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淳有几家梁氏骨科:邵华:毛泽东是我第一个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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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华:毛泽东是我第一个模特 

  张文秋和陈振亚结婚那年,毛泽东和这对新人打趣,将来一定要认他们的孩子做干女儿。结果,张家育有两女,毛家育有两子。只是后来做了毛泽东干女儿的刘松林和邵华姐妹俩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们会双双成为领袖的儿媳,成为备受关注的毛家人。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记者有幸采访了毛泽东的儿媳——如今已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长的邵华。

  四岁时在监狱里,我对毛泽东有了第一印象

  一九三八年初,张文秋与只有一条右腿的第一一五师留守处政治部主任陈振亚结婚,那年秋天,邵华呱呱坠地。

  第二年夏天,中央派陈振亚去苏联安装假肢。但飞机在乌鲁木齐加油时,被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扣留。

  一九四二年春天,陈振亚从桥上跌入河中,摔成重伤。救治过程中被毒死。不久,一百六十名中共党员被投入监狱。张文秋和两个女儿即刘松林和邵华也在其中。

  我们正式被抓到监狱里的时间是一九四三年,那时我已经四岁多了。我们还有些小弟弟和小妹妹是在监狱里出生的。可想而知,新疆那么冷,监狱里的生活有多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长辈,也就是那些奶奶阿姨们,就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和教育我们这些孩子的责任。没有纸笔怎么办,她们就利用囚犯到院子里放风的时机,拿树棍在地上教我们写字。阿姨首先教我们写的就是“毛主席”这三个字,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的。当大人教育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偷偷地把照片展示给我们看,还这样解释:“这是谁?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最热爱的人!”当年我们还看到了一些长着大胡子的爷爷的照片,那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可以说,我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就是才几岁时在监狱里奠定的。

  真正见到毛主席是在四年后的延安,那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跟爸爸妈妈一块儿排着长队去迎接毛主席,心情特激动。毛主席挨个跟每个人握手,当他和我们小孩握手的时候,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我们都觉得毛主席的手比别人的温暖,热乎乎的,那是一双我们盼望了那么久的手。我觉得不过瘾,就和另外一个年龄大点也顽皮点的孩子商量,要再去和主席握一次手。于是我们飞速跑到队伍的最后,第二次排队。对我来说,领袖毛主席的伟岸形象,并不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他时树立起来的,早在监狱里四年的铁窗生活中,这一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树立起来了。

  我和姐姐刘松林,从干女儿成为毛泽东的儿媳

  邵华说自己小时候是刘松林和毛岸英的跟尾巴虫,她那时常跟着他们往毛泽东家里跑,于是就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时的刘松林和邵华姐妹俩怕是没想到,她们日后会双双成为领袖的儿媳,成为备受关注的毛家人。

  我就记得有那么一次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在一块儿,我吃得急了一点,一粒米饭掉到桌子上了。我当时也没在意,还继续夹菜吃我的饭。当时主席坐在我旁边,他一句话没说,拿筷子把那个米粒捡起来,放进自己嘴里吃了。我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难受极了。当时主席其实一句话也没有批评我,只告诉我说应该珍惜粮食,不要浪费。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从此再没浪费过哪怕一粒米。我对父亲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一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他怎样号召全国人民,自己就会首先做到;他怎么样要求青年人,也会首先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的子女。在我看来,他不光是领袖,也是我们的慈父、我们的表率!

  正因为和毛泽东建立了形同父女般的深刻情感,所以在一九七六年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时,邵华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历史颇具玩味的是,邵华和丈夫毛岸青却是作为叶剑英的亲属参加毛泽东的遗体告别仪式的,邵华说没能在主席最后的时刻见他老人家一面,是她终生的遗憾。

  成为我的第一个摄影模特后,毛泽东对我约法三章

  毛家有两位摄影艺术家。一位是江青。一位是二儿媳邵华。不过,邵华反倒比江青早学摄影十年,而且她当时的身份只是大儿媳刘松林的妹妹,尚未与毛岸青恋爱。不仅如此,江青的早期模特不过是暮色苍茫中的庐山劲松,而邵华的第一位模特却是毛泽东本人。有一次,我大概是除了一门课得了个四分外,其他的都是五分,成绩不错,便兴高采烈地跑去向主席报喜。我说:“毛伯伯你看,这是我的期中学习成绩单!”

  我以为主席一定会表扬我,谁知他拿过我的成绩单一看,沉思一会儿后对我说:“孩子,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要把精力用在你最喜欢的功课上去。不一定要争取‘满堂红’。”他的话当时对我震动很大,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讲究要做“三好学生”嘛,而“三好学生”里第一条要求的就是要“学习好”,我心里自然有些不服气,怎么毛主席这么教导我,还不一定要“满堂红”呢?主席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开导我说:“你要把一门钻透了,把老师教你的东西真正地学到了,比你把精力平均使用开来收获要大。”主席的这番话让我后来琢磨了好一阵,现在想来,确实受用终生。在后来上高中和大学期间,我就是抓住自己最喜欢的课程,几乎把学习精力全部放在语文上了。因此我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登在墙报上,也经常在《少年文艺》和儿童杂志上发表,这使我信心倍增,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最后决定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十一二岁时,就已意识到自己和毛主席相处的每一时刻都是非常珍贵的,应该通过某种形式把它永久地保留下来……机会终于来了。我发现了一台岸英哥哥从苏联带回来的老式相机。于是有事没事就缠着哥哥教我怎么操作,等我熟练掌握技术后,就拿这台相机去给毛主席拍照。我的第一个模特就是毛主席。后来,主席见我老爱摆弄着相机给他照相,就给我提了三条要求,而且要我一定做到,否则就不要再给他拍照了。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所拍的照片都不能拿到外头去冲洗,尽管那个时候全都是黑白胶卷;第二条是绝对不能拿出去发表;第三条是不许将照片送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给毛主席拍的标准照我至今珍藏着。值得一提的是,这张照片和当年挂在天安门上的那幅毛主席标准照是同一时期拍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天安门上挂的那张主席像头发是梳得很光的,中山装的领子也扣得很整齐,而我拍的那张像,则是毛主席睡完觉起来之后,头发翘着没有梳,衣领也没扣好,而且一只衣领歪搭在那儿,扣子还没扣好。后来,我曾想过修版,又怕影响原汁原味,最后打消了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