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中老年女风衣:中将廖汉生:延安整风“逼供信” 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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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廖汉生:延安整风“逼供信”  功大于过

(2011-10-09 14:09:01)[编辑][删除]

中将廖汉生:延安整风“逼供信”  功大于过

(2011-10-09 13:59:58)转载 标签:

杂谈



中将廖汉生:延安整风“逼供信”  功大于过
文自《廖汉生回忆录》,作者:廖汉生

 

早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就初步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什么还要开展全党性的整风呢?

毛泽东同志曾在他的一系列报告和讲话中,明白无误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当时在全党,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路线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系统的清理,还没有完全认识产生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同时抗战后党内吸收了一大批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新党员,其中一些人思想入党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这些问题,即使在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也是存在着的。

初到延安,我就听到过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叫作:“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毛泽东的实践。”这个说法,一度在延安各校求学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及一些党员干部中很有些影响。

它反映出当时在我们党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革命的实践、党的正确路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认识还不一致。它反映出尽管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得到了公认,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正确思想,还没有为全党所普遍接受和掌握。它反映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虽然已被唾弃,但是他那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外衣仍然迷惑着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仍然吓唬着一些工农干部。

此外,当时在延安还有一股自由主义的空气。个别知识分子干部在报纸、刊物、墙报上发表文章、漫画,揭露延安的所谓“阴暗面”。这些作品有的是由于环境的不适而发泄牢骚和不满,有的是由于感情的差异而讽刺、挖苦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还有的则是由于立场的不同而攻击党的领导、否定延安。

他们不分延安与西安、成绩与缺点,哪一个是主流哪一个是支流,一概否定,一概批判。

这股空气反映出,自从抗日战争以来有几十万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其中一些人不可避免的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作风带了进来。

对于前面那个流行的说法,我并不赞同,但也说不出好多道理来。

对于后面那股自由主义的空气,我和许多从前线来延安的同志都非常反感。我曾为此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同志放了一“炮”:“我们在前方抗日,流血牺牲,人家却在这里说风凉话,挖苦人!”这只是凭个人的朴素感情和直觉对待那样的问题。我的思想理论水平,还亟待提高。

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针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状况,提高全党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清除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完成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从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起向全党同志一再发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党内的学习空气也随之逐步浓厚起来。到了1941年和1942年,抗战虽然处于最困难的阶段,但总的局势变化不大。党中央便决定利用这一相对稳定的时机,集中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1942年2月1日下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全体学员集合在延安大砭沟党校礼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我们的校长毛泽东主席、副校长邓发、教育长彭真以及

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参加典礼。

毛主席走到讲台前,代表党中央致词:“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接着,毛主席作了关于整顿党风的演说,向党校学员和全党同志提出: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在演说中,毛主席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剖析了主观主义及其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种表现形式,从党内党外的种种关系上批判了宗派主义,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这篇演说在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更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关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次会上没有讲,几天后在另一次干部会上作了专门讲演。

开学典礼之后,我们党校学员立即开始以整顿三风为主要内容的学习。

这年4月和6月,党中央先后作出决定,在延安、在全党普遍开展整风学习。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

整风运动贯穿了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的两年多时间,使我从中接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洗礼。

延安整风是一场普遍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

党中央为我们规定了22个学习文件,其中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这22个文件,对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对于扫除教条主义的迷雾、认清左倾错误路线的根源,对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于增强党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中央和党校的领导同志都一再要求我们,要吃透文件的精神实质,要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主席在整顿三风的演说中告诫我们,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学习中,我们注意防止主观主义的学风,贯彻毛主席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对每一个文件一遍一遍地通读,逐段逐句地精读,不光是读懂文意,而且理解精神,领会实质,掌握整风的思想武器。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说明实际中的问题。

我们在窑洞里讨论整风报告,在油灯下认真阅读文件,在马莲纸订成的小本本上记下学习心得。大家学习愿望之强烈,学习态度之认真,钻研问题之刻苦,讨论问题之热烈,确实是空前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些有一定实践经验而缺乏书本知识的人,学习中更是如饥似渴。

我们七八个人住一个窑洞,铺前用四根棍子、几块本板支起的长条饭桌就是学习的书桌。天一亮,就起来阅读文件。重点的地方,记上笔记,不懂的地方,互相切磋。切磋之后,再弄不懂的地方,就向党校直至中央领导同志反映。到晚上,围在桌子旁,点上两盏美孚灯,常常学到深夜。讨论问题,大家各抒己见,毫不顾虑。争论起来,你一句,我一语,有时吃饭也争,睡觉也争,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好在大家毫不介意,因为彼此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弄清问题,掌握真理。这场伟大的学习运动,使我们如沐春风,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延安整风是一场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进行的思想教育运动。

在第二阶段即整风阶段,我们“反省自己的工作与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认真检讨在自己身上有哪些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毛病,同志之间开展批评和帮助,达到改造思想、改进作风的目的。每个同志都向党组织写出个人的“思想历史自传”。写自传在当时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尽管没经验但非常认真。从自己的家庭和儿时一直写到当前,既写清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全部经历,同时重在说明思想上的发展变化,对过去发生的工作错误、思想困惑也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交给党审查,请同志们批评。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认识自己、深刻解剖自己的过程,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延安整风是一次对党的队伍从思想到组织都进行严格审查和整顿的运动。

在整风过程中穿插了一个审干阶段。本来,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对党员、干部进行组织审查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的插手,审干发生了很大偏差:一个是主观主义的“想当然”,一个是“逼供信”,一个是“扩大化”。

一次,我参加支部审查一个姓董的干部,他讲述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时说到某年12月曾在杭州西湖里划船。主持审干的同志是北方人,听到这里,把桌子一拍,呵斥道:“你说的这个就是假的!12月还在划船?12月冰都好厚了,你划什么船?这就是假编的!”下来以后,我找到主持审干的同志说:

“杭州12月划船和北方结冰是一回事吗?你根本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就说人家有问题,这不是主观主义的想当然吗?”当时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不可能对来自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干部的历史情况去调查清楚,因而从谈话中找破绽就成了主要的审查方式,有的同志凭主观推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

在主观主义的审查方式下,“逼供信”盛行一时。有人经受不住就做了假但白,说自己是什么“特务”、“红旗党”,怎么加入的,怎么混到延安来的,还有哪些同伙。审查者据此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结果导致了“扩大化”。康生把审干变成了一场祸及整个延安的“抢救运动”,一些青年被打成派来搞暗杀、搞破坏的“特务”,河南、四川等白区地下党被诬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晋西北的新军干部也被说成是阎锡山的人,伤害了不少同志。康生搞的这一套根本违背了整风宗旨。整风反对的是主观主义,康生搞的正是主观主义的“想当然”;整风反对的是宗派主义,康生搞的正是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审干中发生的这一问题,当然只是延安整风中一个支流,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风的巨大成就,但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对于审干偏差,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出来制止、纠正。毛主席为审干制定了九条方针,并根据党的历史上曾发生乱捕滥杀的血的教训严格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避免了历史悲剧的重演。对“抢救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党中央在审干后期做了甄别平反。审干的“九条方针”、“一个政策”和“甄别平反”的做法也是延安整风创造的经验之一。

在审干中我们军队干部有个好处,就是从小参加军队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过,没有被捕被俘、跟国民党接触这类事,因此也没有挨整。但我认为自己历史清白,没有什么好审查的,对思想上的深入检查不够,这是我的一个不足。

延安整风是一次对党的历史和路线进行重新学习、全面总结的运动。

整风是以路线学习为开始的,又是以路线学习作结束的。整风的最后阶段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这是延安整风发展的高级阶段,对于全党正确吸取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党中央把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文件编成《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书。我们从中全面学习党的历史,结合个人所经历的斗争实践,认真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为什么会在1927年发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为什么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苏区损失十分之九、白区损失几乎十分之十?为什么张国煮会向党闹独立性?

在学习总结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队的同志分别举行座谈会,总结检讨本地区、本部队的历史。这种座谈会又被形象地称为“山头”会议。

我们在延安的120师干部由贺龙主持,在陕甘宁联防军司令部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从红2方面军到120师的历史,对其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搞清楚:湘鄂西苏区为什么会全部丧失?红3军为什么会发生“肃反”扩大化?段德昌、王炳南、宋盘铭等大批好干部为什么会被杀掉?这些一直在我们心中困扰难解的问题豁然明朗了。许多同志联系亲身经历,声泪俱下地控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

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总结,最后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2年底1943年初,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党政军干部多了出来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这样在1943年春,有数千名干部从各个根据地长途跋涉,穿越封锁线,汇集到陕甘宁边区的门户绥德城。为了尽快安排处理好这些干部的学习,中央组织部从党校抽调第2支部的书记赵振生、第4支部的我以及校部女秘书柳文、总务处长张明远,作为“中央处理委员会”的派出人员前往绥德。

5月,正是槐树飞花的时候,我们四人骑马来到延安东北200余公里的绥德城。

绥德城及其附近村庄住满了来自各地的干部,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政指挥员,有地方党和抗日政权的书记、县长,有日寇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他们经受了抗日战争最严酷岁月的磨练和考验,是党的宝贵财富。我们转达了党中央对这些同志的热情欢迎,找他们逐个谈话,了解其参加革命、加入党的简要经历,向他们介绍延安的基本情况。我们在绥德师范学校设立了考场,举行摸底考试,文化考算术和一篇作文,政治考时事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然后根据这些同志的职务、经历、文化程度和学习愿望进行分配。原任职务高一点、文化程度高一点、有五年以上党龄的干部进入中央党校;职务低一点、文化低一点、党龄短一点的留在绥德进入重新组建的抗大总校。

在招考党校学员时,一些同志问我:“中央党校学什么呀,好不好啊?”我自豪地告诉他们:“中央党校是毛主席的校长,你们说好不好啊?”他们听了高兴地说:“好,好!”我乘势鼓动说:“那你们就报考党校吧!”我们在绥德工作了一个来月,把上千名干部大体分配完毕,而后返回延安准备继续学习。走到离延安还有一天多路程的甘谷驿,我接到党校一位同志从延安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去,不再当学员了,到党校第2部当组织教育科科长。

我们在绥德为党校招考了数百名学员,中央党校扩大了,分成两个部。

原来的学员作为第1部,这批新学员组成第2部。

2部设在原中国女子大学旧址。张鼎丞任部主任,孙志远、安子文先后担任副主任。部下面有三个科,主管党务和学习的叫组织教育科,我任科长;负责行政事务的叫秘书科,科长傅雨田;管理生活的叫供给科,学员分为十几个支部。每个支部设书记、学习干事、生活干事,有学员三五十人。

2部于1943年7月正式开学,而后立即投入整风学习。我当组织教育科长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学习,制走学习计划,了解学习情况,收集大家难于理解、争论

不下的问题反映给部校领导,他们再反映给党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请中央领导同志来向学员直接解答。我已经参加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对学习方法、步骤总算有一点经验,这对我协助部领导组织、安排整风学习很有帮助。

2部开学不久正赶上延安“抢救运动”搞得正凶。1部白天晚上、大会小会号召“有问题”的人出来但白,我们2部也去旁听了几次会。鉴于1部的教训,彭真

副校长等校领导明确我们2部主要是学习文件,没有受到大大的冲击。

1943年秋末冬初,又有一批干部从前线调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党校成立了第3、第4部。4部同志都是参加革命多年、职务比较高、文化程度比较低

的工农干部和红军干部。4部主任张启龙,副主任伍云甫,后为程世才。我从2部调到4部当组织教育科科长,工作还是一样,主管党务和学习。4部没有自己的教员,我们就去请1部和校外的同志来上课,主要还是听党校统一组织的大报告,学习内容仍然是整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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