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锅炖牛肉多长时间:王光英“赤色的神话”的生意经

　　这位像“弥勒佛”的高龄老人在香港的七、八年时间，领导光大公司投资上百项目，为我国国家能源、原材料工业、中小企业技术改造等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的业绩和经营才干举世瞩目。

　　以技术起家的他，有着独具匠心的经营思想和经验，在今天中国经济的转型阶段，仍然大放光彩。

　　起家：借鸡下蛋

　　王光英是白手起家的，其早期的企业，由小到大，靠的是他的发明能力和开发热情。他的资本是技术，方法是“借鸡下蛋”。

　　1938年到1943年，王光英是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年助教。他有个中学同学叫宗德淳，是工商业家的子弟。宗家开了三家橡胶厂，是天津的一个小财团。王光英在校成绩优秀，因而被宗德淳邀请不出资金，以技术入股作为股东。王光英同意了，因此他成了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王光英看中的是宗家那些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工厂，认为自己的技术才能可以借由这些工厂得以施展。这就是“借鸡下蛋”。

　　1944年，王光英与宗德淳合伙，在天津创办了一家中小型工厂——近代化学厂。

　　王光英的“借鸡下蛋”，最早是为宗家的橡胶厂制作自行车内胎的气门芯。这种一分钱一个的便宜商品，需要在一根又细又长又软的实心橡皮管内，用又细又硬的钢材钻一个四周厚度均匀光滑的小孔。但当时处于日本占领的沦陷时期，敌人严格控制钢材。找不到钢材，王光英只好自己反复研制，自己做出了一台加工气门芯的机器。

　　硫磺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却也是日伪严格控制的军需物资，中国人经营的化工厂只能在黑市或走私贩子手里买到土硫磺，把硫磺作为某些化工产品的原料时需要加碱中和而脱酸，当时私营中小化工厂的技术很薄弱，不知道怎样操作。王光英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土法把土硫磺用土药碾压碎直至呈粉状再用碱水反复洗涤脱酸烘干。这种方法使得脱酸硫磺只有近代化学厂独家生产，成了近代化学厂的第一个赚钱项目。

　　近代化学厂的产品还有木质干馏，即从木材中蒸出木焦油，然后从木焦油分馏出木精、醋酸等。后来木材缺乏货源，王光英又将设备改造，制作骨胶肥田粉以及酸性染料、橡皮膏等。他说自己曾“八大改行”。

　　之所以频繁改行，乃形势所逼。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日本侵略者的统制经济下艰难求生，近代化学厂那时只是个厂房都用土胚造的不起眼的小厂，只有多动脑筋随时探索新的出路。王光英说：“条件越不好就越需要有很强的生存意识和竞争意识，使工厂充满活力，经营灵活；时刻注意适应市场需要变换产品品种；时刻注意提高产品质量，让用户使用方便，准时交货，使顾主满意，才能活下去。”

　　在企业经营上，王光英总是先走一步。开办近代化学厂以后，王光英接着开了家利生针织厂，除了生产筒子绒和筒子纱，还生产内衣和运动服装，这在40年代的中国是个新兴行业。中国老生意人有句老格言：“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廉，人廉我转。”王光英的早期商业经营，是对这句话的忠实奉行。

　　近代化学厂是用三轮车送货的。送货人大多是学徒，有时竟然就是王光英自己。及时送货为的是能及时收款，这既加速了资金周转，也节省开支。不仅如此，近代化学厂的产品在制造前或过程中，就已经有用户订购或推销出去了。王光英说：“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户，是经不起商品库积压的，一积压就垮了。”他那时一早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看库存、削货和头寸三份报表，这三份与资金周转有关的报表，是企业经营情况的综合反映。近代化学厂的生产、销售、交货都是很快的，其资金周转率，每年平均是15次到20次。

　　改革开放后，王光英访问日本，日本的大企业的卫星厂，是“无仓库工厂”，即按预定程序将送来的零部件进行组装，完成后马上进入市场，不用仓库。而其实，近代化学厂早在40年代就是“无仓库工厂”了。难怪在那样艰难的乱世，王光英经营的近代化学厂，就能以产品质量高、资周转快而在企业界享有美誉。

　　风格：兵之情主速

　　王光英有个外号叫王旋风，他办任何事情都是以快节奏进行的，按照《孙子兵法》“兵之情主速”的原则快速突袭。

　　1983年4月，由王光英出任董事长的光大实业公司在香港开业。在开业后的几个月里，光大公司精明的业务人员，从各式各样的商情信息里捕捉到一个引人注目的信息：在南美的智利，有一家铜矿矿主订购了1500辆载重汽车或集装箱牵引车，这些汽车大多数是西德“奔驰”，也有部分是美国“道奇”，全是新车。但是，新车刚购进，矿山便倒闭了。为了偿还债务，矿主决定将这些新车削价出售。

　　这个消息令64岁的王光英眼前一亮。他知道，信息是共享的，谁的速度快，效率高，谁就能将信息转化为财富。他迅速派出验车小组调查这批车辆的质量，并迅速向汽车制造单位的行家和国内汽车专家咨询，同时征求国内工矿、交通等需要大吨位运输车单位的意见。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甚至将拍板成交的权力交给赴现场验货的采购人员。由光大公司和有关方面的技术专家组成的采购小组听到王光英惟一的指示是：只要质量好，价格便宜，你们说了算。

　　智利矿主的汽车经过严格的技术检验，它们的质量是令人满意的。经过紧张的议价磋商，这批按出厂新车价计达4150万美元的载重汽车，智利矿主以原价38%的低价全部售给光大公司。

　　王光英曾被人讥笑为“二手货商人”，“靠二手货起家”，但他认为，这些讥笑他的人并不懂生意经。

　　1980年，王光英初访香港时就发现二手货是值得做的好买卖，从智利买汽车，光大公司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二手货。后来光大公司引进的也有许多是二手设备，这些二手设备，为我国内地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或填补我国空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王光英是最早推动国内家用电器生产和消费的人。光大公司在家用电器领域曾有一项重要投资，就是珠海的压缩机厂。压缩机是电冰箱的“心脏”，增加其生产是势在必行。

　　美国有三家制作电器的大厂，惠普是其中之一，惠普制作压缩机的生产线比实际需要多了一条，决定以低价处理其多余的设备。王光英从一位美籍华人处得知这一消息后，又一次捷足先登，按市值14%的价格，用280万美元购进400台机器，惠普公司的设备是先进的，王光英用低价从美国“搬”来了一家现代化工厂。

　　为什么要购买二手设备？王光英有他自己的决策思路。他是把国家和企业利益放在一起考虑的。一是为我国的制冷工业提供必要的设备，这些设备是制造产品的心脏，产品可取代进口。二是缩短建厂时间，工厂从建设到投产一般要花5年时间，而珠海压缩机厂只花了一年半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减少大量投资，也能提前回收资金。

　　从这次起，国产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开始大发展。

　　作为国内第一家驻港公司，王光英凭他丰富的经验，领导光大公司用中外合资的方式完成了诸多大型建设项目，如磨刀门工程、江门桥工程等，都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壮举。在王光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短短六七年中，光大（集团）公司建立了六七十家企业，但王光英说，他的背后是靠着万里长城的中国，单单他的名字，是不值钱的。

　　战略：短线养长线

　　王光英把从股市赚来的钱称为“非经常性收益”，用来“养”有前途但要继续发展、继续投资的“经常性收益”，即实业。这就是他做生意常采用的“以短线养长线”的方法。

　　王光英的早期商业生涯也做股票生意。天津是中国最早有股票市场的城市。当时，开滦煤矿公司和启新洋灰公司是天津的上市股票中有代表性的，王光英就摸索这两种股票的涨跌规律，他是有名的钱串子脑袋，在这两种股票中间换来换去，常常得心应手。

　　他把股票称为“短线”，而把办厂称为“长线”，意思是办实业才是他的长久之计。后来到香港主持光大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香港经营股票和房地产生意，继续运用他的“以短养长”。光大公司的股票交易由总经理亲自掌握。王光英任光大总经理最后一年是1989年，有一段时间他因病住院治疗。生病前他买进日本某大化学公司的巨额股票，住院期间，香港方面告诉他该股票猛涨，他算了算可以赚到1000万美元，而他当时在北京谈的一个项目也是需要投资1000万美元，他要求香港的公司将股票卖出，这笔从股市赚来的钱就变成了国内的投资。

　　光大公司不少项目的新投资，大概有60%—70%来自从股市上赚来的钱，而没有伸手要国家投资。光大公司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光英的“以短线养长线”。

　　底色：红色资本家

　　王光英是鼎鼎有名的“红色资本家”，他的整个家族和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渊源颇深。从他成为“资本家”之初，爱国就是他经商的底色。

　　早在1944年，王光英去见北平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要对方介绍他到延安去工作。他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但是崔月犁告诉他，做生意与革命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他劝王光英留在天津与共产党做生意。

　　这一次的谈话，影响了他后来生意上的发展。

　　1944年，王光英试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硫化青染料（即“黑电粒”）。他的黑电粒质量好，溶在水中即能染布。这种高纯度硫化物，被大量运往解放区。但是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染布，大量的、主要的是用做八路军攻打敌人碉堡的炸药包的导火索。所以，实际上王光英是从敌占区向解放区和八路军秘密供应引爆物。

　　这是要冒风险的，王光英对黑电粒的包装别出心裁：装染料的印花铁罐的商标当中是个凹凸交叉的“十”字形，“十”字形的四块空处是天津近代化学厂英文译名的第一个字母：“T．M．C．C．”，周围加一个盾形的框。这个装潢很像外国货，为的是秘密运向解放区时能比较安全。当时，近代化学厂另一种大量运往解放区的产品是普通的医疗用品橡皮膏，敌人是严禁运往解放区的。所以橡皮膏也被“打扮”起来，商标的图案是地球上加红十字，上有英文品名，但没有中文的厂名和厂址。

　　新中国诞生前后，王光英在稳定和发展工商业方面，做出了贡献。当时，工商业界对共产党疑虑很大，很多人关门或外逃。王光英在1949年春节，趁王光美偕刘少奇首次回家省亲之机，向刘少奇反映了工商界的这种状况。后来刘少奇在毛泽东的首肯下于当年4月来到天津，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津讲话”。这个讲话令天津市面、人心安定下来。

　　1955年，中国进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王光英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他积极带头投入社会主义改造，他的企业由此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他也由资本家变成了“半公家人”。

　　在十年动乱中，王光英被入狱8年，遭受不白之冤。拨乱反正后，他从政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93年，已经75岁的王光英再一次离开经济领域，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研究制定各项法律，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方面投入了极大精力，希望有生之年把中国经济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王光英：1919年8月生，1942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1943年至1956年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等职，1956年至1980年任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等职，1979年至1982年任天津市副市长，1980年后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等职。
1983年组建光大公司，并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名誉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9年离开光大公司。1993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