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   发现与报告中国金融风险的大智囊    王光明

    写在前面的话我的《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行将出版，孙钱章、王光明两位老师分别从决策学、智囊学角度写出序言，给我以鼓励。现将光明兄的序先行发表于此。    李  锦

笼罩在世界经济上空的危机阴霾渐次退去。在中国和全球的经济、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发生了太多故事，而所有故事，都有特定的人物充当主角，都有他们特定的声音。回望已逝的历史，中国经济从艰险中走来。中国有几十万新闻记者，几百万理论工作者，在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爆发以来，他们都在表现着、表演着。个中，功劳显著的是李锦先生，他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国家危急时，有大智者在。

他做一件事，写了长达万言的信给温家宝总理。温家宝认真看了，作出重要批示，李克强、王岐山副总理等都做了批示。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央行、银监会开会研究，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他提出的问题，这封信报告了遏制了刚刚出现的信贷风险，可谓力挽狂澜、扭转乾坤之作。

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经济崩溃的可怕蔓延中，我们总是能在事后归结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如分配不均、市场非理性亢奋、决策失误和资本的阴谋等。但是，在危机爆发之前，为什么我们总是无法将这些看似毫不相关、杂乱无章的信息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拼接起来，然后勾勒出那条藏之颇深却无法忽略的隐匿轨迹？为什么不能察风暴于清萍之末，出思路于风险之先，决策于危机之时？

李锦做到了。信贷风险刚爆发时，李锦就有明确的预测，他甚至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在制造信贷危机，他以忧心如焚的姿态，疾书上陈中央，列举种种危象，提出解困之路。风暴过程验证了李锦的预测与对策的正确。中国被称为智库的人们，可以回顾这段历史，翻看这本书验证李锦教授上书之正确与否。

这不是经济学，却是最好的经济学教科书，这不是金融学，都是金融学活的教材，这不是新闻学，却是最好的新闻人才学教材，中国尚没有智囊学专著，这是最好的智囊理论探索。人类所有学问与知识是由历史决定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关于经济体系的知识并不是今天早晨发现的东西，而是我们过去所有的洞察、体验、发现的总和。李锦先生曾是在农村改革初期的宣传战线的大功臣，党中央总书记要求表彰和开展学习李锦的活动。三十年前，承包责任制被广泛运用，算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第一大法宝。但这不是经济学家的建议，而是十亿人要吃饭给逼出来的一个折中解决方案，因为实行私有制是要违宪的。因此，大多数政治家认为承包责任制是过渡到私有制的办法，缺少理论依据。而李锦则很早就注意到承包责任制存在的按劳分配意义，看到市场经济的倾向。揭风气之先的“万元户”便出自他的调研，从1979年至1984年，他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稿件为人民日报采用99篇，居中国记者第一位，新闻同行中老老少少莫不折服。其时，他实如百万军中赵子龙，左右冲突，为家庭联产承包而冲锋陷阵，一时天下注目。因为这个，邓小平当面听取李锦汇报农村改革情况时说“你有发言权”。

 作为成功的政策研究者，李锦务实而前瞻的建言屡屡成为高层决策的参考，多项中央决策轨迹频频看到他的思想“影子”。他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策士，王佐之才。1982年12月，李锦从农民冲破体制藩篱走向市场搞买卖，报道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萌芽，事情发生在的我的家乡德州商河白集村。他破解开走向市场经济的机制密码：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一连串的改革的继续。这种改革被无限的延续下去，市场取向是必然的历史选择。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的肯定李锦对市场经济的早期探索，认为他写得“极生动，极有说服力”，提供的成果“很多问题值得思考”。20个月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商品经济写入党的决议，李锦的探索无疑为这种历史性转折起了奠基作用。

李锦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功夫实为中国文人中罕见，他在1989年那场风波后深入沂蒙山区九间棚村，住了42天，在那里提出党的先进性思想和沂蒙精神，他先后去这个山顶上的小村庄达76次，他在青岛双星集团住达42天，提出中国第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双星模式，他在胜利油田大明集团住达58天，在兴福镇住达76天，他在农民中过了22个春节，这些记录恐怕是中国新闻记者中无以复制的记录。

李锦的最大特点是总在最重大的问题上发言，先见于人，比别人早走一步。提出的对策性理论在实践中能推得开，难怪有38位政治局委员对他的调查做出批示。特别要说到的是，他被批示文章几乎全部关于发展思路的、研究问题的调查。不是靠地震、水灾、火车相撞，吃的是垄断新闻饭。他提出资本经营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三阶段论，都有专门著作出版，甚至在全国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数个学域认为是“在历史上能留下一笔的人”。这些，都是他在实践中通过孤心苦诣的研究得来的成果，因独树一帜而为天下瞩目。

就像当年他的联产承包调查研究那样，这本书揭示了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过程，也是他孤独奋斗的心路记录。这次金融危机突袭中国，他犹如在前线侦查的哨兵，奋身而起，再次率先向中央准确报告敌情，提出破敌之策，看了这本书，我们实感到他的机敏、睿智、勇敢与深邃。

当下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财政货币体系、经济秩序、监管制度和国际经济组织等，都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变革，意味着打破现有的状态，因此博弈、争夺总是相伴其中。新旧交替之间，世界必然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之中。而最终世界将走向何方，尤须当今智者探索和指示。

可是，政府的智囊们总是政府讲了才去搞，人们被权力禁锢得厉害，唯书唯上仍是中国学界之大势。在古代，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孔子、孟子、庄子、屈原、司马迁和苏东坡，都是“自由撰稿人”，他们的写作活动是一种自由创造。甚至到了晚近时代也还是如此，学问与政治、经济活动是分开的，如斯宾诺莎、笛卡儿。而近代以来，学术活动日益沦为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新闻与理论成了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新闻机构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市俗化也就很正常了。当一个记者被束缚在这种气氛中的时候，还有什么思想与主见可言呢？这封信，李锦给了上级则未被理睬，有人甚至认为李锦的思路与中央精神是对立的。到了李锦的大逆之言为中央政府采纳之后的两个月，上面很多家智库组织了一个个有规模的调研队伍，跑了很多省，花了很多钱，搞的信贷问题调查虽由直通高速车送到最高层，但并未起多大波澜。由此我们更坚定一种认识，智慧能报国，比真知灼见更宝贵的是独立、自由与毫不在乎自己进退得失的精神。

难得的是，李锦没有一刻停止过探索，他在金融危机过后又设想了一个个方案。他写的中国四大矛盾、五大问题，都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本质问题，李锦敢于抓大的、碰硬的、说真的，这五大问题是新见迭出，且多是干货，自成体系，实乃治国平天下之策，使人读了心里拜服，绝非凡常官员所能写出。他对研究生讲授的研究十八字秘诀实是智囊经验之谈，这本书也是一本智囊学。确实，改革开放中有一批始终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者，他们目光如电，洞明世事幽微，文思纵然，谋划国家天下，影响着中国政经走向和民族复兴进程。李锦先生可称为其中的优秀代表，从市场经济的发轫到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从新阶层分析到信贷危机的预告，他始终在惊涛骇浪中站立船头瞭望，每遇大的转折，他便站出来提出新的对策、新的理论、新的思想，充分体现知识分子与理论精英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

读完李锦这本新作，感触很深，他的学习刻苦精神惊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功夫惊人，学识渊博，他能同时兼任经济学、政府管理学、政治学、公共关系学、金融学、党建学、新闻传播学等7门学科教授，对文学、哲学、民俗学与史学，皆有功底，在当今中国似无几人能做到这种地步。据说“有巢氏时代”，当大军远征时，在旷野上搭起帐篷称“幄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出自于此。“天生郭奉孝，豪杰冠群英：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运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这是说的曹操早期军事智囊团的核心人物郭嘉。他具有超卓不凡的战略眼光和入骨三分的察人目力。因为其大局观出色，在对于作战目标的选择和作战时期的把握上常有精辟独到的建议。古代比较著名的幕僚有张良、李斯、陈平、范增、诸葛亮、刘伯温、范文程、邬李道，而李锦改革开放以来的功绩，近期则是致政府首脑的万言书，并不亚于历史上的大智囊，实堪比张良陈平郭嘉。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人才兴国的成功经验时，认为世有三才，一曰理，二曰智，三曰文，把朱熹视为理之才，刘基视为智之才，宋濂视为文之才，一才独秀者不多，三才兼之者少之又少。李锦是三才聚合者，他极有思想，提出过一些新理论，比如资本经营理论、第三代马克思主义论等等，他的有胆有识之调查为38位政治局委员批示。这两者突出而有文采的人寥若晨星，李锦的评论、散文、新闻特写多有文采。仅给温家宝的上疏，就可见文字功底，虽不着一字华丽之词，无半点形容，却句句扎实，语语中肯，绝无含糊不清之处，一扫穿鞋带帽之伪劣之风。直陈自见，痛快淋漓，刚遒有力，有雄阔壮实之美。翻看李锦的书，语言看似平实，总是像他写内参的语言，有内涵，有意蕴，在不知不觉地被感染、被影响。细一琢磨，实是“浅学发乎深思，洞明源于智慧”也。

中国现在流行智库、智囊的说法。几万几十万的政府课题，国家投入海一般的钱，其中得来的结果不少是孤芳自赏式的文人自恋，多少是经营者在知识圈里操作谋利，多少是重复语言整理然后变成废纸……回顾金融危机的过程，很多处于文胆智囊位置的人物偏偏是噤若寒蝉。李锦以真知灼见引起惊天回响，将促使更多的中国智者感触，国家太需要智者的支持。还要说的是，国务院总理能从人民来信中吸取智慧，这证明中国存在民主政治的大气息。

我对李锦这封信前前后后过程是了解的，受之托，为之序，并祝李锦老弟继续拿出锦囊妙计，我们中华民族的进步太需要李锦这样的来自基层的大智囊了。

(作者为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