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企业标准:学曾国藩做人,学胡雪岩做事——曾国藩的进退之智 2l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7)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擞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伸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会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壮了，必定是挨一刀的结局；人出名了，必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那么，欲名而又好喜，岂非自揽世人的怨毒吗?所以，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适可而止，有所节制。
 
　　从古至今，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骄傲自大之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反之，谦虚内敛，等待时机，蓄势而发之人，往往取得大成功。哈默石油公司如果不是以退为进，采取低调，又如何能迷惑其他石油公司，一举成名呢?
 
　　关键时刻敢于出手  
　　曾国藩语录：敢言定要负重，才能折服道中人。  
　　译文：果敢的话语必须要包含着重要的道理，这样才能让懂这一行的人折服。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一人官场仕途，就等于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场积习却常使英雄感到无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个朝代的后期，要破官场积习就是很难的事了。更多的人都是随波逐流，俯仰任之。这也是许多人不能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屈求全作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并不算多，但却往往是用的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缘故，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孑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在这一世风之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却是何等的胆量!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弊端、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土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变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抵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8)        
　　曾国藩所上的这一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
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是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土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曾国藩之敢言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命兼任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贞，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王朝的前途具  
　　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亢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清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人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消磨怠尽，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
 
　　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了诚，足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因此，曾国藩未曾明传的处理秘诀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果敢"和"犯颜"，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敢出手时就出手，不失为谋取事业成功的一个原则！  
　　在关键时刻敢于直言，敢于有一定分量的话，一时之间可能得罪自己的上司或同事，但一个真正品格高尚，富有远见和魄力的老板是不会因此而放弃一个人才的，相反，还会加以重用。有一家广告公司开会，一位部门经理因敢于陈言老板管理不善、工资制度不合理，而被提拔为副总。当然，公司老板也不失为一位智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正是他的勇敢，才笫一个品尝到了蟹肉的鲜味。作为当代青年我们更应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气势，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危急时不可仰仗他人  
　　曾国藩语录：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  
　　译文：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人不是由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求得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9)        
　　1862年5月，曾国藩宰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
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人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
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人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巳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功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草．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0)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振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一个要成大事的人，凡事都要艰苦经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样就不致于在危急时刻，去依靠别人，看别人的脸色，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记住：别人都靠不住，只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功成身退天之道"  
　　曾国藩语录：然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译文：身居高位手捏大权而又享有大名的人，自古以来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的呢?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才能保全晚节，才可以慢慢收场善终。  
　　自古封建社会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
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属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
 
　　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   　　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  
　　下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握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1)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   　　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lO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堵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
 
　　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  
　　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健，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
 
　　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2月初2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   　　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蓝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钟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料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   　　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一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境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祟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撒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载，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2)        
　　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海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
 
　　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振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帐，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1．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 
 
　　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3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3万人。这3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秦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　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藏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面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这确是帝王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  
　　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手段。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广当时还只是剐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