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高发西岸花园: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8:05:36
大学时沉迷读他的《百年孤单》，前段时间沉迷读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后来起誓找到他全面的著作，于是在网络上买了这本《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被马尔克斯自己称为最好的一部作品！一个身世显赫的人来到这个加勒比海沿岸的小镇上娶了一个身世凡俗的女人。在他们举办了一场豪华隆重的婚礼后，新婚之夜新郎发现新娘不是处女，于是将新娘休回了娘家。新娘在母亲和几个哥哥的强逼下将其归罪于一个叫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人，两个哥哥于是拿起了杀猪刀要蹂躏这个无辜的年轻人。和一般的侦探小说差异，读者在一开始就知道一桩谋杀案就要产生了，谁是谋杀者，谁是被谋杀者，谋杀原因都清清楚楚，没有悬念，可是精彩之处在于人人都知道这个年轻人要被杀死，却人人都制止不了谋杀案的产生，这就要归功于马尔克斯那惊人的想象力和创作才调了！马尔克斯在“事先张扬”上做足了功夫，他用一个一个的巧合把读者的兴趣始终维持在最高的水准上。其实那桩惨案原本是可以防止的，可是那一系列的巧合却又使得惨案仿佛架上了滑轮冲下悲剧的山坡以不行逆挡之势产生！不仅仅是精湛的艺术剪裁和高明的构想吸引人，还有在于作者笔下的南美洲奇妙奥密的过日子场景，包罗建筑、宗教、音乐以及气候等均让人读起来耽溺不已！
马尔克斯说过，他最满意的小说不是盛誉全世界的＜百年孤单＞，而是这本＜一桩事前张扬的凶杀案＞．在解说原因的时刻，马尔克斯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之因此是我的最好的作品，是因为我所希望写的东西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地达到了。在我的其他作品中，我是被书中的人物和所要表达的主题牵着鼻子走的。然而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我完全都写得八面见光。真的十分喜爱马尔克斯，自从看了他的＜百年孤单＞起，而这部小说，更是将他的精华展现在我们面前．拜读一下经典，收益会良多
即使对小开本有了心理准备，还是吓了一跳。切实很小，可是很精美，质量很好。硬壳的。内页字是棕色。挺漂亮。翻译的也不错。还没有看完。上来说说。赫赫
小开本的确有些意外，然而很便利携带，我即是上班路上看完的。比起《百年孤单》，这本书的写作伎俩更为高明，有着百年孤单中所没有的锐利。在提前揭示了答案之后，小说如故能写得引人入胜，丝丝入扣，实属不易。别的翻译也很出色。
第一章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5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夜里，他梦见自己冒着蒙蒙细雨，穿过一片榕树林，这短暂的梦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来时，仿佛觉得全身盖满了鸟粪。“他总是梦见树林，”27年之后，他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回忆起那个不幸的礼拜一的细节时，这样对我说。“前一个礼拜，他就梦见自己单身一人乘坐锡纸做的飞机，在扁桃树丛中自由地飞来飞去，”她对我说。她以善于为别人解梦而著名，只要在饭前把梦境告诉她，她都能作出准确无误的解释。但在儿子这两个梦中，她并没有看出任何不祥之兆。儿子在被杀的前几天早晨，曾几次给她讲一些与树木有关的梦，她却没有看出任何征候。
同样，圣地亚哥·纳赛尔也没有任何预感。那天晚上，他和衣而睡，睡得很少，很不好，醒来时感到头痛，嘴里有一股干渴苦涩的味道。他以为那是参加婚礼的后遗症——那场婚礼一直闹到午夜之后方才结束。从他早晨6点05分出门，知道一个钟头之后他像一头猪似的被宰掉，有许多人见到过他，他们记得，他当时稍带倦容，但情绪很好。凑巧，他遇到每个人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真是美极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他指的究竟是不是天气。不少人回忆说，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海上的微风透过香蕉园轻拂而来，的确是这个季节中典型的美好的2月风光。但是大多数人都说，那天天色阴沉，周围散发出一股死水般的浓重的气味；在那不幸的时刻，正飘着蒙蒙细雨，正像圣地亚哥·纳赛尔在梦中看到的森林景色一样。那时，我正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温存的怀抱里，从前天夜里婚礼的狂欢带给我的疲劳中逐渐复苏。当教堂警钟齐鸣的时候，我几乎还没有睡醒，还以为那是向主教表示欢迎的钟声呢。
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前天参加婚礼时一样，传的是未经浆过的白亚麻布的裤子和衬衫，那是他的一套礼服。要不是为了迎接主教，他大概会穿一身卡其布衣服和马靴了。通常，每逢礼拜一，他总是以这副打扮出现在埃尔·迪威诺·罗斯特罗牧场，这牧场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尽管资金不算雄厚，但管理得井井有条。在山上，他腰里总是别着一支357型马格南左轮手枪。据他说，这种枪的穿甲弹能够把一匹马拦腰截断。在打鹌鹑的季节里，他总是随身带着猎鹰。在他的柜子里还放着一支马林彻·舒纳牌7.77毫米的来复枪；一支荷兰造的马格南300型来复枪；一支带有双距离望远镜瞄准器的22型大黄蜂牌步枪和一支温彻斯特牌自动枪。他总是像他父亲那样，睡觉时把枪支藏在枕套里。但是那一天，在离家之前，他取出子弹把武器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的枪从来不上子弹，”他母亲对我说。这一点，我也知道。我还知道，他总是把武器放在一个地方，而把弹药藏在另一个冷僻的所在。因此，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在他家里也没有人能够出于好奇而把枪装上子弹。那是他父亲定下的一个明智的规矩，因为一天早晨，一个女佣人抽出枕头来换枕套，手枪被抖落到地上，走火了，子弹击毁了房间里的立柜，穿透了客厅的墙壁，像在战争中似的呼啸着从邻居的餐厅穿出，最后把位于广场另一端的教堂大祭坛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石膏圣像打得粉碎。当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尚在幼年，但他从未忘记那个倒霉的教训。
母亲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从卧室里匆匆出来。当时，他想在黑暗中摸进浴室，从药箱里取出一片阿司匹林来。他把母亲吵醒了。母亲开了灯，见他正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这件事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圣地亚哥·纳赛尔向她讲了刚做的梦，但她却没有注意到梦中的树。
“凡是梦中出现小鸟，都是身体健康的一种预兆。”
在我回到这个被遗忘的村镇，力图重新拼凑那面支离破碎的记忆的镜子的时候，我看见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正跪在吊床上面，过去，她就是在这同一张吊床上以同样的姿势注视着她的儿子的。尽管是在大白天，我却几乎认不出她来了。由于长年头痛，她在太阳穴贴着草药的干叶，那是儿子在最后一次穿过卧室时给她的。她侧着身子，抓住床头的龙舌兰吊绳，想挣扎着坐起来，在房间的暗处，散发出一种洗礼盆的味道。这种味道在那发生凶杀案的早晨也曾经突然向我袭来。
我刚一出现在门洞里，她就想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仿佛我就是她儿子似的。“他就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的是一套用清水漂洗过的白亚麻布衣服，因为他的皮肤很细嫩，受不住浆过的衣服的摩擦，”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在吊床上，嘴里嚼着独行菜籽，直到儿子回家的幻觉在她眼前消失以后，才叹息道：“他是我的心头肉。”
第二章 我在她的回忆中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度过了21周岁的生日。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长着一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阿拉伯人的眼睛和一头卷发。他是一对由于利害关系而结合、没有过上一天幸福日子的夫妇的独子。不过，他和父亲在一起时似乎很幸福。三年前父亲突然死去，他继续和守寡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得也很幸福，知道他在那个礼拜一死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但是，从父亲那里自幼就学会了使用武器、爱护马匹和训练猎鹰，他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勇敢和谨慎的优良品德。他跟父亲讲阿拉伯语，但跟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却不讲，以免使她感到见外。他们在镇上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们带着训练过的猎鹰到集市去做劝募性高空飞翔表演。父亲的死，使他不得不在中学毕业后中辍学业，转而经营自己家中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赛尔生性快乐和善，平易可亲。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看到他穿着白色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礼拜一，”她对我说。但是他向母亲解释，他穿礼服是为了如果遇到机会，他想吻一吻主教的戒指。她对此却毫无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对他说。“像往常一样，他为大家祝福以后就沿原路回去了。他讨厌这个镇子。”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这话是真的，但是教堂金碧辉煌的场景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就像是电影院，”有一次他曾对我这样说。而他母亲则相反，在主教到来这件事上，她唯一关心的只是儿子不要淋着雨，因为她听到他睡觉时打过喷嚏。她劝他带上一把雨伞，但他摆摆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门。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
厨娘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断言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2月都没有下雨。“恰恰相反，”在厨娘去世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告诉我说，“太阳火辣辣的，比8月份还厉害。”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时，她正在宰杀三只兔子，准备午餐，几只狗喘着气围着她打转转。“他起床时没精打采的，看上去晚上没有睡好，”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毫无同情心地回忆说。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当时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像每个礼拜一那样，迪维娜·弗洛尔给圣地亚哥·纳赛尔端上了掺了一点白酒的粗咖啡，为的是帮他解脱前天夜里的疲劳。这间厨房很宽敞，炉火呼呼地燃烧着，母鸡窝在栖木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圣地亚哥·纳赛尔又服了一片阿司匹林，便坐下来慢吞吞地喝咖啡，他安静地思考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两个在炉口宰兔子的女人。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尽管年纪已不轻，还是保养得很好，而女儿却显得有点粗野，仿佛她的情欲受到了压抑。她去接空杯子时，圣地亚哥·纳赛尔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到了该变成温顺的小羊羔的时候了，”他对她说。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向他扬了扬沾满鲜血的刀。
“放开她，白人，”她厉颜疾色地命令道。“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吃这块天鹅肉。”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本人在青春时期曾被易卜拉欣·纳赛尔诱奸过。他在牧场的畜栏里偷偷地同她幽会。几年以后，他不再爱她了，就把她带到家里当女佣人。迪维娜·弗洛尔是她最后一个丈夫的女儿。那时姑娘认为自己注定要被圣地亚哥·纳赛尔偷偷地霸占，因此焦急万分，只是焦急得过早了点。“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如今青春已逝并已发胖了的迪维娜·弗洛尔同我说这话时，她跟另外的男人生的孩子就呆在她身边。“和他父亲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反驳女儿说，“都是下流货。”但是，她回忆起了当她给兔子开膛并且把热气腾腾的内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表现出来的那副害怕的样子，顿时一阵恐惧又向她袭来。
“不要这样野蛮，”他对她说，“你要知道，兔子和人一样。”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一个习惯宰杀手无寸铁的动物的人突然会那么恐惧。“上帝啊，”她害怕地喊道，“难道这一切都是预兆吗？”然后，在出事的那天早晨，她仍然愤恨不已，继续把那些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她就是存心要使圣地亚哥·纳赛尔吃不好早餐。正在这时，主教乘坐的轮船到了，汽笛颤抖地吼叫着，把全镇人从梦中唤醒。那幢房子，从前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四壁是粗糙的厚板，锌皮屋顶两边泄水，屋顶上的秃鹫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港口上的残渣废物。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河水充沛，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大船，都能冒险通过涨潮区的沼泽地开到这儿来。当易卜拉欣·纳赛尔和最后一些阿拉伯人在内战结束后来到这儿时，由于河流改道，海船再也开不进来，仓库也就废弃不用了。尽管代价很高，易卜拉欣·纳赛尔还是买下了这座房子，为的是开设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商店。只是当他要结婚时，才把它改成了居室。在底层，他辟了一个综合使用的大厅，在大厅的一端盖了一个马厩，养了四匹马，还有几间佣人的卧室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这厨房的窗户朝着码头，从那里随时都有河水的恶臭飘来。大厅里唯一完美无缺的是一架从一次海上事故中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楼梯。上面一层原来是海关的办公室，如今改成了两个宽大的卧室和五个小寝室，这是为他未来的孩子们准备的，他想他会有很多孩子的，他还在广场的扁桃树上空建了一个木质阳台，3月的下午，普拉西达·里内罗便坐在那里消遣。房子的正面保留了大门，安了两扇旋制木棍结构的窗户。后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改得稍稍高一些，以便骑马时可以通过，并且使得老码头的一部分可以继续使用。这个门用处最大，不仅因为它是去牲口槽和厨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因为它直接面向新港大街，不必经过广场绕行。正面的大门，除了节日从不打开，而且总是严严地上着门闩。然而，那两个凶手，恰恰就守在正门口，而不是后门口。也正是从这扇门里，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往码头去迎接主教，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整整绕了一圈。第三章
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不幸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应该觉察到这一点，但他却不敢承认，因为显然他所关心的只是在审判中对事情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面对广场的大门，正像惊险小说所说的那样，是一座“死神之门”。实际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里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理性回答了问题。“我儿子穿得衣冠楚楚时，是从来不打后门出入的。”这一点，谁都不会有所怀疑，以致预审法官只把这句话顺便记了下来，并没有把它正式载入档案。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她说，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但是时光一年年过去，她终于承认，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喝咖啡以前，她们已经知道了那件事。早晨5点钟，有个女人来讨牛奶喝，告诉了她们。这个讨牛奶的女人不但说了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而且还说了那人行凶的原因和准备行凶的地点。“我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因为我想这是那个女人醉后的一派胡言，”那母亲对我说。但是，在这个做母亲的死后，有一次，迪维娜·弗洛尔对我承认，她母亲之所以不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因为她心里希望有人把他杀掉。而她本人所以也没有说，是因为她当时吓坏了，自己没有主见，再说，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时，她更加吓得魂不附体了，因为她感到他的手冷得像石头，仿佛真是一只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熹微的晨光中跨着大步，穿过院子，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阵阵传来。迪维娜·弗洛尔走出去帮他开门。她穿过饭厅——那儿到处是关着熟睡的鸟儿的笼子、柳条做的家具和吊着欧洲蕨和花盆——时，竭力不让他赶上。但是，当她拉开门闩时，她还是没有逃脱那只猎鹰般的手。“他抓住了我的辫子，”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当我独自呆在家里的角落里时，他也常常抓我，但是那一天我不再像往常那样还怕，只是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她闪在一边让他出去，透过半开半掩的大门，她看到了广场上沐浴在晨光中的扁桃树，但是她没有勇气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轮船的汽笛声已经停止，雄鸡开始打鸣了，”她对我说。“鸡声遍地，很难相信镇上会有那么多鸡，我以为鸡声是从主教的船上传来的。”她为那个人——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了——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违背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吩咐，没有把大门闩上，使他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退到院子里来。有一个人——此人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在门下面塞进一封信来，通知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人守在门外要杀他，写了地点，写了原因，还写了有关这个阴谋的精确的细节。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这见凶杀案发生后很久，才被人发现。
已经过了6点钟了，路灯还没有灭。在扁桃树上，在一些阳台上，还挂着庆贺婚礼的五光十色的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而刚刚挂上去的。细砖铺地的广场以及教堂的前厅——那儿是乐师演奏的舞台——堆满了寻欢作乐时留下来的空瓶和各种废品，好像一个垃圾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出家门时，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一些人正向着码头跑去。
广场上唯一开门营业的是教堂旁边的牛奶店，在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死。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活像一个幽灵，”她对我说。这两个准备行凶的人，把报纸裹着的刀揣在怀里，伏在座位上睡着勒。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屏住了呼吸怕把他们惊醒。
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24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预审档案中这样记载。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们，要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早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黑色呢料衣服，那衣服对加勒比地区来说是显得过分的宽大和庄重了。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焦虑，他们面容憔悴，但他们还是刮了胡子。尽管他们自从婚礼的前夕一直在不断地喝酒，三天以后却已经不醉了，而是变得像是彻夜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等了几乎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头几阵微风的抚慰下睡着了，这是自从礼拜六以来第一次入梦。在主教乘坐的轮船第一次鸣起汽笛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没有醒来，但是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他们却本能地醒来了。那时，两个人紧紧抓起了报纸卷，彼得罗·维卡略站了起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喃喃自语道，“你们过一会再动手吧，即使是为了尊重主教先生。”
“那是神圣的旨意，”她常常这样说。确实，那是天使神意，但是瞬息即逝。一听到她说话，维克略孪生兄弟便思索起来，那个站起来的人又坐下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穿过广场时，两兄弟的目光仍然在盯着他。“他们简直是在怜悯地看着他，”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这时修女学校的女孩子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奔跑着穿过了广场。
普拉西达·里内罗说得有理：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当地官员和学校的孩子们外，码头上还有很多人，到处可以看到装满了又肥又大的公鸡的背篓，那是送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他最爱吃的菜肴。装卸码头上堆满了待运的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完。但是它没有停下来，依依呀呀地响着，像一条龙似的出现在河流的拐弯处。这是乐队开始奏起了主教颂，公鸡开始在背篓里叫起来，引得镇上的公鸡也都引颈高啼。
第四章
那个时候，以木炭作动力的传奇式的轮船几乎要绝迹了。尚在使用的寥寥几条已没有自动钢琴和为度蜜月者准备的船舱，而且几乎不能逆流航行。但是这船是新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只有一个挂着袖章般旗子的烟囱，船尾的木轮产生的推动力不亚于海船，在靠着船长室高出的栏杆旁站着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的西班牙随从人员。“那时的情景就像圣诞节一样，”我的妹妹马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说，问题是轮船在从码头前边经过时，汽笛一响喷出了一股蒸汽，把站得离岸最近的人喷了个透湿。那是一种短暂的梦幻。主教面对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随后仍继续机械地这样做着，面部没有一点表情，直到轮船在远方消失，留下一片鸡鸣声。
圣地亚哥·纳赛尔感到失望是有理由的。他应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的公开要求，捐赠了几驮木柴，此外，还亲自挑选了冠子最好吃的公鸡。但那失望只不过是一时的。我的妹妹马戈特和他一起在码头上，看到他当时情绪饱满，像是仍然在婚礼上，尽管阿司匹林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的病痛。“他似乎没有感冒，只是一心想着婚礼花了多少钱，”她对我说。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同他们在一起，他披露的数字更令众人惊讶。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参加了婚礼，和我一起待到将近4点钟，但是他没有去父母那里睡觉，而是留在祖父母家中聊天了。在那里他得知了许多估计婚礼开支所需要的材料。他说那次婚礼请客杀了40只火鸡，11头猪，还有4头小牛犊，新郎把这4头小牛犊放在公共广场上烤，请镇上所有的人吃。他说喝去了205箱走私来的烧酒和将近2000瓶甘蔗酒，那都是在众人之间分掉的。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那次最热闹的婚礼。在镇上，这样的婚礼是空前的。圣地亚哥·纳赛尔做美梦似的大声疾呼：
“我的婚礼也将是这样的，”他说，“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
我的妹妹把圣地亚哥·纳赛尔看成了天使。她又一次想到弗洛拉·米盖尔的好运气，她生活是那样的富有，而到那一年的圣诞节又要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捞到手了。“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一个比他更理想的丈夫了，”她对我说。“你想想，他英俊，又大方得体，21岁就有了自己
“我去换件衣服，再来找你，”他说，并且突然发现手表忘在了床头柜上了，“几点钟了？”
那时是6点25分。圣地亚哥·纳赛尔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拖着他向广场走去。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她坚持他们一起马上走，因为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因此，有时我想那时马戈特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想把他藏在你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赛尔说服了她先走，他要去穿骑马的衣服，因为他必须早些到达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去阉小公牛。他就像告别母亲那样摆摆手向她告了别，拉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向广场走去。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码头上的许多人都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遭杀害。享受着优厚退役金并且11年来一直任镇长的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堂·拉萨罗·阿蓬特用两个手指向他打招呼。“我有非常实际的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他对我说。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也没有在意。“当我看到他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想所有那一切都是谎言，”他对我说。没有一个人想一想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有防备，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不可能没有防备。
实际上，我的妹妹马戈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尚不知道他要被杀的人之一。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即使把他捆起来，我也会把他带到家里去的，”她向预审法官说。她不知道这件事是奇怪的，但是我母亲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更奇怪了。尽管她多年来已经不上街，甚至连弥撒也不去做，但是对一切事情她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自从我开始起早上学以来，我就恨赞赏她这种才能。我像往常一样看见她脸色苍白，悄悄地在黎明的灰色光芒中用树枝做的笤帚扫院子。当我们睡觉时，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和我谈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来她和镇子上另外一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尤其是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惊讶不已，那只能是靠她的猜测本领想出来的。然而，那天早晨她却没有感觉到那场从凌晨3点起就酝酿着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当我的妹妹马戈特出去迎接主教时，看见她在磨木薯准备做饼。“到处雄鸡高唱，”我母亲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未把远处的鸡叫和主教到来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婚礼的尾声联系在一起。
我们家离大广场很远，坐落在河对面一片芒果林里。我的妹妹马戈特沿河岸一直走到了码头。人们由于主教来访都兴奋极了，所以根本顾不上其他新闻。他们把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让病人在那儿接受圣药。女人们从院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火鸡、提着猪崽和各种食物。从对岸开来了装饰着鲜花的独木舟。但是，当主教没有上岸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变得和他到来同样轰动了。就是在这时，我妹妹马戈特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安赫拉·维卡略，就是那个在前天结婚的美丽的姑娘，被退回了父母家里，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觉得我马上要死了，“我妹妹说。”但是，尽管这件事已是满城风雨，但谁也说不清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牵连进这件麻烦事里去的。”大家唯一确切知道的是安赫拉·维卡略的两个哥哥在等着杀死他。
第五章
我的妹妹咬着牙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她回到家看到母亲在厨房里，穿着一身蓝花底的礼拜服装，以防主教来问候我们，她一边收拾着餐桌一边哼唱着名为《看不见的爱》的歌曲。我妹妹注意到她与平常不同的是，这次多放了一个座位。
“这是给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我母亲对她说。“听说你要请他来吃早餐。”
“撤下去吧，”我妹妹说。
于是，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母亲。“但仿佛母亲已经全都知道了，”她对我说。“就像往常一样，谁要是开始给她讲点什么，还没讲到一半，她就全明白了。”这个消息对母亲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又突然的打击。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就是按照她的名字起的，而且她还是他的洗礼教母，同时她还与被退回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有着血缘关系。没等她听女儿说完，就穿上了高跟鞋，披上了只用来去教堂参加吊唁时才用的头巾。我父亲在床上听到了一切，穿着睡衣就来到了厨房，谨慎地问母亲要去哪里。
“去告诉普拉西达大嫂，”母亲说，“全世界都知道那两兄弟要杀死她儿子，而她却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太不公平了。”
"可咱们也与维卡略一家关系也不错呀，"我父亲说。
“要永远同情死者！”母亲说。
我的弟弟们从其他房间也出来了，当听到这场悲剧时，最小的几个都哭了起来。我母亲没有理他们，同样也是头一次，没有理会我父亲。
“你等下，我穿件衣服去。”父亲说。
这时她已经走上了大街。我的弟弟哈伊梅还不满7岁，只有他穿好了衣服等着去上学。
“去陪着你母亲，”父亲命令道。
哈伊梅冲着母亲跑去，然后抓着她的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清楚她要去哪。“她在自言自语，”哈伊梅对我说，“她小声嘟囔着：为人所不齿的畜生，他们除了干坏事以外什么都不会。”她甚至都不知道哈伊梅在拉着她的手。“人们一定以为我疯了，”她对我说，“我唯一记得的是，从老远处就听见了嘈杂的人群，好像婚礼又重新开始了一样，所有人都冲向广场。”这可是关乎人命的事，她加快了脚步，突然一个迎面跑来的人看到她发疯的举动时对她说：
“别麻烦了，路易莎·圣地亚加，”他跑过去时喊道，“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
第六章
巴亚多·圣·罗曼——是在去年的八月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既婚礼前六个月，就是他将妻子休掉的。他来时乘坐的是每周一班的航船，肩上挎着褡裢，那褡裢镶着的银边和腰带上闪闪发光的卡子以及靴子上的金属环相映成趣。他大约有30岁光景，但看上去却要年轻得多。他的身材像斗牛士那样细瘦，长着一双金色眼睛，皮肤被硝石长年烘烤而变成古铜色。他来时穿着一身小牛皮做的收腰大衣和紧身裤，戴着一副同样颜色的小羊羔皮手套。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和他同船抵达，整个旅途中，她都不断地注视着他。“他像个女人，”她对我说，“真遗憾，我真想将他抹上黄油活活吞下去。”并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这样想，巴亚多·圣·罗曼并不是一个容易被看透的人，自然她也不是最后一个明白这点的人。
我母亲在八月底给我学校寄来的信件中，无意中对我提到：“来了一个奇怪的男人。”在随后的来信中，母亲对我说：“这个奇怪的男人叫巴亚多·圣·罗曼，所有人都认为他风度翩翩，可我不这样想。”没人知道他来做什么，婚礼前不久，有人憋不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走遍村镇，就为了讨个老婆。”这也许是真的，不过他也许会有另一种说法，总之，他说话的样子与其说是为了解释清楚，倒不如说是为了掩盖事实。
他到这里的那晚，在电影院里宣称自己是火车工程师，他来这里的目的是要在河水泛滥前修建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自己发了一份电报，并且还教了电报员一种使用废电池的方法。他还与当时在那里征兵的一个军医聊了些边境的疾病问题。他很喜欢热热闹闹、越长越好的聚会，而且还乐意喝酒，能为大家解决纠纷，但讨厌戏法。有一个周日，在做过弥撒之后，他还挑战了许多最棒的游泳健将，在河里游了个来回之后，居然把最优秀的几个人甩开了好远。我母亲在信中一一给我讲述这些，并在最后，带有个人偏见地说：“他就好像在金子中游泳一样。”之前大家都说巴亚多·圣·罗曼什么都能做，而且做得非常出色，看来的确是这样。此外，他还有无数的本领呢。
在十月的一封信中，我母亲还最后一次提到了他。她说，“大家都很喜欢他，因为他既正直又善良，上周日他跪着领了圣餐还用拉丁语做了弥撒。”那时是不允许站着领圣餐的，而弥撒也必须用拉丁文做，可当我母亲想把事情说清的时候总是这样做多余的说明。在这一次颇有见地的信之后，母亲又给我写了两封信，可却再没有提到巴亚多·圣·罗曼，甚至所有人都知道他要娶安赫拉·维卡略的时候，也未曾说起过他。只在那不幸的婚礼过了许久之后，她才向我坦白，说当她想收回十月那封信中所说的话时，已经太晚了，她终于看清了巴亚多·圣·罗曼，他的金色眼睛使她不寒而栗。
“我觉得他就像个魔鬼，”她说，“而你也曾对我说过，不要再信中提到这些事情。”
我比母亲认识他要晚些，那是当我回来过圣诞节时认识的，但我觉得他并没有传言的那般奇怪。我确实觉得他很有魅力，但远没有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说的那么夸张。我觉得他在玩世不恭中却是很严肃的，过分的强颜欢笑掩饰不住他内心的不安，而且让我尤为感到的是，他很忧郁。那时，他已经与安赫拉·维卡略订婚了。
没人知道他俩是如何相识的。单身男子旅馆的老板娘说，巴亚多·圣·罗曼住在我这里，九月末的一天，他正在厅里的摇椅上睡午觉，正巧安赫拉·维卡略和她母亲提着两篮绢花穿过广场，巴亚多·圣·罗曼半醒着，看到了这两个身穿孝服的女人，在下午两点的沉寂中，似乎只有她们两个活物，他便问老板娘那个少女的谁。老板娘回答他说，是跟那女孩一起走过的母亲的小女儿，叫安赫拉·维卡略。巴亚多·圣·罗曼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她直到广场的另一头。
”她的名字好美，“他说。
然后，他又把头靠在摇椅的靠背上，合上了眼睛。
”等我醒了，提醒我一下，我要娶她，“他对老板娘说。
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在巴亚多·圣·罗曼向她求爱前，老板娘就对她说了这事。”我怕极了，“她对我说。住在旅馆中的三个人证实确实有这件事，而另外四个人却不相信这事真的。不过，却有一点大家一直同意，那就是安赫拉·维卡略和巴亚多·圣·罗曼实在十月的国庆节的一次募捐活动上第一次见面，安赫拉·维卡略在那次活动中负责唱票的工作。巴亚多·圣·罗曼到场后，直奔安赫拉看管的柜台而去，并问她那镶有珍珠的手摇唱机要多少钱，这乐器无疑是那次活动中最瞩目的东西。安赫拉·维卡略对他说，那东西不是拿来卖的，而是为了抓奖。
”那更好，“他说，”这样就更容易了，而且更便宜。“
安赫拉·维卡略向我坦白，她的确为他的举动震惊了，但不是由于爱意。“我讨厌装逼的男人，而且我还从没见过一个像他这样装逼的人，”在回忆那天的情形时，她对我说道，“此外，我觉得他是波兰人。”她在焦急的人群前唱票，结果巴亚多·圣·罗曼却中奖了。她真的没有想到，他居然为了打动她，买下了全部的彩票号码。
第七章
当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回到家时，发现唱机用彩纸和丝带包装好，放在她家里。“我一直没想明白他是怎么知道那天是我生日的，”她对我说。她费尽心思才让她父母相信她没有给巴亚多·圣·罗曼任何理由好让他送这件礼物，更没有跟他有过什么招摇过市的举动。于是，她的两个哥哥彼得罗和巴布洛，把唱机送回巴亚多·圣·罗曼住的旅馆，他们办事迅速而没有被人发现。可这家人却没有发现巴亚多·圣·罗曼的无法抗拒的魅力。这哥俩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回来，并且喝得迷迷糊糊的，手里不但拿着唱机，而且还把巴亚多·圣·罗曼带回了家，继续喝酒。
安赫拉·维卡略是个家境贫寒的小女孩。她的父亲庞西奥·维卡略是个穷金银匠，为了维护店面的名声，他一直用心制作金银首饰，以至于最后双目失明。她的母亲婚前叫普里西玛·德尔·卡门，是一名教师，她那温顺而略显忧伤的面容，把她的严厉掩饰得一丝不露。“她像个修女，”梅尔塞德斯回忆说。她以如此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服侍丈夫和养育子女，以至使人常常忘记她的存在。两个大女儿很晚才结婚。除了一对孪生兄弟外，中间还有个女儿，是害疟疾死的，已经过去两年了，亲人们在家中仍然为她穿着孝服，上街时则是一身重孝。母亲教育两兄弟长大后要像男子汉，教育女儿们生儿育女，做贤妻良母。她们会刺绣，缝纫，钩花边，洗熨衣服，做绢花和什锦甜食，还会撰写信件。当时的姑娘们对悼念死人的礼仪已经漠不关心，可这家的四个姑娘却不同，她们熟悉昔日的知识，知道如何守护病人，安慰临终的人和为死者穿寿衣。我母亲唯一看不惯她们的是睡前梳头。“姑娘们，”她对她们说，“不要在夜里梳头，这会带来霉运的。”除此之外，她觉得没有比她们更有教养的女孩子了。“真是些十全十美的姑娘，”我常常听到母亲这样说。“随便哪个男人找到她们做妻子都会幸福的，因为她们从小就学会了任劳任怨。”不过，同两个大女儿结婚的人，却难以打破她们的圈子，她们走到哪都形影不离，组织舞会只让女人参加，在跟男人打交道时，随时提防他们的不良企图。
安赫拉·维卡略在四姐妹中长得最漂亮，我妈妈说她跟历史上有名的王后一样，生下来时，脐带是绕在脖子上的。但她总是神态恍惚，精神萎靡，这预示着她前程未卜。我每年度圣诞节假时都看到她，她在窗前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加迷茫，下午她坐在那儿制作绢花，和邻居的女人们一起唱姑娘们喜爱的华尔兹舞曲。圣地亚哥·纳赛尔对我说：“你的这个傻表妹太瘦啦。”在她为姐姐服丧之前不久，我在街上同她不期而遇，第一次看到她穿得非常漂亮，还烫了头发，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但是，这只是一霎那的印象，随着时光的流逝，她越发显得萎靡不振，没有生气了。因此，当获悉巴亚多·圣·罗曼打算和她结婚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外乡人是在开玩笑。
可是安赫拉·维卡略全家不仅对他的求亲信以为真，而且还兴高采烈。只有普拉·维卡略例外，她提出了条件，坚持要巴亚多·圣·罗曼出具他的身份证明。直到那时，谁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对于他的历史，人们最多只了解那天下午他穿着艺术家的衣服下船以后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来历只字不谈，甚至他是否是个疯疯癫癫的怪物大家也不知道。据说，他曾指挥军队夷平过一些村镇，在卡萨雷纳河一带播下一片恐怖；还传说他是卡宴的逃犯；有人甚至看到他在巴西的佩南布科州想用两只驯服的狗熊发财；也有人说他在斌托斯运河打捞出一条装满金子的西班牙沉船。巴亚多·圣·罗曼为了使这种揣测不攻自破，把全家人都带来了。
第八章
他家中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和两个调皮的妹妹。他们是乘坐一辆福特牌T型汽车来的，上边有正式的牌照，那嘶哑的喇叭声在上午11点惊动了镇上的大街小巷。他母亲阿尔贝达·西蒙特斯是个又高又大的库拉索岛黑白混血女人，她讲的西班牙语参杂着不少那个岛的方言，她年轻的时候曾被宣布为安的列斯群岛两百个美女中的第一号大美人。他的两个妹妹正值青春年华，犹如两匹永不安静的小母马。但是，家中最了不起的人物是父亲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他是上个世纪内战中的英雄，并且由于在图库林卡大难中解救了奥蕾莉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成了保守党政府最受崇拜的人物之一。当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后，我母亲是唯一没有去向他致意问候的人。“我觉得他们结婚很好，”她对我说，“但结婚是一回事，而解救一个向赫里内尔多·马尔盖斯打暗枪的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挥动着白色礼帽向人们执意时，大家都认出了他是谁，因为这个名人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他身穿金黄色的麻布衣衫，脚蹬交叉系着带子的科尔多瓦靴子，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并用一条银链系在坎肩的扣眼上。他的翻领上戴着“勇士奖章”，手持一把手杖，把柄上雕刻着国徽图案。他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由于我们这里道路不佳，他身上盖满了一层灼热的尘土。当大家看到巴亚多·圣·罗曼也同车而来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他随便同哪个姑娘结婚都能如愿以偿。 然而，安赫拉·维卡略不想同他结婚。“他男子气太重了，”她对我说。另外，巴亚多·圣·罗曼压根没有去引诱她，而是以他的魅力征服她的家人。安赫拉·维卡略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的可怕情景，她父母、两个姐姐连同她们的丈夫聚集在客厅里，强迫她同一个刚刚见面的男人结婚。两个孪生兄弟没有介入。“我们认为这是女人的事，”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父母下决心这么办的理由是，一个有谦恭美德的贫寒之家没有权利蔑视命运的这一恩赐。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刚刚露出一点缺乏爱情基础的意思，母亲一句话就把她顶了回去： “爱情也是要慢慢培养的。” 按照当时的习惯，恋爱关系要拖很长时间，而且男女双方都要受到监视，而巴亚多·圣·罗曼和安赫拉·维卡略却不同一般，由于巴亚多一再催促，他们只恋爱了四个月时间，所以没有再短，是因为普拉·维卡略坚持一定要等到过了家里的丧期。不过，由于巴亚多·圣·罗曼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时间还绰绰有余。“一天晚上，他问我最喜欢哪幢房子，”安赫拉·维卡略告诉我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回答他说，镇里最漂亮的房子是鳏夫希乌斯的别墅。”要我，也会这样回答的。那幢别墅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微风习习，凉爽宜人；站在屋顶平台上，只见那广阔无垠的沼泽地上，盖满一层深紫色的银莲花，宛如极乐世界；在夏天晴朗的日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加勒比海水平线和载着卡塔赫纳游客的远洋巨轮。巴亚多·圣·罗曼当天晚上便去社交俱乐部，并且在鳏夫希乌斯的桌旁坐下来，玩了一局骨牌。 “老光棍，”巴亚多·圣·罗曼对希乌斯说，“我想买下您的房子。” “房子不卖，”希乌斯说。 “我把房子连同里边的东西一起买下。” 鳏夫希乌斯按照古老的方式彬彬有礼地对他解释说，房子里的东西是他妻子花费了一声的心血置办的，对他来说，那仍然是她的组成部分。“他说的也是心里话，”当时同他们在一起玩骨牌的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我肯定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卖掉一所在里面幸福地生活了30年的房子。”巴亚多·圣·罗曼也理解他的心情。 “这样好了，”他说，“您只把空房子卖给我吧。” 多·圣·罗曼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又回到了骨牌桌旁。 “老光棍，”他又重新谈起这件事，“您的房子值多少钱？” “没有价。” “随便开个价吧！” “很遗憾，巴亚多，”老鳏夫说，“你们年轻人不懂得老人的心事。” 巴亚多·圣·罗曼丝毫没有思索老人的话。 “就算5000比索吧，”他说。 “您倒是真痛快，”老鳏夫不失尊严而又警惕地回答道，“这房子不值那么多。” “给您1万比索，”巴亚多·圣·罗曼对他说，“就这样说定了，马上付款。” 鳏夫看了看巴亚多·圣·罗曼，眼睛里滚动着泪珠。“他是由于极度气恼而哭的，”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他除了当医生外，还是个文学家。“你想想，这么一笔巨款，伸手可及，然而由于精神脆弱却不得不拒绝。”鳏夫希乌斯说不出话，但他毫不犹豫地摇头表示不接受。 “那么请最后帮我一下忙，”巴亚多·圣·罗曼说，“在这儿等我五分钟。” 果然，五分钟之后，他挎着装满了钱的褡裢回到了社交俱乐部。他把10捆1000比索的纸币放在桌子上，印着“国家银行”四个字的纸条仍然捆在上面。鳏夫希乌斯两年之后死去了。“他就死在这件事上，”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说，“他比我们都健康，但是当给他听诊的时候，可以感到他的眼泪在心脏里翻滚。”他不仅将房子和里边的一切东西全部卖掉，而且还要求巴亚多·圣·罗曼慢慢地付钱给他，因为他连一个可以保存那么多钱的箱子也没有了。
根本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她在和巴亚多·圣·罗曼认识之前，从未有过未婚夫，况且她又是在铁面无情的母亲的严厉管教下和姐姐们在一起长大的。即使到结婚前两个月的时候，普拉·维卡略也不允许她单独和巴亚多·圣·罗曼去看他们即将安家的新房，而是由她和双目失明的父亲陪着她，以保护她的童贞。“我惟一祈求与上帝的是给我以自杀的勇气，”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但是上帝并没有给我。”她是那样的心慌意乱，决心把事情如实地告诉母亲，以便从那一折磨中解脱出来。这时，她的惟一的两个知心女友却一片好意地劝阻了她。“我盲从地听从了她们的话，”她对我说，“因为她们使我相信她们对付男人们卑鄙手段的行家。”她们向她担保说，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在童年时因为某件意外的事而失去了处女膜。她们再三对她说，即使最难对付的丈夫，只要没有人知道，他们任何苦果都会吞下去。总之，她们说服了她，使她相信大多数男人到了洞房的夜里都是惊恐不安的，以致没有女人的帮助他们什么也做不成；到了办正事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力自持了。“他们惟一相信的是在床单上看到的东西，”她们对她说。于是她们把产婆的诡计教给了她，让她如何假装没有失掉那宝贵的东西，要她在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将床单拿到院子里去晒，让人们看到那表示贞节的污痕。
安赫拉·维卡略带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结了婚。而巴亚多·圣·罗曼在结婚时则大概想的是他以无限的权势和金钱买到了幸福。婚礼的计划越庞大，他越是想把事情办得更有排场。当他听说主教要来访时，曾打算把婚礼推迟一天，以便让主教为他们主婚，但是安赫拉·维卡略反对这样做。“说真的，”她对我说，“我不愿让一个用鸡冠做汤，而把鸡身全部扔掉的人为我祝福。”不过，就是没有主教祝福，婚礼也大得到了难以驾驭的地步，就连巴亚多·圣·罗曼本人都感到束手无策了，结果变成了一桩公众的大事件。
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及其家属，这次是乘坐国会礼宾船来的，船在码头上一直停泊到婚礼结束。同船来的还有许多名人，但他们在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中并没有被人注意。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礼物，以致不得不修复已被遗忘的第一座电厂的旧址来展出最令人赞赏的物品，其余的则全部送到鳏夫希乌斯原来的房子里去，那儿已收拾停当，只待新婚夫妇居住了。送给新郎的礼物是一辆折叠篷式汽车，并用歌德体文字在厂徽下边刻上了新郎的名字。送给新娘的是一盒可以供24个客人使用的纯金餐具。此外，他们还带来了一支舞蹈队，两个华尔兹舞曲乐队，他们使许多地方的军乐队、许多头顶木瓜叫卖的女人以及在欢闹的人群中兴致勃勃地拉奏手风琴的人大为逊色。
维卡略一家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砖墙，棕榈叶屋顶，上边开有两个天窗。每年1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孵卵。房前的花坛上几乎摆满了一盆盆的鲜花；宽敞的院子里载着果树，老母鸡咯咯地叫着跑来跑去。院子的尽头，孪生兄弟有一个猪圈，旁边有块杀猪石和肉案，自从父亲庞西奥·维卡略双目失明之后，这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这项生意先由彼得罗·维卡略开始经营，但是他去军队服役以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杀猪的本领。
第十章一家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十分拥挤。因此，当知道婚礼的规模很大时，两个姐姐便打算借一所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她们想到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但是幸好我的父母坚持，两位老人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的女儿要么在我们的猪圈里结婚，要么不结婚。’”就这样，他们在原来米黄色的墙壁上又加刷了一层米黄色的墙粉，并整修了门窗，补平了地板，尽量使得它同那豪华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另外的地方，用生石灰把猪圈刷得干干净净，但是，即使如此，地方还是显得窄小。最后，巴亚多·圣·罗曼想出了主意，把院墙推到，借用邻居的地方跳舞，搬出木匠的工作台让人们坐在枝叶茂密的罗望子树下用餐。
惟一料想不到的令人惊恐的事情在婚礼的那天上午发生了，那是新郎引起的。他去找安赫拉·维卡略时迟到了两个小时。而安赫拉·维卡略在新郎迎娶之前，拒绝穿结婚礼服。“你想想，”她对我说，“我甚至希望他不来，永远别让我穿新娘衣服。”她如此谨慎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讲，再没有比穿好结婚礼服站在众人面前等候新郎到来更难为情的了。可使，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却竟然蒙起了面纱，戴上了桔花，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对贞节象征的亵渎。惟有我母亲认为安赫拉·维卡略不惜一切将牌玩到最后是勇敢的举动。“在那个时候，”她对我说，“上帝是理解这类事的。”然而，至今谁也不知道巴亚多·圣·罗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出现，到他带着新娘从舞会上走掉时，一直是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圣地亚哥·纳赛尔玩的什么牌，也从来不得而知。从教堂到舞会，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当时在一起的还有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我们谁也没有看出他的举动有任何反常。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度假，谁也不相信我们之间会存在什么秘密，更不必说那么大的秘密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个爱热闹的人，他最高兴的时刻是他死之前，当时他正在估算着婚礼花销的数目。在教堂里，他说单就装饰鲜花而言就相当于14个第一流葬礼的花费。这一精确的估计，多年来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时常对我讲，在他看来，室内鲜花散发的香气是与死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天在走进教堂时，他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不要鲜花，”他对我说，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不得不为他操心废除鲜花。在从教堂去维卡略家的路上，他数着装饰街道的五彩缤纷的花环，估算着乐队的开销，鞭炮的支出，以及舞会上为欢迎我们而撒下的那么多米粒要花多少钱。在中午朦胧的气氛中，新婚夫妇绕院子转了一圈。巴亚多·圣·罗曼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正如当时所说的，是酒肉朋友，他在我们的餐桌上，看上去非常高兴。安赫拉·维卡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穿着的缎子衣裳已被汗水湿透，竟这么快就呈现出了一副已婚女子的容貌。圣地亚哥·纳赛尔估计着，并且把自己计算的结果告诉了巴亚多·圣·罗曼，到那时为止，婚礼大约花了9000比索。显然，安赫拉·维卡略认为这样做是不礼貌的。“我母亲教育我绝不能在别人面前提钱的事情，”她对我说。相反，巴亚多·圣·罗曼听了以后喜形于色，甚至有点自鸣得意。
“差不多，”他说，“但是我们的婚礼几乎是刚刚开始。到最后花的钱可能要翻一番。”
圣地亚哥·纳赛尔打算核实到一分钱也不差，他的生命恰巧让他做完了这件事。果真，根据克里斯托·贝多亚第二天于圣地亚哥·纳赛尔死前45分钟在码头上向他提供的最后材料，证实了巴亚多·圣·罗曼的预言是精确的。
我决定根据别人的记忆把那次婚礼的情景一点一点地追忆下来，因为我对当时的细节已经记不清了。我们家中多年来一直谈论着：为了向那对新婚夫妇表示祝贺，我父亲重新拉起了他年青时代的小提琴，我那修女妹妹穿着修道院看门人一样的教服跳了一个梅伦格舞，我妈妈的表兄弟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被人用官船带走了，免得第二天主教来时他在这里。在为这篇记叙文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还附带得到了许多其他材料，其中包括对巴亚多·圣·罗曼的妹妹娇媚的回忆。她们穿着天鹅绒衣服，大蝴蝶翅膀样的东西用金丝系在背上，比她们父亲的羽冠和挂着战功奖章的胸甲更引人注目。许多人知道，在昏昏沉沉的欢闹中，我曾建议梅尔塞德斯·巴尔查和我结婚,而当时——正像14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的那样——她刚刚读完小学。在那个令人厌恶的礼拜天，给我留下印象最强烈的是老庞西奥·维卡略，他独自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方凳上。那是人们让他坐在那儿的，大概以为那是荣誉席，可来宾们碰到他时，都不知道他的身份，因而要他换个地方，不要坐在那儿碍事。他把白发苍苍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般，由于刚刚失明不久，脸上露出变幻莫测的表情。他答非所问，人家没有向他表示问候，他也要回答一下。他穿着浆得笔挺的衬衣，手握愈创木手杖——那是为了婚礼特意给他买的——虽然被人们遗忘了，但仍然感到幸福。
下午6点钟，正是仪式结束，宾客们告辞而去。轮船上灯火通明，起航后，自动钢琴奏出的动听的华尔兹舞曲还不断地传来。一时我们陷入犹豫不决的深渊之中，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我们重新互相认识对方，一齐投入那欢乐的人群之中时，才摆脱了这种犹豫不决的感觉。片刻之后，新郎新娘出现在敞篷汽车上，汽车艰难地在人群中边开路边前进。巴亚多·圣·罗曼燃放了鞭炮，喝了人群中递给他的一杯杯烧酒，并且和安赫拉·维卡略一起从车上下来加入了狂舞的人群。最后他吩咐由他出钱，让我们继续跳下去，能跳多久就跳多久，而后他带上恐慌不安的妻子到他日夜盼望的新居去了，也就是鳏夫希乌斯在其中幸福生活过的那幢房子。
众人大约狂欢到半夜方才三三两两地散去，那时只有位于广场一侧的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铺子还开着。我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还有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去了玛利亚·阿莱汉德丽娜·塞万提斯的妓院。去那儿的还有许多人，维卡略兄弟也去了。在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五个小时前，两兄弟还在同我们一起喝酒，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唱歌。那时，这一独特的婚礼的余热尚未消失，因为从四面八方还传来一阵阵的音乐声，从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直到主教乘坐的轮船汽笛长鸣之前的一刹那，那些声音还依稀可辨，只是越来越凄婉了。
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婚礼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在大女儿们帮助她稍稍收拾了一下以后，她才上床就寝，那时已是夜里11时。大概10点钟的时候，还有些醉鬼在院子里唱着，安赫拉·维卡略派人来要放在卧室衣柜中的盛私人衣物的那只小箱子，她母亲想给女儿一只盛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但是来人等不及了。当有人敲门时，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已经睡熟了。“门敲了三下，敲得很慢，”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令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不是好兆头。”她说她开门时没有开灯，免得吵醒别人。她看到巴亚多·圣·罗曼站在街灯下，身上的丝衬衣没系扣子，考究的裤子只是系了松紧吊带。“他脸色很难看，像是缺觉的样子，”普拉·维卡略对我母亲说。安赫拉·维卡略站在阴影中，因此，只是在巴亚多·圣·罗曼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拉到灯光下时母亲才看到她。她穿着劣质薄纱缎子衣服，浴巾一直裹到腰部。普拉·维卡略以为他们的汽车坠进悬崖，他们已经葬身于深涧了。
天哪！”她吓坏了，“请告诉我，你们真的还活着吗？”
巴亚多·圣·罗曼没有进屋，只是把妻子轻轻地推进门口，什么也没有说。随后，他在岳母普拉·维卡略的面额上吻了一下，用一种低沉无力然而却是充满感情的声音对她讲了话。
谢谢您做的一切，妈妈，”他对她说，“您是个大好人。”
只有普拉·维卡略知道自己在以后的两个小时里做了什么，可是直到死去她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我只记得她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一只手没命地打我。她是那样的怒不可遏，我真以为她要把我打死，”安赫拉·维卡略这样告诉我。但是，这件事普拉·维卡略是偷偷做的，直到黎明来临，这场灾难结束之前，睡在另外屋子里的丈夫和大女儿们还一无所知。
第十一章孪生兄弟接近3点钟时回到家中，他们是被母亲紧急召回的。两个人看到安赫拉·维卡略趴在饭厅的一张沙发上，一脸伤痕，但是已经不再哭泣了。“我那时并不害怕，”她对我说。“相反，我感到像是完全甩掉了死神的纠缠，当时我唯一希望的是这一切赶快过去，以便躺下去大睡一场。”两兄弟中最果断者彼得罗·维卡略拦腰将她举起来，让她坐在饭厅的餐桌上。 “喂，不要脸的，”他说，浑身气得发抖。“告诉我们他是谁。”
她没有拖延时间，几乎马上说出了那个名字。她在黑暗中寻找着，第一眼就从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那么多混杂的名字中找到了那个名字，并且用她那百发百中的标枪将它像一只没有意志的蝴蝶那样钉牢在墙壁上，对它的判决就这样一直留在那墙上。
“圣地亚哥·纳赛尔，”她说。
律师认为这次杀人是出于正当的维护荣誉，并认为持这种见解是问心无愧的。审判结束时，维卡略孪生兄弟声明：为了维护荣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自从他们在作案几分钟后去教堂投案以来，就预料到人们一定会说他们是为维护荣誉而杀人。当时，一群激愤的阿拉伯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两兄弟气喘吁吁地闯进神父住处，将光洁无血的宰猪刀放在神父阿马多尔的桌子上。他们在干了残忍的杀人勾当之后，已经筋疲力尽了，衣服和双臂浸透着汗水，脸上除了汗珠之外，还沾满了鲜血，不过，神父把他们主动投案视为十分高尚的举动。“ 我们是有意杀死他的，”彼得罗·维卡略说。“但是，我们是无罪的。” 也许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神父阿马多尔说。
“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我们都是无罪的，”巴布洛·维卡略说。“这是一件荣誉的事。”
更有甚者，在回忆作案过程时，他们把凶杀描绘得比实际情况还要残忍得多，甚至说用刀砍坏了的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大门，不得不用公款修好。在里奥阿查监狱里，他们等候审判达三年之久，因为无钱求人保释。最早关押在那的老犯人记得他们性情温顺，为人随和，然而从未看到过他们有任何悔意。虽说如此，实际情况好像是维卡略兄弟根本不想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是千方百计想叫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如愿以偿罢了。
几年之后，维卡略兄弟告诉我，他们先是到马利亚·阿莱汉德丽娜·塞万提斯家里找圣地亚哥·纳赛尔，在那里找到了他，并且同他一直待到2点钟。这个材料，同其他许多材料一样，没有写进预审档案。实际上，孪生兄弟说他们在塞万提斯家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那个时候，他并不在那里，那时我们已经到街上一边溜达一边欢唱小夜曲去了；其实他们并没有去找他。“他们如果来了，是绝不会从我这里走掉的，”马利亚·阿莱汉德丽娜·塞万提斯说。我对她非常了解，对她这句话坚信不疑。实际上，维卡略兄弟是跑到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家去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在那儿他们打听到，除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外，还会有许许多多人去那里。“那是唯一的一个公众场所，”他们对预审法官供认说。“他早晚会在那里露面的，”他们在被宣布释放后对我说。不过，尽人皆知，圣地亚哥·纳赛尔家的大门就是大白天也都是闩得严严实实的；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总是随身带着后门的钥匙。果然，维卡略兄弟在前门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回家时却从后门进去了；可他去迎接主教时，却是从对着广场的前门出去的，这一点谁也没有预料到，就连预审法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事前张扬的凶杀案。维卡略兄弟俩在妹妹向他们透露了名字之后，便到猪圈储藏室去了，那里放着杀猪用具，他们选了两把锋利的屠刀：一把是砍刀，长10英寸，宽2英寸半；另一把是剔刀，长7英寸，宽1英寸半。他们将刀用一块布包着，拿到肉市去磨，当时那儿刚刚有几家店铺开门。开始来的顾客很少，但是有22人声称维卡略兄弟俩讲的话他们全听到了，并且一致认为，他们说那些话唯一的目的便是让人听见。卖肉的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是他俩的朋友，在3点30分时看见他们走进了屠宰场，那时他刚摆好肉案子；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礼拜一到他这儿来，而且时间又那么早，身上还穿着参加婚礼的深色呢料礼服。他们一般都是在礼拜五上他那里去的，而且时间要稍晚一些，身上系着宰猪的皮围裙。“我想他们是喝醉了，”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我说，“他们不仅弄错了时间，而且弄错了日期。”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提醒他们那天是礼拜一。
“ 谁不知道是礼拜一呀，笨蛋，”巴布洛·维卡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们只是来磨磨刀。”
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像平常一样，彼得罗手持两把刀，交替着放在砂轮上，巴布洛摇动砂轮转柄。他们一边磨刀，一边同其他卖肉人讲着婚礼的盛况。有几个人在埋怨，尽管是同行，可是没有吃到喜庆蛋糕，他们答应以后补上。最后，他们又在砂轮上把刀劈了几下，巴布洛将他那把刀放在灯旁照了照，锋利的钢刀闪闪发光。“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巴布洛说。
两兄弟是有名的忠厚老实人，因而谁也没有理会他们。“我们想他们一定喝醉了，”几个卖肉的人说。后来见到他们的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和几个别的人也都这样说。有一次，我不得不询问屠夫们，是否从事屠宰这个职业的人不易被人看出事先有杀人的念头。他们反驳说：“我们在宰牛时，连牛的眼睛都不敢看。”其中一个屠夫对我说，他吃不下自己亲手宰的牲口肉。另一个屠夫对我说，他不敢杀自己熟悉的牛；如果喝过这头牛的奶，那就更不敢下手了。我提醒他们说，维卡略兄弟就是屠宰他们自己饲养的猪，他们对这些猪是那样熟悉，甚至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是这样，”一个屠夫说。“可是，您应该知道，他们不是给猪起的人名，而是以鲜花命名猪的。”只有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在巴布洛·维卡略威胁的语言中嗅出一点他们真要杀人的味道，并且开玩笑地问他，既然有那么多富翁应该先死，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为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对此将信将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是过了一小会儿来的，他来买一磅猪肝给镇长准备早餐。据预审档案记载，这个警察叫利昂特罗·波尔诺伊，这人第二年在一次保护神狂欢节上被斗牛顶中颈部而丧生，所以我不可能同他交谈；不过，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向我证实说，在维卡略兄弟俩坐下来等圣地亚哥·纳赛尔以后，那警察是第一个来她店里的。
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店里的习惯是这样的：早晨卖牛奶，白天卖吃食，从下午6点开始又变成了酒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凌晨3点半开门营业。她的老实厚道的丈夫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承担酒馆业务，直到关门为止。可是，那天婚礼散后来了那么多顾客，时过3点还没有关门，他只好先去睡了。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已经起床，她起得比平时早，因为打算在主教到来之前把牛奶卖完。
维卡略兄弟是4点10分来到店里的。那时店里还只卖些吃的东西，可使，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白酒，这不仅因为她尊重他们，而且也因为感谢他们叫人送来了喜庆蛋糕。维卡略兄弟两大口就把整瓶酒喝光了，可是仍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都麻木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就是弄一船石油也无法燃起他们的感情。”随后，他们脱掉呢子外衣，小心翼翼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白酒。他们的衬衣汗迹斑斑，胡子是前一天刮的，看上去像山民。第二瓶酒喝得慢些，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喝，一边用眼睛盯着对面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是关着的。凉台上最大的一扇窗户连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彼得罗·维卡略问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是否看见过那窗户中有灯光，她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她觉得这问题提得奇怪。
“您怎么啦？”她问道。
“没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我们只是在找他，要把他杀死。”
他回答得那么自然，以致她不可能想到那是真的。可是，她发现孪生兄弟带着两把屠刀，裹在破抹布里。
“你们为什么一大早就去杀他，可以告诉我吗？”她问道。
“他自己心里明白，”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第十二章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真地打量了他们一番。 她对他们是那样的熟悉，特别是彼得罗·维卡略服役回来后，就是不用眼睛也能辨认出来。 “他们还像孩子呢，”她对我说。一想到这一点，她不禁打了个寒颤，因为过去她一向认为只有孩子才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她一把奶具准备停当，就去叫醒丈夫，把店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罗赫略·德拉弗洛尔半醒半睡地听她讲。
“别瞎扯了，”他说，“他们哪能杀人呢，特别是杀像圣地亚哥·纳赛尔这样的富翁。”
当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回到店里时，孪生兄弟正在和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交谈，那警察是来给镇长取奶的。 她没有听到他们谈些什么，不过从警察临走时看屠刀的那种样子，她推测他们可能对警察透露了点他们的想法。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是4点差几分钟起床的。 当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向他报告维卡略兄弟的杀人企图时，他刚刚刮完脸。前一天夜里他处理了那么多朋友间的纠纷，又一个这类的案子，何必着急呢。他慢条斯理地穿好衣服，打了好几次蝴蝶领结，才感到满意，然后把玛丽娅教团的神符挂在脖子上，准备去迎接主教。早餐是洋葱炒猪肝。在他用早餐的时候，妻子十分激动地告诉了他巴亚多·圣·罗曼将安赫拉·维卡略休回的事，可是上校并不像妻子那样觉得此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的上帝！”他打趣地说。“主教该怎么想呀？”
不过，还没有用完早饭他就记起了警察刚刚对他说的事。他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立刻发现这不正是一个谜语的答案吗？于是他沿着“新港”大街向广场走去，由于主教要来，那里的住户已开始活动起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快5点了，并且开始下起雨来，”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对我说。路上，有三个人截住他，偷偷地把维卡略兄弟正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杀死他的事告诉他；不过只有一个人讲清楚了地点。
上校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找到了维卡略兄弟。“我看到他们时，以为他们只是说大话吓唬人，”上校按照他个人的逻辑推理对我说。“因为他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烂醉如泥。”他几乎连问都没有问他们要干什么，只是没收了他们的屠刀，叫他们回去睡觉。他对他们和蔼可亲，就像在惊恐不安的妻子面前一样表现得若无其事。 “
你们想一想，”上校对两兄弟说，“如果主教看见你们这副摸样，他该怎么说呀！”
维卡略兄弟俩离开了牛奶店。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镇长轻率地处理这件事又一次感到失望，因为她觉得镇长应该把孪生兄弟关起来，直到把事情搞清楚。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把屠刀拿给她看了看，就算了却了此事。
“他们已经没东西杀人了，”上校说。
“不是为了这个，”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而是为了把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凭着她的直觉看出了这个问题。她敢肯定，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可是拉萨罗·阿蓬特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能因为怀疑就逮捕人，”上校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醒圣地亚哥·纳赛尔；好，新年好。”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大概会永远记着拉萨罗·阿蓬特那副使她有点讨嫌的矮胖的样子，可是我却把他当作一个幸运儿留在记忆里，尽管他由于偷偷搞那种通过函授学到的招魂术而有点神魂颠倒。他那个礼拜一的举止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办事轻率。事实是，知道在码头上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他才记起了他，那时他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十分得意。
维卡略兄弟俩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十二三个去店里买牛奶的人，这些人在6点钟以前早已把事情传得家喻户晓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对面街上的那家人不可能不知道。她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在家里，因为一直没有看到寝室的灯打开过。凡是有可能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人，她都要他们碰到他时提醒他。她甚至叫来给修女买牛奶的新入教的女仆把事情转告给神父阿马多尔。时过4点，她看见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厨房灯亮了，于是便叫每天都来要求施舍点牛奶的乞丐婆最后一次给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捎去紧急口信。当主教的轮船鸣笛进港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起了床准备去迎接，那时只有我们很少几个人不知道维卡略兄弟在等着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其他人不但知道此事，而且连全部细节都了解。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还没有卖完牛奶，维卡略兄弟俩又回来了。他们带着另外两把屠刀，用报纸包着。其中一把是砍刀，刀面生了锈，工艺粗糙，有12英寸长，3英寸宽，那是彼得罗·维卡略以前用一把钢锯自己改制的，当时由于战争原因不能进口德国刀。另一把比较短，但是又宽又弯。预审法官在案卷上画了图案——这可能是因为他无法用文字描述——大着胆子说那把刀像小砍刀。他们就是用那两把刀做的案，两把刀都恨粗笨，并且用了多年了。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他们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对我说“又一次是要去掏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五脏六腑，他们大叫大嚷，声音很高，为的是让人听见；所以，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特别是因为我没有注意他们的刀，还以为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他们一进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就发现他们的决心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实际上，两兄弟之间首次产生了分歧。其实他们的谈吐举止并不相同，思想就更不同了，在困难的紧迫时刻，两个人的性格也是你我各异。从在小学念书时，他们的朋友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布洛·维卡略比弟弟只大6分钟，一直到少年时代还富于想象，办事果敢。我觉得彼得罗·维卡略一向很重感情，因而也更有主意。到了20岁的时候，他们一起去登记服兵役，巴布洛·维卡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管家庭。彼得罗·维卡略在公安巡逻队里服役11个月。由于士兵贪生怕死，军队中章程严厉，这就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干，养成了他替哥哥出主意的习惯。服役期满返回家园时，他身染严重的淋病，军队医院各种残忍的治疗方法、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泻药对他都没有效果。后来被关进了监狱，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一致认为巴布洛·维卡略所以会突然对他弟弟俯首帖耳，是因为他弟弟退役时带回来了一套兵营式的作风，还随时“有求必应”地撩起衬衣让人看他左肋被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疤。对于他弟弟把严重的淋病当做战功到处炫耀，巴布洛·维卡略甚至感到十分光彩。
据彼得罗·维卡略本人供认，是他决定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开始哥哥只不过随着他罢了。可是，在镇长没收了他们的屠刀之后，也是他觉得那件事情可以适可而止了，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变成了指挥者。在预审法官面前，他们在各自的供词里谁也没有提到这一分歧。不过巴布洛·维卡略曾多次向我们证实，说服他弟弟下定最后决心实在不容易。也许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瞬间而逝的惧怕，可实情是巴布洛·维卡略一个人到屠宰场去拿了另外两把刀子，那时他的弟弟正在罗望子树下痛苦地一滴滴地撒尿。“我哥哥从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我们唯一的一次会见中，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这样说，“那就像往外尿玻璃碴子一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杀猪刀回来时，他还搂住大树站在那里。“他痛得浑身出冷汗，”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他想说服我，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他已经无力杀任何人了。”他坐到一张为吃喜酒而摆在树下的木匠工作台旁，脱下了裤子。“他换纱布，大约换了半个小时，”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实际上，只不过换了十来分钟，可是巴布洛·维卡略却觉得这段时间是如此难熬和神秘莫测，以至他觉得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因此，他把刀放在弟弟手里，几乎是强迫他去为妹妹挽回荣誉的。
“没有办法，”巴布洛·维卡略对弟弟说，“事情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