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心宜摘百度云:骆家辉妻李蒙的外婆是蓝妮

百里滇山，十里坝子，三里古城。三箭之地一寺，五箭之隔一庙，七里之遥一桥，八里之远一塔……这些寺寺塔塔有如章章节节歌歌曲曲，记述和颂扬着建水悠久的历程。她在世时，多次向人们提及自己的祖藉在云南建水，虽未去过，她依然记得祖父记忆中的普洱茶、家乡的青山绿水和动听的滇南乡音。这个人就是云南建水名门蓝和光的孙女蓝妮。
她美丽而倔强、自强而独立，她曾休掉了自己出身官宦名门的丈夫；因为美丽和独立，1935年到1948年的13年间，这位女子，曾与孙中山之子，时任民国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有一段婚恋，还是因为倔强和自强的性格，她最终与孙科咫尺天涯。认识蓝妮，最先是从云南作家李洪涛长篇小说《国父家的苗王公主》开始。他在小说中最先提到了孙中山，之后告诉了大家云南建水有个苗族举人蓝和光，他的孙女叫蓝妮，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的二夫人。

作家李洪涛最初认识蓝妮，是在20多年前的一本传记文学丛刊上，那时的作家对蓝妮贬斥颇多，把她说成是个坏女人，正史资料对于她的记载很少，而家乡人几乎把这位民国奇女子彻底遗忘了。这也是促使李洪涛写作《国父家的苗王公主》这部小说的初衷。
通过进一步的挖掘和寻找，李洪涛发现，蓝妮的人生经历很不平凡。其中，蓝妮的“休夫”，“就是苗族女子的性格，也是那个激流勇进的时代特点，她义无反顾，在当时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容易！”
“苗王公主”
出身举人家亲和力让她得名“蓝妮”
建水古城，当地人熟知的大考棚。在一面白墙上，“学政考棚”四个字非常醒目，墙的另一面，刻有大大的一个红色的“榜”字。旁边是自明代以来至清末获取功名人士的名单集录。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中，一个蓝和光的名字，清光绪11年(1885年)，他高中举人。
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建水这片偏僻的土地也不沉默。蓝和光和建水五位举人联名签字，参加了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建水县史志办的工作人员说：“这段历史，在当年的建水小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而对于蓝妮，史志办原主任张绍源说，他是在几年前偶然看到了作家李永铭所著的《民国四大名门奇女》一书之后，才开始查阅资料，“因为时间久远，找不到更详尽的资料，但她是建水人无疑”。蓝妮在建水县尚未最后出版的县志中被列入“建水名人”一栏。
“公车上书”后，蓝和光离开家乡，历任安徽潜山、颖上等知县。《建水县志》记述他“事亲孝，慷慨多义举”，但对蓝和光在建水县的具体居住地及族别并无记载。蓝家的后人是否有人尚在建水？建水故居又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
蓝妮自己的解释是：建水是祖父中举的地方，根据祖父生前所说“祖上五代为官”，蓝妮认定建水就是故乡。滇南部分苗族曾把明朝南征云南的将军蓝玉当做自己的先祖。
《建水县志》载，蓝妮的父亲蓝世勋早年曾参加同盟会，是个革命党人。追随黄兴等从事反清活动，和北洋军阀孙传芳换过帖，显赫一时。蓝妮的叔叔蓝建勋则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担任龙云的副官。
　　但蓝和光面对官场的腐败，一度弃官经商。1900年，蓝家迁到了澳门，蓝和光创办实业。1912年7月2日，蓝世勋的夫人为蓝家添了一位千金，取名巽宜。等到上学时，小巽宜有了学名蓝业珍。由于聪明可爱，大家都叫她苗王公主。
《民国四大名门奇女》中这样描述蓝妮这一称呼的由来：蓝巽宜嘴巴甜，亲和力强。同学间有矛盾，她只要一掺和，大家就都喜笑颜开了。有同学开玩笑说，业珍就是一把烂泥，把大家都糊到了一起。于是，好事的同学开始叫她“烂泥”。她一点也不生气，后来干脆将“烂泥”念成其谐音“蓝妮”，作为她的名字。她自己的真名倒被人们忘了。
不久，蓝家又南迁广州，旋即再赴上海。
父亲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出洋留学，祖父蓝和光一直把蓝妮带在自己身边。辛亥革命后，他出任香山县知事，香山县是开国总统孙中山的故乡，蓝和光当然没有想到，自己的孙女之后和国父孙中山的儿子结下了一段姻缘。
　　无忧无虑的小蓝妮随着家人的搬迁而逐渐长大。她的父亲蓝世勋出洋留学回国后官至江苏省税务局局长，经常在家里讲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思想，讲自己在海外的奇趣见闻，给幼小的蓝妮留下深刻印象。
“休夫女子”
不堪丈夫游手好闲 她要做独立的女人
1913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国家动荡，蓝家也一样在迁徙中与家人渐渐离散。1929年的上海滩是一个歌舞升平、霓虹闪烁的地方。18岁的蓝妮已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女子。这一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的智仁勇女子中学毕业。蓝和光因思乡心切，带着二儿子由上海回到了家乡云南建水，在建水兴教办学。他的兄弟蓝友光次年与校长丁国梁一起创办了建水县立中学(今建水一中)并担任校长。蓝有光致力于教育事业，后积劳成疾，1922年去世。蓝妮的祖父蓝和光则终老故里。一直怀有理想的蓝妮则在祖父离开后，准备投考大学。然而，命运偏偏乖戾。父亲蓝世勋与好友遭歹徒袭击，好友中弹毙命，蓝世勋疯了，国民政府把他辞退了，母亲靠变卖过去的首饰旧物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蓝妮的命运由此转变。为生活所迫，1929年，蓝妮嫁给了后任南京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的李调生之子李定国。建水县史志办原主任张绍碧曾就蓝妮的一生进行过史实性的研究，他描述，蓝妮的丈夫李定国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外表俊美，喜好京剧，论年纪，他比蓝妮大两岁，两人看上去也很般配。然而，婚后，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和谐。李府规矩极多，蓝妮生性倔强、生活自由自在惯了，再加上李家常常认为，他们出钱资助了蓝家，蓝家理应对李家感恩戴德，有时甚至连家中的下人也不把蓝妮当少奶奶看。蓝妮只能忍气吞声，希望能与丈夫厮守，熬到出头的那天。按理在那个年代，蓝妮的生活本应该依靠丈夫，但李定国每天除了“吊噪子”外，就呆在家中，靠当官的父亲养活。见过世面又饱读诗书的蓝妮，想与丈夫谈点什么却缺乏共同语言。至23岁，蓝妮为李定国生下了三个孩子。1933年10月31日，公公李调生辞去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职务，而丈夫李定国仍终日无所事事，蓝妮苦劝无果，生性倔强的她决定与丈夫离婚，独立生活。一次，蓝妮偶遇朋友虞韵清，由此认识了虞韵清的丈夫、名动上海的大律师吴凯声。蓝妮借此请吴凯声帮忙休夫。
“你要休掉自己的丈夫吗？”吴凯声很诧异。
“是的。” 蓝妮回答很坚决。
“可是我没有打过女人休夫的官司。”吴凯声想劝她放弃这个决定。
“大不了我什么都不要，两手空空。”蓝妮仍很坚决。
因为有上海滩大律师吴凯声出面，蓝妮最终与李定国离婚 ，但她付出的代价是离开自己的三个孩子。据说，作为那个时代的休夫女，且夫家又是显赫一时的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蓝妮成为新闻焦点。她所承受的舆论压力，也是空前的。
“孙科二夫人”
她的魅力让立法院院长“知法犯法”
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身居显要，年过不惑。他已有妻室，原配夫人陈淑英育有四子女，在老家香山居住。作为高官显要，孙科也常出没于上海社会名流之间。
1934年，蓝妮休夫成名。但她离开李家时，一名不文，身上只剩100元钱。那年她23岁。对于孑然一身的蓝妮来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找一份工作。然而，要在上海滩上找一份像样的工作谈何容易？
人脉，对，就是人脉。
蓝妮最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了上流社会，谁也不知道。李洪涛说，据传蓝妮最先认识了中国茶叶大王唐季珊，他同时也是影星阮玲玉的丈夫，而蓝妮的家乡是普洱茶的故乡，对于茶叶大王来说，聊茶叶自然是最投机的话题，蓝妮当时也许是投其所好认识了他。而律师吴凯声将她引荐给上流社会也有可能。
当然，李洪涛认为，更重要的是，蓝妮的苗族性格、美貌和聪慧帮了自己。她此后认识了唐季珊、徐茂昌、沈长庚以及青帮大亨杜月笙等一大批巨富商贾和名流显要。
《民国四大名门奇女》一书中，当年许多小报这样形容蓝妮：“您想知道古代的貂蝉和赵飞燕长得什么样子吗？去看一看蓝妮小姐就知道了，她就是这些古典美女的现代标本！”蓝妮突然一夜之间走红上海滩，成了交际名媛。
命运又衔来一枚橄榄枝。1935年，蓝妮在一个晚宴上认识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蓝妮的美貌，当时在上海滩是有名的，而孙科风度学识积于一身，加上他又是国父孙中山的儿子，也令蓝妮崇敬不已。
两人偶然邂逅，彼此竟生出相见恨晚之慨。之后，孙科来上海参加一些聚会，常请蓝妮赴会。一来二往，两人逐渐无话不谈。
不久，蓝妮跟随孙科去了南京，成为立法院院长的机要秘书。许多在孙科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记得，这位机要秘书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她还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颇深。
作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始终坚持一夫一妻制，但对蓝妮爱慕已久，1936年6月，孙科还是决定不顾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娶蓝妮为二夫人。消息既出，社会舆论哗然。称其“不爱江山爱美人”。
两人的婚礼以四桌便宴代替。孙科席间告诉朋友：“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
一顿便宴是否能确立蓝妮在孙氏家庭中的地位？1999年《电视电影文学》一书中，作者沈飞德所写的一篇《洋场女名流蓝妮》曾写下了这样一件事：几十年后，蓝妮向新闻界公开了一张字据，人们才知道，蓝妮婚后已是孙家人。1991年，广州的一份杂志在写蓝妮时称其为“如夫人”，蓝妮在看了这个报道后，立即与时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的沈北宗先生说：“他们称呼错了，我是他堂堂正正的二夫人，我有证据。”
蓝妮当时就向沈北宗先生出示了一张保存了半个世纪的孙科留给她的字据，上写：“我只有原配夫人陈氏和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二太太蓝巽宜收执。”时间是1946年。
商业精英
沦陷之城独自谋生身家数百万美元
蓝妮与孙科生活三年后，1937年8月，蓝妮在上海生下女儿孙穗芬。是时，抗战爆发，孩子出生时，孙科正忙于抗战，淞沪抗战后，孙科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不久上海沦陷，孙穗芬因此在八岁以前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见不到孙科，蓝妮将女儿交给父母照管，自己经香港前往武汉寻找孙科，并从事抗日活动——这可能是蓝妮一生中最精彩和最值得骄傲的事。
蓝妮在抗战初期的这段生活非常传奇但却鲜为人知，滞留香港期间，蓝妮亲历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成立(即宋庆龄基金会的前身)，并协助宋庆龄、爱泼斯坦等做了很多抗日工作。抗战初期，蓝妮在各种社交场所也表现得非常引人瞩目。为了动员募捐，有时蓝妮还亲自上台表演。
　　1938年，孙科带着蓝妮在战火硝烟中由香港至武汉而后到达陪都重庆。蓝妮在抗战工作和社交场合结识了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罗隆基、史良等人士，特别是邓颖超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亲切和蔼的老大姐形象，深深影响着蓝妮。这段与邓颖超的友情，让她在多年以后再次回到了祖国。
1940年，孙科夫人陈淑英到了重庆。因为思女心切，蓝妮告别孙科，独自一人回到上海。为解决生活的困窘，蓝妮凭着自己的人脉，先与人合伙承包工程，接着又转向地产，在看中了法租界白赛仲路(今复兴西路)的一块地皮后，蓝妮亲自督建，房子建好后，她取了一个十分优雅的名字：玫瑰别墅。按当时地产行情，玫瑰别墅市值达35万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科回到上海，一家三口住进玫瑰别墅，过了一段短暂平静的日子。蓝妮则继续房地产投资，除玫瑰别墅外，还有多处房地产，仅虹桥路就有50亩地，已值数百万美元。
恩断情绝
“选举疑案”让她毅然与孙科分手
1948年，国民党当局宣布该年为“行宪年”，蒋介石想保住总统地位，同时又要装潢“民主”门面，还要选出一个副总统，孙科被迫加入了副总统的角逐。
为帮孙科竞选副总统，蓝妮利用其超凡的外交才能，积极为孙拉选票。蓝妮的故乡在云南，她出面极力拉拢滇系，面见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以及裴存藩等人。并以陈淑英的名义在南京龙门酒楼宴请全体少数民族国大代表，然而，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轰动政坛的“蓝妮事件”。孙科的竞选劲敌炮制了一个“蓝妮颜料案”，致使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
1948年4月23日，国民会议举行全体大会，正式投票进行副总统选举。这时一份当天的《救国日报》引起了在座代表的窃窃私语。原来，《救国日报》里的内容与孙科、蓝妮有关。
据作者沈德飞在《洋场女名流蓝妮》的介绍，程思远先生在《政坛回忆》一书中对此事件进行了描述：“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 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染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兰友又写信给中央信托局，让看在孙院长的面子上将颜料发还蓝妮。不知怎样，而今发表出来，轰动了会场。”
据后来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杨寔所写的《蓝妮颜料案纪实》，抗战胜利后，军统头子戴笠将蓝妮逮捕(事实上，孙科夫妇到达重庆后，住在嘉陵江边北支浮路附近的一幢圆柱形建筑内，并没有潜往上海、南京)，并查抄了一批蓝妮的颜料货栈单，约合黄金数十条。
“‘蓝妮颜料案’轰动一时，舆论可畏，蓝妮也只好不了了之。于是这批价值黄金几十条的颜料‘也算报效了党国’，便宜了原查缉组的人员了。”杨寔回忆。
面对政敌的诋毁，孙科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不光彩的小动作，为此，蓝妮从此与孙科分手。
“我觉得这也是苗族性格在蓝妮身上的体现，与孙科结合需要勇气，与孙科分手更需要勇气，而蓝妮就是这样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子。”李洪涛说。
落叶归根
优雅老妇人在玫瑰别墅的最后时光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蓝妮携女去了香港。为了不坐吃山空，她以弟弟蓝业广的名义，在雪厂街开办了一家大隆金号，但“生意冷清，无人光顾”。
1962年蓝妮随女儿移居美国。孙科也于1952年移居美国。他曾对蓝妮念念不忘，托人带话希望能复归于好，但是生性倔强的蓝妮不为所动。直到孙科于1973年在台北病逝，她嘱其女儿孙穗芬赴台为父亲奔丧。
李洪涛说，经查阅相关资料，对于蓝妮当年忍痛离别的两儿一女，之后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已经成了历史之谜。但有一个版本，在上海沦陷时，蓝妮通过孙科的关系将前夫李定国和三个儿女带到了重庆，之后的岁月中，她的三个儿女先后去了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美国等地。蓝妮的三个儿女此后也都称孙科为父亲。而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之妻李蒙是蓝妮之子李振亚之女，蓝妮是其祖母。
1990年，上海复兴路的玫瑰别墅住进了一位老人，她头发梳得很光，皮肤很白，唇上涂抹着淡淡的口红，极斯文极有教养。她常告诉邻居：“这房子是我亲手盖的。”
1996年9月28日，蓝妮在玫瑰别墅里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站。享年85岁。蓝妮，在大洋彼岸生活了近20年后，最终落叶归根。 本报记者 邓建华文/图
(本文写作部分参见1999年《电视电影文学》沈飞德《洋场女名流蓝妮》，李洪涛所著小说《国父亲家的苗王公主》内史料，《民国名门四女》一书内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