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高干子弟夺妻大战txt:十年经济十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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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经济十大失误（定稿）
【创新 工程 外贸 金融 环境 食品 房产 教育 医疗 贫富】■创新
创新是一个文明的命脉。十年来，知识精英们的资源不可谓不丰裕，然而他们或者向壁虚构，或者故弄玄虚，或者虚应故事，或者弄虚作假。总之成果寥寥，乏善可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铭铭于1998年出版的《想象的异邦》一书，有约10万字的内容与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中译本）一模一样。
●1998年，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出版中译本，此书由胡宗泽（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与硕士、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和赵立涛翻译，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校对，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5月出版。书中将孟子译为“门修斯”：“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
●2009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一部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
●2010年电影《孔子》，战车有两马；2011年电影《战国》，战车有一马：违背基本常识“驷”，与1959年美国《宾虚》的赛车场面天壤悬隔。
●2003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发明的“汉芯一号”造假，并借助“汉芯一号”，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上亿元科研基金。2002年8月，陈进从美国买来10片MOTO-frees cale的56800芯片，找来几个民工将芯片表面的MOTO等字样全部用砂纸磨掉，然后找浦东的一家公司将表面光滑的芯片打上“汉芯一号”字样，并加上汉芯的LOGO。虚假的DSP芯片磨好后，陈进通过种种关系，通过专家鉴定。（http://it.cctv.com/20100112/102687_1.shtml）
●2007年，北京大学副校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郑州的一个论坛上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很多中国学阀学霸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兼以道德沦丧，被民众戏称为“砖家”“叫兽”。
●2009年12月份，英国《晶体学学报》宣布，撤销刊载中国学者发表的70篇论文，理由是这些论文或涉嫌剽窃，或不够严谨。……前不久，《浙江大学学报》的一名编辑收集了该刊20个月的投稿论文，用反剽窃软件检查后发现近三分之一的投稿论文涉嫌剽窃。有些论文超过80%的内容并非原创。（参考消息，2010年10月8日）
●美国在科研领域的领先地位毋庸置疑，但其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占全球总数的比例已经从26%降低到目前的21%。中国所占比例则从4.4%上升到10.2％，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世界科学界认为，不能把一个国家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与其科学整体质量混为一谈。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曹聪（音）博士说：“中国每年都有数百万高校毕业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必须发表论文，因此中国的论文数量很大。”……中国媒体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中国博士承认曾经抄袭过他人的成果，60%的人承认曾为在科技刊物上刊登论文而支付过金钱。中国所有著名大学中都存在类似的问题。科学界普遍认为，注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考核评估体制是学术腐败和到窃的根源。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科研人员必须出版一定数量的书籍或者论文才能得到学术上的晋级。中国大学中普遍存在科研人员因为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数量不够而无法晋级甚至被降级的现象。（参考消息，2011年4月11日）
●中国厂商制造假药，威胁患者生命，并损害正规品牌，特别是印度生产的药品。印度公司向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常用药物。据估计，发展中国家使用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有80%来自印度，大概一半的抗疟药和抗生素也来自印度。在造假者看来，仿冒印度产品合情合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品牌的所有者更可能追究那些仿冒品牌，而印度制药商利润较小，因此在保护品牌方面不会花很多钱。（参考消息，2010年12月7日）
■工程
硬件建设，铺张挥霍，层层转包，偷工减料，隐患重重。〇八年三川大震，暴露了中国工程质量的低劣。
●目前中国的城市居民仅占总人口的大约40%，大致相当于1885年美国的水平。据估计，到2025年，还将有3.5亿中国人成为城市居民，从而使中国的城市人口达到整整10亿。要容纳那么多人，意味着要以世界上史无前例的规模大搞建设。在经济改革的前20年，中国建了大约65亿平方米的新住房——相当于1.5亿套普通大小的公寓。1980年上海还没有摩天大楼，如今上海的摩天大楼是纽约的两倍。1990年到2004年，开发商在上海这个城市建了8500万平方米的商用房，相当于334个帝国大厦。从全国来看，中国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约3700万人。这里消耗了世界近一半的水泥钢材，而全世界的重型建筑设备很多转到了中国。比如，塔吊已经成为中国城市随处可见的标志。（参考消息，2011年6月22日）2011年4月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13.4亿人中有49.68%居住在城市，1982年经济改革刚开始时这一比例仅为1/5。（参考消息，2011年10月4日）
●一位觉得有责任按良心办事的匿名土木工程师给《人民日报》的论坛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详细描述建筑业中的潜规则以及这些潜规则在中国社会的延伸。按照规定，任何一个工程项目都必须经历几个环节：地质勘探、建筑设计、质量检查、材料鉴定，还有质量和安全监督。每个环节都对保证建筑安全发挥着作用。而贪婪使一些开发商和建筑商为缩减成本、“抄近道”而略过一些工序。因为缺乏公正有效的监督和职业道德，他们得以浑水摸鱼。表面上看，中国有很好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建筑业，包括对材料标准详细具体的要求。但是，这位土木工程师说，并非所有规章制度都得到严格遵守。中标的通常是报价最低的建筑公司。近些年来，高层建筑中每平方米使用的钢材从80公斤-90公斤降至30公斤。这显然有损建筑安全。对地基的质量控制也很松懈。行业规章要求特定数量的基桩必须经受静载荷测试。但是，往往只有10%的基桩按要求得到测试。法规要求用三种不同方式检查地基的稳固程度，但从未得到遵守，因为进行三次测试费用太高。那么，开发商和建筑商为什么能逃脱监督呢？原因在于，他们掏钱买通必要的人员，在质量证明上签字盖章。这位士木工程师写道：“在这种社会和政治生态下施工的建筑能长期屹立才怪。”他说对了。最近造好的建筑都不可思议地短命。以获奖的中国体育博物馆为例。这座建筑是1990年作为亚运会体育场馆一部分建造的，按理应该能用100年。但是，仅仅15年后，该建筑的地面和墙壁就出现长长的裂缝，基本上成了危楼。中国最短命的建筑大概在重庆：那里的一座住宅楼2007年完工后6个月就不得不推倒。凤凰桥倒塌后，官员们透露，2000年至2007年还出现10例同样严重的事故，尤以2004年突出。简而言之，桥越老就越稳固，越安全。近些年的劣质建筑太多了，土木工程师们悲叹，改革开放时代建起的房子只能用30年。（参考消息，2009年7月9日）
●从今年7月11日到19日，中国不同地方有四座桥梁发生坍塌。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事故的背后暗藏了中国经济的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可能最终成为经济崩溃的原因：腐败，极其看重工程速度而忽视工程质量，无视这两点因素可能造成的长期、深刻的后果。对于各种桥梁坍塌事故的解释往往把关注点放在建筑合同的分包方式上。地方政府通过形同虚设的招投标过程，把建筑项目承包给它们自己的公司。但工程本身又会经过无数层分包，转到小公司手上，而且每一层分包都伴随着贿赂，伴随着又一部分资金被刮走。等到第一铲水泥被送入搅拌机的时候，残留的实际预算就仅能维持最廉价的劳动力与质量往往很低劣的原材料了。（参考消息，2011年9月1日）
●7月15日凌晨，通车仅14年的杭州钱江三桥引桥桥面塌落。加之11日凌晨建于1997年的江苏盐城境内328省道通榆河桥坍塌、14日上午建成不到12年的福建武夷山公馆大桥倒塌，短短5天内已有3座大桥相继发生坍塌事故。而回溯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垮桥惨剧：2010年河南栾川大桥，2009年湖南株洲高架桥，2007年湘西凤凰桥，1999年重庆綦江彩虹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18/c_121682630.htm）
●投资87亿多元建设的甘肃省天水至定西段高速公路，是连接我国东、中、西部的骨干道路——连霍（连云港至霍尔果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车约半年竟出现坑槽、裂缝、沉降等重大病害，部分路段不得不铲除重铺。（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9/26/c_122090548.htm）
●百度百科：楼垮垮（http://baike.baidu.com/view/2985129.htm）
●几天的强降雨让［上海］地铁11条线路都出现大规模漏水现象，不仅车站天花板漏水，网民贴上微博的照片显示，3号线车厢在11日当天甚至出现车厢顶盖也漏得像水帘洞一样的奇观，而地铁出入口楼梯的照片更加有如瀑布。（参考消息，2011年6月23日）
●在京沪高铁南京南站，子弹头列车以每小时320公里的速度从首都呼啸而来。然而车站内有多处管道在漏水。约4000平方米的车站广场也突然被围起来整修。工人已经敲碎了上周曾在通车仪式上骄傲地向公众展示的数千块花岗岩地砖，正在重新铺设整个地面一这一次用来固定它们的是水泥而不是打湿的沙子。……草率完工的现象在青岛表现得更为惊人，在那里，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也在“七一”前夕举行了通车仪式。现在这座大桥每天车流量已这1.8万辆左右，然而桥上的照明系统却尚未完工。工人们承认，为了赶在6月30日通车，他们没有时间将防撞护栏上的大量螺丝拧紧，估计在未来几个月内都起不到防护作用。……广州大剧院被称为数十年来世界各地所建剧院中最迷人的一座，但这座大剧院在对公众开放仅一年后，墙壁和天花板上就出现巨大裂痕，玻璃幕墙脱落，雨水也不停地渗进建筑内部。这座大剧院耗资超过1.3亿英镑（1英镑约合10.33元人民币——本报注），建设工期为5年，被誉为出生于伊拉克的设计师扎哈·哈迪德的非凡之作。……很多中国建筑的建设工期很短，腐败盛行以及对这些建筑平均只会存在25年、随后就会被推倒重建的预期，一再导致人们对建筑水准的担忧。（参考消息，2011年7月10日）
●对于新干线运营了47年至今没发生过死亡事故的日本来说，中国政府宣称的动车事故原因不仅不可思议，而且让事故变成事件的手法更让日本骇然。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关注中国高铁建设，初期是为了与法国、德国竞标。2006年日本川崎重工制造的新干线CRH2A型车厢首次向中国交货，这是依据中日签订的60列日本新干线列车、日方提供部分高科技部件的合同，列车设计最高时速是315公里，设定最高时速是250公里。2008年后中国大幅提速，超越了东日本铁道公司JR技术合作范围，JR和川崎重工向中国抗议，并提交了“后果自负”的备忘录。去年JR东海公司董事长葛西敬之提出“中国高铁轻视安全、速度临界，改良的技术也是盗自外国”的看法，开始了两国高铁纠纷。今年中国向美国申请高铁专利更令日本气愤。事故发生后，日本传媒迅速作出结论，中国致力开拓海外高铁市场的计划变成泡影。日本早已关切中国高铁不时因雷雨停车的小故障，每次必定报道。日本工学院大学助教高木亮说，高铁设计时都有两列车接近到几公里距离时开始减速、进一步减速、最后自动停车的系统。如果遭雷雨毁坏，高铁会马上自动停车，两车相撞是不可能的事。日本虽没直接指出中国动车事故可能是人为造成，但亲中报纸《每日新闻》周二报道：“中国列车司机每月工作超过300小时也属正常。”右派报纸《产经新闻》周三报道：“如此精密的先进技术，中国高铁司机只学10天即上路驾驶，真是令人惊讶的短暂。”但中国动车事故路段很快恢复运行、事故车厢迅速被掩埋的处理手法更让日本目瞪口呆。2005年JR西日本福知山线普通火车脱轨事故，JR西日本用了25天进行调查，55天后才恢复运行。高木亮说，很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要掩埋事故车厢，事故一定要查明原因才能杜绝，车厢一定会留下说明事故原因的痕迹。《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的社论标题竟不约而同的是——中国动车事故源于不顾安全弘扬国威。（参考消息，2011年7月29日）
■外贸
廉价对外倾销，是建立在对农民工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和对生态环境的残酷破坏及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基础之上的重商主义，损人而不利己。为了使这一政策持续下去，必须用顺差外币去弥合美国、欧洲的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造成外汇储备暴增，等于向美国缴纳天量的铸币税。随着美元贬值，损失惨重。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助长了虚骄心态，好大喜功的对外投资，导致莫名其妙的巨额亏损屡见不鲜，同时中国的石油、银行股份，又被外国资本低价持有。中华种群的迅速老龄化，终于为这一旷世闹剧拉下帷幕。
●假如中国不彻底改革其经济，它就可能会永远是“美国的大管家”。这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助理教授孔诰烽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北京拿出勇气进行改革，它就会打破美国对权力的掌控，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领袖。他承认政府最近的经济刺激方案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提醒说，这种效果将是短暂的。在最新一期《新左派评论》刊登的文章中，孔诰烽质疑了有关中国“经济奇迹”的许多流行看法。他宣称，中国的奇迹根本不是什么辉煌成就，它有着内在的缺陷，尤其是对美国的依赖，“尽管盛传中国有能力摧毁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并建设全球金融新秩序，但（中国）及其邻国在短期内没什么选择余地，只能继续放贷来维持美国的经济主宰地位”。孔诰烽强调，不重新分配收入使之向农村和农业部门倾斜，调整中国经济、促进消费而不是出口就无从谈起，“不打破沿海城市精英对权力的控制，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他的论点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他声称：“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重组，使力量对比从沿海城市精英转向代表着农村基层群众利益的势力，中国可能就会继续带领亚洲其他出口国勤勤恳恳地服务并受制于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权势集团最近变得更加尊重其亚洲伙伴，邀请中国成为‘中美国’全球秩序或‘两国集团’的‘利益攸关方’。他们的意思是，中国不应摇晃小船而应当继续维系美国的经济主宰地位（作为交换，或许他们会更加体谅北京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的担忧）。”孔诰烽认为自己明白华盛顿的打算。他说，美国试图“赢得宝贵的时间，将政府举债筹措的资金投入绿色技术等创新上，从而将它已陷入困境的优势地位改造成绿色霸权。奥巴马政府似乎正是想把这一点作为全球危机和美国式微局面的长远对策”。他宣称，“东亚经济奇迹”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修筑既顺从又繁荣的防波堤来对抗共产主义”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冷战结束时，日益繁荣的东亚四小虎未能挣脱美国霸权的轨道，而是被吸入他们以为是良性、如今事实却证明是恶性循环：对美出口赚美国的钱，激发了美国对其消费品的更大需求，再花更多的钱弥合美国的双赤字。中国后来加入了这个行列，却是怀着满腔热情，致使它对美国的出口依赖性比其他东亚国家发展更快、程度更深。对于中国在工资方面的竞争力通常有两种解释，而孔诰烽对这两种解释都不满意。他列举的数字显示，日本制造业工资到1975年已经达到美国工资水平的55%，韩国的工资水平到2000年达到55%，台湾到2005年达到30%。但就中国而言，工资水平自1980年以来一直徘徊在美国制造业工资的2%至4%之间。有批评者指称人民币汇率过低并受到操纵，但孔诰烽认为，即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20%至30%，中国仍然会竞争力超强。以取之不尽的劳动力来解释也不全面。孔诰烽说：“劳动力取之不尽并非中国人口结构带来的自然现象，它是政府农村和农业政策的结果，政策有意无意地导致了农村破产，于是农民源源不断地外流。”孔诰烽希望以中国为首建立经济新秩序，他宣称：“假如中国重新定位其发展模式并使国内消费与出口更加均衡，那它可能不仅会让自己摆脱对日益崩溃的美国消费市场的依赖和对风险重重的美国债券的欲罢不能；而且，渴望规避这些危险的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制造商也会受益。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他新兴经济体也进行类似的重新定位，如果南南贸易加强，那么，它们可能会成为彼此的消费者，在南方迎来自主、平等增长的新时代。”（参考消息，2009年12月3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维持了稳定的增长，世界各国货币中只有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以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不过，后来由于日本与德国的出口增长和越南战争陷入泥沼，美国贸易赤字扩大，出现通货膨胀。美国黄金储备锐减，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也随之瓦解。对美元贬值形成决定性影响的是1985年日美欧之间的“广场协议”，日美欧五国决定联合介入市场，抛售美元。当时的里根政府面临财政和经常项目的双重赤字，被迫以美元贬值来恢复经济。那以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路走高。1999年，欧洲统一货币欧元诞生。再后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与美元的地位持续下降。时至今日，美元仍占有世界外汇储备的约六成，为国际结算的核心货币。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元仍牢牢占据着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但由于美国近年来的反恐对策以及金融危机后的刺激经济政策，美国的财政赤字再度膨胀，国际市场出现抛售美元的动向，人们纷纷担心美国经济失速，美国的评级公司甚至降低了美国国债评级。财政赤字恶化，美元贬值趋势加剧，这一情况与当年“尼克松冲击”时的情形十分相似。不过，欧元由于区内各国财政恶化，缺乏信任度，人民币由于中国仍处于有管理汇率体制之下，距离取代美元成为储备货币路途仍很遥远。一般认为，现在还没有哪国的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地位。但新兴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也与日俱增，他们纷纷指责美国只顾本国利益。2010年11月美国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资金大举流入新兴国家和大宗商品市场，新兴国家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浜矩子指出：“储备货币发行国应该考虑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和世界经济，而美国只顾本国利益，没有起到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作用。”如果各国纷纷对抗美国，为防止本国货币升值而介入外汇市场，采取资本限制措施，那么就将发生“货币贬值竞争”，世界就将陷入贸易萎缩和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在世界经济秩序群龙无首的状态下，美元的前景令人担忧。（参考消息，2011年8月16日）
●未来10年，中国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和不断萎缩的劳动力或将显著放慢经济增长步伐。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仅四分之一超过60岁，而中国的比例将达31%。在中国，老年人的数量将超过4亿，社会保障制度几乎为零，赡养老人的子女也为数不多。（参考消息，2010年8月30日）
●在中国南方已经成为世界牛仔服装之都的新塘镇，总共有大约5000家这样专门从事牛仔服装生产的工厂。如果你有一条牛仔裤，那么它很有可能是在新塘缝制的，或者它所使用的布料是在新塘织出的。新塘30年前曾是一个安静的农业集镇，而如今却容纳着上百万工人，每年生产2.6亿条牛仔裤——超过世界牛仔裤供货量的三分之一。……当地的环境因此受到殃及。去年，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从大型棉染厂排出的废水把新塘镇的全部水系以及一部分珠江水都染成了深蓝色。棉花价格已经猛增至30年来的新高。设计师们开始在牛仔裤布料中加入涤纶以降低成本。在牛仔服装业乃至整个服装行业，决定成败的利润率往往薄如蝉翼。在收益好的年份，制造商每生产一条牛仔裤可以赚10到20便士（1便士约合0.1元人民币——本报注）。而现在如果运气好的话，它们能从一条牛仔裤上赚到5便士。（参考消息，2011年2月28日）
●一位受调查者援引美国朋友的话说、在美国100美元可以买三条“李维斯”牌牛仔裤，而在广州买一条就要花700元人民币，约合110美元。（参考消息，2011年9月20日）
●2004年9月16日西班牙埃尔切市中国鞋城被烧事件，并未引起国人强烈的民族义愤，同情之余，还有不少冷静的反思。最典型的一种反思意见是：这是低价惹的祸，温州侨商以仓储批发方式大量进口和销售售价仅为每双2欧元至5欧元的中国旅游鞋，其价格不及当地鞋厂同类产品的一半，使当地鞋厂纷纷倒闭，结果引火烧身。此前，中国货在俄罗斯和意大利都曾被封被烧，现在应当反思中国货廉价出口模式。……如果一个产品廉价到令所有竞争者望尘莫及的地步，原因无非两个，要么是对知识产权肆无忌惮的侵犯，要么就是对工人敲骨吸髓式的压榨。（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41110/11031144851.shtml）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沿海制造业重地劳工风波不断，工人工资上涨。到了年底，有些企业开始收拾摊子，将工厂迁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或者干脆迁出中国。……在东莞东站的人海中，来自江西的农民工何英康（音）说：“我不会回来的。我想在离家近点儿的地方找家工厂打工。”他说：“那里的环境更好更干净……我认识的许多人都在做这种打算。这里什么东西都很贵。”每年由中国内陆涌向经济决速发展的沿海地区的打工者约有1.5亿，民工潮似乎源源不绝。然而，它正在渐渐枯竭。一些前往内陆地区招工的人常常是空手而归。中国的农民工一直吵闹着要求提高工资，去年可能成了引爆点，一系列罢工事件影响了多家工厂的生产，其中包括丰田和本田汽车零配件厂。许多地方政府因此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中国工人的这种新情况令珠江三角洲当地较小的工厂感到不安。它们担心新一轮工资和成本增加可能会使它们不得不停业。……珠三角地区的一些招聘中心发现，节后工厂2月份开工将面临劳动力严重缺乏的问题。深圳一家人力资源市场的刘宏（音）经理说：“我百分之百肯定工厂将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劳动力缺口将达几百万。”……杰夫说：“许多血汗工厂将停产，附加值较高的企业最终将取而代之。”（参考消息，2011年1月31日）
●Liberum资本公司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国的平均用工成本比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外的其他任何亚洲新兴经济体都高。这一切应该提醒我们意识到人口构成情况的影响力。持续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令中国人口完全失衡。目前，中国的抚养率盘旋在40%左右，这意味着60%的人口处在劳动年龄。但这个比例会迅速改变：到2040年时抚养率将明显超过50%，到2050年时会超过60%。（参考消息，2011年1月31日）
●10日发表的海关数据显示，8月份的顺差为178亿美元，低于7月的315亿美元，且远低于预期水平。……海关总署称，在截至8月的8个月内，中国贸易顺差达到9270亿美元，同比下降10%。（参考消息，2011年9月13日）
●在《中国的霸权企图》一书中，安托万·布吕内和让-保罗·吉夏尔细致地描述了中国用来增强实力的经济运作模式。本书对历史上的经济霸权进行了比较，使内容更加丰富翔实。事实上，中国的实力能得到发展，在于其成功地将重商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一如19世纪的英国租1940年之后的美国和日本那样。所有这些国家都把对财富和实力的渴求深植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基因当中。这种策略的实质就是年复一年的积累，通过出口大于进口的方式不断积累贸易盈余。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对外汇交易的严格控制和大规模干预，这个重商主义国家就可以达到消费低于产出的目标。于是，这台机器的运转就要靠那些与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的内需来拉动，而这些国家的内需又是靠举债来支撑的。因此，这种运行模式完全是建立布失衡基础上的：一方是靠举债度日，另一方则债权不断增加。这也就是重商主义如何会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既成为走向霸权的帝王之道，同时又是造成巨大危机的温床。重商主义甚至可能引发大的军事对抗，从而直接导致新一轮的洗牌。（参考消息，2011年3月15日）
●各国陆续制订更严格的进口标准，欲将中国产品拒之门外。美国和欧洲加强了对家具和玩具安全标准的管理，阿根廷大幅强化对进口轮胎和聚酯制品的进口限制。由于中国上述类别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较高，各国加强管理必然会影响中国今后的出口动向。各国一直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席卷国际市场抱有强烈防范意识，这种“保护主义”的做法必然引发更多的摩擦。……阿根廷16日宣布，大幅提高进口轮胎和聚酯制品的参考价格，强化对这两类产品的进口限制。这次提价幅度在30%至38%之间，阿根廷政府按照新标准对报关价格低于参考价格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印度8月决定对中国的玻璃制品实施反倾销税。巴西6日宣布上调7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其中瓷砖、自行车和分体式空调多来自中国，这些产品的税率由原来的15％至20％上升至35％。此外，巴西还针对进口车等追加了30%的间接税。（参考消息，2011年9月22日）
●近年来，抨击中国一直是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的专利。不过，在本次总统竞选期间，两党似乎都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美国制造业联盟执行主任斯科特·保罗说：“竞选人出来倾听选民们的意见，而选民们谈的都是这些问题。他们因此明白，我们的饭碗已经被中国夺走了。”美国制造业联盟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参考消息，2011年9月9日）
●美国参院今天［3日］投票正式考虑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就中国被指低估其货币而惩罚中国。这项法案是美国对中国货币政策越来越不满之际提出的。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故意维持人民币的低汇率，让中国出口受惠，令外国进口处于劣势。参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说：“过去十年由于货币操纵造成的贸易赤字导致我们有200万个工作机会流向中国。”他说，希望该法案能促使中国停止低估人民币，并向中国传递一个强烈信息，即美国不会继续忽视中国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参考消息，2011年10月5日）
●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国效应”已经在所有地方造成了信贷泡沫。而在欧洲出现的变种更为致命，因为欧洲的银行更多地依靠举债经营，拥有远为巨大的债务，而且欧洲货币联盟的结构把对弱国的损害集中到了一起，却不具备防止严重崩溃的政策防御。笔者这里所说的“中国效应”是指如海啸一般淹没了西方市场的亚洲贸易，它们降低了所有商品的价格，从皮鞋到服装，从洗衣机到太阳能电池板，无所不包。这诱使西方的中央银行在20年时间里一直采取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掩盖了危险的资产泡沫正在积聚的真相。与这种情况一同出现的是亚洲的“储蓄泛滥”。中国的消费额占GDP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48%下降到2007年时的36%。（参考消息，2011年9月21日）
●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上周四宣布，截至3月底，该行拥有3.0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比增长了引人注目的24.4％。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或接近拥有如此多的外汇。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仅拥有大约1.12万亿美元。周四的宣布使得中国人民银行看似非常强大。然而，该行亟需重组。它十有八九已经资不抵债。实际上，让其看似强大的原因——拥有大量美元、欧元和日元——正在形成它的弱点。（参考消息，2011年4月20日）
●大约10年前，中国拥有外国资产的阶段拉开序幕，当时它开始购买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这些交易人为地压低了中国货币的价值，确保了其出口的吸引力。在截至2010年10月的10年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从595亿美元增加到9068亿美元，占美国政府全部未偿还债务的21%，同时也占中国外汇储备的近三分之一。中国公开承诺购买希腊和葡萄牙发行的债券。此外，中国已经持有西班牙政府13％的债券，保证今年再购买西班牙国债，它在寻求其持有的债券的多样化，摆脱以美元标价的资产。（参考消息，2011年1月13日）
●中国人怎么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把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积蓄投资于美国国债——数额竟高达1万亿美元之巨，其规模在国与国借贷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美国国债买起来容易，想摆脱起来却难。越是难以摆脱，被卷入的金额就越大。中国把所有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是个可伯的错误，哪伯我们忽略美国从1971年以来一直在推行的不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过，中国人正在亡羊补牢，设法通过实现投资的多元化来纠正他们的错误。中国本该吸取日本的悲惨教训。在中国作为买主出现之前，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投资者。1971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到空前规模，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300比1。美国的决策者和货币专家向日本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日元升值。因为在尼克松和弗里德曼合谋使美国拖欠对外黄金债务的做法“受到尊重”之后，依照让日元升值可以缓解并消除美国贸易逆差的谬论，这成了一种时髦的做法。中国人本该看出不祥之兆：购买美元资产等于是在吻别自己的积蓄。就尼克松-弗里德曼阴谋而言，这种做法纯属勒索，它假借汇率政策，以一种秘密的方式悄悄地把拥有贸易顺差的美国贸易伙伴的积蓄悉数吸走。雪上加霜的是，当日本人希望提取他们在美国银行中的剩余储蓄，以弥补暂时的现金短缺时，他们发现这些钱已经不在那里了。中国本该识破这个陷阱。美国人希望他们购买全部的美元债券，然后开始强迫人民币升值，表面上是以此作为一种有效的汇率机制来矫正贸易不平衡。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机制，因为这起不到作用。它只会使贸易不平衡变本加厉。同样，美国人也不是在力争消除自己的贸易逆差。他们是在力争消除美国的债务。他们知道，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意味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吸掉中国的积蓄。作为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国用自己的积蓄为一个富裕的国家——美国——的肆意挥霍埋单。令人无法相信的是，中国似乎正在屈从美国的要求，让人民币汇率向上浮动。这个中国谜题可以表述如下：日本人失去理性的自虐行为可以用日本当时仍是一个被占领国来解释。但中国不是。中国可以拒绝听从美国汇率操纵者和债务贩子们的欺骗性恳求。中国为什么不勇敢抵抗这种行径？中国只要对负债毒药“说不”，让掩藏在后面的奢侈淫逸大白于天下。弗里德曼的理论认为要慎重使用外汇汇率，把它当做一种平衡对外贸易的工具。这一理论用心险恶、混淆真伪，并带有欺骗性。它从未奏效过，将来也绝不会起作用。这种理论的动机是美国的自身利益，它随时准备向中国发动一场新的鸦片战争，通过被掩盖的美元贬值，以牺牲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减少美国的负债，并且把贸易失衡的责任推向顺差国家。（参考消息，2011年2月20日）
●美国两大金融抵押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崩盘震撼全球。而中国财金当局将五分之一以上外汇储备即三千七百六十三亿美元投入“两房”，成为“两房”最大的外国债权人，这一愚不可及的做法更是震惊中外，令国人扼腕！中央财金当局对美国金融霸权缺乏警觉，违背外汇储备管理原则，跌落“两房”陷阱，造成国家财产天文数字般损失，所犯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我为人民鼓与呼，刘梦熊，2008年7月18日；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1868亦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006/161180.html；两房指Fannie Mae、 Freddie Mac）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炒国际期货，在伦敦期货市场上胡来，外国人都被吓坏了。后来，外国人看清楚了，这是一帮糊涂虫，就整了他们一下，结果亏了7.7亿美元，就是60亿元人民币，这不是对人民犯罪吗？！银行也是帮凶。（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朱镕基，南方周末，2011年9月8日）
●2009年2月，深陷财务危机的力拓与中铝签署的投资协议，中铝将向力拓注资195亿美元，并将向力拓董事会派出两名董事。3月，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另外一家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组成银团向中铝提供210亿美元并购贷款。6月5日中铝、力拓宣布撤销195亿美元注资交易。力拓毁约于中铝，而中铝又被动毁约于上述四家国有银行，力拓仅仅给了中铝1%的违约金，而中铝要赔偿给四大银行的违约金要远远高于1.95亿美元。尽管四家银行尚未对中铝发放这笔并购贷款。四家国有银行在对中铝提供贷款之前，进行了项目评估，贷前调查，花费了很多专家咨询费、评估费、律师费，汇兑损失和汇率风险以及外汇资产配置等等，随着力拓的毁约，银行做了一场巨大的无用功。（http://finance.eastmoney.com/090614,1103846.html）2008年1月31日，中铝联合美国铝业公司，出资140.5亿美元购买力拓英国12%股份，成为力拓英国第一大股东。美国铝业出资仅为12亿美元。
●中铝日前宣布“澳大利亚昆士兰奥鲁昆铝土矿资源开发项目最终告吹”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关注。中铝不仅浪费了前后近四年的时间，而且还将因此项目损失3.4亿元。继中钢集团澳洲项目叫停、中铁建投资沙特轻轨项目海外巨亏后，央企海外投资再一次被敲响了警钟。（经济参考报，2011年7月7日；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107/07/t20110707_16599559.shtml）
●早在战争爆发前，中国企业就在利比亚有了庞大经济利益，至少26家中企与利签署了总值200亿美元的合同。……外国公司在利比亚有15个未完工的大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班加西承建2万多套住宅，投资28亿美元；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承建铁路，投资25亿美元；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建5000套住房与相关基础设施，投资10亿美元；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在的黎波里郊区建设7000多套住宅，投资8亿美元；中国土木工程公司修建的黎波里到利突（尼斯）边界的铁路，投资8亿美元。（参考消息，2011年9月3日）
●2009年2月10日，中铁建总公司旗下上市公司中国铁建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城乡事务部签署了《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约定采用EPC+O/M总承包模式（即设计、采购、施工加运营、维护总承包模式）施工完成沙特麦加轻轨铁路项目。根据合同，中国铁建从2010年11月13日起负责该项目三年的运营和维护，去年11月13日开通运营，达到35%的运能，2011年5月完成所有调试，达到100%的运能。中国铁建曾在公告中称，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实际工程数量比签约时预计的工程量大幅增加等原因，公司管理层预计该项目将发生大额亏损。截至2010年10月31日，按照总承包合同金额（66.5亿沙特里亚尔）确认的合同预计总收入为人民币120.51亿元，预计总成本为人民币160.45亿元，另发生财务费用人民币1.54亿元，项目预计净亏损人民币41.48亿元，其中已完工部分累计净亏损人民币34.62亿元，未完工部分计提的合同预计损失为人民币6.86亿元。事实上，情况并不像中国铁建公告中说的那么简单。尽管有当地的政治、文化等客观因素存在，但中国铁建内部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最根本的原因是，公司在与沙特方面当时签署《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的时候，“非常草率，并没有进行全面调查，合同的细节都没有。”这直接导致此后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沙特方面不断提出增加工程量的要求，甚至提出新的功能需求，而双方此前在合同中却并没有针对这个项目列出详细的工程量。为了将整个项目完成，中国铁建不得不赔本继续推进项目工期。这意味着中国铁建在承接这一大项目之初，并没有对该项目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没有“及时报告重大事项”，相反直到去年10月发现巨额亏损可能无法弥补后，才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http://news.qq.com/a/20110629/000603.htm）
●中国国家投资公司(简称“中投”公司)首个投资对象——美国黑石集团(又名“百仕通集团”)股价再次跳水，12日单日跌幅达到2.20%，下跌1.77美元，收于22.51美元。与今年6月上市时相比，黑石集团股价已经缩水了38.2％。至此，中国国家投资公司亏损金额达到约7.44亿美元(合55.34亿元人民币)。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11/14/content_7069658.htm）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将在缅甸北部克钦邦建设装机容量达600万千瓦的密松水电大坝，近几个月来，缅甸政府因为这座大坝的潜在环境和社会影响而承受了日益增大的压力。在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人们罕见地走上街头示威，反对修建这座大坝——该大坝将导致面积相当于新加坡的一片土地被淹没。政府今天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它说，民众的反对改变了它的决定。……中国今天呼吁缅甸与该国就暂时搁置的电站项目举行会谈日前，缅甸政府宣布暂缓执行斥资36亿美元、由中方主导实施的中缅两国密松电站合作项目。中国外交部说，有关图家政府应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和正当权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密松电站是中缅两国的合资项目，经过了双方的科学论证和严格审查。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事宜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2006年，缅甸与中国就合作兴建水力发电大坝达成一致，项目于去年动工。项目耗资36亿美元，大坝般大发电能力达600万干瓦，其中90%的电量将输送至中国。……缅甸去年举行选举，披上民主外衣后的缅甸积极打破国际孤立，一改过去只能依靠中国的情况。日本和韩国最近均在拉拢缅甸政府，当局敢冒险得罪中国，叫停大坝工程，显示中国影响力或将受挑战。对缅甸政附来说，叫停大坝内可增民望，外则有助争取解除国际制裁。缅甸外长吴温纳貌伦周四罕有地率代表团到华盛顿拜会美国负责缅甸事务的特别代表和政策协调员德里克·米切尔等官员。美国国务院发合人称，美方虽然还未改变制裁，但“继续鼓励在所有核心问题上取得迸展”。缅甸长期受国际孤立，中国是缅甸长期的投资者，截至2010年7月31日的投资额逾123亿美元，另还给缅甸经济援助和提供武器。但日韩最近不约而同向缅甸伸手，日本决定与缅甸共同开发稀士等天然矿物资源，韩国也与该国就稀士地质勘探等达成协议。（参考消息，2011年10月2日）
●秦数败赵兵，廉颇坚壁不出。赵王以颇失亡多而更怯不战，怒，数让之。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畏，独畏马服君之子赵括为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遂以赵括代颇将。……秦王闻括已为赵将，乃阴使武安君为上将军，而王龁为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 （资治通鉴）
●（公元前247年）王使人行万金于魏以间信陵君，求得晋鄙客，令说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复为将，诸侯皆属，天下徒闻信陵君而不闻魏王矣。”王又数使人贺信陵君：“得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将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娱，凡四岁而卒。（资治通鉴）
●（公元前221年）王贲自燕南攻齐，猝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诱齐王，约封以五百里之地。齐王遂降，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资治通鉴）
●（公元前237年）王卒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欲上书自陈，幸二世寤而赦之。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逮秦地之狭隘，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饬政教，官斗士，尊功臣；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北越，以见秦之强。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当死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资治通鉴）
■金融
面对2008年经济不振，不知常而妄作。譬如铁路，不去兴办市郊铁路、货运铁路，反而大上快上什么磁悬浮、高铁，完全无视低层次需求，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京藏公路上，被从内蒙出来的运煤卡车堵得水泄不通，为什么不搞铁路运煤？高铁大跃进已经失败，未完工程大部烂尾。国有银行，因地方债、高铁债等事实坏帐，而临破产危机。
2009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52万亿（http://bank.zgjrw.com/News/2010121/bankchina/451374334700.shtml），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95万亿（http://money.zgjrw.com/News/2011112/Money/767288823600.shtml），酿成通货膨胀。2009年新增贷款逾21%投向房地产（http://www.caijing.com.cn/2010-01-21/110362660.html）。以行政手段限价，发生电荒。
2010年、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连续十余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数次加息（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79728/）。相较于高企的CPI，利率仍远为负数，盘剥缺乏投资能力只能选择到国有银行储蓄的贫民，并对迅速老龄化而社会保障不完备的社会构成致命伤害。民族企业告贷维艰，国有企业贷款便利，转而投机吃利差。民间高利贷泛滥猖獗，官方持默许态度（据刘明康：小额贷款公司现在协调的结果，人民银行不愿意监管，我们也不愿意监管，因为他是新的制度）。
股市内幕交易，恶性扩容，虚假业绩，让无数股民倾家荡产。
●中国通胀是北京2008年宣布的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所产生的迟到的结果。继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发作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段时期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便维持其经济引擎的运转。当时，此举被盛赞为成功之举，有利于全球经济，但是大量资金注入经济，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上涨。中国通胀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食品价格问题，11月份同比涨幅超过11%。虽然上涨的部分原因与国际粮食价格变化有关，但主要是由于农业部门工资上涨造成的。正如在别处谈到的那样，都市地区工资上涨的吸引力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稀缺。在有些地区，这促使农民工的工资增加了一倍。食品价格上涨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被转嫁到了中国的消费者身上。北京的货币政策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由于保持人民币低币值，中国强化了自身在全球出口中的优势，使其得以积累巨额的贸易顺差。这使中国的出口商掌握了大量外币——主要是美元，他们必须将这些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投入国内经济。由于美元被兑换成人民币，因此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从而为通胀创造了环境。阻止通货膨胀的最可靠方法就是使人民币升值。通过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削减流入经济的外汇量，将有助于减慢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人民币升值还将直接转化为中国公民购买力的加强。既然中国从全球购买的大部分粮食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人民币升值将意味着，粮食进口更加便宜，同时也降低了其他重要农矿产品的价格，而农矿产品价格飘升也是造成通货膨胀问题的部分原因。（参考消息，2010年12月22日）
●中国针对世界金融危机采取的对策看似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是一种假象。中国的解决方法是大幅增加投资，这将加剧产能过剩。中国采取高储蓄、高投资的绎济模式使本国人民承受高昂代价，并使世界变得不稳定。中国早就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中国欧盟商会最近发布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指出了6个行业所面临的挑战：2009年铝业的产能利用率预计为67%；风力发电业为70%；炼钢业为72%；水泥业为68%；化工业为80%；炼油业为85%。然而，巨大的额外产能仍在建设中。产能过剩的规模令人瞠目结舌。2008年底，中国炼钢业产能为6.6亿吨，需求仅为4.7亿吨。二者之差大致相当于欧盟的总产出。但这份报告指出：“目前中国还在建设的新产能就达到5800万吨。”国内生产总值（GDP）竟由如此荒唐的支出推动，这是一种浪费，而非经济福祉。外国生产商担心，中国的过剩产能与日俱增会对他们的市场产生影响。但这不只是特定行业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中国变得依赖于一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增加明年的过剩产能，用投资解决今年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下，政府对家庭收入征税以支持企业利润。企业储蓄现已占中国庞大储蓄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消费增速往往低于GDP增速，过剩产能只能通过更多的投资或出口得到利用。今年，经济危机使后者变得不可能。但中国需要再度扩大出口。结果很可能是一场贸易体系内的危机。中国的贸易伙伴不得不与这个崛起中的巨人接触。他们必须说明，他们不能、也不会吸收中国严重扭曲的发展模式不断产生的过剩产能。但他们可以指出，这种模式也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必须把收入从企业向家庭转移，把支出从投资向消费转移。这需要中国推行大规模结构性改革。这种改革必须从现在就开始。现在其实可能已为时过晚了。（2009年12月1日）
●十年来大规模的货币增长使经济体系积累了巨大的隐性通胀压力。这首先表现在土地价格的上涨。由于投机热把钱集中在了房地产市场，货币增长起初并未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短缺和能源价格上涨引发基础广泛的通胀，而货币存量突然之间则变成了通胀的刺激因素。中国的通胀挑战背后的根本性力量是公共部门无节制开支的欲望。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财政收入是决定地方政府官员的奖惩、衡量其表现的两个基本标准。通过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增加GDP和财政收入的目的他们都能达到。银行体系去年的新增贷款额是GDP的四分之一。在股票和债券市场以及通过信托公司筹集的资金额可能达到GDP的十分之一。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入了公共部门。除了这笔钱之外，政府还通过税收得到了五分之一的GDP。这里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房地产开发商使用同一笔钱买地和纳税：两者都算在政府的分类账上。尽管如此，公共部门仍通过自己的消费能力控制着近一半的GDP。（参考消息，2011年1月11日）
●中国正开始慢慢面对它的行动，也就是近些年来让贷款年增长率保持在30%以上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问题正迅速加剧。在发达国家，通胀虽然令人不快，不过尚可以容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胀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中国尽管经济规模庞大，却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我们的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美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可能意味着少去几次餐馆或取消署期度假计划，但中国的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导致人们挨饿。（参考消息，2011年7月8日）
●在中国，食品价格上涨带来食谱缩水……李萍（音）和她的丈夫，两个退休老人，正在北京一个菜市场买菜，准备端午节包粽子。但猛涨的食品价格让他们的选择有限。67岁的李萍对记者说：“我们几乎吃不起肉，太贵了。”她说他们现在每月只吃两三次肉。苹果也很贵。中国当局说控制物价是年内的首要任务，并且采取了大量政策措施来平抑物价。但是这些举动尚未令像李萍这样的低收入家庭受益。李萍的退休金是每月1100元一远远不足以应付一直上涨的物价。她说：“我的孩子们不得不贴补我们。我们以后必须要靠他们了。我觉得很对不住他们。”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4月份同比上涨5.3%，涨幅比上个月略有下降但仍然大大高于北京制定的2011年控制在4%的目标。（参考消息，2011年6月7日）
●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孟克文举例提及了中国大型电力公司持有巨额累积赤字一事。主要发电原料煤炭的价格不断上涨，而中国的电力价格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上调电力价格，则会引发电力公司之间的新竞争，这可能导致国家控制的企业走向解体。（参考消息，2011年7月8日）
●法国兴业银行全球策略分析师阿尔贝特·爱德华兹和迪伦·格赖斯在瑞士《伯尔尼日报》的专访中指出，中国没有从西方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中国的经济已经失控，正在重蹈美国2007年的覆辙，这个泡沫的破灭会是世界经济的最大危险。爱德华兹在专访中指出：“中国是最大的泡沫，投资者的预期同可能出现的结果相比过于乐观，他们对中国的超级周期、中国的大缓和，有着巨大信任，尽管硬着陆的风险极高。这个局面让人想起五六年前的美国：应该抑制金融和债务诱导的泡沫，使之软着陆，但是这个泡沫已经失控，这是世界经济的一大风险。”格赖斯也明确表示：“中国几乎没有从西方的惨败中吸取教训，马虎的货币政策恰恰刺激了投机。中国经济每年的名义增长几乎20%，利率也应该相应达到20%，然而实际利率却是负值。由于资本对外流通的控制，中国人无法将资金转往外国，也不存入银行，因为通货膨胀明显高过存款利息。他们还有什么选择呢？只有购买和倒卖房产。通过负的实际利率所诱导的建筑业繁荣，我们已经在西班牙、爱尔兰和美国看到过。现在中国人在做同样的事，在追逐利润率，这听起来有点耳熟，他们相信不会发生的奇迹。长期而言，我对中国完全乐观，可是我看到，硬着陆以及对有风险的资产采取休克疗法的可能性正在形成。”针对泡沫的成因，爱德华兹说：“由于固定汇率政策，资金滚滚而来，货币储备巨大上升。为了保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必须用人民币买美元，为此大量印钞，这是中国式的量化宽松。这些资金泛滥无法通过结扎来阻止，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一半归因于汇率政策。”格赖斯说：“全世界都觉得，北京奉行的货币和刺激经济政策比西方决策者的更好。市场参与者相信，中国当局能控制局势，此外会更容易实现其目标，因为他们不受民主程序的制约。那种以为北京会让人如愿以偿的看法包含失望的空间。最近的一些措施简直就是开玩笑：一个每年名义增长20%的经济，只允许6%的名义利率，是可笑的。最近若有公司要提高产品价格，就会面临惩罚，这是经济政策的最低下手段。此外，中国当局显示出某些惊恐的迹象，这对资本主义的繁荣可不是好事。”爱德华兹补充说：“中国的局势很严重，老虎一旦出了笼，就很难再将它捉住。通胀像脱缪的野马，而北京通过减少食品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中的权重，试图操纵数字。”他还表示：“如果中国不摆脱与美元的挂钩，就会迫使对汇率重新评价，这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是一个大课题。他们在能力和可能性上要比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更节制一些。2006年美国货币发行银行还在否认崩溃的可能性，甚至说泡沫并不存在。今天不是货币发行银行、而是市场显示出过分的信心满怀……如今每个股票都要与中国相关，为了让投资者一见倾心。”两位经济学家都认为.“世界经济的最大危险”不在欧元区，而在中国，“中国正在酝酿一个新的美国2007”。（参考消息，2011年6月2日）
●武汉这座位于中国中部、拥有900多万人口的城市计划在7年内建成一个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武汉市的总体规划还包括两座新的机场航站楼、一个新的金融区、一个文化区和一条江滨步行街。建设狂潮让武汉始终笼罩在尘霾中。不足为奇，武汉一官员被人称为“满城挖”。为武汉制定的计划看起来也许过分了。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其他数十座中国城市在争先恐后进行耗资巨大且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危险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可能已经债台高筑——这一隐藏着的不利条件可能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内妨碍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中国各地，建设项目遍地开花。所谓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目前已接近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其他哪个大国接近过这一比例。连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只达到大约35%。在美国，这一数字数十年来一直徘徊在20%左右。（参考消息，2011年7月8日）
●中国审计署6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这10.7万亿元，占名义GDP的比例约为27%，其中约5万亿元是多达6576家融资平台的债务。地方债持续膨胀，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救市计划的大部分是通过这些融资平台实现的。穆迪公司指出，地方债的实际规模可能比公开数据多出3.5万亿元。6月下旬，地方债问题浮出水面。据中国媒体报道，云南省和上海市各有一家融资平台陷入偿债困难。经媒体曝光，云南省的问题融资平台试图转移“优良资产”并实现“资产重组”一事大白于天下。由于这家融资平台曾发债融资，引发了中国债市动荡。7月11日，中国事实上首次出现了地方债找不到买家的情况。上海的一家证券公司指出，地方债一直由国有银行接手，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及其资产沦为不良资产，将严重冲击金融机构，可能撼动中国的金融系统。……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陷入崩溃。为了重振银行业，中国政府将坏账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剥离，银行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运转。为了给这些不列入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筹措资金，政府将存款利率压得很低：1％上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存款率极高而通胀率高达5%的国家，这样做的结果是每年损失4%的购买力。（参考消息，2011年9月20日）
●2011年，根据盛光祖在“两会”期间透露的数据，铁道部目前总资产3.3万亿元，总负债为1.8万亿元，负债率约为56%。（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787/page/1）
●2011年上半年，上市房企整体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2%，负责总额突破1.09万亿元，同比上涨41%。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流动负债已经占到负债总额的70.6%，同比上涨54%。与持续走高的负债总额相对应的却是，银行贷款的不断收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到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5.4万亿，同比增速为23%，比去年同期下滑1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上半年106家上市房企存货上涨39%，达到9640亿元。也就是说，房地产全行业存货总值远超流动负债总额，只要出货就可以套现还债。（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25/c_122084565.htm）
●看空方的主要看法是：中国的巨大消费并不是由需求推动的。例如，在出口之后，5年内中国消耗的水泥仅占其产量的65%。中国生产的钢材比世界剩下7个钢铁生产大国加起来还要多，产能过剩高达2亿吨。中国有高达33亿平方米的空置房——但每年还有2亿平方米的在建新房。这些看空中国的投资者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银行业不良状况正在逐步显现。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教授史宗翰估计，中国的银行大约向企业发放了1.7万亿美元不良贷款。（参考消息，2011年1月22日）
●2000年，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5名顶级鉴定专家，为骗子谢根荣自制的“金缕玉衣”开出24个亿的天价评估。建行两位行长由此轻信了骗子的经济实力，发现被骗贷6个多亿后不但未报案，还继续为其违规提供资金4个多亿，导致银行最终损失5.4亿多元。（http://news.sina.com.cn/s/2011-09-05/135323107561.shtml）
●2011年9月，摩根士丹利中国金融股指数下跌24%，跌幅超过欧洲、美国、日本和新兴市场的金融股指数。……地方政府坏帐、房地产业逐渐走向衰落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减慢等因素正让一些最为成功的投资者持悲观态度。……“中国经济极度扭曲，而银行正处于震中。”……自2008年9月以来，中国银行业的新增贷款总额达到3.8万亿美元，这一时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平均达到28%。（参考消息，2011年9月29日）
●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以及中国两大银行表示，这家新加坡政府投资的公司减持这两家银行36.2亿美元的股份只是对投资组合的常规调整，并不反映其对中资银行的看法。不过银行股票的表现仍凸显了投资者对于银行向地方政府过度放贷的担忧。评级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6日说，由于缺乏减少地方政府债务的明确计划，它对中国银行体系的信用评级展望可能将转为负面。淡马锡正在将过于注重金融公司的投资组合向多样化转变。6日该公司证实已出售了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部分股份，但没有透露细节。（参考消息，2011年7月8日）
●随着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货币交易商已经减少了押人民币对美元继续升值的筹码。投资者也开始增加购买对冲基金以抵消人民币贬值的风险。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意想不到的衰退，北京就可能将人民币贬值。这些做空举动与经济学家比较乐观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参考消息，2011年7月8日）9月30日消息：香港，人民币兑美元周五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触及日交易区间下限，因为受中资出口商持续的美元需求以及投资者对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日渐增多保持警惕影响，美元买盘加剧。
●而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中占三分之一的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引发了普遍讨论。内地主要食品猪肉价格猛涨尤其令人关注。一位受调查者说，买3公斤猪肉要花90元，买5公斤豆油要花100元。而仅仅两年前，100元可以买10公斤豆油。另一位受调查者说，2004年，100元够他过半个月，而现在只够4天。他说，自2004年以来，通胀率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工资上涨的速度。（参考消息，2011年9月20日）
●如果一场崩溃或减速发生——大多数分析人士将其定义为经济增长率在7%以下——其原因要么是通胀，要么是房地产行情逆转。霍瓦内茨说，中共十分不愿意让通胀达到很高的程度。20世纪40年代，严重的通胀让普通中国人变成共产党人。霍瓦内茨说，假如通胀在长时间里超过10%，“就会采取沃尔克式的做法”。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击败了高通胀。但他采取的高利率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房地产方面，盛宴已经进行了太久。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拉迪所指出，中国的通胀率超过了3.5％的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这使得许多中国人把部分储蓄投入到住房之中。经济产出中已经有9%来自居民住房投资。而2003年为3.4%。由于住房建设大张旗鼓，所以供应终于超过了需求。如果住房价格暴跌的话，普通中国人可能会失去储蓄，地方政府将无法偿还它们用于住房和商业项目投资的贷款。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家郑宇硕说，在一些情况下，地方政府60%以上的收入也依靠出售土地。在楼市不景气的情况下，很少有人会购买土地。房地产行情的逆转会拖累地方上的钢材、水泥和家具制造商。（2011年7月18日）
●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目标和发展规划，地方必然设法达成。例如国内生产总值（GDP）目标设为8%，地方年终汇报没有不达标的，至于用什么方法？一般农业大省也不可能指望靠着稻谷鱼虾来帮忙，最容易看到成绩的无疑是大兴土木。……计划经济加上GDP考核的运作方式，是房地产市场尾大不掉的关键。而不理会市场和需求的大兴土木，造成的问题其实很多，除了不少城市的角落出现空荡荡的鬼屋、鬼楼外，一些地区甚至沦为“鬼城”。房地产的大量兴建被有钱人视为投资工具甚至金钱游戏，也说明计划经济下市场投资工具的欠缺。最严重的，为了兴建房地产和土地开发，各种拆迁行动密集、铁腕甚至带血地展开，在全国每一个角落制造及累积了深沉而不可预知后果的民怨与民愤。甚至全国高铁网络的加速兴建，也不断传出地方上因利益冲突等问题而引发的抗争。按照市场规律竞争的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后茁壮的过程中，遭遇金融风暴，在计划经济的作用下，国有企业不但没有逐步市场化，反而更形壮大，甚至压垮许多民企，又反过来弱化市场经济的能量。……外界看到明明朝市场化发展的经济，却对物价千方百计地打压，不管原材料怎么涨价，厂商的售价就是不能涨。这显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手段：调控。担心失控也是威权体制的一大特点。（参考消息，2011年6月9日）
●英国GFMS咨询公司和迪拜的福四通国际公司（INTL FCStone）说，由于投资者将购买黄金作为保值手段，中国的黄金消费量可能赶上世界最大的黄金消费国印度。世界黄金理事会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0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黄金需求量从206吨增加到580吨，提高了近两倍。（参考消息，2011年3月24日）
●鲁比尼昨天在新加坡说：“中国经济现在不仅越来越依赖出口，而且还依赖固定投资。”固定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大约50%。他接着说：“如果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发展，你将面临两个问题：银行系统的巨额不良贷款和产能大量过剩导致经济硬着陆。”据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说，由于创纪录的贷款和不断上涨的房价所产生的影响，中国在2013年年中之前面临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将达到60%。尽管当局设置了最高房价限制，增加了首付款比例和限制购买第二套住房，但过去两年创纪录的2.7万亿美元的贷款已经促使房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参考消息，2011年6月13日）
●在国内旅游业起飞之际，地方政府正为迎接航空繁荣而增扩建机场。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将新建机场57个，扩建91个。花费令人震惊：4250亿元人民币。官员说这种建设狂热会推动经济增长，称此前一轮建设已创造6万个就业岗位。有报道援引中国民航局官员4月份在一次会议上的话称，“在一个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修建机场”，“为人们出行提供了便利，直接拉动地方经济”。然而，虽然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机场运营良好，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机场难以获利。更槽糕的是，当地政府举债建造的这些亏损机场不久将与新的高速铁路竞争，后者为长途旅行提供了一种更廉价的选择。下一轮机场建设的预算接近中国近五年来据估计在40个机场上投入的1200亿元——不包括腐败成本——的四倍。中国审计部门前不久透露，这些项目中有10个项目涉嫌伪造账目和逃税，涉及金额约1.59亿元。57个新机场预计将今地方政府负债更多，有中国媒体称，地方政府的贷款到年底可能达到12万亿元。去年，中国175个现有机场中有130个机场存在亏损，亏损金额达16.8亿元。（参考消息，2011年6月13日）
●在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中国城市，工人们正在挑灯夜战，在一个尚未竣工的体育中心门口雕刻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该体育中心包括拥有3万个座位的体育馆、球状体育场和游泳馆。娄底位于湖南省，有400万人口。它将通过发行1.85亿美元（1美元约合6.46元人民币——本报注）的债券来为该项目融资，为债券担保的是每英亩（1英亩约合6.07亩——本报注）价值150万美元的土地。这一地价与美国芝加哥郊区温内特卡相当。温内特卡是美国最富裕的城镇之一，家庭年均收入超过25万美元。在娄底，人们的年均收入为2323美元，而且在日历上也看不出它有朝一日要举办奥运会。该市金融部门的一名官员说：“债务不是问题，因为娄底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而是一个新兴城市。”通过对中国三个城市的访问，再加上阅读了几十份债券发行企划书，我们基本了解了中国发债为何如此普遍。在娄底，当地官员现在出售土地的价钱几乎比今年5月高出三倍。在河北沧州，一名负责为港口扩大融资工作的人却无法找到政府划拨给他公司的、作为10亿元人民币债券担保的那块土地。在距俄罗斯不远的伊春，消费热是以未来销售土地的承诺为后盾的。但是，一些官员承认，其中许多土地销售将难以实现。2008年以来销售的地方债券已经超过4000亿元，这仅仅是地方政府巨大借款总额的一部分，这表明地方政府官员是多么依赖他们自己作出的地价将继续上涨的预测。中央政府为使房地产市场降温而付出的努力，迄今并未对地方官员的乐观预测产生任何影响。据瑞士信贷银行说，由于地方官员为偿还贷款而增加了土地销售，今年以来住房用地的价格下降了30%。渣打银行负责研究中国市场的斯蒂芬·格林说：“土地销售能够支付贷款利息将是一个巨大的神话，更不用说支付贷款本身了。”他的研究小组认为，多达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贷款——数额或许还要高得多——最终将无法由项目本身来偿还。过去10年，为绕开禁止它们直接接受贷款的法令，中国一些地方政府设立了一万多家融资机构。中国监管机构说，其中三分之一根本没有钱来偿还贷款。美国设有具有专门目的的融资机构，以掩盖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被重新包装的不良抵押贷款项目。在中国类似情况正不断增加。2009年，因此产生的亏损迫使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出贷、支出或担保了高达12.8万亿美元的债务，以救助金融业，其中包括为救助花旗集团而直接投资的450亿美元。今年刚刚从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运营官岗位上退下来的卡尔·沃尔特说：“这意味着中国现在正像我们过去那样在玩火。这些融资机构以为一切都可以从账户上抹掉。但是，它们并没有从账户上抹掉，花旗银行的资产缩水了。”在中国，在中央政府去年收紧银行的放贷条件之后，地方上越来越依赖于新兴的债券市场。在香港的瑞士信贷银行分析师杜金松（音）说：“我们预测，许多地方政府将不得不拖欠债务。”（参考消息，2011年7月18日）
●今年4月至今，温州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失踪、公司关门、员工讨薪事件，仅9月以来，就有高达25起。据了解，在“重灾区”龙湾，8月份已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当地一位放贷者告诉记者，“目前，仅龙湾区的外逃资金估计已在100亿以上，不少中小企业的负债中，银行占3成、民间高利贷占7成。”……多位放贷者向记者表示，他们借出的资金中一半为自有资金，另一半从银行贷出来的，通常是“我们将房产向银行抵押出去，用2分的月息借钱出来，再用4、5分的利率放出去给小企业主们，赚取中间利差。”（http://news.sina.com.cn/c/2011-09-29/024423234229.shtml）由于经济环境恶化以及中央收紧信贷的影响，今年4月份开始温州的中小企业资金链就断裂，有多达90个企业老板欠下巨债而外逃，初步估计这个信贷的规模是达到了200亿元。（凤凰卫视10月5日）
●浙江省地下钱庄的利息己飙升至每月10％，这一新迹象表明，私营企业正在竭力应对中央货币紧缩政策导致的不断恶化的商业环境。放高利贷者收取的利息是央行规定的6.56%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近20倍。三位利用地下钱庄贷款为企业融资的浙江企业家说，尽管他们愿意接受极高的利息，但也越来越难借到高利贷。一位宁波商人说：“每月10％的利息并不一定意昧着你能轻易从放高利贷者那里借到钱。他们现在意识到欠债的风险，不愿把钱借给处于困境的企业。”被誉为私营企业之都的浙江有大量地下钱庄，它们是为急需资金的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高效系统。据报道，浙江地下钱庄的资金流量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在促进浙江私营企业繁荣方面，高利贷发挥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作用。去年，高利贷的利息为每月5%。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内地知名资金流动专家黎友焕说：“几乎没有多少企业能承受10%的利率，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每月的利润必须超过10%。这个数字表明，浙江的私营企业正处于生死关头。”一些企业家说，如果他们认为可以用高利贷为利润较高的交易融资，就会在遇到现金流转问题时借高利贷。还有一些人反对支付如此高的利息。一名经营手工工具工厂的企命家说：“我宁愿关闭工厂，把土地租出去收租金，因为现在的商业环境太糟了。”《人民日报》报道；今年1月至4月，浙江有7300多家企业被迫关闭，成为北京货币紧缩政策的洒牲品。内地的多数小企业无法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因为商业银行更愿意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支持的融资工具放贷。今年，北京开始实施紧缩措施，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应对棘手的通货膨胀、避免经济硬着陆。紧缩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而放高利贷者在向私营企业贷款时也变得更加谨慎。浙商研究会温州分会负责人说：“这里的商人仍在竭尽全力应对紧缩。提到‘关闭’这个词，人们都感到不舒服，但我们知道前景悲观，我们希望政策很快会发生重大转变。”（参考消息，2011年7月19日）
●中国政府机关管理不到的非法“地下金融”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政府实行金融紧缩政策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之前流向房地产和股市的过剩资金为谋求更高的利率回报转而流向地下金融市场。据估算，流入地下金融市场的资金规模达3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存款利率低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的“倒挂”状态仍在持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取消定期存款转而将目光投向高利润回报的投资项目。拥有资金实力的国有企业转借过剩资金的情况日渐增多，中国国内证券消息人士称，“一部分资金正流入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地下金融链”。在浙江省等中小企业较多的地区，民间地下金融系统十分发达。这些地下金融系统打着合法进行小额贷款的招牌，以远高于法定利率水平的高利率向企业和个人贷款。贷款年利率超过100%的情况不在少数，中小企业因还不清贷款而陆续破产。……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正苦于应对存款外流问题。据中国媒体报道，截至9月15日，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各项存款较8月末减少4200亿元人民币。政府监管不到的地下金融愈演愈烈，可以说反映了国有企业受到优先重视所造成的恶果。中国政府正探讨推动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促使地下金融系统从事合法交易。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采取此类对策似乎有些为时已晚。政府无法监控的地下金融链日益扩大，很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参考消息，2011年10月3日）
●中国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第二季度的税前利润有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渠道——不是它的造船主体业务，而是向其他公司放贷。与此相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成立了一个财务分支机构从事放贷，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早就拥有众多金融工具。随着北京收紧货币政策，中小企业更难从正规银行部门贷款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利用多余的现金间接为该国的影子银行系统融资。与此同时，它使公司——有人估计90%的影子放贷者是国有企业——得以获得比把现金存起来更高的收益。“大家都这么干，只不过不告诉你而已，”瑞士信贷公司驻香港证券分析师陈昌华表示。有报道说，截至8月，今年有64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放贷。根据股市文件资料，这些公司共放款169亿元人民币，比去年上升38.2%。这么多类似于在新加坡上市的扬子江的工业企业变得更像是金融机构，这是中国经济扭曲的一个征兆。该国的利率受到监管，这意味着官方领域的借款者能以人为压低的利率拿到钱，而不太受青睐的借款者不得不在灰色市场付出高得多的利率。政府要求银行控制信贷之后，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分析人士称，影子市场每年的资本流量可能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5%。
中国政府的抗通胀措施或许已导致房地产、制造业等一系列行业的业务增长势头放缓，却为那些现金充裕的国有企业发放委托贷款创造了条件，因为成千上万家小型企业正为了求生寻求高利率的民间贷款。据证交所文件和数据供应商万得资讯的数据，今年1-8月，40家上市公司总共向现金拮据的企业发放委托贷款80亿元人民币，同时，有22家上市公司以委托贷款形式从母公司借款120亿兀。上述委托贷款的利率最高达到24.5％，相当于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的近四倍。在中国，企业之间直接拆借资金是被严格禁止的。不过企业可以透过银行向指定借款人发放委托贷款。贷款利率由委托方决定。银行则充当中介人的角色，收取委托贷款手续费，但不承担任何信贷风险。相比于投资，企业宁愿选择放贷，这在中国既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反常现象。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通过收紧银行贷款来解决通胀问题，这通常就给小型民营企业带来了融资压力，促使它们从非正规贷款市场融资。（参考消息，2011年9月8日）
●股市维权律师严义明表示，很多时候在官方公布经济数据前流传的消息往往是正确的，这很让人怀疑存在选择性信息泄露事件或股市内幕交易。严义明说，我们经常看到股市在官方公布统计数据前出现奇怪的走势。法国农业信贷投资银行驻香港经济学家达留什·科瓦尔奇克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遏制信息泄露，因为最先得到消息的人会在股市交易中获得优势，这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很不公平。他指出，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增加，那意味着信息泄露也会影响全球股市。（参考消息，2011年4月12日）
●今年，在美国上市的数十家中国公司被曝审计师辞职或存在账目违规现象，导致这些公司的股票被暂停交易或退市。SEC以前对这些公司展开的一些调查因不能在中国收集资料而停止。……反向并购使少数人持股公司能在美国借壳上市，避免首次公开募股所需的审查。在出现一连串审计师辞职和浑水研究公司等卖空机构的欺诈指控以后，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市值损失高达41亿美元。审计师列举的问题包括文件造假和涉嫌假冒银行网站等。（参考消息，2011年7月7日）
●在香港一处工业区的一个破落街区，有一家刚成立两年、名为“蓝伞”的公司。在这里，一排排研究员正在梳理公司报表、博客和政府观察名单等文件。他们的目的是寻找中国公司会计上的矛盾之处，或者是调查它们的财务报表。这是一个有潜力的行业。全世界希望受益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没资者都想知道其中存在什么样的风险。而对冲基金也瞄准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概念股，希望做空获利。蓝伞公司掌门人艾伦·马西森说，这家研究公司每个月调查的公司和个人以数百计，有时候以数千计。蓝伞公司在中国做的这些调查工作，服务的是那些忙不过来或缺乏相关语言技能，所以无法亲自做研究的对冲基金、银行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蓝伞公司28岁的研究员迈克尔·陈（音）说自己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找出坏人都是谁”。研究公司和声称揭发中国公司内幕的空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在空头浑水研究公司引起的轰动之中就可以看出。就在本月，该公司针对在多伦多上市的中国公司嘉汉林业发布了一份批评性报告。浑水声称，嘉汉林业存在虚报利润等问题。嘉汉林业强烈否认，但其股票在报告发布后仍旧大幅下跌。考虑到中国公开数据甚少，空头往往很难证实或量化公司的欺诈行为。反过来，公司往往也难以通过迅速证明空头说法不实而遏制其股价的下跌。……私家侦探戴维·霍洛韦当过警察和国际刑警组织驻香港特工。他说，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书面证据是很难获得的，要通过非常小心谨慎地跟人谈话来获取信息。做多或做空上市中国公司的投资者都希望获得投资优势，这给曾经当过外交官、警察、记者和间谍的人们带来了大量业务。业内人士说，一场深度调查可能会耗资数百万美元，聘请专家要按小时付费。格尔森·莱尔曼集团声称拥有一张遍及大中华地区的专家网络。该公司国际市场部负责人戴维·莱格说，我们让华尔街的人们有机会通过我们的人脉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人员查出来的东西并不总能证明企业存在欺诈或非法行为。德安华商业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驻北京的何越（音）说，毫无疑问，中国公司中存在明目张胆的欺诈现象，不过也有很多公司只是公司治理薄弱。一些调查人员使用了电脑技术。金·弗里辛格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驻香港特工，现效力于一家名为“控制风险”的咨询公司。他即将在亚洲建立一项新的服务，在所调查公司允许的情况下访问该公司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备份磁盘、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利用电脑技术描绘公司的情况。他预计与诉讼有关的业务会大幅增长，因为企业、公司顾问和会计师会力图通过检查文档来确定是否发生了欺诈以及欺诈是如何发生的。他说，过去两年中，他所在的这家公司在中国的企业调查业务收入激增了150%。
……纽约投行克里斯戴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时间标为5月5日的一份报告中说，它曾雇用调查人员考察先进电池科技公司的中国工厂，在那里拍摄照片并对调查对象进行评论，此举帮助克里斯戴尔做出了做空这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决定。克里斯戴尔说，曾研究过先进电池科技公司的财务报告，结论是该公司在提交给SEC的备案文件中夸大了收入和利润。……最近搞得中资股腥风血雨的浑水公司，以成功踢爆在北美上市的中资公司账目问题而扬名，导致这些公司股票沽压沉重。去年才成立该研究公司的始创人卡森·布洛克，最近成为各媒体的焦点，今年仅35岁的他，早年在投行工作，成立“浑水”是不想有问题民企“浑水摸鱼”在美国上市。卡森·布洛克的父亲曾有意投资在美上市的公司，布洛克当时觉得其中一家公司东方纸业的账目与审计报告或存在问题，故深入调查，质疑东纸夸大2008年收入逾27倍及资产夸大10倍，最后将所得在去年6月写成报告交给业内人士，自此布洛克便将矛头转向其他在美借壳的中资公司，而中资股诚信危机亦愈演愈烈。（参考消息，2011年6月30日）
■环境
一九八四年，美国公司在印度博帕尔泄露毒气，直接致死二万五千，间接致死五十万，残废二十万。
●中国一直实行杀鸡取卵式经济增长，不爱护环境，盲目发展大城市和大企业，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16个在中国，甚至中国政府自己也在调查报告中承认，每5个中国城市中有两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为“污染”和“重度污染”。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费的70%。今夭中国消耗的能源几乎是1980年的5倍还多，并且能源消耗量继续以9％的速度增长。国际能源机构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碳排放国，每年的碳排量超过60亿吨，这将迫使中国在减少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投入巨资。（参考消息，2010年6月24日）
●绿色和平组织通过对中国东南地区的纺织专业镇新塘和谷饶调查后发现，当地饮用水和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民众饱受污水的毒害。而这一结果只是中国133个纺织重镇中的冰山一角。刺鼻的气味、河水的恶臭及工业园内的垃圾污染是新塘和谷饶镇留给环保专家们的深刻印象。曾多次到访两地的该组织污染防治项目主任赵琐谈起此行仍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到达生产牛仔裤的新塘镇时看到，河流的颜色在很多时候是牛仔裤的颜色一蓝黑色。而在谷饶，我每次去都感觉那里河水的颜色有微妙的变化。因为当地主要从事纺织印染行业，所以每次排污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夏天去的时候，河水非常臭。当地群众对水的臭味也有很大怨言。”从2010年4月到10月，绿色和平组织经过半年的调查，走访了当地群众和企业员工，并以图片和数据的方式展示了广东省牛仔裤和内衣生产阵地——新塘和谷饶的环境现状。被称为“时尚之地”的新塘每年生产的牛仔裤占全国牛仔服产量的60%以上，占全国出口量的40%。而以“性感之都”著称的谷饶镇，全镇内衣行业的从业人员为7.5万人，约有3000多家与内衣生产有关的企业，占全镇所有企业的80%。在“绿色和平”提供的图片中人们看到，当地制衣厂的广告牌在街巷内随处可见。工人们戴着口罩在臭水沟中打捞打磨牛仔裤的石块和废布。还有在制衣车间内全家人一起上阵的工作情景。一个不足7岁的孩子剪牛仔裤线头，获得每条1角5分的工钱。面对低廉的工资和付出的健康，工人们也很无奈。赵瑛介绍说：纺织厂里的很多工人是外地民工。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1000到2000元。这个收入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对他们来说，根本役有其他选择。重金属是纺织行业中经常使用和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铜、铅、汞等。长期生活在被重金属污染的环境中，容易导致癌症、肺病及神经系统的损伤。谷饶镇一个修车店老板描述说，“污水散发出来的气体会腐蚀电视线，电视看不了多久就模糊不清了”。这并不是专家们在新塘和谷饶看见的个别现象。30年来，纺织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产业的支柱。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纺织工业的总产值每年增长5%以上。然而，该行业在为中国带来天量外贸订单的同时，也牺牲了环境。赵瑛表示，与欧盟国家相比，中国对纺织品行业的政策规定还存在着差距。欧盟出台了一项名为“纺织品生态标准”的指令，针对减少整个纺织产业生产环节中对水环境的污染，以及对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进行削减和限制。赵瑛认为，各地方政府应担负起更多社会责任，通过对企业的监管.保证纺织人的健康。（参考消息，2010年12月2日）
●中央电视台5日报道，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中国最大抗生素生产商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向附近区域排放有毒废气和废水。报道说，在哈药集团制药总厂附近的人烟稠密区域——包括居民区、高校和医院等——检测到从该厂排放的硫化氢气体浓度超标1150倍。这是黑龙江省政协委员两年前的调查结论。这家公司是世界最大的抗生素制造商之一。报道说，政协小组报告了它的调查结果，但相关部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硫化氢被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和卫生署定义为“极端危险”气体.有臭鸡蛋味道，在浓度不高的情况下可能引起呼吸道不适，引发咳嗽、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走路不稳等症状。高浓度的硫化氢气体可以很快令人失去意识并死亡。生活在哈药总厂附近的人们对记者说，他们忍受这些污染的副作用已经数十年了。记者还发现这家制药厂向流经哈尔滨城区的一条河沟里排放高浓度的、甚至是完全未经处理的废水。数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寻找一种成本低廉且有效的方法来防治抗生素药厂造成的污染，但未有收获。因此发达国家早已关闭了境内大部分抗生素药厂，将其外包给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但现在，就连印度也有部分抗生素是从中国进口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污染不仅是哈尔滨这一家制药厂的问题，也是中国内地整个制药行业的问题——还是世界所有大型制药公司的问题。马军说，在他们中心的内地工业污染制造者数据库中，制药公司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由于政府管理松懈所致。他说，就连印度的药品企业都利用行政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内地开设污染环境的药厂。比如，印度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奥罗宾多在山西大同建造了一家制药厂并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虽然当地环境监管部门已经多次对它提出警告。马军说，内地出口的产品绝大部分是廉价的抗生素和中间产品，这些产品被世界大型制药公司用于生产昂贵的药品。“跨国制药公司并不干净。它们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间接导致了污染”。……大陆中央电视台日前在报道中曝光了哈药总厂惊人的污染情况。报道说，由于厂区附近臭味熏人，即使夏天也有居民戴口罩，周边一些住户甚至常年不敢开窗。哈尔滨城区有条河沟流经哈药总厂，河水进入厂区前是青白色的，但从厂区流出就变成土黄色，散发非常刺鼻的臭味。顺着排污口沿着河沟向下游几百米，在岸边上就是哈药总厂制剂厂。厂区外有一个用砖搭建的焚烧沪，里面有大量废渣正在燃烧。现场的制剂厂职工告诉央视记者，焚烧炉里焚烧的都是化工产品，“车间垃圾全往这儿倒，啥都有，盐酸、硫酸”。央视记者发现，部分废渣经过简单焚烧后会流入河流，还有大量废渣被直接倾倒在河沟边上。（参考消息，2011年6月7日）
●水利部已派遣专家小组前往云南，调查媒体报道的5000多吨有毒铬渣废料非法倾倒一事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两个月前，在云南省曲靖市越州镇南盘江附近倾倒铬渣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广东省饮用水安全的担忧，因为南盘江是珠江的源头，而珠江为广东省许多城市提供饮用水。珠江水利委员会专家组已被派往曲靖三个铬渣非法堆放点进行调查。这些铬渣来自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据报道，专家将从铬渣堆放点和附近河流进行土质、水体取样。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虽然广东省官员一再保证在珠江未检测到任何污染，而且曲靖市官员声称该市的自来水是安全的，但水利部还是派出了专家组。……云南曲靖一家铬盐制造商将超过5000吨剧毒工业废料铬渣抛放在一座水库上方的山上，导致库容30万立方的水库被严重污染，库内鱼类死光，饮水牲畜死亡。当地环保部门接到举报后对水库进行化学处理，然后将水全部抽出排进南盘江。此事曝光后，引发网络上广泛担忧。今年6月，曲靖周边村镇居民反映，部分放养的牲口死亡。前来勘测的工作人员发现水沟里的工业废渣成分。最终调查结果是，号称亚洲最大的铬盐制造商之一的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偷偷在水库上方山上抛放工业废料，导致水库受污。民间调查者在现场发现，该公司的污水直接排放进南盘江，有明沟有暗管有暗井，污水流过之处土壤呈诡异斑斓色彩并有臭味。而多年来该公司的铬渣堆放场就在南盘江边，离江水最近处不过20米。此前《云南信息报》刊发了调查稿件《5000吨剧毒铬渣来了，羊死了，猪死了，水也不能喝了》，但报道的电子版未能在网络上刊载，更引发了网友质疑和猜测。……六价铬化合物常用于电镀或制造皮革，若人的皮肤短时间大量接触到六价铬，会出现皮肤溃疡和鼻中隔穿孔等情况，更可引致进一步的致死症状。六价铬被吸入人体，可对肝、肾、眼睛和神经系统造成损害，甚至致癌。（参考消息，2011年8月16日）
●云南省曲靖市倾倒的铬渣导致该地区水源污染，牲畜死亡。绿色和平组织的马天杰说：“村民告诉我们，在过去几年里有二三十人得了癌症。”他说，曲靖这样的重金属污染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难根除。“中国正背负着非常巨大的环境债务，这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来偿还”。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人员对上周在云南采集的样本进行检测后发现，某个地区的有毒铬水平是正常水平的200多倍。当地官员此前逮捕了两名在路边倾倒了140卡车、即5000多吨铬渣的男子。绿色和平组织说：“但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责任方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在南盘江边堆积了多达14万吨的有毒铬渣。”中国境内目前至少有100万吨未经处理的剧毒铬渣，分布在12个省份，陆良的铬渣只是一小部分。这100万吨铬渣大约是中国年均产能的三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铬生产国和使用国，铬通常用于制造不锈钢和汽车配件。据马天杰透露，中国铬制造厂仍然依赖过时的生产方法，从而产生过量废料。他援引了政府报告提供的数据：每生产一吨铬会产生三到五吨的有毒废料。某些铬化合物，比如在染料和涂料中所使用的色料，对人体尤其有害。马天杰说：“铬能够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其毒性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除了癌症，铬还能够导致肾脏和肝脏损伤。（参考消息，2011年9月3日）
●热带风暴“梅花”8日侵袭大连时，福佳大化化工厂几乎被巨大的海浪淹没。官员紧急调派1000多名消防员、士兵和边防人员，防止海水进入放置了约20个装有有毒化学物质的金属罐的“罐区”，至少400卡车的石块和混凝土被倒入防波堤的两个缺口。当内地媒体报道这家化工厂可能在获得强制性的环境审批前，已经非法运营了几个月时，公众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据报道，福佳PX项目2009年6月开始正式投入生产，但去年4月才得到辽宁省环保厅的核准。……生产PX的大连福佳化工厂是个例证。它是大连市政府六大重点工程之一，PX年生产能力为70万吨。该项目2005年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核准，2007年开始土建施工。化工厂的总投资额超过600亿元人民币，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PX生产基地。PX广泛应用于油漆和塑料中，但大量接触PX会致癌。（参考消息，2011年8月15日）
■食品
中国农业已由劳动集约型转变为石油农业，成本高昂，污染严重。加以水利失修，土壤退化，耕地流失，农业无以为继。中国食品的数量与品质，高度危险。袁氏杂交稻与美国转基因作物，都存在争议。
●2008年，中国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4.8万亿日元（含林业和渔业）（约合2万亿元人民币——本报注），几乎与日本同等规模。而中国的农业家庭数却是日本的80倍，约有2亿户，从事农业的人数是日本的100倍，约有3亿人之多。中国平均每户农民的耕地面积比日本的农户更小、更零散。日本人大多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实际上中国适合做农地的土地却并不多。中国与美国的国土面积几乎相当，是日本的约26倍，但可耕地面积方面，美国约占国土面积的20％，而中国则只有10%左右。中国农业已处于危机状态。危机已经蔓延到很多方面，主要表现在农地、农民、农业技术、流通、农产品、贸易、农村环境等方面。……上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后，中国在改良和新设农村水渠和排水路、建设基础设施、整顿区划等土地改良方面几乎没有进展。这种现状提高了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因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在中国，农民放弃农业已成为全国现象，主要粮食的生产率落后于世界标准，而像大豆等农产品也已开始依赖进口。笔者将中国主要粮食玉米和大豆的生产价格变化与美国进行了比较。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几乎与美国同等水平，甚至还低一些。但1995年之后，中国开始大幅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中国产粮食从这时候起已经在成本方面输给了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农业从那时候起开始落后于国际农业方式，或者说落后于国际市场经济式农业。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对于早晚要收回的土地，有谁愿意花大力气去投资？（参考消息，2010年10月12日）
●中国人粗放地使用土地：土地不休耕，施用“有毒”肥料，只为得到更多收获。为此，中国人选用承受化肥能力比我国品种高4倍的种子，土壤很快变得贫瘠。……俄罗斯太平洋大学社会学教研室主任伊尔杜斯·亚鲁林认为，食用中国“受污染”蔬菜水果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医生禁止5岁以下作童食用这种蔬菜水果，这不无道理。可是低收入群体怎么办一中国食品就是比国产食品便宜。可是，难道我们现在从中国运来食品，10年以后再筹资建设肿瘤病毒学研究中心吗？（参考消息，2010年3月4日）
●平左虎（音）曾是湖北省监利县周沟镇的一名农民模范。如今，他成为浙江温州一家棉花加工厂的外来务工人员。他每月赚4000多块钱，这是他兄弟在家乡种一亩水稻收入的3倍，而这一亩水稻要长好几个月才能收割。54岁的平说：“尽管去年大米价格涨了不少，但在这里打工还是比在家里种地要好。”虽然中央政府近年来多次强调要增加农民收入，但靠种地发财致富仍是一个幻想，因为农用物资成本大涨抵销了粮食价格上涨，并且农民被市场规范所忽视，缺乏筹集资金的手段。监利县交通村村委会主任陈永好（音）说，过去一年，全部种地成本上涨了至少30%。他说：“去年，最常用的化肥是80块钱一袋。今年年初就涨到100块钱，现在是120块钱。如果要雇人插秧，市场价是100块钱一天。”他说的一袋化肥是50公斤。平左虎说，虽然去年的晚稻批发价涨到了每公斤2.62元，创历史最高价，但种植成本抵消了很大一部分年收入，“有能力的人都到城里打工了”。根据当地政府的统计，2010年，监利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与全国平均数大致相同，达到6220元。在种了大半辈子地，种出了高产水稻后，平左虎在2007年放弃了耕作，前往中国私企的摇篮温州。农村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当某种农作物销量很好时，所有农民都去增加这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其结果就是供应过量，价格下跌。4月份，对低迷价格的绝望导致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和河南的农民销毁了成千上万公斤的蔬菜。（参考消息，2011年7月5日）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茶叶品牌都很难和外国竞争者媲美。在中国，立顿品牌的市场份额是与之最接近的中国竞争对手的3倍。北京一家报纸最近刊登一篇文章提出：“为什么立顿能打败中国7万多家茶叶生产公司？”中国茶叶生产面临的挑战与一系列中国其他工业所面临的一样：产品质量问题、国内过度竞争问题、在国外市场价格提不上去和利润微薄问题以及品牌弱等问题。引起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很简单：过度市场分割。问题始于茶园。中国中部、南部和西部都有茶叶种植区，有大约800万茶农从事茶叶种植，但大部分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茶园。把小茶园连成大片茶园的计划受到中国土地法规的制约，因为土地法规只赋予农民耕种权，不能出售土地。结果是，中国茶叶生产工业化程度远远落后于经济不如中国发达的肯尼亚和印度等国家。在中国最大的茶叶产地和最富裕的浙江省，小型茶园超过100万个，每个占地不到0．2公顷。对分散在各处的数以百万计的茶园进行质量监控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茶叶出口商不断因此遇到茶叶质量不符合外国安全标准的麻烦。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售价仅为平均每公斤2美元，印度茶叶的均价是2.7美元，而受到高度好评的斯里兰卡茶叶均价为3.4美元。（参考消息，2009年9月17日）
●长江中下游的持续干旱已经对中国夏粮主产区造成沉重打击，中国最大的两个湖区的粮农担心，他们可能将颗粒无收。由于遭受50年来最严重的早情，今年中国主要的两个旱稻产区鄙阳湖区和洞庭湖区的早稻可能大幅减产。受灾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生活在绝望之中，有关旱情将加重的预报使他们的丰收希望更加渺茫。胡兆启（音）是洞庭湖区旱情最严重的华容县的一名农民，他说：“对我们家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稳定的收入来源。”通常，他家的8600平方米稻田每年能带来约2万元的收入。但今年的旱情几乎已经使5300平方米早稻绝收，剩下的3300平方米土地因为干旱也不能播种。村民说，他们的农作物（主要是早稻）已经因他们所见过的最严重旱灾而绝收。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鄙阳湖附近的村民也讲述了类似的情况。王云南（音）来自鄱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附近的长湖村，他说，缺水已经破坏了村民的生活。他说：“每个人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为缺水，我们的秧苗生长极为缓慢，甚至干死。我养的牛没有足够的水喝，鱼群也几乎绝迹。”（参考消息，2011年6月1日）
●亚洲国家政府长期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发制造业之类的高增长领域及满足越来越多城市人口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上，但忽略了农业的发展。这种状况现在使人们深受其害，因为越来越多、越来越富裕的人口需要更多粮食。因此他们也对大米、大豆之类全球主食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亚洲的农业开支经常受到误导，因为亚洲国家的政府总是试图通过人为压低粮食价格，而不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或增加耕地面积，来达到避免社会动乱的目的。去年，印尼40%以上的农业开支依靠补贴，单种子补贴一项就使农业研究预算总额增加了1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伊夫扎勒·阿里说：“粮食价格自2007年以来的变化敲响了警钟。亚洲必须纠正忽视农业的做法。”……中国的化肥使用量位居世界前列，其每公顷土地的化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参考消息，2008年4月4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07年春季进行了有关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调查。结果相当具有冲击性。调查涉及全国17个省、2749个村，其中74%的村庄出现了因进城打工而缺乏劳动力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依此发出警告说，十年之内，全国性的劳动力不足将呈现显著化的态势。（参考消息，2008年1月7日）
●截至国家确定的核查实点2004年3月31日,吉林省粮食局的自查报表数据，企业统计账面粮食数量261.7亿公斤，企业实际清查粮食数量206.1亿公斤，账实差额是55.6亿公斤,其中粮食损耗29.6亿公斤,粮食销售未入账25.6亿公斤。（http://news.sina.com.cn/c/2004-07-28/13523851498.shtml）
●前两年粮食大量外调后，东北国有地方粮库未有效补库。面对粮价持续高企，东北粮食调控能力减弱带来了潜在风险作为我国粮食市场最重要“蓄水池”的东北“粮仓”，由于受到国内粮食价格上涨、收购市场主体多元、农民售粮方式转变，以及去年政策性粮食销售力度加大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的粮库库存偏低。（东北地方粮库调节力之忧，瞭望，2011年06月13日）
●按照中国的统计，粮食只包括玉米，水稻，小麦等作物，却不包括大豆。中国在2010年进口大豆5480万吨，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仅这一项占到粮食产量的10%。如果考虑到大豆的单产只有粮食作物的1/3（据统计，2008年大豆和粮食作物每公顷产量分别为1703公斤和4951公斤）。如果大豆换算粮食，中国需要进口30%的粮食。加之，中国在2010年进口了260万吨的棉花，考虑到棉花单产只有粮食的1/4，差不多进口了相当于粮食1000万吨。综合大豆和棉花的进口量来看，2010年中国粮食自给率只有70%。（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4/forum_lx110715.shtml）
●从1997年全面开放大豆进口市场到2009年，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世界最大进口国。继2009年中国创下4255.2万吨进口量的历史最高记录之后，2010年以来国内大豆进口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国内需求持续增长及阿根廷豆油禁运等为主要影响因素。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进口大豆总量为5480万吨，较2009年增加28.8%；其中12月份进口大豆543万吨，同比增加13.6%。单月进口量最高值出现在6月份，达到620万吨。全年大豆进口均价为457.7美元/吨，同比增加2.07%；单月进口额最高值出现在12月份，达到532.3美元/吨。（http://www.chinafeed.org.cn/cms/_code/business/include/php/3074283.htm）
●中国今年来已自全球最大的玉米生产国美国进口了约120万公吨的玉米，相比之下，前些年中国从所有国家进口的玉米还不足10万吨。……中国过去曾是净出口玉米的主要国家之一，同美国构成竞争，但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出口量已从2006年的300多万吨下降到仅13万吨。（华尔街日报，2010年8月7日；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0/08/wsj100807a.shtml）
●如果说世界上真有打不死的家伙，恐伯非三聚氰胺莫属。引发有关事件的三鹿公司早已破产，有关人员杀的杀、关的关、下台的下台，然而三聚氰胺始终阴魂不散，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国人的神经。相信仍有大量毒奶粉被藏匿起来，待风头一过，就会重现人间、为祸苍生。三聚氰胺之所以打不死，是因为有适合其生存的土壤与空气，是因为它有两大护法，一曰奸商，二曰污吏。奸商的良心早冲进厕所流走了，为赚钱不择手段，毒奶粉会伤害多少人并不在其考虑之列。污吏则是奸商的后台，双方荣辱与共。（参考消息，2010年8月23日）
●中国已是世界上人造有毒食品最发达的国家，中国人的餐桌简直就像化工原料堆填场，米用石蜡加工，油是地沟油，猪有瘦肉精，虾蟹有激素，米粉放吊白块，酒中有工业酒精，蔬菜有农药残留，腐乳有工业原料，木耳用硫黄熏制，鸭肉有致癌物，腌熏食物用防腐剂，鸡蛋有人造蛋。化工原料在食品中频频使用，国人的肚子愈来愈像一座化工厂。问题食品泛滥，无异于对中国人的慢性大屠杀。（参考消息，2011年4月15日）
●媒体报道，重庆市工商局的执法人员近日突击检查了位于九龙坡区白市异的一个黑作坊，结果发现了近万斤可能受甲醛污染的猪血旺。尽管没有工商执照和卫生许可证，这家黑作坊从两年前就开始生产血旺，主要销往重庆的小龙坎、烈士墓、盘溪等地。“福尔马林”是一种含有35%到40%甲醛的液体，被人们用来消毒和保存生物标本。由于可能导致癌症和新生儿畸形，它被禁止作为食品添加剂。一名执法人员说：“部分检测结果显示，每公斤血旺含甲醛量高达100多毫克。”每升液体中仅仅含有1毫克甲醛就会被认为对人体有害了。（参考消息，2011年3月22日）
●大陆食品卫生问题层出不穷，最新传出一种“牛肉膏”，不论鸡肉或猪肉，涂上“牛肉膏”之后再加以简单处理，不论色香味都与牛肉相近，许多不肖业者借此牟利。除了鸡肉、猪肉变牛肉之外，据指出，大陆还有“羊肉膏”，让其他肉类变成羊肉。据报道，先用麦芽酚去掉猪肉的腥味，再抹上薄薄一层“牛肉膏”腌制，然后像平时煮肉食品一样加热，猪肉就能变身为牛肉。这是合肥市场上新近出现的一种“牛肉膏”的“神奇”作用。（参考消息，2011年4月15日）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江苏江阴发现的水银刀鱼才是登峰造极。作为长江三鲜之一，刀鱼在市面上极其昂贵，无良商贩为了牟利，竟将水银注入身价不菲的刀鱼体内增加重量，据说还可防腐保鲜，让死刀鱼看起来能有“回光返照”效果。这种经灌装水银加工过的刀鱼，简直就成了毒鱼。水银是剧毒物质，对人体伤害极大，少量吸入就可能出现恶心、呕吐等不良症状，严重者每至导致死亡。吃刀鱼本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如今却变成了要冒着生命危险，实在悲哀。（参考消息，2011年4月15日）
●美国地广人稀，农业以高度的机械化和工业化著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出口市场决定美国农业的兴衰与从业者利益。保持美国农业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主导了美国的农业政策。1991年，由“美国竞争力总统委员会”起草的《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确立了转基因农业的国家战略，报告明确提出要“调动全部力量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其商品化”。
自1996年开始，在孟山都（Monsanto）和杜邦旗下的先锋良种（Pioneer Hi-Bred）等公司的推动下，美国的转基因国家战略飞速推进。根据美国农业部最新统计数据，2010年，美国的三大转基因农作物大豆、玉米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分别占相应作物总播种面积的93%、86%和93%。
转基因技术因其存在环境和安全等不确定性因素，从其推出伊始便遭遇环保团体和消费者的强烈反对和抵制，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依然不为所动，坚决高举“转基因国家战略”的大旗。美国国内舆论甚至认为，这是由农民和生物技术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团”组成的“农业游说”成功地渗透并公关了政府决策层的结果。
其实，美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大豆、玉米并非美国人主食，粮食安全的风险相对较小，而大豆、玉米、棉花这三大转基因作物因其成本低、产量高，成为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出口支柱。此外，美国在转基因农业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和独家知识产权在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除了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还进行了重要的战略布局。
目前，中国是美国转基因大豆的最大买家，同时中国每年进口的玉米和棉花也大部分来自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美国正密切关注着中国的转基因技术政策层面以及舆论的动态变化。
……
与美国不同的是，阿根廷不具有转基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所有的种子和技术均来自美国，确切地说，来自美国种业巨头孟山都。无数新闻、研究报告记载了关于孟山都与阿根廷的种种恩怨：孟山都如何最初免费派送种子，在成功占领99%市场份额之后又开始收取高额专利费；与孟山都种子配套的杀虫剂如何破坏生态环境，杀死其他庄稼，引起动物后代器官畸形，使人出现恶心、腹泻、呕吐和皮肤损伤等症状。在目前出版的有关转基因的书本中，阿根廷几乎都以悲情的反面教材形象出现，诸如“阿根廷：全球第一个转基因实验品”，“阿根廷在哭泣，孟山都不相信眼泪”等标题，比比皆是。（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sdbd/20101221/01339137199.shtml）
●长期以来，一提到转基因，不少欧洲人都会报以警惕的目光，这使得转基因食品一直难以端上欧洲人的餐桌。（参考消息，2011年7月18日）
■房产
十余年间，房价年年飞涨，民众居中国，大不易。电视剧《蜗居》描绘了民生维艰的事实。2010年3月23日，42岁男子郑民生因感情工作受挫，蓄意报复社会，在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持刀行凶导致8名学童死亡。其诱因之就一是郑民生和三哥一家三口以及70岁的母亲，蜗居在一套两居室里，冬睡客厅夏睡阳台；之二是医术高超待人和善却因为与院长不睦而失业。卖地财政让各地行政极度腐化，民间投机风气盛行。强拆全面动摇了市场经济的根基——公民权利，经常引发大规模骚乱。一方面，足够约两亿人居住的住宅空置；另一方面，无数市民蜗居蚁处，或被驱逐到远郊，每天大量时间花费在上下班的旅途上。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在微博中列出的这份名为《土地成交价款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的统计表，逐年列举了从1989年到2010年的土地成交价格、地方财政收入及比例3部分内容。从表中可以看出，数字增长之快令人咂舌。
就土地成交价款来说，1989年为4.47亿元；1991年突破百亿，为101.87亿元；此后逐年增长，期间稍微波动，但大部分时间维持在五六百亿元。但到了2001年突然大增，从前一年的不足600亿元，猛涨至1296亿元。此后的10年间，这一数字更是逐年飞涨，2007年突破万亿，为12216.72亿元，2010年达到令人吃惊的30108.93亿元，与上年度相比，增长了70%以上。而从1989年的4.47亿元，到2010年的30108.93亿元，21年间土地成交价款增幅达到6732倍。
1989年时，地方财政收入总额为1842.38亿元，之后一直到2003年呈现小幅波动但长期增长的趋势，当年收入为9849.98亿元。但从2004年开始突破万亿，当年为11893.37亿元。随后几年里，地方财政收入也似乎坐上了快车，连年增长，不断刷新纪录：2007年突破2万亿，达到23572.62亿元；2009年再破3万亿，实现收入32602.59亿元。到了 2010年，再次创出新高，为40613.04亿元。粗略算笔账，21年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了21倍多。
伴随着卖地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双双走高，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是水涨船高。该统计表显示，1989年时土地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为0.24%，从1992年开始占比超过一成，1994年突破2成，之后始终维持在一成左右。到了2003年便开始突然发力，达到55.04%；之后几年略有波动，但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达到最高点74.14%。相比1989年，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增长了308倍。
管清友在微博中注明，统计表所列出的各项数据，分别来自于1989年-2010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国土资源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等权威途径。
●电视剧《蜗居》最近神秘地从一些荧屏上消失，之前该剧是大陆最新的热播剧。《蜗居》以虚构的城市江州为背景（显然指的是上海），讲述白领为买房而奋斗的过程。那些最终买到房的人会成为“房奴”，因为他们为偿还贷款要不停地工作。另外，剧情还围绕江州的腐败官员及房地产开发商展开，他们联手从繁荣的房地产市场获利。《蜗居》反映了拥有房子的梦想现已成为人们的沉重负担。由于该剧十分受欢迎，搜狐网买下其版权在网上播放。剧中新婚夫妇为买房要么借大笔贷款、要么向家人寻求帮助，贪婪的官员和开发商雇用流氓将人们从居住的地方赶走，这一切都刺激着城市居民的敏感神经。《蜗居》其实主要提出了谁真正掌握住房政策以及谁从当前松动管理的房地产市场中渔利等伺题。在北京，房价与人均工资的差距正在以其他地方所未见的速度上涨。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北京购房者所付的月供远远超过他们收入的25%。很多人得靠他们的家人来付首付，还有很多人到邻近的河北省去买便宜的房子。（参考消息，2009年12月4日）
●北京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指出，国家征用土地，应该有一些大家公认的标准。他说：“现在中国普遍看到的现象是所谓‘土地财政’，在这个诱惑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大量发展资金，不惜违背过去的基本承诺，侵占农民利益，甚至出现‘血拆’现象。”这位教授指出，“血拆”指每次拆迁几乎都付出生命的代价，令官民矛盾越来越突出。面对官方派出的大批督察、开发商雇用的黑社会，势单力薄的民众甚至采取自焚等暴力方式抗拆。一位评论人士说.在房产热中，征用农民土地，拆除农民房屋，被拆迁户利益和人权受到很大侵犯，“有人被打伤打死，有人自焚，问题根源是官方和特权利益团体用手中掌握的绝对权力与民争利”。北大这位教授说，地方政府过去还遮遮掩掩，现在越来越肆无忌惮。而士地转让的资金到底怎么使用，对于政府是可控的，对于公民来讲是不可控的。他说：“一部分用来开发，一部分作为政府小金库，公款消费、灰色收入、集体贿赂。有人反映这是打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做法。”（参考消息，2011年1月11日）
●2008年5月14日，辽宁省本溪市张剑刺死强拆人员。（http://news.ifeng.com/society/5/200910/1026_2579_1405308.shtml）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女子唐福珍反抗强拆自焚身亡。
●当成都金牛区女厂主唐福珍用打火机将自己浇上汽油的身体点燃时，被烈火燃烧的不只是唐福珍的生命，更是中国舆论界的悲痛以及对政府强制拆迁手段的愤慨。这是今年里第三起因强制拆迁而导致的自焚事件。或者说，经媒体曝光的已至少三起。最早的一起发生于2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30岁的工人王娜家所住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她在屋里浇汽油引火自焚。青岛胶州市的小店主张霞1998年买下180平米的土地，建了二层楼房开酒楼，有产权和土地使用证。2007年，该士地被当地政府卖给开发商做小产权高层住宅。张霞与开发商就赔偿方案谈不拢，今年10月28日，在遭遇第四次执行强制拆迁时，张霞提着汽油一边哭一边把石块扔向挖掘机，现场公安来抓她，她往身上浇汽油，最终点燃了打火机。在快速扩张发展的中国城市里，拆迁一直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一笔难算的账，更是社会紧张与官民冲突的一大根源。在发展的强势逻辑下，部分因为阻碍城市重新规划，或违背土地价值最大化使用原则的原有建筑，往往被权势机构看做“绊脚石”，面临被强制拆除的命运。城市发展有其强势逻辑，但是文明社会的另一项根本原则，是对私人合法产权的尊重必须放在首要位置，中国2007年通过《物权法》其实已体现了这项追求。再者，出于商业目的的发展规划，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土地征用必须区分对待，房地产商开发地地以牟利，要依据《民法》与土地的产权所有者进行交易，公权力不得介入。（参考消息，2009年12月8日）
●2010年4月8日，辽宁省抚顺高湾经济区建委主任王广良率队强拆时，被杨义用尖刀刺死；四年前，一位人证的儿子李玉亮被强拆者打死。（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0/10/29/011375834.shtml）
●2010年12月25日，乐清市蒲岐镇虹南公路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反抗强拆死于工程车轮胎下。
●2011年3月26日，长春市强拆中，刘淑香被活埋死亡。
●2011年5月26日，怨恨强拆的钱明奇在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行政中心东边区药监局旁边的马路先后制造三起爆炸。
●2011年6月23日，山西省朔州市，吴学文杀死强拆人员二人；吴妻因被调查身亡。
●2011年7月10日晚，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被发现由于颈部割裂在办公室死亡，死者生前人称“拆迁区长”。
●日本泡沫经济巅峰时期，曾经出现过诸如“卖掉日本皇宫可以买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卖掉东京23区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说法。人们当年在日本的小酒馆饶有兴致地谈论着这些话题。现在想来，日本经济当时其实已开始步入衰退期。不过，即使为不曾及时发现问题而感到后悔也于事无补。现在中国似乎出现了类似说法：“如果卖掉北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如果连上海也卖掉，那么可以将日英德法四国买下。”笔者十分担心，中国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今年已达8.76，目前85%的家庭没有能力购买住宅。（参考消息，2011年2月25日）
●俯瞰北京“鸟巢”和“水立方”的盘古大观是一个庞大但使用率极低的综合建筑群，它由五栋楼组成，包括一座写字楼、三幢公寓楼、一家7星级酒店以及一个购物广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帕特里克·霍瓦内茨说，尽管盘古大观两年前就已建成，但购物广场的铺位大多是空的，这里实际上没有什么租户，许多店面都用木板围了起来。他说：“办公室里没有灯光，人们晚上似乎也都不在家。”霍瓦内茨还描述了他前往辽宁省港口城市营口的一个开发区的经历，当地计划建设一个工业区和带小艇停靠区的居民区。他说：“它的规模令人吃惊，与上海的浦东新区相当。”营口开发区还处于建设中，因此大部分空间都是空的。霍瓦内茨说，一栋政府大楼和一家炼钢厂可能是开发区内仅有的两栋建筑。他还说，炼钢厂一年前就建成了。“它空荡荡地坐落在那儿，他们连熔炉都没点燃。钢铁部门产能过剩的情况如此严重，他们卖不掉自己生产的东西。”香港一名常去广东出差的纺织品交易商尼拉杰·索内说，广东的许多住房也都是空的。他说：“我看到广东二三线城市2005年建成的住房和商店至今还空着。在这些城市，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开发商可以轻易获得资金，他们忽视需求，直接开工建造。”在北京为对抗全球金融危机于2008年末启动4万亿元一揽子刺激计划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加快了。中国人民银行说，为支持刺激计划，去年银行的贷款额达到了创纪录的9.59万亿元，其中四分之一流向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流向物质基础设施领域的这笔投资推动了GDP的增长。雷瓦内茨说：“如果你花钱，你就能实现8％的GDP增长……你将10到2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到3年内完成。一旦你如此加快速度，审查程序就被扔到一边去了。”霍瓦内茨说，尽管很难判定单个工程的生命力，但鉴于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大型工程，浪费的可能性增加了。（参考消息，2010年1月26日）
●中央锐意冷却楼市，但“两会”甫落幕，天子脚下的京城即一日内拍出3幅地王，当中远洋地产以每平方米2.75万元人民币楼面地价投得朝阳区大望京村地皮，价格高于同区二手楼价，“面粉贵过面包”情况再现；而由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投得的大兴区亦庄地皮，成交价达52.4亿元，亦刷新北京地皮单价纪录。昨日下午，国企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以17.6亿元投得海淀区东升乡居住、商业项目地皮，每平方米楼面地价为2.83万元，旋即打破远洋地产早上创出的纪录。……民企地产商最先表达不满，因不但昨天拍卖的六幅土地最少有三幅被中央企业投去，且该三幅土地均创北京成交价以至楼面地价新高。央企隶属国家，民企抨击此是以公家钱高价抢地争生意，殊不公平；更担心央企肆无忌惮抢地，触动中央神经，招来大力遏抑楼市，殃及民企房地产商。（参考消息，2010年3月17日）
●中国许多城市高档小区中大量的空置房。北京清华大学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霍瓦内茨在一个新小区里买了一套房子，小区的房子已销售一空，但大多数都没人住，霍瓦内茨称之为“鬼宅”。有人估计，中国有5.87亿平方米的公寓被房主空置。霍瓦内茨说，原因在于中国人把住房作为“保值手段，像黄金一样”。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其他投资选择很少，所以人们把很大一部分储蓄用来购置房产。正是这种行为抬高了许多城市的房价，如果不加控制，可能造成严重的泡沫。
中国不仅需要使经济恢复平衡.还需要使住宅市场恢一复平衡，改变激励措施，使投资流向满足低收入人群紧迫需求的住宅而不是高档公寓。但这正是政策的难点。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征收物业税。中国人买房只要交一次性的交易税。如果每年都要交税，持有空置的房产就没什么好处了。开发商开发高档公寓获得的丰厚利润就会减少，这将迫使他们建造其他类型的住宅。实际上，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征收物业税是改变中国日益不平等的经济中一些最糟糕问题的良方。它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可持续的收入来源，还可以提供一种为户籍制度改革筹集资金的方式。（参考消息，2010年1月8日）
●中国各家银行去年发放了1.4万亿美元贷款，其中大部分都用作建设摩天大楼和其他商业地产。如今，中国大陆地区处处可见空置的楼宇。去年第三季度，北京的写字楼空置率达到22.4%，在房地产经纪商世邦魏理仕公司追踪的103个市场中位列第九。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即将竣工的工程，比如74层高的国贸三期。该楼建成后将成为北京第一高楼。纽约对冲基金基尼科斯联合公司的创始人詹姆斯·查诺斯说：“目前出现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固定资产泡沫。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很难温和地消除泡沫。”（参考消息，2010年2月23日）
●短短5年间，康巴什变成一座遍布宏伟建筑与雕塑公园的现代化城市。这里只缺少人。这座城市由政府建设，煤炭、能源及汽车制造业是它的资金来源。然而，自建成以来，它几乎就是一座空城，只有雄伟的市政府办公楼是个例外。（参考消息，2010年2月23日）
●呈贡是中国西南部主要城市之一昆明附近的一座新城镇。它的大力建设起始于2003年，其结果如今已经显而易见。完美洁静的地方政府大楼共有13座，每座都铺有大理石瓷砖。一所中学号称拥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室内游泳池，而且该地区的若干大学都拥有庞大的校园。高层公寓楼成排耸立，崭新的窗户在亚热带的阳光下闪耀着光芒。但是此刻，它几乎就是一座空城。（参考消息，2010年2月23日）
●中国媒体报道，银川市副厅级以上官员的总患病率远远高于该市普通市民，甚至比老年人都高。2006年到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体检的2528名副厅级以上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患病率高达95.3%。当官的患病概率是普通市民的四倍之多！长期从事干部保健工作的当地医生认为，干部普遍患高血脂、脂肪肝、高血压，与他们喝酒应酬多，工作精神压力大有关。事实上，这已不是第一次有报道给中国官员的健康亮出红灯。2009年，一份针对全国589个城市公职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公职人员患脂肪肝、高血压、血脂异常及高血糖这“三高”的比例高于普通脑力劳动者，而且级别越高健康状况越差。上述情况与中国官员给人的整体印象——风光无限，出门享受前呼后拥待遇，手握大权，吃香喝辣公家埋单的画面形成反差。许多人可能要当上官员后才发现，公款吃香喝辣也许不错，但是特权是有代价的。好端端的人，好不容易跑赢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当上领导后，履行职务时却要搞坏身子，办事考验的不只是本事，还有酒量。官场如酒场，据说官场上的酒，可分为“接待酒”、“招商酒”、“勾兑酒”等类型。（参考消息，2011年9月6日）
●江苏常州溧阳卫生局长与女情人疑是“网盲”，一对痴男怨女在微博打情骂俏。有网民笑言，局长把微博当成QQ，来一场微博调情直播，免费公开娱乐大众。对话中，男主角一句“正向市长汇报工作”，便暴露出他为政府官员。该局长称，自己外甥是银行行长，去年曾买一箱茅台送给对方，并请对方给自己开一张抬头为溧阳交通银行，酒类6720元的发票。用发票骗取国家资金，中饱私囊，已是涉嫌违法。局长还问对方：“在上海买东西没有啊，我给你报销。”自己消费、单位报销，甚至家人消费、情人开销，显然是腐败行为。关键的是，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包养情人一律要撤职或开除。（参考消息，2011年6月23日）
■教育
大学扩招，让应试教育的痼疾倍增，伤害了学生，扭曲了经济。应试训练扼杀了青少年智慧的差异化可能；补课复补课，损害健康，摧残精神。一般从初三起，家庭的教育相关支出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斫伤了民众购买力。过度教育，让无数学子毕业即失业，等于培养无数定时炸弹。很多缺乏学术兴趣的学生勉强接受大学教育，变得懒散而孱弱，不容易再适应蓝领工作。个人的能力很难遗传，教育不公平导致人才损失。
2009年，石家庄学院女大学生“刘伟”自杀的缘由，见于其十万字的日记：求职艰难令她失望，“一边花着钱一边受着罪”更令她绝望。如果刘伟早早辍学，找点营生干，既不至于虚度青春，又不至于支付高额学费让家庭负债累累。欢迎大学扩招的，几乎都是家境殷实之辈。他们很轻易地就挣到以前很难用钱买到的文凭，再借助老子的势力，跻身公务员队伍。早年就有民谚说，“学好数理好，不如有个好爸爸”；现在更直截了当，说大学生找工作就是比爹。公务员队伍的阶层化特权化，中国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停滞，中国近十年来出现的一切的不公不法，都可以从大学扩招找到苗芽。
●1999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推动高等院校每年扩招30%。当时，中国的工厂正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决策者认为，高校扩招有助于中国从一个主要由出口推动的低工资制造业经济体转变成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体。2009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多达610万，而1999年这一数字仅为100万。（参考消息，2010年2月22日）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参考消息，2007年3月22日）
●《新京报》22日援引中国一位学者周末公布的数据报道说，在金融危机像突如其来的暴风扫荡全球的背景下，中国凭着强劲的增长似乎渡过了这场危机，然而，中国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每月只比农民工高出300元人民币，约44美元。
据报道，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20日在“中国青年论坛”演讲中说，中国首次面临这种状况，还说不好这种状祝会维持多长时间。蔡昉给出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以来，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保持在每月1500元左右，但同期农民工的月工资由700元跃升至约1200元。近年来，中国面临大学毕业生过多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10年内大学录取比例上升，大学生数量每年以30%的增幅膨胀。大量应届毕业生失业是导致平均工资数据不佳的主要因素——在2008年毕业的近600万毕业生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未能在毕业后一年内找到工作。与此同时，制造业和建筑业用工却出现短缺，这使农民工对薪水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接受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家长必须花费大量金钱，孩子也不得不栖牲童年时光，这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上述数据势必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思：何苦呢？一家新闻门户网站转载了这篇报道，并吸引了近2000条评论。很多人提出了上述疑问。有些人将这则新闻看作某种讽刺（有一篇评论写道，我们的社会进步了，不再是由学历决定社会地位了），而大部分读者则对大学教育的价值冷嘲热讽，有位读者甚至建议，如果考不上全国最好的50所大学，那就干脆不要去念了。还有人抱怨道，在中国的大学中，到底有几所是真正地在培养学生？都是为了金钱。大学生能学到什么？甚至连以前的高中教育都比不上。中国的大学学历真的一文不值吗？在蔡昉看来，井非如此。就像葡萄酒一样，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后的薪水变动率远高于农民工。但蔡昉说，负激励效应已经开始出现苗头，尤其是家境不太好的学生，他们会觉得学费和工资损失的代价太大。报道援引蔡昉的话说，首先就是干吗让孩子去读书？干吗上大学？然后就是干码上高中？与美国相比，中国持有学位的人可能会有一个优势：在中国，毕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并不丢人。（参考消息，2010年11月24日）
●在中国，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正在增加，他们大多群居在北京等大城市近郊的农村。这种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中国的就业问题被比喻为“大冰河期”，解决起来并非易事。离北京高科技产业基地中关村不远处有个叫唐家岭的村子，这里的本地人口不足3000人，但由于大量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来自各地的大学毕业生来此聚居，现在人口已超过4万人。老家在山西的云南某大学毕业生邓锟几个月前曾住在这个村子。他说：“在村子里生活是找到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前的一个奋斗阶段。”记者走进一条胡同，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墙壁断裂的简陋房屋。房屋面积十几平方米，每月房租约350元，他们过着在北京算得上最下层的生活。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干的是电话推销等临时性工作，月收入在1000至2000元之间，与民工工资相当。给他们取名叫“蚁族”的是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在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后，他主编了《蚁族》一书。廉思在书中写道，他们是继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像蚂蚁一样具有较高的智商，过着群居生活。“蚁族”由此得名。（参考消息，2009年11月17日）
●1998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仅为340万人。1999年中国政府推出了扩大高等教育的政策。自那时起，不但高校扩招，民办大学的数量也急剧增加。2008年中国在校大学生已达2150万人。中国政府的初衷是为经济发展培养人才，但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需要的是简单劳动者，希望当白领的大学毕业生则供过于求。据称没有稳定工作的“蚁族”，在北京有10万人，全国约有数百万人。(参考消息，2010年1月5日)
●不管是面对大量家庭作业不堪重负的学龄前儿童，对创造性不足感到失望的爷爷奶奶，还是哀叹腐败盛行、剽窃成风的学者，大多数内地人对教育体制颇有怨言。因此，当教育部长去年10月更换后，许多人认为这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新任部长能够在很快就要公布的未来10年教育发展蓝图中推出亟需的改革措施。虽然中国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政府未能实现10年前设定的一个目标：每年在教育事业中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资金。2008年，教育支出占GDP的3.48%。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3年来公共支出的增加——免去农村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学费，并为来自困难家庭的大学生提供资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困境，但政府在教育上的支出还是远远不够。他说，教学水平下降和受教育权的不公平现象加剧已经成了非常尖锐的问题。（参考消息，2010年2月23日）
●高等教育体系的高速扩张，虽然使中国的高校达到能每年招收600万新生的规模，但也带来了不少众所周知的问题。地方高校沉重的债务，很可能会在今后几年内触发还贷危机；高校基建已成了腐败的重灾区；扩招规模过大，已使毕业生就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师资质量过低，课程设置与市场严重脱节，学非所用成为普遍现象；学风不正、抄袭造假的丑闻接连不断，高教界的诚信扫地。高教的整体性危机将影响中国是否能发展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和富有竞争力的社会。从国外看中国的高教危机，最明显的反映是中国留学生人数的暴增。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数已超过1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中国留学生的大部分是研究生，而且许多都靠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就学，现在的情况可大不一样。中国留学生中的本科生比例大大上升，而且基本上是自费。笔者任教的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是一所私立的文理学院，只有本科生。今年我校招的300名新生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就有15名。在这之前，我校来自中国大陆的在校学生总数还不到10人。据校长说，今年来自大陆的申请入学的学生数量超过历史纪录。他们都很优秀，我校把全部300个名额都给他们也不够。他们除了学习努力以外，基本都是付全费（每年58000美元）。这种现象在美国的其他好学校比比皆是。对中国的高教系统来说，失去几万优秀的新生的损失，不仅仅是每年数十亿美元的肥水流入美国的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用脚投票，将会造成严重的长期负面效果。对中国的精英阶层来说，把小孩送到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高校学习，是一个十分理性的决策。如果他们的独生子女在中国的高校就读，4年后不仅学不到真学实术，缺乏创造力，而且极可能会染上高校体系中的许多不良习惯。因此尽管西方大学天价收费，小孩留学仍为上策。对中国的高教体系来说，失去它最好的客户会形成恶性循环。尽管政府会继续支持已被完全官僚化的高校体系，但社会对这一系统越来越失望。长期下来，结局不难想像。中国的高校会停留在目前的世界中低水平上。要扭转这一困难局面，中国高教体系的唯一出路是改革。这当然是一个很复杂和困难的议题。笔者仅有一个建议。其核心内容是引入可行性高的竞争机制。中国高教系统的体制性弊病很多，如行政化；高校治理官僚化、政治化；缺乏学术自由；人事制度僵化等等。这些问题根深蒂固，一时无法解决。中国高教改革的唯一希望就是引入竞争，打破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垄断高教体系的现状。这就像当初中国经济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毫无活力，改革无望。中国政府最终还是靠引入外资和开放私营企业，迫使国有企业增加竞争力。（参考消息，2011年6月30日）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城镇与农村的收入之比达到了3.33比1，这是1978年以来的最大差距。随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穷的农村人口在高等教育方面正被边缘化，这使得他们丧失了提高自身的最佳机会。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两所在中国学术界享有至高无上地位、分别号称中国的麻省理工和哈佛的高校，这一趋势尤为令人担忧。在这两所学校（在校生总数均为3万名左右）中，今年9月份入学的学生会发现自己周围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来自城镇。中国国家媒体最近一次公布的数据表明，北京大学1999年的农村学生比例为16.3%（这一比例在上世纪50年代为50%-60%），而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占17.6%。专家和学生一致认为，在此之后的农村学生比例进一步下降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位教授称，现在的比例可能仅为1%。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因为中国有半数多人口是农村人口。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我们在这里几乎找不到农村户口的学生。”（参考消息，2010年8月23日）
■医疗
●内地多名“神医”、“大师”轰然倒下，他们前仆后继，生生不息，不是偶然社会现象。冒牌郎中、养生大师所以骗尽天下，日益吃香，表面看是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开始注重养生，其实是医院诚信缺失，社会医疗保障无序，民众看病难、看病贵所致。“神医”的受害者大多是基层市民，他们为什么不去正规医院，为什么不相信科班出身的医生，却指望来路不明的神医妙手回春？原因很简单，面对那些看一次感冒要花千元的天价医院、视回扣高低选择进药的药品采购员，以及开黑处方的无良医生们，渴望健康的基层民众宁愿选择冒牌郎中，宁愿相信江湖神医而不愿去正规医院“送红包”、“看脸色”、“挨宰”。内地的医疗体制改革，钱字当头，利润挂帅，折腾来折腾去，收费上天，诚信落地，改得老百姓都不敢轻易上医院看病，改得江湖骗子风生水起，如果医院能为民众提供价格相宜的良好医疗服务，如果社会能建立起低成本的医疗保险体制，谁愿意另辟蹊径？莫说神医荒诞，休言百姓太傻。“神医”在内地大行其道，表明成千上万“病不起”的穷人期望健康养生，但他们又怕进天价医院，于是向往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救世主横空出世。不问苍生问鬼神，不信医生信神医，这难道不是刘逢军一类江湖骗子赖以生存、大红大紫的社会环境吗？（参考消息，2011年1月7日）
●广东东莞近日又爆出病人死后仍欠天价药费丑闻，引起广泛关注。事件中，一名外来打工妇女接受普通胆管结石手术，术后不足一个月身亡，而在短短的住院期间医疗费竟高达45万元，收费单长达9页，计有300多项。最荒唐的是，病人不治后，院方竟继续收取住院费和医疗费。……医疗腐败是天价医疗费的源头。不法药商、某些缺德医生和医院管理层沆瀣一气，肆无忌惮地发病人财。医院采购医疗器械和药物时，院方和医生都收取高额回扣，而这些费用都算在药价内，统统转嫁到病人身上。在民意压力下，国家有关部门多次调低部分常用药的药价，以减低民众看病的负担。奇怪的是，病人药费不降反升，原因是腐败同盟在作祟，例如某种药物降价后，很快就淡出市场，亩一种性能几乎一样但价格却昂贵得多的“新药”所取代，医院和医生则“弃旧迎新”。结果药价调整形同虚设，病人根本无法受惠。医院为了增加收入，除了选用高价药外，更随意加大药量，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滥输液了。例如上述病人住院20多天输液330公斤，远远超出治病需要。这种现象各地非常普遍，据统计，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总量达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平均每人输液8瓶。事实证明，医疗腐败是医疗收费居高不下的根源，不彻底铲除这个根源，无论当局作多少承诺，对药价作多少次调整，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贫穷民众有病无钱医，望医院兴叹。滥用药物不但令百姓医疗费用劲升，而且严重损害民众健康。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其中滥用抗生素造成的死亡占四成。全国现有180万聋哑儿童中，六成是药害所致。医生本应是积德行善的崇高职业，但在当今中国，有些医生却沦为千夫所指，实在是中国人的悲哀。（参考消息，2011年4月12日）
●24日晚，上海宝山区宝钢医院突然发生大火，正在手木室的6名医护人员马上逃命，却遗下一名全身麻醉的病人，在“不知不觉”中活活遭浓烟熏死。舆论纷纷狠批医生埋没良知，“6名医护人员，没有救出一个病人，这是什么医德啊？”一条活生生的人命，竟遭受如此惨烈的摧残，引来舆论炮轰。有网民直斥医护人员的行径太自私，“6名医护人员，抬也能把病人抬走！自顾自逃命，太天耻！”有人亦批评，“医生将病人全身麻醉，然后放在烟火中熏烤，等于是医生间接杀死了病人！”内地医护界视人命如草芥的行为，近期屡屡发生，包括有智障流浪女无钱医治被医院遗弃致死、武汉民工因手术费不够缝针后被当场拆线……原本仁心仁术的医生，却狠心地不顾病人死活。有分析指出，这一事件折射出内地道德底线的崩溃。由于起火地点在手术室隔壁房间，如果几名医护人员处置得当，完全有能力将手术中的病人一同救走，但他们选择了见死不救。如果连白衣天使都沦为魔鬼，那么整个社会只会与良知绝缘。（参考消息，2011年8月29日）
■贫富
●提防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藏在中国人的床垫下……上周，我们获悉中国家庭隐瞒了高达9.3万亿元的收入，这些收入没有体现在官方数字中——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于该国最富有阶层的手中。这一大笔隐性的财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30%。瑞士信贷银行集团开展了上述研究，其中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好消息是，这让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说法更可信。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为32154元，比官方数字高出不少。坏消息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或许比人们认识到的要大得多。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很高。5月中国媒体报道说，“基尼系数”达到0.47，高于公认的“警戒水平”0.4。在中国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际情况或许糟糕得多。中国可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投资者把赌注押在了稳定上，而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将使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陷入混乱。（参考消息，2010年8月17日）
●据北京师范大学学者李实说，中国而今所显示出的收入不公平度与菲律宾和俄罗斯不相上下，公平度远不及日本和美国，甚至连东欧都比不上。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还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大约是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23倍。而李实说，这一比例几乎肯定被低估了。他说：“而今在中国，你几乎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现，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一项制度导致至少约1.5亿外来务工人员无法享受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医保、教育和养老金等福利。结果，外来务工人员被迫要从工资中攒出更多的钱，用来支付医疗费和退休后的开支。此外，物价上涨和不断攀升的房价导致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进一步萎缩。中国通胀率居高不下，而今约为5%。而中国去年12月的房价同比上涨了6.4%。李实说，中国的基尼系数——经济学家以此来判断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一在25年前还不到0.3，现在已接近0.5。而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认为，一旦基尼系数高于0.4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可能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还要糟糕。北京一家独立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说，较富裕家庭的收入被低估了。（参考消息，2011年1月31日）
●目前中国仍有4000万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贫困线以下，其中有1500万人生活在每天不足1美元的联合国贫困线以下。……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中国人均GDP只有3687美元，在全球只能排到103位。不但远低于美国的人均4.5436万美元，即使比起全球平均的8600美元也有很大差距。（参考消息，2010年9月30日）
●经济腾飞给中国带来了亿万财富，而其中有血腥的成分。据统计，每年有60万人因过劳而死亡。……众所周知的是日本过劳死现象严重，然而这种传闻被夸大了，去年日本只有700人过劳死，比中国少得多。（参考消息，2011年9月22日）
●过去10年来，中国内地的工资增长幅度始终落后于GDP的增速。工资在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根据省级GDP收入数据，这个份额从1990年的53.3%下降到2007年的39.7%。工资的相对减少既限制了国内消费增长，也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因中国工人相比之下更穷了）。……尽管腐败对于收入不平等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还难以衡量，但是中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公众从政治上把腐败与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从经济角度说，中国改革基金会经济学家王小鲁负责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的“隐性收入”可能高达9.3万亿元，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总收入的51.9%。……中国能否减缓——如果不能扭转的话——过去30年来累积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其意义是重大的。除了导致社会紧张之外，不平等本身也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领导人一直被如何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1万美元之间的国家增长乏力）的问题所困扰。对拉美中等收入陷阱的调查常常归咎于居高不下的不平等。（参考消息，2011年5月6日）
●中国的高储蓄率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仅家庭的银行存款在不断增加，企业的资金储备也日益丰厚。企业储蓄——基本上是未被用于投资或返还给股东的利润——大幅增长。据中国人民银行估计，2007年时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23％，明显高于10年前12%的水平。而在此期间，家庭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则一直维持在20％左右。促使中国家庭存钱的财务压力可以通过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和降低教育成本来解决。但居高不下的企业储蓄则是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大部分企业储蓄来自于中国重新恢复了活力的国有企业，它们现在不仅盈利极高，而且在关键行业居主导地位。……在上世纪90年代末经历一轮关闭潮后，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少数实力强大者被政府赋予了中国经济领军的角色。中国目前有三大石油公司、三大电信公司以及两大电网公司，都是国有控股企业。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些公司的利润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实力日益明显。上述公司都纷纷在北京修建豪华的总部大厦，员工的薪酬比私营企业平均高出82%。中国政府从这些腰缠万贯的国有企业“揩油”的首次尝试并未取得成功。2008年，一项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的规定自颁布以来收效甚微，给政府带来的收入仅相当于 GDP的0.2%。而且这笔钱大部分都被用来支援国有企业自身了，并未惠及消费者。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民营部门发展专家张春霖说，国企经营管理人员在政策制定中是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国务院在实施这项改革方面一直非常谨慎。学者和政府官员正在讨论修改这一分红政策。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给政府的分红应在目前相当于利润总额5%至10%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还有人敦促将这笔分红款纳入政府的总预算，将其用于社会保障项目，而不是变成国有企业的“招待费”。（参考消息，2009年12月2日）
●我开始明白N对涨薪千元的淡然。记得第一次听到“死工资”这个词，是今年初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时听来的。她批评当今社会盛行的不是多劳多得，是“多捞多得”，国企、机关单位分配很不规范，随便就能发一些钱，奖金、变相福利、灰色收入，而且还不用上税。而真正盯在岗位千活的人，“他就只能守着那点儿死工资”。“死工资”——这不是希望工资“死去”，而表现了职工对工资僵化不动的愤恨，但很多人还不能不靠工资过活。N就淡淡地跟我说，靠工资永远发不了财。他随时准备跳往更好去处，炒股票、借其他收入来强化生活保障。学者们形容说，中国现在是出现了“国富民穷”现象。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过去30年里从61％降至39%，比发达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而构成劳动者报酬主要内容的工资，这些年来占GDP比重也明显下滑，官方数据说2002年工资占GDP比重是12％，近五年我没找到权威数据，肯定只跌不升。因而，社会上一片歌舞升平，高档消费场所林立，但是人们常常想不透消费者的钱是哪儿来的？有多少人是靠工资收入维持中产阶级生活？肯定有，但应该不是大部分。再有别的办法，是投资、啃老，吃家里的。如果当上公务员找到好单位，住房问题解决了，手头也会松点。……社会心态也因此越来越浮躁。看到身旁条件水平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由于不知如何解释的运气——比自己更早进入职场，在房价大涨前购置好了房子；或有家庭背景，或通过灰色收入、腐败等等，结果日子过得滋润，年轻人内心当然不平衡。要求他们像过去一样朴素地坚守岗位变得越来越难，反之，社会冷漠感则在蔓延滋长。国家变富了，跟我关系不大；我得到的就是那么点，而且比例在变小。（参考消息，2011年6月14日）
●不久，中国国家电视台以一种自豪的口气报道说，富裕的中国游客已经超过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成为巴黎第一大消费群体。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许多令人畏惧的问题，包括贸易战、银行过度放贷、资产泡沫以及分配不均所带来的风险。但因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化改革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崛起的特权阶层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享受着中国长期繁荣的果实。对于繁荣的明确预期使得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在新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即中国对今年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长的贡献可能超过三分之一。……该报告将中国称作“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由男人推动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报告还补充说：“中国还有一个现实是，拥有情妇和‘二奶’已经成为常态，因此也推动了奢侈品的消费。”而在被繁荣所遗忘的数亿人中，仇富心理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又一次兴起。一名叫马哲（音）的网友抱怨道：“甚至连外国人都对中国富人的奢侈品消费瞳目结舌，而中国公众则十分鄙视他们。”（参考消息，2010年2月3日）
●中国的富人在金融危机期间变得更加富裕了。这助长了中国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因为他们认为，官员的裙带关系和腐败正使得这些人暴富起来。由五家机构——其中两家与政府有关——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5.5%的人认为新富家族群体搞官商权钱交易，只有19.82%的受访者认为，“家庭成员的谋略和奋斗”是一批新富家族崛起的成功因素。（参考消息，2010年2月24日）
●在工作一天之后，吴庄（音）为了放松挥杆打了几个球，之后将自己的卡拉韦球杆放到了车的后备箱里。吴是曙光高尔夫球练习场的会员。这个位于中国首都北部、易于抵达的俱乐部几周来已成为当地媒体的靶子。各种报纸透露，它在2008年建成时是避难场所，也就是一旦北京发生地震，它可以让周边居民前来躲避。因此，这个地方原则上会向公众开放。但今天，将练习场围起来的大片防护网使得该地难以进入。高尔夫俱乐部显然要比抗震场所更有利可图。每年有可能赚取130万欧元（1欧元约合9.16元人民币——本报注）。据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专家韩烈保说，北京地区2003年大约有20来个高尔夫球场，而现在则有70个。尽管中央政府早在2004年就下令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建新的高尔夫球场。除了建设高尔夫球场导致被占地农民没有得到充分赔偿以外，中国北方的半数地区面临着日趋严重的长期缺水问题。韩说，北京周边只有四五个高尔夫球场采用中水浇地，其他的都用自来水。环保专家马军解释说，“这些高尔夫球场消耗的水资源与一个半干旱地区所要付出的节水努力绝对是不相容的”。此外，他痛斥大量使用杀虫剂和化肥，这有可能长期污染含水层。绕过2004年的禁令很简单：开发商先争取到开发公园和其他绿地的许可证，然后地方政府对出现“高尔夫球场”装作看不见。2002年开业的北京一家高尔夫球场的负责人说，“国家知道，但什么也没说”。而且地方当局往往对此不关心。（参考消息，2011年7月18日）
●个人财富排在世界第三位的亿万富翁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在今天举行的《财富》最具影响力女性峰会上说，美国应当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巴菲特说：“我们需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0%的资金来做一些我们认为这个国家应当做的事情，这笔钱必须有人来出。”他是少数几名获邀出席此次峰会的男性之一。他说：“如果你不向我这样的人要钱，又怎么能向那些餐馆侍者要呢？”巴菲特说，因前总统布什在任时期实施的减税措施，他所享受的税率是办公室所有人中最低的，甚至比“电话接线员”和清洁女工都要低，“税收制度不应这样运作”。（参考消息，2010年10月7日）
●2011年3月8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副县长杨昌明被调查，供述出与超过30位女干部、女教师及发廊女有过性行为；杨患有艾滋病。（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15/8408585_0.shtml?_from_ralated）
●信任是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旦社会群体和角色之间出现一堵堵无形的墙，信任自然解体，社会跟着解体。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没有信任就不会有有效的改革。没有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改革而得以克服和解决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使得改革越来越困难。政府任何一个改革举措，无论是经济改革，或是社会改革，或是教育改革，都不会引起社会的热情。随之而来的大多是猜疑、冷嘲热讽，甚至抵制。例如住房改革。这些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努力不少，但问题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了今天，地方政府和发展商绑架了整个住房体系，转而又绑架了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买房、结婚和养家。正是因为被绑架，无论是有房的还是没有房的，都感觉不到幸福。教育也一样。教育改革也在进行，但改革的结果是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不公平。无论是住房和教育，改革都在向权钱阶层倾斜。如果从每一次改革中获利的都是权势阶层，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信任改革呢？（“中国墙”，郑永年，参考消息，2009年12月9日）
（2011年10月5日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