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网络框架:陈西滢1896——1970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编辑本段著作书目

　　《西滢闲话》（杂文集）1928，新月　　《西滢后话》（杂文集）1931，商务

编辑本段话说陈西滢

　　他的眼睛总是清澈明亮，那里面好像各种优点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　　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虽自少留学西洋，脑子里中国伦常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是不负责则已，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　　这是同时代人对他的两段迥异的评价。似乎很难说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不过，这样的人物多多少少应该有些意思吧。　　然而此人一直以来却被定性为一个面目可憎、很没意思的坏人。他大大有名，这名气却让许多人不屑一顾。　　在鲁迅的笔战史上，他要算是第一个论敌。　　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此颇为“惋惜”。他说：“坏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那些因此不读他文章的人。”　　有人认为，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　　总之，“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学者阎晶明认为，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文章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所以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一身尴尬。　　更实质性的问题是，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但陈西滢也自有他的性情。　　他骨子里有所谓“爱伦尼”（Irony，嘲谑、讽刺等义）的气质，但人们纳闷，此公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不怎么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正如与他同时代、同为留英博士的温源宁所描述，陈西滢喜爱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他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理智与情感”，对人对事的看法中则掺杂着不少“傲慢与偏见”。　　按照当代研究者的说法，陈西滢实在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里的一个“另类”。　　曾有学者专门研究“鲁迅和他骂过的人”，感叹曰：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鲁迅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陈西滢”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字中的和历史上的一个个人物，不应只是一个个“普通名词”，他们的履历、各自的面目和性情，颇值得关注。　　《西滢闲话》是陈西滢在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品结集。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的这些随笔本来确为“闲话”，但他忍不住要对时事发表议论的作法，使这些文章成为与大是大非相关的论题，绝非一个“闲”字可以了得。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确为无关“大局”的“闲话”，比如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和对中国“文明戏”的评介（《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对东西方文化的具体比较（《东西文化及其冲突》、《拆了火炉搭凉篷》、《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等。这些文章很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文人写下的观感文章，虽说是“布尔乔亚”情调满怀，但并无让人生厌的刺眼之处。可陈西滢的“闲话”内容远不是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对中国的时势发言。由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陈西滢政治态度的认识，意识里总以为他是在政治上与军阀站在一边的。而《西滢闲话》告诉我们，陈西滢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也同样锋芒显露。他看出了军阀开战其实是“抢饭碗”，反对中国民众参与其中（《吃饭与火拼》）；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捞油水》）；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在“各国开会委员”到来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的行径，做了毫无保留的批判。这是他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份子，从言论到行动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闲话”不闲，这是思想观念使然，也是社会责任使然。　　陈西滢的“闲话”却并非因为这些出名，而是他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争论，引起了时人及后来者的特别关注。陈西滢与鲁迅的争论及最终的结局证明，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作战结果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中的一名“反派”角色。　　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对中国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读中国报纸上的外国消息，为这些消息的多处谬误所不齿。中国翻译者把意大利“作曲家”当成了“文豪”；把发自柏林的关于“英国外相”的消息当成了“德国外相”；把德国的政治家路德（luther）当成的了英国的罗素（Russell）。他认为“中国报纸的外闻里，没有一天没有笑话或谬误”（《中国报纸的外闻》）。他指出的这些错误我们应当相信是真的，不过他文章里那种理智的态度和不以为然的神情，又多少让人觉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热血。他认为中国的“文艺出版物”少得可怜，只相当于英国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当时的中国文化才刚刚走上现代化的路途，没有鼓励，只有不屑（《文艺出版物》）。总之，他看到了中国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实，但处于五四那样一个特别的时期，过于理智的态度显示出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不高，很难让人接受。　　陈西滢毕竟是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是“闲话”还是“闲话的闲话”，他都不可能不触及时代的脉搏，他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旁观者。当他以自己英国博士的身份和气质谈论国事时事时，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主调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不过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认为“中国的国民实在是‘程度不够’”；“国民的程度这样幼稚，有人还要主张同外国人火拼”；“中国的没出息，还是一般国民的责任。”（《智识阶级》）应当说他已经看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没有方案、甚至少有同情，只有不屑的姿态让人难以接受。他也正是看到了国民素质的可悲，所以不主张同外国人去火并，让人家杀到我们的“末一个人”，可他也不愿看到帝国主义的屠刀放在中国人的脖子上。究竟如何是好，陈西滢自己也没有答案。　　陈西滢真正捅出了漏子，还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这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主将的思想阵营的分水岭。事实上，说陈西滢痛恨学生、维护反动军阀，似乎不合实情。但他的确是打着“公理”、“正义”的旗号，对学生运动泼了一盆凉水。读《西滢闲话》会感觉到，陈西滢立场有问题，发端于他总想以英国博士、北大教授的姿态评论时事，所以他看到学生闹事，首先是“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如果过在校长，自然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言辞虽显公允，却充满了对学生的不满。他对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发起的“七教员宣言”也看不惯，认为“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他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一种对学校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一次对反动势力的反动，这就决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短浅的、平庸的。所以他才会认为学生风潮是有“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粉刷毛厕》）。面对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的惨遭屠杀，陈西滢除了悲悯之外，更为了自己的立论，减轻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冲动，把她们的死当做是一种无谓的死亡。他把如此重大事件也当做“闲话”来谈，认为杨德群除学习勤奋外，并不热心于“开会”之类的运动，“三·一八”那天她也并不想去，是返回的途中又被人拉去的。他的言论激起了杨德群同窗学友的愤慨。他们联名写信给陈西滢，澄清与质问。陈西滢并不认错，且有勇气把学生来信在自己主办的《现代评论》公开发表，并坚持认为“许多‘富有思想’、‘大有作为’的青年是简直不参与任何运动的”（《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加之他与鲁迅的纷争及其道义上的失败，他最后从新文化的潮流中退隐而出。至于他同鲁迅之间其他方面的恩怨，话题也多是他不断引出，如“抄袭事件”、“官僚问题”、“某藉和某系”等，最后也都在这些话题上败下阵来，搞得好友徐志摩也不得不中途跑出来劝架，大喊“带住”。　　编者注：“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王朔，《我看鲁迅》）　　"后世的论者，多说在这场驳难中，陈西滢始终处于被动挨打，没有还手之力的地位，这是过分看重鲁迅的战斗力了。若陈氏真是这样窝囊的对手，鲁迅也就不能说多么高明了。前面曾引过胡适一句话，说“鲁迅终身不能忘此仇恨”，虽是指抄袭事件，却不能说与陈西滢在整个论战中给鲁迅精神上造成的损伤没有一点关系。公允地说，说抄袭固然应当结仇，但仇结到后来那个地步，只要一提起陈西滢就咬牙切齿，毋宁说整个论战中陈西滢对鲁迅的震憾力、冲击力和杀伤力太大了。　　在鲁迅一生的论敌中，陈西滢不说是略高一筹了，至少和鲁迅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韩石山，《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编辑本段陈西滢与鲁迅之战

　　陈西滢评鲁迅作品　　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闲话”作家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也同时涉及到了对对方作品的评价问题。其中，尤以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令人玩味。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是他向读者推荐的新文学杰作。他对鲁迅小说及杂文的评价颇有意味。　　陈西滢所列十部著作包括：胡适的《胡适文存》，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的《古史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西林的戏剧《一只马蜂》、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说集《超人》。应当说，陈西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总体较为冷静客观，并无拔高之嫌，但态度也不均衡。尤其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与后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出入较大。　　陈西滢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是鲁迅“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说，小说里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即使只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描写风土人情的好处，也不忘大打折扣。他同时又认为《阿Q正传》要高出一筹，但也不过认为阿Q是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只承认在艺术上的生动有趣，并不谈及鲁迅的思想深度，以陈西滢留英博士的训练，这种评价绝不是眼光问题。他同时更不忘表示对鲁迅杂文的不恭。在文后的说明中，陈西滢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而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又何以能用“佩服”二字概括呢？因为他对其他列入“十部著作”的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对鲁迅要宽松得多。　　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至少说明，一个批评家要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谈何容易，作品之外的观点、立场，常常会成为左右批评标准的障碍。　　参考文章：《狗·猫·鼠》 （鲁迅）　　《二十四孝图》（鲁迅）　　《无常》（鲁迅）　　详情参考《朝花夕拾》

编辑本段重读《西滢闲话》

　　陈西滢是五四中国知识份子中的一员，他领着从英国大学里得来的博士头衔，更带着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学的教养回到中国。在陈西滢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许多与中国时事有关的文章。也许是英国绅士的优雅姿态对他浸润太深，他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意识，他不想失去自己闲适的旁观态度。他的文章以“闲话”命名。按理说，既是“闲话”，就当以陶醉于风花雪月和脉脉温情为主调，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无比，笔战叠起的时代里，他同样当是一名旁观者。可偏偏他所谈论的“闲话”又远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妙文，而是对中国时势的评说，政治的、文学的、运动的，常常在他的笔下出现。他以闲适的姿态看取时代浪尖上的波涛，用纯粹的绅士的学养评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他有点难以自持，又不能不为自己站出来辩解。有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用并不周密和恰当的言论与人交战，不但失去笔战的优势，而且还丢掉了绅士的从容与优雅。最终，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退出了文坛。他的悲剧多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又不能不说是他对当下中国的时代主流缺少感悟和认识。　　陈西滢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当成“闲话”来谈，好像站在了一个理智的公理的高度，却不想这种态度正成为鲁迅反击他的枪靶。他说中国民众“不够程度”还不及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愚昧激烈，但他只想取旁观态度的做法，未免过于绅士，直至自己走向革命的反动一面。其实他对上海工人的罢工也曾声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多有批判，不过站在“公理”的角度，又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并无好处，究竟应该如何，连他自己也没药方。他曾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情，向“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如此“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惨案》）他相信曾经见过的西方世界。他认为战争是恐怖的和令人厌恶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学家”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这种观念也真的够超前，但他因此否定革命和革命者，却显得过于“理智”甚至反动。他开出的最有力的药方，是一句不无思智又无从实施的话：“我希望我们多有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智识阶级》）语调和言辞显然是几经推敲后说出的，可以见出他内心的复杂与矛盾。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等于没有说。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作文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忙不迭。　　从《现代评论》的“闲话”栏停了以后，陈西滢也就退出了文坛，鲁迅先生“不能带住”，只好他自己失败而终了。用一句世纪末的流行词来说，陈西滢也实在是世纪初中国现代知识份子里的一个“另类”了，起先还有点自以为是的风采，到最后一点都没有“酷”的感觉了。他后来应国民党请求，去巴黎做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又回到伦敦居住，只把他乡认故乡，最后客死英伦。　　《西滢闲话》结集出版时，他自己剪掉了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篇什，60年代之后在台湾重印，又将同鲁迅论战的内容也删去了，这多少可以看出他淡出文坛之后的一点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