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正品连衣裙:长寿湖——父亲离开的地方 谭松

柯泰，长寿湖右派，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他为一句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并祸及妻儿老小几十年。那句话是：“上课的教师应当有真才实学，否则要误人子弟。”

以下是其子老柯（1948年出生）回忆录的摘要:

“我八岁以前曾生活在一个温馨、安宁的家庭，父亲在重庆第十七中学教书，母亲在银行工作。十七中学位于南岸海棠溪烟雨坡山顶上的那栋有围墙的教师小院，是我们五兄妹儿时嬉闹的天堂。院内住的老师们的孩子有十几个，我们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去小溪里捉鱼，傍晚争抢母亲从银行工会借回来的十本连环画，无忧无虑地过着短暂而欢乐的童年。                                                                                        

1957年一夜之间，灾难降临到我们家庭。父亲学校的领导（重庆17中学党支部书记林琴葛，详见黄晓龙诗《一张兰格书信牋纸》）反复动员父亲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父亲于是说了一句：“上课的教师应当有真才实学，否则要误人子弟。”父亲说这话是基于当时学校调进了不少没有文化的人，包括一些转业军人和地段干部，这些人也站到讲台上去上课，效果极差。为这句话，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到了南桐矿区乡下劳动改造。

当时，我们兄妹五个中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弟弟才六岁。父亲被带走后，家里忽然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母亲早出晚归独自苦撑。我们被人赶来赶去不断地搬家，无人照料。读四年级那年，九岁的我考试得了第一名，当我正沉醉在考了第一的喜悦中时，老师放在讲台上的点名册中，我的名字后面赫然写着的“右派家属”四个字被同学发现了。在学校广播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歌声和同学的轰闹中，我因学习成绩好而仅有的一点自尊和优越感被撕碎了，我默默地远离同学，从此变得落落寡合。

    我们班有三个出身成分好的同学程某某、陈某某、宋某某。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习成绩出奇的糟糕，但身强力壮。他们经常联手暴打体弱的同学。我不仅体弱而且出身“不好”，更是被欺负的对象。初中三年我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程某某老是抄我的作业。一次我稍示不满，他踹了我几脚后，跑到讲台上去活灵活现地表演想象中的解放前：他们家大雪天提篼篼到我家讨饭，被剥削阶级的我父亲一脚踢出门外。全班男女同学哈哈大笑，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屈辱的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表演完后，程还丢下一句话：“不管你成绩多好，量你也升不到学!”

1964年8月，程的这句话不幸言中。我们班（重庆三十九中初六四级五班）52名同学几乎全部考上高中和中专，只有少数几个和我一样家庭出身有“问题”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落榜了。

一向健谈的班主任邓时才老师沉默了，收拾了几本他自己的书递给我后一言不发地离去。

    随后，龙门浩街道办事处于子力书记拿出一张纸单向我母亲宣布：“无产阶级教育要为阶级斗争的政治服务，下面念一下上级通知——龙门浩地区本年度应届毕业生中家庭出身有问题，中考不予录取的八十人名单。”

我自然在那八十人中。为了迅速把我们这些“分子”子女撵下乡，街道办事处使用了各种手段。比如对父母双亡只有十五岁的贺树全，办事处通知供电所停了贺的兄长的临时工工作，兄妹三人断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中贺树全只好下了户口。又如贺亚伦全家老小九人，靠其父在南岸区龙门浩小学工作维持生计。街道办事处采取分批进屋24小时轮番“轰炸”战术，最后干脆通知学校停发其父的工资……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孤儿寡母早已是阶级斗争暴风骤雨中的惊弓之鸟，全家人赖以生存的母亲如果再出点问题，一家人怎么生活呀?

我清楚地知道，生我养我的故乡已经没有了我的安身之地，厚爱我的班主任邓时才老师和我珍爱的校园生活将永远离我而去。临行前集中住宿在两路口公寓里，睡梦中泪水浸透了枕头。学校上课的钟声条件反射地将我惊醒，我茫然地看着窗外，校园的钟声今生已与我无缘……

    1964年9月，我下乡到了大巴山深处的南江县，那时我尚未满十六岁，体重七十五斤。我在那大山里做了八年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

最痛苦的是在精神上。夜深人静时我冥思苦想：父亲因言获罪受辱，就算有罪，他已经用生命作了代价，而我何罪之有?想到这儿，我又为自己有这些想法感到害怕和恐惧，受了那么多年的“革命”教育，知道这样想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于是，白天我拼命咬牙干重活挣表现，要求进步争取入团，晚上煤油灯下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老三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希望在农村艰苦的生活中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这样，我的下一代才会有一个平等的生存环境。

为了回到离别了八年的重庆，1972年我只好到了别人都不愿去，也不需要严格“政审”的运输合作社。所谓“运输”，就是抬石头、拉板车、扛货包等苦力活。上班第一天我领的工具是两个竹筐、一根扁担、和一条再生布搭肩帕，工作就是到码头木船上挑煤炭。

运输合作社人员结构可谓“复杂”，除了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知青外，老的下力人大多数都是从各个单位淘汰出来的“黑五类。”我所在的第五组中就有原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出来的宪兵班长黄杰、中华职业学校校长肖中一、国民党赴缅青年远征军周绪光、逃亡地主柴福堂、国民党“内二警”卞绍中等等。这些人要嘛很有才学，要嘛十分冤屈。比如肖中一，他懂好几国语言。又如周绪光，他是抗战打日本，但只因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就被打成了反革命。这些人当时统统被称为“牛鬼蛇神”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每个礼拜都要定期到派出所去接受训斥，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运动一来首先就把他们拖出来整，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几十年整下来，绝们早已没有了做人的尊严，一个个畏畏缩缩，成天心惊胆颤。我有一个老知青朋友朱毓龙的岳父叫李伯安，解放前在南岸黄角垭开照相馆，曾被叫到南山给蒋介石拍过照，为此事被劳改了几年，从商业部门淘汰出来在龙门浩老码头河边和我们一起挑过煤碳。几年前一个爱好历史的朋友听说了此事，想去采访他。到李伯安家，这时他已80多岁，社会上也没再搞阶级斗争了，但他一听到问起过去曾给蒋介石照过相的事，仍然骇得心惊肉跳，连连说：“没有，没有！我从小就拥护共产党！我从小就拥护共产党！”

（注：我同老柯都是重庆南岸区上新街的人，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那个运输合作社。文革中的一天，我放学路过，门里面传来怦怦砰砰的踢打声。我扭头望去，几个汉子正围着一个中年男人边打边骂。不一会，中年男人被一脚踢出门来，摔倒在地上，里面还在骂：“今天先放你回去，明天来继续接受专政！”中年男子从地上爬起来，双手压着被打伤的腰，轻声呻吟着，一跛一跛地走了。几十年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山城血红的夕阳映照的那张惨白的脸。）

管理运输合作社的人是一个叫淦金禄的共产党员，此人一字不识，他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特殊爱好，就是常常单独找一些长得胖胖的女知青到办公室去关门做党的“思想工作”，若干次“思想工作”后，这个女知青就有可能获得脱离苦力活而进入办公室的机会。

运输合作社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拉板板车、抬连儿石、扛货包、装车、卸船……超强度的繁重体力劳动磨平了我们的心智，也佝偻了我们的身体。一起从大巴山调到南岸上新街运输合作社的四个老知青，其中三人皆因劳累过度先后去世，他们是邱仁杰(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夏宝庆(南江县正直区朱公公社林场)、杨昌荣(南江县正直区菩船公社林场)，他们死时都不到五十岁。

从1972年到1986年，我又下了整整十五年的苦力，其中的艰辛又是一言难尽！

此外，还有说不完的屈辱。例如，一次，淦金禄叫我们去给南岸区公安分局伙食团运煤炭、砖头、木料、石灰等。我们肩挑背磨，汗流浃背干了好几天。干完后，大家谁也不敢拿托运单去找公安局的经办人签字，签不到字就等于白干，拿不到工钱。那些老的“残渣余孽”们早被“公安”们整得心惊肉跳，谈虎色变，一个个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上前。最后他们对我说：“小伙子，你没有什么问题，好说一些，还是你去吧!”

我于是拿着托运单，找到公安分局管总务的警察李守贵。他双眼一瞪，把托运单一扔，吼道：“甚么？甚么！给公安局做事还要签字，还要付运费?！走！走!！”

我想到我们这么大一帮人，靠苦力挣钱，不甘心放弃，缠着他向他讨要。他烦了，一个电话招来分局有名的打手,刑警“王摩托。”“王摩托”一进屋，“哗”地一声掏出手铐说：“你敢在这里闹，老子把你铐起来！”

我强忍怒火，万般无奈地走出了公安分局大门，运输社搞安全的干部廖志云听后说：“算了，算了，我们吃点亏算了。”

……

到1986年，我已经38岁，已经下了23年的苦力，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酷爱读书学习的秉性。我在劳动之余通过电大和自学考试的学习，深藏内心的求知欲被激活了。

1986年夏，《重庆日报》刊出了一条《招聘启事》——长寿湖渔场子弟中学招聘教师。

长寿湖！我心灵深处埋藏的那段悲情被触动了。我于是别妻离子，孤身一人到长寿湖应聘任教。

坐在长寿县城到长寿湖的汽车里，我刻骨铭心地想到了父亲！

他当年到长寿湖劳改也是三十八九岁……

我多次听母亲讲，父亲非常敬业，他复旦大学毕业，教一普通中学仍然备课到深夜……

在长寿湖渔场子弟中学，我只是一个招聘的临时教师，但我全身心投入了教学。同时，我似荒芜已久的土地如饥似渴吸取着知识的甘露。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的光辉使大写的“人”在我心中复苏。在长寿湖渔场子弟校这个相对封闭的地方，我通过了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高中语文教师教材教法和专业证书考试的全部课程，拿到了毕业证书。教过初中至高中段的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也得到老师们和同学们的信任。1987年底，长寿县推行校长负责制，我这个招聘教师经全体老师、职工代表和学生家长无记名投票选举，当上了副校长兼教导主任。

1987年春，我带学生到湖中的同兴岛野营。望着当年右派分子种下的大片大片的广柑树林，闻着在春天的阳光下喷发出的沁人的花香，听着学生们追逐着拾蘑菇准备野炊的欢声笑语，我又想到我父亲。

据说，父亲到长寿湖后仍然很讲究卫生。当时，不把右派当人，用装粪便的箢箕给右派装馒头，挑到地头之后往地上一倒，饿得头晕眼花的右派们抓起馒头就往嘴里塞。但父亲不，他还要把沾了粪便的皮撕下来扔掉。你想，那是什么年代？一个馒头撕掉皮后就更小，他怎么活得出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大约是在1960年初。他下放劳改后第一次回家。但是，家里人对他很冷。妈妈受党的教育多年，也认为他要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哥哥姐姐饱受“出身不好”的痛苦，又在学校受了大量“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的教育，不自主地把他当敌人看。父亲想亲近子女，但子女躲着他。那个时候，父亲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外婆对我母亲说：“你看到没有，柯泰的双脚是浮肿的。”可惜，家里没有给父亲一点资助。后来，母亲银行里的另一个右派家属张光宇对我说：我才不象你妈那么傻，我把黄豆炒了磨成粉，包做一个个小袋子，藏在何世平（张的爱人）的衣服里，叫他饿慌了时拿出来冲水吞下去。”何世平因此活了下来。

父亲只在家里呆了两天，我清楚记得，他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仰着头，长时间地望着天花板。两天后，他走了，双手空空，一两粮票、一点食物都没有。父亲很快全身浮肿。1960年11月的一天半夜，他下床后再也爬不上他睡觉的上铺。一番挣扎，他“砰”地一声倒下，再也没有起来。当时，他才40岁。

当年的幸存者、子弟校李长文老师很感叹地说：“六零年走的人算幸运啊!以后的历次运动更是了得!文革中，‘黑五类’们头戴高帽子、脸上泼墨汁、身上刷浆糊、挂牌弯腰；被造反派逼迫装猫装狗在地上爬，让大伙围着吐口痰；往裤子上泼煤油点燃后让红卫兵取乐……”

如此看来，父亲的早殁的确算幸运。因为这样的折磨，以父亲的性格是断然忍受不了的。

又一年夏天，我游泳游向长寿湖深处，我看着天空变幻莫测的云朵，又想起了父亲，想起了自己走过的几十年人生。

                               （采访时间：2006年12月20日   地点：重庆市南岸区）

采访后记：

2004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认识了老柯，并读到他为《魂系大巴山》一书写的文章，十分感叹。2006年底，《无声的群落》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又细读了他的文字，当即前往采访。

    在老柯的家里，又听到了一些他文章里没写进去的内容，好几次，泪水在他眼眶中打转，但，一直没有流下来。

    2001年，我在采访时，仅从其他右派口中得知有柯泰这么一个右派，饿死了。记录下来，只有一句话：“柯泰，教师右派，1960年饿死于长寿湖。”

    那背后的故事、那家庭的悲凉、那子女的不幸，一无所知。

    本书中，有多少只有寥寥一句话就“交待”了一个人和其家庭的凄惨命运！

    从老柯家里出来，我老想起柯泰呆坐在椅子上，久久望着天花板的情景——一个男人，此时是何等的绝望！他只有付出生命的代价了，为了那一句“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言论”——

——“上课的教师应当有真才实学，否则要误人子弟。”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我不想说那些事，提起头就昏”

戴儒愚（92岁，柯泰的妻子）口述   谭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