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企业是什么:学曾国藩做人,学胡雪岩做事——曾国藩的用人之律 2k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7)        
　　二是法家。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未显达时，起初众人猜忌，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三是术家。术家之才，出于聪明多思，等到计谋成功才显现出他的本领。一般在开始时深藏不露，然后方逐渐显现才华，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显扬本领之前，许多人发现不到他的才能。他的才能，会得到明主的珍视。功业足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而当其引退时，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作为一种人才，神奇而不经常被用，因而有时会沉没无闻而不显扬。
 
　　四是国家栋梁之才。国家栋梁之才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可谓国家栋梁一类的人才。三才兼具者的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王掌管国家。他们道德清扬，可谓一国表率；能依法治国，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他们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文能诗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古的伊尹、吕尚可谓代表，三国时的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内。
 
　　五是大臣或地主官之才。兼有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纯备。德行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法足以治理一地一乡，权术足以权衡处理一般事宜，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六是智识之士。智慧明识的事业，本于推原测度。其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所以当其未发达时，被一般人所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其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而其弊处在于只知直趋，不知退隐，或者违背正常以保身自全。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方略谋划一事，对军事、行政、教化工作能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人才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因此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七是臧否之才。褒贬善恶的事业，根本在于是非。其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范。当其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所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辨别善恶，  
　　观察是非。其弊害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其作为一种事业，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为人赞赏，而后被人疏远。  
　　八是伎俩之才。讲求技能的事业，根本在于事功能。其治理之道辨慧而且神速。当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已成功时，被政府委以职任。其功业足以清理繁冗，纠正邪  
　　谬。其弊端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惫。作为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九是文儒之才。这是三种人才的合称，包括：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传道授业的教育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辩之土。文章之才可以著书立说，文章千古，如司马迁之著《史记》；能传授圣人经典，激扬文理，却不能干预施政的人才是儒学教育之才；论事未必有道理，但应对自如，能自圆其说，或洒脱，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统，这类人属于口辩之才。
 
　　十是骁雄之才。骁雄之才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是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他们屑于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刘邦手下的韩信和宋朝的岳飞都属此类。
 
　　在利用上述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认为：雄韬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优势。所以他就上述人才分类中的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各自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1．"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节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德伯特先生举了个例子，譬如说一个人总想做大生意资金不够，小生意又不愿做。这样，他做生意赚不到钱，娶个老婆，他又看不起，以平常人而言，这个人实在是够无能的男人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才干呢?以小人的斤斤计较来面对国家大政，那也是一种"迂"，闹下的不止是笑话，而且是巨大的损失，甚至社会的动荡。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8)        
　　2．"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挡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野蛮，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自然慢慢接爱到文明救化，地方就日渐平安、富裕了。
 
　　3．"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不论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的经济发展时期，他们都是一代奇士。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平无奇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4．"法家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
 
　　5．"智意之才宜于治"：智意之才宜于治理新局面，他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面无实功。 
 
　　6．"苛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恩，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7．"威猛之政宜于过乱，以之治善则暴"：叛扰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地方的人心跟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 
 
　　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刚暴。治理人民百姓不同
 
　　于治理军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必须令其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样。  
　　8．"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用劳而下困"：这类人才奇漏诡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它方面，社会就生出了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更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才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器，即用他的长处，同时避开他的短处。以恶止恶，以暴止暴。鸡鸣狗盗之徒对付雄韬大略之人难应付的事，有时是最得心应手的。  
　　惟才是用，是用人的根本。世界事物有万种，做事之人也有万种。不论是贤才还是三教九流之徒，只要能为我所用，对号入座，就能派上用场。"天生我才必有用"，任何一个人再怎么无能也必有一点可取之处，集众人之长，采众人之优，则无所不能，百战百胜。在这方面，三九药业集团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其开始创建到投产阶段，赵新先厂长大胆起用5位年轻人，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让他们各自负责一方面的工作，用人少，效率却很高，而且权责明确，使企业管理民主，发展很快。
 
　　驾驭人才要软硬兼施  
　　曾国藩语录：用人之智去其诈 ，用人之勇去其怒。  
　　译文：使用人才时，如果要用智谋时就必须去掉他的奸诈，要用他的勇敢就必须去掉他的怒气。  
　　与有德无才者相反，小人也许才华横溢，但品德有失高尚。这样的人才怎样使用，请看曾国藩是怎样巧用刘铭传的。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9)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十八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污辱，不料地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子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二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因此，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勇，名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因此，当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果然，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发生了争斗。怎么处理这个事端，可真让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这是李鸿章的属下，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自己还要倚重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
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悸畏。这一招果然管用，只是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对于老师的办法，李鸿章心领神会，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他向清廷力保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委任台湾道员。正是这个桀骛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占领台湾的梦想破灭了。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所以，对于有才无德者，要控制使用。这就好像剑一样，控制好了，则为利器，控制不好，则为凶器。  
　　一般而言，悍将多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焊将的人。  
　　前边提到的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是开口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陈国瑞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转辗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   　　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这陈国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传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蕃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   　　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于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
 
　　但是，陈国瑞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和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10)        
　　所以，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坚持两手都用，两手都要硬。这样，就可以人尽其才。  
　　用人都想用能人，能人是指有一技之长的人，这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智者多诈，勇者多怒"，要使人才真正的发挥作用，就必须做到两人都要硬，既怀之以德，又严之以法，使他们扬长避短，各尽其用。美国著名企业家玛丽·凯阿什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人才，第一要做的就是了解下属。她在任用每一个部门经理前会对他们进行彻底的调查和了解，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委以不同的职务，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
 
　　奖惩必须分明  
　　曾国藩语录：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译文：立法并不难，难在执法。每制定一项法令，都必须要切实地实施它，并且长期坚持下去，  
　　奖惩分明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对部属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立下的军令，更要求必须做到。他认为"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将，痛惩一辈"，那么"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兴"。他经常引用孙武演兵杀宠姬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
 
　　孙武演兵杀宠姬之事，载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的是春秋时著名军事家孙武为吴王闽闾操演兵法，三令五申，杀一做百，训练女兵的故事。孙武原为齐国人，精习兵书战策。吴王阖闾读过孙武的《兵法十三篇》，十分钦佩，便想拜为将军。但他又有些信不实，就对孙武说；"你的兵书我都看完了，可以当场试验一下吗?"孙武说可以。吴王想难为他，又问："可以用妇人来操演吗?"孙武又很爽快地回答说："可以。"
 
　　于是，吴王阖闾就在宫女中挑选了180人，交给孙武。孙武把宫女们分为两队，命吴王的两个宠姬做队长，令她们每人持戟，站好队。孙武问宫女们："你们都知道心、左右手和背的方向吗?"宫女们答："知道。"孙武说："心在前，左手在左，右手在右，背在后。"
 
　　布署停当后，孙武又设下执行军法的斧钺。然后传下命令，一通鼓响，令其向右。号令一出，众女掩口嘻笑，哪里顾得前后左右。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这次应由将帅负责。"令军士再次告谕众女，然后再击鼓呼进，宫女们愈发笑个不停。孙武三令五申，又传令向左，宫女们仍然不听调度。孙武变了脸色："申令不熟，将之罪，现在已经三令五申，仍不执行，罪在吏士。"立刻传令将左右队长斩首，以正军纪。
 
　　吴王正在台上观看操练，见孙武要杀他的爱姬，急忙派人传话，说：：我已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爱姬，我连饭都吃不下，请不要杀她们。"孙武正色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当即把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依次派另外二人分任队长。于是接着击鼓操练，宫女们见此情形，再也不敢怠慢，确认左右前后，无不严格听从将令，连声都不敢出。"
 
　　于是，孙武命人请吴王下台阅兵，说现在宫女们可以参战了，即使赴汤蹈火，也会勇往直前了。吴王虽心痛两个宠姬，心有不悦，但毕竟知道了孙武善于用兵，终于拜他为大将。孙武率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吴国显名于诸侯各国。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与李"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树镇屡战屡败的艰难岁月中，他一再得到过李元度的有力支持，但李元度丢失徽州以后，仍被曾国藩弹劾而去职，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徽州。徽州是祁门老营的屏障，徽州得失关系重大，李元度领兵前去救援。因其擅长文学，不精于兵，曾国藩恐其有闪失，特与他约法五章。一再告诫要守住徽州，不得轻易接仗。然而，当太平军李世贤部来攻时，李元度却违反曾国藩"坚壁固守"的指令，出城接仗，结果一败涂地，丢失徽州。曾国藩悔恨交加，为严肃军纪，决定上疏劾之，一班文武参佐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指责他悖离恩义，有失恢宏之气。李鸿章也表示要"率一幕人往争"，但曾国藩仍不为所动。像李元度这样与曾国藩交情深厚，且有过大功的将领一旦违反军令，也丝毫不予姑息，这一轰动事件传出后，众将为之凛然，盖知军法无情，不容苟且。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11)        
　　同时，他对有功将士有才良士也倍加爱护，有功即赏。雷嘉澍是已被革职了的一个知县，因为失守德兴县，被江西抚臣毓科弹劾罢免了官职，他其实是一个品行正直端正的人，在清朝宦海中，是难得的清廉刚正的父母官，做事勤奋而又严谨，奉公守法，爱护百姓，深得民心。
 
　　离职后，恰逢太平军的一支赖文鸿等人逃往德兴。左宗棠知道他平日颇得民心，就委令他招集兵勇，训练兵丁，阻挡围剿匪军，断其退路。雷嘉澍就在五村地区与左宗棠的官兵齐心协力，会战太平军，大获全胜。
 
　　曾国藩知道后就上奏咸丰皇帝，陈述其事为雷嘉澍邀功，同时请求圣上取消对他的处分，并让雷嘉澍到自己的军营内听差，以观后效，再加提拔。  
　　成大事者统率团队需要铁的纪律。要想使得某项主张得以贯彻，必须抓住两点：首先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道理、做法，让人们知道如何行动；其次便要照章办事，如有违抗或玩忽职守者，便拣其首恶者，严加惩治，以收惩一儆百之效。而对执行得好的则需加以表彰与奖励。
 
　　施恩要讲究方法  
　　曾国藩语录：惟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  
　　译文：用人是最难的事情，听从言语也特别不容易，全靠见多识广，深思熟虑，果断处理，心目之中一定要有一个一定之规。  
　　曾国藩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手下心服口服地为自己卖命，就必须对自己的僚属施与恩惠，使僚属自觉地将自己与官长联为-体。让僚属感到自己行为的选择既是对自己负责，但更主要的是对官长负责，否则我就不是人，或我对不起他!施恩的方法不同于施威的方法。对官长对僚属施威则主要是通过有过必罚、严厉督责等方式．使僚属产生惧怕得罪的心理，使其行为选择在主要是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间接对官长负责。比较而言，施威相对单纯，大抵做到"有过必罚，不论亲疏"即可，而施恩则颇有讲究，要施得巧妙，施得艺术，施得不露痕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如果把一番盛情好意弄成了-盘盛气凌人的"嗟来之食"，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曾国藩看来，施恩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功揽罪法，也即是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功罪的归属，常常涉及到利害关系，官长们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往往能使僚属避害获利。推功揽罪有时是同时表现在一人身上的。
 
　　例如北周赵善做尚书右仆射．其"职务克举，则曰："某官之力。"有罪责，则曰："(赵)善之咎也。""功归下僚，罪责自己承担。不过推功与揽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某些人以
 
　　推功见长，某些人则因揽罪而闻名。  
　　先说推功。西汉赵广汉做郡守，经常"推功善归下"。说：这是某某曹掾所为，非我所及。由于赵广汉"行之发于至诚"，致使看到或听到此事的僚吏们，都"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东汉的刘宽为南阳太守，也"事有功善，推之自下"。酷吏张汤也精于此道。张汤奏事，汉武帝连连说好。张汤说：这个奏章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掾史某某所为。
 
　　推功法是僚属主动、积极的再创造过程。它以对僚属过去成绩的肯定，激发他们的自觉并给予充分的再表现的机会。同时．由于推功涉及的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不是笼统的"大
 
　　家"．所以既鼓励了当事者，又激励了见知的其余僚属。  
　　再说揽罪。揽罪法以官长引咎自责为特征。闻人晋做泰山太守，"吏有过谬，引以自责。"官长反躬自责，将僚吏的罪过等同于自己的过错，"自责"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过分"行为。
 
　　而一旦从引咎自责进到引咎自罚，"过分"就更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西魏文帝时，长孙俭做荆州刺史兼东南道行台仆射。辖区内郑县的县令泉璨有不法行为，被百姓告发，经过审讯，所告属实。长孙俭召集僚属，当众宣布：这都是因为我教诲不够，
 
　　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12)        
　　他；权臣宇文察也写信给长孙俭说：近来听说您部内县令犯罪．你自罚三十杖，警示众僚。过去虽听说过"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说的是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事，但还不如您舍身
 
　　自罚、训诫群僚。听说之后，很是赞赏。  
　　揽罪法也创造着僚属的主动积极性。它对僚屑行为的否定．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这就是传统儒学的"恕"道。结果，同样以曲折的方式激励了僚属。因为按照 
 
　　"恕"道．不应当再让官长"自责"、"自罚"了，谁要再引起这种后果，就会惹发众怒、引火烧身。推功揽罪是一种稀见、难得，过分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效果。
 
　　西魏文帝时，长孙俭做荆州刺史兼东南道行台仆射。辖区内郑县的县令泉璨有不法行为，被百姓告发，经过审讯，所告属实。长孙俭召集僚属，当众宣布：这都是因为我教诲不够，
 
　　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他；权臣宇文察也写信给长孙俭说：近来听说您部内县令犯罪．你自罚三十杖，警示众僚。过去虽听说过"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说的是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事，但还不如您舍身自罚、圳诫群僚。听说之后，很是赞赏。
 
　　揽罪法也创造着僚属的主动积极性。它对僚屑行为的否定．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这就是传统儒学的"恕"道。结果，同样以曲折的方式激励了僚属。因为按照 
 
　　"恕"道．不应当再让官长"自责"、"自罚"了，谁要再引起这种后果，就会惹发众怒、引火烧身。椎功揽罪是一种稀见、难得，过分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
 
　　三是不罚示恩法。中国古代有一种通行的施之于僚属的责罚力式--杖罚，也即打板子。各级官长都拥有对僚属的杖罚权
。但精于治道、治术的官长们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惩罚权，  
　　不依恃杖罚而求得治理、、唐玄宗开元初，砀山县令韦恒"为政宽惠，人吏爱之"。遇皇帝出巡，硒山应当供应衣食住行事宜。当时沿途州县惧怕这一重要事情安排不好，"务于鞭扑"，督责吏人。韦恒"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德宗贞元时，吴凑做京兆尹，僚吏"非大过，不行笞责"，召来当面问清事情原委，批评之后放归继续工作。"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陆象先，玄宗先天二年做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按察使，在官"以宽仁为政"。同僚司马韦抱真劝说他：希望您厉行杖罚．树立威名。否则．一旦下僚懈怠起来，却没有震慑他们的东西。陆象先说：做官能够治理就行了，何必用严刑来树立威风!损人利己，那不是{：恕之道。后来，陆象先又做了蒲州刺史、河东道按察使。-次，一个小吏犯罪，陆象先只是批评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旁边的录事说：这种情况按法应当行杖。陆象先驳斥说：人情都是相差不多的。你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如果说今后一定要打板子的话，那就从你开始吧!一席话说得录事"惭惧面退"。按照陆象先的说法：天下本来是没有多少事的，只是那些庸人插手干扰，这才搞得繁不胜繁。如果在源头上就以清静安之，不用发愁，事情自然就减少了。因而，陆象先前后做州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怀思之。"
 
　　武则天时．徐有功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胥吏们感恩戴德，互相诫约：谁犯了徐司法杖罚，大家就一起来贬斥惩罚他!结果，胥吏们争相做好自己的工作，直
 
　　到徐有功任满离开蒲州，没有-个人被杖罚过。  
　　玄宗先天时，李日知做刑部尚书。他做官的风格是"不施捶挞而事集"，即不用杖罚威胁，公事也都办利索了。有一次，一个令史接到诏敕，竟忘记了当天发下去。这当然是了不得的过失，作为刑部长官的李日知自然发怒了。他召集众僚，命人取来杖板，准备杖罚这个小吏。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对那个令史说：我要是打了你，天下人肯定会说你能撩拨我发怒。而一旦真的打了你，你的声名也就完了。不光矮同僚半截，你的妻子儿女也瞧不起你子。这次就饶了你吧!从此之后，"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