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马店 不正规足浴:沈敏特/ 一个需要共同维护的理念

    ——社会进步的成本思考

     珍惜生命:社会进步的成本观

　　我不是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土地，你能不拿起武器，进行一场反侵略的战争吗!当德国法西斯的坦克己到达莫斯科城下，当时的苏联人民能不进行莫斯科保卫战吗!但我看到一个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战争的结果有胜有败，而对广大的百姓而言，首先面对的第一个结果只能是：或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或终身残疾。尤其是现代战争，将领大体无须“身先士卒”，于是战争中，兵士在前线，将领在地图前，兵士带武器投入战争，将领用通讯指挥战争。兵士与将领的阵亡比，常是百与一、千与一、万与一，以至于几十万与一之比。至于首脑，安全系数基本上是百分之百。一场战争敌方的伤亡人数多于我方，这对于我方来说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好消息;但对阵亡者的母亲而言，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对儿媳而言，她只有这么一个丈夫;她们是按百分之百的比例来承受损伤的。庆祝胜利的欢呼声，能吹干她们的眼泪吗，能消解她们心头的伤痛吗!是的，无论胜败，她们的收获必是终身的痛苦。

　　战争与一切暴力，对人类而言，是怪兽，是魔鬼，是人类共同的大敌。人类进步至今的一大悖论是，社会进步与战争、暴力的杀伤力的增大同步。进入20世纪，爆发了两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伤亡人数也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战争。而应当为人类造福的高科技同时转化为空前杀伤力的现代武器。一颗原子弹的落下，死亡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战役。古代“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描述，已远不足以形容现代战争的恶果和惨状。而到了21世纪，更出现了以人体炸弹为武器，不惜以平头百姓和老人妇孺的生命换取“政治效果”的恐怖主义，拉登成了人类进一步怪兽化、恶魔化的象征。

　　因此，一个现代的政治首脑、军事将领必须是珍爱个体生命，以争取和平为第一目标的人道主义者;万不能轻言“牺牲生命”、“不惜代价”，更不能把人抽象为数字，一拍脑袋，抹去几亿，而必须在心中装满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一个个温馨的家庭，一个个天真的儿童，一个个壮实的青壮，一个个美丽的妇女，一个个慈祥的老人。对于任何矛盾、冲突，第一个念头绝不应该是暴力解决、战争解决;要千方百计地寻找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在已经发生的暴力和战争的冲突中，绝不能扮演首先动武、首先开火的角色。以人为本的第一要义是,以个体生命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成本;没有高于人的成本。

　　两种成本观的历史演绎

　　这不是抽象的爱,而是以人类现实的经济、文化为基础的精神现象，它不仅是人类的需要，并具有实现这需要的可能。人类几乎化费了近一个世纪的代价，包括时间、生命、物资和文化、道德的代价，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可能重新思考的这个问题：人类社会进步的成本问题;具体而言，是不是必须通过暴力、战争，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才能换来社会的进步?和平发展能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的进步方式?关于这个问题，此起彼复，争论一百多年，最后是实践作出了回答，尽管还有人睁眼说瞎话，死不认账。

　　这场争论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晚年。1895年，恩格斯以科学家的严谨，和对人类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坦然修正了3 7年前，即1848年马克思和他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明确地用“错了”的字样来给予判定，指出了社会进步、社会主义道路的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显然，恩格斯经历了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初期的历史过程，在金融业、股份制、宪政和议会等经济、政治的元素中，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功能;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了重大修正,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千方百计寻求和平发展的人文情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典范。

　　这之后，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及代表人物伯恩斯坦奉行恩格斯和平发展可能性的观点,与列宁、与之后列宁所代表的第三国际，发生激烈的冲突。伯恩斯坦被冠以“修正主义者”的恶名，而实际上，修正始于恩格斯。“修正主义” 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一直延续到中苏论战，延续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文革之后，只有极少数的“革命派”还在批判“修正主义”，在国际、中国国内已属“尾声”。因为，文革之后，中国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一个个平反了，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国家随着苏联的崩塌，已不复存在。

　　伯恩斯坦之后，十月革命前后，围绕着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争论在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间展开。对列宁的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观，普列汉诺夫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十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被封存，直到苏联崩塌之后，才重见天日。而谁是谁非，由7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已了了分明。普列汉诺夫的预见性，是不能不令人敬佩的。

　　斯大林去世后，随着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的爆光，在此背景下,苏联人不能不对他们走过的道路给予反思和重新探索。赫鲁晓夫此时提出了被中国共产党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纲领”——“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即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也许是巧合，1962年，中国正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中，当时的中共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在征得部党委伍修权等同志的同意后，联名向负责外交的周恩来、陈毅提交了一份关于调整外交政策的建议书。具体内容是：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采取缓和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不要笼统的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接尖锐下去，应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同时还提出了在困难的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个建议不久之后，就被捆在赫鲁晓夫的“三和”一起，称之为“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今天，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塌，到中国文革造成的民族浩劫，再到东南亚共产党，特别是布尔波特的失败，应该说，让我们看清了从列宁开始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

　　列宁学说的基石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存亡的估计。他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腐朽的、垂死的程度，它到达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而事实却是，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显示了巨大的自我调节的能量。十月革命之后的十来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罗斯福新政却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更新的繁荣，把世界从工业时代推向了信息时代。最近，从华尔街开始的金融风暴，再一次给资本主义以重创。但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被称为“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再一次显示出资本主义世界自我调节的勃勃生机。人类毕竟在认识上有了巨大的进步，整个金融风暴中，没有响起又到了“革命前夜”的喧嚣;相反，各国世界政治研究专家，依然确认美国的整体国力优势，包括它的人才优势、军事优势、科技创新优势、社会管理优势，特别是左右人类生活方式的开发新能源的领先优势。正象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现在摆在我国历史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在祖国的一年》279页)。而预言“革命前夜”的列宁所创造的苏联却率先于资本主义国家崩塌了。

　　列宁学说的又一基石是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即不发达国家，依靠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看来,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世界历史看，只有两种战争具有进步意义。一种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如反对德、日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一种是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战争，如美国的南北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替代了奴隶制。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两种战争的进步的一方，都不是战争的发动者，都是以应战的角色进入战争的。因为真正的社会进步绝不是“打”出来的，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在北方先有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条件不是靠南北战争创造的。中国历史上武装夺权，不乏其例，改朝换代几乎都要流血，但中国的改朝换代是换皇帝，不换经济、政治制度，达不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效果。这样的改朝换代,恰恰显示了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超稳定性。在十月革命前夕，普列汉诺夫明确预言，这种用武装夺权换来的专政，将不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是几个人的专政。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几个人的专政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人的专政，是明当当的独裁。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塌，就是对于这种没有经济、政治的进步制度为依托的暴力革命的重新评价。

　　不久之前,为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凤凰网邀请了四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台湾的许倬云、张朋园，大陆的章开沅、袁伟时，各自表答对辛亥革命的新论。尽管他们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但在有一点上达到了接近于同的地步：这就是重新评价了辛亥革命前的君主立宪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对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者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并肯定君主立宪在当时是一个正确的路径选择，袁伟时特别论述了它的“低成本”意义。我完全同意几位前辈的见解;在《凤凰周刊》2010年第6期发表的拙作《需要重读的几个政治名词》中，我指出：戊戌政变的失败，不是改良主义的失败，而是当事者把需要耐心与韧性的改良运动转化为急于求成的军事政变，而放弃了改良运动的失败。

　　中国改革的成本考量

　　纵观历史之后，我们回到中国的现实。我们首先要考察的问题是：中国近30年的进步靠的是什么?在此基础上的继续进步应该靠什么?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成本问题的考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的这句话没错。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权都是靠“枪杆子”的。但枪杆子出不了社会进步。战争的胜利仅仅是给社会进步创造了一个前提;它不仅不等于社会进步，还依然蕴涵着社会倒退的可能与危机。战争的特殊性，使军事领袖最容易把战争的成果转化为个人的专权，而不一定转化为经济建设、民主建设和社会建设。于是，上一个战争的胜利，很可能是下一个战争的温床。要知道，所谓社会进步，就是人类的一步步的文明建设，这绝不是“打”得出来的。前30年，我们想以“枪杆子”为后盾的阶级斗争，去推动社会进步，于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直到文革，大家终于看清楚了，成本是几千万人的死亡，上亿家庭的冤假错案，换来的是接近崩溃的经济，类似于沙漠的文化，确切地说，是社会的全面倒退;党的决议将其定性为“浩劫”，真是太准确了!

　　文革结束，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华民族又获得了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们选择了改革，选择了以稳定、和谐为前提的改革。尽管磕磕碰碰、曲曲折折，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较之于前30年，中国进步了，大大的进步了。在微观系统,我们还有高成本的局部,如高行政开支、高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高人力消耗，等等。但从宏观系统看，“阶级斗争”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才浪费，等等，这些成本中最重要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使生产力的潜力得到了空前的开掘，这就是相对成本最大的节约。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就证明，一个稳定、和谐,让老百姓生存与安全的社会环境,是降低社会进步成本的关键。

　　但30年的改革，纵向比较(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进步很大;横向比较(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缩小而依然严重存在;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中国尚未进入前100名。同时，进步也带来的新的不平衡，如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有失均衡，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带来了结构性的腐败，正冲击着稳定与和谐。中国的改革又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寻找低成本的继续进步，又考验着全社会、各阶层理性的选择能力。这个低成本的继续进步的路径，就是在稳定与和谐的前提下，更深入的改革。

　　作为官民关系、劳资关系弱势一方的民与劳，在面对矛盾的时候，也有一个不能迷信暴力的选择问题。暴力损伤的是全社会的元气，概莫能外，是需要全社会的成员来埋单的，而平民的负担尤重。恐怖主义打着“圣战”的旗号，代表着贫苦的百姓，而他们造成的惨重后果，90%以上落在了普通百姓的头上。而正如一位波兰政治活动家所说，“革命(按：指暴力革命)导致革命者的专制”;并不能带来民主。很有意思的是，我很欣赏波兰瓦文萨，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一句名言：“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在波兰的改革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人是复杂的，他当了总统，在连任的选举中落败。原因正如媒体描述的那样：他当总统时，过分依赖军方和情报机构;治理国家的风格带有鲜明的专制色彩。这很令人深思!

　　当然，官与民，劳与资，矛盾的主要一方还是强势的官与资。在历史上，官逼民、富压贫，是造成不稳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譬如瓦文萨所说的“说理”与“谈判”，首先得有相应的平台，对等的条件。一定要看到，民与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上访呢?为的是寻找一个和平说理的地方。若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绝不会放弃和平说理的机会而选择“汽油瓶”的。因此，官与资一定要牢牢地守住一个“底线”：一是起码的温饱与安全，让民与劳活得下去;二是起码的自由和公平，让民与劳有个说话的权利和地方。为什么历史上的“盛世”，都是“轻徭薄赋”的时代?为什么康熙大帝临终要留下四个大字：永不加赋?为什么“盛世”常是比较从谏的时代?为什么大兴文字狱常常盛行在一个皇帝或朝代没落和衰败的时期?对于这些纯属常识性的、了了分明的经验，是万不可掉以轻心的。我们的前30年恰是在此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后30年做得如何，需要分析;而再一个30年，有无似锦前程，就看能不能在守住这个“底线”的基础上，更向前跨出几个大步。

　　显然，为了稳定与和谐，官与民，劳与资，双方都要有所让步和妥协。譬如，最近宣布实行副处级以上的公务员财产申报,这显然是官方对民众监督官员的要求和呼声的一个让步。这虽然离开官员财产公示的国际标准，尚有距离，但毕竟是一个进步，应予认可;这就是民众对官方的让步和妥协。在一个盘根错节的背景下，很多事情一步到位是困难的，民众要有适当的理解和忍耐，正如一位前辈所说，中国需要“碎步前进”。即使有朝一日，实行公务员的财产公示，也仍然需要伴以让步和妥协，譬如可否用适度的“既往不咎”换取“今后从严”的结果。当然,这样让步和妥协绝不是无条件、无前提的。条件和前提是：一、必须是为了改革和进步，绝不能导致倒退。二、官与资必须进一步自律，遏制过霸与过贪。官与民、劳与资，双方都要让步、妥协，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是资，没有主要方面的让步、妥协，一切无从谈起。三、维护稳定，稳中求进，这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但必须划清两种截然不同的维稳：一是从根本上维稳，那就是改善民生，兑现民权;也就是温饱加公平、公正。一是强化武力，以枪杆子来维稳，那将是愈维愈乱。说句实话，我们现有的武装力量对付几个“动乱分子”已绰绰有余，无须继续强化;要有钱的话，不如花在改善民生、兑现民权上;那才是维稳的正道。

　　那么，这种双方的让步、妥协，有无可能呢?在那种把阶级关系绝对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典里，是绝无可能的。但以辩证法来审视，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可以在对立中找到统一。这个统一的基础是：生存与安全。官无民，何以生存?资无劳，何以生存?民无安，官何得安?劳无安，资何得安?这就决定了双方可能让步和妥协;这就决定了稳定与和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让步与妥协的产物。让步与妥协是社会改革、社会进步必须的政治智慧;让步与妥协，是和谐社会必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一部保证了美国二百多年国内和平，不可能出现军事政变，并具有充足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机制的美国宪法，就是各方讨价还价、让步妥协的产物。

　　其次，即使是专制制度、独裁统治，其中的主要成员有死不回头的，也有择善而从的。尤其在专制统治危机十分严重，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当的今天，择善而从的可能无比增大。前有蒋经国的例证，他正是在国民党接近崩溃的时机，择善而从，使国民党起死回生，使执政地位失而复得。后有不丹国王的例证，他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毅然决然地主动放弃皇权专制，代之以立宪政体;并以幸福指数代替片面的GDP的追求，作为治理国家的目标。如今，这个小小国家提出的幸福指数，已成为世界很多大国或研究、或效仿的对象。是的，人性具有向善的元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实际的追求，具体的行动。人性决定了让步与妥协的可能性。

　　小结：共同维护是可能的

　　远观历史，近视现实，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两大阵营的竞争，而今面对毫无人性可言的恐怖主义，我确信，人类摒弃暴力、争取和平的渴望和理性，必然大大萌发和苏醒;我确信，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稳中求进、和谐向前的低成本运作，会成为愈来愈多的人们共同维护的理念。因此，尽管困难重重，多有积重难返的障碍，我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复兴，充满乐观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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