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骺线接近闭合图片:谭同学：灰社会：一个透视乡村政治生态的视角

谭同学：灰社会：一个透视乡村政治生态的视角
关中古都镇调查随笔
一、“歪人”与“二道毛”：关中乡土话语中的灰社会
在农村调研，尤其是在乡镇层面调查时，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访谈到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往往靠“拳头”吃饭，不过因其不像黑社会那样具有严密组织和“专业”分工，尚不够成黑社会，我们不妨称之为“灰社会”。灰社会的表现形态因各地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村庄基础）和地方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度与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在关中的农村地区，以古都镇（化名）为例，人们称这种人为“歪人”或“二道毛”。
“歪人”一词好理解，从字面看就知道指“不正之人”。但细究起来亦并不如此简单，在古都镇，“歪人”主要不是（甚至说基本上不是）从道德意义上指人之“不正”，相反，它有着更丰富的含义。当然，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村民首先认为“歪人”是“不正”的，但村民对这种人已经不愿作道德上的判断，而更愿从实际利害，甚至人身安全的角度来说此词。问及这种人的特点，村民普遍认为这种人一般好吃懒做，爱打架，敢玩命，大祸不犯小错不断，村干部不敢管。有村民说，“你要是管了，你种西瓜就拔你的瓜苗，养猪就毒死你的猪”，于是村干部不仅不敢管他们，甚至也与其他村民一样不敢惹他们。普通村民要是惹上了“歪人”，“就要脱一层皮”。故而，村民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与之发生冲突。例如，在浇地时，按说得按一定顺序挨家挨户地灌水，但村民得让“歪人”先灌，而且“歪人”一般自己不会下地浇水，管水员（每个村民小组有一个）得帮他们把水浇好。甚至于，为了避免与“歪人”发生冲突，村民要竭力维护“歪人”的面子。例如，在人情往来这一问题上，一般村民有喜事，“歪人”是否行礼（赶人情）；别人都不敢计较，但若是“歪人”家办喜事，大家则都得去帮忙，而且要行礼。要是有村民不帮忙或行礼，“歪人”往往会计较，甚至会主动找上门去问，“为啥不给我帮忙，是不是看不起我？”
笼统地说，“二道毛”也是包括在“歪人”范围内的一种人，但古都镇人一般将“歪人”和“二道毛”分开来讲。狭义上的“歪人”只是指影响范围较小（一般指不出村，有时也指出村但不出乡且手段较“温和”者）的“哈人”（坏人），而“二道毛”则指影响范围较大（一般大于村），能在一个乡甚至几个乡产生影响，恶名远播的“哈人”。一般而言，“二道毛”比一般的“歪人”更敢“玩命”，做起事情来手段更凶狠。此外，古都镇人还表示，“二道毛”比一般的“歪人”讲“义气”，若不惹他们，他们一般不惹普通村民，因为他们要做就是做“大事情”，小利不会放在眼里。例如，古都镇有一个“很有名”的“二道毛”叫杨虎。村民谈到他是如何讲义气时表示，一般村民帮他的忙，他绝不让人吃亏。之所以杨虎出名，是因为他三年前将古都镇一个如同他今日一样有名的“二道毛”一刀砍成了偏瘫性残废，最后给了三万多块钱私了，手段之凶狠让他在周围的几个乡镇都具有威慑力。平常他也做生意，但做生意不是他的特长，他的特长是“保护”别人做生意或其他事情，从中拿取高额报酬。他甚至也曾试图竞选村长，在2005年村委会换届时，虽然他只得了100多票（该村800余选民，90%的人参加了选举），也已着实让不少村民担惊了一回。
二、善分不善合：灰社会横行乡里的社会基础
诚然，“歪人”与“二道毛”往往是身强力壮者，而且打架的“功夫”也确实比较强。但是，“歪人”与“二道毛”毕竟总是少数人，难道那么多村民都打不过这些区区“少数”？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歪人”与“二道毛”即便是有三头六臂，也敌不过村民的合力。但问题是村民不可能团结起来面对“歪人”与“二道毛”，在“只扫自己门前雪”的逻辑下，村民往往只会是单家独户地面对这些人的“拳头”，如果兄弟多的还好一点，至少有兄弟会帮帮忙，如果没有兄弟，或兄弟不团结者则只能“孤军奋战”（况且，也不排除兄弟多者自己往往更愿意跻身“歪人”的队伍）。这样，“歪人”与“二道毛”凭借经验，很容易就解开并学会了利用政治和社会运行的核心机密：团结才有力量，组织起来的少数能战胜无组织的多数。当这些“多数”只是马铃薯状时，甚至不需组织起来，而只需要一点点身体暴力就可以让这些“多数”保持沉默了。
当然，或许很难说关中古都镇的农民就如马铃薯般分散。在这里，户族是人们常说起的一个单位，并在村民生活中某些领域的合作起有一定的组织作用。户族指的是同一个公公（祖公）所系的子孙，但与南方的祖宗不同，户族里的村民血缘认同并不强，在历史上也没有祠堂之类的象征物。在古都镇，村民的红白事，同一户族的人都会来帮忙，并赶人情，日常见面也往往照辈份称呼。但是，户族没有维护内部合作并一致对外的功能，例如，当户族中的一户人家遭到别人欺辱或与别人斗殴，同一户族的人并不认为有“帮忙”的义务。
其实，进一步而言，除了红白喜事互助之外，户族对内的功能也已经急剧弱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其惩罚机制的瓦解和舆论谴责力的丧失——而这是传统户族维持内部团结最核心的机制。村民普遍认为，现时期的子女对老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年轻人自己的“自觉”和“良心”，靠别说已经不管用。事实证明也如此，若有人对父母不孝敬，同一户族的言论已基本不起作用。而且越来越多的村民认为这是人家的“私事”，干脆就只作背后的谈资，而少有人会去当面对不孝的年轻人“说三道四”。例如，该镇黄村曾有一个70多岁的妇女，寡居，三个儿子都不管老母亲的吃穿，老人靠喂养一头母猪勉强度日。1996年春，正当她养的母猪要产崽时，老人病倒了，但三个儿子根本无人问津，同户族有老人去劝告反而被三人怪为多管闲事。老人的一个远房亲戚只好请村长出面去处理此事。当村长说及老人的医药和生活费时，无一人吭声，却异口同声宣称自己应该得到母亲所养的母猪，并由此兄弟间争吵起来。最后，气愤有余的村长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中，请卫生员给她看病，然后把老人养的母猪卖掉付医药费，之后，老人的日常生活也由村长送米、油等解决。是年底，村长要老人的三个儿子每人出100块钱给自己，作为偿还老人一年的生活费。在三人都拒绝给钱的情况下，村长威胁其要找人揍他们一顿，三人方给钱并表示自第二年起共同出钱养老人。
由于这种惩罚机制的瓦解，户族也无法影响村民关于红白喜事的决策，户族成员仅仅只能说是红白喜事中的帮忙者——而众所周知，对于强化血缘象征和认同而言，红白喜事（尤其是白喜）是极其主要的仪式。例如，在古都镇浪村，曾有一个60余岁的老汉，早年丧偶，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人为军官，其他三人亦为国家公务员），四个的儿媳妇均住在浪村。1998年，老汉跟二媳妇不和后曾由各家轮养，但儿媳妇们均不愿尽责，老人生病无人管，老汉一气之下上吊自尽。事后，四个儿子就丧礼的一些细节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僵持数日，同户族之村民劝告亦无用。最后，该村民小组的组长强制四人各交2500元，由组长统筹买菜、酒、棺材及其他一切开销，事后再算帐，多退少补。
户族在这些最基本内部事务上都无法真正孤立不合作者，在其他方面则更是如此。包括在面对“歪人”或“二道毛”的侵犯时，也是各自自保。这样，在客观上，村民善分不善合构了“歪人”或“二道毛”横行其道的社会基础，他们不用担心面对团结起来的“大多数”，而可各个击破。而且，非但如此，不少村民在暴力逻辑上实际上还与“歪人”或“二道毛”一致。用古都镇一个老干部的话来说，就是“农民最怕暴力，又最爱暴力”。在遇到纠纷自行无力解决时，不少村民往往首先想到向跟自己关系好的“歪人”或“二道毛”寻求支持（当然这或许跟部分村民对派出所、司法机关等充满不信任感也是有关系的）。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歪人”或“二道毛”自然既有“根基”又有“市场”。
三、中庸处世：官员保持适度灰白距离的原则
对于基层干部而言，灰社会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群体。基层干部该如何处理与灰社会的关系？若严格地按照泛制度主义的逻辑，他们的关系处理起来可以很简单，二者水火不容，基层干部严厉打击灰社会势力即可。而若按泛道德主义的推论，他们的关系也很简单，也即人们常谴责的“警匪一家”的关系。但事实证明，这两种视角都只是对乡村政治生态的想象。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基层干部与灰社会的关系有着更为复杂的形态和原因。以古都镇为例，因工作需要的原因，该镇的综治办主任兼司法所所长兰州跟“歪人”或“二道毛”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兰州在谈及如何跟这些人处理关系时表示，秘诀在于“中庸处世”。具体地说，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与“歪人”或“二道毛”关系不能太近。
兰州表示，基层干部跟“歪人”或“二道毛”距离太近是很危险的事情。一方面，距离近了以后，难免被“拉下水”，与其一道干一些非法的事情。这将直接面临着被绑上“歪人”或“二道毛”的“战车”而“翻车”的危险。因为只要事情闹大了，这些人难免要被查处，而当“歪人”或“二道毛”受查处时，他们自然会把自己的“救命草”——与其距离较近的基层干部给搭进去。另一方面，“歪人”或“二道毛”谋取的是非正当的利益，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利用非正当手段谋取特殊利益。如果与这些人距离太近，难免要参与这些事情，这又很可能因为办事不周到或利益分割纷争而伤“和气”，以致“歪人”或“二道毛”对其施暴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反攻倒算”。正是基于这两点理由，比较谨慎的基层干部会适当地与“歪人”或“二道毛”保持距离，以免惹火上身。按照兰州的话说，作为政府人员跟这类人打交道的办法就是不主动（和他们）来往，他要是找你办事，能符合国家政策的就给办，不能办的就推拖。要让他们觉得你比较讲义气，只要他们觉得你比较讲义气就比较好办。不要吃他们的，不要喝他们的，要是吃了，喝了他们的，他们就觉得你欠他们的。不吃不喝，能办的帮忙他们办，不能办的不办，他们也会觉得欠你的。只要他们觉得欠你的，而不是你欠他们的，关系就好处理。
其次，与“歪人”或“二道毛”的关系亦不能太远。
距离太远，甚至完全没有往来，就会让“歪人”或“二道毛”产生恐惧。因为，对于这些人而言，一个基层干部与之一点交情都不愿讲的话，很可能表示这个干部要对自己“下手”，或者至少是随时准备跟自己“过不去”的。与其让干部先“下手”，跟自己过不去，不如自己“先下手”，找点事情跟这样的干部过不去。故而，在调查过程中，虽然兰州反复强调不能跟“歪人”或“二道毛”之间的距离拉得太近，但同时又表示，与他们的距离也不能太远，相反，见了面最好很客套地打个招呼。
为何基层干部也怕与“歪人”或“二道毛”闹翻？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基层干部本身的日常生存和生活说起。第一，近些年的基层干部绝大部分并非本地人，而主要来自其他乡镇乃至县城。他们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乡镇工作，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处境（包括人身安全）。当然，基层干部的人身安全首先会得到乡镇政府和派出所的维护，但这并不能保证乡镇政府或派出所会为其处理每一起个体性的矛盾，尤其是小矛盾。故而，个体性的基层干部在这种环境里，处理与“歪人”或“二道毛”的关系，就得谨慎一些。第二，基层干部要落实各项工作，须得尽量避免捣乱者的干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下，基层干部尽量避免与“歪人”或“二道毛”不必要的冲突。第三，社会治安与稳定问题也是县级政府考量乡镇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为了避开这根“高压线”，基层干部一方面不能坐视“歪人”或“二道毛”闹大事故，而要压他们，但又不能逼得他们故意跟干部作对，造成县级政府对乡镇的不良印象。
这样，基层干部与灰社会保持适度距离，就成了一种比较微妙地平衡，中庸处世就是这种走钢丝般的平衡原则。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并非每个干部都能很好地把握好这种平衡。在其他压力或利益趋动下，一部分基层干部会不顾这种平衡，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例如，在古都镇，1996年镇政府要拓宽通过本镇的马路时，就曾让“歪人”或“二道毛”去与村民“商讨”占地、拆房等问题。近5年以来，地税所、工商所工作人员不愿亲自到集市上收税费（农贸市场主要是做小生意的农民，收税收费均较麻烦），就由“歪人”或“二道毛”代劳，这些人“一打二骂三拿东西”，很快就能完成“任务”。
四、余论
如果将乡村看作一个类似于生物群落的政治生态系统，其中基层干部、村干部、普通村民是这一系统中的基本群体，而灰社会则是这一系统中特殊的边缘性群体。通过灰社会以及基层干部、村干部、普通村民对灰社会的反应，我们可以获得一个透视乡村政治生态系统的独特视角。在此视角下，我们可以看到，灰社会本身的行为方式及其生长机制，也可以看到农民面对暴力的两面性，还可以看到基层干部个人人身安全和官僚职业利益与普通村民、灰社会的复杂关联。同时，隐藏在日常乡村政治生态背后的政治与社会运行逻辑，也在此视角下可见一斑。
此外，正是在此视角下我们不难发现，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抑制农村灰社会势力，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保障。没有这种“软件”基础建设，其他诸如道路、水电等硬件基础建设，给农村发展所带来的促进作用，也必将大打折扣。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宽点，我们还会发现，这还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它甚至也与城市社会稳定问题有密切关联。以古都镇为例，近些年常有“二道毛”带人到城里谋“发展”。最近较有影响一次是2006年4月古都镇有名的“二道毛”张某，在古都镇及周围乡镇“招募”了70余人，前往某市一家娱乐场所“看场子”。换而言之，如果新农村建设变成了一场只局限于物质工程的建设，甚至变成另一轮政绩工程性的新村建设，那么乡村灰社会仍会存在，并可能进一步衍生，甚至于也可能使农村成为城市黑社会的“人才基地”——而不用的说是，整个乡村政治生态系统将会受到侵蚀，乡村社会难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