骏网一卡通充值中心:逃亡 行健

● 柯思仁

　　星期四晚上，接到吴启基的电话，告诉我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高行健，我对着听筒大叫了大概有一分钟。放下电话后，我马上拨电到巴黎给高行健，可是，一整个晚上都无法接通。我想，全世界的媒体和他的朋友们，都正在想办法与他取得联系。

　　高行健的得奖，是中国人与海外华人百年来“诺贝尔梦”的一个特别的圆梦方式。

　　全世界的华人，很多都在为他庆贺；但是，他是中国作家吗？他得奖时的身分，早已经是法国公民。

　　1998年的春天，当我第一次见到高行健，是在他的巴黎东郊巴诺莱区(Bagnolet)的公寓。他说：“我连梦里都没有中国了－－有的话，都是恶梦。”

　　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高行健在中国大陆的遭遇，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命运。

　　1940年在中国江西出生的高行健，6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下放农村6年，在干校里挨过整。文革前，他已经完成了10个剧本、大半部长篇小说、大量的诗作、多本笔记（记载着他阅读文学哲学著作的心得）。可是，文革一开始，他毅然将这些文稿付之一炬，也就烧掉了作家最早的创作历程的痕迹。

　　高行健在中国大陆时受到的压迫，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终止。

　　文革后，高行健辗转在外文局当翻译，在作家协会任职，最后被派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驻院编剧。1982年，《绝对信号》在一个由会议厅改建的空间演出，是中国第一个小剧场。1983年，《车站》只在内部演出了13场就被禁演。《车站》被称为中国第一次出现的荒谬剧场，而且被指为法国剧作家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的名剧《等待果陀》的翻版。在刚掀起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的狂潮下，高行健又被诊断患了肺癌，连夜抱病逃离北京，到长江中上游流亡了近半年。

　　当政治风潮稍减，高行健回到北京准备《野人》的演出。这是一次东方与西方文化在剧场呈现的大结合，在“文化热”反思传统高潮的1985年，中国的评论界对这个新的实验充满兴趣。不过，第二年，高行健在《彼岸》排练时，就已经接到禁令。

　　结束了对中国的乡愁

　　任何讨论中国80年代戏剧发展的著作，都不能省略高行健的这三个作品。不过，1987年以后的高行健，大概都与中国无关了。

　　1999年，当我在北京进行访问时，中国的戏剧学者表示，“中国90年代的戏剧系学生，已经不知道谁是高行健了。”也有学者表示，“高行健的最高成就是《野人》，以后就不如了。”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无法得知高行健离开中国后的发展，看不到他后来的创作；即使看了，恐怕也不了解他的作品的精神内涵。

　　离开北京后的高行健，曾经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后，为美国的一家剧院写了《逃亡》。此剧写的是三个逃离示威现场的人物，自我塑造英雄的狂傲，与离开公众注视时表露的人性弱点。剧院认为剧中应该有一个英雄人物，要求高行健修改剧本。高行健说：“在中国时，共产党都不能让我改本子，更别说是一家美国剧院！”

　　《逃亡》所表现的人性，是超越特定语境，具有普世意义的。天安门事件，只不过是一个载体，重要的是表现了人性中永恒存在的懦弱特质。此剧完成后，被中国当局大批为反动，从此严禁他的戏在中国上演。另一方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中，也有许多对高行健不满，认为他在丑化民运斗士。

　　天安门事件发生时，高行健正在埋头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灵山》。这是一部具有浓厚自传性的小说，也表现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生命的深刻思考。在那个18层高的以白色为主的公寓里，烟不离手的高行健对我说：“我想我要赶快结束了，对中国的债啊，乡愁啊，我要彻底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把这个东西永远结束掉。”说的时候，他的语气非常平静，一点激动都没有。

　　中国文化已经内化

　　高行健在1987年先到德国，第二年抵达法国。从此，他就以巴黎为家。1989年，他以政治难民的身分，得以长期在法国居留。1992年，法国政府颁给他“国家文艺骑士勋章”。1998年，他成为法国公民。

　　90年代以来的高行健，同时以中文与法文创作。作品如《生死界》、《夜游神》、《对话与反诘》、《周末四重奏》等，内容是人的生存本质的探讨，具有欧洲的荒谬剧场与存在主义思想的色彩。可是，高行健长期对于老庄、禅宗的兴趣与研究，使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具有强烈中国色彩的哲思。

　　高行健离开中国后创作的所有剧本，以及两部长篇小说《灵山》与《一个人的圣经》，全都在台北出版。当中国人逐渐忘记他的时候，台湾却有不少珍惜他的才华、赏识他的作品的人。

　　虽然高行健说要了结与中国的联系，可是，他同时也表示，中国早已深植他的内心。夏志清早在60年代说，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很多都表现了强烈的“感时忧国”的情怀。在我看来，8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何尝不是？

　　高行健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正是在这里。对他来说，中国文化已经内化了，因此不必大张旗鼓地宣扬那是“中国的”。他没有否认各个源流的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就如他清楚否认他是荒谬剧场的继承人——这是一致的兼收并蓄，又自成一家的精神。

　　谁都不能局限他，然而，谁也都可以骄傲地说，高行健的艺术血缘里，有他们的一小部分。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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