式，不久，即被江青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且又开始收集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材料，妄图把已经平反的问题再翻过来。　　但是，历史岂容再颠倒。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此前不久，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查证谋害贺龙同志的批示，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贺龙的死因作了查证。联合调查组经过1年多的工作，于1980年3月24日作了结案报告。报告在列举了大量确凿证据之后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后，含冤而死。”　　在这次查证中，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还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医学专家从医学上对贺龙的死因进行了分析。在有他们签名的《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的结论部分写道：“1.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预后良好。1967－1968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一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稳。2.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1969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明显的诱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毒的发生。3.酮症酸中毒虽然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预后仍属良好。但是在贺龙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与一般治疗原则相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至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反而促使病情一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　　这两个报告很快得到批准，从此，贺龙被迫害致死的论断方得到了确认。　　又过了两年，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说：“贺龙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尽艰险，百折不挠，英勇善战，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壮大，为人民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丰功伟绩。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国防工业建设等，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善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实际。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顾全大局，豁达大度，平易近人，对革命坚信不移，对困难从无畏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决定》对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面前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赞赏说：“贺龙同志被关押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对他在生活上百般虐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折磨，在医疗上横加限制、拖延，但贺龙同志始终坚贞不屈，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1969年6月8日，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林彪、江青一伙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反而使用了促使其病情恶化的卑劣手段，致使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　　《决定》还指出：“贺龙同志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是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一起令人极为痛心的大冤案。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但《通知》对贺龙同志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有些提法是错误的。因此，中央决定，撤销原中发(1974)25号文件和中发(68)71 号文件④，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同志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经过不平凡的曲折的道路，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贺龙的名字和他光辉的业绩作为历史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心里。　　①林月琴的弟弟为此被迫害致死，此冤案已于1978年以后彻底平反。　　②1966年7月，北京大学一个工作人员就北京卫戍区曾在2月份来校联系进驻部分部队负责民兵训练一事，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质疑。大字报的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文中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康生知道后，先说是彭真搞“二月兵变”，后又说贺龙搞“二月兵变”。8月2日，处境已十分困难的邓小平在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公开宣布：“这个二月兵变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但林彪、江青一伙仍继续以此为借口，诬陷贺龙，迫害原红二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当他们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时，贺龙已被送到西山，因此，他至死也不知道有这件事。　　③晏章炎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信诬陷贺龙，造成严重恶果，并长期作了隐瞒，1983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7年。　　④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该命令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