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木弹弓图片大全:夫子池

　　50年后，伟大领袖以革命的名义把成千上万的城市少年强制送到中国最贫瘠、最边远、最荒蛮的山区、边疆等“广阔天地”去接受所谓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清末洋务运动后形成持续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到海外留学风潮和50年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跨越近半个世纪。两次人为组织的大规模迁徙运动，当局和组织者都称是为了培养青年，改造中国。两次大规模迁徙运动究竟对中国现当代史的影响如何暂且留待史学家去考证、评估。

　　一代老知青的我们按照当权者的教导，怀着虚幻的革命理想和子虚乌有的原罪感去广阔天地脱胎换骨炼“红心”，扎根农村开花、结果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大巴山山民，以致于尔后回城不得不靠身体下力，用体力谋生。40年来，在社会最底层历经千辛万苦，受尽万般屈辱，下岗之后，衣食无保，老之将至，作为六、七十年代愚民政策和愚昧教育的牺牲品，斗胆在这里作点历史的思考和对比。

　　对比之一；运行轨迹不同。85年前的老先生虽然读的是封建圣贤之书，却寄中国之希望于西方现代文明，竭尽全力筹资送农家子弟赴海外求学，让边远贫困地区的学子走出了农村，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40年前用红色理论武装的执政者寄中国未来之希望于中国偏僻农村的荒村野外，在批判“学而优则仕”和“书越读得多越反动”的口号中持续20年把3800万正在读书的中国男女少年从城市校门拽出来强制性直接抛洒到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任其在偏僻、落后、缺吃少衣的山区、边疆去自生自灭。

　　对比之二；影响社会有别。如果把夫子池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放在受清末洋务运动影响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赴海外留学风潮的大背景里去考察，正是当年留洋先驱孙中山、康有为等志士仁人在向西方寻找真理前赴后继的奋斗和辛亥革命引起了亚洲的震动与觉醒，民主与科学使中国几千年盘根错节的封建社会几乎有望寿终正寝，学有所成乔居海外的科技、学术精英作为沟通中西的桥梁则为中国的未来文明储备了希望。而当年上山下乡知青忆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不是饥寒交迫中在穷乡僻壤中毁林开荒，战天斗地，力争三餐一宿自给自足，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蛊惑下“破四旧，立四新”，挥扫一切“牛鬼蛇神”，提起脑壳保卫路线“文攻武卫”，“三忠于，四热爱”，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瞎折腾。为了生存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教导下，人与人之间被迫互相无中生有地背靠背揭发、争斗、伤害。人人都变成反文明反人性疯狂的参与者和最终的受害者，文明与法制渐行渐远。有组织地上山下乡制造文盲与愚昧近20年，虚幻的理想，浅薄的知识，幼稚的心智，青春与激情在艰苦漫长的岁月中消蚀。日后为了向掌控着招工、顶替、办病残、推荐参军、当工农兵学员等权力的各级权贵乞讨回城，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各显神通走后门、通关系、找门路、世风恶化，后患无穷的裙带关系网社会就此在中国萌生，逐渐成为利益相关，组织严密，控制社会一切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几千年的礼仪之邦终于演变成为出产毒米、毒面、假烟、假酒、假文凭等的丧失诚信之地。

　　对比之三；人生前途各异。辛亥革命前后海外留学风潮出去的人大多学有所成，成为沟通中西文化改造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学术精英，新文化运动鲁迅诸君及郭沫若等自不待言，“两弹之父”“三钱”等高层科技人才也概不例外。如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伟大导师想象不出几千万知青在中国贫瘠的“广阔天地”土里刨食，精神物质双重贫困慢慢蜕变成农民炼狱般的过程，那么，匆忙回城青春不在，学业荒废，在大城市的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广大知青为了生计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大量进城，当年知青的绝大部分反而因文化偏低，年龄偏大，沦落为当今社会称为弱势群体的几千万下岗职工庞大队伍中的主要部分，老之将至，衣食不保这个事实(逆境奋斗成功者与知青绝对数量相比毕竟凤毛麟角)，还能够让广大知青因下乡而下岗轻松地继续高唱蹉跎岁月青春无悔之类的颂歌吗？

　　1964年到现在，46年弹指一挥间，阅尽人间酸甜苦辣的老知青兄妹们回顾往事时，心平如水宠辱皆忘，既没有保尔.柯察金“回首往事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英雄迟暮的革命情怀，也没有文革中下乡到下岗知青鸣冤叫屈向社会讨要公道的激昂。他们更多的是怀着对社会的责任想理智地审视这段历史，鉴往知来，给后人留一些清醒。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人在自欺欺人地大赞大颂上山下乡运动这曾经拥有的辛酸苦楚，在重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很有必要”的圣旨中呼喊“谢主隆恩”，是可悲、还是可怜？

如果对清末海外留学热潮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两个历史现象的起因、形成、高潮、影响等进行一些学术上的比较窃以为应该有一些认识上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