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推荐信范文:万军：在萧军心里，鲁迅重于毛泽东

万军：在萧军心里，鲁迅重于毛泽东

　　内容简要：

　　性情豪爽的萧军曾说：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为什么他对中国现代史上这两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如此相称呢？毛泽东对萧军的态度经历了利用、改造与打击的过程，而鲁迅则是关爱、帮助与鼓励，在萧军的心目中，鲁迅“是中国真正的人”！

　　一

　　既与鲁迅，又与毛泽东有过亲密接触的现代作家并不太多，而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萧军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两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孰重孰轻，何以在孤傲的作家眼中如此显明？要破解萧军的这种认识，我们就必须从鲁迅与毛泽东如何对待萧军的态度方面来考察。

　　二

　　1938年3月21日，萧军风尘仆仆只身来到延安。与毛泽东关系很密切的丁玲，向他介绍了这位因《八月的乡村》而名闻遐迩的鲁迅先生的弟子。毛泽东很想会会萧军，于是就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去接洽。让人大感意外的是这位心直口快的东北汉子竟然回绝了和培元的请求，他说：“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之后丁玲来劝说，未等动身前去杨家岭，毛泽东就已经登门拜访了，这样萧军就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萧军何以如此受到抗战时期毛泽东的重视呢？我们认为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需要吸纳各界人士壮大队伍；二是在政治上“鲁迅”是毛泽东所需要的，自然鲁门弟子就会倍受欢迎。

　　到1940年前后，延安的文艺界最终形成了三大山头，一是柯仲平领导的“文协”；二是丁玲领导的“文抗”（萧军也是主要成员）；三是周扬领导的“鲁艺”。他们虽然在革命的总目标上保持一致，但在文艺的理论与实践上却分歧很大，争论相当激烈，真是没完没了。这种状况使萧军感到特别压抑，延安并不是一块令人神清气爽的地方，于是他决意去重庆。临行前他向毛泽东辞别，谈话中涉及到文艺问题，于是萧军就顺便建议中共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文艺政策，这样有利于加强团结与抗日。毛泽东觉得寻找这样一位直率的文艺工作者实属不易，就以要求萧军为他收集延安文艺界的情况为名挽留他。不看僧面看佛面，在毛泽东的再三恳求下，萧军终于放弃了去重庆的念头。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萧军陆陆续续寄给毛泽东许多材料，成为毛泽东研究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与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参考资料。

　　利用萧军，可以了解到延安知识分子的生态状况，但要改造他，把他锻造成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就需要做许多工作。1940年4月4日，萧军应邀到毛泽东住所去谈话，毛泽东突然建议：“老萧，你改改行好吗？”“改什么行？”“入党，做官！”“哦，不行，不行！”他解释说：“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改行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人自由主义太严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在这天他们谈的时间很长，从掌灯时分一直到深夜，毛泽东谈及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占据中央重要领导位置时，他曾受过多次处分，但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而都能正确相待。萧军听后特别感动，回来后拿起笔写了题为《论同志之“爱”与“耐”》的文章。他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做了一些删改。当文章送往《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时，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舒群，要求删去文章中提到的自己的名字。这是政治家聪明的地方，但对萧军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正是这篇文章日后给他带来很大麻烦。

　　1940年8月初，毛泽东给萧军写了封信，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和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但是，萧军对毛泽东的劝告无动于衷，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行事，或许这让毛泽东感到沮丧，他毕竟是一党之魁，是很有想法的人。

　　延安文艺座谈会马上就要召开，萧军写信给毛泽东，请他为自己向王震将军要一张通行证，去延安附近各县旅行。他不想参加这样的会议，据说是怕自己脾气大，在会上与人争吵。毛泽东很快写了封回信，希望他暂缓出行，并约他来叙。萧军去了，与毛泽东谈了关于文艺方针的问题。过了几天，毛泽东再次致信萧军，希望他多收集文艺界的各种意见。之后萧军又要求出行，毛泽东再次回信挽留，并派了一匹马来接他谈叙，并答应开完会后立即就让他旅行。就这样萧军被留了下来。其实毛泽东是决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来改造萧军的，在接触中，他深感鲁迅先生的这位弟子身上，所具有的许多与中共革命要求相悖的东西，何况在延安的文艺界萧军是有棱有角的人，只要把这样的人改造好，就能够起到示范作用。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朱德、陈云、贺龙等延安要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致词后就请萧军发言，坐在一旁的丁玲也悄悄说：“萧军，你当过炮兵，就首先开炮吧。”萧军站起来，一口气提出一大堆意见并引起激烈争辩。萧军当着领导面说：“你们整风，我不相信，你们能改！”言辞之尖锐，态度之偏激，引起与会者群起而攻之。在发言中萧军还谈到作家要有“自由”和“独立”的问题，说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指挥。说到这里，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予以反驳，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肯让步。5月23日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后，萧军又向毛泽东索要通行证，毛泽东复信说王旅长不在，回来再谈此事。恰在这个时候，王实味批判延安等级差序制度的文章《野百合花》成为“问题”，虽然王实味的“人性并不可爱”，但起初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在因文被批的问题上，还是对他给予同情。萧军与王实味并不熟悉，但好打抱不平的他也不会闲着，他亲自来到扬家岭，一见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听说王实味要脱党，这个影响好不好？”“这件事你别管……”毛泽东有点不客气。“我并不想管那，因为有个朋友叫我来管管，我不过来问一问呗。”“王实味有托派嫌疑。”“可他并没有参加托派组织啊——”“有托派的问题在里头，你别管——”后来，在批判王实味的千人大会上，萧军当场起来喊话，认为不应该围攻王实味。在回家路上，他说批判王实味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这话被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听到后立即向“文抗”党组汇报，几天后马列学院派郭小川等四人代表延安八大团体向萧军提出抗议，要求萧军赔礼道歉。萧军断然拒绝，并就此事上书毛泽东说明真相，并提出自己对王实味问题的意见。他把写好的《备忘录》送往杨家岭的毛泽东处，可这次毛泽东并没有给他任何回音。对于延安文艺界的思想动态，毛泽东作了严重的估计，本来他想借“五四”传统中的自由主义来打击“言必称苏联”的教条主义，没有想到一把火点燃，却烧向自己支持的等级差序制度，为了革命事业无论如何这是不允许的。于是，毛泽东决定要杀一儆百，给知识分子戴上笼头，让他们成为“纯粹的人”，直接服务于党的事业。可怜的王实味，既不是陪毛泽东散过步、谈过心的丁玲，也不是给毛泽东提供过资料并且身上有鲁迅光斑的萧军，除了自己翻译写文章的才华之外再没有任何资本的他，终于成为毛泽东整治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牺牲品。延安整风运动，标志着毛泽东与延安知识分子的“蜜月”结束，毛泽东通过斗争的手段，着手建立影响深远的“党文化”观，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这一“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内容：

　　一是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是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是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是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是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1948年萧军因《文化报》事件而受到严厉的批判，有人给他罗列了三大罪状，一是“挑拨中苏友谊”，二是“反对人民解放战争”，三是“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性格暴烈的萧军予以反击，但是最终组织出面定性，“萧军及《文化报》犯了严重错误”，这一决定使萧军淡出人们的视野，沉没于中国文化界三十年。五十年代初，萧军埋头写作，完成《第三代》和《五月的矿山》，定稿后等待出版。北京市长彭真知道萧军情况，特批将萧军安排至北京市文教委员会文物组当一名考古员。但是，倾注了他心血的两部小说却无法出版。老朋友冯雪峰（人民出版社社长）帮不上忙，就把书稿退回。萧军不服，便想到了毛泽东。1953年11月底他借一辆三轮车，让妻子王德芬将一大堆书稿拉到中南海，附上他写给周总理的信，请将书稿转给毛泽东，看这样的书稿是否能出版。次年6月，萧军收到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的信，告知他毛泽东已经同意他的书出版。信中说：“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请他持信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这样萧军有了信心，认为自己靠创作能够生活下去，就辞去考古研究员的工作，专心从事创作。但是，《五月的矿山》很快被批为“毒草”，纸型被销毁、图书馆禁止外借。1958年1月，《文艺报》开辟“再批判”专栏，毛泽东亲自修改“编者按语”，其中说：“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一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人往往受骗。……”其实，萧军的文章在延安并没有受批，主席特意提出来大概另有用意，是的，他对这位顽固的鲁迅先生的弟子施加各种办法，都没有改变他对批判现实精神的执着，这或许让他感到无比愤怒，因为他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新中国的领袖啊！。不过，萧军的这篇文章倒是被国民党利用过，与王实味、丁玲等人的文章印集为一册，当作反共宣传材料。但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远见，当年他命令舒群把萧军的文章中涉及到自己的名字统统删除，的确有先见之明，否则这时候就不好批了。1966年8月23日下午，北京文庙大院，价值连城的文物作为“四旧”焚之一炬。29位文艺界知名人士被勒令在烈火周围接受“教育”，除了萧军外，还有老舍、荀慧生、骆宾基、端木蕻良……从此，无休止的监押、交代、劳改、审查，妻子被拘押批斗，女儿被解雇，儿子差点被送往火葬场，家产被查抄，房屋被侵占……

　　总之，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与萧军相识、相知，他们之间发生了许多值得让我们回味的故事，但就毛泽东对萧军的态度而言，大概经历了这样三个过程，即利用、改造和打击。在延安时毛泽东被萧军称为大哥，到了后来，经过无数风风雨雨，萧军对毛泽东的品格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此时具有鲁迅风骨的这位作家，该把毛泽东称作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

　　三

　　对于萧军来说，鲁迅就像慈父，他从这里得到了爱护、帮助和鼓励，这样，才使他的人生变得生机盎然。

　　1934年10月初，困顿于青岛的萧军、萧红突然想起给鲁迅先生写信的念头，看能不能就创作问题予以指导。信虽然发出去了，但能不能回复他们却没有把握。然而，鲁迅是相信进化论思想的，他把对文学青年的帮助视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在百忙之中他毅然拿起笔给远在齐鲁大地的两位热血青年写了回信，这让萧军、萧红万分激动。鲁迅在信中指出：“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字，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这句话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成为萧军的座右铭。在信中鲁迅还表示愿意看一看悄吟（萧红）的小说，这样就按照鲁迅先生的嘱咐，他们将萧红的小说稿件和萧军反映他们南下流亡的《跋涉》，以及他们二人的一张合照，挂号寄给了上海的鲁迅先生。由于萧军所处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感到呆在这里越来越危险，于是就乘坐日本人的船只偷偷地离开青岛，到达上海。萧军刚刚安顿好一切，就迫不及待地与鲁迅先生进行了联系。然而，在未见鲁迅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身上的那点可怜的钱已经耗尽，从而陷入饥饿的尴尬境地，就在万般无奈之时，他们冒昧地向鲁迅先生借钱。两个礼拜之后的11月30日下午，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里见到了盼望已久的鲁迅先生。萧军向鲁迅介绍了从哈尔滨到青岛又到上海逃亡的过程，鲁迅讲到一些上海的左翼作家遭迫害、杀戮的情况，萧军听了不能自制，向鲁迅倡议：“我们每人准备一支手枪，一把尖刀罢工！”鲁迅很惊讶：“这做什么？”“他们来了，我们就对付他们，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有利息！”听了萧军的“拚命哲学”，鲁迅默默地笑了，他吐了一口烟：“你不知道，上海的作家们只能拿笔写，他们不会用枪……”瘦弱得让萧军感到无比怜爱的鲁迅先生，其语言的智慧给鲁莽的萧军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象。萧军拿了所借的20元钱后，又没有零钱坐车回去，又坦率地向鲁迅先生说明情况，鲁迅就从衣袋里掏出大小银角子和铜板放在桌子上。这位出身于好斗家庭，从小没有母爱，受尽父亲百般羞辱的东北汉子，内心像海洋一样猛烈地翻腾起来，他带着浓厚的情感，噙着泪花，将《八月的乡村》的抄稿交给了许广平女士。

　　与鲁迅见面后大约半月，鲁迅为庆祝胡风儿子满月举行宴会，特邀二萧参加，由于没有把信转到胡风处，所以他们夫妇并没有参加事关儿子的宴会。鲁迅这样做主要有一个目的，就是向朋友们介绍二萧。在宴会上，他还特别指定由叶紫做二萧的“向导”，积极帮助二萧进步。后来鲁迅把二萧介绍给胡风，胡风登门看望他们。胡风为萧红的小说定名为《生死场》，并热情洋溢地写下“后记”。再后来有人建议萧军给杂志社写文章挣点稿费，好补贴艰难的生活，萧军认为这是好主意，于是又去找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毫不迟疑地向杂志社介绍这位新人。1936年5月的一天，鲁迅与早就结识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先生进行了长谈。当客人问到 “自1917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作家有哪些”时，鲁迅的回答很明确，说除他本人外，还有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田军（萧军）。当问到“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回答道：除他本人外，茅盾、叶紫、艾芜、沙汀、周文、柔石、郭沫若、田军…… 鲁迅还认为：“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斯诺为翻译出版《八月的乡村》的需要，要求萧军再写点东西，这样萧军写的《萧军小传》又被鲁迅转给了斯诺。在这前后，鲁迅还热情地介绍二萧与美国著名女作家Ａ?斯沫特莱相识。当然，最让萧军难以忘怀的是，鲁迅先生帮助他们修改、推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二萧的这些稿子都用一种薄棉纸复写的，笔画又粗又蓝，字与字、行与行之间，还有墨水的痕迹，看起来很吃力。这时鲁迅先生经常卧病，手中又有《死魂灵》的译稿压着，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全然不顾这些，毫不吝惜地放下手中的工作，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字、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校阅。遇到错字、别字和语法毛病就仔细改正过来。为了修改萧军他们的稿件，鲁迅常常忙到夜深人静，为此不知耗费了多少宝贵的精力和时间。1935年3月28日，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了“序言”，在“序言”中鲁迅写道：

　　“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在艰难的努力之后，《八月的乡村》终于出版了。鲁迅把它陆续分赠给朋友们，或者托胡风拿去代卖，也托人带到了苏联、日本、印度、美、英、德等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这样，此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当然“奴隶社”的另两位成员：萧红、叶紫，他们的作品《生死场》和《丰收》也由鲁迅先生作序，并帮助他们印刷发行。

　　1935年春的一天，叶紫来到二萧家，闲谈中他们都觉得好久没有改善生活了，嘴馋，又没钱，叶紫就建议让老头子请客，哪怕是吃一顿小馆也行。萧红自告奋勇写信，但萧军没有签名。3月5日，鲁迅精心准备后，邀请二萧、叶紫、黄源等聚餐。席后文雅的黄源对萧军那种粗犷、豪放和不拘小节的表现颇有微词，说萧军古怪，不像文人，一身“野气”，萧军对这种说法很迷惘。其实，此前叶紫带他到一些编辑部去，有人就看不顺眼。一次叶紫开玩笑说：“人们说你身上一股‘大兵’劲，又像‘土匪’。”后来他写信给鲁迅请教，原想鲁迅先生给他规定几条戒律，将浑身的野气改造一下，没想到鲁迅的回信虽没有鼓励他发扬“匪气”，却引发对“江南才子”的抨击。有了鲁迅的信，萧军也就不在乎别人了怎么说自己了。

　　在三十年代，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严格，许多作品常被删得面目全非。一次，萧军向鲁迅提议将删改过的内容制成锌版，自己印刷出来。萧红回来后说：鲁迅是“老耗子”，萧军是“小耗子”，老的教小的避“猫”的法门。鲁迅知道后笑说：“吟太太究竟是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儿的精确仔细。”萧红经常问鲁迅许多问题，连想不想在北京的母亲都问。鲁迅夫妇与二萧经常相约去看电影，票都是许广平买的，这让他们很不好意思，但许广平却执意要这样做，她和鲁迅都清楚，他们与这些青年人相比简直是富翁。

　　看来，鲁迅对萧军、萧红的帮助是全方位的，正因为得到这样多的真诚、无私的关爱与帮助，他们感觉到鲁迅就是慈祥的父亲；有了鲁迅的支持，他们在文学事业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愧为鲁迅先生的学生。也正因为这样，如果有人对鲁迅进行攻击，哪怕是一点不友好的批评，身上荡着“匪气”的萧军就跟他急，毫不含糊。

　　萧军《八月的乡村》一出版，引起轰动。但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却刊登一篇署名“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对小说进行了批评，认为作者“不应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指责作品“不够真实”。鲁迅看了后写杂文《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并将此文交给《夜莺》月刊。这时一位编辑将稿件抽走，于是就有人对此事进行追查。抽走稿件的那人说：“这文章在骂我”。在鲁迅的治丧活动中，萧军见到那个人。葬礼完毕后不久，那人又攻击起自己与鲁迅来。带着怒火的萧军来到这家编辑部，直问了那人后就相约用打架的办法解决问题。那人与一位名叫马蜂的青年欣然答应。这天夜晚8时左右，双方来到法租界的拉都路南端一片收割了的菜地上打架，见证人是聂绀弩与萧红。萧军事先准备了一根铁棍，怕对方纠集的人多而使自己吃亏，而萧红、聂绀弩怕闹出人命就将铁棍夺下。一对二，仅仅一个回合就将对方打倒在地，并将马蜂按在地上，责问以后是否还敢这般无礼？这时几个法国巡捕走来，大声责问，他们只得回答“练习摔跤。”自这以后，那人再也没有在报上写文章攻击他们。那人就是后来曾经在政治上炙手可热大人物张春桥。

　　解放战争时，萧军一回到哈尔滨后，他提出创办一家出版社，这得到彭真与凯丰的支持。萧军将出版社命名为“鲁迅文化出版社”，同时还筹备鲁迅社会大学。1948年5月4日，萧军主编的《文化报》创刊，这是哈尔滨唯一的一张以文艺为主的报纸，影响很大。同时鲁迅社会大学开课，他亲自上课。鲁迅农场也开始动作，萧军的名气在东北很响。然而，鲁迅的批判精神对萧军的影响太大了，他还没有吸取延安整风时期的经验教训，依然对党内一些他看不惯的现象进行杂文笔法的揭示，这让好些人大为不快。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鲁迅只是一个被政治借用的牌子，除了这两个字外，一切都是去鲁迅化的。现在他到东北便不识时务地创办一系列用鲁迅命名的东西来，显然是不合时宜。再者，新时代需要的不是批判精神，而是歌功颂德，至于鲁迅的战斗精神那只能针对共产党的敌人时方可提倡。其实，当红太阳的神话从延安的窑洞里升起来的时候，他要求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为争夺天下服务，文艺也是这样，只有服务于没有文化的农民，才能使这些人“觉悟”，成为革命的力量。而对那些身上还有“五四”启蒙思想的艺术家，统统都会打成“具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恶名而加以改造，这样做就是要彻底斩断他们身上的“五四”传统。经过这样的说明，萧军主编的《文化报》最后的结局便可想而知。《文化报》事件后，萧军只好封了报社、停了报纸，把出版社的一切资产共合三两半黄金交公，于12月中旬迁往沈阳。

　　经历了无数政治风浪的萧军，到了人生的晚年，对鲁迅先生的感情丝毫没有减退，而且更加真挚。1981年8月22日至28日，萧军应邀前往美国参加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鲁迅遗产会议。在某一天的会议上，一位所谓“中国通”西方学者信口攻击起鲁迅来， “鲁迅先生功利性太大”，“气量狭小”等等。萧军一听，顿时怒不可遏，站起来毫不留情地予以反驳，他说：“请问，今天在场的诸位，谁没有功利性？自私自利多多少少都有点吧？如果说鲁迅先生有功利性的话，那也是从我们全体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利益出发的，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的功利性。鲁迅不但是用笔，而且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的。他所培养的青年中，我就是其中一个。如果他真像你所讲的那样，是从自私自利的个人目的出发的，那么在他去世的时候，会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痛哭失声地去悼唁他呢？甚至连国民党警察，连十几岁的小学生，都去为他送葬。送葬示威的队伍长达几十里！落葬的时候，上海民众几十个团体献给鲁迅先生一面旗，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我们，就是这‘民族魂’中的一部分！请问：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民众这样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吗？！”萧军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语，顷刻间将那“中国通”驳斥得体无完肤，剩下的只是尴尬万状的无奈表情。

　　1988年4月10日清晨，深知自己就要离开人间的萧军，最后表达了对鲁迅先生的赤诚之心，他说：“鲁迅先生，是我平生唯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的死的那一天，我都钟爱他，希望你们也能如此，他是中国真正的人！” 是的，萧军的心里永远装着鲁迅先生，鲁迅给了他生命的力量。此时我们也会想到另外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他曾亲热地称萧军为“老萧”？如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萧军还能想到他的话，会作何感想，作何评说呢？

　　四

　　萧军在黑暗的民国是很幸运的，他认识了鲁迅。鲁迅不是教别人“如何去说”、“如何去做”的人，他用智慧的思想来启迪青年，让青年真正懂得人生、社会。他也认识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保持了一段很特殊的关系，显然这种关系是以“鲁迅”为纽带的，因为毛泽东特别需要“鲁迅”这个名字。然而，毛泽东试图用政治来驯化他，虽然在《文化报》事件之前在好友舒群让他放弃“小我”与改掉个人主义的劝告下，在毛泽东的特准下加入党组织，但随后的《文化报》事件却标志着这种驯化的失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在萧军身上，政治家在思想家面前败下阵来。

　　参考资料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