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乘巨鼠缰绳没了: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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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2010-01-31 10:40:53)转载 标签: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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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南巡两度召见石涛
清代初期的书画家中,清湘、八大山人、残(石溪)和弘仁(渐江)四位方外高人,可说各具风格及特色,素为后世文人雅士所称颂。清湘,即石涛、道济,别号苦瓜和尚、大涤子、零丁老人等。石涛的水墨画离奇苍古,亦细秀妥贴,随意自如,千变万化。其截取法构图别致,独出机杼;可说刚正婉媚互为表里,气势磅礴间显苍茫孤寂,凝重清空中见散放。
其实,石涛的书法亦甚有个性,自创一格。例如附图就是他在一枝阁中,意到笔随所写册页诗句:“新梢且莫上危墙,正要烧来带茗尝;记得新安山寺里,饱余当竹坐焚香。”
石涛的书法也有很多不同面目。其小行楷用笔瘦秀;其行楷书更奇趣横生;行书融合隶书味道。清代郑板桥独特的“六分半书”,可说悟自石涛的行隶,但气韵和气魄皆各自精采。
石涛字画用墨最佳,笔次之。“扬州八怪”之一李,对石涛书画皆赞不绝口,指其“笔与墨作合生动,妙点用水”,其用笔古拙细秀,境界虚实相生,脱尽窠臼。
事实上,石涛一些诗草,像他的竹画般,殊得萧散之趣,高逸超妙。后仿其诗书画者甚众,均刻意死板,缺乏个性,难以神似。
康熙17年夏,石涛应钟山西天道院之邀,到达南京,是年37岁。
石涛作画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或平远、深远、高远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石涛还讲求气势。他笔情恣肆,淋漓洒脱,不拘小处瑕疵,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惠泉夜泛图》、《山水清音图》、《细雨虬松图》、《梅竹图》、《墨荷图》、《竹菊石图》等传世。著《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他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涛对后世影响极大,作品历来为藏家所钟爱,历代石涛赝品也经久不绝,但大多技艺低劣,属“皮匠刀”的笔法,很容易辨真伪。但现代画家张大千曾精研石涛,仿其笔法,几能乱真,他有不少仿画流传于世,极难分辨。张大千笔力不如石涛厚重,线条也较光滑,这是不同之处。
另外,同一时期还有一些人的创作与"四王"的艺术追求截然不同。在艺术上主张重视生活感受,强调抒发情感,创造出豪放、磊落、独具风采的画风,对振兴当时画坛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就是有很高艺术水平的四位僧侣画家,朱耷、石涛、弘仁、髡残。他们都是明朝(公元1368--公元1644年)后代,在政治上对清代统治者是不合作的态度,反对清王朝贵族的作风。他们利用传统艺术形式,面向自然、面对人生,表达真情感受。他们也重视笔墨情趣,并寻找自己的绘画空间,抚慰曾经遭受过折磨的心灵。石涛的山水画独具风格,景色构图大胆新颖,笔墨运用多变,是清代早期最富有创造性的画家。朱耷以画花鸟画出名,继承陈淳、徐渭的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法。作品往往借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发厌恶世俗生活和国亡家破的痛苦内心。他的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很大。石 的山水学习黄公望、王蒙风格自有变化,以真实景色为对象,描绘山水,具有雄伟壮阔,苍茫浑厚的气势。
延伸阅读
石涛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尤以山水画及其论著《画语录》名重天下,把他看成清代以来300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重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表现生活深度独具
敢于越过传统的历史氛围,高标独树是石涛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他同时称为清初四高僧中的朱耷,髡残、弘仁以及龚贤、梅清诸人均各有建树,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方面石涛似比之更胜一筹。在当时,行家就对他的作为赞许称道,如王原祁就把他誉为“大江以南第一”。
石涛是明朝宗室,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但由于国亡家破,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从此登山临水,云游四方,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足迹达半个中国。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身世不定的感念,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山高海深,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但在石涛看来,“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坐禅入定,超凡脱俗,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