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宪一妻子美惠子: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胡锦涛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2011年10月09日 10:41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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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出席大会。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10月9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10月9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江泽民出席大会。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出席大会。胡锦涛发表讲话，以下是讲话全文：
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腐朽无能，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人们无不痛切感到，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孙中山先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言。在他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有力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纪念！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同志们、朋友们！辛亥革命后，接受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寻救国救民道路。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用先进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出现焕然一新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先生，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毅然改组国民党，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新形势，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共同努力、继续奋斗。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关于建设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篇章。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豪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同志们、朋友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我们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团结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总结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实现发展进步的历史启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凝聚全民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创造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也是全体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振兴中华的宏愿，应该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当今时代，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标。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增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促进两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同志们、朋友们！回首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我们信心百倍。我们呼吁，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贡献，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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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平：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
——写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2011年10月08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近年来，诸多重大历史节点周年纪念接踵而至：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
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由近及远，一波接着一波，画就百年中国远山近岑最壮阔的几笔。而这波澜起伏百年历史的起点，始于辛亥年秋日武昌城的清脆枪响。
历史悠长的中国，从没有哪一个百年，像这一个百年般惊心动魄、脱胎换骨、翻天覆地。武昌城头的枪声，一举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漫征程。从那一刻起的百年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流经一个世纪的历史深河浩浩荡荡，几代人殚精竭虑，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
尽管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见彻底，尽管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未被改变，但一切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二）人类社会任何一场伟大变革都不会孤立于其历史阶段，辛亥革命从发生到结束不足百日，承载的是中国煌煌3000年的历史脉动。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亚特兰大宪报》就曾预言，如果这场革命成功，以共和代替帝制，“中国的进步，无可限量”。百年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带领13亿中国人民，以世界舞台的“中国奇迹”印证了这一不可限量的伟大进步。
今天，当皇帝的龙袍化作舞台上的戏服，鸦片的青烟消散在历史的风中，行进在辛亥一代开启的现代中国征程上，我们更需深思——
隔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辉煌历史，该如何打量辛亥革命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征途中，这场打响亚洲民主第一枪的伟大革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的社会巨变之下，蕴藏着怎样的时代逻辑、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得失，又凝聚着怎样的思想遗产？
（三）历史总是擅长用偶然展开它壮阔的剧情。
一百年前的此刻，不少人难以置信，不可一世的至高皇权，竟然轰塌于武昌新军工兵营里仓促引发的枪炮，正如千百年来养尊处优的中华帝国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它的现代启蒙竟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境遇下被动开始。
任何偶然的背后，都有隐藏着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难以置信”和“不曾想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敌人攻占的耻辱进入到20世纪的”，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起民族痛史。1900年，列强军队在中国的皇宫里举行阅兵，北京居民门口遍悬占领军国旗。1902年初春，西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到京城时，正阳门城楼已在战乱中彻底焚毁。为避免清王朝统治者过分伤心，京城的能工巧匠搭起一个虚幻的城楼布景。
这个虚幻的布景，正是晚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真实写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东亚大陆繁衍生息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开始面临西方入侵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直接导致了两大历史后果，一是在坚船利炮的威胁和凌辱下，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二是在“睁眼看世界”的震惊与觉醒中，传统中国开始发生“新文明裂变”，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历史进程越来越深刻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
“衰象古国古，长蛇强邻强”，一个千年古国如何在近代工业文明标定的发展框架内自立、自强？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使得中国的社会历史再也不能延续“改朝换代”的二十四史逻辑，而是前所未有地面临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耕者有其田”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师法俄日的戊戌变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在辛亥革命前的近百年里，中国在磕磕绊绊之中已经艰难地启动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然而，努力的结果，却是甲午战争的折戟沉沙，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日俄战争的“局外中立”，日益猖獗的“瓜分狂潮”。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的君王，注定无法彻底自革其命。在“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谓政治转型，跳不出维护皇权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选择革命，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把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革命潮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奔涌而来。
（四）“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兴替，只是给这历史的铁律，增添了又一个佐证而已。
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艰难时世，辛亥年那个普通的秋日，距中国第一个自称“皇帝”的嬴政登基已经2130余年，距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已经51年，距被迫改革的清王朝实行新政近十年，距林觉民留下《与妻书》、与众多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为天下人谋永福”而慷慨赴死不到半年。
我们因此不能不将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放到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考量。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国社会近三千年的发展演进中，才能理解它的意义；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20世纪以来这一百年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中，才能读懂它的追求；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未来一百年的现代化求索中，才能更加明晰它的价值。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世纪之问，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使命与追求。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道路能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辛亥革命，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黑暗驶向光明的曲折航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渡口”。这场伟大革命，为老大帝国如何“变”才能救亡图存，探索了方向和道路；为中华民族怎样“变”才能跟上世界，积累了经验与教训，开启了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百年现代化进程。
（五）列宁视辛亥革命为“亚洲的觉醒”。在鲁迅的笔下，中国的觉醒者们是这样一种战斗姿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辛亥革命中，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批觉醒者们，以其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陆皓东，“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方声洞……黄花岗之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武昌举义，英雄们临刑时“神色益壮”，当众演说，甘为“四万万同胞受死”，革命军牺牲的战士大多是20岁出头；武装起义屡败屡战，“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财”，华侨成为“革命之母”，在“恢复中华”的旗帜之下，形成了全球华人“革命救亡”的强大磁场……
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如此慨叹辛亥革命：“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在亡国灭种的忧愤中，辛亥英烈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悲壮呐喊，以其“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坚强意志，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以及“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为后来者树立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为民族复兴大业注入巨大精神力量。
这是民族民主革命至为关键的一环，精神的觉醒，思想的启蒙，主人翁意识的张扬。革命，革命！“皇帝可以倒去”、“民主可以建立”，这是被称为“世界风暴新源泉”的辛亥革命的现代特质。醒来，醒来！现代化需要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辛亥一代人以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昭示世人：国为天下之国，故此中华之兴亡，匹夫有其责；人为自由之人，故此中国之强弱，人皆有担当。
（六）辛亥革命激起人们无限的期待，它将中华民族的思想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里程。
龙椅被撤走了，称帝、复辟的倒行逆施为世人所唾弃；“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殖民者再难找到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社会结构重新建立，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革命者以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的政治理想，对中国社会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造。
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封建专制是中国政治无计可逃的唯一选项，“天朝上国”是中国统治者们最为笃定的自我认知。戴皇冠的人或姓李或姓朱，而皇冠永远高悬于华夏众生之上；坐金銮殿的天子或汉或满，而皇权始终是“超级坚固的东方堡垒”。黑格尔曾经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把戴了几千年的皇冠打落在地，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从立宪转向革命的张謇敏锐地觉察出这场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本质区别：“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之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
对于这个“迥然不同”，毛泽东以极其通俗的语言，道破了它所带来的历史后果——“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国”迷梦在83天里迅速幻灭，张勋的复辟闹剧折腾了12天即告破产，历史的决断，人民的选择，让一个时代强音振聋发聩：“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七）作为二十世纪历史性的三大变化之一，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一起，永远彪炳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史册。
由当时中国尚无成熟的社会条件和新旧社会势力力量对比所决定，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尽彻底的变革。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辛亥革命让“朕即国家”的时代成为历史，标志着中国由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闭关锁国、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它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探索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辛亥革命启开了封建主义之蒙，带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使思想解放的大潮奔腾东流。民主精神的苏醒，平等意识的生长，令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为前进而准备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时之间，“自由尽是新风尚”。
辛亥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条件，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能够领导中国政治变革的新的政治力量应运而生了。
（八）革命者期待着民族的新生，然而这个民族最广大的人民却在未曾改变的国运中备尝苦难。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兵连祸结，百姓饱受欺凌，颠沛流离。这是辛亥一代的未竟使命：如何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如何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如何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他们从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启示，在对辛亥革命精神的继承中实现超越和升华。
为什么民主共和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如此之难？为什么孙中山奋斗一生，临终仍感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因为制度革命可以一举摧毁旧的结构，人的建设和发展却是水滴石穿的漫长过程。
“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革命之后，宋教仁曾发此浩叹。划时代的革命为何并未带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因为它未能深入发动和依靠蕴藏在最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力量，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庶民的革命，让亿万民众构成国家的基本土壤，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向。
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创建了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陈独秀、李大钊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将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推向更深层次。年轻的毛泽东投身农民运动，致力于“唤起工农千百万”，进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为什么在新生的民国，封建王朝的权杖依然在冥冥之中统治着社会？曾经期望的平等、自由、博爱，民族、民权、民生的现代国家为什么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崇高的理想固然令人向往，却必须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道路。
学者费正清曾有此断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体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它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极其遥远。外国学者这样分析它的失败：共和政体是外国的、空洞的仿制品，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土壤中毫无根基。
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选择能有效集结最广大社会力量、保障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基础上，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九）从“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算起，一百年过去，古老中国有如浴火重生。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其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通往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是让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融入人类发展进步的浩荡潮流。如果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是把古老中国带往现代化之途的第一个转身，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就是将这艘巨轮推达前所未有境界的最壮阔的历史行进。
从辛亥的枪声，到五四的怒吼，从上海石库门和南湖游船上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日夜向往：工厂遍地、机器轰鸣、高楼大厦矗立于城乡，火车轮船往返于原野江海，全国各地皆一派大生产景象。当年，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面对孙中山拿出的画满铁路线的中国地图摇头慨叹：“这个如同游戏拼图一样的东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然而，百年后的今天，大江南北，海峡两岸，这一切已经成为现实；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关于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的宏伟设想，已经化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图景中的标志性工程。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未曾想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发展持续多年高增长，城市化率超过47%，世界各国研究经济发展的“中国周期”，国际社会关注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西方观察家慨叹，“中国的崛起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奏响了中华大地最激昂的雄浑乐章。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孜孜以求：一个国家，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倡行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从三民主义，到“德先生”、“赛先生”；从“拼将热血筑长城”，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浩荡前行的百年中国逐渐凝聚起这样的共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深化、永无止境的历史进程，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尽管未来的征程依然漫长，但共产党人以更大决心全面推进变革，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再创辉煌、全面进步的必然抉择。
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令他忧虑重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他念兹在兹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十）2011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孙中山，毛泽东，两位世纪伟人遥相对望。
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世纪并不遥远。
1911—2011，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迎来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演绎了民族复兴史上自强不息的传奇。百年风雨历程，如同历史教科书，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2011—2111，即将到来的这一百年，发展的蓝图已经展开——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处于又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折中的中国，曾经有“独一无二的过去”，也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未来”。百年精神传承，必将崛起一个繁荣发展、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共同富裕、高度文明的现代中国。这个中国，将为民族赢得更多福祉；这个中国，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中华正在复兴，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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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已经100年了。以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2000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遗憾的是，革命的目标并没有完美实现。辛亥革命虽然学习西方国家，在亚洲建立了先进的共和体制，但这一革命果实很快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封建军阀割据等波折而落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一步相互勾结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说明，中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头了，只有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推动历史前进。10年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辛亥革命没有从实质上调动广大人民的力量，虽然它给长期在封建社会桎梏下的中国人民，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民主启蒙，但没有能依靠人民这一基本力量。以毛泽东为核心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深入农村建立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于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展现出改变命运、建设国家的伟大力量。
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也有过失误，但是近30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接力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充满光明未来、生气勃勃的道路上，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书写发展史上的新辉煌。100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在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辛亥革命的历史夙愿得以实现。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风烟 ，思考辛亥革命带来的深远意义，将会使我们更加明确历史重任，更加珍惜今天的成功。一百年来，历经磨难的东方古国，争取独立解放、国强民富是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是始终不变的社会理想。推动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辛亥百年间的恢弘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强基石和根本保障。
解读
1.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民国初

中华民国旗帜和首任政府领导人(17张)
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的进程，诚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这既是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褒扬了革命党人肇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在这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的纪念文章中，孙中山还鉴于当时时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革命尚未成功这一论断，以后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2.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

袁世凯像集(23张)
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毛泽东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政治成果。
为说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毛泽东还以辛亥革命为例，“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这段话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党与咨议局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这种认识并非毛泽东独创。早在民元，梁启超就有类似的说法。1912年10月，自戊戌变法后即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邀回京，受各方邀请发表演说，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温和派当然是咨议局立宪派了。
到1921年，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演讲中，继续谈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观点，“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
与民初相比，梁也有观点的渐变。他继续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10年前，梁氏犹且极力反对革命，于今 “革命党”大而化之，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而且据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分别落在了同盟会和立宪派中人肩上。
4.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
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
   宋教仁
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对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地位以及成败做了述评。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败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历时的车轮辚辚向前，到了2011年，在举国（含大陆和台湾等地区）行将进行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前夕，正如一位热血诗人面对民权、民生等主义实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等国是问题的感慨，他在《辛亥革命百年》诗中写道：“动了民基动帝廷，难禁易帜一枪鸣。将军徇地轻陈涉，策士过河伏灌婴。思治人心推共主，济艰国步冀名卿。伊除专制百年后，犹补前贤功未成。”（《载敬堂集》）
编辑本段影响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

孙中山像集(16张)
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日本绘画“辛亥革命”(16张)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编辑本段意义
首先，辛亥革

武昌起义门(20张)
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
   辛亥革命博物馆
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编辑本段评价
在民国前

辛亥革命纪念馆(18张)
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