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对决无限金币:郑永年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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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201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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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沦为权力与金钱的工具

  很显然,中国的法律面临政治和金钱的双重压力。结果怎样呢?法律只是工具,要不成为政治的工具,要不成为金钱的工具。中国只有法律的条规,而没有“法意”,法的精神。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秩序”(law and order)在中国并不存在。当法律成为权力或者物质利益的工具时,谁来保证“善”的行为?又有谁来惩罚“恶”的行为呢?

  社会空间的缺失也使得道德无处生存。在数千年的儒家文明里,王权尽管在理论上专制,但往往是“统而不治”。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社会底层,乡规民约调节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各个行业也有自己的行为规则。在当今社会,这样的传统道德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新的社会道德体系就不能产生了。没有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社会没有自治的空间。

  长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已经把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而确立政权之后,又没有去政治化的过程;相反,政治因素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社会“被控制”和“被管理”的状况,表明社会本身缺少空间。缺少空间就决定了社会群体很难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制度,从而也很难形成社会成员的自觉和自律。换句话说,任何自下而上的道德找不到社会空间。如果法律要保障的是合乎人类道德观念的秩序,那么社会道德要调节的是社会群体之间,或者社会个人之间的互动和行为模式。既然社会道德难以形成,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就表现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或者权力行为。

  道德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内核,其它方方面面的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都是这个道德内核的外延。中国现在面临传统道德解体而新道德建立不起来的危机,这也是中国文明的危机。如果商业文明不可避免,那么就要重建一个能够容纳商业文明,但又能遏制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的新道德体系。世界历史表明,道德的重建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如果新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文明的复兴。

作者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