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硼硅玻璃成分:辛亥革命在新疆：杨增新乱世称雄 “无为而治”执政新疆16年

引言：新疆辛亥革命后,杨增新取得革命政权,他是民国时期新疆首任都督。

杨执政之初,新疆正处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动荡时期。外有沙俄虎视眈眈,派兵侵扰新疆边境;内有帮会频繁活动,革命党人四处活动欲推翻旧体制。

杨增新登上了新疆都督的宝座,他对清朝灭亡的教训以及革命后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无为而治”的结论。杨增新执政新疆16年来,虽然在客观上维护了新疆的“稳定”,但也造成了新疆的长期封闭落后,拉大了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

    亚心网讯(记者 赵梅)伊犁宣布独立以后,杨增新纵观国内形势,感到清廷的统治已经无法维持。为了给个人开辟前途,他以保卫省垣、拒阻伊犁势力东进为由,请准新疆巡抚袁大化,招募当地人组成五营马队,自任统带。

    杨增新 1860年出生,字鼎臣,云南省蒙自县人。他出身官僚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志在仕途。1888年(光绪十四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因文章被李鸿章看中,要留他在京作官。先后做过河州知州、高等学堂监督、道台等职。

    1907年,经新疆布政使王树楠举荐,杨增新来到新疆,先任学堂总办,后授阿克苏兵备道。1911年,新疆巡抚袁大化召杨增新入省城应付乱局,任命杨为镇迪道兼提法使(最高司法长官)。

    1928年6月,杨增新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同年7月7日被下属樊耀南刺杀身亡。（新疆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周轩 提供）

   巩固政权 “戒残去杀”

    伊犁起义以后,蔡乐善等人在迪化兵变,袁大化穷于应付,仓促东归,把新疆的军政大权交给了杨增新。杨增新跃登都督宝座的时候,西面伊犁依然同迪化对垒,南疆各地哥老会十分活跃,东路哈密铁木耳起义,北面阿勒泰处于“独立”的喀尔喀威胁之下。

    杨增新自然想到的是怎样巩固自己的政权,据已故国民党骑兵连连长马符绶回忆,杨增新曾对自己的亲信说,要稳住新疆,必须“一面与伊犁联合,一面设法收拾南疆”。

    于是,他首先同伊犁取得了妥协,以省级和地方级的要职任命于伊犁的人物,以此分散他们的势力。如伊犁革命党首脑人物杨缵绪被任命为喀什提都,伊方代表贺家栋、郝可权等人被杨增新饵以重金,也都解职东归。最后,留在伊犁的革命党人也被杨买通的地方武人杀害。不到两年,稍有革命思想和活动的人几乎全部被杨增新铲除。

    而后,杨增新又采取“先离巢穴,后解兵权”的计策瓦解了哥老会,他用“调虎离山计”把边永福和魏得喜调迪化任职,等边、魏二人到省城后,他将魏遣送回内地,将边押回甘肃处死。就这样,到1916年,哥老会重要成员都被他消灭。

    已故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回忆说,杨增新在执政之初曾说:善为政者,固然要“戒残去杀”,但是不能姑息养奸。对于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他从来都是当机立断,痛下杀手。

    经过4年时间,到1916年,杨增新的政权终于转入稳定阶段。

    包尔汉在他写的《杨增新统治时期》一文中阐述,杨增新留给包尔汉的印象是:内心阴鸷,善于机变。表面上没有官僚气派,平易近人,健谈,风趣,具有相当强的感染力。在兴奋或激动时,还偶尔吐露他的真实人生观和统治权术。

    有一次,杨增新对几名部属大发脾气后余怒未息,他对包尔汉说:“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地狱?”包尔汉说:“知道。”杨增新说:“这就是地狱,我在这儿被判了无期徒刑。”

    由此可见,在那段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日子,杨增新治理新疆并不轻松。

    用“羁縻”“牵制”治乱

    包尔汉回忆,杨增新喜欢用“羁縻”、“牵制”这类字眼表达他统治新疆的权术。杨自己曾总结,当他接任新疆军政大权的时候,外蒙、西藏都因辛亥革命而动摇,只有新疆,地方民族对革命没有好恶的表现,依然安稳地过日子,这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如果认为这是地方民族愚昧而不妥善羁縻,前途将是危险的。所以,他对各族人民实行羁縻与牵制政策,先分而治之,后统而治之的策略。

    对各地起义者,杨增新也有自己的一套“羁縻”办法。例如,对铁木耳起义,杨曾想向北京政府请示,取消哈密王制。但不久后他又放弃了这一想法,认为通过贵族来控制其属下人民,比通过他直接派出的官吏更方便、更有利。这也就是他常说的“羁縻了头目人,也就羁縻了老百姓”。

    杨增新羁縻王公贵族的手段是,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让这些王公贵族拥护他、信赖他。但同时,杨又限制他们过分压榨百姓和争夺地方上其他利益。这样,既可以让老百姓安心过生活,又能让地方官不致丧失指挥权,从而只为头目人所驱使。

    从事过辛亥革命研究的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系副研究员刘国俊对杨增新的评价是:杨增新为官期间,清正廉洁,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在新疆官场有不错的口碑。而且,他办事也很干练,很谨慎,很得上司赏识。

    新疆文史资料精选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杨增新的记载:将军整天办公,每晚都很迟才休息,公文都是自己批。据副官说,他很少按时睡觉,有时在书房批公文晚了,就把卷宗当枕头,躺下就睡。第二天起来,把脸一抹,接着办公。他身上穿的一件棉袍子已经穿了十几年,临死时还是穿的那一件。他也不讲究卫生,吃完饭,嘴往袖口上一抹;手脏了,往膝盖上一抹。天长日久,膝盖上和两个袖口上都是两个黑坎。他经常穿的是一双红蓝缎鞋,手上拿着一把蝇甩子,到下午就出来,到街上转,街上的小商小贩见到他就像见到朋友一样,亲热地打着招呼,“将军,今日我的面好得很,我给你抓一盘子”,他就吃,一面吃,一面和小商贩拉家常。

    关于杨增新的为人,包尔汉的记录也许能窥斑见豹。

    包尔汉说,杨增新在干部上很有自己的原则,他喜欢用有“德”的人,而他所说的“有德之人”是指:服从他的指挥,没有危言危行,在他允许的范围内中饱私囊,而在私人生活上比较遵守封建社会的所谓“道德”,没有一般不良嗜好,同时又在本帮或者其他乡帮中有一定声望的人。这样的人,通常是能够被杨增新提拔到显要地位并且长期使用。有较大才干的人,杨在必要时也使用,但这些人必须在他指示的范围内办事,不能独出心裁,妄自发号施令,尤其会限制这类人扩张个人权力。

    杨增新对于干部的控制是:不使任何一个乡土帮派获得操纵大权的机会。像在清朝新疆官场中占优势的两湖帮,在他执政时,也同甘肃帮没有你低我高之势,当年在新疆,会馆林立于各大城市,杨增新不取缔,却利用它们相互牵制,不使哪一个省的会馆独揽地方上的经济和其他事权。

    杨增新在各地布置的眼线相当多,地方官的言行和地方情况大体上他都了解,“哈密一只臭虫发烧,杨将军都会知道”。这虽是笑谈,但却能看出,杨增新对了解地方情况所下的功夫。

    辛亥革命以后,中央协饷断绝,而当时以迪化为中心,对东西南北都有军事,支出浩繁。

    杨执政之初,财政一度十分困难,他过去在少数民族地区做过多年的地方官,他知道,如果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掠夺,必将激起不可收拾的“祸乱”,因此他采取了以下几种手法:其一,发行纸币,从事间接剥削;其二,变相增加税收;其三,剔除所谓“陋规”,将官吏中饱私囊的一部分财物收归省库;其四,削减兵力,不事建设。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新疆是拥兵最少的一个省。

    据原自治区政协委员、乌市政协常委通宝记录:中央取消协饷之后,由于地方税收因通货膨胀而无形中大大减少,无论怎样因陋就简地紧缩,总是不够。最后,杨增新不得不采取别的军阀惯用的办法:开放烟禁,鼓励私种鸦片。

    每到春天,全疆各地贴满了“禁种鸦片,如违枪毙”八个大字的告示,实际上这个告示等于说,时间到了,快种鸦片吧。一些贪利的人,早就准备好粮食等待开小差的士兵一起去种鸦片,鸦片对新疆财政金融与货币都起过作用,由于当时新疆的币值一度比甘肃高,而新疆鸦片比甘肃便宜,那些从口里运货到新疆的商人就把鸦片当作汇兑与货币。

    包尔汉回忆,杨增新有一套不发展教育的理论,他说过:“中国不论何项学堂,都含有流氓性质,一言以蔽之曰:要升官发财。又说,士生今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皆欲于政界中求生活,学堂毕业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

    因此,杨增新执政16年,新疆没有什么大的建筑物,迪化市容也很糟糕。一到春天,市区一片泥海。没有六根棍车,人们很难在道路上行走。在杨执政年代,除一两所初级小学外,别无中等、高等学校,南疆小县县长基本都是小学或初小毕业。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周轩说,杨在内政上的种种举措虽有颇多争议,但他在外交方面的成功却一直为后人认可。据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杨增新确信“新党必胜”,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对帝国主义的干涉采取中立态度,使新疆收回丧失数十年的关税权,沙俄强加的治外特权被取消。对俄国难民和白俄败兵入境新疆,他也做了较为妥善的处理,择地安置,进行管理和防范。

    周轩说,杨增新对自己的治新政策一直感觉良好,自诩是“塞上风云一肩挑”,以为愚民加高压就可保太平。殊不知独裁专制、妒能忌贤使统治集团的矛盾日趋尖锐。

    1928年7月7日,在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新疆学院前身)毕业典礼的筵席上,军务厅长兼外交署长樊耀南等仓促发动政变,杨增新被刺身亡,结束了他在新疆的16年统治。

    杨增新死后,金树仁镇压这次政变,并残杀樊耀南等人,获取了政权。而杨时代积累的种种矛盾在金树仁时期全面爆发,导致新疆以后更大的动荡和苦难。

    杨增新死后,一些外国人曾给予他很好的评价。如美国人拉提摩尔在《中国的边疆》一书中说:“辛亥革命后,新疆政权落在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国官员手里,他善于平衡当地各个民族间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后来他与苏联签定了通商协定,有效地抗衡了英帝国势力在新疆的拓展。

    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杨增新,“差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者,具有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他惟一的梦想是中国的统一。”

    刘国俊分析说,首先,杨认为革命党人之所以造反,是因为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反对大力开办现代教育,主张文化复古,实行“愚民”政策。其次,他认为社会革命是因为贫富差距加大,平民破产,流民增加导致的。所以,应大力整顿吏治,减轻人民负担,尽可能减缓社会矛盾。

    “无为而治”的政策,在客观上维护了新疆的“稳定”,杨增新统治的16年是新疆近代史上最为安定的时期,但也造成了新疆的长期封闭落后,拉大了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刘国俊分析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