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特刊——影像穿越

这些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重要手段。近些年中国学者和影像史学家才逐渐加入这一行列。

刘香成

刘香成《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图

刘香成《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图

刘香成《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图

我着手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心中不免惴惴。今年是2011年，武昌起义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之建立。起义赶走 了满族统治者，但新生的中华民国仍聚居着不同国籍的人，这种状况又持续了好些年。因此，我的研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 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从洛杉矶到纽约，我看到了数目庞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着18、19世纪帝国主义的遗产。作为后殖民主义崛起的一部分，对殖民历史和经验这个棘手话题的表述屡屡出 现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教科书中，较新的有毕可思（Robert Bickers）近著《争夺中国》以及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所写的V·S·奈保尔（Naipaul）传记。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这种遗产的方法却不尽相同。2011年1月1日，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新年致辞中表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记忆犹新。1919年，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该条约将德国在 华“领土”和势力范围转让给日本。

中国对《凡尔赛条约》的回应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怒不可遏，遂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强加于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这场运 动标志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代表着对晚清时期外国人半殖民式在华存在的心态。时至今日，中国对这种存在仍很敏感，一切与中国主权有关的问题都充满了 感情色彩：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在澳大利亚和法国火炬接力中的抢夺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国的年轻人。一个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网上检索了《人民日报》电子版，发现1946-2006年有19个国家或组织被批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总计达115次。就像《纽约 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屈辱是人类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耻次之……”

自五四运动以来，“屈辱”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屡见不鲜，常常同时出现，因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熟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其间北 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满人曾侵入中原，但几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国主义的概念。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学说和汉语最终将非汉族的入侵者同化进“本土”文化。因 此，元朝和清朝毫无疑问地被认作是中国的王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于湖北的中心武汉。在起义百年即将到来之际，这些照片构筑了起义发生的动力——“屈辱与帝国主义”——的视觉 大背景，并进一步揭示了起义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没有今日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曾在整个20世纪饱尝受害者意识影 响的数代中国人也许只会把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这些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 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其内容包括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宫廷内的场景、权贵和贫民的日常生活，以及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 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十年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袁世凯的影像。他未能如愿 加冕为末代皇帝，在其死后中国堕入军阀混战的十年。

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了摄影。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启了新时代，随着西欧人到海外寻求新市场、攫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力，摄影作为记录国内外社会的工具 也在发展，与历史学家的作品一道服务于上述目标。19世纪晚期，外国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向非信徒传播基督教福音时，摄影起到了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来到中国 的传教士为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丰富影像档案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重要手段。由此，这些影像作品所记录的历史十分丰富，对于 为现今读者描绘旧时岁月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比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更审慎地对待这些历史记录，中国学者和影像史学家近些年才逐渐加入这一行列。

直到19世纪末，西方摄影师都在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原生态”（native type），重点展现“中国人的民族特点”。然而，许多照片却是在摄影棚里摆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环境中拍出来。相对于此，表现恐怖的死 刑——通常是枭首——以及对“苦力”的执迷都是常见的主题。“苦力”（coolie）一词的出现及使用，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对这些人的盛行态度。 有历史学者指出，“常见于照片说明中的‘苦力’一词，表明人们在解释这一群从印度、中国去往美国，后又返乡的劳工时是僵化而过激的。从语源学看，这个种族 蔑称可追溯至殖民时代的印度，演化自泰米尔语（Kuli）或古吉拉特语（Koli）”。19世纪用各种方法将中国人描绘为“原生态”，以及执迷于死刑或裹 脚，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形容的“高尚野蛮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人们如何感知历史取决于历史如何写成。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英国评论家凯伦·史密斯（Karen J·Smith）最近援引马克·吐温的话，他在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么厌恶过去”时说道，“因为它太让我们丢脸了”。史密斯继续说道，“如果历史像马克·吐 温说的那样使人蒙羞，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此。同样，170多年里数代的中国人乃至当代不少中国人都确信，从19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入侵者带来的屈辱使他们蒙 羞。这是需要纠正的。”

在中国，书写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2011年初，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党史研究室连续四任主任历时16年才重修完成1949-1978年的 历史。由于这部书并没有提及诸如1960-1962年大饥荒的确切死亡人数这样的问题，可以预见新中国这30年的历史会很快引起热烈的讨论。北京英国驻华 大使馆邸中仍然保存着自19世纪起中英两国接触的版画，它们静静地浮在墙上并不起眼，却使人联想起当年英国第一任来华使节马噶尔尼勋爵 （1737-1806）在大清帝国宫廷上立而不跪的场景。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位于汇丰银行香港总部44层董事长私人餐厅的墙上也曾挂有关于那段历史的 照片和版画，后被悄然撤下。1997年香港主权交还中国，墙上取而代之以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歌颂中国经济的崛起。

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初直至1911年的照片，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总体上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基本是外交官、商人、军火商、冒险者和旅游家这几 类人，只有屈指可数的照片是职业摄影家拍摄的。中国及其民众有时被塑造成异国的、粗鲁的，有时把自己描绘为英勇的。在后现代世界，对于1860-1905 年由访华摄影师或模仿西方同行风格的中国影棚摄影师拍摄的中国人肖像，西方艺术史学家一直持批判态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义和团运动和美国国会1882年 5月通过的《排华法案》都对摄影负面甚至时常是种族歧视性地表现“中国主题”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照片中的绝大部分拍摄并聚焦于通商港口（广州、厦门、福 州、上海、青岛）、欧美租界以及日本军营的生活。在欧洲的图书馆或收藏品中，许多照片档案既包括中国的照片，也包括暹罗（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日本 的照片。

这些照片展示了1911年各历史事件的场景和背景，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社会时事、习俗与传统，以及中国第一个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动荡。重要的是， 这些照片为当今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影像，促使人们思考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时中国不曾料到会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说这些照 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 的“百年屈辱”。

如今，在评价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时，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都不仅仅限于谈论其消极方面。诸如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教授在《上海的外国人（1842-1849）》等书中都提到“帝国主义”的积极影响，例如引入排水系统、城市规划、铁路网络和海关系统等民生成就。

不论是在伦敦的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或英国皇家亚洲协会，还是在馆藏乔治·莫里循（George Morrison）作品的悉尼米切尔图书馆，抑或是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搬出一大部黑色或蓝色影集供我观看，我都深深为之触动。特 别是看到这些照片保存完好，还有了电子版本，码放在洁净桌子的特制书架上，我心中尤感欣慰。这不禁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将数套完整的宫 廷卫兵制服当作“废物”处理掉。同样，一些中国摄影师在潘家园跳蚤市场买到了当成废品出售的中国著名摄影家的照片。这其中有些“废品”日后出现在中国的拍 卖行，还引起过诉讼与反诉。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一边大兴土木，修建造型震撼的博物馆，一边却疏于看管视觉历史的纪念物，将其丢进垃圾箱中。

虽然有数不胜数的中国文化遗存仍在私人收藏或西方博物馆手中，急于买回文物的做法却似乎只是拖延并加重了国人尚很普遍的“受伤害感”。花费近九千万 人民币在拍卖会上拍得圆明园宫殿装饰用的一批兽首便是一例。每一件从中国“掠走”的文物出现在拍卖会上，都说明海外的私人或公家收藏还握有难以计数的文 物。

中美重新打开外交大门40周年之际，亨利·基辛格在其新著《论中国》（On China）中说道，在中国寻求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西方对待中国特别不公正，而中国正从曾经的劫掠中重生。我希望 这些影像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感谢刘香成先生授权本报使用他编著的《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一书中的图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