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说的老炮儿是谁:杀妻求荣的名将吴起为何被刀砍箭射后大卸五块

2011年10月08日 14:4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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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个被功名利禄牢牢控制和驱使的奴隶，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往往会使出全部的筹码，放手一搏。可结果无情，等待他的，早年是破产，晚年是破身——刀砍箭射之后，贵族们还不解恨，又对吴起的尸身，施行了车裂之刑，大卸五块。

本文摘自：《名将之死》，作者：张锐强，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现在看来，宰相属于文官，主内；将军执掌兵权，对外。但这是社会不断发展、分工日渐细致的结果。早期，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工还没到这个程度，将相一体是常事。出将入相，不仅仅是成语，更是事实。比如晋国，常备军分为上军、中军、下军三支(后来又增加了新军)，这三支军队，分别配置主将、副将各一名。遇到战事，他们就统兵出征；战争结束，他们再脱下战袍，进入庙堂，分别执掌国家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六卿”。

当时，将军立了大功，无官可赏时，君主就会提拔他们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赵国的名将李牧，就当过相国。如果无此惯例，人们拿现在的观念考量，就无法理解廉颇和蔺相如争位的行为，也无法感受“负荆请罪”、“刎颈之交”这些成语的美妙。因为将军的最顶端，也就是相当现在的国防部长。除非军人独裁政权，否则将军再厉害，也要接受相国领导。你廉颇饶是劳苦功高资历深厚，也不能跟丞相叫板，那只能是自取其辱。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序列中，第一个出将入相的人是谁呢？本文的主角儿，名将吴起。

吴起先后在鲁国和魏国出任将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后来到了楚国，又被任命为令尹，主持变法，惊天动地。楚国属于蛮荒之地，不是周朝第一批分封的诸侯国。他们和吴国、越国一样，不遵循中原地区的礼仪，君主虽然只是子爵，却一直称王，不像秦国晋国，开始称公；魏国赵国，早期称侯。君主名分悬殊，官职设置自然也会有差别。这个令尹，就相当于中原各国的丞相。也就是说，吴起的出将入相，是货真价实的，并非仅仅只有名分，或者象征意义。

出将入相，志气文人的一生梦想，否则也不会创造出这个词语。如此看来，吴起一定是历史上的大“牛人”喽？是，也不是。

名将之污

英雄不问出身。伟大人物，往往会有个卑微的起点。至少他要从毛头小子，成长为一方统帅。谁穿开裆裤时，不曾调皮捣蛋，吸溜鼻涕？如果他果真少年老成到了当时就露出伟人相的程度，只怕会印证这句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伟大可以看作一股真气，潜水时憋的真气。伟人从青年或者中年憋到终点，已属难能可贵；从少年就开始憋，半道上要么作弊浮水，要么气绝身亡。不是么？

吴起(约公元前440～381年)也不例外。他是卫国左氏人，这个地方，有人说是山东定陶，也有人认为在山东曹县东北。吴起本来有点家产，但他一心当官，因此到处游说君主。游说这个字眼和实践，很有意思，总让人联系起竞选。虽然游说的主要对象是君主，或者掌握权柄的大臣，而竞选需要面对的是广大选民，但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广为宣传，自我推销。

竞选可以公开筹集资金，当选之后明里暗里回报支持者。但是吴起的游说，却没有拉到赞助，只能自己投入。就这样，他东奔西颠，游走于各国君主和权贵之间，最后收获的不是当官，而是破产。后来，齐国发兵进攻鲁国。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是凶信，兵火燃起，应该迅速退避，但对于吴起，却正好相反。他立即找到鲁国的国君鲁穆公，毛遂自荐。

这一回，鲁穆公终于被吴起的口舌打动。派他领兵抵抗侵略，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其中有个技术性障碍：吴起是齐国的女婿。到了关键时刻，谁能确保他立场坚定呢？

关于杀妻求将，坊间还有另外的版本。有出戏叫《吴汉杀妻》，又名《斩经堂》，很多剧种都演过，我看过其中的京剧版，麒派戏。这戏说的是东汉名将吴汉，娶了王莽的女儿，担任潼关总兵。后来刘秀逃亡经过此地，被吴汉拿住。当时王莽篡汉，刘秀算是朝廷钦犯。吴汉这么做，完全符合政策规定，但他母亲却不这么看。老太太听说吴汉要把刘秀交出去，立即找到儿子，告诉他说：“傻孩子，王莽是你的杀父仇人。你赶紧杀掉他闺女，辅助刘秀兴复汉室，这才是正道！”吴汉提着宝剑回来，却看见妻子在经堂里念佛。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吴汉不忍动手。其妻得知详情后，随即自刎身亡，成全丈夫。

以一条人命的代价，换来将军的大印，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是个污点，很大的污点。所以戏里的吴汉，动手前有一大段二黄唱腔，表达内心的犹豫不决与痛苦彷徨。不仅如此，戏文内除了国仇，还设置了家恨：王莽手上沾有吴汉父亲的鲜血。饶是如此，剧作家依然找不到理直气壮地杀害无辜的正当理由，只好再退一步，让王莽的闺女自杀，吴汉的母亲赔死。

吴汉后来成为东汉的中兴功臣，在“云台二十八将”中位列第二。把杀妻的故事安到他头上，无非是要宣扬愚忠于皇帝的观念。刘秀是汉室宗亲么。但故事本身，根本经不起推敲。邓拓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吴汉何尝杀妻》，收录在《三家村札记》中，考证吴汉没干过这事，绝对无此可能。这事吴汉没干过，那么吴起呢？十有八九干过。至少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反驳太史公司马迁。

吴汉没有杀妻，他妻子是自杀；两人之间不但有国恨，更有家仇；吴汉的母亲，也自缢而死，在道德上接近偿命。即便这样，这事如果发生过，也算不上光彩，更何况吴起之妻完全无辜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吴起身上的这个污点，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不管他建立过何等的功勋，有多么伟大。

鲁国不容

吴起以妻子的人头为代价，换取了人生大舞台的第一张入场券，这一仗他又打得如何呢？虽胜犹败，得不偿失。

接过兵符，吴起随即点齐人马，开赴前线。虽然立功心切，他并没有急于开战，而是首先派出使者前往齐军大营，请求讲和。鲁国的实力本来就不如齐国，吴起主动求和，齐军主将越发放松警惕。吴起呢，继续给敌人灌迷魂药。按照一般的规矩，行军布阵，中军的实力最强，吴起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把老弱的军卒集中到中军。等齐军心里的弦完全放松下来，吴起带领早已集结完毕的精锐部队，突然擂响战鼓，发起了攻击。齐军猝不及防，阵形大乱，一仗下来，损兵折将，不得不匆匆败退。

这就是吴起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应该承认，他这个亮相，相当精彩。按照道理，回到鲁国，等待他的，应该是鲜花掌声和红地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看到这个卫国来的毛头小子立下如此功勋，很多人都耳热眼红，于是吴起的很多毛病，都传到了鲁穆公的耳边。

他们说：“吴起这个人，残暴而猜疑。本来他家底丰厚，可他一心向上爬，到处游说，跑官要官，结果搞得两手空空，倾家荡产。乡邻们耻笑他，他就杀了三十多个说他闲话的人，逃出卫国向东而去。临走之前，他和母亲告别，咬着臂膀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吴起为了功名利禄，投身曾参的儿子曾申门下，后来母亲去世，他都不肯回家奔丧。曾申为此非常生气，就把他逐出了门墙。吴起没办法，这才转而学习兵法，侍奉国君。国君对他有疑虑，他不惜杀掉自己的妻子，以换取将军的名位。俗话说，树大招风。咱们鲁国本来是个小国，现在胜了齐国，名声大振。再这样下去，难免会引起别国的不安，他们都会图谋鲁国。而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吴起是卫国的罪人，国君您任用他，不是有负于卫国吗？”

这枚针对吴起的流弹，杀伤力委实不小。它列举了吴起的三大道德罪状，以及任用吴起的两个危害。吴起斩杀乡邻，是为不仁；杀妻求将，是为不义；母丧不归，是为不孝。鲁国是姬姓诸侯，开国君主是周公姬旦的长子姬伯禽，也就是周武王的亲侄子。清代的高士奇说过：“周之最亲者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因为这层关系，周礼最细心的保存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莫过于鲁国，这就是那句话的来历：周礼尽在鲁矣。鲁国对礼仪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则故事可以作为参考。周朝分封诸侯之初，姜尚曾经问姬旦：“您准备怎样治理鲁国？”姬旦回答道：“尊尊而亲亲。”就是尊重尊者，亲近亲人。一句话，重视人伦礼仪，别尊卑，分亲疏。周公接着反问姜尚：“您又准备如何治理齐国呢？”姜尚直言不讳地说：“尊贤而崇功。”意思很明白，尊重贤能，崇尚功业。

这事《淮南子·齐俗训》和《汉书·地理志》都有记载。齐国与鲁国的分野，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后来出现了“田氏代齐”事件，姓田的贵族崛起，夺取国家政权，把姜尚的后裔流放到了海岛，但那种治国思路，大抵没有废弃。所以在姜齐中出现了“春秋五霸”之后，田齐又成为“战国七雄”，而鲁国则早早地衰亡湮灭。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礼仪之邦往往孱弱而缺乏血性。道理和正义，经常被弱者奉为圭臬，是因为他们格外需要这样的保护伞，而强者对它们，从来都是不屑一顾，践踏而去。鲁国的地位如此之高，却一直国势不振，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被“礼仪”二字所误。

请注意这番对话的发生地。它不在“尊尊而亲亲”的鲁，而在“尊贤而崇功”的齐。齐国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吴起在鲁国，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完全可以这样说：一个不孝顺母亲、珍爱妻子的人，怎么会真心忠于鲁国的国君？

鲁国抛弃吴起，结论近乎正确，论据和论证过程小有问题。主要是任用吴起的那两个所谓危害，完全站不住脚。人也好国也罢，弱小者只有不断自我修炼，增强内功，才有可能生存乃至发展，一味示弱，就像小羊跪在狼跟前苦苦哀求饶命，怎是长久之计？所谓卫国的罪人，鲁国不方便使用云云，更是满纸荒唐言，否则楚才晋用一词，又如何解释。

历史无法倒推，也从来不接受辩解。反正吴起初经战阵的胜利，是典型的皮洛斯式的胜利：代价太高，得不偿失。尽管有满腹的兵韬将略，他也只得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心情悲怆地离开鲁国的都城曲阜，像枚孤单的落叶，被秋风吹向天涯。那些日子里，当他独自一人置身于在旅店的孤灯野火之下，不知道他可曾会想起冤死的妻子？或者说，当他想起冤死的妻子时，不知会作何感想？

细读史书中关于吴起的篇章，推敲他的性格为人，那时他恐怕不会想起泉下的冤魂。他那股追逐名利的劲头，类似于曹操的独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所以那段时间吴起考虑的问题，一定实际得多：自师从曾申开始，直到被任命为将军，他在鲁国前后待了六年左右。如今哪里还有更加合适的市场，可以把正值壮年的自己，卖个好价钱呢？

这个市场是有的，而且也不太远：一路向南，魏文侯治下的魏国。

魏国兴起

战国七雄中，最先崛起的是魏国。魏国之所以能占到这个先机，与两个人物密不可分：魏文侯与李悝。

三家分晋之后，智伯的领地多数归了赵国，韩魏两家，所得相对少些。魏国山地多良田少，粮食压力一直比较大。魏文侯继位之后，任用李悝，率先变法，国力逐渐强盛。李悝的名字，也写作“李克”，甚至“里克”，但是《汉书》认为，李悝和李克是两个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秦始皇实在居功至伟：若非他下令一把火烧掉各国的史书，历史怎么会如此扑朔迷离色彩斑斓？

李悝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一部《法经》，在经济上主张“尽地力之教”，以及推行“平籴法”。《法经》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后来商鞅把它带到秦国，秦汉两国的法律，都以《法经》为蓝本。因为这个缘故，后世把李悝视为法家的鼻祖。

对魏国国力影响最大的，还是“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尽地力之教”说得通俗些，就是尽量增加每亩地的产出。每亩多收几斗粮，全国累加起来，就是个惊人的数字。谷贱伤农，谷贵伤民。而当时农民种地处于亏损状态，所以他们对农业生产的兴趣不高，从而导致产量下降，粮价上涨。针对这个情况，李悝建议实行“平籴法”，粮食丰收时国家收购，歉收时再平价出售，以稳定粮价。即便碰上自然灾害，粮价不致太贵，人民不至于流亡。换成现代语汇，就是国家收储计划。

魏文侯从谏如流，国家实力一天天强大。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也称赞李悝“富国强兵”。李悝在魏国到底是否出任过相国，历史上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他深受魏文侯信任，能够参与高层的核心决策；吴起过来投奔，魏文侯也首先征询李悝的意见。

说起来，李悝跟吴起算是师兄弟，因为他也曾经师从曾申。他对吴起有所了解，于是也就实话实说：“吴起这个人，贪名又好色。但是论起带兵，就是司马穰苴也不过如此。”

李悝这个评价相当高。司马穰苴姓田，名穰苴，齐国人。因为后来做了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大司马，所以又被尊称为司马穰苴。当时晋军来攻，燕国也趁火打劫，齐军屡战屡败，形势岌岌可危。危急时刻，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田穰苴。这事非同小可，齐景公先找穰苴谈谈话，相当于面试。这一谈不要紧，穰苴的用兵方略和见解，深深地令齐景公折服。他立即决定，拜穰苴为大将军，领兵御敌。

穰苴说：“我只是田氏的远房后裔，身份卑贱。您直接把我提拔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一时还难以服众。请您派一个身份高贵、有威信的人作监军。”齐景公顺水推舟，派宠臣庄贾监军。穰苴随即辞别景公，与庄贾约定：“明天中午时分，请您到军营会合。大军随后出发。”

监军的地位，论理比将军还要高。亲戚朋友官场故旧听说后，纷纷前来祝贺送行，庄贾置酒高会，喝得忘乎所以，早已把约定置之脑后。反正他是国君跟前的大红人，地位尊贵，又是监军。穰苴呢，次日一早赶到军营，下令立起一根木杆，观测日影，确定时间。到了中午，庄贾还没出现，穰苴随即命令放倒木杆停止滴漏，召集将领申明军纪。一二三点，四五六条。

军法官立即跑步赶到。穰苴低沉但是威严地问道：“按照军法，行军误期，该怎么处理？”军法官说：“应该斩首！”孩子哭，抱给他娘。庄贾一见阵势不妙，赶紧派人飞马急报齐景公，请求救命。穰苴不管三七二十一，喝令立即执行，杀无赦，斩立决，然后在军营示众。全将军士一见，十分敬畏，连个大气都不敢出。过了些时候，齐景公的使者拿着符节，前来赦免庄贾。人命关天事情紧急，使者直接驾着车子驰入军中。司马穰苴高声问军法官：“在军营里驾车横冲直撞，应当如何处治？”军法官朗声答道：“当斩！”使者一听万分惊惧，立即恳求饶命。司马穰苴说：“既是国君的使者，可以不杀，但必须执行军纪。”于是命令拆毁车子，杀掉驾马，以儆效尤。

从那以后，齐军一扫萎靡之风，纪律严明，士气大振。穰苴随即领兵出发，奔赴前线。行军途中，他亲自过问士卒们的休息、宿营、掘井、修灶、饮食、疾病、医药等事宜，把供给将军的食物物品，用来犒赏军士。他和士卒吃同样的饭食，对体弱的士兵格外关心，很快就赢得了全军将士的信任。三天后，他部署调整队伍，有病的士兵都要求同行，大家纷纷主动请战。晋军和燕军听说后，全都不战而退。司马穰苴率乘胜追击，歼灭了部分敌军，收复全部的城邑和土地，然后凯旋班师。还未到国都，他就解散军队，废除军令，誓盟之后进入城邑。齐景公非常高兴，任命穰苴为大司马，掌管全国军事，田氏家族的地位和声望，也进一步提高。

齐国大夫鲍氏、高子、国子等人，嫉妒穰苴的功劳，不断地在齐景公跟前给穰苴上眼药，直到他被罢黜回家。这事进一步激发了田氏跟高子、国子等人的矛盾。后来田常杀了简公，尽灭高子、国子家族，直到田和自立为齐君，流放掉姜氏的后裔，姜齐灭，而田齐兴。齐威王当政时，命令大夫们搜集整理古时的《司马兵法》，将司马穰苴的遗著附在其中，称《司马穰苴兵法》，后世简称为《司马法》。《司马法》是我国军事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兵书，宋代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大将守边

李悝的这个评价，决定了吴起的命运，魏文侯立即拜他为将。吴起果然不辱使命，带领魏军攻打秦国，连战连胜，夺取了五座城邑。

吴起带兵，还真有点司马穰苴的特点。他跟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睡觉不铺席，行军不乘车，自己背自己的干粮。有个士兵生了疮，吴起亲自给他吮吸脓液。那个士兵的母亲听说之后，放声大哭。别人很不理解，就问她：“你儿子不过是个军卒，将军亲口为他吸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她说：“您是不知道厉害。当初吴公也给我丈夫吸过脓，结果他打起仗来不要命，很快就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脓，不知道我儿子将会死在哪里。我想来伤心，不能不哭啊。”

当时，魏军和秦军一直在西河一带拉锯。西河也叫河西，就是山西、陕西之间，黄河南段的西岸地区。秦魏两国在此交界。在翟璜的推荐下，魏文侯派吴起镇守西河。吴起认为，兵不在多而在“治”。他建议魏文侯，用他的新标准，考选士兵，组建一支精锐部队，名叫武卒，最终得以施行。吴起的新标准都有哪些内容呢？现在的人们看了，也难免头皮发麻。因为它实在太严酷：身穿上、中、下三副甲，头戴重盔，肩扛长戈，腰挂重剑，带五十支箭，背三天的干粮，半天行军一百里，到达战场能立即投入战斗，双手能拉开十二石也就是六百六十斤的硬弓。

当时的一百里相当于今天的四十一公里，差不多就是奥运会的马拉松项目。但是跑马拉松只穿短裤背心，而魏国的“武卒”，浑身上下负重累累。所以说，他们个个都是特种兵，单兵战斗力可想而知。

特种兵必然要有特种的待遇相配套。武卒的家庭，可以免除全部的徭役和田宅租税，他们在军中的伙食标准，自然也比普通士兵高。立了功还能获得爵位。魏国虽然山地多土地少，但是河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解池一带，有大量的盐池。盐池里产的不是食盐，简直就是金子。古往今来，盐作为生活必需品，能够带来大量的利润，政府不肯放弃这块肥肉，总要垄断经营，这从湖北监利县得名的由来，可见一斑：赤壁之战曹军大败，曹操匆匆败走华容道，战后这块地方随即归入东吴的版图。因为这里“士卑沃、广陂泽”，“地富鱼稻”，西北部产盐，东吴便“令官督办”，“以监盐渔之利”。公元222年孙权称帝后，干脆从华容县里划出一块地方，设立监利县。

说起来，那时候“领导重视”的方式，跟现在也差不多。首先就是设架子、立班子。否则机构又怎么会越来越臃肿呢？

魏国就靠盐池专营的收入，经过吴起的严格考选训练，组建成了强大的精锐部队武卒。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不是信口开河的虚夸。根据记载，当时吴起“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也就是说，全胜率高达84%。毫无疑问，这是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这其中既有吴起的过人将略，也有士兵们的高超素质。当然，士兵们勇敢善战，也有赖于吴起卓有成效的训练。就是那句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吴起的治军方略，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军纪严明。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才能出战斗力。有一次，两个士兵没接到命令就擅自出击，结果立了功回来，不仅没得到封赏，反而被吴起斩首。二是言而有信。有个成语，叫“移木建信”，说的是商鞅变法时，为了取信于民，就在市场的南门立了一根木杆，旁边贴着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就赏他十金。”大伙儿看了告示，个个云山雾罩，搞不清怎么回事：把木杆扛到北门轻而易举，这个劳务费无论如何也不值十金啊。肯定是上边吃饱了撑的，瞎忽悠。商鞅一见，又把赏格提高五倍。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扛走木杆，果然拿到了黄澄澄的五十斤。这一下，政府的威信随之树立。

柱子倒了，吴起的威信立了起来。这个故事跟商鞅的“移木建信”，有太多相似之处，很难说清版权的归属。按照道理，吴起在先，商鞅在后，似乎应当归于吴起。不过事情是古人做的，历史却是后人写的。笔头子一歪，张冠李戴是常事。所以我们暂且放下这个故事，看看明人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中，对于吴起守信的记载。说的是吴起外出，正好碰到一个老朋友，就要请他吃饭。朋友说：“行啊，等我回来吧。”吴起说：“那好，我在家等您。”结果吴起等得太阳花儿都谢了，直到天黑，也没见朋友的影子。怎么办？有约不来，吴起也就不吃晚饭。直到次日一早，他派人请来朋友，这才跟他一起，把晚饭和早饭一同吃掉。

宋濂后面有这样的议论：“起之不食以俟者，恐其自食其言也。其为信若此，宜其能服三军欤？欲服三军，非信不可也。”就是说，吴起之所以不吃饭等待朋友，是怕吃饭的同时，也食了言。果真如此，三军将士还能不信服他么？要取信三军，必须言而有信。

吴起治军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使用精神激励。拿破仑曾经说过：“给我足够的勋章，我就能征服地球。”吴起也深谙此道。西河地区是秦魏双方的必争之地。对于秦国而言，过了西河，往西就是辽阔的渭河平原，无险可守。魏军兵锋所指，甚至连秦国的国都，都会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攻伐，从来都不曾停止。为了激励士气，吴起请魏武侯——当时魏文侯已经死去——亲自出面，举办庆功宴会。他让立上功的将士坐前排，使用金、银、铜等贵重餐具，猪、牛、羊三牲俱全；立次功者坐中排，贵重餐具和食物适当减少；无功者坐后排，只能用普通餐具。宴会结束后，还要在大门外论功赏赐有功者父母妻子。对死难将士的家属，每年都派使者慰问。

这个方法，一施行就是三年。公元前389年，秦国调集大军，攻击东进道路上的咽喉要地阴晋，也就是今天陕西华阴的东部。警报传到河西，立即有数万魏军士兵，不等将令下达，就自行穿戴甲胄披挂整齐，准备参战。吴起请求魏武侯，派五万名没有立过功的士兵，由自己率领反击秦军。武侯照准所请，并加派战车五百乘、骑兵三千名。出战的前一天，吴起发布将令说：每个人都要跟我一起，奋勇作战，无论车兵、骑兵还是步兵。“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意思是如果车兵俘虏不了敌军的战车，骑兵俘虏不了敌军的骑兵，步兵俘虏不了敌军的步兵，就算打了胜仗，也没有功劳。

吴起带领这五万多渴望建功立业的士兵，在阴晋向秦军发起反击。魏军虽然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经过反复冲杀，最终彻底击溃秦军。有史料记载，当时秦军有五十万之众。所以阴晋之战，也算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西河学派

吴起镇守西河期间，一个重要的儒家学派在魏国诞生：西河学派。

说到这里，首先要把“西河”这个概念掰扯清楚。一般而言，典籍上单独提到一个“河”，都是指黄河，这里也不例外。只是黄河既为巨龙，便不会安分，东奔西突，河道多变。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春秋时期，卫国的西部边境沿着黄河，所以那里叫“西河”，就是今天河南的浚县、滑县一带；到了战国，黄河已经龙腾至今天的河南安阳以东，所以安阳也叫“西河”。吴起镇守的西河郡，则是在晋陕之间的黄河西岸地区，那原本是秦国的领土。

西河学派的创始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子夏是卫国人，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称，“子夏居西河教授”。这其中的西河，有人认为在河南安阳，有人认为在山西汾阳，也有人认为在吴起镇守的西河郡。不管在哪里，总之跟吴起大有关系。

魏文侯聘请子夏，是受他弟弟魏成子的推荐。当时子夏已经是耄耋之年，因为儿子去世哭瞎了眼睛，就没有答应。魏文侯于是又去请子夏的弟子段干木。可是他到了段干木的门前，段干木却不肯相见，不惜翻墙头跑掉，简直就像躲避瘟疫。然而魏文侯并不生气，专门造了一座礼贤台，然后用自己的车子把段干木接来，礼送到台上，再恭恭敬敬、气氛庄严地发出正式邀请。

子夏和段干木当时居住在魏国的别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魏县，鸭梨之乡。那座礼贤台位于魏县的东郊，当然现在早已漫入荒土。正所谓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可在当时，它强大的气场，还是感染了子夏和段干木。他们决定接受魏文侯的请求，前往西河讲学。一同前去的，还有公羊高、谷梁赤，以及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子夏身体不好，段干木等人只好冲到前台，担任讲学的主力。魏文侯对段干木十分恭敬，“过其闾而轼之”，就是每次经过他的门前，都要手抚车前面的横木，遥遥致敬。据《吕氏春秋》记载：“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至，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无乃难乎？’”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魏文侯见段干木，总是恭敬地站在他跟前，累了也不歇息；但是见翟璜，却总是坐着。至于原因，魏文侯说得非常清楚。就是那句话：上帝不会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一个人。无论何时，你想图别人的实利，就别想获得他的尊重。非此即彼。

魏文侯礼敬段干木，倒是收获了实利。据《吕氏春秋·期贤篇》记载，有一年，“秦欲攻魏，司马唐谏曰：‘段干木贤，魏礼之，不可加兵。’”《史记·魏世家》也有相似的内容，可以互为印证：“秦兴兵欲攻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未可图也。”这样一来，不但段干木的名气直线上升，魏文侯的贤明也声震天下，八方才俊纷纷来投。

这个广告效应，正是魏文侯想要的吧？只是效应如此强烈，直接阻止了一次战争，恐怕是他想不到的。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对钱学森的留难。他们的理由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钱学森都值二十个师，当然不能随便放他回中国。那是典型的放虎归山。

汉代以前，人们并无“史学”观念。学术的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班固在《汉书》中，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分别称为“王官学”和“百家言”。也就是说，历史记载，掌握在官家手中。孔子著《春秋》，实际上有僭越之嫌。有点越轨。因为这属于“王官学”的范畴。当时不仅普通人无权修史，就是各个诸侯国的史官，也都是周天子派过去的，属于中央派驻地方的干部，人事关系不归诸侯国管。所以齐国的崔杼杀害国君，史官这样记上一笔：“崔杼弑其君”。一个“其”字告诉大家，那是崔杼的国君，而非史官的。正因如此，崔杼虽然杀掉了这个太史，却无权任命新的史官，太史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又被杀；第二个弟弟接过笔简，记录的内容口吻依然没有变化。崔杼无奈，这才停止屠刀。一个叫南史氏的史官听说之后，担心无人修史，就捧着自己的笔，带着竹简，要去拾起那个沾满鲜血的接力棒，半路上得到最新消息，这才作罢。

很难说清楚，史官记录各个诸侯国的事情，是作为历史，还是作为年度工作报告。在当时，只怕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时间和历史观念。有这样清醒的历史意识的，孔子可谓第一人。不管怎么说，他写的《春秋》既然是“王官学”，在“经”的范围内，所以就可以有传，而且一下子就出来三部。

《春秋三传》有何区别？宋代的叶梦得认为，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朱熹说：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主角儿是名将吴起，现在却在《春秋》和《左传》上打转转，算不算跑题？当然不算。这个问题跟吴起关系深切。

关于《春秋》，孔子自己说过，“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这其中的“义”，简而言之，相当于“道”，脱离不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孔子作《春秋》，只记结果，所谓“述而不作”，如何评价、解释那些历史事件，就成了问题。后世为《春秋》作传，其实就是争夺对历史的发言权和命名权。本来，儒家讲究“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但不同的门派和传人，各有侧重。公羊高、谷梁赤是典型的儒生，难免迂阔；吴起受过曾申的训斥，更加注重经世致用。所以《三传》的差别甚大。

钱宾四先生和章太炎认为《左传》与吴起有关，甚至就是出自他手，当然并非因为这个原因。《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氏传》，钱宾四先生认为，如果确实是左丘明写的，为何不叫《春秋左丘传》？其中的“左氏”，应该是地名，吴起正好是卫国左氏人；不仅如此，《左传》对晋国和楚国，记录得特别详尽，吴起正好有此优势；《左传》里尽说魏国的好话，吴起长期捧着魏国的饭碗，甚至还想入相；《左传》对战争的记叙相当精彩，显示作者似乎有很高的军事素养。

无论如何，吴起曾经将《左传》传给他的儿子。这本书到底是不是他的手笔，已经无法考证，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足以表明，吴起绝非简单的一介武夫(有句题外话，也值得说说：几百年后，西晋名将杜预专门注释过《左传》。他自然也不是简单的武夫)。

这就给下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将相争位

魏文侯去世之后，吴起继续独当一面，镇守西河。继任的魏武侯曾经来西河前线视察，这样的场合，一把手当然要亲自出面全程陪同。吴起于是陪着主要领导，坐船沿黄河而下。看到黄河两岸险峻的地形，魏武侯非常高兴，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意思是说，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固若金汤，真是魏国的无价之宝。

魏武侯这话，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吴起怎么回应呢？他结结实实地给国君上了一课：“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意思是说，关键在于清明的德政，而非险要的地势。从前三苗氏的国家，左有洞庭湖，右有鄱阳湖，不修德义，被大禹灭了。夏桀，殷纣王，莫不如此。国君您要是不修德政，咱们恐怕都会成为敌国的俘虏。

在德不在险，这话很有意思，让人想起另外一句话：“在德不在鼎”。如果《左传》果真出自吴起之手，那么这话也跟他有关系，因为记录在《左传》中。故事的主角儿，是那个“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楚庄王。他从三年纸醉金迷的韬光养晦中醒来，发愤图强，楚国实力大增。人富了难免显摆，国富了自然生事。这个楚庄王，打完周围的小国还不过瘾，顺便陈兵周疆，在周朝的国都洛阳郊外摆下阵势，大张旗鼓地检阅部队，显示实力。楚庄王打的什么主意，周天子当然明白。没办法，他只好派一个叫“满”的王孙，前去楚营劳军。楚庄王趁机问王孙满，周朝九鼎的重量。这时王孙满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在德不在鼎”，让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

魏武侯的感觉，估计也是碰了一鼻子灰。吴起那番话，本身没有任何错误，义正词严，冠冕堂皇，一副绝对真理的模样，可我还是听出了弦外之音：你一味强调地势险要，那我吴某人的价值，又体现在何处？

廉颇与蔺相如争夺名位的故事，由于成语和戏曲的传诵，早已家喻户晓。但在他们之前，吴起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他的诉求不仅仅是排名站班时的名次，而是直接指向丞相的宝座。

吴起镇守西河，时间长，功劳大，声誉高。出将入相的辉煌，想必他从来都不曾忘记，一直苦等着丞相的职位。可是后来魏国选相，很多人都看好吴起，吴起也自信满满，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贵戚田文蟾宫折桂，名将吴起榜上无名。遭此打击，吴起心里很是不忿，就单刀直入，直接跟田文摊牌。这段故事，《史记》中的记载不算费解，干脆直接抄录如下。

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於子乎？属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吴起总结了自己的三个功绩，或者叫能力：统帅三军，使士兵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敌国因此不敢图谋魏国；治理百官，安抚百姓，充实府库，增强国力；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窥，而韩赵全都仰魏国之鼻息，不敢有半点不从。应该承认，这话基本属实，除了带点情绪，并没有多少虚夸。可是，他想不到还有所谓的“主少国疑”，所谓的功高震主。

千万不要顺着语言和思维的惯性，在此批评所谓封建时代的种种愚昧落后，譬如干部制度不科学，用人不公等等。那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更是典型的人云亦云。过去没有组织考察，举荐贤能全靠个人眼力，风险甚大。被举荐者如果出了问题，举荐者搞不好要负连带责任。所以经常有这样的场面，某某拍着胸脯说，我愿以全家多少条命为担保，举荐某某！那时没有眼镜，更没有望远镜显微镜，不知道这是人们视力良好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个问题，颇可思量。

除开这些，我此时最大的感慨，是守成之君到底不如开国之王。田文所说的疑虑，自然都是魏武侯的。同样是争夺相位，我们不妨看看魏文侯的处置方式。

文侯有一次要任命丞相，他弟弟魏成和翟璜PK。魏文侯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李悝。李悝说：“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意思是说，地位低的关系远的，没有资格议论地位高关系近的。我的使命在宫门之外，这样的国家大事，我可不敢乱说。文侯说：“先生临事勿让。”意思是说，没事，我信任您，先生您就别推辞了吧。李悝说：“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悝哉！”

这段话不长，但很是关键。换成白话文，大意如下：国君您没有留意罢了。平常看他亲近谁，富贵时看他结交谁，发达时看他举荐谁，落魄时看他不干什么事，贫穷时看他不要什么东西。这五项指标，就可以确定人选。

明白人不必细讲，彼此便可心领神会，所谓心照不宣。魏文侯立即说：“先生您请回吧。丞相人选已经确定。”李悝辞别魏文侯，又见到了翟璜。翟璜问道：“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就是说，我听说今天国君请您议论丞相人选，最后确定的是谁？李悝说：“魏成。”

翟璜是什么反应呢？史书上的原话是这样的。翟璜愤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翟璜列举了他举荐的五位能臣，说西河的守将吴起，是我推荐的；国君担心邺城，我推荐西门豹去治理；国君要讨伐中山，我推荐乐羊为主将；攻下中山，没有合适的人选镇守，我推荐了先生您；国君的儿子缺乏良师，我推荐了屈侯鲋。天地良心，耳朵所听眼睛所见，我哪一点不如魏成？

这五个人，表现都不错。其中的乐羊，很值得单独说说。

乐羊本来是翟璜的门客，所以他的斤两，翟璜很清楚。问题是他的儿子乐舒，在中山当将军不说，还与翟璜有杀子之仇。也就是说，翟璜有个儿子，死在乐舒手里。当此情境，翟璜不为难乐羊，反倒举荐他为将，确实不是一般的胸襟气度。

魏文侯于是就派乐羊领兵攻打中山。那个时候，吴起似乎是乐羊的部将，这里暂且不说。当时中山的实力很强，经常把赵国搅和得举国不安，魏国最终也是费了三年功夫，才把这块硬骨头给啃掉的。可以想象，乐羊不可能马到成功。他刚开始出师不利，没占到便宜，魏国朝堂立即舆论大哗：什么意思？乐羊明显是顾忌私情，举兵不前嘛！里通外国，拥兵自重，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样的人，应该马上撤职查办！魏国这么说，对手中山呢，更狠。他们杀掉乐舒，煮成肉羹，送给了乐羊。

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设想当时的乐羊，一定无比的悲凉。为了取信于魏，他吃下儿子的肉，最终灭了中山。魏文侯呢，“赏其功而疑其心”。在这一点上，他倒是比晚年的齐桓公清醒。易牙烝了自己的儿子献上，竟然能赢得齐桓公的宠信。而齐桓公最终的命运，大家是知道的。他被管仲临终之前否定的三个小人，易牙，开方和竖刁，锁在寝殿内病饿而死，尸体搁在床上六十七天，蛆虫都从窗户上朝外爬了，新的国君才有机会收拾安葬。他这样死也没什么，咎由自取；但是国内政局不安，五个儿子大动干戈，要死掉多少无辜的百姓。

举荐贤能是丞相的重要职责或者能力，从这一点看，翟璜争取相位，并非贪心不足蛇吞象的狂妄之举。《资治通鉴》上还记载有一则翟璜巧谏君王的故事，很有趣味。原文如下。

(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什么叫反差，这就叫反差，一般人很难承受，魏文侯也不例外。他顿时大发雷霆，任座一看不好，起身就跑。轮到翟璜，他说：“您确实是仁义之君。”魏文侯说：“何以见得？”翟璜说：“我听说君主仁义，所以大臣刚直。如果您不是仁君，刚才任座怎么敢于直言呢？”魏文侯回过神来，立即命令翟璜请回任座，然后亲自下堂迎接，把他奉为上宾。

跟移木建信一样，又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我们更熟悉的主角，是唐太宗、魏征和长孙皇后。时代的真伪暂且不说，同样这个故事，还有两个版本，翟璜和任座依然是主角儿，只不过互换了角色，类似反串。唐朝人李翰，就是“芳树无人花自落、空山一路鸟空啼”的作者、诗人李华的儿子，编了一本介绍历史知识和典故的发蒙童书，类似今天的小学课本，叫《蒙求》，原样记载了这个故事，但直言的是翟璜，巧言的是任座。它的出处，应该是汉朝刘向的《新序杂事一》。直言也罢，巧言也好，极权扭曲的官场，必然会造就极权扭曲的人性。这样的直言和巧言，并不值得提倡，但是适者生存，只有适应那种气候的人，才能进入中枢，实现自己的梦想。翟璜无疑有此功能。

李悝的回答更有意思。

李悝曰：“子之言悝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悝，悝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

就是说，您对我列举的这些您为国君做的事情，难道都是为了换取大官的职位吗？国君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这么说的：之所以应该任用魏成，是因为魏成的千钟俸禄，九成用在外边，只有一成家用，所以得到了东边的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这三个人，国君都奉为老师；您举荐的五个人，国君都任用为臣。您怎么能跟魏成相比呢？

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翟璜也不是棒槌。他立即回过神来，说：我真是鄙陋无知。我愿意终身当您的学生。

一般而言，这个事情里，大家都佩服李悝的眼力。这没什么不对，但只是浅表层。内里的实质，在于魏文侯的雄才大略。如果按照田文，或者说魏武侯的逻辑，此时是而且只能是任用翟璜。不是么？

落寞奔楚

当不了丞相，那就继续在边疆干自己的军区司令吧。不过吴起的功劳名声不断叠加，逐渐引起了一个人的不安。这个人是谁？继任的丞相公叔。

吴起争相的事情，几百年后的太史公司马迁都知道，当朝丞相公叔怎么可能毫不知情？这个人，很快就把吴起当成了假想敌，处心积虑地想除掉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田文确实算得上贤相。可惜，他当时已经死去。

怎样拔掉这个眼中钉呢？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公叔嫉贤妒能，手下自然少不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之徒。这就是气场的选择。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再说大一点，就是历史学中的自然选择原理。人们经常怒骂奸臣与宦官，比如赵高刘瑾魏忠贤，其实如果没有糊涂昏庸的皇帝，又何来卑劣阴险的阉宦。

公叔的妻子是魏国公主。他根据下人的计策，先请吴起过来吃饭，故意让老婆轻慢自己，然后找到魏武侯，说：“咱们魏国不过是侯一级的小国，东边又有强秦的威胁，恐怕只能留住吴起的人，留不住他的心。”

这话不完全是虚辞。魏国立为侯国，是典型的先上车后买票，逼迫周天子承认的既成事实。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伯，瓜分了他的土地，晋国名存实亡，可直到五十年后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才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估计当时，他们都有点今天日本的暴发户心理：实力强于名声，名不正言不顺，心里总是别扭。魏武侯说：“那你看怎么办呢？”公叔说：“把公主许配给他吧。如果他接受，就说明他没有二心。”魏武侯立即照准。吴起是什么人，当时年事已高，而且功劳盖世，怎么会随便接受一个空降的公主，来当自己的婆婆？

吴起拒绝的不是魏国公主，而是自己的前程。当然，也算不上前程，不过是眼前的职位。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即便继续留在西河，也不会有什么建树。他守西河，各国不敢来攻，他哪里还有再度立功的机会？只能吃老本。可过去的积蓄再多，也顶不住坐吃山空：一个嫉贤妒能的丞相，破坏能力之强，当量之高，恐怕吴起自己，都想象不到。

很快，魏武侯就派人传令，从西河召回吴起。君命不可违，吴起只有立即动身，车子载着他缓缓离去。出了城门，他吩咐停车，自己下来回望西河，不觉泪湿战袍。仆人感觉很奇怪，说：“窃观公之志，视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雪泣而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也不久矣，魏国从此削矣。”仆人的意思是，我看您志向远大，舍弃天下不过像舍弃一只破鞋，如今离开西河竟然掉了泪，怎么回事？吴起说你知道什么。如果国君信任，让我充分发挥才能，我一定能灭掉秦国，西河这里就足以称王。可惜国君听信谗言，不肯信任我。西河很快就会插上秦国的黑色军旗，魏国的好日子到头了。

《乐府诗集》里有很多首《长歌行》，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据说运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吴子泣河。

不管是谁的迫害，反正魏国没法继续待，吴起捆起包袱卷，又到了楚国。楚国的国君楚声王为“盗”所杀，当时掌握政权的是楚悼王。他问吴起：“你在魏国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吴起说：“如果魏文侯在，我当然不会走。可现在当权的是魏武侯，我跟他合不来。”吴起名声显赫，他来投奔，楚悼王当然不会拒绝。然而老板对跳槽来的新员工总会怀有本能的疑虑，楚悼王还是要观察观察，于是就让吴起去镇守宛地，防备秦韩，挂职锻炼，以观后效。这个宛地，大致就在今天的河南南阳。这是《淮南子》和《说苑》中的说法，与《史记》不合。司马迁说的是：“至则相楚”，就是一去就当了类似相国的令尹。

在西河当了那么多年的军区司令，治理宛地，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吴起下令，禁绝纵横家，就是战国时期那些靠耍嘴皮子谋生的说客，来宛地蛊惑人心，就是所谓的统一思想；裁撤多余的官吏，就是所谓的精干队伍；鼓励耕战，精选士兵，组织平民农闲参加训练，革命生产两不误，就是所谓的充实基层。没过多久，他就把宛打理得有声有色。

一年之后，楚悼王召吴起前往国都郢，提拔他做了令尹。当时的楚国，早已没了陈兵周疆问鼎中原的心气。屈、景、昭这三大家族实力雄厚，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枝强干弱，国势衰微，否则楚声王也不至于死于“盗”。所谓的“盗”，想来不过是流民，堂堂国君竟是这种死法，确实有点跌份。

楚悼王之所以任用吴起为令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渴望重写辉煌。而且吴起是外来户，不是王公贵族，不会进一步扩大贵族的势力。多年的夙愿成真，吴起自然无比珍惜。接过相印，他随即针对楚国的积弊，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些措施，很像跨国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捐不急之官”，就是把那些可有可无的职位，全部撤掉，相当于裁员；二是“废公族疏远者”，对于那些跟国君血缘关系比较远的贵族，减少他们的爵禄，“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相当于减薪；三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止纵横家利用如簧之舌蛊惑人心，让百姓安心耕种训练作战。命令关系远的“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去地广人稀的地方开荒拓土，相当于变相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所谓的内部挖潜。

节省下来的钱干什么呢？很简单，养兵。组建训练军队，这是吴起的老本行。但自古以来就是吃粮当兵。你得有足够的军费，保障他们的作训和日用才行。魏国有盐池，可以靠盐业垄断经营的暴利，支撑武卒的开支，楚国可不行，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没有现成的银子，那就只好挖贵族的墙角。谁让他们有行动不便的浑身肥肉呢。

吴起改革，是怎么狠怎么来，招招不离后脑勺。楚国贵族太多，他们占据大量的良田，严重影响国家的税收收入；附着在良田之上的，必然有大量的人口，遇到战事，国君也无法直接调他们作战，必须通过其贵族领主。不仅如此，贵族都是世袭的爵位，类似八旗子弟，从小养尊处优，能力蜕化，不能为国效力，只是纯粹的消费者。所以吴起不但要减少他们的爵禄，甚至还要釜底抽薪：“封君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就是爵禄只能享受三代，不能无限延长。剩下的子孙怎么办呢？很简单，去支边，开发边疆。因为楚国疆域广阔，不缺土地，只缺百姓。开发蛮荒之地，让那里的居民进入楚王治下，人尽其力，地尽其用。当然，殖民主义搞得好，也能建功立业。

经过这番整顿，楚国国力大增。《史记》的说法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彊”。南边平定了百越，大体就是今天的广西，柳宗元诗中所谓的“百越文身地”；北边剿灭了陈国和蔡国的残余势力，遏止了三晋向南渗透的势头，向西讨伐秦国，各个国家对楚国的崛起和强盛，无不忧心忡忡。《史记》列举的这四个大动作，只有向西讨伐秦国，在《战国策》等典籍中找不到相应的印证资料，其余三项，都有佐证。其中“却三晋”一事，尤其值得一提。因为那时吴起的对手，是他的老东家魏国。这一下，就有戏看了。

无论如何，魏文侯对吴起总有知遇之恩。昔日的袍泽，如今要刀兵相见，吴起将会如何应对？过去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国外，一路颠沛流离，处处吃闭门羹，十有九人堪白眼。可到了楚国，楚王却以国君的规格接待他，吃国宴，住高级宾馆，然后礼送他去秦国。重耳答应楚王，日后假如在战场相遇，他将“退避三舍”，以报楚恩。后来晋楚争霸，已经成为晋文公的重耳，不食前言，退避三舍，就是连续退兵九十里，最后利用楚军的骄纵，将其击败，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现在的吴起，又会怎么办，他会报答魏文侯的知遇之恩吗？

会，不过方式比较特别。

吴起说：“即便赵国不求援，总有一天我们也要跟魏国开战。现在的形势，等于赵军主动帮助我们，送上门来的机会，怎么能不打呢？”楚悼王茅塞顿开，立即派出大军北上，与魏军“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河”(见《战国策·齐策》)。

自从楚庄王问鼎中原以来，这还是楚军第一次饮马黄河。楚国的老规矩，大军出征，令尹是主将，司马为副将。因此可以肯定，吴起是实际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捷报传来，估计楚悼王和吴起，都很得意。赵军得到有力的策应，趁机组织反击，先后攻占了魏国的棘浦和黄城。这两个地方，分别在今天河北的魏县南部，和河南内黄的西北。

既然谁也灭不了谁，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互相妥协。围棋界有个说法，叫报答老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棋盘上战胜他。魏文侯和吴起是君臣关系，不妨类比师生。吴起这个报答方式，战败后的魏武侯一定印象深刻。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呢？他也许会说：“还是公叔聪明，料事如神。早知如此，那时就该灭掉吴起，真不该养虎为患，让他活着跑到楚国！”

名将之死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资源总体有限，锅里只有一块肉，你多吃一口，我就要少吃一口。所以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而非脑袋决定屁股。就是说，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你的态度。对于改革也是这样，就像挤公共汽车：未得利益者希望快点挤上去，既得利益者呢，则回头这样安抚他们：这趟太挤，你别着急，还是等下一趟吧。

问题是吴起不想让大家等。大家等不起，楚悼王等不起，他自己也等不起。怎么办？只好从车上硬往下拉。

楚国一直是贵族当权，吴起一个外来户，突然间鸠占鹊巢不说，还凭空一刀，割去贵族的许多血肉，你想他们能高兴吗？他们对此“皆甚苦之”，无不摩拳擦掌咬牙切齿，整天算计着如何搬掉这块拦路石。

吴起好对付，但他的大后台楚悼王不好对付。那些变法措施之所以能得以施行，关键是有楚悼王的支持。只要他对吴起的看法不改变，贵族们再恶心吴起，也只得暂且隐忍不发。

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手里，终归不会安全。楚悼王是人不是神仙。即便能对吴起始终信任如一，他的生命也有限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一命呜呼，吴起的命运也随即天翻地覆。那些蓄谋已久的贵族们再也按捺不住，立即联手行动，攻杀吴起。吴起当时已经年逾花甲，突然遭遇枪林弹雨的围攻，狼狈可想而知。不过他到底是个身经百战的将才，危急关头也没忘记兵法。他不跟敌人纠缠，径直向楚悼王的灵堂逃去。进去之后二话不说，一下子扑倒在楚悼王的尸体之上。

所谓投鼠忌器。吴起的如意算盘，是希望那些人能稍微顾忌一下，停止攻击，至少给他一个喘息思考的机会。可是，贵族们忍耐已久的愤怒一旦爆发，哪里还有软着陆的余地？他们丝毫不管老国王尸骨未寒，刀光剑影接连不断地朝吴起飞去。一代名将，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射死。刀枪不长眼，可以想象，楚悼王的尸体，少不了也要挨它几下。

楚国有条法律：“丽兵王尸者，必加重罪，灭三族”。就是说，用兵器侵犯国王的尸体，要抄斩三族：自己，父母和儿子。楚悼王的太子熊臧，对吴起也没什么好感。他不动声色地办完父亲的丧事，眼看着那些不解恨的贵族对死去的吴起又施加了车裂的刑罚。等事情平息下去，他自己的位置也坐稳了，再回过头来收拾那些贵族。他的手法比起吴起毫不逊色，一口气就灭了七十多家。罪名么，当然不是射死令尹，而是兵犯王尸。

有句俗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时期的大权臣大奸臣和珅，后来势败抄家，据说家产价值十一亿白银之多，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七千万两。这个数字的真伪暂且不辨，吴起之死给楚国，确切点说就是楚肃王，带来的实惠，跟这也差不了多少。当然，都是无形资产。道理很简单，楚国当时最大的弊端，就是贵族势力太大。吴起想削弱他们，也只能慢慢来，而楚肃王利用吴起之死的政治遗产，正好可以快刀斩乱麻，大开杀戒。

阳城君也参与了对吴起的攻击。后来楚肃王挥刀霍霍，他见风声不对，赶紧逃往他国，寻求政治避难。当时有一帮墨家子弟在阳城——墨家不是善于守城吗。墨家的组织非常严密，其首领称为巨子。当时的巨子是孟胜，他跟阳城君的关系非常好。阳城君逃跑之后，楚国要收回封地，孟胜无力阻止，竟然带领一百八十五名弟子，为之殉难。这事记录在《吕氏春秋·上德》中。原文如下：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人之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后，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于孟胜前。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令于田襄子，欲返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不听，遂返死之。

阳城君把封国暂时托付给孟胜，折断一块玉璜作为信物，就像兵符那样。孟胜说：“我拿了这个符，受托保护人家的国家。现在见不到阳城君的符，又保护不了他的国家，除了一死，还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叫徐弱的弟子说：“您死要是对阳城君有益，那不妨去死；对他无益，还要绝掉墨家的流传，何必呢？”孟胜说：“账不能这么算。我跟阳城君，不是师徒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君臣。我如果不死，以后谁还会请墨家弟子当老师做朋友为臣子？我死，就是要行墨家之义，传墨家之业。我已经将巨子的衣钵，传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贤能之辈，不必担心墨家会失传！”徐弱说：“既然这样，那我愿意死在先生之前，为先生开路。”于是首先自杀。孟胜死后，一百八十三名弟子相继殉难。有两个门徒作为使者，传令给田襄子，交接之后，也要返回楚国自杀。田襄子说：“别别别，现在我是巨子，你们得听我的。”但那两个人不听，到底还是回去抹了脖子。

莫须有，最多也就是个莫须有。

《史记》上记载的四个大动作，“南平百越，北并臣蔡，却三晋，西伐秦”云云，很难说是楚国国力的象征。因为吴起变法，当时不过两年，如果采信他先守宛地一年的说法，那还要更短，只有一年。一年的时间，国家政策刚刚调整，统计数据肯定积极了，GDP也肯定提高了——军费开支增加了么——但国家的总体实力，很难说有明显提高。治理国家可不是吹气球。能够立竿见影的只有数字。至于打了几个胜仗，开拓了一些土地，不过是军力暂时有所增强罢了。即便不考虑编练的新军，吴起自己的将略，肯定也能让楚军的综合实力临时提高若干个百分点，打点胜仗并不出人意料。难道不是么？

历史的外壳是如此坚硬，我始终无法进入它柔软的腹心，看清它本来的面目。历史上，有很多人是当之无愧的名将，但算不上军事家，比如李广；有些人是军事家，但又不是名将，至少没有直接统军，比如孙膑。而吴起绝对是双料人才。实战经验暂且不说，论军事理论，他与孙武齐名，所谓“孙吴”。他的著作《吴子》，《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四十八篇，现在流传的只有六篇，这六篇说是字字珠玑，毫不为过。它跟《司马法》一样，都是《武经七书》之一，李悝当初的评价，可见没有失误；论政治才干，他又与商鞅齐名，变法措施引人注目，“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样样精通。无论《左传》跟他有无关系，文武兼备这个词加于其身，总之不算虚夸。

但是细品历史，我始终无法喜欢这个人。

唐朝末年有个叫周昙的人，曾经担任过国子直讲。他写了八卷《咏史诗》，在《春秋战国门·公叔》这一首中，提到了吴起：吴起南奔魏国荒，必听公叔失贤良。这话不够准确。吴起这人，“贤”字庶几可当，“良”字却相差甚远。司马迁确实高明，对笔下的人物，喜怒不形于色而暗寓褒贬。年轻时读到吴起，总是摸不清太史公的真实态度，直到近年才弄明白他对吴起的厌恶。他把两段轶事写入《孙子吴起列传》，不着一字，而褒贬全出。那两段话，一段是鲁国人攻击吴起的，母丧不归，杀妻求将；另外一段，则是士兵母亲的眼泪。

现在看来，杀妻求将更为恶劣，但在历史上，人们更加关注的还是另外那条罪状，母丧不归。至于道理么，非常简单，不必细说。比如名将白起的后裔白居易，写过一首《慈乌夜啼》：“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他把老乌鸦死后小乌鸦夜间悲哀的啼鸣，跟吴起并举，作为对照。白居易的声讨，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恐怕很难赢得现代人的完全赞同。母亲去世，毫无疑问应该奔丧。但那时交通不便，噩耗传来时，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吴起即便能骑匹快马跑回家去，母亲也肯定早已下葬。他无论如何也见不到慈颜的最后一面。这也是孔子提倡“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

那时人们攻击他的，当然不是不见母亲最后一面，而是不为之守丧。那是当时极为重视的礼仪。唐朝时宰相杜佑写了一部史学名著《通典》，它和南宋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一起，合称“三通”。《通典》总共两百卷，分为九个部分，其中讲“礼”的，就有一百卷之多，正好占了一半。这其中，最见功夫、贡献最大的，又在于凶礼中的丧礼。人们对于丧礼丧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之所以如此，是维护门第制度的需要。宋代以后，大的贵族和门第逐渐消失，人们对丧礼，也就没了那么多穷讲究。到了现在，不管什么礼仪，都在慢慢消解，所以这些攻击，不会有致命效果。有些人甚至能从这里看出吴起身上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未可知。而杀妻求将完全不同。人命关天，且是结发妻子，即便有那么一两个没心没肺的自私自利之辈，心里不以为然，嘴上也肯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说出来。

但是，我并不想拿这个武器攻击吴起。并非因为这个武器太过常规而且陈旧，而是因为我在薄情无义之后，看到了更加恶劣的一面：虚伪。一个为了功名而不惜杀掉无辜发妻的人，竟然会去为士兵吮吸脓血。你难道不觉得，这个反差过于强烈了吗？历史在这里，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

换用管仲的话就是，一个不孝顺母亲珍爱妻子的名利狂，指望他会真心爱惜士卒，岂不是痴人说梦？

吴起这样做，包括卧不铺席行不乘车，与士兵同吃同宿自己背干粮，统统都是作秀。蓄谋已久的作秀，绝对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举动。可惜，那些士卒们年轻单纯，没看清吴起的面目。而在那样的时刻，总是血肉相连的母亲最为敏感。她的眼泪，实在是对吴起虚伪的变相声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向那位无名的母亲致敬。

绝对的平等从来都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甚至相对的平等，都很困难。只有精神上的平等，可以追求。将军和士兵，要承担不同的压力，自然要享受不同的待遇。至少，过度的疲惫会削弱将军的体力，也会损害他的敏锐判断。士卒判断失误，至多自己丧命；将军判断失误，动辄丧师辱国。如此简单的道理，吴起这样的将帅之才，岂能不懂？再说他在一线带兵时，已过盛年，而魏国的武卒，估计以青壮年为主。他有必要这样跟年轻人较劲吗？当然，带兵打仗是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举，得有点手段，不能一味忠厚老实，像宋襄公。但是不管什么手段，总要有个度，不能那么下作。

杀妻求将固然丑陋，多少还有一点恶人的坦白——我就是极端自私自利；可再添上一条为士兵吸脓，就会令人无比恶心。当然，令人恶心的并非脓血，主要是吴起。因为他明明极端自私，偏要作出满怀爱心的虚伪样子。通俗点说，就是明明当了婊子，还非得立块贞节牌坊。没人质疑他的将帅或者宰辅之才，文能安邦，武可定国，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厌恶。在台儿庄战役纪念馆，我看到了张自忠将军的照片。那真叫一个帅。我想象不出，还能有谁比他更加英姿勃发。我心目中的名将就是这个样子的，绝非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起将略，他身上的政客面目和手腕儿更多一些。

在传记的最后，司马迁这样评论吴起：“‘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就是说，会说的未必能做，能做的未必会说。吴起提醒魏武侯地形之险不如恩德，可是到了楚国，却因为刻薄寡恩而身首异处。真是悲哀。吴起难道不明白恩德的重要么？当然明白。问题是他已过知命之年，按照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估计活不了多久。时不我待，他着急，他必须只争朝夕。他出过将，但还不曾入过相。一个被功名利禄牢牢控制和驱使的奴隶，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往往会使出全部的筹码，放手一搏。可结果无情，等待他的，早年是破产，晚年是破身——刀砍箭射之后，贵族们还不解恨，又对吴起的尸身，施行了车裂之刑，大卸五块。

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