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回收烟 望京:西班牙惊叹：西方遭遇“系统性危机”中国地位确立 外媒惊讶：为什么中国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刚刚过去10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3年之后的今天,让我们看看哪些因素构成了新的“世界体系”的特点。目前的情况是爆发一场场的地震:气候地震、金融和证券市场地震、能源和食品地震、通信和技术地震、社会地震和引发“阿拉伯之春”的地缘政治地震。新兴角色逐渐确立地位富国(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正在经历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金融大地震。欧盟的团结和存在意义首次受到了威胁。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风险削弱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并且受到了新的权力极(中国、印度和巴西)崛起的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宣布,可以认为从军事上标志着过去10年的“9·11战争”,或者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国际反恐战争”已经结束。奥巴马回忆说,总共有500万美国人在过去10年中“穿上了军装”。尽管如此,这些并不能证明华盛顿是这些军事冲突的赢家。“9·11战争”耗费了美国大约1万亿至2.5万亿美元的预算。美国因此背上了天文数字的债务负担,最终导致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一场场战争让美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说,“基地”组织用里根总统在上世纪80年代对待莫斯科的同样手段在对待着如今的华盛顿。当年,美国强行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耗尽了苏联的实力,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在国际外交领域,过去10年一些新兴角色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新的权力极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诞生。世界朝着“非西方化”和越来越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作为21世纪的大国所发挥的作用尤其突出。目前在美国实力逐渐衰退的时候,中国地位的提升已经确立。它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元的命运掌握在中国手中。虽然西方传统大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仍自认为代表着“国际社会”,但“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已不再听命于它们的号令。在最近的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中,“金砖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它们集体反对北约和在联合国框架内作出的决定。在任何领域,当某种机制突然停止运转时便会爆发危机,这种断裂会导致整个机器停止转动。这就是自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所经历的一切。经济灾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欧盟2300万人失业、8000万新增贫困人口……年轻人成为最大的牺牲品。从马德里到特拉维夫,从智利圣地亚哥到希腊雅典和英国伦敦,愤怒的浪潮席卷了年轻人的世界。西方遭遇“系统性危机”金融力量凌驾于政治力量之上,民主不再管用。没人理解为什么政府能在经济危机面前无动于衷。人们要求政治力量担负起职责,参与解决危机,纠正目前的不公正现象。但行动并非易事。如今的经济发展速度是闪电式的,政治却是蜗牛。要想把经济的时钟和政治的时钟调整为同步已经越来越难。同样难办的还有全球危机与国内政治的关系。金融市场在任何信息面前都会产生过度反应,而那些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却无法决定事态的走向。于是民众在失望当中夹杂着焦虑感。全球危机既制造了输家,也制造了赢家。赢家基本上都在亚洲,并以新兴经济体为主,它们对经济形势不像欧洲人那样悲观。当然还有很多赢家来自于西方内部,但西方社会却出现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裂痕。实际上,我们正在承受的不是一场危机,而是一系列的危机,每一场危机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无法分辨哪是因,哪是果。一场危机的后果或许正是引发另一场危机的原因。或者说,我们正在面对的是西方世界的“系统性危机”,它影响着技术、经济、贸易、政治、民主、战争、地缘政治、气候、环境、文化、价值观、家庭、教育和年轻人等各个方面。我们生活在“战略破裂”的时代,而且无法理解它的真正含义。今天,互联网成为大多数变革的向量。几乎所有最近爆发的危机都与通信和信息新技术相关。比如,如果销售和购买指令不是以光速在互联网的通信高速路上传播的话,那么金融市场也不会有现在如此强大的力量。互联网已经超出了技术范畴,成为危机中的一个“角色”。只要想想在阿拉伯世界爆发的民主革命中,维基揭秘、“脸谱”网站和“推特”社交网站所发挥的作用就会理解这一点。从人类学的角度说,这场危机正在使人的恐惧感和不满情绪激增。每个人都生活在焦虑和混乱当中。面对各种不确定的危险因素,如失业、技术冲击、自然灾害和普遍的不安全感,恐慌再次袭来……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对民主的挑战,因为人的恐惧有时会转化为仇恨和报复。在许多欧洲国家,这种仇恨已经对准了外国人或移民。另一个令全世界感到担心的问题是气候危机。对气候变暖所意味的危险全世界已经达成共识。与环境相关的各种问题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战略意义。即将在201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将证实,严重自然灾害的数量正在猛增。日本福岛核事故震惊全世界。多个国家的政府宣布推迟核能源开发项目,促进再生能源利用。全球化进程似乎已经停止,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去全球化”的问题。钟摆已经远离了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开始偏向相反方向。为了限制过度的自由贸易,停止发达国家的去本地化和去工业化,谈论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不再是禁忌。现在已经到了政治重新发挥作用的时候。  近来中国的媒体在讨论一个在世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即“老人摔倒,要不要扶?”对数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这是一个不用提的问题,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动作,出自人类的恻隐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讨论这样一个本来根本不用讨论,或者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因极其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社会变得如此复杂,而必须诉诸人类理性了。中国文明长达数千年不中断。中国历来视自己为一个道德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演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社会呢?如同一个社会道德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社会道德的衰落也如此。就中国文明来说,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传统道德的衰落具有必然性。中国数千年里一直是农业文明,从来就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儒家道德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的精神结晶,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从商者被排在最后,最不重要。商业社会对道德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是必然的,但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业的做法。这种政策在遏制商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明没有能力容纳和接受商业文明。商业文明一旦来临,传统文明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免疫力。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阶层崛起在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废墟上。随着商业文明的崛起,封建价值观很快衰落。商业文明要求对事物具有一种世俗的态度,于是宗教改革成为必要。同时改革之后的宗教,也为商业社会塑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西方宗教改革和转型,因此和商业文明的兴起分不开。基督教转型得最为成功。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论述这种情况的。改革后的宗教,在接受商业行为的同时,也约束着信仰者的商业行为。尽管商业行为、盈利和挣钱都被合理化,但挣钱本身仅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商业行为和挣钱的最终目的,还是救赎人的灵魂。受迅速崛起的商业文明的影响,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解体之迅速令人吃惊。从清末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产生于欧洲的近代国家打败。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诸传统道德或者文化。因此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前,儒家传统道德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冲击。近代以来,长期的革命和战争也使得道德的确立成为不可能,因为革命和战争就是要推翻旧秩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人们才觉得确立新道德的需要。不过,当时中国的做法,是以意识形态替代了道德,依靠宗教化了的世俗意识形态,对干部官员和普通老百姓的行为构成制约。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未能确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除了宗教改革的作用,政治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随着世俗化的深入,政治在道德重建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政治的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法治建设,第二是自律社会的形成。今天,人们可以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体会到,当时西方社会把法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何种地步。从前是宗教扬善抑恶,现在法律取代了宗教的位置。而法律是通过政治过程形成的,用来调节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并不仅仅是那些写在纸上的条规,而是一种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深入人心的“精神”。如果法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那么自下而上的自律社会的形成,对道德的形成和成长同样重要。西方社会一直强调社会力量,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即“市民社会”)到现代的非政府组织,都是社会力量的载体。在西方,一直是社会力量在推动政治和政府的道德化,而不是相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主义,或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制度,是保护社会的制度保障。而这些制度的确立,都是通过政治过程达成的。这些社会制度的意义在于,社会成员只有在获取了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道德概念才会得到强化,即所谓的“衣食足而知荣辱”。西方近现代道德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应当有比照意义。中国尽管也一直在强调法制和法治,但法制和法治的现状很难使人相信其有助于道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法制不但没有“扬善抑恶”,有时却是在实际生活中起到了“扬恶抑善”的作用。“扶起摔倒的老人受到法律惩罚”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很长时间里,立法的主导原则就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劳动生产力,而社会正义和公平则被忽视。而当法律成为权力或者物质利益的工具时,谁来保证“善”的行为?又有谁来惩罚“恶”的行为呢?社会空间的缺失也使得道德无处生存。在数千年的儒家文明里,王权尽管在理论上专制,但往往是“统而不治”。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社会底层,乡规民约调节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各个行业也有自己的行为规则。在当今社会,这样的传统道德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既然社会道德难以形成,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就表现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或者权力行为。道德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内核,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都是这个道德内核的外延。中国现在面临传统道德解体而新道德建立不起来的危机,这也是中国文明的危机。如果商业文明不可避免,那么就要重建一个能够容纳商业文明,又能遏制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的新道德体系。世界历史表明,道德的重建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如果新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文明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