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傲女社长被绑架轮奸:学术评价绩效的影响因素探讨

学术评价绩效的影响因素探讨

　　论文摘要：对学术评价弊端的简单分析引出了对学术评价绩效的界定。经过分析认为，对学术的内涵、学术评价的目的、学术评价的主体、客体及主客体关系的认识是影响学术评价绩效的根本因素。这些认识出现偏差是学术评价中产生弊端的深层次原因。
　　论文关键词：学术评价；绩效；影响因素
　　近来，对学术评价量化倾向的诟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使学术评价又一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刘明教授总结提出了现行学术评价定量化倾向的九大弊端：激励短期行为、鼓励单打独奏、助长本位主义、强化长官意志、滋生学术掮客、扼杀学者个性、推动全民学术、诱发资源外流、误识良莠人才，可谓一针见血。对学术评价量化倾向的诟病所引发的对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质疑和反思表明，我们对学术评价本身认识不足、研究不够。学术评价是学术管理的一部分，是对学术的绩效（不仅仅是学术水平）进行评价，所以，学术评价的实质是一个管理问题，其自身的绩效问题尚需研究。目前，见诸文献的多是讨论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弊端，而对滋生弊端的原因的研究甚少。本文将就影响学术评价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梳理产生弊端的深层次原因。
　　

一、学术评价的绩效

　　学术评价绩效是指对学术的绩效进行评价时所能达到的效果，可以通过学术评价的效率和学术评价的效果来进行综合的衡量。学术评价既然是一种学术管理活动，那么就需要遵循管理的一般规律。效率是管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指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反映资源的利用状况。管理者输入的资源（资金、人员、设备等）是稀缺的，所以必须关心这些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管理就是要使资源成本最小化。效果是指管理实现预定目标的情况，当管理者实现了既定目标，则称管理是有效果的。效率涉及的是管理活动的方式，而效果涉及的是管理活动的结果，二者是相互联系的，构成了管理绩效的两个方面）“*。
　　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往往既存在重视效果而忽视效率的情况，也存在很重视效率却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情况。前者表现为虽然达到了目标却付出了过高的成本，如一些公共管理部门按道理说是有效果的，但也常常被公众抨击为效率低下；后者表现为过分重视效率却忽视所要达到的目标，如教育部门通过大量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设备、大课堂教学等手段大幅度削减了生均教育成本，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但这样未必就给学生提供了适当的教育，由此造成的教育质量滑坡也并非鲜见。因此，评价管理绩效时，必须对效率和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不能偏废任一方面。同时，由于管理者能够直接控制管理的效率，即可以控制管理中投入的资源的数量，却无法直接控制管理的效果，因为组织目标的实现要受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对管理绩效的评价就变得复杂起来。
　　同样，在进行学术评价时，对评价活动自身与评价的效率与效果必须同时给予足够的重视。学术评价的效率是指进行学术评价时投入的资源活动进行状况的对比，即完成评价活动所耗费资源的多寡。学术评价的效果是指通过评价达到既定目标的程度，对学术评价的目标的界定对判断学术评价的效果有重要影响，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如果对学术评价的效率和效果的认识有所偏颇，在实际的评价活动中就很可能厚此薄彼，从而影响评价的绩效。由于学术评价的主体可以控制评价活动从而控制评价的效率，但无法完全控制评价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极易造成学术评价的主体重效率轻效果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学术评价主体喜欢甚至极力主张在学术评价中大量采用数量评价方法，因为数量方法易于控制，方便评价，有利于提高评价效率。
　　因此，尽管学术评价数量化遭到广泛的质疑和反对，却依然如火如荼地推广开来。
　　评判学术评价的绩效必须坚持效率与效果的统一。学术评价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涉及多个方面，因而影响学术评价的因素也比较多，下面将对其中主要的因素进行分析。
　　

二、影响学术评价绩效的因素

　　（1）关于学术的定义。
　　学术的定义之所以会影响学术评价的绩效，是因为学术的内涵决定学术评价的内容。对学术的认识不同，对学术评价和奖励的运用也就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术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工作重点进而影响到学术的繁荣。以美国为例，早先学术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场所进行各种不同的创造性工作，衡量其完整性的标准是思维、交流和研究的能力”，二战以后，学术概念的外延却被大大缩小了，学术变成了研究） 研究意味着发现知识，甚至把它与发表论著等同起来，传播知识、应用知识则被排斥在外。
　　在相当多的高校，研究和出版物成为大多数教授取得学术地位的主要手段，“不发表论文就解聘”几乎成了金科玉律。研究与教学相互争夺教师的时间，教学得不到鼓励，以教学为主的教师的职业前景日益暗淡，以至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无法平衡，使学生的教育受到冲击。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这一现象引起了美国社会尤其是高教界的热烈讨论和深刻反思。
　　特别是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博耶相继于1991、1994年发表了《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评价》的讲演后，在美国高教界引起广泛共鸣。拓宽学术概念和重新确立科学的学术评价原则成为关注的重点。博耶提出了学术形式包括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的新学术观，大大拓展了学术的内涵。美国贝勒大学教育学院以博耶的新学术观为基础，综合了以前许多学者对学术下的定义，提出学术指的是创造知识或以一种新的方式使用现有的知识解决疑难、回答问题。它以圈内有能力判断成果的价值和质量的广泛交流和证实作为评价的基础。这个定义包含了学术的多样性和学术评价的基本标准。
　　反观我国，目前正在重复美国走过的弯路，表现在学术的概念非常狭窄，学术的多样性日益丧失，学术等同于研究而且是理论研究。谈及学术成果则言必称论文和著作，而工具书、译著、评论、随笔、普及读物等往往算不上学术精品甚至不在学术成果之列，专利对等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成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此对学术的狭隘理解，造成学术评价的内容也十分狭窄，学术评价就是评价论文、评价著作、评价研究课题的行政级别，以至重理论，轻应用，重发现知识，轻传播知识、应用知识。例如，按照现今的学术评价标准，培根的《随笔集》（由单篇的随笔组成的随笔集）、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由零星的思想记录组成的没有体系的思想集） 、曹聚仁的《中国思想史随笔》（由单篇的、略带连贯性的随笔组成的著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由零星的而短小的随感、心得组成的词学批评集）、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与上同）、钱钟书的《管锥篇》（由短小的读书笔记组成的没有任何系统的随笔集）等等，由于不符合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的表述形式，因而也就算不上真正的学术成果，这毫无疑问很荒谬。
　　借用生态学的观点看，学术的多样性是学术繁荣的前提条件，缺乏多样性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学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由此可见，对学术狭隘理解基础上的学术评价将不可能达到繁荣学术的预期效果。
　　（2）学术评价的目的。
　　学术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学术评价所要达到的目标，而目标总是要影响评价的内容和手段，从而影响学术评价的绩效。目前，对学术评价的目的还没有确切的公认的界定。事实上，学术评价的目的绝非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层次性。当前，学术评价之所以引起巨大的争议，往往与学术评价出于不同目的或目的相互矛盾不无干系。
　　学术评价的目的大体应该包括繁荣学术、有效配置学术资源、提高学术管理效率。三大目的依次由间接到直接，由抽象到具体，由宏观到微观。三大目的的重要程度和实现难度也依次而降。
　　繁荣学术的层次最高，内涵也最丰富。首先，学术繁荣表现为学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多样性。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学术能够不断向前发展，产生大量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学术成果。学术多样性表现为学术研究内容的广泛性和学术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坚持学术多样性必然反对以僵化的形式制约丰富的内容。其次，学术繁荣是知识创新、知识综合、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的综合。学术不是简单地等于研究，等于知识创新。学术繁荣体现了从知识发现到知识应用、从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的有机整合和良性循环。最后，学术繁荣具有宏观性和系统性，因而具有复杂性，实现的难度很大，不是简单的数量评价导向所能奏效的。
　　有效配置学术资源是学术评价的又一主要出发点。学术活动需要占用和消耗资源，而资源总是稀缺的，就必然要求有效配置资源。学术资源配置涉及两个层次，一是整个学术部门与其他社会部门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分配给学术部门的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这主要由宏观环境和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学术部门的绩效决定；二是学术部门内部的资源配置，主要由学术部门内各组成部分的绩效决定。学术资源按属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资源，如科研经费、设备等；另一类是人力资源，主要是各类从事学术活动的人员。资源配置理论告诉我们，有效的资源配置是以合理的竞争性为基础的。不论采用何种配置手段，都须以竞争性的绩效评价为依据。学术资源理所当然应该向能够产生大量高水平学术成果的机构和个人倾斜。学术评价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为有效配置学术资源提供公平的标准。
　　提高学术管理效率是学术评价最简单最直接的目的。从学术评价的主体看，学术评价是为学术管理服务的。通过学术评价，可以掌握学术活动的动态，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调节措施。
　　由上观之，对学术评价的目的认识不同，学术评价所处层次也就不同，决定了学术评价的成本不同，因而评价手段也不同。繁荣学术是学术评价的最高目标，也是最难以量化的目标，要建立有利于学术繁荣的学术评价体系，难度最大，成本也最高，因此，为完成此目的而付诸艰辛努力的意愿也最低。为有效配置学术资源而进行学术评价时，学术绩效的衡量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学术领域、成果形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千差万别，难以用同一标准简单衡量。
　　当对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成果的价值进行判断时，无法量化，而定性评价又不能在短期内得出科学的结论。对应用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进行衡量时，可以量化，但所需数据难以获得或是需要较高的成本才能得到。因而，在对学术绩效无法直接衡量的情况下，往往进行间接的衡量，如以论文发表刊物的级别代替论文的质量，以出版社的级别代替著作的质量，以科研项目的立项级别和获奖级别代替项目的价值。通过此类转换，在日益发展的文献计量学的帮助下，可以很方便、低成本地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但这类转换的科学性本身就颇值得怀疑。即便此类转换成立，也很容易滑向以“定量”代替“定性”
　　的“数字主义”。同理，以提高学术管理效率为目的进行学术评价时，为便于管理绩效的评价与考核，通常倾向于采用数量指标。由以上分析可知，学术评价主体在进行学术评价时，总有以低层次评价目标代替高层次评价目标，以简单代替复杂，以定量代替定性的内在冲动，这必然影响评价目的的实现，从而影响学术评价的绩效。
　　（3）学术评价的主体、客体及主客体关系。
　　学术评价的主体是指组织、执行学术评价的机构和部门。如果按职能划分，学术评价的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科研管理机构，一类是人事管理部门。
　　科研管理机构具有评价学术的职能是无疑的。从事学术活动的组织中的人事管理部门需要对本组织中的科研人员进行管理、评价和激励，因而也要进行学术评价。学术评价主体还有宏观与微观之分，负责国家宏观的科研管理工作的部门就是宏观主体，其进行的学术评价通常也是宏观的；而微观组织中的科研与人事管理部门就是微观主体，其学术评价仅限于本组织。宏观主体评价的对象主要是组织和机构的学术成果，微观主体评价的对象主要是组织内个人的学术成果。由于对象不同，评价的标准和手段也应有所不同。用于机构和组织的评价指标显然不能照搬用于个人。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指出：文献计量学方法（包括对SCI的使用）更适合于评价科研机构或大量科学家的集体，而不适合于评价研究人员个人，更不能将不可比的数据进行比较。而我国利用SCI开展科研评价的主要对象恰恰更多的是发达国家认为并不适宜作为评价对象的研究人员个人，如果混淆二者的区别，就会明显地影响学术评价的绩效。倘若按从事评价的具体人员划分，评价主体也有两类，其一是行政人员，其二是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这两类人员谁在评价中起主导作用，对评价的绩效影响甚大。行政人员起主导作用更容易为人所诟病。
　　学术评价的客体是学术评价的对象。从表象上看，学术评价的客体是各类学术成果，但学术成果是学术工作者的劳动的物化，所以，学术评价指向的不仅是简单的静止的物，更主要的是复杂的变化的人。如果将学术评价的客体限定为静止的物，那么对其做任何程度的数量化分析都不为过，因为对物的研究只有达到高度的数量化，才能实现认识的精确化和科学化。这样当然不会招致任何批评。实际上，学术评价是通过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影响学术工作者的行为，进而影响新的学术成果的产生，最终影响学术评价目的的实现，所以学术评价更有价值的客体是从事学术活动的人。正是学术评价的客体包含了人的因素，学术评价才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人具有不同的欲望、需求、偏好和情感，并因此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不同的人会对相同或类似的评价作出不同的反应。学术工作者作为现实的人，也具有上述人的特性。关于人性的最基本的假设是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尽管有许多其他理论对其提出过挑战和修正，但并未改变其成立的基础，这一假设仍然是经济学、管理学、行为学等领域研究人的行为的基本出发点。理性“经济人”行为的目的是最大化其效用，当然，效用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是物质和精神需要满足的综合。学术工作者基本上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也要最大化其效用，只不过产生效用的手段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收入、待遇等经济利益能带来更大的满足，有的则认为从事学术工作本身及其带来的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和赞誉能够产生更大的满足。爱因斯坦曾将学术界人士分为两类4种：第一类包括智力快感型和追逐功利型，这类人从事学术工作仅是出于环境的偶然，将学术工作当作可以更换的职业，物质利益是其优先关注的目标；第二类包括逃避世俗型和向往唯美型，这类学者专心于客观真理的发现，具有求真向善的良知，摆脱了个人利害与功利的困扰。这两类人都会最大化其效用，只不过前者偏好物质和功利的效用，后者追求精神和真善的效用。学术评价对这两类不同的效用产生的影响当然有所不同。同时，作为学术评价客体的人还有个体和群体之分，个体是具体从事学术活动的个人，群体则是从事学术工作的组织和机构。个人和组织无疑有巨大的差异，因而学术评价对其产生的影响就有很大的不同。
　　学术评价的主客体关系会对评价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学术评价的实质是评价的主体与客体的行为互动。这种行为互动的有效性和指向性最终决定了学术评价的绩效。这大大凸显了规制行为互动的评价制度的科学性的重要程度。当评价主体掌握了主要的学术资源或对学术资源配置规则的制定产生实质影响的时候，在主客体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能够对客体的行为施加直接的影响。特别是评价的结果不仅和学术资源（主要是科研经费）的分配挂钩，而且和个人的经济收入等物质利益直接挂钩以后，就对学术工作者产生了直接的驱动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学术评价的主客体关系就演变为一种博弈行为。在既定的评价制度下，对评价主体采取的任何手段，评价客体总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反过来，评价主体也会根据客体的行为采取对应的行动以使效用最大化。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大多数学术工作者的收入和待遇比较偏低，生存问题还是第一要务，在学术评价过程中最大化经济利益就成为普遍的常态。也就是说，学术工作者中的大部分还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第一类人。也许他们自身并非愿意如此，但面对生存问题不得不这样。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当低层次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就限制了对高层次需要的追求。当学术工作者尚需为生存奔忙时，学术活动带来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就成为次要的。虽然需要层次论不能准确地说明个人的需求状况，但在概率意义上对整体中多数人的需求的变化具有解释力。因此，从整体上讲，多数学术工作者在学术评价中首先关心的不是如何真正提高学术水平，生产更优质的学术成果，而是在意如何通过达到评价要求的标准（如追求成果的数量和“级别”，或通过非学术手段获取学术成果）而使经济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学术评价客体与主体博弈时的最优战略。而学术评价主体在选择最优战略时，也是以其效用最大化为前提。评价主体的效用可以用其完成评价目的的程度与所需成本的比较来衡量。根据前述对学术评价目的的分析，评价主体倾向于以学术管理效率为目标，因为这可以直接反映工作业绩，而且成本易于控制。所以，评价主体的最优战略就是尽可能运用数量评价方法进行学术评价。由于评价主体拥有资源配置优势，所以通常在博弈中先行行动，制定评价标准，选择评价手段，而评价客体则根据主体的行动而行动。当博弈达到均衡时，评价主体的最优战略是评价手段数量化，评价客体的最优战略是追求成果的数量和“级别”或通过非学术手段获取学术成果，此时，双方的效用达到最大化。但学术评价并未达到繁荣学术的最高目标，评价绩效由此可见。
　　此外，学术评价的原则、标准和具体的技术手段等都会对学术评价的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这些都是技术细节问题。而认识决定观念，观念决定方法。对学术评价绩效产生根本影响的是对学术、学术评价的目的、评价中人的行为模式的认识。如果这些认识不全面、不科学，就会极大地影响学术评价的绩效。
　　综上所述，在当前学术评价中出现数量化等弊端的深层原因在于，对学术内涵认识不全面，对学术评价目的把握不清晰，对现行分配制度和学术评价制度对人的行为模式的影响理解不深刻。因此，在改革和优化学术评价机制的过程中，必须对上述问题进行必要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