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高机动勇士:讲真话的路径在哪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4:45:50
长平：讲真话的路径在哪里？
2010-03-29 来源: 南都周刊
如果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从政者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
人们在怀念作家巴金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夸张地说，他晚年提倡讲真话，在民族的灵魂世界树立了一座万人敬仰的丰碑，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按照这个逻辑，讲真话可以仍然困难重重，但应该越来越容易才对。可是在今年的“两会”上，我们听到了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的一句真话：“说真话越来越难”。
巴金先生对“文革”的总结很简单，那就是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他还说，那些权势人物就是靠讲假话爬上去的。不过巴金先生并没有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为什么说假话就可以爬上去？既然说假话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么人们说真话的动机在哪里呢？巴金先生在“文革”后讲了一些“文革”的真话，得到了热烈的喝彩；假如他在“文革”中就讲真话，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显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空话、套话，取决于一个怎样的语境。张委员说，“有些人不敢讲心里话，只能选择一些过得去的话，其实大家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所以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这种情况下，谁要站出来讲真话，反倒有些奇怪，会成为新闻。就像张委员这样，被很多媒体报道。
当然讲真话首先是一种道德。巴金先生说，“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这话对有道德感的人才有用。道德感首先要求面对自己的内心，是自己对自己的灵魂以及自己所持信仰的交代。因此，备受谎言折磨的人，往往是枯坐书房里冥思苦想的作家和诗人。索尔仁尼琴曾经号召大家，“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他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
索尔仁尼琴开出的办法其实跟巴金说的类似，那就是——“唾弃谎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说的是彼时的当下，敢于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办法包括：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这些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基本的道义，即使对现在的多数人而言，恐怕也只有有道德洁癖的人，才会严格地遵循。
索尔仁尼琴下面这番话，在很多人听来，也许真的只是天真的梦呓——他说：“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干嘛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那些说惯了空话套话的官员们可以释然，因为索氏后来成为一个彻底脱离社会的人，一个无可救药的愤世嫉俗者。──他的确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
我记得哈维尔也开列过类似的清单。哈维尔是一位荒诞剧作家，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中国作家津津乐道的“纯文学”道路，而是不能容忍生活中的荒诞，最后成为一位政治家。
在很多政治家看来，哈维尔把政治当文学在搞，所以那么强调道德、良心和灵魂。这种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另一半的故事是，哈维尔并没有要求大家只要守住灵魂就行，各自煲一锅心灵鸡汤，悠然自得地享用。事实上，他和他的同道一直在行动，并以行动换来了社会转型。
哈维尔的思想和行动可以理解为，个人内心的纯洁，最终应该换来社会制度的干净。假如我们回避这一点，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代表委员们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在对于张维庆委员的报道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基本上只是在呼唤道德勇气。这也只做了一半的工作。由于另外一般的搁置，可以肯定的是，到明年、后年甚至很多年以后，张委员们还会有同样的抱怨。
即便是在西方政治文明更加发达的国家，议员们也不可能都有哈维尔的境界，他们更多地也只是政客。哈维尔似的政治家，必须为这些政客创造一个环境，跟巴金先生和张维庆委员所指控的情况不一样，政客们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只有这样，巴金先生的这个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
2010-03-29 来源: 南都周刊
如果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从政者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
人们在怀念作家巴金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夸张地说，他晚年提倡讲真话，在民族的灵魂世界树立了一座万人敬仰的丰碑，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按照这个逻辑，讲真话可以仍然困难重重，但应该越来越容易才对。可是在今年的“两会”上，我们听到了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的一句真话：“说真话越来越难”。
巴金先生对“文革”的总结很简单，那就是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他还说，那些权势人物就是靠讲假话爬上去的。不过巴金先生并没有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为什么说假话就可以爬上去？既然说假话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么人们说真话的动机在哪里呢？巴金先生在“文革”后讲了一些“文革”的真话，得到了热烈的喝彩；假如他在“文革”中就讲真话，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显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空话、套话，取决于一个怎样的语境。张委员说，“有些人不敢讲心里话，只能选择一些过得去的话，其实大家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所以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这种情况下，谁要站出来讲真话，反倒有些奇怪，会成为新闻。就像张委员这样，被很多媒体报道。
当然讲真话首先是一种道德。巴金先生说，“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这话对有道德感的人才有用。道德感首先要求面对自己的内心，是自己对自己的灵魂以及自己所持信仰的交代。因此，备受谎言折磨的人，往往是枯坐书房里冥思苦想的作家和诗人。索尔仁尼琴曾经号召大家，“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他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
索尔仁尼琴开出的办法其实跟巴金说的类似，那就是——“唾弃谎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说的是彼时的当下，敢于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办法包括：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这些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基本的道义，即使对现在的多数人而言，恐怕也只有有道德洁癖的人，才会严格地遵循。
索尔仁尼琴下面这番话，在很多人听来，也许真的只是天真的梦呓——他说：“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干嘛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那些说惯了空话套话的官员们可以释然，因为索氏后来成为一个彻底脱离社会的人，一个无可救药的愤世嫉俗者。──他的确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
我记得哈维尔也开列过类似的清单。哈维尔是一位荒诞剧作家，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中国作家津津乐道的“纯文学”道路，而是不能容忍生活中的荒诞，最后成为一位政治家。
在很多政治家看来，哈维尔把政治当文学在搞，所以那么强调道德、良心和灵魂。这种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另一半的故事是，哈维尔并没有要求大家只要守住灵魂就行，各自煲一锅心灵鸡汤，悠然自得地享用。事实上，他和他的同道一直在行动，并以行动换来了社会转型。
哈维尔的思想和行动可以理解为，个人内心的纯洁，最终应该换来社会制度的干净。假如我们回避这一点，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代表委员们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在对于张维庆委员的报道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基本上只是在呼唤道德勇气。这也只做了一半的工作。由于另外一般的搁置，可以肯定的是，到明年、后年甚至很多年以后，张委员们还会有同样的抱怨。
即便是在西方政治文明更加发达的国家，议员们也不可能都有哈维尔的境界，他们更多地也只是政客。哈维尔似的政治家，必须为这些政客创造一个环境，跟巴金先生和张维庆委员所指控的情况不一样，政客们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只有这样，巴金先生的这个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
讲真话的路径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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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郎咸平式的"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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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朱顺忠：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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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错在哪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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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 察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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