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走式大棚卷帘机:延安整风时有多过火？康生欲公开批判周恩来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2年第8期，作者：刘明钢，原题：《顾全大局 相忍为党——周恩来面对延安整风中的过火批判》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但整风运动对“经验主义”的批判，特别是把周恩来当作是“经验主义”的代表则不应该肯定。面对过火的批评，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为后人树立了一座共产党人高尚道德的丰碑。

周恩来回到延安，正赶上“抢救运动”的高潮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一行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延安。看到那一层又一层的黄土高坡，一排又一排的窑洞；那高耸入云的宝塔山，辉映着朝阳的延河水，他的眼睛湿润了。周恩来对延安有一种特殊的眷恋，他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被邓颖超称为婚后的“第一个家”。从醉生梦死、黑暗腐败的重庆回到艰苦卓绝、朝气蓬勃的延安，周恩来感到格外兴奋，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进步。8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他还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权威的领导人，他的这个讲话，自然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恩来回到延安的时候，正赶上“抢救运动”的高潮。

当时，中共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更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使审干运动离开了正常的轨道。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紧张的审干运动推向了顶点———“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还在陕北公学作报告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这个报告后来被印成文件发往各单位、各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抢救运动”一时间“战果辉煌”。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比如子长县39个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37个被打成“特务”，并被组成“国民党县党部”。许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也被“抢救”，如陶铸、孔原、钱瑛等。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抢救运动”造成的紧张气氛，使刚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处境相当困难，而“抢救运动”的一些过火做法对整风运动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冲击。周恩来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回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写了四篇五万多字的学习笔记。第三篇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第四篇则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五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的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情况。在发言中，他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

延安整风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毕竟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对于周恩来的检查，一些同志提出了尖锐的、过火的批评。对于这桩公案，许多关于周恩来的论著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为了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恕笔者引用一些文献资料。

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童小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1990年4期《中共党史研究》）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泽东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在这个关键时候，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种过火的批判。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毛泽东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风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了。

不过，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有反经验主义的内容。《决议》写到：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把经验主义当成主要危险的论断经不起实践的检验。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着重指出，纵观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突出的，都是“左”，只有1927年陈独秀在武汉时犯了几个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的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决议》对周恩来不点名的批判对于后来的历史也有着不良的影响。1975年3月，张春桥、姚文元掀起了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闹剧。“四人帮”是一伙卑鄙无耻的小人，精于各种诬陷好人的鬼域伎俩。他们不但善于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找时机，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而且善于从历史档案中寻觅攻击对手的武器。他们以反“经验主义”为突破口，就是企图借助历史上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来打倒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写到：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经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对周恩来的批判显然是不公正的历史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一个紧要关头，周恩来都是或者基本上是站在正确一方的。即使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也有不少正确的主张并同“左”倾错误进行过不懈的斗争。请看在四中全会前后，周恩来是怎样忍辱负重并卓有成效的工作：1930年9月，在共产国际指示下，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当周恩来为纠正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而尽心竭力之时，共产国际却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仍将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内，而将已经回国的王明拒于其外大为不满。

为了纠正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共产国际改变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决定，于1930年12月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

在沉重的压力下，周恩来为了避免因严重的分歧而导致党的分裂，同瞿秋白一起对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承担了全部责任，并提出与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米夫在权衡各方面的情况后，采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果然，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周恩来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的态度”，以至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米夫在会上谈到改造党的指导机关时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的一致而斗争”，“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刘少奇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说：本来，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批评已难于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出现大分裂，就会给党带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面，周恩来该怎么办？他的心情极其痛苦。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是对党的犯罪；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乘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绝对做不到的。

他后来说过：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尽管他自己还没有得到同志们的谅解，但他不为自己解释，而是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能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共同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然而，罗章龙、王克全等不但没有收敛，相反更派人四处串连，煽动蛊惑，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代表中央同他们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谈话没有生效，罗、王等人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1月2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并决定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由于采取了这种坚决的措施，党内的局势稍稍稳定下来。

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与纠纷，但党没有分裂，这与周恩来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今天看来，他的种种努力不是帮助教条主义“流毒全党”，而是维护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在受到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周恩来依然忍辱负重地担负着中央繁重的日常工作。而王明则公然说，这只是“为了实际工作的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由于米夫仍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留在中国，继续支持王明，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他的内心充满着苦闷，但仍然像拼命三郎一样地工作着，并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消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以上事实说明，把周恩来说成是“经验主义”的代表，并把“经验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助手”，显然是不公正的。

“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在整风运动中，面对过火的批判，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忍辱负重，无私忘我，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

而同样受到批判的王明，却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地喊冤叫屈。对此，周恩来的评价是：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宰相肚里能撑船

周恩来襟怀坦荡，心胸像大海一样宽阔。

周恩来对人不溢美，对己不诿过，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对自己20余年革命历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刻的检查，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检讨了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教育全党，引以为鉴。

在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作检讨的排行榜上，周恩来肯定居于榜首。

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解放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以律己的精神。他的谦虚，更加衬托了他人格的伟大。

正是由于有这种严以律己的精神，周恩来参加延安整风，思想上收获甚大。他说：“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他表示：“经过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